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注释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
1957年2月16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文艺、学术和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关于这次会议和谈话内容，已经有不少文章、回忆录涉及1。
1967年春天，我曾在中国作家协会看到这次谈话比较完整的记录。记录稿为会议参加者手写，无记录人署名。题目为“毛主席讲话（1957，2，16上午11时—下午3时半，颐年堂）”。记录稿只记录毛泽东的讲话，未记录相关人士的回应；但个别地方有在座中央或文艺界领导人的插话（用括号【】标示）。下面是记录稿原文，分行和段落均为原来样式。对讲话中涉及一些人、事，我做了一些注释。
王蒙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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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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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该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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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那么适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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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荣誉属于谁”】，没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僚主义没有整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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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4，要酝酿一下，不忙骂。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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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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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小说，无非里面有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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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5
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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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里面就出了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意思就要用油锅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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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错误的党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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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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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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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多万之多……这就是客观实际。7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观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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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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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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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产阶级化了的人约有两千多万，其他都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客观现实。
现在是大变动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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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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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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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片面性10，只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的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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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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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的不好，教条主义。
但是这样的文章还是可以登，这样就有了材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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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没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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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沂14，你写了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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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的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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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工夫，是能战胜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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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有权，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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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17。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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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是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18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21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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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带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待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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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刀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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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成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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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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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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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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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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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19，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还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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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都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的，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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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
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学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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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斗争才发展起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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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去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假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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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
苏联同志改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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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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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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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应该的，现在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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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要有百家争鸣。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争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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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现在打的仗就是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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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们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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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简单的方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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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两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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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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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就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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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的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的宇宙进化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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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钢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訄书》里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野兽、动物没有选举人类……23
（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
不论是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还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都是重要事件。从当年的6月初到9月中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匪夷所思地召开了25次会议。最初参加者二三十人，最后的大会竟有千余人之众。会上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作家。这次扩大会议当时被看作革命与反动的文艺路线之争，事实上核心问题是已经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借助路线之争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个事件展开的资料搜集和问题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里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
主要引述的材料是：
一、邵荃麟写于1966年10月16日的《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一”）；
二、邵荃麟写于1966年8月19日的《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二”）；
三、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下简称“冯雪峰材料”）。
引述的其他材料还有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下面简称“发言集”）24。正如我在《“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25中说的，这些作者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是“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对于邵荃麟、林默涵、郭小川来说，1957年他们居文艺界权力高位，“文革”中身份却出现逆转。冯雪峰的情况又不同，无论是1957，还是1966，都处于被审查的位置——只不过，在1966年，审查重点转移到在1957年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需要留意的。
一修改“反党集团”结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共16次的党组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副书记是周扬和刘白羽；这次的批判主要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最后形成提交中共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对丁、陈事件定性为“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但是这一结论宣布不过几个月，它的真实性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即使是批判的策划、主持者也不得不同意对结论进行修改26。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1957年5月26日，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是件严重的反党罪行。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曾经中央批发全国各地党委。我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27，擅自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是违反中央的批示，破坏组织纪律的罪恶行为。这个罪行反映了我当时严重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思想，它和同一时期中我在浙江、上海、北京的一些反动言行28以及下半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积极参与了为30年代文艺翻案的罪恶活动，是一贯的反党思想的表现。
关于我在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29一事，我事先并没有和党组商量过，这件罪行应该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至于要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重新起草关于丁陈问题的结论这件事情，则是在1957年初首先由周扬提出30，作协党组赞同和执行，并经陆定一、张际春的同意。而在重新起草丁陈结论的过程中，我又是主要的负责者，我也应该负较多的责任。我就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交代如下：
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丁陈反党活动的会议我因病没有参加。（从55年4月到57年初，我一直离职休养，没有担任工作）56年初，我在病中看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当时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1956年秋天，我在青岛疗养，中宣部机关党委派了一个女同志（已记不得其姓名）来向我调查丁陈的材料。据说，丁玲、陈企霞对于55年作协党组的批判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了申辩，党委认为要进行调查。我因为没有参加55年的会议，只能就53年到55年初的一段时期中我所知道的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提供了材料。……
又过了不久，大约在10月或11月间，刘白羽又到青岛来看我，他告诉我以下几件事情：（1）作协党组在检查55年肃反工作中，陈企霞、李又然等人带头攻击党组，接着丁玲、陈企霞又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关于55年党组对他们反党小集团批判的申辩31。中宣部决定由张际春主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2）周扬提出不兼任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决定要我回去担任党组书记；（3）作协书记处也要重新改组，改由茅盾担任第一书记（原来的第一书记是刘白羽）。……
我回到北京，约在57年春节前后32，刘白羽因病住了医院，我去看了周扬，谈到丁陈问题。他告诉我宣传部本来决定以张际春为首成立一个研究组来处理此事，这个研究组包括中宣部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但除了派人进行调查外，研究组从来没有开过会33。现在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也还没有处理。现在你回来，张际春可能会找你。我说我刚回来还不清楚究竟主要是什么问题。他说主要是改写丁陈的结论问题，是否还用反党小集团这个帽子。我问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是丁陈的关系和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总得有个明确的概念。曾经要郭小川根据调查报告起草一个结论草案，意见也不明确。他要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等刘白羽出院后再一起商量。
过了一两天。张际春打电话给我，说丁陈问题以后由作协党组来处理。我说宣传部不是决定以他为首的研究组来处理吗？他说，研究组是个空的机构，这个问题本来是作协的问题，应该由作协党组提出具体意见，宣传部才好考虑。我要求和他面谈，他说，现在也谈不出结果，还是你们先研究一下再约谈吧。这时我感到问题有些复杂，向郭小川了解一些情况。据郭小川说，主要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对55年的批判有些意见，现在张际春、周扬都没有明确的态度，却要他来起草结果结论，他感到很难办34。我问他中宣部机关党委的主要意见是什么，他说，先是在肃反中间，刘白羽怀疑陈企霞有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公安部的命令把陈企霞隔离起来，后来又拿不出根据，弄得很被动。去年丁玲提出申辩以后，经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关于丁玲、陈企霞的有些事实也有出入之处，这样就产生了改写结论的问题。
我把张际春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周扬，过了几天，周扬约了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商谈。周扬说了这样几点意见。他认为结论可以改写，但是55年的批判基本上应该肯定，反党集团的帽子可以不用，但要有一个恰当的帽子，要大家斟酌一下。再则是丁陈的政治历史问题可以不写入结论中间。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不用反党集团的帽子，至少应该是搞党内宗派活动。他说应说明是什么性质的宗派活动，他提出可以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35。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接着讨论如何起草。……决定仍由郭小川先起草陈企霞的结论。……大概是4月初，我和郭小川、黎辛找了陈企霞谈话，征询他对于这个结论草案的意见。陈企霞坚决拒绝，要求全部平反36。这样就无法谈下去。……
4月底，中央发布了整风的指示，我在5月中旬回到北京。我和刘白羽、郭小川到周扬处去商量丁陈问题在整风中怎样搞法。当时决定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吸收丁、陈及55年参加批判的作协党员参加。关于会议开法，周扬指出要把团结的旗帜主动地掌握在手里，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丁玲、陈企霞愿意团结，愿意考虑党组新草案的意见，党组对于55年的批判也可以作适当的自我批评。要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一点错误，那就是他们自己违反整风指示的精神和团结的原则，我们就处于主动了。……
这时，我对怎样处理丁陈问题，确实感到没有把握。在我起草整风动员报告提纲时，我想到万一丁玲、陈企霞等不顾党组的决定，把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先在非党群众参加的整风会上提出了，进行煽动和攻击，那时就会打乱党组的部署，使我们更陷于被动，不如主动地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关于丁陈问题的错误性质要在党内平心静气坐下来讨论，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动。这是当时自己的表面想法，实际上是投降主义。
二转向：从道歉到反击
6月初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主题是整风，检讨1955年处理丁陈事件的失误，提出改写丁、陈事件的结论。第三次会之后，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从休会一个多月后的重开的第四次会上开始，主题发生逆转，变为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击”。
郭小川日记（对前三次会议情况的记载）37：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荃麟、刘白羽、周扬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扬的进攻声38。陈（企霞）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39。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对于丁、陈，不知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6月7日，下午开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有陈企霞、唐达成40、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发言，指责去（前）年的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6月13日41，……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了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马上作了一个令人作呕的发言42，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到了6月6日，第一次党组扩大会上，我又一次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要求大家重新来讨论丁陈错误的性质，得到公平合理的结论43，可见绝不是偶然的想法。在这次会上，周扬也作了一次发言，承认55年的批判有过火地方，是有斗争无团结，说他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刘白羽，并且也承认55年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他要求大家采取严肃态度，辨清是非，增强党的团结等等。这些发言，当时都有记录可以查。我认为除了我个人应负责的罪行之外，周扬和作协党组在57年上半年对待丁陈问题上也是采取调和妥协和投降主义的路线，直到中央注意到这个问题，找了我们去开会，作出明确的指示，才把局势扭转过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前三次会，是在1957年6月6日至6月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正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那天。陈企霞、李又然等进攻尤烈。这天散会后刘白羽十分紧张，晚上和周扬赶到我家里来，要我通知暂时把会议停下来，另作布置。……这期间，整个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党组也就搜集了冯雪峰等人一些反党活动的材料，在陆定一那里谈过一次44，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参加。陆定一要我们组织队伍，进行反击。这样就召开了第四次小型党组扩大会，由周扬作了反击的发言。这次发言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也还没有点到冯雪峰45。……
此时中央注意到作协的问题，有天晚上由总理、小平同志通知我们去汇报，去的人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在座的还有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和陆定一。……周扬就将我们事先商量过的，把冯雪峰、艾青等人也作为斗争对象，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情况作了汇报。这样就把斗争对象确定下来。决定从第五次起召开几百人的党组扩大会议。
三现实问题与历史清算
从第四次会议开始的反击、批判，自然是针对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现实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等一开始就将事情引向“历史”的清算46。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经中央指示后，第二天47即由周扬召集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黎辛等人在作协开会，讨论大会如何安排。决定先攻陈企霞、丁玲，然后斗争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等人。记得当时周扬就提出这场斗争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搞各人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反党材料，搞清各个历史阶段中的问题，如丁玲南京叛变，冯雪峰在上海的分裂党的活动等等48。周扬说起要分别找郭老和茅盾、老舍党外的作协主席、副主席说明要开大会的目的和情况。当时没有提到许广平，约许广平参加是周扬后来加的。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第5次党组扩大会前几天的一个早上，周扬约定在茅盾家里开在京的主席、副主席的会。我先到周扬家里（他当时和茅盾住在同一院子里），他告诉我，还约了许广平，因为许广平和丁玲、冯雪峰都是上海时期的熟人，让她了解情况。当时我体会到他的意图是要许广平到大会上去批判冯雪峰。……到茅盾家里，由周扬向大家说明，谈到冯雪峰在上海一段时，装作很激动很受委屈的样子，说冯雪峰1936年从陕北出来像钦差大臣一样，不找自己同志，封锁中央消息，却先去找了胡风，勾搭一起，打击他们，搞分裂活动。他避开谈到鲁迅和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而是用种暗示的手法，妄图利用反右派斗争的空气，使许广平同志相信冯雪峰那时就和胡风一起搞反党活动而鲁迅则是受了他们的蒙蔽。在周扬谈话中，我也插了话，说冯雪峰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怎样和博古吵架，自动脱党回家49……最后周扬希望大家准备在大会上去作发言。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现在回想起来，周扬企图推翻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评价，要对鲁迅进行反攻倒算，实在蓄谋已久。解放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同鲁迅关系没有搞好，是我终生的遗憾！”……我记得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最初的十多次会中，主要的是斗争丁玲、陈企霞。同时也揭发了我的严重的反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我支持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翻案阴谋，但还没有把我明确地划到丁陈反党集团中去。记得在8月初，可能在第11、12次会上我做过一次未起过发言稿的初步检讨发言，……在承认我对周扬有宗派主义错误时，还说了一句很错误的话，说周扬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以后就应该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这次初步检查，许多人不满意，有人批评我虚伪，特别指出说：“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怎么说‘团结在周扬周围’？”因而不少人认为我仍在耍花招，说自己只是反对周扬，并不真的承认反党。50
……就在二、三天之后，周扬叫人（邵荃麟或别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文联大楼办公室叫谈话51。我到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经在那里等我，空气很严肃。周扬先说，态度很严厉：“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也把你在大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林默涵说：“斗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当时四人向我提出了一些我必须交代的问题，记得其中就有说我在上海曾经诬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的问题。
后来邵荃麟告诉我，斗争我，这是中央的指示。本来作协党组扩大会就准备要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又说：“陆部长（陆定一）也说，不斗争冯雪峰作协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52（上面这些话，都是在斗我的中间，我做检讨之前，我思想上有些未通找邵荃麟谈话时，他对我说的。）
四夏衍“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第17次党组扩大会议上，精心策划的夏衍的发言引起轰动；被看作会议的“高潮”。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冯雪峰（第一次）检讨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人参加，商量对冯雪峰斗争的布置。我把自己准备发言的要点向他作了汇报。我主要讲冯自动脱党以后在国统区一些对党关系极不正常的事实。……周扬认为这些材料也很重要，但主要关键是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大家当然赞成。此外我们还计划当时在北京的参加过左联的一些作家，如周立波、陈荒煤、沙汀、艾芜可以发言，由当时领导会议的核心小组（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和黎辛）去具体布置。夏衍则由周扬去约。……这是关于布置批判冯雪峰的第一次黑会。
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会，参加者多了一个夏衍，主要是讨论夏衍发言内容。夏衍讲了很多1936年的情况，……他讲得有声有色。周扬把他的话概括起来，大意是冯雪峰在文艺思想上是修正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分裂党的反党行为，要他着重讲冯雪峰勾结胡风挑拨离间搞分裂党的活动，和鲁迅答徐懋庸信是冯雪峰执笔，捏造事实，蒙蔽鲁迅等等。这样就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
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懋庸信”的问题时，他很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原稿就在鲁迅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看么。我看他说得这样肯定，也就完全相信。会后，我就用自己的口吻告诉了张光年，说我去看过。其实当时我并未去鲁迅博物馆……
夏衍在第17次大会上作了发言53，煽动性很大，楼适夷当场大哭，空气十分激动，形成了一个翻案的高潮。接着许广平站起来发言，驳斥了夏衍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的胡言54，是鲁迅看过亲自改过才发表的。她激动得哭了起来。当时会场上气氛很紧张。55散会后，周扬立即留下我们几个人（林默涵、夏衍、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又开了一次小会。周扬对夏衍发言觉得很好，当面还称赞了他，对许广平的发言，周扬有些沉闷，似乎不愿意去评论。大家议论的也不多，只是夏衍辩解了几句56。……周扬说，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清楚，现在必须搞深搞透。他希望再有一个有力量的发言，这个人不好找。当时我问他自己能否作一个发言，周扬不愿意，林默涵认为也不适宜。记不清是林默涵还是刘白羽，建议开个各单位负责人的会，由周扬来讲。大家都赞成。这样就决定第二天开中型会议，把两条路线的斗争性质讲清楚，同时也确定以后几次大会发言人的部署。
第二天的中型会上，周扬讲了话，指出批判冯雪峰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上的大斗争，必须搞深搞透，要大家领会领导意图。我和林默涵也讲了话，提出要搞材料，组织文章等等。我当时讲了要“看远不看近，看难不看易”，所谓“看远”，就是指三十年代问题，“看难”就是今后写文学史的问题。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斗争我，记得是在作协党组扩大会停开几天之后，8月13日第十六次大会上开始的，由邵荃麟的发言开始揭发和批判。第十七次会上夏衍的发言最震动会场，发言中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他和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57。从夏衍发言开始，会场空气大变，同时都集中在1936年我在上海“摧毁地下党组织，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分裂文艺界”一点上。几天中接连发言的有陈荒煤、周立波、沙汀、郭小川等等，都集中在“蒙蔽鲁迅”和“分裂文艺界”上。这些发言，后来有的未印出，有的印出的书面上已删去许多，但大部分还可以在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9）中看到的，……
当时十分激动的会场和空气和从夏衍到郭小川的这些发言，对我这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发生影响，因而使周扬等人能够达到阴谋目的的，正是下面这许多毫无事实影子的事情。例如说我摧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说我污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说我为了调虎离山要送周扬到日本去游学，说我派人监视乔木同志到西安，说我不给钱给王学文同志的爱人致使他做了难民，等等。这些，我相信事后都可以调查清楚的。郭小川举了许多坏人的名字，说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觉得也可以调查清楚的。但郭小川从反革命分子胡风那里得来的大堆“材料”中有一条，说我曾在胡风面前污蔑过周总理，那虽然完全是胡风的造谣诬陷，我心里却有些发愁58，因为我不可能立即要求对证，而在会场上已经发生了影响，显然已经有相信我竟然污蔑过敬爱的周总理。不过，会场上使我最震动的是两件事：
第一，是夏衍发言使会场十分震动的时候，许广平也十分激动引发对我的怀疑，哭泣着站起来痛责我“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我当时和现在都并不怪许广平，因为她可能想到鲁迅曾被胡风骗取信任的事情，因而怀疑起我也是胡风一类人，在当时会场的背景下并不奇怪的。）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也就想到鲁迅当时告诉我的周扬等人那许多恶劣行为，胡风、周文等人也都告诉过我们，这中间很可能有胡风、周文等人弄的鬼。
第二，在夏衍发言中，周扬也几次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我：鲁迅答徐懋庸信前半篇中指责周扬等人一二段话，是我的笔迹已经对过原稿，这是对他的“政治陷害”，同时这也等于向敌人告密，让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活动。
这“政治陷害”和“告密”的话更使我震动。心里想到这确实是损害了周扬。
……
在斗争我的几次大会中间，我找过邵荃麟一次（晚上，在他家），我问他：“我错误的重点究竟在现在，还是在过去？”他说：“主要当然在现在，即在丁陈问题上和其他的反党错误。但过去的错误也不轻，特别是在上海同胡风勾结，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损害了鲁迅。”我说：“我承认当时对周扬我有宗派主义。解放后来北京工作，对周扬也不够尊重，甚至当面对他发脾气，事实上等于不接受他的领导。但这些都是现在的问题，我承认这是我的反党错误。至于上海的问题，至少他也有错；对我搞得这样严重，我思想上有些不通。”他反问我：“为什么许广平对你也很不满？”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曾有过对不起鲁迅的地方，没有欺骗过鲁迅，许广平应该是知道的。在对鲁迅的关系上，我也没有欺骗过党，这是同志们也知道的，也可以再调查。由于鲁迅在病中，我帮他起草了《答托派信》等，在政治上也不算错。”59他说：“这些当然没有错。但你曾经跟胡风搞在一起反对周扬，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总是严重的错误。”又说：“事实上，你损害了鲁迅，也损害了周扬。”……
郭小川发言之后，有几天我未去参加大会，在家中写检查稿。我的许多反党错误，我都容易搞通思想，但1936年的事情，特别是同鲁迅有关的事情，我思想上矛盾得很，反反复复地寻找既不“损害”鲁迅，又不“损害”周扬的说法和根据。在这中间，我又找过邵荃麟一次（也可能是两次）。这一次（或两次）的谈话，现在记得清楚明确的是这几点：1.他指出我这个人保卫自己（自我保卫）的本能很强。2.只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才能得到人们饶恕，个人仍有改造的前途。党对我的态度取决于我自己认识错误是否深刻。3.他说，一切应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护鲁迅”也就是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损害”鲁迅，不要把自己的错误“推到鲁迅头上去”。4.他说，周扬究竟是代表党的。又指出，我平日损害周扬的地方也确实不少，这毕竟是错误的态度。这一次（或两次）他大半用劝说我的语气同我谈话。特别强调指出我保卫自己的本能太强。
由于我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在我最后检讨稿中对于1936年代问题，我就作了违背事实的检讨，承认了不应该承认的错误了。……我的检讨稿在9月3日晚上送给邵荃麟去看，他看时我在外面街上转了一会，回去时除他指出几个不重要的地方改了一改之外，他认为可以通过。
第二天（9月4日）第二十五次大会上，我读了我的检讨，全场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后来听说，大家认为我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
五一个注释和一篇文章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扩大会结束以后，……周扬、林默涵向我提起要改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说信中所说的那些事实既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改正。周扬要我找冯雪峰谈话，并要冯雪峰起草。……大概是11月间，我就找了冯雪峰谈话，把周扬的意思告诉他，要他承担责任，以免鲁迅受过，要“保卫鲁迅”等话。这当然是施加压力。冯雪峰也只好照办。……11月中旬，周扬约了我去，在林默涵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个人商量这个“注释”稿子。周扬对原稿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夏衍等对证”这句话认为不应写入，又嫌注释太冗长，他口授意见，由林默涵当场删改。改写后又经周扬改了一下，即《红旗》刊出的稿样60。以后即交林默涵去办。第二天，林默涵又改动一处，我就不知道了。
林默涵（1966年7月写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61。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道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退回出版社。……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讲到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我给王士菁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至于抽出《鲁迅书简》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但周扬阴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做了帮凶的行动也还有，那就是对鲁迅《答徐懋庸》加那一条注释的事。下面我叙述那经过。
我当时确实认为我那样检讨，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和“严重责任”是可以消除我过去对于周扬的“损害”，也不致损害鲁迅（因为之中提到周扬的某些地方，是由我负责）。因而我在检讨稿中也自动在括弧之内加了这样一句话：“在加注释的《鲁迅全集》中，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应该加上明确的注释，说明事实的真相。”
我拟定注释初稿的那一大段，时间是在1957年10月间，是邵荃麟叫我拟的。我答应拟写，在我自己方面，确实没有试图减轻处分或其它“交易”的动机和目的62，因为这是在9月16日在首都剧场开的大会之后，在大会上，陆定一已经宣布了一批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字，我被放在第三名。在这次大会之后，我还找过邵荃麟一次，表示希望留在党内改造，并且有决心去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决心）。他说：“中宣部已讨论过了，多数人都认为你应该开除。要是不开除你，像陈涌那些人怎么处理，他们比你不严重多了。”我也找过刘白羽一次，向他表示同样的愿望。他说，还是努力改造吧，希望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又说，邓小平同志说的，个人主义，以功臣自居，骄傲得不可一世的人，留在党内改造得不好，就让他到党外去，那样认识到错误，改好起来了。他说，邓小平同志引了一个井冈山时代的同志为例，那同志骄傲得不能碰，开除出去倒好起来了，后来又火线重新入党，现在在做某部的部长。刘白羽最后说：“希望你努力改造，将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在10月间，不是邵荃麟打电话叫我拟写，就是我去看他的时候说的。……他说：“你熟一点，还是你先拟一个初稿吧。”我自己也以为我“熟一点”，就拟了。现在我从《红旗》杂志今年第9期上印出来的影印打字稿上，把这段初稿照抄如下：
这里应该指出的，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破坏，以及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其他坏分子在“左联”内部进行挑拨离间活动，本文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党员作家周起应（周扬）等的指责，例如说“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等，是同事实不符的。根据1957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的检讨以及周扬、夏衍等的对证，所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完全是敌人所造的谣言。又本文中“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一段里所说到的两个青年，现在也已经由事实证明，一个是叛徒彭柏山（系在1955年肃反中查出），一个则也并非事实。当时新从陕北到上海而同鲁迅很接近的党员作家冯雪峰，根据他自己的检讨，对于上述这些不符事实的指责，也要负严重的责任，因为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一切事实都进行调查和对证，而本文是他同冯雪峰商量以后发表的，冯雪峰当时却由于对周扬等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相信了敌人和坏分子的谣言，并没有向鲁迅进行解释、分析和帮助他对证事实。
这段初稿，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没有采用，被全部划去了。他们所以不采用，我想，也一定如《红旗》杂志上阮铭、阮若瑛两同志所分析的两个原因63。……我拟写的注释初稿，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据最近邵荃麟自己交代，——还有夏衍等商讨后，被全部划去，另由林默改写了一个64，现照《红旗》杂志上的影印照抄如下：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为，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改稿，是王士菁同志拿到我家里来给我看的，说是邵荃麟的命令65。我看了，当时只认为把这篇文章说成为别人“执笔代写”是太不应该了，曾经带着气愤的口气对王士菁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别人代写的，又何必编进全集中去呢？”于是就拿起浓铅笔来，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第二句中“鲁迅”下加上“当时在病中，他”六字，以作别人拟稿的理由，在最后的“鲁迅”下加上“在定稿时”四字66。但我这样一改，虽然仍然肯定文章是鲁迅写的，可是林默涵的有意含糊笼统的原文仍在，仍然可以否定鲁迅全文的价值，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和为周扬翻案的阴谋目的。……
我由于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67而做了周扬等反党阴谋的帮凶，犯了真正损害了鲁迅的历史罪行，我将另行检讨。
以上写的只是同我有关的我所知道的材料。68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在57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早上，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和我还有一个文艺处的工作人员，带了很多材料到了西山八大处作协休养所去集体讨论修改。头一天上午由周扬讲了一个轮廓，内容很多，中心意思是这篇文章69不仅总结反右派斗争而且应该是总结三十多年来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就是把鲁迅的正确路线和周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根本颠倒过来。……
这天会开到下午，大家讨论了一番，……由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三个人分头写初稿然后由周扬综合修改。……第二天搬到万寿山饭店，在那里改了很多天。
发表后，林默涵来找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中央也很重视，70文艺界应该学习，有所响应。这样决定由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应认真准备发言。关于座谈要点，林默涵和我交换过意见，主要强调这篇文章是三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基础，特别是三十年代那一段的问题要加以阐明，以便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参考71。……我是写好发言稿去谈的，袁水拍看见就要去作为专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周扬几次对我说过，要搞一论一史（文学概论和文学史）作为建设工作，又说过，“趁三十年代的人还在，要赶紧把活材料收集起来”等话，……1959年底，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周扬要作协起草一个“关于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是由我起草，在党组讨论过的。其中就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左联以来的文学史料应在1960年内完成，争取在三年内编出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等话。……1960年起，唐弢就调来编现代文学史提纲，换了多次稿。到62年秋，周扬仍叫我负责审核唐弢编写的提纲。62年11月由周扬召开一次现代文学史讨论会，讨论了这个提纲。
1960年3月，在作协由《文学评论》和《文艺报》共同召开一次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座谈会，由何其芳主持。此事曾由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过，并列入60年作协工作计划，由作协召集。后来林默涵主张由两个刊物联合召集，以便组织文章和搞资料，……林默涵不满意（座谈会），原拟在报上发消息，散会时林默涵说，在《文艺报》上发一简短消息即可……
甚至到了1965年我已经受批判后72，周扬在找我去谈安排工作时，还提到要我留在作协研究三十年代文艺。可见，他的野心未死。
（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收入本书个别地方有修改）
1962年大连会议
1962年8月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下面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几份材料。它们是：会议发言记录（摘录），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邵荃麟、侯金镜在“文革”发生后，于1966年下半年撰写的“交代材料”，同时，在对上述材料注释时，也引用其他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
“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但是，邵、侯的材料，对事实的讲述采取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具有较高可信性：这不仅是语言、文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另外一些可供参照的叙述，对此有所证实。本文采取将材料加以简单编排，对某些部分加入批注的方式，是试图“复现”事件的某些细节，在“历史”的“必然”中见识“偶然”，以此增加对“当代”（“十七年”）文学权力机制运作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文学界纠结并引发冲突的问题的症结。
一、起因
大连会议全称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持，于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关于这次会议的起因，
侯金镜73的“交代材料”：
（一）1962年秋天刘白羽就计划要召开几个创作会议（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军事题材等）。这计划是在“文艺十条”和5月、7月旧中宣部召开的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制定的。其目的是为贯彻“文艺十条”及两次黑会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74
（二）1962年6月，作协党组就确定夏天在大连开这个会。在这之前，邵荃麟找过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传达过周扬的话，我记得是，周扬说，“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周扬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方针。这个黑方针，后来写在作协1962年一年半的计划中。
大连会议之前，邵荃麟也找过林默涵。邵荃麟说在刘白羽家里碰到林默涵几次。这一年4月见到林默涵时，林说，困难还没过去。在七千人大会时，林默涵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林默涵还强调作协要搞创作讨论会，还要做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工作。75
（三）6月，黑党组确定要开大连会议。这时候我和邵荃麟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邵荃麟自1961年就一再宣传“农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对党的政策不满意，抵抗，不把粮食拿出来”，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也就是他在大连会议上讲的：“农民要单干，就是因为对于国家保障他的利益不放心。”
约在1962年5月，邵荃麟听了陈云在国务院部委党组书记的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就神色不安，忧心忡忡。会下他向我说过好几次，“情况严重，要加强团结，同渡难关”。
（四）通过谈文学创作，我和邵荃麟在反动的文艺观点上达到一致。……邵荃麟提出，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等。邵荃麟提出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因而“战斗性”也就不够。这一方面是要揭露“阴暗面”，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另一方面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些话都是在1962年5月到7月，在讨论《文艺报》工作，讨论59到61年三年短篇小说选，或在邵荃麟家里谈话时谈的，而且这些话都不止谈一次76。
邵荃麟的“交代材料”：
1962年4月，我从青岛养病回来后，不久就去看周扬。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我告诉他，现在一些作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像马烽、李准等都很少写短篇了，刊物感到组稿很困难。这个问题很值得专门讨论一下。……
这次谈话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虽然这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开创作会议的计划，但这次谈话却为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
根据我当时思想状况和周扬、林默涵的谈话，又和党组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1962年至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和一个“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草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方针。在计划中，拟定了要开一系列的创作座谈会。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计划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作协一年半工作计划初步拟定后，由我同严文井去向周扬汇报。周扬完全同意。我告诉他准备夏季先开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以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他也赞成。77
7月间，我又去看他一次。这时大连会议已经有了个初步计划，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把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主要矛盾看法告诉了他，并说，这种矛盾反映在农民思想意识上就是集体主义与小农思想的矛盾。小农思想是个大问题。赵树理、李准、马烽等许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周扬却认为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其实内容都是一样，即党与群众的矛盾，所以我也吸收了他的意见。
我也向他谈了写人物的问题。我说我最近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特别感觉人物的类型很少，有些千篇一律。78我说不通过人物多样化，只讲题材多样化是不能解决问题。八条79中既然讲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呢？……周扬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
我去大连前几天，因刘白羽患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林默涵也在那里。出来后，我们两人在院子里，我告诉他拟讨论的项目，即侯金镜拟定的四项议程，他表示赞成。
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话后，曾几次找了赵树理、马烽等谈农村形势和创作上如何反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