上篇 常人春口述
时 间：2006年11月26、27日
地 点：北京呼家楼西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
【定宜庄记】2006年初冬，我在吉祥满族网站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初次与常人春先生见面，我的朋友佟鸿举先生遂提出建议，说不妨采访采访他，并主动提出帮我联系且陪同前去。而我早就知道常先生是北京史的著名专家，号称民俗大师，也粗略读过他写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民俗行业》[1]等书，对找他并不太热心，原因是对这些名人一直心存警惕，觉得该说的他们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了，又还有多少东西可谈？但见小佟热心，不好推辞，心想无非去一趟搭上半天时间，有东西更好，没东西也无所谓，便决定走上一遭。
那天又阴又冷，早晨风很大。常先生与另一家合住在一个单元中。他当时73岁，没结过婚，当然也无子女，房间中虽然摆满各种奖状，仍给人很落寞的感觉。不大的房间内竟然被一个糊好了的烧活儿占满了，那烧活儿色彩夺目，做工精细，他说是想做个样子给人们看的，实际比例要缩小了很多。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感觉一是新鲜，一是觉得，他还真不嫌忌讳。
那天的谈话，收获比预期大得多。他很健谈，太健谈了，从上午讲到中午，中间我请他出去吃了一顿饭，回来后没做任何休息，接着谈，一直到下午3点半，我怕他太累，几次阻止，才答应明天再谈。据小佟说，199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到东岳庙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时就与常人春先生有过接触，也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与讲课，但常先生这次讲的那些，过去他还真没听过，原因是：从来也没有人这么问过。他说有些人急功近利，只问常先生那些他们马上就要用到的东西，问完恨不能抬脚就走，没闲心听他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他却讲起来就没完，招人烦，而且一讲就走板儿。我说我不是不想听民俗，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对这些民俗感兴趣？又是怎样知道了这么多民俗？这当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事。
我对他讲的他祖父一生的传奇不仅倍感兴趣，而且感叹唏嘘，故事本身已经一波三折，他又讲得特别活灵活现。下午则讲他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第一天只讲了一半，就是关于他家解放前的荣华富贵以及败落的经过。我还想听他讲他解放后的坎坷经历，虽然他不太愿意，但还是同意我第二天再来，再谈。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后来的经历，这个口述就不完整，也不动人。小佟当然同意，他说他已经跟我做了那么多人的口述，当然了解，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一路感慨。他说，听了这些人的经历，再体味曹雪芹为什么写《红楼梦》就觉得也只能写到80回，再往下没法写啦！他怎么写呢？这些大家族出来的人，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时候，是什么心境呢？
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继续采访常人春。对于他自己的故事，第一天他有些避而不谈的样子，第二天却讲得相当详细。解放以后他曾被判刑劳改，在黑龙江劳改农场度过了24年，那是他从20多岁到50岁人生最好的20多年。我没有想到他的一生竟然这样辛酸，辛酸得令我和小佟到后来都有些不忍，觉得我俩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对他未免残酷。他说这些经历他从来未与人讲过，我回家之后在网上查阅了有关他的几千条材料，发现的确是这样。人们只是向他讨教那些民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关心他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民俗，这些民俗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是职业使然？还是纯粹兴趣？或者是为追求名利？知道了他的经历以后，我终于明白，在黑龙江劳改的漫长寒冷的20多年中，回首当年恐怕是他唯一的精神慰藉了。他应该是靠对这些东西的回忆度过那段岁月的，所以在黑龙江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写第一本讲老北京的书。
常先生说，像他这种人可以叫作“人文物”或者“文物人”，现在人们重视的都是死文物，比如园林和古董，对“人文物”太不重视了。我对这个说法很赞同，所以就将“文物人”的经历，作为本书的主题。
——记于2006年
【定宜庄再记】我为常先生所做的口述，一直未能公开发表，时间却转眼就过去9年，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2015年3月27日，常人春先生因心力衰竭，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去世，终年81 岁。
翌日的《法制晚报》报道了这一消息，称他为“北京民俗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
常老的传奇人生虽然结束，但留下大量关于北京民俗的著作。后辈准备遵照常老遗愿，将这些著作、手稿捐献出来，留给后人研究。
因生活经历坎坷，常人春一生未曾婚育。2001年，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将常老接到家中照顾，两人朝夕相处，合著有《北京民俗史话》《旧都百行》。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朝阳区呼家楼附近的常老先生生前住所时，开门的是他的朋友高巍。
几本著作、两支蜡烛、两盘点心、一张遗照……常先生的卧室布置成了一个简易的灵堂，不时有关注老北京的民俗学者前来祭拜。
记得当年我去常先生家的时候，说过他是与另一家合住在一个单元里的，那是不是高巍先生呢？于是我将这篇搁置了近9年的口述整理出来，以作为我对常人春这位传奇的“文物人”的祭奠。
——补记于2015年
【网上对常人春的介绍】常人春，1933年10月生，北京人，满族，民俗作家，民间自由撰稿人。出版有《老北京的风俗》（荣获第二届中国北方文学奖一等奖）、《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荣获1993年度北京文教类优秀图书奖三等奖）、《老北京的穿戴》，另有大型文献著作《近世名人大出殡》，短篇文集《老北京风情记趣》等。现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北京民俗博物馆特约顾问。他的传略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第五卷》《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多种典籍。
在常人春家中（左：常人春，右：定宜庄，佟鸿举摄于访谈时）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您知道王锺翰先生吗？我是他的学生。说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我跟他读书，后来我一直做满族史。
常人春（以下简称“常”）：一直做什么？
定：满族史。
常：哦。
定：满族史研究当然不是局限在北京，但是我现在比较关注北京的东西。因为现在一提到满族，大家的注意力就都在东北，可是在清朝的时候，满族最多是集中在北京。我现在承担着一个我们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就是研究老北京人，特别是旗人这百年来的社会与生活。现在一说老北京，大家就知道“宣南文化”[2]，但我觉得实际旗人在内城的生活才是当时最重要的。
常：对。
定：可是我找不着人支持我这种想法［笑］，大家都认为“宣南文化”是北京的精华。我选这个题目来做，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不是只想听北京的风俗，而是更关心北京的人，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这个人的祖上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好比说您，您家里当年是什么情况，您后来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您怎么成为这样一位民俗学的大师，我想听听这个过程。当然我也愿意听您讲民俗，可是我今天来的重点不是这个，我想听您讲讲您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我为很多人做了口述，全是听这些人讲自己的经历，全是这么做的。我听他们讲这百年来的家庭变迁，讲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家族这百年来的生活，您听明白了吗？
常：我听明白了，是。
定：当然在这里面，旗人，就是满族人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我的想法。
一、我的家庭
1．家庭出身
定：今天咱们从头儿聊起好吗？
常：从头儿聊？
定：嗯，就是从您家里讲起。我最感兴趣的是您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啊？怎么别人就都不知道啊？所以您从您家里讲起好吗？
常：我先说一说我家里原来的出身。
定：对，对。你们家原来姓什么呀？老姓？
常：老姓啊？原来我们姓常来说，就是爱新觉罗。
定：是吗？
常：对。你看那个常瀛生，叫爱新觉罗·瀛生。你看那个首都图书馆的馆长叫常林，那是爱新觉罗·常林，没有这个“常”，大概就是那个“林”，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加上那个“常”，那是不对的，爱新觉罗一个点。[3]
定：那你们家也是爱新觉罗的？爱新觉罗下来是哪支儿的呀？不是宗室吗？
常：哦，这个……我还没有太注意研究这个东西。
定：您没查过？
常：我没有听我祖父讲过这个东西。
乾隆十五年（1750）北京八旗方位图
……
常：我就知道自己是哪一旗的。
定：哪个旗的？
常：哎，镶黄旗！我奶奶的娘家，是很有钱的户，镶黄蒙。后来民国以后改姓马，名字叫马秀琴，典型的旗人老太太。我祖父是镶黄满。
定：那时候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
常：我一生下来的时候，我所知道的就是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那时候大概属于镶黄旗，因为安定门和德胜门这一带……这是镶黄的地方。
定：两个黄旗在北边，两个红旗在西边，两个蓝旗在南边，两个白旗在东边。
常：在没生我之前，我祖父住在安定门鞑子府花园[4]。后来由鞑子府花园搬到旧鼓楼大街，本来买了清宫内务府黄致臣的一所大宅子。
定：黄致臣是人名吗？
常：就是“此致敬礼”的“致”，君臣的“臣”，黄颜色的“黄”。他是清宫内务府的一个管事的，不是总管事，是下面的小管事。买他的房子，就由鞑子府花园搬到旧鼓楼大街117号，这个117号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就生活在那里头。我的祖上在前清的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说，起码是一个中高级干部。那时候不有六部嘛，我的祖上是刑部侍郎。
定：那很高了。
常：哎！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部长。
定：是啊！副部级的［笑］。
常：到我祖父这辈上已经是前清末年了，所以我祖父在朝阳政法学院毕业以后，第一个职务就是京兆全区侦缉处的处长。[5]
常：我是1933年戌时癸酉（生的），所以我是属鸡的。因为癸酉嘛，“酉”是属鸡的。今年我实际年龄是73岁，虚岁是74岁。我生下之后，我祖父那时候就不在京兆全区侦缉处了，而是一个律师。替人家打官司告状，搞这玩意儿。他按他那行……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不太“悟账”[6]，就干什么呢？——做买卖。但是不搞一般的小买卖，就搞大的古玩，专门买卖古玩，在北海里头开的古玩铺叫“阅古斋”[7]。
定：阅古斋？
常：就是一进倚晴楼，长廊子往左一拐，那儿有一个三间门脸，写着“阅古斋”，门口搭着天棚，在天棚里挂着字画，摆着东西招外国人买。再一方面，包北海的船。北海的大船，还有那小划子，我们承包。我小时候说我们长住在北海里头，所以我把北海当作自己的家，我大了以后也说：“这是我的别墅。”[8]［笑］
佟鸿举（以下简称“佟”）：您祖父的名讳是什么？
常：嗯？
定：您还记得您祖父叫什么名字吗？
常：我祖父叫常旭升，号晓茹。天刚一亮，拂晓那“晓”，一个“日”字，这边一个尧舜的“尧”——晓茹。因为号和名字，两个得结合。
定：那他还有满族的名字吗？
常：这个他没有和我们讲过，有时候我问这个，他不大愿意说。同时，我祖父有很多的忌讳，我没有听他谈过他的父母是什么样。
定：为什么还忌讳这个？
常：他没有谈过他父辈跟祖辈的一些遗闻逸事，都没有谈过。但他自个儿的遗闻逸事，他瞒不了我们，对不对？［笑］所以我们家有很多传奇的事。
2．祖父传奇
常：我祖父在做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在家，晚上刚要睡觉的时候，人家外面叫门，说：“常处长在家吗？”告诉说有一个紧急事，就把我爷爷找出去了。那人原来是他们单位里的一个侦查员，他说：“有一件事要跟您核对一下，我们现在逮着一个吴佩孚的逃兵。”
定：吴佩孚的逃兵？
常：嗯。“他说他叫常博航，是您的儿子，您有没有这么一个儿子？您承认不承认这件事？假如确实是您的儿子的话，那您自己带回去管教，我们也不处理这件事。如果他是冒充的话，那应该就地正法，因为他‘拐械潜逃’。[9]第二个，他又冒充您的儿子，这两罪并罚。”我爷爷说：“明天我把他提出来，看看是不是。”（那人）说：“您看一看，您审一审到底怎么回事。”我爷爷回去跟我奶奶一说，我奶奶说：“这个事咱们得承认下来，要不的话，这个小孩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定：哦，那么好心眼儿啊！
常：嗯，说咱们做一件功德事。我爷爷考虑了半天：“这玩意儿怎么办？这东西……”［大笑］最后决定要救这小孩，承认这件事。第二天，我爷爷把这个小孩提出来审讯，这个小孩见着我爷爷之后，大概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福至心灵［笑］，哎！一看见（我爷爷）他就跪下了，说：“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所以我说您是我的父亲。”我祖父说：“你这个小孩够聪明的，你跟我要说实话，你究竟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又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任何审讯员问，都要一口咬定，不要变供，不要翻供。要翻供的话，连你带我要一起抓起来。你就是枪毙，因为你是吴佩孚的逃兵，‘拐械潜逃’你知道是什么罪吗？就地正法！”所以（我爷爷）就把这个事认下来了，跟侦查员说：“这个事赖我管教不严，都是我家丑不可外扬。这个事寒碜，你说我做司法工作，自个儿家还出这个逆事，出这逆子，这叫什么事这叫！这个小孩你们替我管教管教，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能饶他。”人家晚上拿车给送家去了，说：“这个事您自个儿管教，我们不好处理。”
定：真生动啊，太有意思了！
常：我爷爷问他：“你到底姓什么？”他说：“我姓阎，我叫阎博航，我家住在瓦窑。”就是现在的丰台，有一个大灰厂。
定：丰台的瓦窑？哦，哦。
常：那时候属于房山县，现在大概属于良乡[10]。
定：他姓哪个阎啊？
常：就是阎王爷那“阎”，五道阎君那“阎”。他父亲是个教书的先生，是乡下教师。（我爷爷）说：“你啊，给你父亲赶快写一封信，让你父亲把你领回去，这就算完了。你不能不通知你家里头啊！对不对？”他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他父亲一接这封信，吓了一跳：“我儿子出这事了！但是还不错，遇救了。可就是一样，假如人家跟我要钱的话，这钱不能是小数，怎么办？”那时候说：“你把你儿子赎回去吧！5000块！”这事常有。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钱。
可是我爷爷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是为了救人，一分钱都不要。我奶奶跟我爷爷说：“咱们一分钱都不能要，咱们就是做一件善事。”那小孩的父亲背着个捎马子[11]，假装到北京来赶集，在门口转了大半天。传达室的门房儿看见了，就通知我爷爷，说：“老爷，门口有一个老头儿，转了半天，来回来去在这儿转，不知道什么事，也不说，也不言语。”我爷爷说：“我正找他呢！把他给我让进来。”人家门房儿就跟他说：“老先生，您是不是有事啊？我瞅您在这儿转了一上午，您找谁呀？”他说：“嗨！我是乡下瓦窑的，我们这街坊丢了一个小孩，听说好像遇救了，是让咱们本家老家儿给收容起来了，您看是有这么个事没有？到时您给回个话。”这门房儿这么一听，说：“正等你了，本家老爷正等你了，您请进吧。”让他在传达室坐了坐，然后告诉老爷说：“这个老头儿正是找这小孩的。”我爷爷说：“那行了。”就把他给让到客厅里去了。一叙谈，他说：“我有一个街坊姓阎，他托我到北京来打听打听他儿子的下落。”我爷爷说：“那您跟他什么关系？”他说：“我跟他没有关系。”这个老头儿是想留一个退身步，“你要是要钱的话，我一分没有，我也不是当事人，你跟我要不着，对不对？”［笑］
佟：嗯。
常：后来我爷爷说：“您在这儿住下吧。”他在这儿住了七天，从各方面观察。我爷爷通知他去各地方游览，通知他去洗澡、到饭庄子去吃饭，他一看不像是这个……
定：要钱的？
常：对，不是讹人的主儿。所以到末了（liǎo）儿，跟我爷爷说：“得！我跟您说实话，我是他的父亲。”我爷爷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您这是干吗呀？我今天跟您交老底，我就是为了救人，就是为了做善事、做好事，我不能跟您要任何报酬。如果我接受您一分钱的话，那这就不算善事了，整个就把这意义降低了，就完了。”这老头儿跪地下磕仨头，告诉：“您可真是功德无量。”又住了几天，把这小孩领回去了。他一看这个家，这个情况，回家之后就跟他的老伴儿研究，说：“把咱们这个小姑娘许配给他那少爷吧！”
佟：嗯？
常：“咱们要做这门亲的话，就什么全有了，对不对？要做了这门亲的话，房子、地、吃、喝、穿、戴……这所有的，她这一生都不用发愁了。”
定：这家人也够能讹的。
常：他一看这家比府门头儿的势派还大。哎！那真正一个王府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大的势派。他说：“要和这家结上亲的话，那就行了，咱们就抖起来了。”［笑］哎！他就把这小孩的妹妹，也姓阎，叫阎宝贞，就带到这儿来了。表面说是到这儿来看望您，来串门儿，实际在背后跟我爷爷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就是提亲的事。我爷爷说：“这样，今天咱们不能一言为定，对吧？我得跟我的老伴儿研究研究，也跟我的少爷研究研究。最后咱们还得拿到命馆去，去合它一下，如果能合上上等婚的话，那我就承领盛情。如果不能合上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过去都搞这一套，拿到命馆合去了，人家说：“上等婚，子与丑合。乾兆、坤兆是命相相对。”［笑］
定：还挺神。［笑］
常：我爷爷说这无可无不可的，虽然说门不当户不太对，但也可以说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这老头儿是教书的，也不是一般的农民。同时这老头儿做过什么呢？——做过房山县县长的秘书。
佟：师爷。
常：哎！那时候叫师爷，不叫秘书，就是秘书兼参谋。
定：怪不得那么奸呢！心眼儿多。
常：我爷爷一看这个小女孩也不错，是乡师范毕业的。我爷爷给她调到北京来，到了通州师范。后来她就跟我父亲结婚了。
定：就是您母亲了？
常：哎！我母亲是汉人，我爷爷救的那小孩也是汉人，都是民国以后的事，民国以前一般来说不能通婚。
定：对。
常：不是法令有没有的问题，是在风俗习惯上来说，不扯这套，对吧？（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爷爷救的这小孩既然认我爷爷是他的义父，所以我们管他叫大爷，不叫舅父，就叫大爷。
佟：成一家儿了。
常：这位大爷娶了两个太太，你知道嘛。这人能……这个东西他能造！吃喝嫖赌是没有一样不好的！在北京市里头，因为他有我爷爷这么个靠山，到哪儿去随便瞎说，打着我爷爷的名号满处去交往。所有这个，所谓前清的“遗老遗少”，几乎他全都交遍了。当然，通过他也认识不少人。
佟：太有意思了！
常：嗯，过去北京有“八大宅门”[12]，你知道吗？麻花胡同继家。
定：“八大宅门”指的是哪八大呀？您给说说哪“八大宅门”。
常：我这脑子不太好，不过我能多少记着一些东西。比如说麻花胡同继家，继续的“继”。麻花胡同继家是什么呢？就是清宫内务府继禄大人的宅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台知道吧？那就是过去的麻花胡同继家。[13]
定：我知道这家人。
常：那时候继禄大人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四侄子叫王荣魁，不叫继荣魁，但大伙儿都称他继四爷。但实际上他户口本上写着姓王，民国以后变了姓了。这个继四爷跟他的一些家属都和我这大爷拜把子。
定：还有呢？您不是说八家呢吗？
常：八家跟我没有关系呀！所以那个我就记不清。你比如辘轳把岐家、辘轳把曾家[14]、秦老胡同增家[15]。
定：辘轳把岐家是谁？是干吗的？
常：我这脑子不好，我爷爷跟我讲过这个东西，辘轳把岐家是怎么回事，秦老胡同增家……后来……后来说有没有这个旧鼓楼大街常家（指常人春自己家）？我也说没有，没有，没有。［大笑］
定：比那“八大宅门”，您家还没到那么大。
常：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定：有没有金鱼胡同那家呀？有吗？
常：……这个，后来不就是什么嘛。
定：那么个大舅，您家可真有意思。
常：他在外面吃喝嫖赌，没少捅娄子。比如说在大旅社那儿赌博，把我爷爷的房契偷出来押在人那儿了，（结果）输给人家了，这所宅子输给人家了。后来我爷爷发现这个问题，拿钱又把这房契赎回来了。我爷爷说：“没钱你说话，你可以满处那什么，往外倒腾东西可不行。”定：哎哟！怎么找了这么一家，这真是啊！
常：嗯，抽大烟。这是我这一生最忌讳的东西，也是我爷爷最忌讳的东西。[16]你要知道，只要你染上这个，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就成了废人，一天就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就这玩意儿，唉……抽！过去，“吃喝嫖赌你别抽，坑蒙拐骗你别偷”，你知道吗？他是专门的抽。
定：那得糟蹋多少钱啊！
常：他不管是赌博也好，嫖窑子也好，抽大烟也好，那都是我爷爷的钱。我爷爷是供俩人搞这个，我父亲也是这个呀。
定：是吗？
常：也是呀！吃、喝、嫖、赌、抽，不务正业。我爷爷说：“我真是，我这做好事就是为了积点德修点好，没想到我养活这么个儿子，跟我所遇见的这个人，都拆我的台，掣我的肘。”（我们家）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家庭，在我小时候确实是锦衣玉食的。你瞅那院子里摆的花草树木什么的，不是一般家庭所摆的东西。街上所有的富户都到这儿来，像逛花园一样，人家都羡慕。正院里摆的那紫砂大缸，那20盆金鱼、20盆莲花……
定：嚯！那气派！
常：那无花果、梅花棍、霸王鞭、鳝鱼泉、万年青、果子石榴……摆得满都是，都是一些名花。那屋里头摆的多宝盆，摆着各种陶瓷、汉瓦、玉器，都是相当讲究的。继四爷到我们那儿也告诉说：“我们这王府过去都没有你们那么讲究，干什么你讲究到这种程度？”哎，所以我姥爷，也就是我说救的那小孩他父亲，常到这儿来“住闲”。
定：哦。
常：我爷爷说：“您别在这儿‘住闲’了，我给您找个职业。”就给他介绍到湖北督军张广建[17]家里。张广建做过湖北督军，后来主要是甘肃督军。我爷爷告诉说：“不怕您过意，到那儿去可要注意。您那脾气可不成，您太认真。他小孩不听话也好，不念书也好，您婉言相劝；不听的话，任其自流，咱们没有任何责任。您千万可别什么打手板又是打小鞭子，那可不行。您到那儿教书，就注意我说的这一个问题，别的事问题不大。”嗨！这老头儿不听话！到那儿去教书，人家张广建还是挺欢迎的，常晓茹给介绍的嘛，这还能有错吗！但他到那儿去了，俩孩子念书调皮，他拿教鞭就抽。
定：嚯！
常：嗯，抽得脑袋上一个血印子一个血印子的，都肿起来了，青一块紫一块。正好张广建回家过年，那孩子跟他爷爷说：“爷爷，老师打我。”［模仿小孩哭着学舌］——“他为什么打你了？”——“不念书，净贪玩，背不下书来。”贪玩不能说是调皮的事，对不对？张广建不愿意了。过年的时候摆了一桌席，就把我姥爷请了去，告诉说：“老先生，我跟您说点儿事。我这孩子太不听话，不好管。我不在家的话，这孩子任性得厉害，他妈也没法管，常跟我说这孩子没有办法。这事也让您多费心了，您尽心了。我们也没的说，没办法，我们也不能给您添乱，不能给您添心乱……”
定：把他给辞了。
常：哎！“您还是另选高就吧！我们没法把您留在这儿，这个差事不好干，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决定让他上市立小学，不叫他念私塾，不叫他念家馆，就不用您费心了。”后来我姥爷把这个事和我爷爷说，我爷爷说：“那咱们赶快主动卷铺盖回来。”回来又给他介绍一家——汤玉麟[18]，您知道吧？
定：知道。
常：就是热河省主席。哎，让他上汤玉麟家教书去。
定：那您爷爷可真有势力啊。
常：他认识的人多啊！（结果）还是以同样的错误让人休回来了。哎，打人小孩！虽然说没打坏，但是他经常给那孩子气受，虐待人家那个孩子。那不行，对不对？汤玉麟不干，说：“您这位老先生我们供养不起，用不起。”这就回来了，之后还到那个良乡县政府当秘书 去。
定：当师爷去。
常：哎！我爷爷说：“您到县政府，不管大小是个官，对吧？比当教师强，比当家馆塾师强。同时呢，在外面说着名誉也好听，挣得也多。”日本人一来，坏了！你知道吗？他让八路军俘虏过一回。
定：哦？
常：他回来说：“人家八路军太好了，人家怎么怎么……这个兵壮马肥呀！留我在那儿待了三天，让我参加革命。（但）我本来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八路军）遣他回来之后，日本人盯上他了，说：“这个是八路。”
定：然后呢？
常：就把我姥爷逮捕起来了，问他：“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八路？”他说：“我没有参加八路，我是被俘，被俘之后在那儿待了三天，他们让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但我能参加他们的工作吗？我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就跑回来了。”日本人不相信，三鼓秋两鼓秋，我这姥爷就上吊了。唉，就这么一档子事，这个传奇故事就到这儿。[19]
定：够传奇的，简直太生动了。
3．家庭败落
常：唉，我那个家后来为什么破落了呢？——吃我们的人太多，“住闲”的得有七八个人。舅爷爷、舅奶奶、姑奶奶、姑爷爷，还有什么四大妈、三大妈、二大妈……全都上这儿来“住闲”。我姥爷跟我姥姥也经常在那儿住着，还有一个继家的八太太常年在这儿住着。
定：为什么呀？
常：她没有生活出路啊！你知道吗？
定：继家不是有钱吗？
常：继家不要她，把她轰出来了，她没有地方去。我爷爷给她代理几个案子，就是为她争产权。麻花胡同继家让广播电台占了之后，算是买了她那房，我爷爷和继四爷说：“得给继八太太一份儿。”要按照现在的钱，一份都是几百万，你想想，是不是？
定：什么地方？
常：后门大街集贤楼。那时候有200间楼房让日本人占了。我爷爷请的日本律师井上三枝雄，打官司赢了，（赔款）给继八太太一份，是75条黄金。一条黄金10两，一共750两。
定：她那么有钱还在你们家住着？
常：有钱啊！她是阔太太。不用说以前称（chèn）[20]的，就是我爷爷给她打（官司）这钱，她也有点子了，对不对？她是花不了、吃不了的。但她也是抽大烟、招野汉子，胡来，满胡来。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就他一个吗？
常：就一个，所以我父亲跟我那个大爷不和。为什么不和呢？——“我就是哥儿一个，将来我这继承权不用费事，如果你要上面再安一个哥哥的话，明儿我们这官司怎么打？”但是也好，这个官司不用打，等到我祖父死的时候，房产是一点也没有了，零点一都没有了。1948年就开始卖，卖家具，卖硬木架几案、硬木八仙桌、硬木太师椅、大广钟、金钱柜、金钱桌、螺钿的琴桌和条桌，卖这些硬木家具，卖古玩。卖来卖去，我一瞅，把祠堂的供器跟那钱粮盆——就是焚钱粮用的铁盆——卖了，我就知道玩儿完了。这个就是不好的征兆，什么呢？——断了香火了。
定：哎哟！怎么就会到这个地步呢？谁卖的？
常：那还不是他这两个少爷闹的。我父亲一个，他救的那小孩，我管他叫大爷的那一个。
定：那时候您祖父还在吗？
常：在呀！这个人就是优柔寡断，心慈面软。我母亲常常说：“我要是你爷爷的话，把这俩人叫到一块，‘你们俩人怎么办吧？你们说说。有病上医院，没病给我戒烟。嫖窑子不成，瞎胡闹、外面乱搞不行，如果我发现这个，马上叫警察。我是搞司法的，马上送你们到感化院去！’”对不对？我爷爷没这套。
定：怎么着都行？
常：唉！国民党禁烟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吧？
定：对。
常：比如说，种的、运的、卖的，逮着的话，一律枪决。吸的，判十年以上。
佟：嗯。
常：所以我爷爷就从法院带回来那布告——“按特种刑事法判处烟毒贩”。把这布告贴哪儿？——贴在我们家的门上［大笑］。这是给谁看？——给我那大爷跟我父亲看。而且就在我父亲住的小院儿门口，还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一盏孤灯照进曾祖事业”，下联写“尺半竹竿打倒好汉英雄”，横批写“留神枪毙”。正中间的门上贴着那张布告，那布告上写着“唯布告示，查京畿禁处……”[21]。
定：什么查什么处？
佟：查京畿禁处。
常：“居然有不法之徒，公然贩卖鸦片毒品，钧在明令如下：第一，种的、运的、卖的，一经查明，就地正法。吸毒者限十日内交出烟具，悔过自新。如若悔过自新，自首以后假如再吸，十年以上徒刑。本布告令到之日，令遵勿违，至干那变，切切此令。”这俩人看了之后，不敢和我爷爷说，就跟我奶奶说：“妈，您看这个，是公家给咱们贴的，还是咱们自个儿贴的？”我奶奶说：“要是公家贴的话，早把你们俩逮起来了。”［大笑］
到了1948年夏天，（我们家）就把我住的这房卖了。卖的时候，我和我爷爷说：“这个房咱们不应该卖，假如生活有困难的话，可以租出去。”我爷爷不表态，后来急了，就说：“我这一生净挣大钱，等我再挣了大钱，咱们买比这更好的房！”1948年，买什么更好的房？对不对？但是这房椽有的地方都烂了，咱们修也修不起。房就卖给一个东北的大军官，姓李。但是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写他女人的名字，叫吴雅娟，卖给这个吴雅娟了。在一家饭店[22]里写的字，我们都参加了。
卖了这房以后，我们就在鼓楼东大街买了五间铺面房。我听我奶奶说：“咱们卖房子，什么原因？就是打算做个买卖，开个商店。”我说：“开什么商店？”她说：“你爷爷过去开古玩铺，咱们现在货底子还多着呢，不用进货就可以开张了。”哦，打算开古玩铺。当时我虽然年岁不大，但有一个想法——“不合时宜”。正是三年内战时期，兵荒马乱的，谁没事买古玩呀！吃喝还顾不上呢，还能搞收藏？还能搞欣赏吗？
定：对。
常：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行业不像油盐店也不像米粮店，你必须得吃，必须得买，对不对？这是被淘汰的行业。当然了，从被淘汰的行业来说，还有比起古玩铺再以下的，就是这行（指“糊烧活儿”），但这不是太绝对的。中国人在那种战乱的情况之下，还有搞这个的，还是有糊一套阴宅，糊一套四瓦房儿的。“一楼二库”这个东西比较普遍。最起码来说，穷人家死了人，糊一纸片车，糊一驴，再糊一纸箱子，这常有。再穷的话，起码来说，得糊一个幡儿；死一老太太，糊一牛就完了，好喝脏水去。[23]但是古玩铺可不行，古玩铺一个小碗你都卖不出去，因为那都是高级品。一个小碗，现在的钱就值3000、5000，谁买啊！那不行。
常人春糊制的“一楼二库”（佟鸿举提供）
我们搬到鼓楼东大街，买了五个门牌的铺面房——80号、81号、82号、83号、84号。81号、82号、83号原来是广发祥木器商行。80号是一个穷和尚在那儿住，那个穷和尚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搬不了家，那怎么办呢？我爷爷说：“您也不用搬，我只当做一个好事，我这屋送给您了。”
定：好！又送人。
常：“我这房白送给你了。”这还不提，我们搬到那儿去之后，这个穷和尚过不下去，见天没饭吃，柴米断炊，那怎么办？我爷爷说：“不要紧，给他拿过去点米、面，拿过去点副食。”就跟他说：“你以后断炊的话，言语一声，我给你想办法。”所以他多前儿[24]见着我爷爷都跪地磕头，说：“您是大施主，大功德主。”
定：那后来呢？
常：通过这个事也可以知道，我爷爷不会理财。人家那个算卦的先生也说他：“您这是有财无库。”他那个院里头正房挂的大匾，就是他施舍，人家酬谢他，给他挂的。九门提督江朝宗[25]给他挂的匾——“见义勇为”，那匾比这门还大，哎！汤玉麟给他挂的匾——“乐善好施”，颜玉泰[26]给他挂的匾——“慈善为怀”。
定：真逗乐。
江朝宗像
常：那时候他自个儿破产了，把大宅子卖了，买了这么五间还给了穷和尚一间。唉，到哪儿去他也开不了业呀！古玩铺干不了，不是包不下来，能包得下来，但是不挣钱，所以也开不了业。坐吃山空，在那儿卖过去的，吃过去的老底。他买这五所房的时候，还登报写置产声明。亲戚朋友还给他温居贺喜，说：“常晓茹发大财了，人家都破产，他买五所房。”其实不知道啊，他买的这五所房，都是些个破砖头、碎瓦块儿拼的，有名无实的玩意儿。一年以后，还是不行，他又把这五间房卖了四间，穷和尚那房没卖，他就白给人家了。我们搬家时，那穷和尚跪在门口哭：“您这一走，我这生活没有依靠怎么办？”现在连我们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还能顾得过他吗？没法考虑这么多，我们就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去了。
为什么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这时候我爷爷给一个老寡妇代理诉讼，那老寡妇买的这房，拿的契纸是假的。有一个韩国人叫成柏润，他是南顺城街那个房的主人，临回国之前，他耍了个花招，弄了一份假契纸，卖了这家卖那家，卖了好几家。他用同样的手法骗了好几家。
定：跟现在开发商似的。
常：这个寡妇呢，叫刘贵庭。她拿着一份伪造的北京地方法院拍卖书。法院卖出去的房，你能不承认吗？我爷爷说：“这个好办，你把这拍卖书给我，这个官司我给你打。”我爷爷就当了她的代理人。人家法院说了：“这是敌伪时期卖的，这个东西的真假没法鉴定。”让交1000块钱保证金。
定：你爷爷就交了？
常：你要没保证金的话，官司当时就输了，旧社会官司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寡妇）保证金拿不出来，我爷爷说：“我给你垫出来，没关系，咱不怕那个。这样，你写一个借据，跟我借1000块钱，再让法院给盖一个公章证明一下。”这法院还真给办这手续了，这就有意思了，对吧？当事人拿不出钱，律师给拿出来了。这官司后来打来打去，输了。输了之后，我爷爷说：“不要紧，我不怕，向市政府请愿。”因为我爷爷有名望，所以何思源亲自把这个房批回来了。
官司打胜了，但是这1000块钱的保证金，那寡妇还不起，律师费也还不起，哈哈！律师得有律师费呀，法院还要诉讼费呀，对吧？对方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军官，叫曾荫槐[27]，解放后跑到台湾去了，他把产权放弃了，所以法院也不再追究，我们也不再追究，那个老寡妇刘贵庭也不再追究。那老寡妇说：“得了，常先生，您去住这个房吧。”我们也不拿房租，等于我们自个儿的房一样，就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 去了。
佟：花了1000块。
常：我们搬到那儿去之后，就是派出所怀疑的重点。为什么？搬去的那天，派出所一看，我们拉了七大车古玩。
定：那时候是不是都已经解放了？
常：对啊！1949年、1950年搬到那儿去，拉去七大车古玩，还有各种残余的硬木家具。
定：好，还有剩的。［笑］
常：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是瘦死的骆驼，虽然比马大，但也是瘦死了。残余的那些个什么紫砂大缸啊，20盆莲花、荷叶，硬木的佛龛、佛像……城门子底下的人[28]哪儿看见过这个呀！所以大家相互看看，说：“这家儿在过去是个做官事的，要没有势力的话，他不可能有这么厚的家底儿。”那淘粪的工人[29]，每次淘完粪了之后，往那屋里头这么一看［讲山东话］：“他奶奶的，称老咧。”［笑］我就乐他这句话，我心里话：“称什么老了，比起你那屋是称老了，要比起我原来那屋，这将近穷死了。”我爷爷一看不行，咱们别在这儿招摇，就把这些个卖不出去的古玩底子，雇了几辆车，给它拉到后海北河沿13号汤玉麟的佛堂，知 道吗？
定：存那儿了？
常：哎！那时候汤玉麟已经死在天津了，正月初六死的，正好天津那年解放。汤玉麟死的问题咱们不谈，就谈佛堂这个问题。那是他妹妹的一个佛堂，好几间大院子，满是果木林，各种果子、各种花草，那真漂亮。她还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姓阎，一个姓黄，所以大家叫这二人“炎黄二帝”。这“炎黄二帝”听我爷爷说要把东西存在那儿，知道实际上就是不要了，反正卖也卖不出去。弄了好几车，各种的瓦马、瓦骆驼、歌伎人、樟木俑，各种的八仙人、二十四孝人，各种陶瓷，官窑、钧窑、哥窑……全拉那儿去了。哎！再往后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炎黄二帝”把它们都埋到地下了，到现在我们也没往 外 起。
定：还会在地里头吗？
埋藏常家古玩的汤玉麟佛堂 侧门[30]（苏柏玉摄于2015年）
常：嗯，还在那儿搁着。解放的时候我参加工作了，人民法院的问我：“常旭升是你祖父吗？”我说：“是我祖父。”他们说：“常旭升存的那些古物你不能动。”我说：“我都存在他们的佛堂那儿了，我祖父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写过多少次信，说是捐献给国家，不要一分钱。文化部不要，还给我爷爷写了两封信。”他们说：“这个信你有吗？”我说：“有，明天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后来我把这两封信拿来给他们一看，文化部鉴定这些东西都是仿的［大笑］。人家说：“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捐赠，您先保存，等我们用的时候再去拉。”法院一听这个，就和我说：“这个决定撤销了。您回去之后，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您爱在那儿存着也好，您爱卖了也好，我们不过问，这算您的私产。”还闹了这么一个笑话［笑］。
佟：您祖父哪年去世的？
常：1952年去世的。[31]
定：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
常：实岁年龄69岁[32]，我们家的遗传基因比较好，我祖父这是比较年轻的，你知道嘛。
佟：您祖母呢？
常：71岁。
定：哪年呀？
常：1960年吧。[33]
4．父亲和大爷
定：您父亲叫常子光是吗？
常：哎。
定：他念书了吗？
常：我父亲是外国语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的日语相当好。要不怎么“文化大革命”时，别人给扣上帽子，说他是日本特务、日本翻译。其实他一点儿也没有当过日本的翻译，也没有做过日本的事。他什么也不是，就是公子哥儿，在家吃喝玩乐，这个不能提到法律上，对不对？
定：对。
常：你别管他过去怎么挥霍，解放以后不能追究那个，对吧？就是在政治上来说，他没有多大问题。1947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他被保里头选举，当上一回保长。[34]但是他很不愿意干，他不愿意干不是在政治上，他并没有那个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有的是钱，我吃喝玩乐，我给你费这脑子？我得四面八方做群众工作，我得给你维持，又敛兵役捐，又什么开会……”这事麻烦，所以他不愿意干。但是内五区前任区长跟我祖父认识，说：“您让您这少爷，别一天到晚……给他找点活儿干。”所以当了几天这个内五区第八保的保长。
定：内五区的？
常：哎。表面上是保民选举，实际上是上边的指定。还有一个人是大合堂也不知是大德堂的一个中药店经理，假装跟我父亲竞选，走了这么一个过程。那个人倒是希望他自个儿当保长，但是保民不选举他，他的票太少，尽是一些废票。他叫杨正堃，那“堃”是两个“方”字底下一个“土”字儿，人家都不会写这个字，都写一个“曰”字底下一个“比”字儿的那个“昆”，所以都是废票，他就落选了。还选出一个副保长来，叫王化隆。我们家里头成为一个保办公处，旧鼓楼大街117号门口挂这么一个牌子。
过去呢，我们家给我、给我弟弟妹妹们办满月，有一些军阀来了，带着这个卫队什么的，给老街旧坊留下印象说“这家有势力”。现在门口又挂上第八保办公处，别人说：“这家始终是跟地面上有联系。”所以解放后他落这么一个污点。但是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实事求是，七保保长盛春荣判了七年，八保保长常子光免于刑事处分，没有追究。
为什么没有被追究？因为他跟五区新任区长杨敬政见不和，这个“政见”指什么的呢？有很多的具体事，比如开“路条”[35]问题，那个区长常指责我父亲，说：“您不能随便逮着谁都给开，不了解的情况不要瞎开。上次人家给转回来了，抓着一个共产党，是不是？人还没出城，就被抓了，拿出那证明是你给开的。你这叫失职，对吧？”我父亲说：“嗨！我根本就不了解情况，老街旧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求咱们。再说又没看见人家有什么具体行动，咱们不能随便乱指。”区长说：“你这玩意儿不行。今后再这样干，你自个儿要犯错误。”他们老是为这些个具体事在一起拌嘴。我父亲把这个新区长杨敬给得罪了，后来杨敬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他“隐匿共匪”，在档案那儿搁着。解放以后人家一瞅，不要追究他了，给他开脱了。九保的保长是地安门大街的，叫杨振东，立即枪毙。
定：哦！那他干了什么事了枪毙？
常：嗯，不太清楚。横征暴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清匪锄奸自救运动”[36]的时候，向北平市公安局呈报地安门大街商户里“隐匿共匪”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抓起来了七八十人，所以他罪恶昭彰，解放以后把他枪毙了。这就是说七、八、九保三个保长的处理情况不一样。其他保长我也知道一些个，不过没有太多的了解，比如说十保保长也被抓起来了，但是没有判重刑。
定：差不多保长都没有好下场，就让您父亲逃出来了。[37]
佟：后海北河沿那院子，后来归谁了？
常：后来这个院子[38]，修地铁的时候拆了。那时候我们都没在北京，我在东北，我弟弟妹妹在内蒙古，“上山下乡”嘛。我父亲在清河茶淀农场[39]当瓦工。家里就是老太太……
定：您父亲怎么到那儿当瓦工去了？［笑］
常：解放以后不规矩，还是抽啊！一边抽一边卖。
佟：给劳改了。
常：没有生活出路，他不干那个干什么？可不就干那个嘛！连抽带卖，抓起来判了二年刑。但是不管判一年也好，判半年也好，十年也好，出来之后必须得在那儿就业，这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始自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40]哎，那副局长（的名字）就在我嘴边上，你看我这……
定：没关系，不说他，没事，接着说。
常：他制定的政策就是把北京市所有这些个被改造过的、被判过刑的人都搁到农场去，免得北京有风吹草动的时候，这群人兴风作浪。哪怕就是判半年，出来之后也得在那儿就业。还有（的人）根本没被判过，但在地方不安分，比如说流氓、小偷这些个够不上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完了之后也得在那儿就业。所以过去是“三类人员”。什么是“三类人员”？第一个是大劳改，在那儿服刑的；第二个就是劳动教养；第三个，刑满就业分子。这么都给抓在农场了。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定：您那个大爷呢？也在那儿吗？
常：我那大爷，那会儿也是贩毒分子，“三毒分子”，连运带卖带抽。运毒、贩毒、吸毒，就叫“三毒分子”。可是这个人手眼通天，他就比我父亲有一套。他一瞅这事不好，洗手不干了，不敢干了。再干得抓起来，是吧？哎，上茶馆去说书去！他脑子好，后来在护国寺庙会、白塔寺庙会、隆福寺庙会还有茶馆[41]里头说书，艺名叫常荫泉，专门说《三侠剑》[42]。这个北京市是有名的。
定：他跟哪儿学的呀？
常：他年轻的时候，就和我一样看热闹看来的，“听菜”听来的。[43]
佟：“听菜”。［笑］
常：你说我这个学单弦也好，学大鼓也好，也都是听来的，也没有师父，也没有……现在不行，现在耳朵听不见，伴奏都跟不上。
定：您那个大爷解放后就一直说书呀？
常：嗨！“文化大革命”给轰到哪儿去了？——轰到乡下[44]种地。他能种地吗？当成“五保户”[45]了。后来改革开放，“五保户”也撤销了，又回到北京，瞎转悠来了，买卖粮票……就干这个。后来也死在瓦窑了，什么也不是，死了什么也不是。
定：唉，那么显赫的一大家，最后弄这么俩儿子。
常：反正火葬一烧之后就算拉倒了。
定：您母亲和您父亲怎么样？您母亲还挺好的？
常：嗯，我母亲1997年死的。[46]
佟：老太太一直跟着他（指常人春）呢。
定：她后来一直在家是吗？
常：对，那时候除了我那个大弟弟没在家以外，都在家呢。（现在）都回来了，所有“上山下乡”的都回来了。
定：那您弟弟比您小好多吧，还“上山下乡”？
常：我那个大弟弟比我小7岁，今年66岁，他1933年（出生）。我二弟弟可能是比我小十几岁，四几年的。[47]
定：您母亲和您奶奶能处好吗？一个旗人老太太。
常：唉，反正婆媳之间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处得不错。[48]因为我小时候呢，大宅子分着院儿，根本就不接触，没有利害关系，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些孩子主要是我爷爷跟我奶奶来关心，因为我母亲经济不独立，她关心也不行。我父亲根本就不过问，也不在家。
定：所以您跟您爷爷、奶奶的关系挺好的，也比较近是吧？
常：哎。打扮这几个孩子，买衣裳、买鞋、买帽子，这都是我爷爷跟我奶奶的事，我父亲跟我母亲伸不上手。我母亲是没钱，我父亲有钱也不给我们，还不够他那什么的呢……
定：您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常：我父亲1990年去世的。78岁，但是死的时候牙没掉，头发不白，眼不花，耳朵不聋。我有一个妹夫，他家来了一个妇女，跟我妹夫什么关系我还不太清楚。她信天主，信基督教，来这儿进门先问我：“北京有基督教堂吗？”我说：“有啊，什么事？”她说：“我是基督教徒，明天礼拜，我想做个礼拜，您能给我办这件事吗？”我说：“太能办了，明天我同您去。”因为我心里没底，我小时候上的是私立的崇实小学[49]，那时候认识一个校长叫邵凤元，我在政协学习的时候又碰见他，假如人家不叫进去，我就说我找邵凤元，这瞎话就编好了。基督教和佛道两教不一样，它（有）专门找（人）信基督教的信使。我刚奔那儿，坐在旮旯了，有一个老太太过来了，说：“您二位新来的吧？”我说：“对了，今天我们头一次来。”她说：“我热烈欢迎二位，您是我们的贵宾，请您到前排坐。”［笑］我一看，好，前排是包厢，就跟戏院的包厢一样。好嘛，人家可欢迎了。
（那天回到家）我一看这倒划着门，说：“那不行，把这玻璃砸了。”砸完这里面没有反应，我就知道（我父亲）出问题了，把门一打开，一看，没有气儿了。我说：“送医院检查检查。”
佟：这说谁呢？
定：他父亲。
常：到医院一检查，做心电图。人家说：“早停止呼吸了。”就那么样……安安静静的。头一天晚上还说：“打牌不打？”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死了。我这妹夫来吊唁的时候还说：“得了，老头儿挺仁义！这样死了也没给后人找事，也没花医药费，也没找人陪床，挺好，他自己也没受罪，不错。”
定：折腾了一辈子。
佟：您母亲，就是阎宝贞，她哪年去世的？[50]
常：我的母亲是85岁，那就惨啦。一方面家道中落，再一方面，大的环境也不行了。
定：您大爷有几个孩子？
常：嗨，他这又是一个故事。他那个大太太老不生孩子，所以着急。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串门儿，把我接到家去之后，她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对我非常疼爱。无论买吃的也好，做衣裳也好，买鞋也好，带我外头逛去也好，都是我大妈。她后来听别的街坊说：“你瞅哪儿出殡的话，摔完了盆子，那块砖你把它捡回家来，压在炕底下，你就有孩子了。”[51]这又是民俗，哎！
（有个）房东老太太的老头子摔死在外头，是在家办的事。出殡的时候我也看见了，事办得不是挺大，但是基本上走了这么个形式。到末了儿和摔盆的时候，我大妈让一个街坊老太太把那砖给捡来了，之后就压在炕底下了，告诉我大爷说这回有希望了。后来果不其然，怀了孕了。有钱呀！去那最大最好的医院——协和，这医院还能错吗？那时候林巧稚院长没在，大概是上美国学习去了。检查了半天，检查得不对，没检查出有子宫瘤。
定：哦？
常：结果难产，动手术之后把孩子取出来了。因为时间过长，大人死了，给我大爷一个打击，家里落这么个丧事！本来打算给小孩大办满月，由我爷爷给出钱，给请人，这回这满月甭办了，办白事了。（他们）就在三座桥[52]那儿住嘛，就这么一个女孩，她妈死了之后，俩人没有任何依靠。
定：也到你们家住着来了？
常：唉，由我爷爷来救济吧！我们家那么多孩子，爷爷奶奶照顾不过来，就是我这个大妈来照顾我，这回我失去了一个支柱。我再到我大爷他们家，他还有一个二太太，那对我就不行了，没有这么热情。
定：那孩子呢？后来也长大了？
常：这孩子长大了以后呢，跟她爸爸划清界限。她说：“我爸爸是坏分子。”所以也不进行赡养，让她爸爸告到东城区法院，东城区法院判我这个表妹常瑛月月给他拿多少钱。她在南磨房小学教书，当音乐教师，这是我所知道的情况。
二、老北京的婚丧礼俗
1．几个研究重点
常：过去我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所谓“人生礼俗”。人生礼俗就是由生到死，比如生下来的时候小孩怎么洗三、怎么办弥月、怎么抓周，大了以后怎么命名、怎么找工作……然后到了结婚年龄，男婚女嫁之后，他创了业，有了儿孙，给他办生日、办寿，岁数大了之后就死了，怎么发送，还有葬后祭。什么叫葬后祭呢？就是死了以后，埋了以后，对他的祭奠、对他的纪念，比如办一周年、办三周年、办十周年、办冥寿，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岁时节令”，什么叫岁时节令呢？就是怎么样过节过年。比如春节什么样？咱们所说的过大年，这年休是什么样？怎么样祭祖、怎么样贴神、怎么样顺星、怎么样逛庙、怎么样拜年、怎么样逛灯……这是过年这套。然后过节这套，比如“二月二龙抬头”、三月清明、五月初五的端阳节，然后六月六铺晒节，下边七月十五中元节。中元节各大寺院搞盂兰盆会，道教搞中元法会。再下面是什么呢？这里还落下一个七夕，对了，七夕完了才是中元。
定：其实好多我都不懂。
常：然后是中秋节，最后是重阳节，重阳节完了之后，“十月一送寒衣”，之后就到冬至。在过去，冬至也是一个大节日，旗人有在冬至祭 祖的。
定：冬至祭祖？
常：嗯。去年冬至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模拟表演，在饭庄子里头搞的。请咱们民俗文化界的去参观，搞了一次旗人祭祖。就在苏州街那个白家大院[53]，吃馄饨。这两个重点了。
定：第三个部分呢？
常：第三个重点是咱们的宗教信仰，民间俗信。不是专门的佛教、道教，洋教也不列入，不牵扯到洋教的问题，因为那个没法跟咱们传统文化结合。但我对洋教非常了解，因为我是洋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基督教是了如指掌。我要做一个牧师绝不怯勺[54]，但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我也参加它的活动，12月25日圣诞节，人家也请我参加，而且请我上台背《圣经》，还演节目。但是我不信这个，当玩意儿看。我还有我的老谱，原来我们家传统老旗人的那套，对吧？
佟：嗯。
常：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不好结合。都是宗教单位搞庙会，教堂怎么不搞庙会？你听它这个词儿，挺有意思，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不起来。
定：那第四个重点呢？
常：第四个是行业。百姓的各行各业，有很多牵扯到满族，尤其是“民俗行业”。这是我给起的名，原来人家研究的没有这个词儿。什么叫民俗行业？与刚才我说的三项有联系。举个例子——香蜡铺，过年过节牵扯到信仰问题，香蜡铺并不是佛道两教的东西，都是民间俗信的东西，不管他卖的香、蜡、纸马也好，钱粮也好。黄钱、钱粮、元宝、蜡这些全都是民间俗信的东西。什么大金锭、小金锭、百子锭，什么福寿高香，都是民间玩意儿。有一些东西牵扯到道教，在佛教来说都很少。我要到香蜡铺买一个释迦牟尼佛像，人家说：“没有。”人家让你上大佛寺，佛像镏金铺买去，“我们不卖这个，我们这儿是灶王爷、财神爷、门神爷”。它也有佛道两教的神马，年三十儿夜里接的“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叫作“全神马”，大黄面。
定：大黄什么？
常：大黄面，面子的“面”，意思是一个整张的黄表纸[55]彩印的佛道两教诸神。上面是释迦牟尼佛，这边是消灾延寿药师佛，下面是阿弥陀佛，这边是文殊，这边是普贤，这边是观世音……下面就是道教的玉皇大帝，再下面就是碧霞元君、九天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催生娘娘、送子娘娘都排上，再下面……
定：我看过您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可是您这些关于宗教的东西写成过书吗？
佟：有，《老北京的民俗行业》。
《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书影
常：关于《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跟它连带的还有一个《近世名人大出殡》[56]。
佟：嗯，对，也挺有意思，我也看过。
常：《近世名人大出殡》下的功夫不小。
2．贫民丧事
常：我老说，会死的，1949年以前死。1949年以后死，那就什么也不是了，也就是一个排（pǎi）子车拉出去而已。你知道吗？那解放以前，你不管穷到什么程度，住大杂院也好，只要不是流浪街头的，都得有点举动，没举动的话别人也不干。比如说吧，这个大杂院有一个苦老头子，生前呢什么也不是，没儿没女，啪，死了，那怎么办呢？——街坊就得发送了。为什么给发送？——怕在这儿闹鬼。
定：哦。
常：周围有小孩，这一闹鬼，要是吓着小孩就不行。天津话讲“迎三送路”，北京话讲“接三”。不接三不送魂，让他在这里头闹不行。穷的怎么办呢？大家给拿俩钱，找一个要饭的小孩扮成孝子，系上孝带子，戴上孝帽子，没有孝袍子不要紧，有这么一个装饰就成。房东老太太找个比较熟的棺材铺，到那儿就告诉：“大哥！您办点好事吧！这小孩的父亲故去了，但我这儿没办法呀，咱不能瞅着他臭在炕上啊！咱们得做点好事吧，对不对？我这在街坊当中给他敛了俩钱，现在一共敛了78块钱，得了！都给您吧！您给料理料理这个事。”那个小孩跪地下，老太太（对小孩）说：“给这个掌柜的磕仨头！”掌柜的说：“哎哎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我说老太太，您这个慈悲为怀做善事，咱们当仁不让。再说这个小孩他父亲，生前我们是一块发小儿长大的，我这个买卖还不是靠老街旧坊成全起来的，对不对？我之所以有今天，应当感谢咱们老街旧坊，有什么困难的，该伸手就得伸手。不过现在这话又说回来，年成不好，我这买卖现在不行。要我这买卖好的话，这个发送归我了。那怎么着呢？我这些棺材，您看哪个好，您挑一个去。我要是要一分钱，我不地道。”
定：那时候的人还挺有人情味儿的。
常：那老太太能挑好的吗？就找一个最次的薄皮子材。
佟：“狗碰头”。
常：用我的话来说是“狗碰头”，哎。
定：［对佟］你怎么知道？
常：比大火匣子稍微强点。那个掌柜的说了：“老太太，我不能收您一分钱，但您得给那工人两块钱饭钱，好把这棺材给您拉家去啊！”老太太就拿出俩钱给这掌柜的。掌柜的给出主意，告诉老太太：“您回去之后，到当街庙那儿请五个和尚，到冥衣铺那儿糊一个驴，再让他糊一个捎马子驮在那驴背上，捎马子上写着‘西方正路’，里头搁点烧纸，搁点纸钱。待要‘送三’，就送到十字口那块儿，把驴烧了就拉倒。”到晚半晌儿，那老太太出一个八仙桌，摆几个凳子，五个和尚一入座，让这懒汉子当了孝子，说：“得了，咱们各位大师父，您多慈悲，本家没人，我这出面给做这么一件善事，有什么周到不周到的，您多担待吧！”（和尚）说：“好！”合念《大悲咒》。［唱《大悲咒》］房东老太太再跟装孝子的那小孩说：“给你父亲打着这挑纸钱。”哎，又找一小孩：“你拿那驴，回来给你五毛钱买糖吃。”见着第一个十字路口那儿，驴头冲西，冲西表示“西方正路”，应该冲坟地方向，但他没有坟地。和尚说：“您没有别的事吧？”那老太太说：“引魂幡给写一下。”那很简单，就写什么什么府君施恩引魂幡，上面是“金童引路”“玉女扶车”，完了，就叫“送三”了。［念经］这叫打七星板。走得挺快的，怕人看见，寒碜！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这个接三不像 话。
佟：但是，这是不是北京最贫民的丧事了？
常：啊，刚才我说了，是最穷的，没法再穷了。晚上也不放焰口，这是“光头三”。第二天早晨起来出殡，大家街坊来，七手八脚把棺材搁到排子车上，扮孝子的那孩子找一块半头砖，买这么一个阴阳盆，也不描不画的，一脚给踩了。他不能跪在那儿摔，因为他不是亲儿子，不能摔盆，得拿脚踩。[57]他这儿一踩盆，那儿“啪”地扬一把纸钱，就给拉走了。也许房东老太太想起她自个儿的爷们儿来，在那儿哭一鼻子［模仿老太太哭丧］，所有的街坊就都出来说：“我说老太太您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热的天，您扯那嗓子！快回去，快回去。”给架回去了，这就出殡完了，这是最惨的了。解放以后不是这样，解放以后哪儿有这事？说你们这叫搞封建迷信活动！
定：那也没见解放以后满世界都是鬼魂啊！
常：解放以后，这个拉倒呗。没有火葬场之前，弄一薄皮子材拿车拉，当时就拉走了，什么事没有。不用说没钱的，有钱的也不敢办，为什么呢？办的话，怕将来让买公债，“你不是有钱嘛！”［大笑］我在鼓楼东大街住的时候，我们租房给一家冥衣铺，还有一家成衣铺。成衣铺那掌柜老太太死的时候，在他家里办事，求冥衣铺那边糊一个接三车。我上那儿看热闹去了，听见冥衣铺掌柜的问成衣铺掌柜的：“筹备好了？”成衣铺掌柜的告诉：“别提了！街道上找我两次：‘哎！你搞的什么名堂！你注意影响！现在移风易俗你不知道吗？你有钱的话，应该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你搞什么名堂！又搭棚子又糊烧活儿，搞的什么玩意儿！’”成衣铺掌柜的还说：“养活儿子干吗？养活儿子就是干这个的。儿子不干这个的话，谁将来还……”
定：谁还养活儿子。
常：对，谁还生儿育女，谁还扯这个淡，对不对？虽然说咱们知道这是为活人的，但是也得表示表示态度，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表示态度，开追悼会咱们开不起来，家里一共就三个半人，咱们能开追悼会吗？那个不切合实际，咱们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不管街道他怎么说，咱没犯法，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这个不是政治活动，对不对？冥衣铺掌柜的说：“嗨！真正政府不见得干出这事，小脚老太太自个儿冒充积极。”
定：后来您祖父去世的时候就没办，是吗？
常：什么也没有，嗯，这给我的打击不小。[58]要我的意见来说呢，咱们在南顺城街不要招摇，住院之后拉到嘉兴寺[59]去，嘉兴寺是殡仪馆，专门应白事，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北海旅馆。
佟：停灵的。
常：而且应的都是大的，比如齐白石、梅兰芳、摄政王载沣。解放以后，任弼时也在那儿办的事。我学徒就是在那儿学的。
3．关于高阔亭
定：您还学过徒？
常：我就这么说啊［笑］，那个管事的叫高阔亭。高阔亭专门主持这个丧礼，都是大丧礼，搁七七四十九天的那种。七天一“送库”[60]，送库就烧30张桌子。接待吊客，摆他百八十桌的宴席，都是这样的事，你想想。我就是看热闹的时候跟着他。我每逢寒暑假到那儿去看热闹，就认识了他。他说：“这小孩，你老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哪儿的人？”我说：“我旧鼓楼大街117号姓常。”他说：“什么？旧鼓楼大街117号姓常？常晓茹是你什么人？”我说：“常晓茹是我爷爷。”他说：“哟！你来来来。”他把我叫到客堂里去了，把那老当家的崇辉老方丈给找出来。他说：“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个是咱们庙的住持，给这师父磕头。”
后来我回家一查礼账，过去给我办满月、给我妹妹办满月，崇辉亲自出份子。崇辉老方丈交际很广，解放以后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崇辉就跟高阔亭说：“赶明儿他来的时候，不要让他回去，就在这儿吃饭。”这高阔亭很会办事，就跟那知宾[61]说了：“到时候您让座的时候，给这小孩留个位置啊！”按人家总知宾的话说：“敢情人家是高阔亭的孩子啊！”就问：“高先生，这是您的少爷？”高阔亭也不言语。每回吃饭让座的时候，坐席的时候，总知宾就说：“来，来！”所以我到哪儿，不管是谁家办事，都是白吃一顿。还有的就是我爷爷带着我出份子。我是专门干这个，要不怎么学了这么一套玩意儿？我就净看那大的（白事），没法再大了，比如吴佩孚的国葬、公葬我都参加了。所以我这学的东西不少。
定：您怎么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呀？
常：因为我小时候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在那儿看完以后，回去还要模仿，比如说老道怎么念经、和尚怎么念经、怎么送疏[62]、冥衣铺糊的纸盒都什么样……到家我也糊他一套［大笑］。写的那玩意儿，所有的文书，我都能跟您背。比如说讣闻怎么写——“寒门不幸”，对不 对？
佟：对，对。
常：什么“祸延先考，不孝某某某……”
定：您就对丧礼这一套特别熟是吗？
常：特别熟。
定：您小时候的志愿是不是就当那总提调？
常：我小时候就想干这个。
定：哦，真的？
常：我想跟高阔亭学这个玩意儿。所以那时候，学校一放暑假，或者每到礼拜日，我的心都扑在这个上，就学这个。你要知道，民俗行业的从业人员，他只是懂得他自个儿的那一摊儿。比如说彩子局，他就知道怎么样挂彩子、怎么样搭牌子、怎么样做灵榇，懂得这套。但是你要问纸活儿，那个他不太懂；你要问僧道，那他也不太懂，对吧？我这不是因为是总提调，那全都得懂。不管是棚帐也好，彩子局也好，冥衣铺也好，和尚、喇嘛、老道、姑子、吹鼓手……这你都得懂。还有杠房的这套，怎么叫“四十八杠”、怎么叫“六十四杠”、怎么弄黄杠、皇家用杠怎么用……比如说，皇帝跟妃子怎么分、皇帝跟皇后怎么分、亲王怎么用、郡王怎么用、贝勒怎么用、贝勒有郡王衔儿的怎么分，下面的话，“公侯伯子男”这个怎么分、怎么用，比如有“入八分”的、有“不入八分”的[63]，这个怎么分、怎么用。
定：那您这些是从书上看的，还是跟高阔亭学的？
常：《大清会典》里的东西。
定：您是看书看的？
常：我既跟高阔亭学，又跟他们那个从业的大杠房学。比如说，像日升杠房孟瞎子，那过去给孙中山出殡。还有地安门有一个杠房，叫信成杠房[64]，它那个少掌柜的狄恒业现在死了也就两三年，没事就和他聊。
定：是不是还有个价钱的问题？
常：对，有个条件问题，就是口头合同。举个例子来说，人家必须要问：“您有什么条件？”本家必然说了：“我这个早上鼓。”就是上午9点钟开始，你在门口给我摆上大鼓锣架，开始奏乐。有的时候问：“您是要花吹，还是官吹？”
定：花吹、官吹？
常：官吹就是吹吊唁固定的曲子，就是一对号子，四面堂鼓，一个大鼓，有一个跟锣——“咣”，一吹——“呜！呜……”这个先响，然后“咣！”，这个叫官吹官打。花吹就是吹各种曲子，什么都可以吹，不规矩的话，随便吹点淫词浪语都可以。
佟：民间的。
常：规矩的话，得吹一些传统戏曲，你比如说吹河北梆子《双吊孝》，当然我要学的话，就得唱［唱《双吊孝》］。花吹这随便瞎吹——《三娘教子》。
定：还有《百鸟朝凤》。
常：［演唱《百鸟朝凤》］
定：您也会。
常：比如唱《珍珠汗衫》，是评戏的玩意儿［演唱］。但不能吹本家忌讳的东西。我跟您说实在的，红白喜事是最低的行业，都让人看不起，民俗行业没有让人看得起的东西。比如说搭棚子、挂彩子、当吹手、当茶房、糊烧活儿的，到哪儿去，逢人就是爷，就我是孙子。当然了，我不能去糊烧活儿，起码要像高阔亭似的，指挥丧礼，当总提调。所谓总提调，就相当于建筑的施工员。
佟：嗯，导演。
定：您说高阔亭那种总提调，他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不高？
常：提调要比这各行业高上一头，但是比作家、学者，那他是零分。你明白我这意思吧？拿我来说，人家说我是作家、学者，是恭维；假如说我是总提调，什么也不是。但是提调比糊烧活儿、吹鼓手、和尚、喇嘛、老道高一筹，所有的民俗行业见了面都得：“哟！高大爷，您多照应，您多照应，咱没的说。”不然的话，发一道话。比如上了鼓了，摆架大鼓挑来了，摆上了，门口要奏乐，要上祭了，他那儿：“哎，把你们头儿找来。”那头儿：“哟！高大爷，您有什么吩咐？”他说：“这不行！这叫什么呀？把它挑回去！告诉你要新的嘛，要是人家本家不答应的话，扣咱们钱，扣谁的钱？扣你的扣我的？”那人说：“您多担待，多担待。”马上告诉他底下的人：“快啊！快啊！把这挑回去。”比如送烧活儿的来了，必然要问：“这个东西搁哪儿？”他说：“您搁这儿，把当间儿落上啊！不落上可不行，我告诉你，落好之后，我让本家来验收。”本家就听他一句话。他这个总提调，每一次下来之后能买一所房子。
定：哎哟！
常：嗯，他应一档子停灵暂厝[65]的买卖，庙里头拿70%，他拿30%。他怎么挣那么些钱呢？举个例子，和尚给吴佩孚念那个经，七七四十九天，做一个水陆道场，给他倒拿一笔钱，知道吧？这个买卖不白应。比如拿现在的钱来说，25万块钱应的水陆法会，人家庙里给他5万，吹鼓手给他5万，糊烧活儿的给他15万，公墓那儿给他24万，账房给他15万，都加一块，可不能买一所房嘛！
我就是没赶上那个时代，要赶上那个时代，我早就从事那个行业了。现在房地产这么值钱，假如说要是还在那个社会，我现在早称好几座别墅，称好几辆汽车。高阔亭跟我说：“小伙子，你跟我学，没有亏吃。”后来我跟别人一打听，这高阔亭称7所房子。哎哟！我说：“这多大房？”他说：“你甭问多大，反正每一所房子也得值个四五条金条，一条值10两，四条值40两，你要是能把这个拿下来……”
佟：就相当于现在的礼仪公司。
常：不解放的话，他还得继续那什么。解放以后他当了殡仪馆的馆长，但是就有一样，殡仪馆的馆长不挣钱。现在一个月给他三五百， ［大笑］这不是他妈逗闷子嘛！所以这不行。
定：高阔亭最后应的是任弼时的葬礼，是吗？
常：那是解放后，当了殡仪馆的馆长以后。他当了殡仪馆馆长办的第一个事情是清代摄政王载沣的葬礼，而且是请示了周总理，特别照顾，搁了21天。
定：那是用的什么？旧礼儿还是新的？
常：旧礼儿。
定：任弼时呢？用的旧礼儿还是新礼儿？
常：新礼儿。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出殡的时候也是六十四杠。
定：任弼时？
常：嗯，六十四杠。那谁，齐白石，知道吧？梅兰芳，知道吧？
定：都是六十四杠？
常：都是解放以后在那儿。
定：都是旧的？
常：新的，嗯，半新半旧的。
定：您见过最大的丧事是哪个人的？
原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葬礼路祭棚（1938）[66]
大型葬礼的游行队列[67]
常：吴佩孚[68]的。吴佩孚在家搁了52天，但说是49天，而且末了儿在拈花寺盖了个吴圣祠[69]，在那儿暂时停灵。因为他在北京没有茔地，他是山东蓬莱人。国民党来了以后呢，说他没有投降日本，没有做伪事，是让日本给害了，所以他是“为国殒殁，正气长存”，为他公葬，蒋介石亲自给他写的匾——“正气长存”。
定：这个您写过啊。
佟：有。还有照片。
常：还有万民旗、万民伞，那东西都摆满了，那门口搭的五座牌楼。
定：那时候的丧礼在老北京也是挺独特的一道景观，是吗？
佟：有好多记者。
常：雍和宫的喇嘛、白云观的老道、拈花寺的和尚、北平华北居士林[70]的居士，全都参加这个。
佟：僧道番尼四大家。
常：都参加送殡。
定：您也看见了？
常：嗯，那何思源亲自去，所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末了儿就公葬。
佟：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这烧活儿，如果现在有人请您给糊，能糊吗？有请您给糊的吗？
常：这分糊什么。要糊简单的可以，要糊复杂的，咱们糊不了。过去那个糊烧活儿，文房四宝、古玩陈设，那都是细活儿。像过去焦菊隐当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的时候，所有的道具都是糊的。那个咱们干不了，那得内行。要是简单的，比如说糊一对灵花儿，糊个幡儿，糊个接三车，糊一个四合院儿都可以。
佟：都能？
常：哎，糊一个房子，糊一套阴宅，糊箱子，糊点什么普通的摆设那都可以。
4．婚礼及其他
佟：有一年您在北海给崔家主持过婚礼，我看过录像。
常：哦，他还有那个呀。［笑］那叫“赞礼”。
佟：古装的，在北海公园里头。
常：崔什么涛，举行传统婚礼，我当主持人。
佟：对，对。
常：嘿嘿，那是2005年1月9日，西城区旅游局、西城区政协都表示支持。我还怕他们干涉呢！因为咱们这个影响交通，要是说搞的这个叫典型的封建迷信活动，那是不允许的。所以事先我和崔家说了，这个东西要先和区政府说，咱们不要捅出娄子来。结果那旅游局局长不但不制止，而且还说：“太好了，您给我们增加旅游项目了。”北海公园的那个主任来后，也伸出大拇指说：“太好了，我们这儿冬天是一个淡季，您要有这么一档子事，给我们招买卖，我们太欢迎了。”连《人民日报》都登出来表示欢迎，您没瞅嘛，就是《北京晚报》……
佟：没敢登。
定：《北京晚报》提出质疑。
佟：我还想听听过去茶房的事。
定：什么叫茶房？
常：茶房这个事啊，你可以录录音，这个挺好。茶房在饭馆子里头叫“喊堂”，不叫“喝礼”。什么叫“喊堂”呢？你比如来人了：“两位您嘞！楼上请吧您哪！楼上雅座！”哎，这个叫“喊堂”。人家点几个菜，他向那灶上喊这个，好比说熘鱼片、炒肉丝儿、干炸小丸子，“哟！马上您哪！”就是要快。算账的时候，两块三、七块二、七块八毛五、九块六，您一共十块五，他得会这个，这叫“喊堂”。红白事的叫“喝礼”，什么叫“喝礼”？就是“赞礼”，司仪叫“赞礼”，他叫“喝礼”。
佟：单弦的岔曲是满族的吗？
常：啊！典型的满族曲。满族曲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单弦。单弦包括岔曲，包括牌子曲，知道吧？牌子曲那个曲头就是岔曲曲头，中间的杂牌子是按照故事情节加进去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梅花调，梅花大鼓[71]。
佟：对，金万昌[72]。
常：第三就是莲花落，就是今天我给你们唱的那个。再一个，太平歌词，这都是满曲。汉曲就比较多了，比如京韵大鼓、乐亭调、西河调，过去一般的艺人都会唱，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不用弹弦儿。找一大正琴[73]随便扒拉扒拉，我也能给你唱一段。只要是过门儿过好了，底下不管你怎么唱，那个伴奏也是这玩意儿。这个东西随便唱，［唱曲］就这玩意儿。
三、佛与道
1．我与道教
常：咱们先说说与道教的关系，然后再说与佛教的关系。基督教的不谈，那个没什么可说的。我小的时候，地安门外火神庙有一个叫田子久的住持[74]，他是华北道教总会的副会长，说是副会长，实际上来说呢，比总会会长的权力还大。
佟：就在你们家门口？
常：为什么呢？在日伪的时候，“兴亚院”[75]授意要组织华北道教协会和华北佛教协会，让那个下野的国务总理靳云鹏[76]当道教协会的会长，但还得走一个选举的过程，好欺骗舆论。但是靳云鹏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不愿意往里面掺和，因为靳云鹏是佛教徒，不愿意脚踩两只船，这是第一。第二来说，不愿意当日本的走狗。第三来说，他知道道教界不团结，尔虞我诈，都在争权夺利，所以不要介入这个旋涡。他在选举那天没有出席，称病，就说在天津住院了。在选举那天就选了田子久，就是地安门外火神庙的住持，为道教协会会长，名义上是副会长，但是代理会长，就是一身两任。
我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经常有病，我祖父常带我到火神庙去看中医。每到礼拜一，袁寿臣在火神庙里头坐堂。这个中医大夫袁寿臣不是他的道士。星期二跟星期三呢，是崔绍晋大夫。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呢，是杨振东。就是每天各有一个人坐堂，所以我常上那儿去看病，时间长了，就跟田子久认识了。[77]
定：去了多少年？
常：最少也去了七八年。
定：怪不得。
常：我爷爷常带我到田子久方丈室里头去串门儿。田子久便问：“这是您什么人啊？”——“这是我小孙子。”——“什么病啊？”——“没什么真正病，就是身体不好。”田子久说：“那许个愿吧！在神前许个愿吧！我给加持一下。”我爷爷就说：“给师父磕头。”
佟：就认了师父？
常：哎，就预先让我给这个田子久磕了头，让田子久收我为记名弟子，不是真正的出家道士。什么叫记名弟子呢？过去咱们民间管他叫“跳墙老道”，知道吧？佛教管他叫“跳墙和尚”。[78]这么样，我们就找了一个好日子，在神前上了一堂供，请他这庙里的和尚念了半天的经，然后摆了几桌素席，田子久就成了我的师父。但是我不必上那儿去住庙，因为我不是正式的出家人，只是到了节日的时候，到那儿去“随喜”，不叫“上庙烧香”，这叫“随喜”。比如说二月十五太上老君诞辰，夏至灵宝天尊诞辰，冬至元始天尊诞辰，这些主要的日子你必须得去，不是这些主要的日子你可以不去，在家待着，爱干什么干什么，上你的学，这就是“跳墙老道”。但是“跳墙老道”“随喜”的时候也得穿上道装，打扮得跟《西游记》里五庄观那道童似的，就是这么一个 情况。
到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人家翊教寺通知我爷爷了，说：“让孩子还俗吧！”就是“跳墙”。弄一条板凳，上面搁一块红布，表示寺院的红墙，让徒弟迈过这个板凳，表示还俗了，回家之后就可以不再来了，就这么个情况。这个东西不入法。
火神庙东牌楼（1901）
火神庙正门（苏柏玉摄于2016年）
2．我与佛教
常：底下咱们再简单说两句佛教的事。
定：好嘞！行。
常：潭柘寺有一个老方丈叫茂林[79]，是华北佛教协会的会长。沟沿儿翊教寺[80]，就是现在赵登禹路，现在叫育教胡同，过去叫翊教寺街，这翊教寺是潭柘寺的下院，这个下院的住持是谁呢？是德福，他俗家姓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他的俗姓叫王德福。德福就住持这个翊教寺，应当是香山八大处香界寺的住持。这个老方丈每年到我家来串门儿，就跟我爷爷说：“告诉您这个小孙子，让他认个师父，这样的话，保佑他没灾没病健康成长，这不是好事吗，您做这么一件善事吧！”其实他就是为了让我爷爷在庙里头给他捐点钱，家里挂的那大匾——“福缘善庆”。
定：怎么谁跟您爷爷要钱，您爷爷都给啊？
常：“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慈善为怀”，全是这个。这一瞅，这家是为善最热的家，嗯。我爷爷那时候无所谓，花俩钱就跟咱们现在花五毛钱似的，无所谓。当时他一说，我爷爷说：“好吧！”他也不能说他小孙子已经在地安门火神庙认过师父了，对不对？佛道本来是一家，民间俗信不分佛道，你知道吧？
佛道分家就是解放以后。我跟白云观说，北京办白事，番道禅尼四棚经[81]伴送库，白云观所有的道众都说：“你记错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和尚跟老道念不到一块。”我说：“对，念不到一块，它是分着念，各自念各自的。”他说：“那也不行，老道是东方接引，和尚是西方接引，这是不同的两个方向，神佛也不一样，这样道场就乱了。”我说：“你要知道，北京过去来讲，佛道不分。拿你全真派的丘祖来说，也是佛道原来是一家，都有这词儿，对不对？你自个儿好好看看这经典，有没有这词儿？我不会记错，我看了不是一回了，这个事你可以问问刘之维[82]，刘之维是老人。”他问了刘之维，刘之维告诉说：“老常没有记错，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定：我看您写的书里讲那个梵道什么一块念经的那段，是您写的吗？
常：嗯，念的什么都有。和尚念什么，老道念什么，对不对？
定：喇嘛念什么。
常：对，喇嘛念什么。
定：尼姑念什么。
常：嗯，尼姑应该念什么，居士应该念什么。
定：佛经您跟哪儿学的？
常：你甭管是这个往生普佛[83]也好，是咱们正式的念一个《白条经》也好，都可以拿得下来。所有参加白事来说，都是念的佛教经，都是和尚经，所以听听，耳朵里都有耳韵了。怎么张嘴，仪式什么样，你会不会念，这个问题小。你得会穿，穿上他那衣服会行礼。人家都跪着行礼，你站着不行。动作得一样，他那个行礼你得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问题呢？法器打不出点儿来不行，你打得乱七八糟，打乱了不行。那个板点怎么打？那东西很有关系。要怎么打，上次那道教协会会长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七星板点您会打吗？”我说：“过去办白事，比如说送疏，这个本家大爷拿茶盘端着这个黄表，后面跟着13个和尚，这13个和尚得打扮，得宣着圣号出去。”［念经］这叫接赞，这个就非常隆重。那好！这本家大爷往那儿一跪，头上摆着那钱粮盆，铺柜把黄表接过来之后，搁在这盆里头一烧，就开始。你比如说什么呢！［念经］这一鸣号回去了，赶紧到那灵前头转咒，念一遍《心经》《大悲咒》，有的时候“交功”，什么叫“交功”呢？就是交代一下今天到场都做了些什么功德，为谁做的功德，谁请的这堂佛事，斋主儿是谁，就是全体孝主儿的名字。［念经］
定：您可真行，您都能记下来，真棒啊！
常：就叫《荐亡文疏》，“交功”的时候念这个。把那死人的生辰八字儿都得念出来，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现在多大岁数，是哪儿的人。这叫《荐亡文疏》，必须得念这个。佛教不管它叫《荐亡文疏》，叫《三宝式》，三宝是佛、法、僧[84]，也叫《三宝证盟》。
定：是这个“交功”吗？
常：对！这个字在古文当中跟“冥”字是通的。
定：证盟？
常：共产主义联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不对？这个同盟，攻守同盟都是这个“盟”字。但是在佛教界用“明”字，说：“你给开一张证明。”证明就是证盟。
定：就是《三宝证盟》。
常：这是佛教用语，《三宝式》。道教也是这样。那个楼库原来也得写一个《三宝式》的证盟，也得写。［念经］这个《文殊宗教盛传》，也是民俗性的。底下拿这红笔“啪”画一钩。
佟：有一点，不多。我当时见过这样的东西。
常：这叫《三宝式》。喇嘛念的跟和尚念的是一样，但是它念的那东西是按照葬礼念的，它那个都是横的，藏文不是横写的嘛，是不是？它举行的全盘的道场仪式跟佛教不太一样，念的时候不吹不打，吹打的时候不念，这佛教是一边吹打一边念。你比如拿佛教来说［念经］，打一串儿完了之后再念，念完了之后再吹。但是有的时候，它那个笙管笛箫是给托腔伴奏，就跟咱们曲艺唱歌似的，得有人给伴奏。喇嘛不是，喇嘛吹的时候是吹，打的时候是打，那完全不同，不一样。念的时候咱们谁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因为咱们不懂这藏文。［念藏经］就好像咯痰一样，这末了儿一拉长声，铺柜马上“啪”这么一立。［念经］
佟：吹那个大号。
常：就这玩意儿。但是有时候还加上唢呐，和吹鼓手吹的那个不一样。［念经］喇嘛，这叫《西梵乐》，其他的录音带我都有，就是没有《西梵乐》的。为什么？我买不着。我上雍和宫门口那个新式的香蜡铺，他说：“您要什么？”我说：“我要这《西梵乐》的音带。”他说：“什么叫《西梵乐》？”
定：哦，都不懂。
常：我说：“就是你对过儿那喇嘛庙雍和宫吹的那个。”他说：“哎哟！那可没有，我倒有这个佛教的音乐。”我说：“佛教什么音乐？”他说：“您可以听听吧！”他往那儿一放。［念经］我说：“你别放了，你这什么啊这是？你这是广播音乐，这曲子叫《平湖秋月》，你这不是逗嘛！”［大笑］但是还加了木鱼和引磬。我说：“这才是佛教的音乐呢！你那个不行。”
佛教（乐曲）分各种牌子，比如说《望江南》，它都有牌子的。比如说《曹溪水》，比如说《灵前歌》，吹得惨着呢。道教吹得没有那么惨，佛教吹得惨着呢！那个《万世通》换了六盘录音带的样口，我这儿有一份。法源寺放这个录音，有一个老太太，一边听一边在那儿哭，那个和尚就问她：“哎哟！老太太您这是干吗？哭什么啊？”她说：“我妈死的时候就是吹的这个。”［模仿老太太哭］哭得更厉害了，她说：“我妈死的时候吹的就是这个，我一听就想哭。”哦！我这么一听，我说：“她说的是实话，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听的就是这玩意儿。”
定：您说特别惨的那个？
常：嗯，老道吹的那个不行，那没有这么惨。佛教的《叹骷髅》能把人给吹哭了，道教的《叹骷髅》就当作一种唱歌来听。《西江月》对吧？［念经］还拍一下镇坛木，然后就开始吹［念经］，就这个玩意儿。
定：唱得跟歌似的。
常：［念经］这是道教的，佛教没有这个。
定：佛教特惨的那个您能哼哼吗？
常：它主要吹的《灵前歌》，那都是比较惨的东西，但有的时候也是佛道两教混用的，你比如说上和寺有一个怯和尚，他吹得那就不惨。[85]还念个《二十四孝》，就和唱曲一样，不太惨，但是非常严肃，比如说，［念经］这个不算太那什么，就是吹的《灵前歌》。［念经］佛教，你必须得五音配好了才能好听，咱们学的是一音，人家是五音。它有高低音的配合，就像咱们唱歌似的，有高低音。
定：和声似的？
常：嗯。［念经］我说：“你这个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北京人听了之后啊，会笑话你，笑掉大牙。北京地方音跟你那词是一样。”你比如那儿开坛了，［念经］它一板一眼都体现了。［念经］参礼佛、法、僧三宝，你知道吧？
佟：上香设拜。
常：所谓“瑜伽焰口”就是澄心观想。就是正座的法师，戴了佛冠之后他就代表神、代表佛，就可以号令鬼神。通过他脑子的澄心观想，就把九幽十八狱的众孤魂，什么屈死鬼、吊死鬼、冤魂怨鬼全拘了来，给他们灭罪，灭罪之后给他们施食，让他们各得饱满，然后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佛——不入地狱，皈依法——不坠饿鬼，皈依僧——不坠畜生”，这叫“不坠三途之苦”，让他们各得其所，该托生的托生，该转世的转世，该升天的升天。请这堂斋主儿的这个人，给他增福延寿，他得善利的70%，其他众鬼魂得30%。做了这么一件功德事，就把亡人生前所做的罪恶一笔勾销了，所谓“为亡人免罪”就指这个说的。但是咱们一般都说“免罪”，讲道理讲不出来，要讲“瑜伽焰口”这个东西能讲两个小时，不是刚才我这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也是一门学科，现在没人讲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封建迷信的事。道教不叫澄心观想，道教叫“存神”，实际上说了半天，都是脑子里头想象的。
定：您脑子已经非常好了。我特别惊讶您怎么能记那么多的事。
常：［笑］凡是我经过的事，我都有点印象。不会有多大错差。我从东北回来之后，到北京居士林去了一个时期。因为那儿有我一个同学，是现在的北京佛教居士林的林长，姓夏，原来叫夏佛念，现在叫夏法圣[86]，是我一个小学的同学。夏法圣的姑父，就是夏莲居[87]。夏莲居原来是创建居士林的五个发起人之一，有这么个因缘，所以我在道教、佛教也好，用一句糙话来讲就是什么呢？——是结过缘的。用咱们俗家的话来讲，我是在佛道界“走平道的”。
定：走什么？
佟：“走平道”，就是认识很多人。
常：所以居士林的居士也好，佛教界的佛教徒也好，跟我是有来往的，道教界更不要讲了。关于我这个宗教的历史就讲到这儿。
【定宜庄记】常人春先生在口述中提到，他曾拜地安门外火神庙的住持田子久为师父，常家与田子久之间的关系也维持了多年。常人春后来撰写的多篇文章都谈到了这个人物和与他相关的故事，如《地安门外火神庙》《白云观活烧老道案始末》《地安门琐记》等等。从中可以看到，田子久这样一位道士身上，竟然存在诸多与民国年间北京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相关的线索。把这些碎片连缀到一起，就会使隐藏于当年京城社会，但如今已经鲜为人知的历史一角浮现出来。现节选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详。
《地安门外火神庙》（节选）
地安门外火神庙，全称为火德真君庙，它是天师正一派的道观，封建时代，是正一派大宗师张天师由江西龙虎山入京觐见的驻跸之所。据《帝京景物略》等古籍对火神庙的历史沿革均有所记载。认为该庙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距今已有1370余年的历史。但北京文物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之说是“传为元建”，不知其根据为何，待 考。
元末至正六年（1346），火神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清代，火神庙虽被挤占了不小的面积，其建筑、神像尚称完整，有在此长住的道士十数人，俨然还保持着当年古观的体制，清规（太上家法），循例有法事活动。每年旧历六月二十二日火德真君诞辰之日均有盛大法会。清代沿袭明制，命钦差大臣前往致祭，并进献各种法物。从清内务府的档案中可以看到，雍正年间命养心殿造办处给火神庙特制了铜质镀金掐丝珐琅五供和填漆钱金供桌等供器供物。清末，慈禧太后曾多次到此进香，并于每年旧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在庙内祈祷“资度道场”，在庙的山门外焚化巨型法船，此是当年京城的一大盛事。
民国期间，火神庙的法事活动，仅是向民间“十方善信人士”撒帖、张榜。今人朱家溍先生在《燕都》撰文《什刹海梦忆录》说：“我记得当时每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家照例接到火神庙主的请帖。据说这一天是火德真君的诞日，我家并不迷信，但习惯上所谓‘有以举之，莫敢废之’，所以也照例应酬。”
民国期间，火神庙方丈为田子久，法名田存续。据说，他是钟楼豆腐池胡同田家的后人，田家是清代官宦之家，官至阅海。田子久本人极喜交际，上至政府要员，前清遗少，八大宅门，下至绅商各界，均有程度不同的往来，因此，在北京很有名气，他与二郎庙住持、长春堂药店东家张子余等，统称“北京四子”。
田子久与北京各界知名人士结成“金兰之好”的盟兄弟有二十二人，其中主要有：
徐子才，系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他与什刹海河池、冰窑东家白焕亭是田子久进行道务活动在经济上的坚强后盾。
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绰号张老道。早年以经营长春堂中药店卖避瘟散起家，后相继办起长春东号等木厂、亿兆百货商店等大商号。致富后，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道、学经，有所建树。
笔者祖父常旭升，曾在京兆全区侦缉处任职，后任东北军阀张作霖督战队司令副官长，后为古玩商，号称“常四爷”。因信奉道教，故与田子久是莫逆之交，经常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支持田子久的道务活动。据说曾与张、徐等盟兄弟共同上书南京政府，恳请立道教为国教。
鲍镜如，大豪绅。系河南省省长胡玉昆的老丈人，他的儿子鲍振武亦在胡玉昆的手下任职。
魏子丹，北京西单元昌厚茶庄经理，日伪时为北京茶叶同业公会会长。
高寿峰，系北京内一区首席署员，职务不大，但结交甚广。
郭子玉，人称“郭七爷”。在北京开设有七个大饭庄子。
傅俊山，系北京电车公司总交涉员。此外，还有关路天、金俊恒、朱绍武等多人。
田子久有四个徒弟：大徒弟赵心明、二徒弟刘心亮、三徒弟张心知、四徒弟李心坤，均是精明强干的青年道士。除大徒弟赵心明是解放前被一斋主索去还俗外，余者都是解放后还俗的。
田子久是华北沦陷期间道教界的风云人物。日伪时，日寇企图利用道教为其侵略、统治服务，于民国三十年（1941）由“兴亚院”下令，成立华北道教总会，日寇请出下野的官僚陆宗舆做会长。鉴于田子久在北京道教界及社会各界久孚众望，请他当副会长。这本来是由“兴亚院”授意，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批准的，但为了欺骗舆论，还要走“选举”的过场。据说，选举是在伪内务总署监选下进行的。开会那天，陆宗舆因病住院，未能到会，所以，只好临时改选天津佛教居士林林长、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为华北道教总会会长，田子久为副会长。但靳云鹏推而不就，只是挂名而已，实权仍落在田子久的手里。
田子久本是正一派的道士。其不知北京正一派的势力根本无法与自元朝以来就广泛传播的全真派抗衡，况且两派在历史上积怨颇深，让一个正一派的道士当华北道教总会的副会长，而且有着实权，当然做“十方丛林”全真派的白云观新任住持安世霖不会服气，于是对一百多名常住白云观的道士下令，谁也不准加入道教总会，否则立即予以“启单”（驱逐出庙）。与此同时，安世霖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张子余等，企图从中打开豁口，破坏二十二盟兄弟的关系。另外，他将白云观大批古物盗出，送给曾为日伪维持会会长的江朝宗，以为靠山。
对此，田子久毅然采取了对策，借口白云观是华北道教祖庭，经呈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批准，以白云观为道教总会会址，规定日期由道教总会接管，并下达公事，让警察局局长余晋和命令西郊警察署派人去弹压。不料，事先有人向安世霖泄露消息，安马上哭求江朝宗给做主，江大为震怒，说：“有我江老头在北京一天，任何人休想动白云观一指头！”当即找来余晋和，强令不准配合道教总会接收白云观的行动，余被迫收回成命。及至接收人员田子久、孟广慧（鼓楼前烟袋斜街广福观住持）、张修华（天津天后宫住持）等人去白云观接收时，安世霖、白全一声称没有见到公示，根本不予接待。事后得知此次变故乃江朝宗从中作梗，王揖唐又研他不过，对田子久显属爱莫能助。田子久急气交加，回到火神庙就病倒了。
田子久羽化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天，当时北京市民盛传田子久到南京开会，见到了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见田子久仪表、谈吐不凡，谓“可惜出了家，不然真够个省长的资格”。田子久一动心，从此坐了病，以致一命赴“南宫”，“朝礼无上虚皇尊”去了。当然这仅是传言，权且姑妄听之。
田子久发丧举动可谓大矣！长春堂老道张子余有自办的材厂，主动送来了柏木棺材。东岳庙、和平门内半壁街吕祖阁与本庙联合起来，以三十七位道士为他办了“无上资度升天道场”，借用俗礼，举行了隆重的送库仪式。发引时，用的是西黄城根信成杠房的四十八人大杠，灵盒（柩）上扣着青云白鹤的大罩。观者如潮，万人空巷。当时成为北京城内的一件大事。
据当时火神庙派出所的民警王应生（20世纪80年代为新街口派出所所长）回忆说：“从1950年起，道士们即开始陆续离庙还俗，到1956年庙产公有时已为数不多。记得有个在斋堂做饭的道士（辽宁人）老郑头被送到清河镇社会救济院养老去了。”随后，公安局交通大队也搬了进去。
据笔者了解，还有一个火神庙经班的老道士张元寿，80年代还在白云观烧锅炉。1993年羽化。
田子久结交极为广泛，涉及京城众多重要人物。而他的出身，也是一个被人注意的问题。田子久在沦陷时期曾出任（伪）华北道教总会会长，并与白云观结怨。很多人都认为1947年发生的白云观火烧老道（前文中提到的安世霖被焚）一案与田子久有关。针对这些问题，有张雪松所撰《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子久（存续）小考》[88]一文可资参考，内容除了提到白云观火烧老道事件与田子久有关之外，还怀疑常人春在《地安门外火神庙》中列举的所谓“北京四子”，应该就是“太监四子”，即徐子才、张子余、田子久和魏子丹。[89]他经过考证推断，与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积怨颇深的田子久，幼年时应为太监，晚清民国之交时出宫，在火神庙出家为道，为正一派道士。由于其太监身份，应与全真龙门岔派霍山派有一定的关系。在此附上这些非常有趣的线索，意在提醒读者注意常家在民国时期社会交际的复杂性。
四、我的人生经历
【定宜庄记】常先生在解放后的经历，按他自己所述大致如下：195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小学教书，以后到中学当音乐教师。1960年被劳改，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1985年回到北京。回京后找工作不容易，最后在东岳庙当“特别顾问”，每月1200元。共写了13本北京民俗方面的书。2009年时，退休金每月800元左右。
定：咱们今天还接着昨天的开始好吗？
常：还接着昨天谈？
定：嗯，就是我昨天跟您说的，从您打小儿的事开始谈。
常：行，把我小时候的事都谈谈，咱们从头儿说起。我们家，虽然我父亲跟我大舅都不是“闯业”的人，但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评价——我是一个“闯业型”的人，探索、开拓、进取、拼搏、奋斗一辈子！
佟：不容易。
常：这不是给自个儿戴一个高帽儿夸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才不合时宜，我常说：“这是我的事业。”人家说：“你说得不对，这不是你的事业，这是党的事业。”我一听，人家这语音高。我这还当正面话来说，“当作自个儿的事情来干，当作自个儿的事业来干。”人家说：“错了，这是人民的事业，这是党的事业，你这观点就不对。”
定：得！［大笑］
常：所以我净往里头掉。咱们先别说这个，还是拣小时候说起。我生在这个家庭里头，我就看不惯我父亲跟我大舅搞的那套。你们一天躺在炕上，蜷腿带弓腰，大虾米炒鸡爪似的，在那儿抽大烟，完了之后打八圈，一打就是半宿，干什么你是！对不对？关键是这个也不要紧，你得做个买卖，做个事业呀！那明儿指什么活着啊？咱们不用把话说得更高，就是你自个儿怎么给自个儿找生活出路啊？没有这个认识。唉，我祖父是什么呢？养不教。《三字经》不是“养不教，父之过”嘛，他这就是。
定：养不教。
常：养活孩子，不懂得教育；有了钱，不懂得计划开支，不懂得储蓄，不懂得积攒。
1．童年
常：哎！咱们不能净说这个，还得说我自个儿这点臭事。我这个小孩啊，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有一种癖好。过去古人说“无癖者而不利”，你知道吗？癖好是对某种事物的过分追求和爱好，“癖”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说是病态，但是学者不承认这个。我从小就有癖好，要是在市面上看见什么了，回去我准模仿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儿听唱大鼓了，回去之后，没事弄一个板儿或者弄一个什么玩意儿，在这屋里就学上了，也没人指点。
我第一个学的是北京的地方莲花落，那时候才多大岁数？六七岁。我们那管事的姓李，叫李连柯，抱着我上鼓楼后头那个小市场，那是鼓楼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90]布设的。抱着我上那儿去看玩意儿，听大鼓，听一些个曲艺什么的。有一个叫白玉山的，在那儿拉个场面，唱地方莲花落。现在没有会唱这个的，这个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还是喜欢这个玩意儿，但是没地方看去了，我唱一段，也没人听我这个，这叫什么玩意儿？
定：您现在还会唱吗？
常：怎么不会唱啊？这个东西都得有那个节奏板儿，也叫“什不闲”[91]。就像咱们数快板儿，没有那个不行，这样一拉［口技］，就像拉锣、鼓、镲三件一样，它打的那点跟咱们现在一般给戏剧伴奏的点不一样［口技］。它打那鼓是闷着打，按着打，不让它响，［口技］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口技］。一般都是唱的比较多，连唱带曲艺，对吧？比如，［口技］就是这个玩意儿，那一般唱大段的，单唱的，一个人唱的话，比如《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演唱］这头一段。
现在没有唱莲花落的，没有唱那个《十里亭饯别》的，这都是名段，我都能随便唱两句，现在你唱两句没人听那个，现在青年谁听那个？旧的流行歌曲吧，你唱一段现在都没人听，对吧？现在的流行歌曲只有节奏感，强烈的节奏感，没有优美的旋律，没有很好的耐人寻味的歌词。
过去那流行歌曲，刚才我说都是三者俱备的，一个是歌词，一个是旋律，再一个是节奏。所谓歌词得结合现实的生活，那也有相当好的了。几十首甚至上百首流行歌曲我都能唱，而且弹着琴给你唱。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那音乐老师请假不来的时候，学校里指定学生会的人到那儿去，不叫代课，叫辅导大家温习旧课。有一个小四门[92]的课，老师不在的话，我就给辅导去。时间长了，学生都说：“不让正式老师，还是让常老师来教我们。”学校说：“哪儿来这么一个常老师？”说：“学生会那个。”“那个不行，那个不合法，人家教育局不承认这个，学生教学生那不成。”我能摸透学生的心理，知道他们爱听什么，爱学什么。
您看过去，我不但听，就是听了什么，回来日久天长，都能自个儿唱一段。不是说就学这旧的，也学时髦的东西。比如上次我到吃饭的饭店卡拉OK，一翻本子，有《五月的风》[93]。我说：“我唱一段，你们听着。”我刚这么一唱，所有的服务员都跑到这个单间来了，说：“我们以为是哪个女的来唱了，怎么是一老头儿啊！”［大笑］我拿它当口技来学，我给你唱一个《疯狂世界》你听听。［唱歌］
定：这是40年代的歌啊？
常：40年代的歌。《夫妻相骂》[94]《三轮车上的小姐》[95]，还早一些的，《可爱的早晨》《讨厌的早晨》[96]。我这人什么都学。
定：您后来上小学跟哪儿上的？
常：我慢慢说，关于小时候，这不是到处逮什么学什么嘛。比如糊烧活儿也是这样，我看完接三、送库的，回来就糊这么一盒，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细。气得我母亲说：“你要再糊这个的话，我给你送北边冥衣铺学徒去，你也不用上学了。”我那阵儿还不懂事，还无所谓闯业不闯业，没有什么政治追求，我觉得你送我到冥衣铺更好，我还愿意去呢，实际上她说这话是气话，她不可能送我上冥衣铺学徒，对吧？那时候已经呈现出这个行业不行了。时代在进步，人民脑筋在开化，这个东西是落后的玩意儿，早晚被时代淘汰，买卖一天比一天萧条，不行了。我写的“民俗行业”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对冥衣铺描写得很细致。真正从业人员他也写不了，他写不了那个，他文化程度不行。这个你还得有写作能力，还得有记忆，还得对这行了解得特别通才行，才能写这个玩意儿。
我在家不好好上学，因为我学龄前准备工作做得好。那时候也不兴念蒙学，但是我们家住着一些“住闲的”。我说：“八奶奶，我要上学的话先学什么呀？”她说：“先学《百家姓》《三字经》。”我说：“那省得明儿我挨打、罚站，您教我《百家姓》《三字经》。”她说：“那行。”她给我找出一本，我天天背这个玩意儿。人家三十儿晚半晌儿熬夜，打牌的、放炮的、点灯笼的，我坐屋里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背这个玩意儿，写字。我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但是就有一样，漂亮可是漂亮，按照书法来说不够条件，为什么？因为书法是艺术品，咱们这是实用品，你说要是开会写一个动员大会，我给您写这个，挂在那儿保准漂亮，30分钟完成了，这我有特殊的方法，所以过去“文化大革命”所有开会的那些玩意儿全是我的玩意儿。但是我不敢说我是从冥衣铺学出来的，不敢说那个。什么动员大会，什么斗争大会都可以，不用拿毛笔写，就拿粉笔在咱们破报纸上画上，然后拿大头针别在那黄纸上一剪，30分钟就齐了。
定：这我也会。
常：这是我的特殊玩意儿。你比如过年糊点灯笼什么的，这都是我的事。我小时候就弄这玩意儿，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不干这个了。家里很看不起我，家里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不务正业，糊这个弄那个，一天到晚弄这套玩意儿。要不你就唱大鼓，你学的这玩意儿能要饭去！这回要饭甭发愁了，能找到门儿了，饿不死了。”
定：您父母他们不愿意您学这个是吗？
常：那当然是了，那叫什么！
定：哦！那您到五年级的时候，您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下九流的，就不爱了？
常：对，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学这个不行，学这个没有用。不能说一点用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叫人瞧不起。别说大的，当一个小学教师也比它强，当一个小事务员也比它强，虽然说挣钱挣得少。小学教师不会一个月挣一所房子，对不对？但是他可以跟别人说的，讲的。人问：“干什么的？”“我教书的，我教育界。”这是句整话，对不对？这是句整话。
定：嗯。
常：所以我认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有实际情况。到了五年级，上高小了，学校里有学生会。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强，好出风头。这个学生会表面上也是选举的，实际上是学校方面指定的。因为我当时在学生当中比较活跃，有一些课程别人没有学到的，我比他们学的东西多。你比如说唐诗宋词，那阵儿小学的学生会这个的很少。
北京一光复[97]，学校老师说：“你们谁会背《国父遗嘱》[98]？我听听。”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我说：“我背给您听听。［背］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背完那老师就说：“看见没？你们都应该向常人春学习，中国人不会背《国父遗嘱》不行。”这就给我种下一个因，所以学生选举的时候把我弄到学生会了，当学习干事。那时叫学术组，不叫学习组。出墙报，组织一些关于学术方面的活动，就是干这个。所以我兴趣就转移了，我说：“我得争取当这个学生会主席。”［大笑］这野心多大，你知道吧？没当学生会主席之前，我自己有我自个儿的玩法儿，自个儿组织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叫“国花社”。为什么叫“国花”呢？国家之花，用现在的话说，祖国的花朵，还写了一份章程，这份章程第一个宗旨是什么呢？——“严于行乐，鼓励学业”。你听这个词儿。
佟：严于行乐？
常：那个旗人老师一看就乐了。旗人老师把这东西拿给校长一看，告诉：“我们班里出了这么一个人。”校长说：“好啊！”当时就奖给我100张白报纸，这么1令白报纸，说：“你拿着这个去画，去写吧，给咱们学校出墙报。”
定：那是什么小学？
常：郎家胡同小学。后来迁到琉璃寺去了，就叫琉璃寺小学[99]。那阵儿它不叫这名，按照保来说，内五区第十三、十四保国民学校，是这么个词儿。
定：郎家胡同不就是那满蒙高等学校，就是后来的一中[100]，安定门那个吗？
常：所以我这兴趣就完全都集中在这地方了。第一个，搞歌咏晚会，给学校排节目。排什么呢？就排黎锦晖的《月明之夜》[101]。［大笑］赶那起，再不糊烧活儿。哪儿顾得上糊那玩意儿？提也不提那个。按说家里应当懂得这个，这不是我埋怨我们家的父母，他们不鼓励这个，让你上学没让你去当官。我去就是当官，什么和尚念经也好，什么什么一概不看，就是搞自己的社团。你在我这个学校，在我这班里头，你必须得加入我这个社团，你是我的人。那就等于是党派一样，你不入我这个党，你是在野的，那不行，那不受到我的庇护。所以那阵儿学生不管哪一班，都向我们这儿靠拢。所以我很快就成了学生会主席，而且自称是“国花社”的社长，别人给我起的名字叫“国花少主”。现在我出的一本诗集就写着《国花少主诗词》[102]。
还搞各种展览，比方说书法绘画展览、标本模型展览。用现代的话来说，叫“走入正道”了，研究自然科学，不搞封建迷信活动，再不搞过去的那套玩意儿。唱大鼓，这个不行。唱单弦，不唱这玩意儿，只唱学校里规定的那些比较进步的歌曲。但是家里不鼓励我，老说我不好好学正经功课，没事一天到晚搞这些活动那些活动。“你这当什么去了？当官去了？”还有这个话：“我可告诉你，在学校里可不准说共产党好，也不准说国民党好，因为咱们是老百姓，不要介入政治。”他说这些话说得太早了，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国民党？我根本不懂。我就懂得我今天要搞歌咏晚会，我今天要演一个话剧，我要出第二期墙报，反映附近学校的情况，就这些玩意儿。我那个时候搞的还是非常狭隘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大了之后，多少有一点开化了，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国民党了，但还是不介入这个，不谈这个。那阵儿学校里也举行所谓“清匪锄奸自救运动”，知道吗？
定：知道，能不知道嘛。
常：那都不行了。也教一些政治性的歌曲，你比如像《保卫东北》《还乡曲》，这都是反对共产党的东西。
定：哦，反动歌曲。
常：对，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教育。但是它的政治教育比起共产党来说弱得很，音乐老师到那儿去，写上今天教什么呢？教《还乡曲》，说这是张荫梧[103]的作品。大家问：“什么叫‘猪崽茅房’呢？”他说：“就是毛泽东和朱德。”[104]把这就写在黑板上，有的学生就举起手来了，他问：“你有什么事？”那学生告诉老师：“您把这给擦了吧！”所以当时给我很大的启发，哦！我说可能这里面有共产党。小学里就有共产党，不是他本身是共产党，是他们家里有，或者他爸爸，或者他爷爷，或者他哥哥或者他姐姐。我说：“这个复杂得很。”学校里禁止唱流行歌曲，比如《夫妻相骂》《三轮车上的小姐》……
佟：《渔光曲》[105]。
常：抓得很紧，比如就我们搞歌咏晚会，虽然不审查，但是假如牵扯到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不行。我到小学之后才发现原来教育局有密令：“北平市教育局密令，违密令示：查本市各中小学，居然有不法之徒在学生中公开教唱《三轮车上的小姐》《夫妻相骂》，殊为不法，饬令该校校长严加举提，以绝乱源，令到之日，令遵勿违，治安未变，切切此令。”
定：您还能背。［大笑］
常：“局长王记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你看我这脑子。
定：行，您这脑子真行。
佟：太棒了。
2．“儿童教育馆”
常：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搞歌咏晚会，搞什么周会表演什么的，校长为什么特别嘱咐不要唱市面上的流行歌曲，这我才印证上。还不说歌曲问题，就说我的思想发展，后来有的比我稍微高一级、大一点的孩子呢，看着我搞这个活动也说：“您搞这个‘国花社’，不如干脆就自个儿建立一个‘儿童教育馆’。”鼓楼就是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我经常到那儿去串，也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它搞各种展览，搞陈列室啊，搞图书馆哪，搞一些个演出呀，搞一些群众问事代理处，现在叫咨询，那时候叫问事处，搞什么儿童读书会啊……那搞得也挺花哨，我们常常上那儿去。
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打算仿照那个人民教育馆的形式，搞一个“儿童教育馆”。但是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你有钱吗？你有这个设备吗？当局是不是干？第一，你没有那个设备；第二，就是有那个设备，这不是你小孩在那儿随便玩儿的，你管不了，对吧？比如说搞“国花社”也好，搞一个歌咏晚会也好，这是玩儿，这与你没关系，与你学校也没关系，这是我们个人的玩意儿，既是给学校搞，又是我们自个儿玩儿。那时候学校的管理也没有像现在那么严格，你爱搞什么搞什么。但是你要说是搞共产党，当然是不行的，这个要找你家长。你只要不搞政治上的东西，没有关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所以我是越搞越大。
简单说吧，我们家把旧鼓楼大街的房子卖了，卖了这个活动就完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净是套院，有的是空房，在我们家就搞起来了，不用在学校里搞。有的能在学校搞，学校不说什么，有的就不能在学校搞。比如说今天礼拜日休息了，你在学校搞的话，人家工友就不干，妨碍人家休息。或者人家放学下班了，你不回家，你在学校鼓捣起来了，一直到晚上，那哪儿行啊？那不行，所以就在自个儿家里搞。这把房子一卖呢，院子也没有了，空房也没那么多了，这就不行了，你再想搞展览，你搞不起来，你再想搞什么歌咏晚会也好，又演这个演那个不行了。
正好是1948年，卖了房子之后，下半年我就到中学去了。那当然人家对我是不了解的，我什么也不是，是个白丁儿了。可还有一样，白丁儿是白丁儿，原来那群小学的学生虽然散了，但是还常常到我家来一块聚会。又找一个同学家里，门口就直接挂上牌子写着“儿童教育馆”。这个挺有意思的，哎！
这个“儿童教育馆”没少捅娄子。搞了几次集会，都是抄袭来的东西，比如“清匪锄奸自救运动”，这是什么问题？当然了，当时搞这个没有人管，而且学校还说好，派出所也说好。派出所还有好几个人背着枪到这儿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瞧：“哟，这群小孩不错，还懂得‘清匪锄奸’，不错！不错！”还要表彰这件事。解放以后可麻烦了，这个事要调查，这个“儿童教育馆”是干吗的？什么人成立的？都搞了一些什么活动？这个“清匪锄奸自救运动”谁组织的？
定：后来呢？
常：嘿，好，凡是“儿童教育馆”的成员，那麻烦大了。那个组织也非常健全的：馆长、副馆长……哪个科都有名目的，谁管什么的，都有名目，而且还有证书、聘书啊，聘书也有草签、公章什么的，都有。所以解放以后找我。
定：您是那教育馆的什么职务啊？
常：馆长。［大笑］解放以后呢，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就在鼓楼，就是那个儿童图书馆，他们对我了解，因为都还是旧人，说：“您到这儿来吧！”忽然间（我）认得了一个姓黄的，叫黄为勤，也是一个失学的儿童。他说：“您搞这个（指人民教育馆）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咱们这个‘儿童教育馆’不能放弃，我想参加您这个‘儿童教育馆’的工作。”我听了挺高兴，时间长了，我对他也多少有点了解，他会画，我就利用他这点，给我画点东西。他就跟我要了一份聘书，这聘书也没有写什么，就是：“兹聘请黄为勤同志为某某儿童教育馆馆员。馆长某某，公元1950年4月28日。”[106]就那么个玩意儿。
唉，他也不知是怎的，拿着这聘书上别处去诈骗去了，实际上就是募捐去了。没钱啊！没有钱能办事吗？他拿这个募捐去了，结果让刑事警察队第四中队抓着了：“你拿这个来满处敛钱，那不行。”问他这个聘书哪儿来的，就把这个事全都供出来了。本来那阵儿我有学校、有家庭，应该找家庭或者找学校，可这是怎么档子事？把我直接找去了。我在那第一人民教育馆，就是那“儿童教育馆”阅览室上班，刚走到那银锭桥，把我叫住了，弄到小金丝套[107]胡同的派出所，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不行！你跟主管部门立案了吗？你私刻印信，滥发文件！”［大笑］
佟：罪过还挺大。
定：把我送到刘海胡同内五分局，内五分局没怎么审，刑警队就把我弄到第四中队去了，第四中队那会儿的中队长跟我爷爷是朋友，我爷爷过去不是搞这个的嘛。他说：“呀，你这什么事啊？”我一跟他说这情况，他说：“你这个小孩又可爱又可怜，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说：“常旭升是你什么人呢？”我说：“是我爷爷。”他说：“回去之后想着问你爷爷好，你这个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白了，这叫猫肏狗的事。”［大笑］
定：什么？
常：你听着，猫肏狗的事。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是没有办法，谁给饭吃我管谁叫妈，这不共产党来了吗？咱们没有辙呀！人家要愿意留这么句话，咱们只好给人家服务，是不是？这是跟你说实在的，这话可不能跟任何人讲，咱们的关系也不跟任何人讲。”说完了之后他就叫：“来人！”来了四个，说：“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侦缉队！嗯，到这儿来要老实点，我们的首长今天审讯你，你知道吗？”那个中队长说：“你们都出去。”就走了这么一过程。其实审讯什么啊？什么也没问就完了。
在那儿待了好几天，就转到鹞儿胡同指导大队去了，到了鹞儿胡同大队，那大队长更有意思，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抓着土栏杆子撒尿和泥呢，你比我强，不错！你们小孩在一块玩儿这个没什么问题，你就是不应该刻这么一个公章，还弄这么一个聘书，你这是私刻印信，这个不对。小孩在一块聚会，玩儿，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我们也了解了，学校我们也去了，你家里我们也去了，关你的派出所我们也去了，你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你走个手续吧！留保打个保，你就回家吧，回学校也成。”等我回学校，学校当然不能不要我，可是我回到第一人民教育馆，第一人民教育馆可不要我了，认为我受刑事处分了，不能要了。但是我本身有这种意愿，将来搞一个“儿童教育馆”，用解放以后的话来说是“少年之家”，北海那个就叫“少年之家”，对不对？
定：对，对。
常：那就是我们那个教育馆的性质。不是我发牢骚，他们就是不会看人，不会用人，不知道谁有什么长处。因为搞这个，他有他的正面思想，对不对？他首先没有搞政治活动，你要是（把他）拉过来之后，完全是你的有生力量，这不挺好的事吗？哪有这样的少年啊？这样的青少年是很少的，对吧？（别人）都是在那儿混的。哎，这是我这儿说实在的，不是我自个儿表扬我自己，这样的青少年来说是很少的，对吧？你不能只看着小时候搞封建迷信活动。［大笑］
定：您真够热闹的。［大笑］
常：当然咱们也说咱们自个儿的缺点——没有正确的人生观。说我这是为了革命，没有这个意思。这完全是我自个儿的事业，就是文教事业，对吧？搞社会教育，搞青少年教育，严格说起来没有多大问题，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毛病呀，对不对？
佟：嗯。
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鼓楼）[108]
北京市少年宫（苏柏玉摄于2017年）
3．任小学教师
常：（后来）我就上了师范学校。
佟：什么学校？
常：北京师范学校，在恭王府夹道。[109]这个师范学校有劳动实习，指着学生在外面搞一点零活儿什么的。实际上就是给学校挣钱。过去旧社会就是那样，学校不能白养活我们啊。因为学校也不收学费，也不收膳宿费，还是继承过去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那套。1951年的这个春天，大概是4月底，我被调到沈阳的新华印刷厂，在装订车间干活儿，告诉说是实习。我到那儿不好好干活儿，一天跟工会里瞎泡，工会不是搞这套的吗？——搞文教、搞搞车间宣传。我想当个车间宣传员，又想当车间统计。到年底，人家不干了，人家说叫你到那儿直接参加劳动，你不好好在那儿劳动，你一天到晚往工会跑，老搞这个，你不是尽扯淡嘛！人家跟学校指名，说谁谁谁表现不好。但是（名义上）不叫开除，反正就是不要了，解雇了或者怎么着。但是学校对我比较了解，回去之后并没有怎么责备。说你不是愿意干这个吗？这回好了，你不是回来了吗？利用你这积极的一面，你当我们师范学校学生会的总主席，先是当副主席，半年以后是正的。
定：那还上学吗？
常：就是在师范学校继续上学，刚才那是两三个月的义务劳动，给师范学校挣俩钱，就这么回事，我在那儿不好好干，人家那工厂不要了，给退回去了。学校不能说什么，学校也了解我的情况，也知道我过去的那点臭事，学校也说：“你当学生会主席是当学生会主席，但有几个问题得跟你谈清楚了。第一个，你得受咱们学校党委的领导，不能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要先请示后汇报，这是至要的。第二个，还是以你的学业为主，不是到这儿来当官，不是到这儿来当领导，不能对教职员工指指画画，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这儿的学生，不是这儿的领导。对学生只能组织号召，也不能够当你是他们的上级，这是不对的。”可我就是要当领导，就是要指指画画，就是要指挥，甚至连工友都要指挥：“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今天开会了，告诉工友：“你去布置会场。”我告诉你怎么布置，这国旗挂哪儿，这主席像挂哪儿，这标语贴在哪儿。我发挥高阔亭那套，我当总提调。我这不是白事总提调，我是学校开会的总提调，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授奖大会，校长讲话的稿我来拟，授奖名单我来开，学生代表的发言，也是由我来一个字儿不差地写上，让他去念去。
定：共产党就打击这个。
常：嗯，就打这个。
佟：您就快了，已经埋下问题了。
定：快了。
常：咱们简单说。毕业了，把我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文教科，我带着四个女学生一块到文教科报到，刚一进去，那科长就说：“你们今天来了，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样，你们必须得把自个儿的历史交代清楚，有政治上没有交代的问题要跟我们说清楚。”我就感觉这个风不对，我们才多大岁数呀？（当时）十八九岁，在国民党时候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呢！历史是个零，是个白点儿，这有什么可交代的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头。那时候我对政治问题就比较敏感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敏感的？就是那次抓起我以后，我对这事非常不满，要按照现在，我非搞行政诉讼不成。那时候没有这种制度，那时候我要告，我就告刑事警察四中队：“你凭什么拘留我十天？你根据的是哪条法律？你说我私刻公章，那是国民党时代留下的那么个戳子，不是解放以后的事。”
佟：那罪过更大。［大笑］
定：然后呢？
常：我回来之后，就跟学校的领导谈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到那儿报到，要我们交代历史问题。我们的历史问题很简单，就是1949年以前上小学，1949年以后上中学，完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交代的？”我还有什么历史？日伪的时候我还是几岁的小孩，国民党的时候是十几岁的小孩，还是小学学生，这不逗嘛！
当时我这心里一动，是不是让我交代我过去搞的社团活动？知道我在刑事警察队挨10天拘留的问题？他不知道，我也没说这事。后来学校领导说：“这样，你如果不愿意上市总工会不要紧，你到小学去怎么样？”我说：“可以，总的来说，咱们是搞教育的工作，我一开始就学的这套专业。”他说：“我给你开封介绍信，你到前门掌扇胡同文教科那儿报到。”到了这前门区文教科，他说：“你到东八角小学教五年级吧。”我说：“行。”到东八角小学那儿我教了20天，校长跟文教科提出意见来了：“新来的这个对业务也不熟，不能让他教高年级，得有一个锻炼的过程。我们学校不缺高年级教师，没法安置。”
没有合适的不要紧，那就上东珠市口小学。有一个校长叫王淑华，是北京市代表，回民，一老太太，人相当好！跟我这一见面就说：“我也调到东珠市口了，咱们两人一块，手拉手去上任。”我说：“哟，您今年也调到东珠市口？您原来在哪儿？”她说：“我在吴王桥小学，我是二年级跟一年级的低年级教师。您别看低年级，不好教，倒不需要文化多高，但是业务得熟。你不是幼儿师范的，幼儿园你教不了。”我说：“对。”她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文教科叫我来培养您。我们看了您的档案，第一个，思想进步，能够跟上新的形势，对新社会有认识，靠近组织，靠近领导，及时反映问题，在学校很有成绩，热心公益。在学生当中、在教师当中还有威信，不错！在文教科看了您的鉴定，对您的评价很高，让我来培养您。”她说了这几句话，我这么一听真不错。她说：“那鉴定你看了没有？”我说：“没看。”她说：“我给你看看。”她拿出毕业的那张鉴定，有我自个儿的，第一栏是自检，第二栏是小组意见，第三栏是领导意见。我一看确实写得不错，缺点只有两条，一条是个人英雄主义较强，第二条是联系群众不够，没提别的缺点。当时一看，我是非常乐观的。
就这样到了东珠市口小学了。我一看哪，很多都是青年教师，女的比较多，男的比较少。给我一个任务：“你来到这儿，首先要抓建队。”我说：“什么叫建队？”她说：“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叫少年先锋队，知道吗？我说：“这都做哪些工作呢？”她说：“第一个要摸清学生的老底，哪些够队员的条件，哪些不够队员的条件，您按这队章可以看一看。先搞这个，这个完了之后，团市委少年部要下聘书，来请各中队的中队辅导员和总辅导员，您应当争做总辅导员。”我说：“好。”
哎，我这兴趣又转移了，转移到少先队的工作。少先队的工作政治性挺强。我在学校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当中有少先队员，但都是由高年级学生中的团员来代理辅导员。他们有时候也说：“您是不是可以担任个中队辅导员？”我说：“我就不愿伸这个手。”因为当时我虽然在学生会，但一方面是没有时间介入这个；一方面是这个时候，我在政治上还不进步，没有这个概念。我要是有这个概念的话，我就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但是他们动员了我好几回，我始终就没有申请。他们说：“您这够条件了。”我心说够什么条件，不就是想让我担任低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嘛。因为他从外面请一个人的话，他得给人开工资，要找一个学生的话，一分钱都不给，对不对？道理很简单。当时我是明白这一点，我知道这套玩意儿，所以我心说：“我到你这儿是上学来的，没有到你这儿来工作。”
定：您不就是到那学校当老师的吗？
常：那是我毕业以后。
佟：他这是又说回去了，讲的是前面（在师范学校的时候）。
定：您后来在东珠市口那儿也当辅导员吗？
常：对呀！在东珠市口，建队建成了，全区工委批准了，给全体队员授巾、奖旗，给辅导员也发聘书，还给辅导员戴上红领巾，你知道吗？
定：对，我知道。
常：（辅导员）也跟学生穿着一样，女老师也穿上花裙子白衬衣，戴上红领巾。男老师也穿蓝色裤子白汗衫，戴上红领巾。我那时候年纪特别轻，穿上这身衣服不像是辅导员，像个学生。曾经为这个事发生过误会，在北海过队日的时候，打门票，我就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到售票处那儿，我说：“我打一个团体票，多少多少人。”他说：“叫你们带队老师来。”我说：“我就是带队老师。”他上下这么瞅着说：“您有工作证吗？”我说：“没有工作证，我们现在没有工作证，我有工会会员证。”他说：“那也行。”他一看我给他工会的会员证，这才给开了团体票。队日散了，挨着那儿的文津街1号不是有一个图书馆[110]吗？那儿写着有“从猿到人”的展览，我想看看。刚一进去，那门卫就拦我了，告诉：“我们这儿招待成年人，非成年人我们不招待。”我说：“我就是成年人。”这不是逗嘛！他又不好说别的，他也不能问有什么证明没有，结果我就没有进去。什么原因呢？我后来检查出来了，我就是跟学生打扮得一样，穿了一身所谓“队服”，还戴了一个红领巾，你 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这叫什么？我这就是面嫩。[111]
“工装代童装”——常人春在新华印刷厂时的装扮（《国花少主诗词》书前图）
在新华印刷厂的时候也是那样，我打扮的话也是一个小孩，尤其穿上与小孩差不多的衣裳。“五一”游行，我穿着一套蓝制服。“出来，出来，站在外边。”把所有穿得不对的人都叫出来了，说，“不行！你跟我们车间的工人得穿得一样。”他们那儿都穿的是白汗衫蓝工装裤子，就像墙上画的那个似的。我说：“我没有这样的打扮。”他说：“上工会借去！”我穿上这一套衣服后，照镜子一看，这哪像个青年人，这完全是少年，我又回到幼儿园了。
定：您在东珠市口小学待了多久？
常人春与家人的合影（左起：常人春、常人春的外甥女、阎宝贞、常人春之妹常春明，常寿春提供）
常：待了大概有三年多吧。我给你慢慢说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就是这个王淑华，这个老太太，回民校长啊。我老说那院子是个凶宅，按照封建迷信来说，凡是到那儿去的没有一个得好的，有一个死一个，有一个病一个。
定：真的？
常：有一个抓起一个。这老太太一年多就得了子宫癌了，老姑娘，我和她相处的时候她有50多岁了，没有结婚。正好那年暑假，文教 科派来了一个新校长。你要知道，我的缺点也相当多的，就是当官当惯了，一天到晚，在人家学校里指手画脚。因为有（王淑华）校长的支持啊！本来我什么也不是，可是校长让我到各班去听课，那都是教导主任的事，那阵儿没有教导主任，所以我就去（扮演）了这么个角色。学生写大字，写的“中美英苏四大强国”。我跟校长这么一说，校长就把这个老师找去了，说：“你的学生用的这帖，你自个儿得好好检查一下，‘中美英苏’，‘中美英’这三个字不能并排写，现在就是中苏。”把那老师好一顿剋，那老师就知道是我到那儿去，看到这个东西了。我检查学生的作业本，比如说造句时写了：“志愿军在前线，给美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我说：“这句话不对，那‘给’字儿不对，应该改成‘被’字儿。应该是‘志愿军被美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112]这句话说反了。”校长说：“你这觉悟性真高，你要注意这个事，要抓他们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得罪了不少人。
4．“胡风反党集团”
常：唉，赶等这一换新校长，完了！别的老师都起来攻击我，首先就是在一些个细节上，比如说春季旅行，有的学生交不起车费，找我来哭来，说：“常老师，我们家庭经济生活困难。”我跟我妈说，我妈说：“咱们哪儿有钱交这车费呢？”我一想，要不让孩子去，这情绪多少日子缓不过来，对学习方面必有影响，我就这么一说。
再加上我给胡风辩护，给《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写了个稿儿，是关于“胡风问题”的讨论，把信给我转回来了，这封信成了证物了。这回行了，“反革命集团”！我这个案子就是“组织反动党派”。审查以后，人民法院觉得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说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所以这事不予审定，免于刑事处分。就把我放回去了。不几天的工夫，《人民日报》就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公布了他和所有党羽的密信。又过了几天，说是“反革命集团，蒋介石的特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还是没有抓我，为什么呢？——还不到运动。哎，赶等到了8月份，就是反对胡风的肃反运动，知道吧？
定：哦。
常：先请孙国梁来做了“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
定：哦，他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
常：是呀，教育局的宣传部部长，我提这人，您都知道？
定：“文革”时我斗过他。［大笑］
常：哎，“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由8月1日开始讨论，讨论到十几号，然后就是面对面的揭发检举，都谁在这个“反胡风运动”中说过什么玩意儿。第一个斗争的是一个老头儿，那老头儿叫徐延龄[113]，过去在北京市地政局当丈量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没事好开玩笑。但是他在政治上，要按我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脑筋太旧，解放以后缺乏学习，对新事物不太了解，随便瞎说，说到点儿上了。招生的时候他迟到了，在暑假里头，人家说：“哟，徐老师今儿怎么来晚了？”他说：“别提了，今天中南海开会，我走到新华门那块儿过不来，那儿堵车了。我还没有赶上过这样的事，看起来明儿还是入党好，这入党可以当官，等多早晚儿共产党招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他把共产党当成学校了，这个毛病不大，所以我没有向我们领导谈这个事。但是有的那积极分子、党员、团员向那个新校长就反映这个问题。肃反的时候，第一个就把他揪出来了，有人说：“我揭发一个，就是咱们这徐延龄。”他揭发的就是这句话。旁边还有另外一人说：“他啊，不单说过这句话。”说他问一个代课老师：“你入团没入团？”那人说：“没入团。”徐延龄就说了：“干脆你入我这个团吧！我这团专门要落后的，专门要反动的。”
佟：不要命了。
定：完了。
常：说到这会儿，大家就说：“让徐延龄站起来！前面来！”
【定宜庄记】常先生讲到这里时，访谈者因换带而漏录了一小段，而这段正是口述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疏漏，在访谈时没有特别追问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事件发生的过程无法判断，只能靠回忆了。
据常人春说，“群众”在把徐延龄揪出来之后，便把矛头指向了他。而他的主要“罪状”，就是给《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所写的为胡风辩护的稿子。随着对“胡风集团”从批判到斗争的一步步升级，最终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常先生的“罪行”也逐渐加重，下面的叙述，便是从群众批判到进入法律程序之后，被判刑12年的过程。
为使读者能够看懂常先生所经历的此事的背景，兹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情况简单陈述如下：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在事件中，30年代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从作家到读者，从家属到朋友，株连甚广。从此，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次年，文艺界开展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又次年为反右派运动，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越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反动学术权威”乃至一般知识分子的迫害，也都未尝不可以看作是“胡风集团”案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延伸。
胡风，原名张名桢，后改名张光人，又名古因、谷音。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部长、常委书记。30年代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从现象上看明显抵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所以中共南方局当时就已奉命组织人力开展批判。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批判胡风的开始。1954年7月，胡风写出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同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希望文艺界和《文艺报》的读者群众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的结果做出适当结论”。紧接着，在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便批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此后全国报刊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就是说，这时期还仅仅停留在批判的阶段。
1955年5月上旬，毛泽东把胡风等人的来往活动提升为反党集团的活动。撰文称：“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同时把舒芜提供的材料标题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指示刊登在《人民日报》，并要《文艺报》转载。
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全文。5月16日，毛泽东将胡风等人的来往联系又提升为反革命的性质：“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
5月17日，公安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拟将胡风拘留。
5月18日，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批准逮捕胡风。中央指定宣传、组织、监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清查“胡风集团”的工作。
5月20日，中央经毛泽东批发电报《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中，“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指出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并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而斗争”，“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此后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称，“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他们已经混进我们的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教育机关……他们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职务”，“务必注意清除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予适当的处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迅速扩展起来。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共牵连2100余人（包括所谓骨干分子、一般分子、影响分子和有过接触的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
在1956年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预审工作基本结束。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经过审查于1958年前陆续处理的61人，分别给予了劳动教养、下放劳动、撤销职务等处分。剩余的17人，当时认为问题较严重，情况复杂需继续审查，直至1965年经中央批准判刑的3人、另案处理的1人，所余13人均免予起诉但给予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其中是党员的则开除党籍。1965年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反革命集团”得到官方彻底平反。1985年6月8日，胡风在北京逝世，享年 83岁。
由此可知，“胡风集团”一案历时数年，经历了一个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到“宗派活动”，再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再到“反革命的阴谋集团”，直到被批准逮捕，并展开清查的过程。最终牵连的人数有2000之多。而常人春先生是否也在其间，不得而知，甚至，他是否就是受到胡风一案的牵连，或是关涉其他案子，因他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得而知。但随着对胡风一案的上纲上线，他的“罪行”也在一步步加重。我们在访谈常寿春时，再次问询了这段历史，发现常人春还有一些隐情未表，留于下篇再述，此处不赘。
常：那个审判长叫赵席伦，那个书记官叫张永纯。我回来之后，跟我父亲讲，我父亲说：“这都跟你爷爷是朋友，你这张判决书上有两个是你爷爷的朋友。”哦！这么回事，我就明白了，大概和这个有关系，免于刑事处分。
定：护着您了？
常：哎！第二次换了一个姓许的，叫许午潘，不认识。那个书记官是个女的，叫洪霞。审了之后说：“这个高级法院和检察院公诉员所提的东西，有一些是事实，但有一些我们认为还不是实际情况。因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无所谓坦白与不坦白的问题。你是在大会上发的言，你写的东西也是公开写的，也不是秘密的玩意儿，经过领导启发教育呢，你也交代了全部问题，所以说是‘被迫交代’这句话，不切合实际。运动就是推动人的，不用运动中交代，你就是现在交代的话也得算坦白，也不能算隐瞒。”他说得还是比较客观。他说：“据此呢，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这个被告人对所判罪行，第一是在运动中全部据实交代，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轻微的，所以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第一次开始算。”实际上呢，判了还不到5年，因为到1957年下半年，就剩个2年了，就是这么个象征性的，对吧？
唉，我呢！很不搭时务，我还要辩护这个事。我辩护的理由是什么？我说：“中级人民法院判得非常正确，没有错，对吧？高院和这个检察官所提出的不对。”我这么一驳，这要上诉。那时候上诉的没有不加刑的，你比如说5年，上诉的话，加你10年，改判15年；你要是8年，上诉马上改判无期；你要10年以上的，一上诉马上死缓或死刑。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那个杂志名字叫《人民司法》，大标题叫什么呢？“不得加重对被告人上诉是资产阶级的霸权观念”，就是严厉打击上 诉的。
定：看你服不服！敢不服！
常：我上诉以后，马上就批回来了：“原判过轻。”那第一次是0，第二次是5，这5我上诉还过轻，再重的话，我看你还往哪儿判！1958年6月的时候又开庭了，也没审，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审什么？就是这点事，就又判了，判12年。
定：哎哟！
常：剥夺政治权利5年。但是我就是拧到底，你不是判12年吗？我又上诉了，我说：“我没有重新犯罪，这是第一。第二，你没有查出新的问题，那为什么一再加刑，这是什么意思？有这法律吗？”按照现在，这可以说说，要请个律师辩护的话很有理由，那时候不行，那时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第一次我也请律师，人家律师说得很好：“这个事就是应当免于刑事处分，这不算个案子，这个不能起诉，这叫什么呀。”哎！就为这个事，我在东北转了24年！哎，兴凯湖农场、营屯农场、嫩江农场、六三农场，这都转遍了。
定：最后给您判了24年？
常：不是24年，是判了12年。上次我不是跟您说嘛，不管判了多少日子，出来之后必须得在那儿就业，跟劳改毫无二致，管理方法、所参加的工种，以及物质待遇都一样。原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工资，这个时候是低薪待遇。
定：这可是一辈子啊！
佟：24年的……
常：我最后这次上诉呢，批回来了：“维持原判。”我说时机不对，再上诉也没用，再上诉完了之后还是“维持原判”，因为不会再加了。这不是个玩意儿，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后来就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咱们再说说这个。
到了1979年，三中全会刚开过嘛，1978年开的三中全会，邓小平对老干部提出平反，对凡是被改造的、戴着帽子的“四类分子”进行平反。所以我又给人民法院写了一份东西，这回“落实政策”了，唉，但是我已经46岁了。
定：一辈子。
常：唉！在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管局落实的政策。这会儿倒是不拿我当“四类分子”来看了，转变身份为正式职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臭底儿在那儿待着了，你（身份）转变了，九三农管局也不拿你当正号人，还是老眼光来看，明白这意思不？所以我不能不申请回北京，但申请回北京没有理由啊！我说什么呢？我说我有病，在北京找一个医院的熟人给我开了个证明……梅尼埃病。
定：耳朵的？
常：哎，这么着病退回来了。
5．回京之后
（1）白云观
常：三中全会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恢复了我的户口。回来了派出所都是老民警啊，我这么一说，那个所长说：“嗨！我们都了解，你那点事！告诉你，我啊跟你一样，我也刚从农场回来。”［大笑］他说：“得了，也别提那事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定：后来就上白云观？
常：在我们那一块改造的有个叫杜俊普的，他是吴化文[114]、于学忠[115]部队驻济南办事处的处长，职位不高，但是他认得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跟中央级的所有干部都认识。他到北京干吗来了？——给所有他认识的人平反，建立中国文史书画协会。我跟他说：“你给我找个工作。”他说：“我考虑考虑。”后来我到白云观逛了两次，看那个环境不错，跟他说了。他说：“你要愿意到白云观去，我给你说一声你就去，这个问题不大。”我说：“那行！”他说：“你要知道这个分谁，明天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陪你一块到白云观去，马上他们就得要。”我说：“那当然是啊！你找的这个官太硬。”这个事呢，我跟白云观的住持，就是原来前门老爷庙[116]的住持刘之维一说，他说：“江平要来访问的话，那我们热情接待。”但我没跟他说什么内容……
定：嗯，您接着说。
常：还接着说呀？到了第二天，江平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汽车开出来三辆，连我那朋友杜俊普，就是国民党那个高级将领驻济南办事处处长，一起到了白云观的客堂。白云观的所有头头脑脑都参加了，你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人来访问，人家能不接待嘛！
定：您怎么那么大面子呀？
常：不是我的面子，是我那个朋友杜俊普的。他几乎谁都认识，什么胡耀邦，什么赵紫阳，那时候他都能说上话，所以托他办事的人很多。他就住在钓鱼台那个宋庆龄儿童公园。来了主要是为什么？杜俊普就指着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人。”告诉我：“把你写的自传拿出来。”江平部长说：“你把自传交给这位主管的干部。”主管的干部把这个拿下来。虽然是个道教的公馆，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三种人。第一种是干部，第二种是道众，第三种是职工。实际上是干部说了算，道众说了不算。所以就让我把这个自传交给干部，那个党委书记叫黄明[117]，黄明就接过了这个东西说：“我们研究研究，我们考虑考虑。”哎，这事就算搁下了，后来我又串了几趟门，我问那个什么“八大执事”，其中有一个叫李明阳的：“我这个事怎么样了？”他说：“正在研究，你顶多也就是当个居士，到那儿转正不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的历史不对头，你不是我们宗教界的人。”哦！后来我见着刘之维了，他是白云观的总头儿，说了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没少受冲击，让他抱着小鸡跪在钟楼底下，这鸡子要一叫就斗他。
定：为什么让他抱小鸡啊？
常：哎，这是个被斗的对象。这刘之维很各（gě）[118]，得罪了不少人。我跟刘之维一说这个情况，刘之维就不大愿意了，说：“你们背后搞这个，事先就没有跟我说，我也不了解情况，我拿什么主意？行了，党委说了算。”黄明是个正经人，党委还拿他当作部队里面的首长，拿道士当作战士这么看待，你知道吧？黄明人非常和气，非常讲道理，通情达理，他跟我说：“来吧，我欢迎！到这儿来好好跟明阳——就是“八大执事”之一的李明阳——学习学习。跟明阳好好学习学习，您在这里头，也能为我们做一点贡献。”
佟：明阳后来是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
常：黄明跟他那些个干部就决定，我作为白云观的正式道士。
定：这是哪年啊？
常：1996年哪。
定：1996年您就当了道士？
常：哎，1996年就成为白云观的正式道士。刘之维不太同意，为什么？刘之维有这么个思想：“这是反客为主！”我听他说这个“反客为主”说了不是一回。我说：“反不了客也为不了主，因为人家党委说了算，知道吧？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说了算，‘县官不如现管’。我来之后，不能把我搁在您的上面，这点您放心，我也不会出这风头，您是老爷庙的住持，我什么都不是。”
定：那您就当道士去了？
常：哎！
定：当了多少年？
常：当道士啊，这刘之维有办法。刘之维说：“好，你不是来了吗？我不能说不要，对不对？你给我搞修建去。”那儿有一个外找来的临时工，有一个修建专门搞瓦工。我没有学过瓦工，我要到那儿去是力工、小工，所以我就不太愿意。我说：“我要当瓦工的话，在社会上到哪儿不能干？在外头的话，我一天挣十五块，我在你这儿是一天挣一块二毛五，对不对？”我就不愿意，但是心里不愿意嘴上又不能说。我说：“好啊，我愿意修庙做这个功德。”但心里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时间长了，我就跟刘之维提出来了。我说：“我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我必须参加你的道众会议，因为我是你的正式职工正式道士。第二个，我要参加早晚坛上殿念经，因为我是你的正式道士。第三个，在你的开放日子，我要参加值殿。”那时候一个礼拜就开放一天，后来才长期的。刘之维说：“你提出来的三点问题不存在。”我说：“要是不存在，我就不提这三点了。现在每次道众会议也不让我参加，每次值殿也没有我，好像我不是你这圈里的正式成员，所以我才提出这个 问题来。”
常人春着道袍
我这儿正说着，黄明来了，黄明说：“什么事啊？”我一说这三点，他说：“这提得非常正确啊！非常好！就是这样，按你提的意见办。”黄明说：“我们完全接受你的意见，这是对的、正确的，正确的我们一定支持。”你猜刘之维说什么？刘之维说：“我说老黄啊！你知道什么事吗？你插什么口啊！这里有你什么事？你往那儿一插，整个全乱了，要不你来做这个住持，我不干了！你来！黄明你这起的什么作用？你这个！”黄明说：“你瞧我也没说什么，你跟我发这么一顿牢骚，你看，你瞧，招谁惹谁了，你瞧……”赶快就走了，走了之后刘之维说：“就按照我现在这个布置做，不愿意做的话你走。”我说：“那不客气，我就跟您告辞了。”
定：哦，您就没当道士？
常：我说：“可有一样，我提出来让你注意，你们现在想合谋偷盗这里边的文物卖给外国人，有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他一听就像猫不吃食，耳朵往后一背［常人春双手插头，做出猫头的样子］：“怎么了？”我说：“怎么的你还不知道，首谋主犯就是你！”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怎么档子事？”我说：“杜俊普上次来了，同着人，你们一块到这个祠堂院把赵孟
的《老子道德经》的拓本拓下来没有？那个拓下来，卖给谁了？有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他这一听， （心道）：“我肏，这事麻烦了！这要是，说什么算什么。”我这越说越深，他是越听越别扭，马上就站起来说：“得了，常师父哟，我算服了。咱们虽然说事不成，今后还是朋友，何必较真儿呢，不要旁生枝节。我的意见，您来到这儿，待几个月，我给您开几个月的工资。”我说：“我啊，一分钱都不要，我来到这儿是学经学道，不是挣钱来了。挣钱的话就不在这儿挣了，上外面去挣去，我要是在外面干小工的话一天15块钱，在这儿干一天一块二毛五。我在这儿干什么？一个月35块钱的基本工资，这不是逗嘛！你给我开这35块钱的基本工资啊！”他也不敢言语。就这么样，退出来了。
（2）写民俗
常：我回来之后呢，我也不想待着，我这个人还是开拓进取型的，得自个儿找个职业，找个活儿干。我就让街道办事处介绍我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119]秘书处当秘书。那里有一个叫李泽厚，还有一个叫季羡林，还有一个叫什么，我这脑子不好，那些老教授都在我嘴边上，因为我跟他们一天到晚打交道。他们也讲课，我也讲课，我由教小学到农场教中学，现在又教大学了，都教遍了。
后来呢，因为“八九事件”以后，那个文化书院机构不太合法，遣散了，我找西城区政府，西城区政府说：“你先到政协去学习学习。”政协给我安了个名儿，叫什么呢？叫“社联人士”，“社联人士”干吗？天天学习。我是希望通过学习安排个活儿，不行，单有这么个名儿，就让写，写你的生活经历，就是刚才我和您说的这套，就写这个，要不就写北京的文史，不是你自个儿的事也可以写写。写来写去，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了。干脆，我就写吧！我懂过去那北京的民俗，糊烧活儿，咱们写也是白事这点事。
定：那就是说，您回北京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想主要写这些东西呢，是吧？没有想开始研究这些东西呢？
常：我啊，在九三农管局的时候，“落实政策”以后，干什么呢？没有正式恢复我的干级[120]，但是我在工会里还是搞我这套：搞宣传、搞写作、搞演出，就搞这个。什么省里头职工会演、局里头职工会演、农场职工会演都是我来做计划，招几个人来组织，来搞这个玩意儿。搞来搞去，我就偷着干我自个儿的事。总务科的科长那个人很开明，他发现我写这个，就说：“干这个的是有心人，我得支持你，你尽管写你自个儿的东西，没有事。”我写我自个儿的《老北京的风俗》[121]，就是在那儿偷着干的。我写《旧京风俗概要》，先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起了一个草。
定：那您在那儿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想北京呀？
常：对，对。因为我家还在北京。
定：母亲还在是吧？
常：嗯，所以还是想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北京的情况，对不对？我回到北京以后，在中国文化书院秘书处的时候，没有活儿干，我就写我的著作，写《老北京的风俗》，写《老北京风情记趣》。后来因为我写的这个，燕山出版社得了奖，所以对我这个感兴趣了，就说：“红白事方面您写得挺好，那个出色，您专门写写这个。”我说：“我写写《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他说：“好，我们给您出版，您去写去。”我写了30万字，拿去出版，出版又得了一回“北京市文教书类特等奖”。他说：“您还继续写。”我说：“我写一个《近世名人大出殡》，行吗？”他说：“太好了！您对这行有特长，您了解情况。”我心说，我是高阔亭的徒弟，我能不清楚嘛！当然，我不能和他说这个。
定：对。
常：我一写这个，市政协马上找我要这个东西，要发表在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编》上，一个字不差地登了，说：“这个资料不好找。”公私合营以后，张官鼎是北京寿材厂的厂长，写那棺材铺，写那杠房。[122]他写的东西根本不行，你看我写的那个玩意儿，我一写完，政协马上跟我要了去，问我：“你跟这个行业有联系吗？”我说：“没有联系，看热闹看来的。”他说：“不承认这个，什么叫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可看？”写完了这个《近世名人大出殡》，各大出版社的稿约就都来了，旅游教育出版社、城市出版社，还有高巍的这个 什么……
佟：学苑？
常：要不怎么跟高巍认识了呢。所以干脆，政协你爱分配我工作不分配我工作，我也不找你了。你有活动请我去，我就应酬应酬，没有活动我也不去了。因为我也不挣什么了，我在家里写我的著作。我写的时候，我们老爷子还在世，批评我，就说：“你又写那东西，你这一生还不接受教训！你说，你写的那东西能发表吗？你说，够电钱吗？”他说的这套也实际，确实不够电钱，要是不能发表可什么也不是，但是不会抓起来了，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不一样，你写的也不是政治问题，这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写这个虽然是有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是与政治挂不上钩，你又没有说现在的政权如何如何。
（3）东岳庙
常：我与道教结缘，不止火神庙和白云观这两回，第三回是什么？是东岳庙。与道教这缘还没结完。
定：嗯。
常：东岳庙恢复[123]，所谓“腾退管理委员会”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出来我的历史，把我找去了，问我：“您看这个塑像怎么样？”他已经塑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这儿，我是什么呢？——你已经塑完了，我就得说好；你要是没塑，我就告诉你哪点地方不对，哪点地方应该注意，怎么塑，神像是什么样，我瞧见是什么样，对不对？你现在塑完了，我要说不好不是给你添麻烦嘛！他就是要讨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塑得很好，现在我们也请专家鉴定了，这个东西完全正确，就让我在这鉴定书上给他签字。
这馆长马上就拿出一个封套来，就是现在这个朝阳区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叫何放。告诉：“得了，我们这小意思。”我一数是2000块钱。他说：“请您明天到我们这儿来上班。”我说：“那我这算什么名头？”他说：“特别顾问！”哦，我说：“好吧，我也不见得能够使您满意，我懂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就是比现在没有真正接触过道教的人，或者比现在的青年有一些个基本常识，不能说是学问。”他说：“那就行，我们还没有道教的基本常识，听说您在道教界待过？”我说：“在道教界待过。”他说：“还能上殿念经？”我说：“对，我会怎么样开光，怎么样重新揭幕。”策划了第一届的庙会，1999年的庙会就是东岳庙的首届庙会。赶等到了3月份了，他说：“您啊，不必每天来，您一个礼拜来个一天两天就成，有事我们拿汽车来接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看这儿吃饭这屋，假如不合您的口味的话，您可以说话，给您单做。再一方面，单做不行的话，我们同您下馆子。”
佟：当时有食堂。
常：我心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我只要能抱着饭盆去到食堂买饭去。可是我每次一抱着饭盆买饭去，人家那办公室主要的头头就说：“哎，哎！常老您这怎么了？这儿给您准备好了饭了。三种酒——色酒、啤酒、白酒，您愿意喝什么喝什么。八个菜您愿意吃什么吃什么，不行的话给您单做。”这待遇挺高。说：“一个月给您开1200块钱。如果说（有）庙会的话，多给您开1000块钱；（有）夏令营，也是多给您开1000块钱。您原单位退休多少钱我们不问，给您100万也好，没给也好，我们都不过问，这不算补差。”
定：您这些都是当年从火神庙学来的？
常：就是在火神庙听来的。火神庙每次中元法会也好，每天早晚坛也好，我都参加。虽然说我张不开嘴，我坐在那儿听，慢慢就张开嘴了。在白云观我给他们指了多少次，我说：“你念这不行。”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这叫平韵，得上韵。”他说：“什么叫上韵？”就是你比如说这样念［念经］，人家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没有人爱听。我说：“第一个得有板有眼，也像唱歌、唱戏、唱曲艺一样，它得有腔有调。”刚才我说的《开经玄蕴咒》[124]，北京地方韵的话，那得这样念。［念《开经玄蕴咒》］他说：“那样时间就长了。”我说：“不管时间，念经还论时间？”
定：火神庙和白云观念的经不一样？
常：这个都是全真韵，全真派的道韵。火神庙常出去应法事，写“全真言教总坛”，我就问在白云观烧锅炉那老头儿，我说：“您是火神庙的？”他说：“对。”我说：“这个火神庙是正一派的，怎么写‘全真言教总坛’，什么意思？”他说：“嗨！您不知道，那教经的陈聋子啊，他教的完全是全真韵，所以他对外称的全是‘全真言教总坛’。”哦！我说：“那我明白了！”
定：什么叫“全真言教总坛”？
常：它那个道白都是北京的。南方人的道白那口头不对。你比如这个“焰口”[125]放完了，最后叫净坛，这是：“来则来，去则去……”它是：“来则来，处则处……”那就不对。［念经］“来则来，去则去，此处不是留魂处……”
定：这个是火神庙正一派的？
常：哈哈！我就跟那火神庙里学来的。我跟白云观这么一说，白云观它不识货你知道吧？我跟刘之维一说，刘之维更加害怕，刘之维不会念经，他跟别人说：“这还了得！他要来的话……连我都不会念，他能拿得起来，这小子，这哪儿弄来的！”[126]
定：他不会念经，他当什么道士？
常：他也不应佛事啊！他这个庙里头儿，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普通的庙祝，没有道士。所有前院的事，前庙后馆，那全是由我来干。比如说有人到这儿来上表，有人到这儿来许愿、上供。
佟：挂匾。
常：全是我的事，我在那儿焚表[127]。
定：您说的是哪年啊？
常：就是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这几年里头。凡是到这儿搞宗教活动的人都是由我来接待，但是我不敢说自个儿在道教里有什么职务，也不敢穿道装。有的人在庙会上还穿上道装，让那个文化局提出意见来。因为你那儿不是宗教单位，你那个做法不行，本人不会受批评，但是东岳庙的领导受批评。所以我就跟东岳庙的领导说：“我头里接待是可以，但是你们对上面得有一个说法。”那个领导说：“这个您放心，责任不会推到您身上去。”我说：“还有一样，人家给的供养全给庙上。”他说：“不是，给您个人，我们不要。我们要，没法跟上面交代，人家给多少钱也是您的。比如他上表完了之后，给您封个封儿——1000块钱，那1000块钱就是您的。”
佟：嗯，对，当成知客？
常：但是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您搞得不要太煊赫，不要穿道装，咱们庙上不是宗教单位。他说：“您上次提的开光，上面就没批准，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这意识形态抓得挺紧。”
佟：农历三月十八东岳庙，东岳圣诞，诞辰开光，给“pass”了。
常：我说：“为什么没批准呢？”他说：“行政干预。”就这四个字：“行政干预”。
佟：行啦！今儿您先歇歇吧，今儿够累的了。
常：嗯。
东岳庙正门（苏柏玉摄于2016年）
常人春和佟鸿举在东岳庙内（佟鸿举提供）
[1]. 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常人春：《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2]. 这篇访谈做于2006年，“宣南文化”之说当年曾受到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大力宣扬；但随着宣武区一些领导干部调职退休，话题热度降低。我的想法也与当时有所不同，开始认为北京内外城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没有孰轻孰重之分。这一思想变化具体可见《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部分章节，以及“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五卷本（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的总序。
[3]. 常先生认为常瀛生和常林的汉姓都是常，所以姓常的就是爱新觉罗，是对清代皇室姓氏来源不了解所致。事实上，常瀛生姓爱新觉罗，名瀛生，常瀛生是他的笔名。旗人命名，通常是称名不举姓，后来仿效汉俗，往往以名为姓，但爱新觉罗皇室与“常”姓并无任何关系。常林为何姓常，原因不详，但有可能就是上一辈名字的第一个字。又，瀛生（1922—2013），名文蓬，字瀛生，笔名常瀛生、安吉，是清朝铁帽子王——顺承郡王的后人。其父为奉恩将军长福，清亡之后曾在当时北洋政府驻日领事馆工作。瀛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等职，20世纪80年代被北京满文书院聘为顾问，198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有《速成自学满语基础讲义》（1988）、《北京土话中的满语》（1993）、《满语杂识》（2004）等著作问世。常林为首都图书馆馆长。
[4]. 这里说的坐落在安定门内的鞑子府，应该就是达尔罕亲王在北京最早的王府，当时北京人就称该府的花园为“达子府花园”。位于安定门大街路西，北边是安定门西墙根儿。
[5]. 据常寿春（常人春之弟）在2016年8月4日回访时所谈，常晓茹卸任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后从事了古玩行，然后在朝阳大学进修法律，才当了律师。与常人春所说存在出入。常人春所说之朝阳政法学院，应当是朝阳大学。该校成立于1912年，由法学界著名人士汪子建、江翎云、黄群、蹇念益等创办，是一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等系为主的著名的法科大学。1930年12月，高等学校体制改革中，该校因只有一个法科而改称朝阳学院，但一直沿用朝阳大学印信。
[6]. 据常寿春解释，“悟账”是“懂得经营”之意。不“悟账”，即不擅经营之道。
[7]. 北海琼华岛西北侧有一“阅古楼”，阅古楼恰与常人春所描述的方位相仿，“阅古斋”古玩铺可能正因此得名，但具体地址及存废情况不详。
[8]. 据常寿春说，阅古斋并非常家开的，但是“我爷爷曾跟他们合作过，那个地儿毕竟是好卖东西。掌柜的叫程泽臣，外号‘麻程子’，脸上有几个麻子，解放后古玩铺关了，就变成阅古斋茶社，茶社后来又关了，现在那儿封了，没有了。位置在现在仿膳漪澜堂那个廊子东头附近。我们那阵儿经常跟爷爷去——‘走，上北海啦！’一进门：‘哟，您来啦！请进请进！’也不用打票，我爷爷一摘帽子一点头，就进去了”。
[9]. 2015年秋，常寿春看过这篇访谈后，指出常博航并非“拐械潜逃”，应只是冒充军人。具体细节还有很多不同，论述详见本书下篇。
[10]. 实际属于丰台区。
[11]. 捎马子，可搭于肩头或驴、马背上的长形厚布袋，中间开口，两端皆可盛物。
[12]. 常寿春在此处补记：“八大宅门”有麻花胡同继家、后马厂钟杨家（河道总督）、帽儿胡同义董家（大学士）、秦老胡同增崇家（内务府大臣）、福祥寺金王家等。
[13]. 继禄为清末内务府总管大臣，宅第位于西城麻花胡同（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北大医院南侧），民国时期的北京广播无线电台设立于此，1949年后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址。
[14]. 辘轳把，指辘轳把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东起太平桥大街，西至锦什坊街，因走向形状得名。岐家指岐元家，岐元曾任盛京将军［光绪四年（1878）五月署，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实授］、成都将军［光绪七年（1881）六月召，七月调，闰七月命］，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解职。参见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9页。冯其利所著《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中，“西城辘轳把的固尔玛浑宅”一节讲到了岐家的故事。曾家待考。
[15]. 秦老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家位于该胡同西头。增家在清朝曾三代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这三代是明善、子文锡、孙增崇。史称：“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王锺翰：《内务府世家考》，见《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并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定宜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255页）中对增崇后人的访谈。
[16]. 常人春在访谈中没有讲到他祖父为什么最忌讳抽大烟，我们在访谈中一度也忽略了这个细节。后来回访常寿春时，才注意到常家祖父曾为“在理教”成员，“在理教”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点就是倡导禁烟。对于这一细节，我们在下篇常寿春访谈中有更深入的追问和分析。
[17]. 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安徽省合肥人。光绪年间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积功保举知县，分发山东，为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赏识，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累升至布政使。辛亥革命期间，代理山东巡抚。北洋政府时期，任甘肃督军、甘肃巡抚，衔陆军上将；还曾被调为顺天府府尹（相当于今北京市市长），在任期间建立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顺天女一中。常人春曾提到张广建娶儿媳妇时，采用的是新式婚礼，花车乐队那一套，请常晓茹做证婚人，常人春做拉纱的男童，可见两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18]. 汤玉麟（1871—1949），字阁臣，辽宁义县人。曾落草为寇，称霸辽西，因救张作霖一命，结为生死之交，成为张作霖成立奉系的起家勋臣之一。1917年与张作霖反目，率部入京，拥护张勋复辟，后率部北逃蒙古。1918年经人调解，与张作霖言和。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以奉军侦探队队长的身份入京侦察。1924年，参与两次直奉战争。1928年，汤玉麟率先响应国民政府号召，通电宣布热河省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后被国民政府任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热河省党部常委兼第三十六师师长，驻节省会承德。1933年2月下旬，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率部逃到滦平。后被宋哲元收编，委任为第二十九军总参议。1934年5月，任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半年后解职，到天津寓居。常人春曾回忆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娶儿媳妇，在北京饭店办事。用3乘轿，120对牛角灯，3堂汉执事，光那执事就走了3里地长。那一回是请我祖母当娶亲太太（相当于今天的婚礼主持人）。”常人春则摊上给新娘子提溜盖头的差事。
[19]. 关于这段传奇，常寿春有不同的回忆，详见下篇。
[20]. 称，北京土话，意指“拥有许多钱财”。
[21]. 1945年12月，蒋介石下令“北平与天津应严禁毒品”，北平市政府开始进行善后禁烟计划。参见黄仪、方立霏：《从民国档案看北平的禁烟禁毒》，载《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第261页。
[22]. 常寿春补充：这家饭店为合义斋。
[23]. 常人春在其著作《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中有这样的记载：“旧传妇女一生糟蹋水较多，如果到阴间被阎王爷罚喝脏水时，可以让牛代喝。因此，凡是妇女死亡，尤其是月子病（难产）死亡的妇女都要加糊黄牛一头。有在牛前头加糊一水盆的。如是家贫，糊不起较多的纸活，就可以将驾辕拉车的驴，改糊为牛，这样就一打两用了。”（第264页）
[24]. 多前儿，北京土话，意指“不管什么时候”。
[25]. 江朝宗（1861—1943），民国时期的著名政客，北洋军阀重要人物。这里所说的“九门提督”正式官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是负责北京内城防卫的武官。常人春曾撰《大吹“三定京师”，难掩投敌罪恶》评论江朝宗。文章名称源于1943年江朝宗死时，伪《新民报》吹捧他“三定京师，遗惠在民”。所谓“三定京师”，“一定”为1912年袁世凯制造“十三镇兵变”时，江朝宗任步军统领，负责北京治安；“二定”为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进京讨逆，江朝宗仍在步军统领任上，维持社会秩序；“三定”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江朝宗出面组织“地方维持会”，做了沦陷时期北平第一任市长。种种史料都表明江朝宗在北京地区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常人春的回忆中，江朝宗1943年因病而亡后，葬礼相当阔气。发丧时，光是执事就走了东西长安街整整三里路长。但据老北京人传说，江朝宗极乐意为人家写匾，哪怕是给一家小干货铺子，他也有求必应。他存有一方印“六日秉国”，即代理过几日内阁总理，每写匾便盖上此印来吹一吹。单凭题匾，很难推断常家与江朝宗的交情深浅。
[26]. 颜玉泰是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清末曾为朝廷内务府官员，民国年间为国务总理代笔。京城诸多著名匾额皆为他亲笔，留传至今。
[27]. 曾荫槐（1910—1981），江西于都人，1930年5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员，后任台湾陆军装甲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28]. 旧日城墙根儿的房价是最便宜的，所以是贫民聚集的地方，“城门子底下的人”特指穷人。
[29]. 下篇常寿春口述中也提到了这位工人，他的名字叫李瑞雨，常氏两兄弟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刻。
[30].① 据常寿春说，该佛堂现被卫生部占用，改革开放后一度被改为大华卫宾馆。常寿春亲自带我们前去指认了地方，该照片即摄于此次走访。但此说未必准确。该佛堂应该是清代醇亲王府北府的建筑，北府如今被分为四部分，即宋庆龄故居（原明珠花园）、国家宗教事务局（原醇亲王府）、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原摄政王府马号）以及北海幼儿园（原小祠堂）。
[31]. 常寿春补充具体时间为1952年8月19日（农历六月二十九）。
[32]. 常寿春补充祖父的出生时间为1883年农历二月二十八。
[33]. 常寿春补充祖母的去世时间为1960年1月6日。
[34]. 保甲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县以下实行的行政组织。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先后扩大到各省及北平（今北京）、南京市。1937年2月，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组织的基本工作是实施“管、教、养、卫”，如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1949年3月，北平市政府提出《关于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府初步草案》，强调保甲为敌伪统治压榨广大人民的基层组织，必须彻底废除。
[35]. “路条”即“通行证”。
[36]. 该运动是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指示下，于1948年10月开展起来的。委员会由北平警备司令部设计委员会改组而成，直接领导北平市各基层单位，要求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工厂、保甲等基层单位都设立“清匪锄奸自救小组”，执行反共任务，监视群众活动。运动实行“联保连坐”，对共产党案件可以采取“人民公审”的方式就地处决，不必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参考万永光：《北平警备司令部设计委员会侧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三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182页。
[37]. 常子光为何免于刑事处分，常寿春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解释，详见下篇。
[38]. 常人春这里指的院子是常家后来居住的南顺城街住宅，并非佟鸿举询问的汤玉麟佛堂。
[39]. 北京清河农场，位置在天津旁边的茶淀。虽然农场在河北省境内，但隶属北京市，是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比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吉林白城子农场大得多，解放初便是关押犯人的所在。20世纪70年代末，清河农场劳改队各种设施臻于完备，成为名副其实的犯人收容场。
[40]. 常寿春补充：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应为冯基平、邢相生。据《北京志· 政务卷·人事志》第87—94页记载，冯基平于1953年8月—1965年1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其间兼任北京市副市长（任期1955年2月—1964年9月）。邢相生于1965年1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此二人在1950年曾分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及政治保卫处处长，共同组建“500”专案组（据郭德宏、陈登才、钟世虎：《毛泽东历险脱难纪实》，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人均卷入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特务集团案”，被捕入狱。
[41]. 常寿春补充：德胜轩茶馆。
[42]. 介绍老北京庙会及茶馆的文章多会提到常荫泉和他说的《三侠剑》。《三侠剑》是评书的传统书目，由艺人张杰鑫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演出。按《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92—93页）介绍，《三侠剑》讲述的是清康熙年间的“三侠”（“神镖将”胜英、“震三山”萧杰、“九头狮子”孟凯）、“三剑”（艾莲池、红衣女、夏侯商元）与武门败类、山寨强人间的矛盾冲突故事。书中高人强手层出不穷，斗争手段变化莫测，故事情节惊险奇异，有很大的吸引力。20世纪30年代，《三侠剑》在北京书坛上久演不衰，很多评书艺人纷纷改说《三侠剑》，一些初学评书者也常以《三侠剑》作为首演书目。《三侠剑》还曾在《新天津报》连载，之后被编辑成册出版。1958年，政府要求曲艺人“整顿旧书目”，该评书遂被禁演。
[43]. 常寿春认为当时不拜师是说不成书的，常荫泉不可能是“听菜”听来的。在访谈中，他提到常荫泉曾拜李姓艺人为师。据查，民国时期，李万兴（艺名李坪兴）说《三侠剑》很有特色，往往连说带打，堪称一绝。后来李鑫荃向李万兴学了《三侠剑》，主以说功取胜。常荫泉所拜的师父，可能是这二位其中之一。另据刘荫柏对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常荫泉也是白塔寺庙会前殿说书冯姓、“阔”字辈的老艺人的门徒。参见刘荫柏：《京都琐忆》，吉狄马加、张同吾主编：《百年烟雨图——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卷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795页。
[44]. 常寿春补充：延庆县三司。
[45]. “五保”供养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给予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保教）、年老的死后安葬（保葬），简称“五保”。享受“五保”的农户便统称“五保户”。
[46]. 常寿春指出二人的母亲应是1996年去世。
[47]. 大弟弟即常寿春，实际上是1941年出生的，二弟弟为1951年出生的（常寿春更正）。
[48]. 对于家人之间关系的回忆，常氏兄弟二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此处可与下篇对比阅读。
[49]. 常人春曾撰《我的母校——崇实小学》一文，回忆他原在分司厅小学上学，因与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家距离太远，1945年暑假之后，转学至后海鸦儿胡同小学，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学校发还鼓楼西中华基督教会，该校改回原名“崇实小学”。这里提到的校长邵凤元为牧师，其子继承父业，后为前门外珠市口西南角基督教堂的牧师。见金子成主编：《北京西城往事 西城追忆集粹》第三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3页。
[50]. 常寿春补充：阎宝贞去世的时间为1996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十二）。
[51]. 常人春在《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中对该民俗讲得甚为详细：“一些客居北京的外乡人有的摔大花盆、花绿盆，还有的摔个治丧期间用来烧纸的大砂锅，有的仅摔一块儿瓦，意义亦各有说法。……一说阴间有位王妈妈，要强迫死者喝一碗迷魂汤，使其神志昏迷，以致不能超生。儿子准备这一有孔的瓦盆，可使这迷魂汤漏掉，并打碎瓦盆，以免死者误饮。一说人生不免要浪费一些水，如果阎王爷罚他喝脏水时，用这个带孔的瓦盆去舀，可使脏水漏掉。……对于摔盆用的那块砖说法更多。当年，老人说此砖能够辟邪镇宅，把它捡回来，放在大门影壁前，任何邪魔外祟不敢侵入，一避祟，二避妖，三避煞，谓之‘门前三挡砖’。如果是老喜丧的砖，谓之‘借寿砖’。意为借用死者的福寿，垫在水葱花盆底下，谓之‘水砖长寿’，家宅当获福、禄、寿三星的庇护，因此说拾此砖放于门前为‘吉星高照’。还有的说，用这块砖给小男孩压书，孩子将来……可望‘三元及第’。给小女孩压活当必心灵手巧，如果给女孩当座位，可保女孩一生富贵、子孙满堂。如无后嗣者，将这块儿砖压在炕席底下，就能有‘获麟’之喜。因此，有的瞧出殡的老太太往往要捡回这块儿摔盆的砖。”（第418—419页）
[52]. 三座桥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起前海西街，南至地安门西大街。三座桥胡同北侧与毡子胡同南口之间曾有座单孔石桥，大名“三座桥”，别名“海印桥”“月桥”“海子桥”等。
[53]. 白家大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15号，原是清朝礼亲王代善后人杰书世袭王爵后，于康熙年间建造的“礼亲王花园”。民国初年转给同仁堂乐家，更名为“乐家花园”。解放后由八一学校使用，现为主营官府菜和粤菜的饭馆，称为“白家大院”，据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家老药铺取名。
[54]. 怯勺，北京土话，指不懂、不知、不会。
[55]. 黄表纸是用来敬神或祭祀死者的黄纸，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代表黄金。
[56]. 《近世名人大出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整理了自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名人葬礼，多操办于北京地区。
[57]. 常人春在《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中对摔盆儿和踩盆儿有详细叙述：“摔盆儿有摔盆儿和踩盆儿的区别。通常在摔盆起杠时，由长子将盆摔碎。父死用左手摔；母死用右手摔，摔不碎时忌摔二回。无长子的，例由承重孙摔盆儿。如死者无子孙，其妻若不再嫁，可由她摔盆儿；亦可在非直系亲属中找一晚辈（如弟、侄等）给摔盆儿。但是，必须是死者的财产继承人。旧时，民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孝属继承死者的遗产，打幡、摔盆儿是先决条件。有时丧家孝属在继承权上有争议，甚至打架闹丧，无法决定由谁摔盆儿，干脆就叫抬杠的将盆儿一脚踩碎，将幡放在棺盖上就算了。至于继承权问题，留待日后再议。有的死者年纪轻，没有儿孙、侄子，只有个很小的弟弟，当然也无财产继承的问题。这种情况，也就只能由他小弟弟在起杠时，一脚把盆踩碎（死的哥哥用左脚；死的姐姐用右脚）。总之，凡属与死者平辈，不存在继承遗产问题的情况下，一律不以手摔盆儿，而是以脚踩盆儿。”（第419—420页）
[58]. 1949年5月30日，北平市政府通告限令所有城区寺庙寄存的灵柩，于6月底之前由寄存户自行移出埋葬或火化（《当代北京大事记（一九四九—二〇〇三年）》，第13页）。常人春希望为祖父办一场传统葬礼的想法，不只限于自家的经济条件无法实现，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允许的。
[59]. 常人春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提到嘉兴寺的特点：“为什么解放前嘉兴寺的白事影响很大？因为它不问信仰，比如故宫博物院老院长沈兼士信基督教，去世后就是在嘉兴寺发送的，现场也按洋教规矩办，要在别的庙这可不行。”又提到后来的情况：“解放后，嘉兴寺、夕照寺、三圣庵、法源寺等5家寺庙改成殡仪馆，最多只能停灵7天，有了‘官价’，业务大幅滑坡。那时，大的白事没人敢搞了，最多请几个和尚念个经，晚上烧点纸，所谓‘八个人一杆尺，五个和尚一堆纸’，当时富人都跑了，北京城消费得起的人也不多了。老北京民俗不敢搞了，杠房、纸活、棚匠、吹鼓手、轿房等行业也渐渐消失。后来嘉兴寺成了塑料纽扣厂，古建被拆后，嘉兴寺从此消失。”参见《北京民俗最后的泰斗》，载《北京晨报》2009年12月8日。
[60]. 送库是指给亡人祈建的道场圆满时，由丧属捧着给佛的黄表（《荐亡文疏》）到指定的广场去焚化事先用彩纸糊的楼库及其他纸活冥器，这时请和尚诵经是必不可少的（“禅经诵库”）。
[61]. 知宾：也称知客，即知客人。在红白喜事中，主人把当天的一切事项都交给知宾掌管，大知宾（或总知宾）就是办事人家的总指挥。
[62]. 疏，系指“疏文”，也叫“文疏”，是以文字形成的章表文函，是沟通仙凡之间的桥梁，不论个人所求还是国家大事都可为之。从疏文类型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即阳事与阴事道场。疏文的书写格式、文字编排都有严格的规范，其内容语言也比较严谨，更须注意写清神仙的宫阙与圣号，必须相称。一般在神仙的圣诞日都要祝寿庆贺，上章拜表，或黄道吉庆日为善信做祈福等斋醮活动。送疏文是道教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63]. 清朝所列“显爵”有五，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公爵有镇国公、辅国公之分，辅国公又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均为爵的品级。
[64]. 常人春在《近世名人大出殡》一书中提到了信成杠房，称：“北京地安门外西黄城根路南，有个信成杠房（兼桅厂），专应旗、汉两门大丧事的杠罩、仪仗。老经理狄琴荪是北京婚丧用品同业公会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他的交际很广，社会上许多头面人物与他都有往来，所以，他在北京城里也小有声望。”（第49—50页）
[65]. 常人春在一篇采访中说：“老北京办白事，是暴利行业。早年间遇到白事，尸体都要放庙里，这叫‘停灵暂厝’，一般情况下‘停单不停双’，至少7天，最多49天。庙里收费惊人，比如我大舅的原配生孩子时死在协和医院，在庙里放了15天，管我爷爷要了1万5，在当时能买3所房。”“到1949年，高阔亭已经置了7所房，都是14间带院的，当年他才40多岁。”参见《北京民俗最后的泰斗》，载《北京晨报》2009年12月8日。
[66]. 傅公钺编：《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张。陈觉生的葬礼可作为民国时期丧葬行业的暴利佐证，它名义上是由家族操办，但实际上是北宁铁路局出面筹措的公葬，倍极优隆。陈觉生葬礼结束后，结余礼金等钱财成为觉生救济财团的基础本金，仅用本金的存款利息即可开设粥厂，施行社会救济。觉生救济财团理事人为前文提到的江朝宗，他在沦陷时期曾依托该财团向伪政权谋求资金，攫取社会资本。参考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2-6-161。
[67]. 《北京旧影》，第202张。
[68].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直系军阀首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天津武卫前军当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历任北洋军第三镇参谋、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谋杀吴佩孚，吴佩孚当场身亡，时年65岁。
[69]. 拈花寺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主要建筑为弥勒殿、关帝殿、大悲阁及御书楼。1926—1945年，寺内佛堂曾开办学校。吴佩孚去世后，停灵在拈花寺的东菜园内，并新建灵房。1949年前，寺内有房舍57间，院落5处。1950年后，殿宇、厢房、院落均被占用，佛像相继拆移。1978年，原殿宇、厢房全部拆除。
[70]. 即现北京佛教居士林的前身。居士林主要是在家佛教信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团体，居士佛教在民国初年大为兴盛。华北居士林始建于1926年，一说由当时社会名流、佛教界耆宿胡瑞霖（字子笏）居士偕同北京在家佛教信众集资，购置西安门大街129号房产，作为固定林址，开展林务活动，并立石碣为证；一说由崔、丁两位居士发起创办了北平毓春园居士林，事务所设于西安门外11号。1929年，该林更名为北平华北居士林，1930年正式得到行政备案。全面抗战前夕，胡瑞霖移居五台山潜修佛法。1938年7月，居士林循例召开年度林众大会，选出周叔迦为理事长，并通过修订的《华北居士林章程》，仍规定“本林以佛法救济众生为宗旨”。“二战”开始后，中国各地的居士林虽先后停办，但华北居士林仍在不断发展。1945年秋，更名为北平居士林。1958年，林产被改为街道纸盒厂，后为国管局机关宿舍大杂院，居士林活动移至广济寺进行。“文革”开始后，居士林停止活动。1979年5月，在该林名誉理事长赵朴初、导师正果法师的支持下，假借广济寺恢复活动，理事长为吕香光。1994年开始渐次收回林产，2001年8月8日举行修复竣工暨佛像开光双庆盛典。参考《北京佛教居士林历史与沿革》，北京佛教居士林2010年版。
[71]. 梅花大鼓，脱胎于清代中叶产生于北京的清口大鼓，流行于华北各地。解放前是老北京旗人子弟喜演擅唱的曲调，艺人演唱则多见于拆唱节目中，专演此曲种者很少。唱词为七字句和十字句，有慢板、二六板、上板三个基本板式与以这三个板式的名称命名的三个基本唱腔。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2]. 金万昌（1870—1942），梅花大鼓演员，代表作有《探晴雯》《宝玉探病》《黛玉悲秋》《摔镜架》《鸿雁捎书》等。在其后，梅花大鼓分成了“北板”“南板”两个流派。
[73]. 大正琴又称“凤凰琴”，相传是日本名古屋人森田伍郎于大正年间创制的乐器。20世纪20年代，大正琴传入我国，因流行地区的不同，在我国又有“大众琴”“和平琴”“娱乐琴”“中山琴”“胜利琴”之称。大正琴构造简单，容易演奏，音色清脆、明亮，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尤其适于一般民间娱乐和弹唱使用。
[74]. 关于地安门外的火神庙和田子久，常人春有《地安门外火神庙》一文，我们摘录了部分相关内容附于访谈后。
[75]. “兴亚院”是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1938年12月成立，由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副总裁四人，由外相、陆相、海相及藏相（财政部部长）四大臣担任， 1942年11月废。
[76].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生于山东省邹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两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是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其余三人为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之一。论资望，靳云鹏在北洋军阀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与皖系、直系、奉系等派系要人都有较深刻的关系。靳云鹏在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也拥有丰富的实业和资产，是民国年间政界、商界的一名风云人物。靳云鹏晚年加入居士林，并劝导另一军阀孙传芳皈依了佛门。1951年1月3日，在天津逝世，享年74岁。
[77]. 常人春在《地安门外火神庙》一文中写道：“火神庙从不搞巫医活动，无所谓‘圣水’‘炉药’之说。但有正当的施医舍药之举，从田子久住持时开始，即将二院东配殿客堂开辟为施诊室，特请郭萌蕉、张友松、崔绍晋、袁寿臣、杨振东等中医大夫来此轮流坐堂施诊，并负责介绍到地安门外大街同生堂、济安堂中药店去抓药，按原价70%收费。大夫的车马费由火神庙负担，药费的30%则由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负担。”
[78]. 旧时儿童如果没有大病，只是体弱，但经算命的占卜，认为“不好养活”或者“克父母”等，大人便会把孩子送到庙里，当“跳墙和尚”或“跳墙道士”，据说也有极个别的“跳墙喇嘛”，以达到为孩子消灾去病、祈祥解厄的目的。这些“跳墙和尚”“跳墙道士”“跳墙喇嘛”均不是正式出家修行者，也不受戒，只是在庙里挂个名，所以“跳墙和尚”“跳墙道士”又叫“记名和尚”“记名道士”。这种风俗多流行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通常是先让孩子到庙观里认一位和尚或道士为师父，成为记名弟子。隔若干年，再举行一个“跳墙”仪式还俗。孩子认师父后，成了记名弟子，虽然意味着皈依了佛、法、僧三宝，但未必真到庙里修行，也不必到庙里去过与僧人一样的宗教生活。只是每逢初一、十五，或节日和盛大法会时，跟着家长来庙里进香、“随喜”就行了。至于什么时候“跳墙”还俗，并无具体规定。但凡“记名和尚“，都必须在结婚前三天举行“跳墙”仪式，表示还俗。
[79]. 茂林是潭柘寺的第二十代住持，1950年该寺被北京市园林局接管时，他还在寺内修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搬到城里的广济寺。
[80]. 沟沿儿，指的是西城区北沟沿，1946年改为赵登禹路。翊教寺相传最早建于宋代，明代万历五年（1577）重修，今已不存，所在胡同于1965年改为育教胡同，现已拆除，并入平安里西大街，与赵登禹路相交。常人春曾在其著作《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中记载了翊教寺承办停灵暂厝业务的旧事。
[81]. 四棚经，指的是番（喇嘛）、道（老道）、僧（和尚）、尼（尼姑），也就是常先生这里所说的番道禅尼，四棚经轮换着念，为的是超度亡灵。
[82]. 刘之维，俗名刘纯璋，1914年（一说1919）生于北京的一个道教世家，属正一清微派。自幼随父刘佑昌在前门关帝庙受箓入道，其父去世后，继任前门关帝庙住持，主要从事庙务工作。解放后，北京市民政局开办佛道教学习班，并建立了寺庙管理小组，由刘之维任组长，主持寺庙管理组工作。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刘之维当选为中国道协常务理事。由于天安门广场扩建，前门关帝庙拆去，刘之维道长移居白云观中，具体负责白云观的修复工作。1979年中国道教协会恢复工作，刘之维道长成为白云观监院，重新住持观务。他还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六届委员，1984年和1986年两次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1989年1月8日，因病在北京仙逝，享年75岁。
[83]. 普佛，就是打坐念经。所谓“普佛”，源于隋代信行禅师所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将佛法分为普法和别法。所谓普法，即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所以名为“普”。所谓别法，是分别大小乘法和圣贤凡夫，所以名为“别”。信徒认为在佛灭后初500年的“正法”时期，众生的器只能学一乘法；第二个500年的“像法”时期，唯学三乘法，所学各别，所以称为“别法”，全称为“别真别正法”；在佛灭后1000年的“末法”时期，众生由于根机较钝，具有空有偏见故，如果偏学大乘或小乘，就会爱此憎彼，必然造成谤法之罪，所以第三阶相应的佛法，名为“普法”，全称为“普真普正佛法”。随着佛教忏法的流行及仪轨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明清以来，佛教寺院的法事仪轨基本定型，“普佛”也成为一种祝愿、荐亡回向的仪轨，又分为“延生普佛”和“往生普佛”。
[84]. 佛，是指已经成就圆满佛道的一切佛。法，即诸佛的教法。僧，即依诸佛教法如实修行的出家沙门。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
[85]. 常寿春补充：“当时车道沟的和尚应佛事时，就是‘怯吹’，还吃荤。其吹奏的乐曲多是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小曲，不怎么规矩。”
[86]. 夏法圣于1984年3月担任北京佛教居士林副理事长，2000年起担任林长。
[87]. 夏莲居居士，本名夏继泉，字溥斋，号渠园，山东郓城人，清朝云南提督夏辛酉之长子，1884年4月20日生于新疆于阗，1965年12月14日于北京仙逝，享年82岁。清末曾任直隶知州、江苏知府、山东团练副大臣等职。民国后曾被聘为山东都督府最高顾问兼秘书长、参谋长等，此后又历任多种军政职务，1921年辞职。以后主要投身于文化、宗教事业，在京大宏净宗。佛法界曾有“南梅（梅光羲）北夏”之号，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生著有诗抄、文集20余种。擅长金石书画、文物考古，且收藏宏富、鉴定颇精，在文物界颇具影响。1949年北平解放后，故交李济深、梁漱溟、陈铭枢、章士钊、邵力子等人先后规劝其参加社会活动，但被他婉言谢绝。后为表达爱国之心，他将所收藏的300余件珍贵历史文物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和郓城县。夏莲居是夏法圣的祖父，而不是姑父，常人春这里所述可能比较随意。但常人春生于1933年，夏法圣生于1934年，很有可能是小学同学。
[88]. 载《弘道》（香港）2009年第1期。
[89]. 据常寿春回忆，徐子才并非太监，这种说法存疑。似应为“北京五子”：田子久、张子余、徐子才、魏子丹、厉子加，共五人。
[90]. 鼓楼与钟楼原为古都北京的报时中心，民国时期逐渐失去了报时功能。1924年，钟鼓楼改称“明耻楼”，陈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屠杀中国人民、抢劫财物的图片和实物。1925年，鼓楼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市民免费参观，是北京最早设立的群众文化专门机构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鼓楼被粉刷一新，楼圈南门两旁写着“社会为学校，教育即生活”的标语，重新办起了教育馆，称为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恢复了原有的陈列室、阅览室、问事代书处，并增设了儿童读书会、邮亭。1949年3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该馆，更名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俗称鼓楼文化馆。同年4月，接收了北海公园先蚕坛国货陈列馆的部分展品，在陈列室合并展出。1950年5月，撤销了五个固定性的陈列室，改为不定期的展览室；同年10月，改称北京市第一文化馆。
[91]. 由莲花落发展而成。莲花落流行于京、津、冀等地。最早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清乾隆以后，出现了职业艺人，八旗子弟中也有不少爱好者，遂与民间流行的另一艺术形式“什不闲”合流，成为民间花会形式之一——“天平会”，曲种名为“什不闲莲花落”，又称“什不闲”或“莲花落”。内容多为写景抒情和演述民间故事的俗曲。演出时，先由全体人员敲击“什不闲”的打击乐器，做舞蹈动作，唱【四喜】、【八掌】、【架子曲】等曲调，作为序曲，然后演唱莲花落。演出形式有单曲、彩唱两种。单曲只由一人演唱故事，唱词采用叙述体；彩唱是由歌者二三人，分饰旦、丑两种角色，分包赶角，略如戏曲，重插科打诨，以资笑乐。
[92]. 小四门是学校里相对于主课而言的课程，在小学有音乐、体育、美术和常识等。
[93]. 《五月的风》，陈歌辛作词，黎锦光作曲。
[94]. 《夫妻相骂》，李隽青作词，姚敏作曲，姚敏、逸敏、吴莺音合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品。
[95]. 《三轮车上的小姐》，裘子野作词，林牧（陈歌辛）作曲，由当时的红歌星屈云云首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品。
[96]. 《可爱的早晨》《讨厌的早晨》，电影《鸾凤和鸣》插曲，李隽青作词，陈歌辛作曲，由主演周璇演唱。
[97]. 指1945年日军投降，抗战胜利。
[98].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遗嘱，原称《总理遗嘱》。1925年，孙中山病笃，子孙科与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员唯恐总理未留遗嘱即辞世，遂商议为总理代拟遗嘱，由汪精卫于2月24日写下，一说起草者为戴季陶。遗嘱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总结40年来革命成果，并为后来革命指明重要的方向；第二部分为交代身后家事。一般提到《总理遗嘱》时所指的多半是第一部分。1940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被尊为民国的国父，因此《总理遗嘱》又称为《国父遗嘱》。在国民党专政期间，“恭读《总理遗嘱》”或“恭读《国父遗嘱》”成为许多集会、会议与典礼开始时的制式程序之一。常人春在此把开头一段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下来。
[99]. 常人春原在私立崇实小学读书，据他自述，“由于家里迷信名牌市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当我上高小时，强行令我报考了郎家胡同的第五区十三、十四保国民学校（1947年9月迁至琉璃寺胡同）”。见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编：《北京西城往事 西城追忆集粹》第三部，第134页。
[100]. 北京一中前身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创建于清朝顺治元年（1644），专收皇族子弟。光绪二十八年（1902）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改为学校，1904年扩充为高等学堂，1912年8月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
[101]. 黎锦晖（1891—1967），生于湖南湘潭，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1927年创办“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社”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儿童歌舞剧《月明之夜》是他的早期创作，音乐语言简练、明快，富有民族风格，通俗易唱，当时很快在大中城市流传开来。
[102]. 2016年回访常寿春时，他为我们提供了这本诗集，上面还就常人春记“国花社”的诗做了一些旁批。据载，该社创立于1947年春，当年农历五月初五举办了“第一届标本模型公展”，参观者颇多。“二展”以彩纸布置会场，展品有昆虫、介贝、矿石标本等，当晚阎福坤以巨石砸门，并纠集一些未被吸纳入社的儿童在门外起哄。该社曾一度解散。1948年中秋节，常人春在鼓楼东大街举办“故会团圆节”，秋天在方家胡同5号黄家举办“五展”，参加者寥寥。
[103]. 张荫梧（1891—1949），字桐轩，河北博野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晋军师长、军长、北平警备司令、北平市市长等职。抗战初期，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自奉甚值，烟酒不沾，常穿布衣布鞋，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日坚持体格锻炼，还要写大字1000，且“从无间断”（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六》，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曾多次与八路军发生摩擦，被毛泽东称为“磨擦专家”［见《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与傅作义不睦。抗战后期，任冀察战区总参议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国共内战期间，任京汉路北段护路司令、华北“剿总”上将参议。张荫梧还曾任北平市私立四存中学校长至1948年，当年年底，北平被围困，张荫梧成立“华北民众自救会”，召集人马，企图继续周旋。1949年2月，北平市公安局破获重大反革命组织“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的阴谋暴乱案，张荫梧与其他14人被捕，后保外就医，于5月27日病逝。见《当代北京大事记（一九四九—二〇〇三年）》，第5页。
[104]. 常寿春在2015年10月15日的访谈中对此段历史做了补充，兹摘录于下：“《还乡曲》是河北‘剿匪’总司令张荫梧编的词。这里头说的‘猪崽’就是朱德，‘茅房’指的是毛泽东，它这为什么叫作《还乡曲》呢？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初期是流血斗争、白骨斗争，把地主全部打死，土地全都没收，所以很多人的确有流浪的现象，有点像苏联当时的土地改革，后来纠正了。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组织了‘还乡团’，反攻倒算。那‘还乡团’非常厉害，抓到共产党的干部就枪毙、活埋，也是报仇性质的。所以张荫梧写道：‘可爱的家乡，可恨的奸党，我们的祖坟不能祭扫，我们的父母不能教养’，这就是它开头的词，骂了半天，后来是‘谁为后台？猪崽茅房’，但这里头一句没有指名。”
[105]. 《渔光曲》是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首映于1934年6月14日。它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影片，以该片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左翼电影关注社会底层，将他们凄惨的生活艺术化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之一，《渔光曲》上映后颇受欢迎，曾经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纪录，该片同名主题曲也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流行歌曲。但《渔光曲》在思想与艺术上都与常先生这里列举的当年的流行歌曲不可同日而语，插话者在这里提出《渔光曲》，显然是不合适的，是不懂这首歌曲与其他歌曲区别的缘故。
[106]. 常人春在此隐匿了一些信息，详见下篇常寿春对“儿童教育馆”一事的评价。
[107]. 金丝套指的是前海北沿和后海南沿的夹角地带，其得名源于这一地区的大、小金丝胡同。明代曾在这里设立织染所，故有金、银丝绦胡同之名，民国时称为大、小金丝套胡同，1965年改为大、小金丝胡同，共有18条街巷。
[108]. 据常寿春回忆，这张照片应该摄于1945年后。
[109]. 市立北京师范学校，创办于清朝最后一年（1911），最初校址在西四南大街丰盛胡同，民国二年（1913）迁到端王府夹道（不是常先生说的恭王府夹道，该夹道位于北京西城赵登禹路祖家街之西200米）。1915年7月该校首届毕业生分配在北京各小学工作，以后每年都有毕业生分配。后来又设女部，1925年7月第一届女生毕业，随同男生一律分配在北京各小学工作。这个学校成为北京小学师资的主要来源，一直到解放前夕，都是北京小学大部分教员的来源。
[110]. 指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111]. 常人春对于自己的“面嫩”是甚为得意的，在他的《国花少主诗词》（自印本）一书前，即配上了“工装代童装”（原语）的相片，并作诗志之。我们在常寿春家访谈时，还看到他在结束劳改返回北京后仍做少年装扮的照片。如果用心理学方法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他对这段时期仍有着无法释怀的眷恋呢？
[112]. 常先生这里没有说清楚，“给”应该改为“把”，即“志愿军把美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改成“被”，意思就反了。
[113]. 下篇常寿春口述中，也有一些关于徐延龄的回忆。
[114]. 吴化文（1904—1962），字绍周，山东人，先追随冯玉祥，后投奔蒋介石，再投靠汪精卫，又反投蒋介石，最后加盟解放军。解放后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曾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1959年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115].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东北军著名将领，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116]. 这里所说的前门老爷庙，即前门（正阳门）关帝庙。北京内城各城门瓮城内都有关帝庙，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正阳门关帝庙，此庙建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庙宇虽然不大，但香火极盛。每年五月初九要举行磨刀祭，庙中有3口大刀，分别重80斤、120斤、400斤，相传是嘉庆年间打磨厂三元刀铺所铸。该庙在20世纪70年代，因修建地铁被拆除。
[117]. 黄明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
[118]. 各，北京土话，指人的言行古怪，不能合群。
[119].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是由我国已故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朱伯崑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及中国台、港地区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中国文化书院是独立自主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社会资助等方式自筹。季羡林曾任该书院院务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李泽厚为书院导师。但常人春先生说该书院于1989年遣散一事，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尚需查明。
[120]. 干级，即干部级别。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国家领导干部及行政工作人员都有规定的干级。1971年林彪出逃后，中央对于“文革”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解放和起用老干部，落实共产党的干部政策。1972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指出要“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12月28日，北京市委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对统战对象落实政策的情况报告》，落实政策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见《当代中国的北京》编辑部编：《当代北京大事记（一九四九—二〇〇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常人春在九三农管局曾经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但他并非真正的公务员，这里他所说的“恢复干级”，可以理解为在普遍“落实政策”的大背景下恢复他的身份和待遇的意思。
[121].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122]. 张官鼎：《解放前北京的葬礼和杠房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123]. 东岳庙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北侧，原是道教正一道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大丛林。保存了大量道教建筑和历代碑刻，对研究中国古代道教以及道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的民间香会碑刻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大实物史料。199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东岳庙，将庙中所驻机关全部腾退，随后建立了北京民俗博物馆。1996年，东岳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国家将东岳庙归还道教，至此，中断70余年的道教活动在东岳庙恢复。
[124]. 《开经玄蕴咒》：道教法事中常用“八大神咒”之一，即准备翻开道经奉诵时所念。“玄蕴”，指经中蕴藏着玄妙的义理。早期灵宝派即有此咒，其后各派俱有仿作与演变，其词不尽相同。
[125]. 此处承蒙故宫博物院职员宁霄帮忙确认，特此感谢。
[126]. 常人春先生在这里所讲述的故事，涉及道教正一派与全真派的分歧。自元朝始，两派逐渐形成了“对峙”状态，音乐也因道派体系不同而相应产生风格上的差异。正一派承袭唐宋道教音乐发展，而全真派则借鉴了佛教的一些形式建立了自己的科仪音乐。“北京地方韵”则是清末白云观方丈孟永才出于扩大道众考虑，由“全真正韵”改创而成，存续时间很短。道韵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实际背后隐藏着很多冲突与矛盾，仅对部分仪式较为了解的常人春，显然对相关的人情世故不甚通达，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个人性格。
[127]. 义和团的揭帖里有一句：“焚黄表，升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说的就是这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