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历史上一位具有特别经历的代表人物——张怀宣同志
王刚 温金根
张怀宣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临漳县抗日政府财政科长，邯郸一区区委书记，新华社路东办事处书籍股长，邯郸城情报侦察人员核心组组长（地下党小组组长），1945年10月邯郸解放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反奸反特委员会委员，中共邯郸市民运部、组织部县级干事，地市土改工作组组长，邯郸市北城区副区长、城关区区长，1948年4月参与筹建邯郸市职工联合会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4月任邯郸市职工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54年元月市政府设党组，张怀宣为成员兼劳动科长，后历任市商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区副区长，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七届人大常委（地专级）等职。
张怀宣自投身革命，在邯郸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特别是1941年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侦察工作，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5年10月邯郸解放，张怀宣以极大的热忱参与领导了邯郸市各个历史阶段的进程，经历了支援解放战争、整顿社会治安、反奸反特、铲除旧基础、土改、政权建设、筹建工会、镇反、肃反、劳动战线等阶段，并长期在财贸物资战线工作，对我市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勤勉，做事谨慎，是邯郸老一辈革命者中具有独特经历的代表人物，是邯郸革命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他本应能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做情侦工作的特殊性酿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值得欣慰的是1987年12月，中共邯郸市委、河北省落实情侦人员领导小组根据中办[1986]16号文件精神，撤消了市委1956年的错误结论，充分肯定了张怀宣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的功绩，彻底恢复张怀宣同志名誉，党籍从1938年8月算起，并恢复1940年至1945年7月党籍。怀宣同志可以瞑目了。
一
张怀宣同志于191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日）出生于邯郸城内北门里后街一封建没落官僚家庭，其父张绪志是晚清秀才，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县署教育科任职（系明万历年间太子太保兵刑两部尚书张国彦十三世孙）。因抽鸦片，很快家道中落，靠卖地维持生计，1930年病死。张怀宣同志16岁就离家到湖北汉口广水镇当店员，受尽了封建师徒和店规的压榨。
1937年七七事变，同年邯郸沦陷，张怀宣同家人避乱逃难到刘二庄其大姐张怀淑家暂居。此时怀宣已是21岁的青年，眼看日寇入侵、山河变色、人民被屠杀掳掠、姐妹被污辱蹂躏，激起他强烈的民族感情。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前，他协助李新（原名李守协，刘二庄人，张怀宣姐夫）在刘二庄自发地展开了抗日工作。他们团结全村青壮年，日夜计划组织武装进行斗争。大约在1938年初，一名日寇军官骑马窜进刘二庄村，挨家挨户登堂入室寻找“花姑娘”意欲发泄兽欲，全村父老义愤填膺。在李新号召下，几十名青壮村民手持棍棒、铁锨将这名鬼子团团围住，七手八脚送其归天。由于群众基础好，此事直到抗日胜利也没有泄漏出去。
1938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率部由太行东进，到曲周、永年、大名、馆陶、邯郸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李新与邓永耀政委取得联系，组织当地青年秘密参加游击队，并在邯北、邯东、十里铺、刘二庄、耒马台、东西柳林等村展开抗日宣传，破坏敌人通讯线路，不到二个月时间就发展30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壮大了我党领导的武装。张怀宣同志也于同年6月与卢文涛、李书芹（李新二子）、杨化南、郭炳志、段秉森等20多名热血青年，由李新领到骑兵团驻地，然后由邓永耀政委开了介绍信，到由杨秀峰任院长的深州抗战学院民运班学习受训，从此张怀宣同志开始了他近50年曲折而光辉的革命战斗生涯。
二
经过冀中抗战学院的训练毕业后，怀宣同志到临漳县抗日政府游击队任民运干事，贾河口事件后任县政府财政科长，负责筹款、筹粮工作，与王从吾过往甚密。
前排右一李新（时在河北省水利厅工作）
前排右二杨化南（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后排左二、一李新二子李书芹夫妇（时在国家文化部工作）
后排左三李新三子李书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机要处工作）
后排左四李新侄子李书艺（时在海军工作）
1939年秋，中共邯郸县工委书记李亭为了加强邯郸城郊一带的党的建设，向地委要求调熟悉情况的张怀宣任邯郸县一区（也叫城郊区）的区委书记。怀宣同志奉县委指示，经与李新研究，在郊区刘二庄发展了李守慈、王文堂、李守业、李守仁等八名党员，并成立了以李新为书记的党支部。此后，以刘二庄党支部为核心，团结广大积极分子，形成了一个打不散、砸不烂的坚强的战斗集体，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同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直至邯郸解放。刘二庄在长期残酷战斗中实际上形成了插在敌人心脏部位的一把尖刀，一块抗日的小根据地。
刘二庄在邯郸近郊，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民族感情强烈，抗日情绪高涨，群众基础好，自然成为我党工作的重点村。刘二庄党支部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斗争手段，委派“白皮红心”村长应付敌人，守桥伪军小队长也被我们争取过来，明为敌伪武装，暗为我们服务。在敌人鼻子底下通过地下工作，促使白色政权和武装的演变，为我所用。刘二庄就这样成为我们的堡垒村。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每当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分进合围”、“铁壁合围”残酷大扫荡时，在邯郸附近活动的我部分领导干部就会到刘二庄隐蔽起来，在敌人心脏部位继续指挥党、政、军、民进行顽强战斗，直至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围剿。当时的县委书记李鸿宾、李亭、陈竞波等先后都在刘二庄隐蔽过。
刘二庄，这个在邯郸日伪军心脏部位和鼻子尖底下的普通乡村，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不屈不挠，无私无畏，在战斗中成长，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刘二庄的革命群众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培养出整整一代革命人杰，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他们称得起是国家的中坚、民族的脊梁。
三
1941年底，根据形势需要，经八路军冀南军区新八旅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和冀南三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陈竟波研究决定，派遣张怀宣先后打入邯郸城日伪特务队灭共班和日伪电话局，搜集敌人军政情报工作。从此时起，直至1945年邯郸解放，怀宣置生死于度外，不避艰险，在敌人心脏中枢整整战斗了五个春秋，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上级交予的各项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左为原冀南三军分区邯郸城情侦组成员冀锦冠，右为张怀宣
怀宣同志潜入邯郸后，根据上级党指示，先后与三军分区派遣到邯郸地下工作的特派员张德福（张一萍）、潜伏在伪商会的地下工作人员于力（卢文涛）接通关系，组成隶属于冀南三军分区邯郸敌工站的邯郸城情报侦查人员三人核心领导小组。怀宣任组长，同时任地下党小组长。此外，开明士绅邯郸商会副会长杨真卿（旧社会任过县长、省议员，在知识界、佛教界、民族资产阶级中有较大影响）也根据上级党指示，同怀宣接上关系并接受核心组领导，加强了地下工作力量。另外，怀宣还单线领导着四名党员，即在伪电话局潜伏的工人冀锦冠和派进城内做情报工作的张金花、交通员郑小保（邯郸解放前夕，组织派其到城内通知怀宣全家转移出城时，被敌人发觉后活埋）、段书堂，加上其他地下情报关系如高级知识分子冀卓午（伪教育局长）、李晓兰（伪高等学校校长）、王曼卿（伪合作社董事）、刘荣庭、黄树青、黄诚、栗守财等共20余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和各自的环境与本身条件，划分了三个战线，分工协作积极开展工作。怀宣同志除领导同志们搞敌人军事情报外，还多次在夕阳下山、敌人吃晚饭疏于戒备时，在车站和城里散发传单，揭露敌人暴行，宣传抗战必胜，激励群众斗志，每次都使敌人惊恐万状，惶惶不安，加强巡逻检查，但一无所获。群众则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神八路进城了”。
约在1941年底，怀宣同志通过抗日关系张清明（该同志在伪政府任文书）抄录了伪政府、警察局、警备队等伪机构全部人员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情况材料，通过地下交通迅速交到上级领导手里。抗日政府按表册所列逐人逐户走访伪人员家属，在瓦解伪军、涣散斗志上收效显著。有的伪军伪人员主动和我们拉关系，表态度，表明干伪军只是为了“混饭吃”，决不打八路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干亏心事”，“碰上了也是枪朝天打”。个别的队员弃暗投明，被我们拉了过来。有个叫潘勇的“铁杆”汉奸，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也消沉起来，失掉日寇的信任，最后带上老婆孩子，潜逃东北隐藏起来。
他们根据上级党委“要更深地打进去”、“要树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钻进虎口闹革命”的决心，打入敌人的中枢神经部位去。怀宣和他的战友们以高度的历史使命和民族解放责任感相互激励，置生死于度外。怀宣先后潜伏于伪特务队和电话局，张一萍则成为日军宪兵队长的“贴身佣人”，他们收集了敌人大量的机密情报，及时上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首先，我城内情侦核心组通过各种渠道弄清了日军在邯郸的驻地、人数、武器装备部署等情况，绘图说明。当时日军在邯郸分三处驻扎：一是铁路西（现邯钢所在地），称“谷口司令部”，常驻兵力四千余人，武器配备有战车数辆，大炮二十多门。二是铁路东（现邯山北针织厂所在地），称“黑赖部队”，约驻日军二千人，装备有轻重机枪多挺。三是城内南门里驻有上百人的小部队，另有伪军四千余人分驻城周各地，总计敌伪兵力约一万人，有时临时日军增兵数千，总计日军万余人。
四
除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外，车站工人、铁路两侧农民、兵营周围的群众都是我们的耳目。千万只警惕仇恨的眼睛都在盯着敌人的行踪，并准确做到敌动我知，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和意向。在多次敌伪军清剿和扫荡中，由于邯郸地下党迅速准确地送出情报，而使我方避免和减少了损失。1942年2月，怀宣同志在敌人内部侦知叛徒汲怀之勾结收买抗日县大队中队长郭文明、小队长潘永阴谋颠覆抗日县政府，打死抗日县长马功岑后率队叛变投敌的重大情报。张怀宣与张一萍迅速向邯郸县抗日政府县大队、冀南三军分区敌工科汇报，组织断然采取措施，处决了内奸郭文明，使敌人对我方的一次策反大破坏成为泡影，保全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政府和县大队的生存，冀南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随后怀宣等地下工作人员又利用敌伪之间狗咬狗的矛盾，借敌人之刀杀了叛徒汲怀之，除掉了这个大隐患，保证了抗日政府和游击队的安全。
1943年初，张怀宣同志接到冀南三军分区紧急通知，冀南三军分区政治部敌工干事和玉鸣携带几份重要文件（其中有冀南三军分区所属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军情报侦查人员花名册）在曲周酒醉丢失。和玉鸣意识到闯下大祸，竟投降于曲周城内的日军联队。怀宣同志立即紧急召集卢文涛、张一萍、杨真卿、刘荣庭，简单通报了和玉鸣投敌情况，决定分头通知所有地下工作人员暂行隐蔽，又委派张一萍同志先接近和玉鸣，见机行动。当日本宪兵队去曲周接和玉鸣时，张一萍利用和特务们的假盟兄弟关系一块到曲周。车行中途，张一萍找机会接近和玉鸣，说：“老朋友了，咱们到邯郸一块好好玩玩，你需要什么只管说。”到邯郸后，张一萍又给他买了一双礼服呢鞋和点心、茶叶等，佯装去看望他。张一萍警告他说：“李新同志问你好，并告诉你办事要根据良心去办，还要你给他一句回话。”和玉鸣沉默了一会儿表示说：“给李新说吧，只要在邯郸同我见过一面的，我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由于我们做了工作，日伪从和玉鸣身上几乎是一无所得，希望借此机会将冀南三军分区所辖八县的我方地下工作者一网打尽的企图成了泡影，便将和玉鸣押往北京监狱，以后又押到日本去当劳工。日本投降后，和玉鸣才回到祖国。这起严重事件，由于组织措施得当，尤其是城内情侦组在怀宣同志领导下处乱不惊，张一萍大智大勇，在极其关键时刻化险为夷，保存了整个冀南三军分区所属敌工站的地下工作人员，使这些同志能继续在各个环节进行情报侦察工作，也为和玉鸣留下了一条后路。
1944年，日暮途穷的日本侵略者，深感兵力不足，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抗日军民，伪冀南道尹薛兴甫提议，以邯郸、肥乡、永年、鸡泽等十四县的伪警备队为基础，组织冀南剿共司令部，任命郭采芹为司令，准备在清丰城内举行庆祝大会。郭化民与杨真卿共吸鸦片时谈出此情况，杨立即向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卢文涛汇报，经请示怀宣同志后，决定由卢文涛直接将情报报告冀南三军分区。结果在我军的周密安排下，将十四县伪军武装全部围歼，郭采芹、薛兴甫被我军生俘，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1945年初，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在刘二庄开会，为敌人所侦悉，敌人迅速用电话调动兵力，进行搜捕准备一网打尽。怀宣同志监听到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立即用电话通知我方在伪自卫队中的人员让其转告我方人员，立即转移隐蔽，使敌人的企图落空。
抗日最艰苦阶段，由于敌人封锁，根据地药品紧缺，张怀宣同志通过“福和同”老板李滏宾，为冀南三军分区邯郸敌工站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弄出了敌人严格控制的盘尼西林等药品，不断送往抗日根据地。
在漫长的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怀宣同志绝大部分时光是在“虎穴狼窝”里同敌人周旋，始终战斗极度艰危的第一线。他置生死于度外，时刻同魔鬼打交道，同死神做游戏。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大业，怀宣同志的全家都投入战斗，怀宣同志的大组张怀淑（李新爱人）热情接待我方来往的抗日人员。不论何时有同志来往，及时烧汤备饭，并协助李新进行地下工作之间的联络工作。怀宣老母亲张窦氏以走亲戚为名，秘密为我方传递信件，怀宣同志爱人任秀芹在我方人员碰头开会时，伪装做针线活计，在门口为我们站岗放哨。一次地下工作人员张金花搞到敌人两支手枪，任秀芹伪装到护城河洗衣服，将手枪放在盛脏衣服的篮子里带出城外，交给地下交通员郑小保，转移了出去。
1945年，邯郸解放在即，冀南军区急需邯郸城伪军力量配置图，并需重点标明军事、政治目标及兵力部署情况。在张怀宣、卢文涛、张一萍、杨真卿等人的努力下，圆满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他们绘制的军事地图在解放邯郸时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同敌人牙眼相对地进行斗争，需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面对死神狞笑、脸不变色心不跳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怀宣同志具备这种高贵品质。他和他的核心组在抗战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予的搜集敌人高度机密情报的任务，为我们对敌人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反奸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上级领导机关冀南三军分区曾评价：邯郸的情报工作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子，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不仅国内有用，国际上盟军也有参考价值，起到了准确、及时、“敌动我知”的作用。
五
自1945年10月4日邯郸正式解放至1955年，这十年是怀宣同志一生最活跃的时期，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由地下转向地上，为保卫初建的城市政权，支援解放战争，进行反奸锄特，铲除旧基础，整顿社会治安，进行政权建设、筹建工会、镇反、肃反等运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7月邯郸解放前夕，怀宣同志奉上级指示从邯郸城敌人内部撤离。10月，我军解放邯郸城时，怀宣随部队进城，即参与了邯郸新政权的初建工作。当时人民政权刚宣布成立，百废待举，敌特分子活动猖獗，肃清敌人残余势力成为当务之急。市委决定张怀宣同志参与公安局的筹建工作，并兼任中央局社会部、冀南区公安总局和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反奸反特委员会”委员。怀宣同志根据他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掌握的敌情、社情，率领干警逮捕首要特务分子7名，缴获各类枪械20余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恐怖破坏活动，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1946年3月，市委结合城乡实际情况，从反奸复仇入手，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经市委研究决定，将张怀宣同志调入市委组织部、民运部任县级干事，协助市委副书记程式兰同志主抓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工作，任地市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北城区副区长，邯郸市城关区区长等职。经过深入宣传发动，反复启发教育，提高了广大群众阶级觉悟。群众发动起来后，首先针对汉奸、特务、地主恶霸压榨穷人的罪恶行径，纷纷控诉复仇，召开诉苦大会，先后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崔风梧等一批汉奸恶霸，为广大群众报了冤仇。
同年5月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文件。6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五四”指示。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精神，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在开展反奸清算的基础上，市委派张怀宣等同志组成土改工作队（组），先后到南门里、东门里、北门里、北关、东门外、西关、三里铺、五里铺、春场、尉庄、柳林桥等村深入群众，土改运动在全市展开。怀宣同志根据中央指出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方针，在市委正确领导下，配合同志们发动群众，经过诉苦教育、填平补齐、抽补、复查等几个阶段，完成了所负责的土地改革工作，未发生任何偏差。怀宣同志在土改运动中，掌握党的政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区分不同矛盾，保护为我党做过贡献的统战对象。如1946年8月，邯郸县堤南堡群众在土改复查运动中违反党的工商政策，把在抗战时期做过情侦工作的市工商联委员杨真卿等人揪回原籍批斗。由于怀宣同志不同意这种过火行为，以至在肥乡整党期间被指责为包庇地富分子，加上1942年被叛徒出卖而被日寇逮捕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后纠正）。
1948年4月，邯郸市根据上级指示成立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市委决定时任城关区长的张怀宣同志兼任筹委会副主任。怀宣同志深入面粉厂、发电厂、铁厂及全市商店宣传贯彻党的工运政策。怀宣同志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提拔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力量，组建起有3000余人的店员工会，为市职工联合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4月市职工联合会正式成立，张怀宣任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在怀宣同志实际主持工会工作五年时间里，发展壮大工会组织，吸收会员两万多人。在政策上，他根据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四面八方政策，在劳资两方激烈复杂的矛盾中，始终掌握住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处理劳资关系的原则，在长达五年的工作过程中没有大的偏差和失误。
六
前排左一为张怀宣
1955年怀宣同志任邯郸市政府党组成员时，全国正在进行审干工作。省委组织部对怀宣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情报工作时曾遭日寇逮捕一事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将其定性为“限制使用，不可重用的干部”，因此怀宣同志被调到市五金公司任副经理。由市政府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调到市五金公司任副经理，这显然是降级降职使用，是严重打击，是莫大的冤屈。由于怀宣同志一贯工作积极负责，群众威望很高，许多同志为他鸣不平。而怀宣本人却泰然处之，毫无怨言，无条件地接受了组织的调动与安排。他还对同志们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经得起党组织的审查与考验。”怀宣同志到了新的岗位后，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经济工作对他是个陌生的新工作，他边干边学，很快就掌握了五金商品经营管理的规律。当时，商业职工的业务素质水平普遍很低，他针对这一问题，在全公司由上至下，开展了一场“应知应会”学习竞赛活动。要求每个工作岗位的同志，自己应当知道的必须清楚，应当学会的必须熟悉，要求每个营业员必须知道商品的产地、品种、编号、型号、规格、性能、用途及价格，必须会珠算口算，会保养商品，会试用会拆装等等。通过一个时期的学习竞赛活动，职工的业务素质大大提高。1956年五金公司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各项任务指标，被评为邯郸市先进单位。在成绩荣誉面前，他不伸手，不出头，他一贯是把困难问题留给自己，把成绩荣誉让给别人，上台领奖他不去，让别的同志上台发言领奖。
邯郸市商业局职工在炼铁高炉工地。本文作者之一温金根（右三）时任商业局系统炼铁厂办公室主任
1956年7月29号，中共邯郸市委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文件精神，纠正了邯郸市委1955年元月对张怀宣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但仍对他被叛徒出卖被捕一事认定为“应视为一种错误行为”。随即任命他为中共邯郸市商业局党组书记。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三五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掀起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运动”，全国各行各业几千万人投入这一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是个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但在这场运动中，展示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积极性以及对党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大炼钢铁”虽然没有炼出好的钢铁，可是它又一次体现了人们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当时张怀宣同志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大热情。在1958年国庆节前一周，他接受了市政府决定的在七天内建起九座1.5米的炼铁高炉的任务。怀宣同志带领由三百名职工干部、七百名民工组成的千余名队伍，奋战七天六夜，终于在国庆节前夕完成任务，给党报喜，为建国九周年献礼。炼铁，怀宣同志从来没有干过，他说：“这是革命进程中的新任务。”在这项新任务中，新问题是很多的。他从不在办公棚里听汇报、研究解决问题。他总是在现场、工地、高炉前研究解决问题。他工作不分昼夜，一鏖战就是几天几夜。有一次吃饭时，他端起饭碗没吃几口，叭嗒一声，饭碗落在地上，他呼呼入睡了，身边的人说，他已经几天几夜没睡觉了，他太困了，让他睡会儿吧。张怀宣家就在本市，家有古稀高龄的老母，有几个几岁的孩子，三个月没有回家看看。有时老人或孩子病了，家里托人捎信或打电话要他回家看看，他总是说我实在离不开，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他时刻都以多炼铁、炼好铁、提前赶上英国的口号来号召和教育群众。怀宣同志在“大炼钢铁”中，因超额完成任务和铁质好，多次受到市委和大炼钢铁指挥部的表扬。他虽然也曾与亲密战友对铁的质量和经济上的得失表示过质疑，可同时他又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伟大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党中央指到那里就干到那里，是他一贯的思想宗旨。从这场运动中，不仅能看出怀宣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热情，同时也可看出他是个能独立思考、有己见的好党员好干部。
1961年邯郸市市区部分负责同志合影
前排右一张怀宣（副区长）
右二申德华（副书记）
右三冯万增（副区长）
右四李润书（区长）
后排左一曹德隆（副书记）
左三武秀
1961年，由于天灾人祸，我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市民每月仅能供给14市斤指标粮，每人每天平均四两多粮食，蔬菜副食也极为短缺，不定几天才供给一点，根本不能填饱肚子。当时没有自由市场，农村黑市上偶尔有人提着一二十斤粮食偷偷出售，一斤玉米就要七八元，一斤红萝卜还要三四元。怀宣同志当时的月工资在黑市上只能买十多斤粮食。当时流传一句口头禅：七级工、八级工不及回农村种上两垄葱。怀宣同志一家老少十口，只有他一人挣工资，其他九口是无工作能力的老人、孩子和不能脱身的妻子。当时怀宣同志是邯郸市区主管财贸的区长，全区的粮油食品供应都在他手中掌握着，要想解决自己家的生活困难，是不难办到的，只要他说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怀宣同志“清似水明如镜”，对指标供应的东西丝毫也不多占，和广大市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度灾荒。后来家中断顿绝粮，饿得全家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把家住农村的区财委徐振德同志找来，让其从农村给买些谷糠干菜，以便充饥度荒，当徐振德同志看到掌握全区粮油食品供应的财贸区长家，竟然饥饿到这般程度时，被感动得辛酸难言，含泪欲下，事后振德同志常说，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张区长那样，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不胜的敌人，没有说不服的群众。当街坊邻居看到怀宣家的实际情况时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做到这般程度。”怀宣同志的行为给党在群众中树立了清正廉明的光辉形象。
七
1961年经济困难还在继续困扰着我们。秋天，怀宣同志带着几位干部下乡检查蔬菜收获情况回来时，村干部要送给下乡同志些红白萝卜，怀宣同志直言谢绝了。有的同志提出买点带走，他也断然决定“不行”，他说红白萝卜也是按指标供应的，就是花钱买的，也属于指标外的多吃多占。怀宣同志如此模范地执行党的供应政策，给群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3年，华北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那年8月连续降雨十八天，时而小雨中雨，时而大雨暴雨。山洪由太行山滚滚而来，桥梁冲毁了，铁路冲断了，公路淹没了，老房次房倒塌了，新房好房普遍漏雨。平地三尺水，一片汪洋，无边无际，雨还在下，邯郸城乡时刻都有被大水吞噬的危险。邯郸市的仓库区地处漳河支系——抗洪的通道干河沟，商业局系统的百货库、纺织品库、五金交电库、化工库等全在那里。邯郸市仓库区的物资被水冲水泡损失严重，然而商业局系统的仓库商品却全部安全无损。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张怀宣同志根据天气预报的形势，提前组织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对整个商品仓库分析并注意到，化工仓库是重点也最危险，因为有的化工商品见水就燃烧，有的见水就爆炸，有的见水就化掉，有的见水就凝固，有的见水就失效……总之这些化工商品最怕见水，是诸仓库中最关键的库。因而在下雨的关键时刻，张怀宣同志命令每支抗洪抢险突击队顶风冒雨飞奔各库。他坐镇化工重点库指挥其他各库。怀宣同志在化工库和突击队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同战斗。他将人员分成几班，分工合作。一班人加固围墙，门前垒坝，既防止墙外水进院，也便于院内水外排；一班人在库房门口建起挡水坝，将库房通风眼全部封闭，以防止院中水进入库内；一班人用苫布或油毡将库房顶苫盖好，以防止房顶漏水；一班人在库内搬倒商品，凡靠墙或近墙的商品一律搬离50公分，以免因墙湿而引起商品霉烂变质。怀宣同志和大家一样一身水一身泥，战斗在最关键最紧张最艰险的地方，不分日夜地鏖战了十多天。雨过天晴了，各个仓库的商品全无损失。怀宣同志带着突击队凯旋。在那大雨连绵的日子里，怀宣家里房屋普遍漏雨，睡觉无干处、烧饭无干柴，屋里屋外全是水，东西湿得一塌糊涂。高龄老母和妻子孩子多么希望他回家看看、想想办法帮帮忙呀，可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事后妻子曾责备他把一家老小都忘了。是的，他在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里忘了家，忘了老母、妻子和孩子，同时也忘了自己，他满脑子想的是仓库、人民和国家财产。那紧张战斗的情景不允许他想别的，他那忠于党的心不允许他想别的，莫说这抗洪抢险的关键时刻，就是在平时国家与个人产生了矛盾，公与私发生了冲突，他总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先公而后私。
怀宣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办事认真的作风终生不丢。他常给子女和年轻的职工干部讲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和八路军艰苦抗战的情形。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艰苦奋斗，办事要勤俭，这些好作风好传统不能丢，丢掉就意味着背叛。他身教更胜于言教，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请，不受礼，他一生没穿过毛料衣服。他并不是买不起一件好衣服，他说国家有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员干部有了富裕的钱应当存在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不能讲究吃穿，讲究吃穿会脱离群众的。党员干部一旦脱离了群众，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了。1963年，他带领一组同志，到峰峰煤矿搞商品供应方面的调查研究，住在峰峰矿务局第二招待所，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高级房间”。那时的高级房间，既没有沙发席梦思床，也没有电视电话卫生间，只是一个单间，有一个办公桌，两把木椅，一张木床，被褥面料和卫生条件较好，比较安静，能够保证较好的休息。这就是当时专门给领导干部准备的“高级房间”。怀宣同志看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他与同志们一起住到一间四床的普通客房里，还给同志们讲抗日游击队寒冬腊月夜宿坟地的故事。他几次到井下边劳动边听取矿工对商品供应的意见。工人对铲煤的钢锨提出了意见，他就亲自到钢锨厂，共同研究改进钢锨的尺寸和造型，既提高了钢锨的产品质量，又适应了煤矿生产的需要。他对工人们提出的其他意见，也同样都一一进行了改进和落实，工人们都很满意。
前排左四张怀宣（局长）左五郭建忠（书记）
八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已乱哄哄地闹开了，红卫兵大串连，扫四旧，领导干部靠边站，一切权力归“革委会”，正常的生产、供应工作无人过问。当时郊区的大白菜因缺化肥长势不佳，如果化肥供应不上，大白菜就包不成心，会大大减产，全市几十万人的冬季吃菜就成了大问题。中央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事实上“革命”压倒一切。怀宣同志虽然靠边站了，他仍然关心着生产问题、供应问题和全市人民的生活问题。他听说大白菜问题之后，心如火燎，坐立不安，他竟冒着以生产冲击“革命”的罪名，断然派人去省里要化肥，并把要来的化肥及时供到菜农手里，生产问题解决了，全市人民冬季吃菜问题也解决了。
同年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闹得人心空前紧张，谁也不敢出轨离辙。怀宣同志作为“当权派”，对他的大字报大批判，可谓字厉词严，多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怀宣同志却想到一年一度的春节物资供应还没人安排落实。他不避嫌疑，不怕批判，大胆地向官办“文革”主任和生产指挥部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运动中，必须安排好春节物资供应工作，使全市人民过好春节”的意见。他在工作很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帮助生产指挥部落实春节供应的物资，亲自到食品公司、肉联厂了解肉、蛋货源和供应问题，到蔬菜公司落实豆腐加工和蔬菜供应工作。1967年春节供应基本不错，全市群众是满意的。
在“四人帮”一度横行无忌的时期，许多好党员好干部被当作坏人游街揪斗，遭到体罚折磨，污辱诬陷。怀宣同志对这些现象日思夜想，觉得运动出了偏差。这样下去，会留下很多后遗症，以后若干年才能复原。他把这些想法给一位亲密战友讲了，谁知墙外有耳，被一个造反派听见了，那个造反派组织说：“他在历史上是叛徒特务，在运动中以生产供应工作来冲击与压制‘文化大革命’，还在背后散布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言论，真是罪该万死，不彻底批倒批臭誓不罢休。”怀宣同志被关押管制期间，被昼夜连续进行批斗，受尽残酷折磨和无情打击。他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怎样痛苦，怎样逼供诱供，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说假话。有一次他在批斗会上猛然跳起来喊了十几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还大胆地说“过去我在日寇的监狱里，不管怎样严刑拷打，也没给敌人说真话，现在我在党和革命群众面前，无论如何也不说假话”。“文革”这个极其复杂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度出现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邪恶压制正义，谬误驾驭真理的现象。怀宣同志在这种奇特的现象面前，真可谓铁骨铮铮不畏强暴，敢于坚持正义与真理的典范。
九
“文革”初期，怀宣同志境遇尚可，由于他天性厚道，虽在工作中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但关心同志从无整人之心，因而在机关威信很高。虽然“靠边站”了，但是机关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的头头，涉及业务事情时，都征求他的意见，派他到峰峰、马头等地了解处理业务方面的问题。他实际上仍然主持着全局的业务工作。
在这期间，怀宣同志以他数十年政治斗争经验，观察着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尽管他忠实执行着刘少奇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误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是“引蛇出洞”，很快就要收，类似1957年的反右斗争，党是不会让国家这样乱下去的。但是，当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后，就意识到问题不那么简单了。他开始为国家命运担心，为老同志的处境担心，也开始为自己子女晚辈能否在这场大动荡中把握自己而担心。1967年春节前夕，怀宣同志有意识地让其子女代表他到落难的老领导、老同志家去拜年，通报情况，这些老同志的子女因此结成了患难之交，此后形成惯例，直至他和他的战友们相继谢世。
怀宣同志有六个子女，除长子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已结婚，其余五个子女年纪尚小，只有其二子在邯郸一中读初中。运动初期其二子平年以革命干部子女身份参加红卫兵组织，随着毛主席党中央运动部署，积极地参与大串联、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红五类”，说不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黑七类”的累卵之危。怀宣同志将一张写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字条让他看了一遍，问了一句你懂得意思吗？随即将纸条撕成碎片。这轻轻地一点使其二子顿然明白了许多事理，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改变了对“文革”的态度。怀宣同志几个亲戚晚辈在棉纺织厂当工人，“文革”初期思想比较活跃，跟形势比较紧，使怀宣常对他们放心不下。所以，只要他们到家看望他，怀宣同志就对他们受社会影响产生的一些“极左”思潮进行批评教育，有时甚至严厉训斥，往往搞得不欢而散。怀宣同志爱人曾劝他说：他们又不是小孩了，你的话听不进去，还弄得都不高兴，以后你老了看谁还来看你。怀宣同志叹息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该说的说了，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我尽心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1967年元月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形成。刘少奇问题升级，北京在江青、康生策划下，开始搞所谓的中央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揪叛徒的风浪。邯郸一中也成立了一个所谓“揪叛徒联络站”。这个组织将邯郸市委副书记苗锦众同志揪到一中进行关押逼供，并强逼他提供历史上曾被捕过的领导干部名单，并将提供的人员名单一律作为叛徒自首分子，到所在单位进行串联和造反。怀宣同志问题骤然升级，内部矛盾变成了外部矛盾，以“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走资派”三顶帽子被造反派揪出。从此，怀宣同志所谓历史问题被派性严重、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受到长达七年的审查。家传的明朝万历年间兵、刑两部尚书张国彦《行乐图》（张怀宣系张国彦十四世孙，《行乐图》是丝帛品，用文字、图画记载了张国彦出生、幼童时骑竹马玩耍、念书到官至兵、刑两部尚书的一生经历。图中装裱有皇帝圣旨，还有历代名人题字墨迹，共十几轴卷，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他从1945年10月邯郸解放直到1966年“文革”被打倒长达20多年的工作笔记、资料也毁于一旦，使他终身难以释怀。怀宣同志几十年来温和宽厚的性情没有了，往往无名火起，暴跳如雷。这显然是在宣泄他心中的愤怒，身体也每况日下。怀宣同志在这样艰危的处境下能幸免于难，得力于他对党的坚定信念，也得力于机关大多数干部各种形式的保护。在这一阶段，他对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情有独钟，有一次看《红灯记》回家后，把全家召集到一起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提着脑袋干革命，是立了功的，现在他们说我是叛徒，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对党的贡献不次于李玉和，我就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恶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了种种努力，使党的建设出现转机。首先，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使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部分地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怀宣同志处境稍许得到一些改善，但仍是被审查对象。
1986年夏，离休后的张怀宣与夫人、孙女张櫹木（琳琳）在一起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成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和迫害，冤案、假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篇社论对于重新使用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1973年7月，中共邯郸市委连续下发市发[1973]75号、135号文件，解放张怀宣、方正平、郭志民、杨光斗、刘毓、孙光显、曾克荣等一批“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他们的工作。直到1984年春节前夕，怀宣同志突感身体严重不适，市长李永进、市委副书记高勇、副市长陈玉杰、市委常委高立山等代表市委和岳岐峰同志，到怀宣同志住处看望了他。8月，怀宣同志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原因，向市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职务的请求。会议通过和接受了他的请求。至此，怀宣同志完全脱离公职，作为一个离休老干部颐养天年了。
十
1987年7月，张怀宣夫妇与战友张一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谒陵时留影
1987年7月下旬，与怀宣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块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的张一萍同志携夫人突然从武汉到邯郸，探望几十年未见面的生死战友。两位老人欢聚一堂，与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回忆以往的战斗历程，拜谒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看望老同志。8月底，张一萍同志北上进京探望卢文涛同志。当怀宣同志还沉浸在欢愉之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悲痛将怀宣击倒。1987年9月14日，原市委副书记苗锦众同志突发心肌梗塞病逝。张怀宣同志与苗锦众相识甚早、相知甚深，早在1947年他们两人一个任邯郸市城关区区长，一个任区委书记。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奠定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建国后，怀宣同志因在抗战时期受组织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多年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对待。苗锦众同志作为邯郸市委副书记，坚持认为怀宣同志历经考验对党忠诚、为人厚道、能力强，应予以重用，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怀宣同志保护和支持。对于苗锦众同志忽然病逝的消息，怀宣同志家人怕他受到刺激出现意外，没敢告诉他。不想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市政协副主席温碧空探望他时，无意中泄露了消息。怀宣闻讯不禁潸然泪下，次日凌晨突发脑血管病，这使温碧空同志跌足痛悔。
怀宣同志病危期间，组织上极为重视，多方请医诊治。最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李树桥同志指示田纪云副总理办公室，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张贻芳副教授，带领脑系科周主任连夜至邯郸会诊。但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1987年10月15日22时50分，张怀宣在市第一医院因呼吸衰竭猝然离世，享年72岁。
1987年10月19日，张怀宣遗体告别仪式
岳歧峰、郝田役、史云、张茂义及邯郸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等市直部门、相关单位送花圈以示悼念
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参加张怀宣遗体告别仪式
左二苏其祥左三孟秀龄左四晋九如左五李云清左六邵玉林左七段子明左八郭庆余左九兰洪基左十张法勋
卢文涛等人向张怀宣遗体告别，李书林（左一）、卢文涛（左二）、李守仁（左六）、李书凡（左八，张怀宣外甥）、市委组织部胡云炳（右前）
张怀宣生前所工作过的单位、市各部门代表、生前友好及邯郸市各界群众三千余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怀宣同志冶丧期间，邯郸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各部室委办局、生前友好、曾工作过的单位送了花圈，岳歧峰（时任河北省省长）、郝田役（原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茂义（时任河北省商业厅副厅长）、史云（原邯郸市委副书记）和卢文涛、张一萍等老战友送了花圈，萧寒（原中央委员、国家煤炭部部长）写来唁信，王致道（原邯郸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张俊峰（原邯郸市副市长、顾问）因健康原因委托子女至家，对怀宣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怀宣遗孀任秀芹表示慰问。怀宣外甥李书芹（时任中国农民报负责人、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社长）、李书凡（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干部管理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的秘书）、怀宣生死战友卢文涛连夜从北京赶到邯郸吊唁。郭庆余（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云亭（时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兰洪基（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靳禹（原邯郸市委副书记）携夫人、吴福祥（时任邯郸专署副专员）、苏其祥（原邯郸市副市长）、李建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段子明、张震、邵玉林（原邯郸市人大副主任）以及生前好友、群众代表、亲戚三千余人参加了怀宣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1987年11月23日，邯郸日报第一版刊发《张怀宣同志逝世》的消息称：“张怀宣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则，服从组织分配，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同志，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原国家煤炭部部长、中央委员萧寒悼念函原件
十
1986年9月，河北省委根据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成立以省委副书记吕传赞为组长，王家树、程广文为副组长的河北省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以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公安厅、法院等成员单位组成的办公室。邯郸市委成立以市委副书记王建忠为组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兰洪基等为副组长的邯郸市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以杨维基为主任的办公室。
省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对张怀宣同志因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侦察工作，建国后被错误处理并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问题，在省召开的落实情侦人员政策的会议上，作为重点复查案例进行部署。邯郸市落实情侦办公室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张怀宣二子向岳歧峰同志写信说明这一段的情况。现转录如下：
岳省长：
您好！
在我父亲张怀宣同志于1987年10月15日因脑血管病突然病逝前，张怀宣同志原所在单位邯郸市商业局党委和邯郸市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及邯郸市委组织部，已经根据中办发[1986]16号《关于落实情报侦查人员政策的报告》文件精神和张怀宣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做情侦工作长达5年时间的实际情况，业已向市委写出了实是求是的平反和推翻1956年邯郸市委对张怀宣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文字材料。此前，邯郸市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把邯郸市对张怀宣同志的处理意见，作为典型案例向省做了汇报，得到省委落实情侦办和省组织部的同意。
在我父亲张怀宣同志病危期间，市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和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胡云炳同志代表组织通知家属：中共邯郸市委在1956年对张怀宣同志的结论是错误的，张怀宣同志的党龄恢复到1938年6月。手续以后追认。在组织为张怀宣同志写的《张怀宣同志生平》和邯郸日报第一版刊发的《张怀宣同志逝世》的讣告上，入党时间均是1938年6月。问题似乎解决了，然而我父亲逝世已近一年，中共邯郸市商业局党委、邯郸市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和邯郸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根据中办发[1986]16号文精神起草通过的“对情侦人员张怀宣同志复查结论意见”，上报市委材料也已近一年，不知何故，至今还没有提交到市委常委会上去。
岳省长，我父亲与您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他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勤勉、做事谨慎，本应能为党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但由于他在敌占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的特殊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1947年土改运动时（时任地市土改工作组组长），在市委会上，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他领导下为我党做情侦工作的伪上层人物杨真卿、王曼卿、冀卓午说了几句话，被斥为包庇地主分子。1948年肥乡整党时又被错整，受到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后纠正（您曾在1983年10月份邯郸市召开的征集党史资料老干部座谈会上提及此事）。1955年元月，省委组织部把张怀宣同志（时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在1942年初因叛徒出卖被捕一事，视为叛变自首，错定为“限制使用”，（1987年市委根据中组[1983]16号文件精神撤消了“不可重用”的结论意见）降级使用。1956年7月邯郸市委根据中央新下发的审干文件重新复查1942年被捕一事，最后以“是一种错误行为”结论，工作调整为邯郸市商业局党组书记。
1986年，当我父亲张怀宣同志获悉中央专门下发文件，要为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的消息后，激动地说，倘能解决了我一辈子的冤屈，我没白等到今天。1987年10月初，我父亲病危时，示意要过笔，用颤抖的手连写了几个“党”字。
岳省长，为了我父亲张怀宣同志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催促一下邯郸市委，尽快落实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从而使党的政策在我父亲身上得到体现。
岳省长歧峰叔叔，在落实我父亲政策过程中，张怀宣同志得到邯郸市委王建忠同志、兰洪基同志和市情侦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的关照和多方帮助，我父亲生前是十分感激的。借此机会谨向您提及，以尽我父生前之意。
此致
敬礼
邯郸市劳动局张平年上
1988年6月25日
岳歧峰同志看后即委托其秘书柳中民将信转给邯郸市委宁全福书记，并附信一封，原文如下：
宁书记：
您好！
邯郸市干部张平年同志持邯郸日报来省找歧峰同志，反映其父张怀宣同志落实政策问题。他意至邯后，给您说一下（即李总理去邯考察时），当时由于工作实在紧张，顾不上。这次张同志又来省找，故此写一信，请商酌。
岳办柳中民
1988年6月29日
邯郸市委很快在1988年7月2日根据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撤消了1956年7月29日中共邯郸市委对张怀宣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张怀宣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成绩显著，特别是破获了郭文明阴谋叛乱事件所做的特殊贡献。并决定恢复张怀宣1941年3月至1945年7月一段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入党时间从1938年6月算起。市落实情侦人员办公室还为张怀宣遗孀任秀芹给予了经济补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原情侦人员及其家属的关怀和照顾。
对于像张怀宣同志这样的情侦人员所建立的功勋和为他们平反昭雪的意义，吕传赞同志在1988年12月12日全省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工作总结会议上做了精辟说明：“1986年，中央决定进行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工作。广大情侦人员深入虎穴，钻进敌人心脏，开展隐蔽斗争，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这期间有几百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下的同志，多年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不少同志受到错误处理或不公正对待，受了许多委屈，甚至有的被误杀。不落实这部分同志的政策，充分肯定他们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于情于理不通，于革命事业无益。”罗青长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说：“解决了几十年来未能解决的特殊问题，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个人卸下了沉重的包袱。正如我们情报战线的老前辈、原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使过去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体现了我们对党、对历史、对同志的负责精神。”
十
纵观怀宣同志的一生，在对事对人上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观点，即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待人宽厚，律己谨严，身体力行，兢兢业业。有的领导同志评价怀宣同志一生工作处“右”的时候多，总是挨“批评”。但怀宣同志无论在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单位任领导职务，上下左右、党群关系都相处得融洽得体，得到群众一致好评。这从侧面证明怀宣同志的党性原则，不看风头，不随波逐流，只讲究实际效果，宁愿光荣孤立，也不违心做事。这是崇高党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充分体现，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榜样。
王刚
王刚，原名张绍、张濯非，河北省广平县新化营村人，1946年在北京高中读书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地下党学校支部书记，组织学生运动；1948年11月以后，先后在华北城工部、《人民日报》社、《解放报》社工作；建国后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工作；1958年调任邯郸钢铁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64年10月任邯郸市第一中学校长；1975年11月任邯郸市第二中学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1月任邯郸市教育局副局长；1982年1月任邯郸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市档案处处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温金根
温金根，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1948年至1949年，冀南军区通讯员；1949年至1957年，邯郸地、市供销社会计、总会计、副科长；1957年至1959年，邯郸市商业局副科长；1959年至1963年，天津河北财经学院学习，兼党支部书记、班长；1963年至1965年，邯郸市财贸学校教导处副主任；1965年至1969年，邯郸市商业局政治部主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69年至1971年，邯郸市财贸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1971年至1974年，邯郸市商业局政治部副主任；1974年至1981年，邯郸市商业局政治部副主任，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至1993年，邯郸市外贸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