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学
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参加的年会。年会在奥马哈乔斯林艺术博物馆举行，令人既兴奋又惬意。
科里·雷恩和我是老相识，他这个注册会计师正在门口验票。[1]他1983年才被伯克希尔审计部门录用，算起来还是公司的新员工。
大学毕业后，科里在艾奥瓦的苏城做了两年的公共会计工作，但他觉得那并不是自己想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找工作时，他接到奥马哈一个猎头打来的电话，猎头告诉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正在招聘一名内部审计员。科里问道：“伯克希尔什么？”猎头答道：“是沃伦·巴菲特的公司。”科里答道：“沃伦什么？”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那份工作，和其他六七个人一起在审计部门审计伯克希尔子公司的账目，为巴菲特准备季度财务报表。
当发现科里居然在伯克希尔工作时，我羡慕不已。我多么羡慕他能从巴菲特那里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呀。[2]
但那时我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科里身上，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主席台不放。
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面对着300名股东，坐在礼堂的主席台上（我当时觉得那个主席台可真够大的）。
我知道，要是想学知识，就必须站起来提出自己的疑问。所以，我详详细细地写下一页又一页的问题，就等着拿到麦克风了。
我紧张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就能看出他们清晰的头脑和非凡的才智。我心想：“哇，回答得太棒了！他们把我愚蠢的问题变成了杰作。”
我接着想：“我怎么现在才来，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要过来呢？”
那次年会上，我得知伯克希尔持有韦斯科金融公司80%的股份，而查理·芒格正是韦斯科金融公司的主席。所以，我又飞往帕萨迪纳参加了韦斯科的年会。韦斯科年会的规模可要小得多。
我第一次参加韦斯科年会时，只有15人出席会议，其中半数都是公司的员工。我又准备了许多问题。
会上，我才提出了3个问题，显然还有一大堆在后面等着。
我很紧张。芒格戴着厚厚的眼镜，十分威严。他就像位受不了傻子的老教授。我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不好意思，我有一大堆的问题，好像就我在问问题，我不是有意霸占整场会议的。”
他和蔼地说：“我们就是为了问题才聚集在这里的。只要你有问题，我就会一一作答。谁要是想走，可以随时离开，不过我不会走的。”
我心想：“哇，太好了，那就开始吧！”我不知道我们一问一答了多久，但我高兴坏了。毫无疑问，顶级专家手把手的教导让我前进了一大步。
“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学”就是我给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所积累的智慧起的昵称。
每一年，我们都研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聆听年会上的讲座。如今，所有的智慧都汇集在了这本书里，我和科里也从中学到了从其他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投资学知识。
阅读伯克希尔的报告及巴菲特每年写给股东的信，聆听巴菲特和芒格在年会上的发言，对我们这些价值投资人来说至关重要。这些才是商业教育的核心，它轻松碾压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课程，是我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基石。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两个做过的最好的投资项目。
每一年，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投资团队都会为你答疑解惑，编撰优秀的商业世界年度教程。巴菲特坦言，他一开始害怕当众讲话（他曾经只要一想到要当着这么多人说话，就会感到身体不适）。
谢天谢地，这些年来，巴菲特和芒格越来越习惯于当众讲话了。如今，他们成了优秀的教师。他们的智慧以及乐于分享的精神，使得每场年会都成了宝贵的系列讲座。
[1] 在1984年的年会上，科里只是个观察员。由于前一年参会人数不足50人，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而到了第二年，参会人数明显增多，每个人都派上了用场。科里需要在股东涌入会场时为他们检票，但他一下子就被人潮淹没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高管艾文·布朗金发现了科里的窘境，赶来帮他一起检票。科里检票检得焦头烂额，一个没有拿票的人想挤进会场。科里大声喊道：“对不起，有票才能进！”那个人停下来，科里抬头一看，原来是沃伦·巴菲特。科里急忙道歉，才让巴菲特进了会场。不一会儿，一个由六七个人护送的没有拿票的女人走了过来。科里再次大喊：“对不起，有票才能进！”她看着他说：“我是苏西·巴菲特。”所以，科里在一次年会上不但拦下巴菲特，还拦下他的妻子去参加他们自己公司的年会。科里感到尴尬极了。
[2] 想不到，科里会在8年后离开伯克希尔，成为我的商业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