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毅：灾难让我学会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

采访者导读

我是记者郭静。

第一次见到蔡毅，是他发“林军走了”那条微博的第二天。疫情期间，因文章写得好而被公众熟知的医生，他算数一数二的了。多篇首发在微信朋友圈、后转发到微博的长文，让这位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频上热搜，注册名为“疼痛科小蔡”的新浪微博，粉丝涨到近百万。

他是典型的武汉人，爽快，大条，有时也细腻；乐观，坚强，可也会脆弱。他语速飞快，我曾开玩笑：“你就是那种让速记老师和手语老师想打人的人！”

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损失惨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他却似一股清流，总能让人从压抑的氛围中看到亮色。

■蔡毅是风口浪尖里的一股清流。

他的朋友圈，出手至少千字，他吐槽：“朋友圈2000字的设定限制了我无边的才思，每次写完，为了发出去删来删去，好麻烦！”

他曾这样总结这段特殊时期码字的经验：“真实的表达，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鸣。”

这次采访，我们是在汉口江滩公园完成的。采访时，江上载满货物的轮船时而拉着汽笛而过，三月的风在我们耳边吹拂。

一切看上去那样美好。

蔡毅自述

一连来了3个这样的病人

我叫蔡毅，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40岁了，即将从青年人变成中年人。

我是2003年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到现在整整17年了。最初我在麻醉科，干了5年之后转型到了外科，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疼痛科。三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当上疼痛科主任了，是我们医院目前年纪最小的科主任。我们科室有13位医生，年轻人居多。

SARS疫情那一年我刚工作，对传染病没有多少印象。在我当医生的这17年里，没有再经历过传染病流行的事件。

我接触到这个疾病应该是1月4日。那天我们收了一个关节痛的病人，这个病人没有发烧，只是关节痛，我们就给他做了关节疼痛的治疗。

到1月5日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有点咳嗽，然后有点发烧，说想做个CT看看肺。做完CT发现什么问题了呢？他的肺部情况和一般支气管炎的表现不一样，肺部病灶是一块一块的。我们当时第一感觉是像什么？像艾滋病。一般的肺炎不是这个样子的。

刚好我们科室有一个医生的老公是肺科医院的，我们就把这个病人的片子同时给了我们医院呼吸科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看。呼吸科的意见是，可能有传染性，但是不确定；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一看，也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一种有传染性的肺炎。我们马上上报了这个病人的情况，做了一些关键治疗之后，就想把这个病人转到呼吸科去，因为我们疼痛科不是治疗肺炎的科室。但是转科的手续没那么简单，医院要求有二线班的会诊意见才能转。一线班就是一般的值班医生会诊，二线班是主任会诊。

一线班会诊之后，医生意见不是那么明确，于是我们就请了二线班会诊，他们就说它“有传染性”，但“还没有到SARS那种疾病的诊疗标准”，所以建议还是在我们科继续治疗，但是“适当隔离”。

我们当时就比较紧张了，感觉搞不好这真的是一个传染性比较强的流感。接着我们就按照常识，把口罩戴着。但也只是进病房时把口罩戴上，离开病房以后就不那么注意了。

这是1月5日前后。

再往后，我们还是在想办法把这个病人转走。过了七八天，病人才转到呼吸科。

科室临床工作还要继续。这个时候医院已经不断地有人认为，这种疾病有可能是“传染性肺炎”，但也有人不断地说“不是的”。我们的想法也一直在左右徘徊。在防护上，碰到这类病人，我们就戴个口罩稍微防护一下，尽量把他们转到呼吸科去；如果不用面对病人，“那应该没什么事”，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我们又收了一个患肩周炎的病人，他因肩关节疼来治疗。这次我们长了个心眼儿，决定先做个CT扫描看一看。一做，肺部又是很典型的一块一块的病灶。我说怎么回事？这个病人不发烧怎么也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给病人转科，这个病人转得还比较顺畅。

当时我就有意识地把科室的工作压缩了一下，门诊里只要有发烧的、胸痛的，我们就尽量不收，不过疼痛的还是要收。

又来了一个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他不烧，胸不疼，背也不疼，但是腿疼。我们收进去了这个病人，一做CT扫描，又是同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地紧张，为什么会连着碰到这么多？我们也问了其他科室，有的科室说还好，没有这种情况。但泌尿科有，他们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也转走了。

当时我比较警惕。疼痛科通常过年期间是可以休息的，因为没有哪个老百姓非要在过年期间过来止疼。我说算了，从现在开始，咱们什么病人都不收了，让病人年后来。然后门诊那边，我和几个高年资的医生去负责。

这是在1月十几日我们采取的一个“被动防御”措施。

科室吃完年饭后两天，有3个同事感染了

1月17日，我们科室照常吃了年饭。对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愧疚，现在回忆起这些，觉得后来我做的很多事，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我总认为我们科医生、护士后来有人感染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是科主任。

关于吃不吃年饭，科室当时有两种声音，有些人就问：“还吃不吃？”我说还吃，大家在一起工作，一年到头就吃这一次，反正我们也要收工了，休息了。

当时吃年饭的有40多个人。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内疚？因为事后发现，当时吃年饭的人中有3个同事应该是已经感染了，只是还不知道。从时间轴上来倒推的话，他们当时应该在潜伏期。其中包括我们两个院区的护士长，还有肖主任。

南京路院区的护士长从元旦开始就一直咳嗽，中间查了几次CT，没有问题，人也不发烧。

吃饭的时候，有几个医生戴着口罩，特别是后湖院区的。我们还开玩笑，我说你们后湖院区的医护全部坐那张桌子上去，你们是“毒窝子”，“不要把我们传染了”。大家都是说说笑笑地敬酒、吃饭，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查了CT，都没问题，谁知道后来就感染了！

吃完年饭，过了两天，1月20日左右，两个院区的护士长就住进医院了，因为烧起来了。再做CT扫描一查，就有病灶了，跟之前几个病人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护士长，再加上一个后湖院区的护士，先进去了。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后怕，我们会不会有大面积的医务人员被传染上？

足球队本打算20日踢场球，没想到老胡退了群

1月19日前后，医院足球队还在组织踢球。我们队长叫段鑫，是疝外科的，不知道他们科当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病人。他在群里提议：“20日我们一起踢一次球，算是年前最后一练。”很多人也说，“要踢！要踢！”后来胡卫锋主任说：“这个时候踢，你们还不怕死吗？”胡主任是泌尿外科的。

有人就说，那有什么好怕的？医院都没说会人传人，有什么好怕死的，踢球踢球！胡卫锋主任当时言语就比较激动，他说，“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不怕死的人说了。”然后，就把群给退了。

我们大家在一起十几年，彼此之间说说笑笑的，从来没有闹得很僵过。我心里也想：算了，别踢了。我当时感觉可能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流感，所以我也说：“算了吧，大家就别踢了，这个病可能还是有点传染性的。”

我们群里还有一个最权威的人，就是呼吸科的史小武主任，他也说：“你们停一下，不要踢了。”

我们足球队群本来有45个人，胡卫锋主任退群之后我们大家就觉得，怎么闹得这么狠呢？这么多年的队友退群了！真的闹得挺不愉快的。好，那就算了，我们就不踢了。

为什么要着重讲一下这件事？因为胡卫锋主任后来感染了，现在病重，还没脱离危险期。

后面到了某一个节点之后，病人突然间变多了，好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住进去了，那时谁都知道这病有传染性了。

我当时认为老年人会更容易感染，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让科室里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医生暂停工作。一个是返聘的肖主任，他58岁了，平时专门负责南京路的门诊。我跟肖主任说，你的门诊上到18日，之后就别上了，回去休息，你的门诊我们来给你上。还有一位是后湖院区的李主任，48岁。我把他们俩都劝回去了。

我以为可以保护他们，后来发现，我还是没有保护住。1月20日左右肖主任在家给我打电话，说蔡主任，他觉得他有点烧。我说那不行，你要到医院来看看。结果一检查，果然就是的。

肖主任当过兵，身体其实蛮好的。我和肖主任蛮有感情，当时我去搞门诊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后来他退休了还过来给我帮忙。南京路的门诊90%都是他在负责，所以那个时候他上班其实很危险，他会感染应该就是上班接触病人感染的，后面是潜伏期，包括吃年饭，都在潜伏期。

那个时候病房已经很紧张了，我跟医院说反正得把肖主任收进去，其他的我不管。于是把肖主任收到了呼吸科的一个病区。

1月23日：不能一起上战场，咱们也一起扛支枪

1月23日，医院下了外科动员令。

我说我要上去。我在群里面第一个报名。然后科室动员，我也说了一些比较煽情的话，我说：“不能一起上战场，咱们也在一起扛支枪。”下面的医生都积极报名。报完名之后，我说李主任你就别报了，你报了我也不会让你上，从今天开始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老主任（肖主任）已经进去了，我觉得你待在家里比较好。她很积极。我说不行，你不能上。我说我们先上几个男生。当时医院只要求我们科报5名医生，我就报了5个男生，再加我自己，6个人报上去了。

5个男生都是25岁到35岁，年轻力壮，又很听话。大年初三（1月27日）下午就接到通知，准备上一线，去发热病区。我问医院是怎样一个管理模式？我说我跟他们一起去。医院说，只征调你5名医生，会有1名呼吸科的医生带着他们管病人。

接下来就是培训。我要求我们所有医生都去参加培训，不管接下来怎么样，我们随时准备上一线。当时医院还问我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我说万一到时候还要换岗呢？培训内容主要是院感的基本培训，比如穿隔离服，以前肯定都不会的。

当时的消息是第二天开病房，也就是初四（1月28日）。初三晚上我们就想把病房先认一认，因为病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护士是谁我也不知道。

我就给护理部打电话，问护士长是谁。她让我等通知，说会有护理跟我对接。我想这有点不对头哇，第二天就要收治病人了，我现在找不到护士长，病区在哪个楼也还不确定。

我就不停地催。到了晚上6点，我才知道我们的护士长叫常娟，是心内科护士长。我准备去病房跟她碰个头，还得问她准备得怎么样了。她很沮丧，说谈什么准备，她也是临时接到通知的。他们科的护士病倒得很多，还有一些不愿意来的——这很正常。她能够抽调上来的就是十几个护士，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进去一看我们的病房，其实是把一个肿瘤科的病区变成一个传染病房给我们接手，一个有25张床的病区，垃圾都没清理干净，乱七八糟的，病房的环境差得超出我的想象，物资什么的也找不到。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一排护士等着我喊我“蔡主任”，等着我接手，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呼吸科来的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说“我负责你们这边的管理”。我问是什么样的模式？她说接到通知，就是1名呼吸科的医生加5名疼痛科的医生，再加心内科的护士长带领十几名护士，大家临时组成一个病区。

三方碰头之后，第一件事，我就跟呼吸科的医生说，我来分担一点工作，科室的管理我来，你负责技术。她说好，这样她就轻松多了。

第二件事，我说：“常护士长，你现在把你的十几个兵全部叫过来，我把我们科的5名医生全部叫过来，同时把我们科的10来名护士也叫过来，再加上肿瘤科十几名护士，晚上大家一起把病房整理出来，明天准备工作。”我们整理了一些护理用的东西，还要把电脑、呼吸机什么的配置好，看看第二天怎么收治病人。

1月27日：说好第二天开病房，结果当天晚上25张床就住满了

我印象中，清洁应该是由物业师傅做，我就下楼去找分管副院长。分管副院长真的也很辛苦，从疫情开始到后来都扎在里面。

我去了之后就说：“您交给我什么任务？什么时候开始收病人？”他说今天晚上收行不行？

我说你开玩笑吗？上面清洁都没做，今天晚上怎么收病人呢？我当时还说，要一名呼吸科的医生来管我们疼痛科几个医生是不现实的，行政有行政的管理办法，我建议这个科室的管理我来。

副院长就同意了，说：“好，那行，这个区给你，你来管。”

当时分管的医务处主任给物业打了个电话，说：“你们派人过来，20层，把清洁做了。”那边似乎情绪不好，说清洁都做过了。我说：“我明确地告诉你，没做，东西就堆在外面。”物业师傅是带着明显的抵触情绪的。也不能说他们不好，当时已经有物业师傅感染了。

所以当疫情来的时候，不要讲什么高尚的人性。那些物业师傅的态度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要谋生，没办法，只能继续在我们医院工作；但是他们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了这么多人，现在知道了，怕不怕？当然是害怕的，所以对工作有抵触情绪。我心里也有数了，就跟护士们说，等下物业师傅们来帮忙做清洁，不要“吼”他们。

物业师傅们做了一小部分，我们自己做了一大部分。晚上8点，医院要我收病人，我跟医院讨价还价，说不行，最早明天。副院长就跟我讲，他说蔡毅，压不住了，指挥部的任务已经压进来了，不收不行。我说那就9点。

做完清洁就已经8点半了，当时来的医生护士就不用走了，我们科5名年轻的男医生，心内科的十几名护士，再加上我们疼痛科来的护士，一共二十几名护士。

副院长跟我商量说，把汉口医院过来的几个病人消化了，我问：“几个？”“5个。”我说行，把从汉口医院转过来的5个病人收了，另外我把我们科室那几个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收进来了，自己科室的人我一定要放在自己手底下才放心。副院长说好，可以，那就这样。

说是5个人，最后进了多少？一晚上进了25个，整个病房全收满了。还有一些是症状很重的病人，这些病人不是从门诊来的，都是指挥部的命令。

整个晚上，医院就不停地跟我商量，说“你们再收一个”，我说“收不了”；他说“不重”，我说“不重我也收不了了”——起码我得先把前面十几个病人“码”好了是吧？

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清楚，医院专门负责收病人的黄主任晚上11点半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想个办法，我们病案室有个同事的爸爸病得很重，没有地方，你们把他收了吧。既然是我们医院同事的家属，那没的说了，再怎么困难也得克服一下。

第一天：如果下面不拦住，上面绝对会踩垮

其实5名医生已经快崩溃了，一个人要收治三四个病人，而且大家都不懂，什么都不懂。我们是治疼痛的，这是传染病。开什么药？药也找不到，药房的药也没有配置齐全。护士也不懂，打针的东西都得到处去找，就是个打乱仗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蛮伟大的。

我对呼吸科的医生说，你就负责指导，疼痛科的医生来操作，然后我就分配，一个医生对应几个病人，5名医生全部在污染区里面工作。

有一名护士当天晚上就顶不住了，倒了。护士其实更累，有几个病人情况不好，要吸氧，要上监护仪，监护仪又不够……全部都是乱的。人在忙乱的时候，工作压力会倍增。眼看一个护士直通通地坐下去了，只好把她扶去休息。

原先还以为让我们收的是发热病人或者是疑似病人，鬼扯！早期来的病人都是确诊的。而且第一波病毒好像非常厉害，所有人的肺都不好，要么单肺一大块，要么双肺全部感染，比后期收的病人的病情绝对重得多。

第一天晚上就有4个重症病人，有些人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喘，一看CT片子，两肺全白。我们医院的同事的父亲也是重症，后来“走”了。

我们本来认为它是比流感“稍微”强一点的疾病，后来发现不是的，居然会这么严重，甚至可能会要命。

大家当时的心理压力怎么形容呢？不是普通的压力，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疾病的压力。

病人的氧饱和度一般在90%以下就是呼吸衰竭，我们第一天收进来的病人，有两三个氧饱和度都只有百分之八十几。

全员都在吸氧，氧压不够，吸氧设备也不全，呼吸高流量没有……我说这怎么搞呢？只能找氧气面罩扛着，然后维持。

当时病人涌进来的速度你没法想象，就是在搏命，如果下面不拦住的话，上面绝对会踩垮。

医院不断给我打电话，那些都是压了很久找不到地方住院的病人。

医院同事的爸爸，我记得她把父亲送进来的时候，人都要哭了，她说：“蔡主任蛮感谢你，谢谢你给我父亲救命。”我说别这么讲，大家都是同事。收她父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医生已经快崩溃了，怕，而且累——穿着防护服很累。她父亲收进来时，氧饱和度就不好。我和同事说，你快走吧，别在里面待着了。但她坚持帮我们把她父亲扶到病床上。

第一晚收治的病人80%都是自己来的，或者家属送到楼下门口，我们去把病人接上来。

你想，一般情况下，我们生个病开个刀，都有家属陪前陪后送进来，晚上留陪对吧？这次没有。

老百姓对于传染病是非常恐慌的，谁都害怕。

当天晚上因为有几个病例病情比较重，我就没走，另外留了一个医生值班，其他人回去休息。忙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

医院安排了附近酒店住宿，说的是要求一人一间，其实没有的，两人一间住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