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开始的
1979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学位。在哈佛，我只选修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我发现那门经济学课程过于理论化，和我家的公司所做的投资完全是两回事。
我的祖父、父亲和叔叔在1960年创办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佩科公司。我的祖父罗素总是感叹，他们从公司成立那天起就稳赚不赔，从未出过岔子。
我是20世纪70年代到公司帮忙的。我每年夏天都在交易清算室里忙活，工作很烦琐，其中就包括从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撕下旧单，换上新单。
那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发给客户的彩色编码活页夹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看上去就像套百科全书。每个月，我们的邮件里都夹着一沓与活页夹相配的彩纸。绿纸是大公司的股票，黄纸是小公司的股票，蓝纸是购买股票需要填写的单子。这时便需要有人将活页夹中的单子换成新的，这便是我的工作。读了这些单子，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毕业后，我正式进入公司，成为一名全职员工。我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无从下手。我家公司的规模不大，没有什么正规的培训，也谈不上组织架构。父亲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和我讨论讨论事情的进展。我以为自己一无是处，痛苦不已。我不断尝试，不断犯错，倒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我犯的错误之一便是期权交易。期权交易速度快，十分刺激。理论上讲，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手里的资金翻上3倍，多交易几次，你一年都会衣食无忧。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研究期权交易的成功策略。到了年底，我大概赚了100美元。考虑到时间成本，我每个小时只赚了大约10美分。
这么做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短期交易也许对别人有用，在我这儿却行不通，我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1982年，我读了约翰·特雷恩撰写的《金钱的主人》，书中介绍了包括约翰·坦普尔顿和沃伦·巴菲特等在内的9位杰出的投资人。读完这本书，我突然有了主意，说道：“我打算回学校深造。这些投资人就是我的教授，我要学的知识就是他们所说、所写的一切。”我激动不已。我把世界上最杰出的投资人当作我在哈佛的教授，渴望了解他们的一切，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投资方面的行 家。
从那时起，我在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我想着只要多学习，就能做出更加英明的投资决策，就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久而久之，我喜欢的教授囊括了约翰·坦普尔顿爵士（坦普尔顿成长基金）、乔治·米凯利斯（最佳封闭式基金原始资本公司）、让-马里·埃韦亚尔（第一老鹰全球基金）、鲍勃·罗德里格斯（第一太平洋顾问公司），以及马丁·惠特曼（第三大道价值基金）。这些专家为我们献计献策，为我们指引方 向。[1]
然而在所有杰出的教授当中，没有谁的建议能比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给出的建议更中肯了。
当意识到该向巴菲特学习后，我便津津有味地读遍了巴菲特每年写给伯克希尔股东的信。巴菲特在接手伯克希尔前，曾给他的合伙人写过不少信，我遇到的一个朋友刚好有这些信，我便兴致勃勃地读完了。我喜欢读这些信。
从我住的地方出发，只要开车90分钟就能赶到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的年会。可要想参加年会，就必须成为伯克希尔的股东。
我没有气馁。那一年，我花了2570美元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股股票。正是那股股票让我能够在之后的30年里从梦寐以求的两位顶级教授身上学到了一流的投资知识。
[1] 1987年，我和几个投资人赶往约翰·坦普尔顿在巴哈马的总部与他会面。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彬彬有礼。那次绝妙的会面仍是我职业生涯的亮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