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转型的精神与肉身：鲁迅思想、文学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

第一节　“民族魂”：鲁迅存在的基本定位

1936年10月，鲁迅溘然长逝，短时间内，这一消息震动了国内外文化界。鲁迅葬礼，备享哀荣，上万民众前去送葬。《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记录了葬礼的细节：

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

……

在一片沉重广茫练似的哀悼的歌声的缠裹里，先生的灵柩，便轻轻地垂落进穴中。夜了，天西的月亮还没有满弦；深秋的风，动着墓地上黄杨和梧桐的叶子，和了那仍是一条沉落向海底的练似的歌声轻轻地沉向了远天。[1]

作家周文以亲历者身份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面：

一长列白色的挽联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长列花圈，十几个人高举着一张大白布的鲁迅先生的伟大的画像，成万的人悲痛地排成几里长的行列拥着装着鲁迅先生的遗体的灵车，沿路上只听见不断的悲壮的挽歌声：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

那声音呵！河流似的呜咽在满街满巷。万国公墓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群，举行了伟大的空前的“民众葬”的仪式，在矗立着的礼堂面前，有民众的代表们及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众人的呼喊中用一幅“民族魂”三个大黑字的白绫期覆在棺上。“鲁迅先生精神不死！”一片多么庞大巨人似的喊声阿！那涨红着脸的太阳也都惨淡地躲下地去，苍茫的暮霭缭绕在杈桠的树根间，一弯愁惨的月儿在那青苍的天边透过树梢也悲不可抑地偷偷的露出她那苍白的脸。[2]

1956年10月14日，在鲁迅的迁葬仪式上，巴金和金仲华一起把复制的“民族魂”旗帜献盖在灵柩上。[3]

无论生前有多少朋友与敌人，当鲁迅突然离世时，人们几乎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人是一个将自己的一生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德。“民族魂”，成为最精准的盖棺定论。

在日本，夏目漱石被称为“国民作家”，他的头像印在日元纸币上；在中国，鲁迅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魂”。

在近三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中，如果选出中国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作家，大概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名单：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曹雪芹与鲁迅。这些作家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总体成就，或为文学提供了某种新的范式：屈原（文学史中记载的最早的文人）与司马迁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学的诗骚与史传传统的初创，陶渊明代表影响深远的文人隐逸精神以及汉以来古体诗的成就，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学鼎盛时期诗、文成就的代表，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成就，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集大成与终结之作。在这一名单中，鲁迅的位置最为独特，如果说屈原到曹雪芹代表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那么，从鲁迅开始，准确地说，是在鲁迅那儿，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鲁迅的时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是中国历史中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也不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系统内的局部文化转型，而是全球化时代中西两大文化的碰撞，自此，几千年自成系统的中国文化不得不面临转型。现代转型的深层，是新型文化的挑战，放宽历史的视界。鲁迅，是这一具有全球背景的空前文化转型中出现的杰出现代思想者和文学家，是这一空前文化变局中出现的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对其思想与文学价值的判断，离不开现代转型的宏阔背景。可以说，鲁迅思想，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深刻精神维度，它以对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的深刻关注，提供了一个深度视点；而鲁迅文学，作为其参与现代转型的主要行动及其副产品，刻录下了他以文学参与现实的历史轨迹，及其充满挫折与绝望的心灵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20世纪中国艰难现代转型的痛苦“肉身”。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中，鲁迅站在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上，成为改变传统、创造时代的历史角色。

鲁迅一生，与中国空前艰难的现代转型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奉献了深刻的精神与文学遗产。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晚清激越情怀，青年鲁迅负笈东瀛，探求救亡之路，由医学到文学，由医治身体、促进维新到改变精神。鲁迅的志业选择，始终不离民族救亡与现代转型的事业，通过富有精神深度的文学激活沉于私欲的国民精神、以新文学参与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转型——弃医从文后确立的这一深度指向，成为鲁迅一生的志业和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文人，像鲁迅那样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他继承了屈原、杜甫的家国情怀，但又突破传统范式，将处于独立位置的文学，与处于艰难现代转型的民族未来的可能性连接在一起，不仅开启了新文学，同时也开启了文学与家国命运结合的新范式。今天，鲁迅奠基的新文学已在中国生根发芽，鲁迅文学指向的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仍然是处于转型的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鲁迅与民族命运的纠缠，还将继续下去。

所谓“民族魂”，即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代表，通过引介，创立新的文学，鲁迅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作为民族现代转型基础的精神转型，并以卓越的文学实践和精神风范，当之无愧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对传统精神痼疾的自觉与批判，对现代精神价值的洞察与引介，对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的寻求，这些精神遗产，已融入中国现代国民精神之中，成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立人”与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

鲁迅的思想表达，始于留日时期的撰述，1907—1908年发表的五篇文言论文，是其第一次系统发表自己的主张，系统表达了青年周树人对中国摆脱近代危局的思考。《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这在二十年后收入《坟》杂文集中的排列顺序，显现了一个渐次深入的系统思考。《人之历史》通过对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梳理，追问生物在进化之途中自身的能动作用，强调人在生物进化中“超乎群动”的“人类之能”。《科学史教篇》通过对科学背后的“真源”的追索，揭示科学发展背后人的“神思”“理想”“道德”和“圣觉”，强调科学—知识之外的人类精神需求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人类之能”的根源所在。《文化偏至论》针对“众数”与“物质”这两个19世纪文明的弊端，从西方19世纪末“极端个人主义”之“主观主义”和“意力主义”中拿来“个人”与“精神”，作为救文明之偏的“道术”，“个人”和“精神”相互涵涉，从而把“人类之能”的根基逻辑地落实到以“意力”为根基、以“个”为单位的“人格”之上。《摩罗诗力说》强调“诗”——“心声”对于民族兴亡的重要，通过输入充满“意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之“新声”——“心声”，以激起国人的“内曜”，以摩罗诗人的“诗力”激发国人人心中本有之“诗”，并呼唤中国摩罗诗人的出现，以启中国的“第二维新之声”。《破恶声论》痛感于“心声内曜，两不可期”的“寂漠”之境，呼唤国人之“白心”，通过剖击“破迷信”和“崇侵略”等“恶声”，捍卫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彰显了“人性”对于“兽性”“奴性”的优越，表达了对人性进化的信念。诸篇之核心，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前者鲜明地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4]“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抓住了中国现代转型的“个人”—“精神”的契机。后者则伸张“诗力”，希望中国有“摩罗诗人”出现，以“心声”激发国人“内曜”，开启“第二维新之声”，又为中国现代转型抓住“诗”—“文学”的契机。“精神”与“诗”，这是鲁迅为中国摆脱近代危机与现代转型抓住的两个重要契机。但是，在彼时革命派与维新保皇派激烈交战的日本，被掩埋于众声喧哗之中，没有受到关注，导致其五篇论文的写作未完而终，并在此后陷入近十年的隐默。但十年后，当标举“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蔚然兴起，周树人有关“精神”与“诗”的孤寂思考，开始成为历史的选择，周树人汇入“五四”而成为“鲁迅”，势所必然。

综观鲁迅的思想起点，“兴国”—“立人”—“文学”是其内在理路。“兴国”，是参与历史的原初动机；“文学”，是参与历史的方式；而处在核心位置的“立人”，可以说是由“兴国”到“文学”的中介。在“兴国”—“立人”的关系上，鲁迅将中国摆脱近代危机的出路——现代转型的焦点，放在“个人”与“精神”之上，将国人“精神”的现代转型，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基础；在“立人”—“文学”的关系上，“文学”，成为促进国人“精神”转型的最佳选择，据鲁迅自己说，彼时之垂青文学，在于认为“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6]

在鲁迅这里，基于“立人”的文学，始终与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紧密相连。文学不仅仅归属于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某个门类，不仅仅是现代性逻辑中的审美之维，更不仅仅是所谓名山事业，而是参与中国现代转型的行动。鲁迅注目的，始终是文学的“反映人生，改良社会”的精神功能，其文学诉诸人的精神世界的挖掘，指向现实的不幸与精神的痼疾，沟通内在的“心声”，连接深处的痛感，召唤读者精神主体的觉醒，鲁迅文学，本质上是召唤主体的文学。

“立人”——国人“精神”的现代转型，被鲁迅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基础，也是其参与中国现代转型的毕生志向。现代转型的深层，是文化的转型，只有立足于现代国人精神的再创造，才能争存于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立人”—“精神”与“诗力”的思想结构，是鲁迅一生的思想基点，成为中国现代转型之精神转型的深刻维度。

第三节　弃医从文与文学救亡的现代理路

1905年，提前中断学医的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展文学计划，这是其个人文学生涯的开始。

“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不仅在“幻灯片事件”顿悟中，也在后来展开的一系列文学计划中。“幻灯片”展示的中国人围观中国人被杀的场景，使孤独而敏感的青年鲁迅开始悟到，学医而试图救治中国人的身体还不是最终的救治之道，无论中国人如何健壮，如果没有精神的革新，则只能做“示众”的材料与看客，因而最要紧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他当时以为改变精神最有效的，是文艺。

回到东京后，鲁迅开始实施自己的文学计划，但接连遭遇挫折。第一个是办文学杂志，已经组织了四个同好，连杂志名和封面设计都准备好了，但最后跑掉了提供资金的人，杂志被迫流产。作为补充，鲁迅又开展了两个文学行动，一是与弟弟周作人一道翻译外国小说，二是在当时的留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两个行动也相继遇到打击，两册精心选择、装帧精美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了，但也只各卖出二十本；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面对当时的中国危机提出了系统主张，也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最后一篇未完而终。

但就是在失败的文学行动中，展现了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域外小说集》所选，与当时流行林纾译著迥异，侧重19世纪东欧、北欧及俄国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尤其注重具有精神深度与反抗精神的作品，将文学与“精神”联系在一起。五篇文言论文，从《人之历史》对人的进化之“能”的梳理与追问，到《科学史教篇》对“科学”背后精神基础的寻找，再到《文化偏至论》中对“兴国”必先“立人”，以及“立人”之“尊个性”与“张精神”前提的确立，到《摩罗诗力说》对以“诗”召唤精神主体的“第二维新之声”的冀盼，直到《破恶声论》对流行“恶声”的抨击，展现了“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救亡”—“兴国”—“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诗力”，即以“文学”召唤沉沦于“私欲”的中国精神主体，在精神激活的基础上重造中国的现代文明。然而，正当青年周树人苦心孤诣的时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东京，正在发生排满革命派与保皇维新派的激烈论战。中国近代的转型理路，尚处在制度改良与民族革命的关节点，“精神”与“诗”的发现未免超前，青年周树人遭遇寂寞，当在情理之中。

在西学东渐的压力下，晚清被迫开始“学”之转型，开明之士出于对“文胜质”的传统之“学”的失望，开始鼓吹学习西方的“实学”，声光化电的“格致”之学在晚清成为新型学子的时尚选择，负笈东瀛的晚清学子，皆选择兵、商、工、矿、医等实学。在晚清实学思潮中，鲁迅也选择了医学，但随后又逆潮流而动，舍“实学”而就“文学”。他发现了西来“实学”背后的“精神”，并发现了“新文学”，及其与这一“精神”的内在联系，试图以“新文学”召唤“精神”。

鲁迅以“精神”与“文学”为“兴国”契机的系列文学行动发生于1905到1908年，之后，因文学计划的接连挫折提前回国，开始十年的隐默期。近十年后的1917年，《新青年》进入北京大学，一校一刊开始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五四”的理念就是“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可以说，经过器物—制度—民族革命等近代转型理路的转换，“五四”一代人的思路，开始进入“思想”与“文学”层面，从而远接十年前青年周树人在日本关于“精神”与“诗”的孤寂思考。现在暂且不论这一思路本身有无问题，可以说，鲁迅20世纪初“弃医从文”的个人抉择，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先声。

因而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初的鲁迅的“弃医从文”，既是鲁迅的个人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的文学事件与精神事件。

第四节　作为独特民族国家话语的国民性批判及其文学表达

鲁迅以文学参与现代转型的志业，在其坎坷人生中经历过几次转换。早期“精神”与“诗”的呼吁遭到时代话语的埋没，青年周树人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认识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7]。1908年，《破恶声论》未完而终，到1918年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悄然出世，相隔正好十年，在这十年中，除了文言小说《怀旧》，鲁迅几无创作，再也没有系统表达过对时局的见解，陷入长达十年的隐默。十年隐默中，伴随近代中国仓皇变革的曲线，对中国近代危机的洞察进一步加深，早年的绝望遂更为深重。鲁迅十年后的复出，是在“金心异”（钱玄同）的劝说下，将来自“铁屋子”的绝望让位于放在“将来”的“希望”，答应重新开始写文章。十年后，当周树人以鲁迅的面目出现时，早年慷慨激昂、激扬文字的诗性青年，已成为冷静的中年小说家，换言之，鲁迅以文学为志业的选择，十年后落实为小说的创作。鲁迅选择小说的背后，有着思想的重大转换。

隐默十年中中国时局的急剧转换，使鲁迅对中国危机的本质有了进一步洞察，现实革命的仓促成功及后来革命成果的逐渐流失，似乎印证了十年前对现代转型之“精神”契机的深思。同时，中国近代危机的精神本质更加显露，伴随着个人生活的诸多不幸（婚姻的不幸与健康的隐患），绝望感进一步加剧。可以说，十年后，鲁迅是带着空前强烈的危机意识重新开口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金心异”的劝说，最终也还是要出来的吧。

十年前的“诗力”想象，落实为十年后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的文体特征有一定的关系。小说诉诸虚构，作者、叙事者、小说人物的多重屏障，便于作者隐藏自身，正适合此时的姿态。鲁迅是在钱玄同的劝说下，以边缘者的姿态加入方兴未艾的《新青年》团体，小说正好将自己隐藏在幕后。除此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小说通过再造一个文本世界来表现现实世界，具有寓言式的整体性，通过小说虚构，可以深究细剖，将十年洞察以整体的方式展现出来。《狂人日记》的振聋发聩之处，正是在于将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和中国文化的症结，通过“吃人”的寓言空前深刻地揭示出来。

“五四”时期的鲁迅，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展开对文化传统的弊端——其现实形态是病态社会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果说留日时期是通过正面的立论阐述“立人”的理想，那么，经过十年隐默，他开始通过小说展开对“立人”的反面——国民劣根性的持久批判。《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名篇，是以小说形式进行国民性批判的经典文本。

主要以小说形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到了20年代中期陷入困境，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和“五四”的退潮，《呐喊》的写作到《阿Q正传》以后已经难以为继，至1922年底戛然而止。1923年，鲁迅又一次陷入沉默，是年7月，周氏兄弟突然失和，这一事件在精神事件上来理解，对于鲁迅几乎是致命的打击，1923年的沉默，是第二次绝望的标志。[8]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沉默没有多长时间，1924年2月，鲁迅开始写《彷徨》，9月开始写《野草》，打破了一年的沉默。打破沉默的秘密，就在《彷徨》与《野草》中，《彷徨》将自我人生最坏的可能性写了下来，并试图向旧我告别，而在《野草》中，鲁迅沉入内心更深层，将积重难返的诸多内在矛盾一一打开，试图追问真正自我的存在，通过直抵死亡的追问，终于穿透了死亡，发现现实中自我的价值。《野草·题辞》表达了穿透死亡、发现新生的大欢喜，这是对时代与自我的双重发现，现代转型的大时代处于生死转换的途中，生存于这大时代的自我，与时代共存亡，其价值不在于伟大与永恒，而是在于紧紧抓住现实的生存。

《野草》，处在鲁迅人生与文学转换的关节点上，此后，他结束了内心的挣扎，向现实跨出坚实的步伐，与小说写作逐渐减少相关，此后，杂文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人们不断质疑杂文的“文学”价值，但鲁迅却始终情有独钟，可以说，杂文，是其最后的文学选择，不再依赖小说的整体虚构，自我也无需隐藏在虚构之后。杂文写作，是自我向时代的直接投入，是文学与现实的直接互动，历史、传统、文化、国民性等等，都在现实之中，现实比虚构更为真实。从小说到杂文，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学形式。

通过小说与杂文，鲁迅终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虽不是鲁迅的原创，但他无疑是在这一方面最持久、最深刻的批判者。因为鲁迅的卓越影响，国民性批判，作为一种反面的批判形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中国的现代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经过文化的比较与自我反思的工作，这是鲁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第五节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我们曾经将鲁迅定位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切，都来自为中国现代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努力。追根求源，鲁迅是一个爱国者、爱民族者，终其一生的思想、写作和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青年周树人在日本的第一次发言，就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国近代危机的认识及对如何摆脱危机的思考，敏锐地洞察出近代危机的精神层面，提出“立人”主张，抓住现代转型的两个契机——“精神”与“诗力”。这一超前主张被埋没于时代的主流舆论，造成鲁迅长达十年的隐默。十年后，当“五四”思潮风起云涌，“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时代选择，鲁迅冻结十年的构想，方遇知音，遂中途汇入“五四”。复出后，十年隐默中的洞察与思考，使鲁迅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深重，早年正面的“立人”主张，成为终其一生以文学进行国民性批判的现实践履。于是，以批判者的姿态，鲁迅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对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层面：

（一）“立人”方案及对中国现代转型“精神”与“诗力”契机的把握

鲁迅针对中国近代危机与现代转型提出的“立人”方案，抓住了“精神”与“诗力”两个契机，虽在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战的语境中没有引起关注，但十年后在“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时代思潮中找到了回声，鲁迅汇入“五四”，成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最深刻的代表，势在必然。“立人”方案及对“精神”与“诗力”契机的把握，无疑受到过当时思想语境的影响，如维新派梁启超对国民性、“新民”和“新小说”的论述，革命派章太炎对个人独特性的强调，尤其是明治30年代日本思想文化界有关国民性、进化论、西方人文思想等等思潮的介绍与讨论。但在青年周树人这里，诸多思想元素在其沉静的洞察、深切的体验与强烈的忧心的作用下，在五篇文言论文里展开成具有独具深度指向的言述系统。“立人”及“精神”与“诗力”的阐述，被放在空前广阔的世界视野与深刻的文明史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进化”“科学”“物质”“众数”等19世纪文明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追索，探求作为文明之源的“精神”真谛，将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系于再造文明的“精神”转型上，并将“精神”的重新生发，诉诸现代文学的“诗力”。青年周树人的慷慨陈词背后，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深度视点，即对仓皇变革中现实人心的洞察，其对倡言改革者“私欲”动机的不断揭示，来自早年创伤经历中形成的对世态人心的敏锐观察，这一深度视点，是其十年后现实的与历史的国民性批判的最早雏形。

“诗力”及“精神”与“诗力”的思想结构，是鲁迅一生的思想基点，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深刻精神维度。

（二）危机意识与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进化论

西方进化论的传入，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界引起重大反响，进化论为中国的危机找到了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同时也为摆脱危机找到了可能性，因而成为中国近现代变革的意识形态。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到鲁迅，进化论，无疑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化论对鲁迅影响至大，虽然前后期思想有过调整，但进化论依然是其贯穿一生的思想支柱。进化论对于鲁迅，不仅在于前述危机理解与摆脱出路的意义上，而且更在于，进化论是希望与绝望之间行动的信念，进化论将“希望”，与时间上的“将来”联系在一起，因为“进化”，所以才有“将来”，“希望在将来”，使鲁迅在十年隐默后又勉为其难地开始第二次的文学行动，并在不断的绝望中维持行动的存在。

进化论的另一面，就是退化论。在鲁迅因进化论维系的希望和行动背后，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一危机感和紧迫感，来自退化的隐忧。在19世纪达尔文自然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同时和其后，退化论思潮也在盛行，当西方发现“现代”，并通过“进化”将“现代”与“将来”维系起来的同时，“古代”就被放到“退化”的一边，先是古罗马，后是东方古国被视为“堕落”与“退化”的代表。自然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文明进化论，与人种退化—文明退化，可谓一体两面。鲁迅的进化论背后，有着更强烈的退化论的支撑，与其说鲁迅是在乐观的进化论的支撑下开展行动，不如说是在退化论的强烈危机感中展开行动的。

日本时期的文言论文始于“人之历史”的进化论的梳理，可以看到，鲁迅早期的“立人”思路，就是建立在对人之进化的“精神”动力的探讨上。自然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给鲁迅提供了“科学”的信念，但其所关注者，更在于“精神”的进化，因而将人类进化的内核，放在“精神”之上。这一思考取向，使鲁迅的进化论向尼采的超人学说延伸。尼采基于对西方宗教、道德与思想传统的批判，在宣告“上帝已死”后，将人进一步提升的方向，指向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实际上展开了一个近乎“人性进化论”的思路。关注人的精神进化的鲁迅，无疑在尼采的人性进化论中找到了思想支援，鲁迅的进化论与尼采更为内在地相关。

对人之进化的精神层面的重视，使鲁迅对于进化论之反面的退化论尤其关注，他将人的退化，归结为精神的退化。西方的种族退化与文明退化学说，尤其是尼采对精神退化的批判，无疑对他产生潜在影响。出于对民族危亡的焦虑，鲁迅试图在文化传统中，寻找问题的症结，遂将其进化论情结，转换到终其一生而未尽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工作中。精神进化—文明退化—批判国民性，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内在脉络。鲁迅与进化论的纠缠，显现了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进化论的深度与复杂性。

（三）终其一生而未完的国民性批判

早期“立人”的正面主张遭遇时代冷遇后，青年周树人陷入隐默，十年后加入“五四”，成为一个以小说形式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中年小说家。此后，鲁迅终其一生的工作，就是以文学形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十年后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十年前正面“立人”方案的另一面。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和他讨论过三个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何在？[9]这可以视为其早期“立人”思路的总纲领。可以看到，“立人”是一个正面的命题，以“理想的人性”为指标和蓝图，所以，五篇文言论文致力于溯源文明的精神本质和寻求未来精神的走向，但同时也可看到，后面的两个问题“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它的病根何在”已经隐隐昭示后来的国民性批判的指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五篇文言论文中，在正面阐述“立人”的同时，青年鲁迅不断揭示倡言革新者“假是空名，遂其私欲”[10]的私利动机。《文化偏至论》结尾处，突然出现有悖于我们习惯认知的对中国传统的负面总结：“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11]这一面对现实、直指其心的批判，成为五篇论文批判话语的最深视点。文化比较基于对现实的洞察，而现实洞察则直指人心——这大概就是鲁迅终其一生的国民性批判的最初表现吧。

如果说日本时期展开的是正面的“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的问题，那么十年后，就是反面的“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它的病根何在？”。

这一问题意识转换的背后，有着日本时期一系列文学计划的挫败、发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2]后的绝望，以及十年隐默中对中国危机的洞察进一步加深的过程。当强烈的危机感使他在“金心异”的劝说下以边缘姿态再度出山的时候，危机的揭示和“赎罪”的冲动，代替了青年时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正面呼吁，国民性批判，遂成为文学家鲁迅终身投入的文化事业。

20年代中期之前，鲁迅主要通过小说展开国民性批判，《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就是国民性批判的小说代表作，其国民性思考，通过小说的虚构，以整体性的寓言方式展现出来。20年代中期，鲁迅又一次陷入精神危机，《新青年》的解体，使他在复出之后再一次遭到打击，兄弟失和更使其人生意义的寄托所剩无几。1923年，鲁迅几乎没有创作，又一次陷入沉默。1924年开始，经过《彷徨》尤其是《野草》的写作，鲁迅终于走出了绝望，《野草》是穿越绝望的一个过程，经过《野草》，鲁迅终于发现了大时代中自我的价值，并将自己的文学行动，诉诸“杂文”这样独特的文学形式上。

《野草》宣告的，是“杂文”的来临。从20年代中期开始，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要以杂文形式展开。“小说”形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诉诸虚构，以整体性见长，作者也可以躲在虚构背后，适合“五四”时期鲁迅的边缘姿态。对杂文的选择，背后有着思想与人生态度的转换。在杂文中，鲁迅开始以独立和真实的身份出现，直面现实，参与到自我与时代的直接互动中，对国民劣根性与社会弊端的揭示，无需诉诸小说的虚构和变形，也无需加以整体化和深度处理，当下即是历史，瞬间即是本质，通过自我与现实的碰撞，直接展示“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及“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因而在鲁迅杂文中，一件件事件，和一个个人物，都是在国民性批判与社会批评的视角下展开的，成为某种“典型”意义的存在，批判难免扩大化，但是，其杂文确实以个人“野史”的方式，展开了现代中国的现状和“心灵史”，具有“史诗”的价值。

国民性批判，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必要环节，代表现代转型的古老民族开始获得自我反思的维度。鲁迅以“文学”形式展开的终其一生而未完成的国民性批判，无疑是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话语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它是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遗产，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心声”为指向的语言观与现代汉语言的建设

语言，是“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要素。作为杰出的现代文学家与现代文学语言的创建者，鲁迅的现代语言意识及其卓越实践，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时期的文言论文就确立以“心声”为指向的文学理想，《摩罗诗力说》强调“诗力”，源于对人人所具有的“心声”的重视，“诗言志”，言为心声，“诗”来自“心”，诗人者，乃“心声洋溢”者，发而为“诗”。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痛感国人“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在《破恶声论》中，复感叹中国虽“扰攘”而“寂漠”的语境，世说纷纭，但皆不能“白心”。

《摩罗诗力说》实为青年周树人的文学宣言，“诗”可泛指为“文学”，在其理路中，文明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精神，民族危机，根底在于精神危机，而精神危机的表征，就在于“心声”的消失，“心声”消失，文化走向灭亡。“文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直接表达、交流和唤醒作为本已存在的“心声”。针对精神委顿、“心声”闭塞的国民现状，鲁迅呼吁“第二维新之声”，主张引进异域“新声”—“心声”，引发国人“精神”的“内曜”。

“新声”既为鲁迅的文学指向，然在早期，其所致思，专在“诗”之内涵，于语言层面的文言—白话问题，尚不在意。在语言问题上，鲁迅还是在文言的轨道上，从其早期的文言写作和翻译看，他试图以文言传达精神的新质，在文言写作的可能性上进行尝试，甚至诉诸传统资源，试图在魏晋文章中寻找支援。彼时，文言属于精英，白话则属于大众，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青年周树人，是瞧不起白话的，其言说对象，是与庸众对立的个人、天才与精英。

十年后加入“五四”，鲁迅开始有了现代白话意识，并写出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宣扬白话取代文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鲁迅之认同白话，既有“听将令”的成分，同时，也有与“五四”一代共同的对语言的省思：一、意识到近代危机的根本在于文化层面，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必然指向语言的变革；二、意识到深奥的文言和繁难的汉字是传播新文化的障碍，语言变革成为思想启蒙的前提。

一直到晚年，鲁迅都坚持白话的立场，成为白话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甚至一直主张汉字拉丁化。鲁迅对白话的捍卫，与其早期的言为“心声”观仍然相通，文化复兴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使用语言，表达心声，只不过，日本时期寄望于杰出之士发出“心声”，“五四”之后则更关注民众能否接受并表达“心声”。

鲁迅卓越的白话文创作和翻译，为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甚至现代汉语的建立提供了某种范式。他吸收古今中外的语言资源，立于当下，追求言文合一的口语化写作，通过翻译，又试图吸收西文语法缜密、表达精确的优点，基于深厚的文言修养，鲁迅文章又继承了汉语独特的单双结合的句式特点。尤其是在翻译实践中，鲁迅通过“硬译”，试验西式语法与现代汉语结合的可能性，虽饱受诟病，但其翻译中的语言探索，成为其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经验，使其现代汉语写作具有精密的语法特征。鲁迅的文学语言试验，以其巨大的示范性和感召力，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

[1]《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页。

[2]周文：《鲁迅先生是没有死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40页。

[3]周立民编著：《巴金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4]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8]参见拙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一九二三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9]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488页。

[10]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

[1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1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