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注释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
1957年2月16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文艺、学术和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关于这次会议和谈话内容，已经有不少文章、回忆录涉及1。
1967年春天，我曾在中国作家协会看到这次谈话比较完整的记录。记录稿为会议参加者手写，无记录人署名。题目为“毛主席讲话（1957，2，16上午11时—下午3时半，颐年堂）”。记录稿只记录毛泽东的讲话，未记录相关人士的回应；但个别地方有在座中央或文艺界领导人的插话（用括号【】标示）。下面是记录稿原文，分行和段落均为原来样式。对讲话中涉及一些人、事，我做了一些注释。
王蒙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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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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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该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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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那么适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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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荣誉属于谁”】，没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僚主义没有整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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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4，要酝酿一下，不忙骂。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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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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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小说，无非里面有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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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5
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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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里面就出了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意思就要用油锅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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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错误的党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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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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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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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多万之多……这就是客观实际。7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观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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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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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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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产阶级化了的人约有两千多万，其他都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客观现实。
现在是大变动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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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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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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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片面性10，只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的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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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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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的不好，教条主义。
但是这样的文章还是可以登，这样就有了材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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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没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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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沂14，你写了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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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的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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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工夫，是能战胜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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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有权，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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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17。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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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是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18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21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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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带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待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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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刀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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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成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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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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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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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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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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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19，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还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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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都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的，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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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
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学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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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斗争才发展起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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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去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假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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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
苏联同志改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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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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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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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应该的，现在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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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要有百家争鸣。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争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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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现在打的仗就是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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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们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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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简单的方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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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两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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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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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就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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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的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的宇宙进化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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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钢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訄书》里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野兽、动物没有选举人类……23
（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
不论是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还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都是重要事件。从当年的6月初到9月中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匪夷所思地召开了25次会议。最初参加者二三十人，最后的大会竟有千余人之众。会上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作家。这次扩大会议当时被看作革命与反动的文艺路线之争，事实上核心问题是已经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借助路线之争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个事件展开的资料搜集和问题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里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
主要引述的材料是：
一、邵荃麟写于1966年10月16日的《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一”）；
二、邵荃麟写于1966年8月19日的《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二”）；
三、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下简称“冯雪峰材料”）。
引述的其他材料还有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下面简称“发言集”）24。正如我在《“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25中说的，这些作者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是“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对于邵荃麟、林默涵、郭小川来说，1957年他们居文艺界权力高位，“文革”中身份却出现逆转。冯雪峰的情况又不同，无论是1957，还是1966，都处于被审查的位置——只不过，在1966年，审查重点转移到在1957年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需要留意的。
一修改“反党集团”结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共16次的党组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副书记是周扬和刘白羽；这次的批判主要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最后形成提交中共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对丁、陈事件定性为“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但是这一结论宣布不过几个月，它的真实性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即使是批判的策划、主持者也不得不同意对结论进行修改26。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1957年5月26日，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是件严重的反党罪行。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曾经中央批发全国各地党委。我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27，擅自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是违反中央的批示，破坏组织纪律的罪恶行为。这个罪行反映了我当时严重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思想，它和同一时期中我在浙江、上海、北京的一些反动言行28以及下半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积极参与了为30年代文艺翻案的罪恶活动，是一贯的反党思想的表现。
关于我在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29一事，我事先并没有和党组商量过，这件罪行应该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至于要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重新起草关于丁陈问题的结论这件事情，则是在1957年初首先由周扬提出30，作协党组赞同和执行，并经陆定一、张际春的同意。而在重新起草丁陈结论的过程中，我又是主要的负责者，我也应该负较多的责任。我就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交代如下：
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丁陈反党活动的会议我因病没有参加。（从55年4月到57年初，我一直离职休养，没有担任工作）56年初，我在病中看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当时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1956年秋天，我在青岛疗养，中宣部机关党委派了一个女同志（已记不得其姓名）来向我调查丁陈的材料。据说，丁玲、陈企霞对于55年作协党组的批判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了申辩，党委认为要进行调查。我因为没有参加55年的会议，只能就53年到55年初的一段时期中我所知道的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提供了材料。……
又过了不久，大约在10月或11月间，刘白羽又到青岛来看我，他告诉我以下几件事情：（1）作协党组在检查55年肃反工作中，陈企霞、李又然等人带头攻击党组，接着丁玲、陈企霞又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关于55年党组对他们反党小集团批判的申辩31。中宣部决定由张际春主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2）周扬提出不兼任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决定要我回去担任党组书记；（3）作协书记处也要重新改组，改由茅盾担任第一书记（原来的第一书记是刘白羽）。……
我回到北京，约在57年春节前后32，刘白羽因病住了医院，我去看了周扬，谈到丁陈问题。他告诉我宣传部本来决定以张际春为首成立一个研究组来处理此事，这个研究组包括中宣部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但除了派人进行调查外，研究组从来没有开过会33。现在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也还没有处理。现在你回来，张际春可能会找你。我说我刚回来还不清楚究竟主要是什么问题。他说主要是改写丁陈的结论问题，是否还用反党小集团这个帽子。我问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是丁陈的关系和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总得有个明确的概念。曾经要郭小川根据调查报告起草一个结论草案，意见也不明确。他要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等刘白羽出院后再一起商量。
过了一两天。张际春打电话给我，说丁陈问题以后由作协党组来处理。我说宣传部不是决定以他为首的研究组来处理吗？他说，研究组是个空的机构，这个问题本来是作协的问题，应该由作协党组提出具体意见，宣传部才好考虑。我要求和他面谈，他说，现在也谈不出结果，还是你们先研究一下再约谈吧。这时我感到问题有些复杂，向郭小川了解一些情况。据郭小川说，主要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对55年的批判有些意见，现在张际春、周扬都没有明确的态度，却要他来起草结果结论，他感到很难办34。我问他中宣部机关党委的主要意见是什么，他说，先是在肃反中间，刘白羽怀疑陈企霞有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公安部的命令把陈企霞隔离起来，后来又拿不出根据，弄得很被动。去年丁玲提出申辩以后，经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关于丁玲、陈企霞的有些事实也有出入之处，这样就产生了改写结论的问题。
我把张际春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周扬，过了几天，周扬约了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商谈。周扬说了这样几点意见。他认为结论可以改写，但是55年的批判基本上应该肯定，反党集团的帽子可以不用，但要有一个恰当的帽子，要大家斟酌一下。再则是丁陈的政治历史问题可以不写入结论中间。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不用反党集团的帽子，至少应该是搞党内宗派活动。他说应说明是什么性质的宗派活动，他提出可以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35。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接着讨论如何起草。……决定仍由郭小川先起草陈企霞的结论。……大概是4月初，我和郭小川、黎辛找了陈企霞谈话，征询他对于这个结论草案的意见。陈企霞坚决拒绝，要求全部平反36。这样就无法谈下去。……
4月底，中央发布了整风的指示，我在5月中旬回到北京。我和刘白羽、郭小川到周扬处去商量丁陈问题在整风中怎样搞法。当时决定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吸收丁、陈及55年参加批判的作协党员参加。关于会议开法，周扬指出要把团结的旗帜主动地掌握在手里，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丁玲、陈企霞愿意团结，愿意考虑党组新草案的意见，党组对于55年的批判也可以作适当的自我批评。要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一点错误，那就是他们自己违反整风指示的精神和团结的原则，我们就处于主动了。……
这时，我对怎样处理丁陈问题，确实感到没有把握。在我起草整风动员报告提纲时，我想到万一丁玲、陈企霞等不顾党组的决定，把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先在非党群众参加的整风会上提出了，进行煽动和攻击，那时就会打乱党组的部署，使我们更陷于被动，不如主动地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关于丁陈问题的错误性质要在党内平心静气坐下来讨论，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动。这是当时自己的表面想法，实际上是投降主义。
二转向：从道歉到反击
6月初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主题是整风，检讨1955年处理丁陈事件的失误，提出改写丁、陈事件的结论。第三次会之后，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从休会一个多月后的重开的第四次会上开始，主题发生逆转，变为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击”。
郭小川日记（对前三次会议情况的记载）37：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荃麟、刘白羽、周扬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扬的进攻声38。陈（企霞）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39。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对于丁、陈，不知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6月7日，下午开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有陈企霞、唐达成40、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发言，指责去（前）年的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6月13日41，……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了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马上作了一个令人作呕的发言42，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到了6月6日，第一次党组扩大会上，我又一次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要求大家重新来讨论丁陈错误的性质，得到公平合理的结论43，可见绝不是偶然的想法。在这次会上，周扬也作了一次发言，承认55年的批判有过火地方，是有斗争无团结，说他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刘白羽，并且也承认55年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他要求大家采取严肃态度，辨清是非，增强党的团结等等。这些发言，当时都有记录可以查。我认为除了我个人应负责的罪行之外，周扬和作协党组在57年上半年对待丁陈问题上也是采取调和妥协和投降主义的路线，直到中央注意到这个问题，找了我们去开会，作出明确的指示，才把局势扭转过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前三次会，是在1957年6月6日至6月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正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那天。陈企霞、李又然等进攻尤烈。这天散会后刘白羽十分紧张，晚上和周扬赶到我家里来，要我通知暂时把会议停下来，另作布置。……这期间，整个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党组也就搜集了冯雪峰等人一些反党活动的材料，在陆定一那里谈过一次44，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参加。陆定一要我们组织队伍，进行反击。这样就召开了第四次小型党组扩大会，由周扬作了反击的发言。这次发言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也还没有点到冯雪峰45。……
此时中央注意到作协的问题，有天晚上由总理、小平同志通知我们去汇报，去的人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在座的还有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和陆定一。……周扬就将我们事先商量过的，把冯雪峰、艾青等人也作为斗争对象，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情况作了汇报。这样就把斗争对象确定下来。决定从第五次起召开几百人的党组扩大会议。
三现实问题与历史清算
从第四次会议开始的反击、批判，自然是针对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现实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等一开始就将事情引向“历史”的清算46。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经中央指示后，第二天47即由周扬召集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黎辛等人在作协开会，讨论大会如何安排。决定先攻陈企霞、丁玲，然后斗争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等人。记得当时周扬就提出这场斗争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搞各人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反党材料，搞清各个历史阶段中的问题，如丁玲南京叛变，冯雪峰在上海的分裂党的活动等等48。周扬说起要分别找郭老和茅盾、老舍党外的作协主席、副主席说明要开大会的目的和情况。当时没有提到许广平，约许广平参加是周扬后来加的。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第5次党组扩大会前几天的一个早上，周扬约定在茅盾家里开在京的主席、副主席的会。我先到周扬家里（他当时和茅盾住在同一院子里），他告诉我，还约了许广平，因为许广平和丁玲、冯雪峰都是上海时期的熟人，让她了解情况。当时我体会到他的意图是要许广平到大会上去批判冯雪峰。……到茅盾家里，由周扬向大家说明，谈到冯雪峰在上海一段时，装作很激动很受委屈的样子，说冯雪峰1936年从陕北出来像钦差大臣一样，不找自己同志，封锁中央消息，却先去找了胡风，勾搭一起，打击他们，搞分裂活动。他避开谈到鲁迅和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而是用种暗示的手法，妄图利用反右派斗争的空气，使许广平同志相信冯雪峰那时就和胡风一起搞反党活动而鲁迅则是受了他们的蒙蔽。在周扬谈话中，我也插了话，说冯雪峰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怎样和博古吵架，自动脱党回家49……最后周扬希望大家准备在大会上去作发言。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现在回想起来，周扬企图推翻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评价，要对鲁迅进行反攻倒算，实在蓄谋已久。解放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同鲁迅关系没有搞好，是我终生的遗憾！”……我记得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最初的十多次会中，主要的是斗争丁玲、陈企霞。同时也揭发了我的严重的反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我支持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翻案阴谋，但还没有把我明确地划到丁陈反党集团中去。记得在8月初，可能在第11、12次会上我做过一次未起过发言稿的初步检讨发言，……在承认我对周扬有宗派主义错误时，还说了一句很错误的话，说周扬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以后就应该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这次初步检查，许多人不满意，有人批评我虚伪，特别指出说：“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怎么说‘团结在周扬周围’？”因而不少人认为我仍在耍花招，说自己只是反对周扬，并不真的承认反党。50
……就在二、三天之后，周扬叫人（邵荃麟或别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文联大楼办公室叫谈话51。我到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经在那里等我，空气很严肃。周扬先说，态度很严厉：“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也把你在大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林默涵说：“斗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当时四人向我提出了一些我必须交代的问题，记得其中就有说我在上海曾经诬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的问题。
后来邵荃麟告诉我，斗争我，这是中央的指示。本来作协党组扩大会就准备要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又说：“陆部长（陆定一）也说，不斗争冯雪峰作协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52（上面这些话，都是在斗我的中间，我做检讨之前，我思想上有些未通找邵荃麟谈话时，他对我说的。）
四夏衍“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第17次党组扩大会议上，精心策划的夏衍的发言引起轰动；被看作会议的“高潮”。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冯雪峰（第一次）检讨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人参加，商量对冯雪峰斗争的布置。我把自己准备发言的要点向他作了汇报。我主要讲冯自动脱党以后在国统区一些对党关系极不正常的事实。……周扬认为这些材料也很重要，但主要关键是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大家当然赞成。此外我们还计划当时在北京的参加过左联的一些作家，如周立波、陈荒煤、沙汀、艾芜可以发言，由当时领导会议的核心小组（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和黎辛）去具体布置。夏衍则由周扬去约。……这是关于布置批判冯雪峰的第一次黑会。
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会，参加者多了一个夏衍，主要是讨论夏衍发言内容。夏衍讲了很多1936年的情况，……他讲得有声有色。周扬把他的话概括起来，大意是冯雪峰在文艺思想上是修正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分裂党的反党行为，要他着重讲冯雪峰勾结胡风挑拨离间搞分裂党的活动，和鲁迅答徐懋庸信是冯雪峰执笔，捏造事实，蒙蔽鲁迅等等。这样就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
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懋庸信”的问题时，他很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原稿就在鲁迅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看么。我看他说得这样肯定，也就完全相信。会后，我就用自己的口吻告诉了张光年，说我去看过。其实当时我并未去鲁迅博物馆……
夏衍在第17次大会上作了发言53，煽动性很大，楼适夷当场大哭，空气十分激动，形成了一个翻案的高潮。接着许广平站起来发言，驳斥了夏衍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的胡言54，是鲁迅看过亲自改过才发表的。她激动得哭了起来。当时会场上气氛很紧张。55散会后，周扬立即留下我们几个人（林默涵、夏衍、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又开了一次小会。周扬对夏衍发言觉得很好，当面还称赞了他，对许广平的发言，周扬有些沉闷，似乎不愿意去评论。大家议论的也不多，只是夏衍辩解了几句56。……周扬说，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清楚，现在必须搞深搞透。他希望再有一个有力量的发言，这个人不好找。当时我问他自己能否作一个发言，周扬不愿意，林默涵认为也不适宜。记不清是林默涵还是刘白羽，建议开个各单位负责人的会，由周扬来讲。大家都赞成。这样就决定第二天开中型会议，把两条路线的斗争性质讲清楚，同时也确定以后几次大会发言人的部署。
第二天的中型会上，周扬讲了话，指出批判冯雪峰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上的大斗争，必须搞深搞透，要大家领会领导意图。我和林默涵也讲了话，提出要搞材料，组织文章等等。我当时讲了要“看远不看近，看难不看易”，所谓“看远”，就是指三十年代问题，“看难”就是今后写文学史的问题。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斗争我，记得是在作协党组扩大会停开几天之后，8月13日第十六次大会上开始的，由邵荃麟的发言开始揭发和批判。第十七次会上夏衍的发言最震动会场，发言中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他和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57。从夏衍发言开始，会场空气大变，同时都集中在1936年我在上海“摧毁地下党组织，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分裂文艺界”一点上。几天中接连发言的有陈荒煤、周立波、沙汀、郭小川等等，都集中在“蒙蔽鲁迅”和“分裂文艺界”上。这些发言，后来有的未印出，有的印出的书面上已删去许多，但大部分还可以在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9）中看到的，……
当时十分激动的会场和空气和从夏衍到郭小川的这些发言，对我这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发生影响，因而使周扬等人能够达到阴谋目的的，正是下面这许多毫无事实影子的事情。例如说我摧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说我污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说我为了调虎离山要送周扬到日本去游学，说我派人监视乔木同志到西安，说我不给钱给王学文同志的爱人致使他做了难民，等等。这些，我相信事后都可以调查清楚的。郭小川举了许多坏人的名字，说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觉得也可以调查清楚的。但郭小川从反革命分子胡风那里得来的大堆“材料”中有一条，说我曾在胡风面前污蔑过周总理，那虽然完全是胡风的造谣诬陷，我心里却有些发愁58，因为我不可能立即要求对证，而在会场上已经发生了影响，显然已经有相信我竟然污蔑过敬爱的周总理。不过，会场上使我最震动的是两件事：
第一，是夏衍发言使会场十分震动的时候，许广平也十分激动引发对我的怀疑，哭泣着站起来痛责我“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我当时和现在都并不怪许广平，因为她可能想到鲁迅曾被胡风骗取信任的事情，因而怀疑起我也是胡风一类人，在当时会场的背景下并不奇怪的。）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也就想到鲁迅当时告诉我的周扬等人那许多恶劣行为，胡风、周文等人也都告诉过我们，这中间很可能有胡风、周文等人弄的鬼。
第二，在夏衍发言中，周扬也几次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我：鲁迅答徐懋庸信前半篇中指责周扬等人一二段话，是我的笔迹已经对过原稿，这是对他的“政治陷害”，同时这也等于向敌人告密，让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活动。
这“政治陷害”和“告密”的话更使我震动。心里想到这确实是损害了周扬。
……
在斗争我的几次大会中间，我找过邵荃麟一次（晚上，在他家），我问他：“我错误的重点究竟在现在，还是在过去？”他说：“主要当然在现在，即在丁陈问题上和其他的反党错误。但过去的错误也不轻，特别是在上海同胡风勾结，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损害了鲁迅。”我说：“我承认当时对周扬我有宗派主义。解放后来北京工作，对周扬也不够尊重，甚至当面对他发脾气，事实上等于不接受他的领导。但这些都是现在的问题，我承认这是我的反党错误。至于上海的问题，至少他也有错；对我搞得这样严重，我思想上有些不通。”他反问我：“为什么许广平对你也很不满？”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曾有过对不起鲁迅的地方，没有欺骗过鲁迅，许广平应该是知道的。在对鲁迅的关系上，我也没有欺骗过党，这是同志们也知道的，也可以再调查。由于鲁迅在病中，我帮他起草了《答托派信》等，在政治上也不算错。”59他说：“这些当然没有错。但你曾经跟胡风搞在一起反对周扬，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总是严重的错误。”又说：“事实上，你损害了鲁迅，也损害了周扬。”……
郭小川发言之后，有几天我未去参加大会，在家中写检查稿。我的许多反党错误，我都容易搞通思想，但1936年的事情，特别是同鲁迅有关的事情，我思想上矛盾得很，反反复复地寻找既不“损害”鲁迅，又不“损害”周扬的说法和根据。在这中间，我又找过邵荃麟一次（也可能是两次）。这一次（或两次）的谈话，现在记得清楚明确的是这几点：1.他指出我这个人保卫自己（自我保卫）的本能很强。2.只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才能得到人们饶恕，个人仍有改造的前途。党对我的态度取决于我自己认识错误是否深刻。3.他说，一切应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护鲁迅”也就是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损害”鲁迅，不要把自己的错误“推到鲁迅头上去”。4.他说，周扬究竟是代表党的。又指出，我平日损害周扬的地方也确实不少，这毕竟是错误的态度。这一次（或两次）他大半用劝说我的语气同我谈话。特别强调指出我保卫自己的本能太强。
由于我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在我最后检讨稿中对于1936年代问题，我就作了违背事实的检讨，承认了不应该承认的错误了。……我的检讨稿在9月3日晚上送给邵荃麟去看，他看时我在外面街上转了一会，回去时除他指出几个不重要的地方改了一改之外，他认为可以通过。
第二天（9月4日）第二十五次大会上，我读了我的检讨，全场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后来听说，大家认为我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
五一个注释和一篇文章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扩大会结束以后，……周扬、林默涵向我提起要改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说信中所说的那些事实既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改正。周扬要我找冯雪峰谈话，并要冯雪峰起草。……大概是11月间，我就找了冯雪峰谈话，把周扬的意思告诉他，要他承担责任，以免鲁迅受过，要“保卫鲁迅”等话。这当然是施加压力。冯雪峰也只好照办。……11月中旬，周扬约了我去，在林默涵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个人商量这个“注释”稿子。周扬对原稿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夏衍等对证”这句话认为不应写入，又嫌注释太冗长，他口授意见，由林默涵当场删改。改写后又经周扬改了一下，即《红旗》刊出的稿样60。以后即交林默涵去办。第二天，林默涵又改动一处，我就不知道了。
林默涵（1966年7月写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61。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道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退回出版社。……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讲到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我给王士菁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至于抽出《鲁迅书简》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但周扬阴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做了帮凶的行动也还有，那就是对鲁迅《答徐懋庸》加那一条注释的事。下面我叙述那经过。
我当时确实认为我那样检讨，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和“严重责任”是可以消除我过去对于周扬的“损害”，也不致损害鲁迅（因为之中提到周扬的某些地方，是由我负责）。因而我在检讨稿中也自动在括弧之内加了这样一句话：“在加注释的《鲁迅全集》中，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应该加上明确的注释，说明事实的真相。”
我拟定注释初稿的那一大段，时间是在1957年10月间，是邵荃麟叫我拟的。我答应拟写，在我自己方面，确实没有试图减轻处分或其它“交易”的动机和目的62，因为这是在9月16日在首都剧场开的大会之后，在大会上，陆定一已经宣布了一批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字，我被放在第三名。在这次大会之后，我还找过邵荃麟一次，表示希望留在党内改造，并且有决心去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决心）。他说：“中宣部已讨论过了，多数人都认为你应该开除。要是不开除你，像陈涌那些人怎么处理，他们比你不严重多了。”我也找过刘白羽一次，向他表示同样的愿望。他说，还是努力改造吧，希望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又说，邓小平同志说的，个人主义，以功臣自居，骄傲得不可一世的人，留在党内改造得不好，就让他到党外去，那样认识到错误，改好起来了。他说，邓小平同志引了一个井冈山时代的同志为例，那同志骄傲得不能碰，开除出去倒好起来了，后来又火线重新入党，现在在做某部的部长。刘白羽最后说：“希望你努力改造，将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在10月间，不是邵荃麟打电话叫我拟写，就是我去看他的时候说的。……他说：“你熟一点，还是你先拟一个初稿吧。”我自己也以为我“熟一点”，就拟了。现在我从《红旗》杂志今年第9期上印出来的影印打字稿上，把这段初稿照抄如下：
这里应该指出的，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破坏，以及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其他坏分子在“左联”内部进行挑拨离间活动，本文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党员作家周起应（周扬）等的指责，例如说“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等，是同事实不符的。根据1957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的检讨以及周扬、夏衍等的对证，所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完全是敌人所造的谣言。又本文中“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一段里所说到的两个青年，现在也已经由事实证明，一个是叛徒彭柏山（系在1955年肃反中查出），一个则也并非事实。当时新从陕北到上海而同鲁迅很接近的党员作家冯雪峰，根据他自己的检讨，对于上述这些不符事实的指责，也要负严重的责任，因为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一切事实都进行调查和对证，而本文是他同冯雪峰商量以后发表的，冯雪峰当时却由于对周扬等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相信了敌人和坏分子的谣言，并没有向鲁迅进行解释、分析和帮助他对证事实。
这段初稿，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没有采用，被全部划去了。他们所以不采用，我想，也一定如《红旗》杂志上阮铭、阮若瑛两同志所分析的两个原因63。……我拟写的注释初稿，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据最近邵荃麟自己交代，——还有夏衍等商讨后，被全部划去，另由林默改写了一个64，现照《红旗》杂志上的影印照抄如下：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为，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改稿，是王士菁同志拿到我家里来给我看的，说是邵荃麟的命令65。我看了，当时只认为把这篇文章说成为别人“执笔代写”是太不应该了，曾经带着气愤的口气对王士菁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别人代写的，又何必编进全集中去呢？”于是就拿起浓铅笔来，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第二句中“鲁迅”下加上“当时在病中，他”六字，以作别人拟稿的理由，在最后的“鲁迅”下加上“在定稿时”四字66。但我这样一改，虽然仍然肯定文章是鲁迅写的，可是林默涵的有意含糊笼统的原文仍在，仍然可以否定鲁迅全文的价值，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和为周扬翻案的阴谋目的。……
我由于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67而做了周扬等反党阴谋的帮凶，犯了真正损害了鲁迅的历史罪行，我将另行检讨。
以上写的只是同我有关的我所知道的材料。68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在57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早上，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和我还有一个文艺处的工作人员，带了很多材料到了西山八大处作协休养所去集体讨论修改。头一天上午由周扬讲了一个轮廓，内容很多，中心意思是这篇文章69不仅总结反右派斗争而且应该是总结三十多年来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就是把鲁迅的正确路线和周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根本颠倒过来。……
这天会开到下午，大家讨论了一番，……由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三个人分头写初稿然后由周扬综合修改。……第二天搬到万寿山饭店，在那里改了很多天。
发表后，林默涵来找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中央也很重视，70文艺界应该学习，有所响应。这样决定由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应认真准备发言。关于座谈要点，林默涵和我交换过意见，主要强调这篇文章是三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基础，特别是三十年代那一段的问题要加以阐明，以便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参考71。……我是写好发言稿去谈的，袁水拍看见就要去作为专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周扬几次对我说过，要搞一论一史（文学概论和文学史）作为建设工作，又说过，“趁三十年代的人还在，要赶紧把活材料收集起来”等话，……1959年底，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周扬要作协起草一个“关于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是由我起草，在党组讨论过的。其中就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左联以来的文学史料应在1960年内完成，争取在三年内编出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等话。……1960年起，唐弢就调来编现代文学史提纲，换了多次稿。到62年秋，周扬仍叫我负责审核唐弢编写的提纲。62年11月由周扬召开一次现代文学史讨论会，讨论了这个提纲。
1960年3月，在作协由《文学评论》和《文艺报》共同召开一次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座谈会，由何其芳主持。此事曾由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过，并列入60年作协工作计划，由作协召集。后来林默涵主张由两个刊物联合召集，以便组织文章和搞资料，……林默涵不满意（座谈会），原拟在报上发消息，散会时林默涵说，在《文艺报》上发一简短消息即可……
甚至到了1965年我已经受批判后72，周扬在找我去谈安排工作时，还提到要我留在作协研究三十年代文艺。可见，他的野心未死。
（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收入本书个别地方有修改）
1962年大连会议
1962年8月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下面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几份材料。它们是：会议发言记录（摘录），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邵荃麟、侯金镜在“文革”发生后，于1966年下半年撰写的“交代材料”，同时，在对上述材料注释时，也引用其他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
“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但是，邵、侯的材料，对事实的讲述采取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具有较高可信性：这不仅是语言、文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另外一些可供参照的叙述，对此有所证实。本文采取将材料加以简单编排，对某些部分加入批注的方式，是试图“复现”事件的某些细节，在“历史”的“必然”中见识“偶然”，以此增加对“当代”（“十七年”）文学权力机制运作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文学界纠结并引发冲突的问题的症结。
一、起因
大连会议全称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持，于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关于这次会议的起因，
侯金镜73的“交代材料”：
（一）1962年秋天刘白羽就计划要召开几个创作会议（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军事题材等）。这计划是在“文艺十条”和5月、7月旧中宣部召开的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制定的。其目的是为贯彻“文艺十条”及两次黑会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74
（二）1962年6月，作协党组就确定夏天在大连开这个会。在这之前，邵荃麟找过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传达过周扬的话，我记得是，周扬说，“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周扬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方针。这个黑方针，后来写在作协1962年一年半的计划中。
大连会议之前，邵荃麟也找过林默涵。邵荃麟说在刘白羽家里碰到林默涵几次。这一年4月见到林默涵时，林说，困难还没过去。在七千人大会时，林默涵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林默涵还强调作协要搞创作讨论会，还要做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工作。75
（三）6月，黑党组确定要开大连会议。这时候我和邵荃麟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邵荃麟自1961年就一再宣传“农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对党的政策不满意，抵抗，不把粮食拿出来”，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也就是他在大连会议上讲的：“农民要单干，就是因为对于国家保障他的利益不放心。”
约在1962年5月，邵荃麟听了陈云在国务院部委党组书记的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就神色不安，忧心忡忡。会下他向我说过好几次，“情况严重，要加强团结，同渡难关”。
（四）通过谈文学创作，我和邵荃麟在反动的文艺观点上达到一致。……邵荃麟提出，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等。邵荃麟提出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因而“战斗性”也就不够。这一方面是要揭露“阴暗面”，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另一方面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些话都是在1962年5月到7月，在讨论《文艺报》工作，讨论59到61年三年短篇小说选，或在邵荃麟家里谈话时谈的，而且这些话都不止谈一次76。
邵荃麟的“交代材料”：
1962年4月，我从青岛养病回来后，不久就去看周扬。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我告诉他，现在一些作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像马烽、李准等都很少写短篇了，刊物感到组稿很困难。这个问题很值得专门讨论一下。……
这次谈话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虽然这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开创作会议的计划，但这次谈话却为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
根据我当时思想状况和周扬、林默涵的谈话，又和党组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1962年至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和一个“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草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方针。在计划中，拟定了要开一系列的创作座谈会。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计划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作协一年半工作计划初步拟定后，由我同严文井去向周扬汇报。周扬完全同意。我告诉他准备夏季先开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以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他也赞成。77
7月间，我又去看他一次。这时大连会议已经有了个初步计划，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把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主要矛盾看法告诉了他，并说，这种矛盾反映在农民思想意识上就是集体主义与小农思想的矛盾。小农思想是个大问题。赵树理、李准、马烽等许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周扬却认为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其实内容都是一样，即党与群众的矛盾，所以我也吸收了他的意见。
我也向他谈了写人物的问题。我说我最近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特别感觉人物的类型很少，有些千篇一律。78我说不通过人物多样化，只讲题材多样化是不能解决问题。八条79中既然讲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呢？……周扬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
我去大连前几天，因刘白羽患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林默涵也在那里。出来后，我们两人在院子里，我告诉他拟讨论的项目，即侯金镜拟定的四项议程，他表示赞成。
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话后，曾几次找了赵树理、马烽等谈农村形势和创作上如何反映的问题。
听了周扬、林默涵和赵树理等的谈话，我自己又从《内部参考》、《宣教动态》80等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些反面的或片面性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材料，这时我对三面红旗，从动摇、怀疑发展到对立的情绪，并且和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二、座谈会准备
侯金镜材料：
（五）对于大连会议的策划和准备工作
甲去大连之前，7月初，在邵荃麟家里邵和我就商量定，在会上，1.讨论怎样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81，就是写所谓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2.讨论怎样描写克服困难，实际上是讨论写揭露阴暗面的作品。3.在会上要“发扬民主，解除顾虑”，在一段时间先谈谈农村形势和情况。实际上就是发动到会者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发泄不满情绪并进行攻击。
乙准备了两篇作品对会议做“启发”和“示范”。邵荃麟提出《赖大嫂》，做“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作为所谓当时“党和人民群众矛盾”的一个标本；我提供了《“老坚决”外传》作为写“顶风人物”（就是反党“英雄”）的标本82。
丙邵荃麟带了几本有反面材料的《宣教动态》，到会上给大家传阅。他拿给我看，我也同意传阅……这几份《宣教动态》也是对会议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起煽风点火的作用的。
三、参加人选
侯金镜材料：
丁拉茅盾来一起参与大连黑会的领导
1.邵荃麟……拉茅盾来参加会，事先有个组织准备，这就是《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其中规定加大书记处的权力，加大第一书记，也就是茅盾的权力。邵荃麟事先和周扬商定好所谓改进作协工作的新精神，贯彻周扬“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修正主义方针。这文件是在1962年4月由邵荃麟口授提纲，我写第一遍稿，然后又由邵荃麟修改两三次，才提交党组会讨论通过，又提交书记处讨论通过（我估计这文件一定经过林默涵看过，否则不会拿到书记处讨论的）。这个文件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企图影响各分会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有这个文件，大连会议就一定得拉茅盾参加，一定得和茅盾共同“领导”这个会了。
2.邵荃麟在去大连之前，找过茅盾。因为茅盾要去大连休养，才确定会在大连开的。83
3.茅盾在参加大连会议之前，曾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团，曾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茅盾向苏修讨好，吹捧二十二大，附和苏修分子苏尔科夫，攻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森纳那亚克。84他不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商量就同意苏尔科夫的倡议，举行亚非作家会见会，目的是攻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这是向苏修投降，出卖亚非进步作家的罪行。因此，陈毅副总理决定取消他赴朝代表团团长的资格（这情况，是在大连会议中邵荃麟找周扬谈茅盾情况，我才知道的）。但邵荃麟仍拉他来参加会。这就使大连会议形成了一个有右派民主人士参与的党内外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革命统一战线。
（六）参加大连会议人选的策划
准备大连会议的时候，邵荃麟和我商定，参加会的人先以北方的作家为主（否则人会太多），以后再开南方作家的会。85参加会议的名单是我开出，交给邵荃麟确定的。后来有一个变化，是原确定山西有马烽，山西文联换成了束为。后来在大连临时确定方冰参加（因方冰在大连工作，是地方文化方面的“主人”）。但是把这些牛鬼蛇神凑在一起，在邵荃麟和我是有一个共同的动机的：
一个赵树理。他在1961年写了《实干家潘永福》，我曾写文章吹捧。1959年他因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受了批判。到1960年底以后，邵荃麟和我都有为赵树理翻案的思想。86同时认为赵树理“了解农村”，让他在会上多谈谈农村的情况（就是放毒）。也为了“鼓励”赵树理再多写些《实干家潘永福》式的作品。在大连会议开始时的一两天，邵荃麟向我说，“老赵对农村问题有很多好见解，他懂得农村，要他多谈谈”。明知道赵树理的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还叫我去动员他，明明是怂恿他放毒，鼓励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二是选择山西作家87，这是因为他们在1960年向刘白羽叫嚷过“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又说创作时心理紧张，不敢写。同时他们也熟悉农村情况。这样才找他们参加会，要解除他们的紧张心理，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问题”。（侯金镜另一份材料写道：“1960年10月去太原，主要休养，也搜集反党材料，与马烽、西戎等谈话。马烽、束为说，‘共产主义风格与共产风没法区别，作品不好写’。我看他们有顾虑，没有深谈。马烽还说，‘过去写的作品不能看了，觉得对不起农民’。这些，邵荃麟、张光年都知道。”）
三是选择李准。他过去是写英雄人物的，在群众中影响很大。那么，要他参加会，影响他来写“人民内部矛盾”和“克服困难”的作品。同时他也了解农村。事实上也是“鼓励”他写毒草。
四是康濯。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88，可是仍然选择他来参加
以上情况，虽然邵和我都没有摊开来谈，但内心里这些想法都是共同的。因为我提出的名单，邵荃麟没有提过任何一点不同的意见。
四、周扬与会议
会议从8月2日开到16日，每天上午半天；下午晚上休息。在茅盾的开场白之后，邵荃麟对会议议题等作了长篇发言。
侯金镜材料：
会议开始时，（一）邵荃麟向党员作家说明，茅盾是书记处第一书记，请大家发言时不要有顾虑。（二）邵荃麟又宣布“三不主义”……邵荃麟在会前也向赵树理打过气，鼓励他做反党的发言。
周扬到大连时间比较晚，大概是8月7、8日才到的。（一）第一次邵荃麟和我找周扬，主要是邵荃麟谈茅盾出国时所犯的政治错误，商议怎样处理的问题。周扬说最好是由总理或陈总找茅盾谈一次话。然后邵荃麟向他汇报会上讨论农村形势的情况，举了赵树理、李准、西戎、李束为谈的农村情况作例子。周扬说，好嘛，作家开会不要只谈创作，也要议论议论国家的大事情，互相之间通通气，交流交流。这些黑话，也就又鼓励了我们开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会）的勇气。（二）第二天，邵荃麟和我找周扬，向周扬汇报讨论创作问题的情况。这次向周扬提出大家反映写当前生活作品的困难，如“共产主义和共产风如何区别”，“写批评缺点的作品行不行”，“这一段时间具体政策变化比较大，不好写”等等。周扬只着重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投鼠忌器”，这就是鼓励大家写批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又提到不要用文学作品反映具体政策。然后周扬约定在会上讲话的时间，然后他就在会上做了那篇非常反动的讲话。89
邵荃麟的材料：
会议具体计划主要是四项议程：1.先让作家们谈谈农村形势；2.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而以写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其次是开会方式，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出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敞开心来交谈。
会议期间有个临时的核心组作为领导。由我，侯金镜，陈笑雨（《人民日报》），李曙光（中宣部文艺处）四人组成。
会议开始时，周扬从沈阳知道后，即在安波陪同下赶到大连来。第二天，我和侯金镜去汇报，主要谈会议准备如何开，以及我讲话的要点。在谈到创作问题时，我记得还是谈到中间人物的。……在他讲话之前，我和侯金镜又去汇报了一次。在他离开大连那天，我们到车站去送他，他又叮嘱我要办内部刊物90。
五、讲话和发言摘录
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十分详细；记录人为唐达成和涂光群91。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包括插话）已经整理公开发表，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工人出版社，1980年）。《文集》出版说明称，“我们在编辑时除极个别的错字加以改正外，一般未作变动”92：对照原记录稿，这个说明是基本可信的。我在下面摘录的是他的部分发言，主要涉及农村形势和相关创作问题。虽然赵树理发言已发表，但他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发言者之一，故仍摘引其中一些部分。
（一）邵荃麟的三次讲话
作为会议主持人，邵荃麟除了零星插话之外，有三次讲话，分别是8月2日，8月7日和会议结束时的8月14日。这三次讲话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中，被编排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分，只在最后注明“1962年8月”的时间。93在这三次讲话中，有关文学创作问题，邵荃麟特别关注题材、人物的多样化，强调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这样才有现实深度，也才有“战斗性”。下面这些话针对当时创作问题而发，它们后来反复被征引加以批判：
***
回避矛盾不可能现实主义，没有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到浪漫主义。（8月2日讲话）
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8月2日讲话）
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8月14日讲话）
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无论萌芽也好，大量存在的也好，必须是在生活土壤中产生出来的……（8月14日讲话）
（二）会议部分发言摘要
1962年8月2日
邵荃麟、侯金镜都认为赵树理了解农村，就鼓动他在会上多谈。因此，8月2日在邵荃麟讲话之后，赵树理有长篇发言。
赵树理：（认为农村的浮夸风从1953年就已经开始）统购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个对子，结果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过眼前了。他们说是劳改队，日子愈过愈困难。过年，洋火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成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这是58年以后，（东西）愈来愈少，少得不像话。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
……钱，农民也是要的，还是要买些东西。60年过年，是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个门窗分几张纸，一户半斤煤油，两包洋火，有的农民因为半斤煤油闹分家。农民是觉得所有生产资料入了社，没钱就向社里要。说你账上没钱了，他不管。过去中农户有时能省也省一点，现在不了，也不省，说用就用，没有就借，就成超支户，几年也还不清。劳力少的，本来要省点，现在他就不了。别人买什么，他也买什么。有时超过一两百块钱。劳力少的过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就跟国家要，劳力多的过的是社会主义生活。
我们说话舌头软。麦子快成熟了，公社去核产，核算了，到收秋后，还不叫分配，还要到社里批再分，结果大量瞒产……
西戎：今年不同，层层隐瞒，层层抗拒，但粮食在，社会财富在。
赵树理：顶风94也是自然的。……顶风的，他受很大批评，但是他说不少理由。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因为要收豆子，有的地方把锅子搬到工地上去，不去也不行，孩子回来没饭吃，他就哭了。这些干部是怎么想的呢？怎么能把锅子也搬了呢？孩子也不管了。刮“五风”，有些是顶不住，顶多少也好。这些不顶的干部也助长了政策上的毛病。
物资保证没有，光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过年过不成，那是说不过去的。你搞油坊吗，东西在那里，他挨点饿也放心，否则他就没意思。最缺的是穿，吃的东西，马马虎虎过得去，穿有时过不去。土布现在农民又织起来了，不织过不去。
茅盾：粗碗也不够。
赵树理：盖小高炉，做耐火砖去了。锅，晋东南还可以买，北京要开证明。
茅盾：60年要买个鸡毛掸子不容易，因为扫风箱去了。
赵树理：扫帚也没人做了。
茅盾：国产打火机，香港有的是。
荃麟：民主生活怎么样？
方冰：那是上面指定的，大家举手。
赵树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实在难说得具体。不说电灯电话，也没得说的。有些人留恋过去，一度发财，一度倒运。只想发财的，他看见有些中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他有实例。我们有的人乱说一通。过去农民打算十年，一辈子总有个打算，现在不知道打算。只能原则上说，也不解决问题。机械化也不知道适用不适用，没有个盼头。
集体化优越性，整五风整掉了，不敢讲了。……现在这种统购，只和集体联系，不和私人见面，所以他感不到卖粮的需要，只和大队要。过去要花钱就卖粮，现在不够吃就怨大队卖得多了。可是不想自己花钱是哪里来，这个问题重要解决一下。
1962年8月3日
康濯：中国农村情况不同，要求的程度不会完全一样。而我们那时（指58年）一般化的对待就不对。农民有两面性，那时是颇狂热的，很难避免些问题。问题更严重的是59年反右倾以后，那时狂热性更大了，主要的不是农民而是我们干部。
……老区有不少队是顶住风了的。平山县有个队老去争取蓝旗，使人不太注意，还有个队是“鼓足干劲，力争下游”。总的说，情况是60年最坏，下乡简直没有法子。农民总的说思想情况还是不稳定的。有四条原因。头一条农民搞不清楚这几年为什么这样干。有个农民很相信党，引老区土改的例子，那时有的阶级划不下来，农民很不稳定，二三年才稳定下来。聪明人不太恐慌，是相信党的政策的。现在聪明人又向农民做解释了。但到60年没有一个聪明人能解释这个问题，连他的牢骚也特别多。第二个原因是破坏力太大，农业恢复非常慢，恢复不了。……有很多老区老是缓不过来，人饿死病死，往外逃荒要饭的非常多，使好点的地区也不稳定。第三个原因，国家城市和机关干部加在农民头上的包袱，我们国家还没有主动卸掉……
茅盾：那时是暴发户心理。
荃麟：这是工农业矛盾。
康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有些引起农民反感的，就是城市。自由市场有些农民是报复心理，碰到你漫天要价。第四个原因，有些政策老定不下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矛盾，我们离摸透还差得远得很。
赵树理：农民不是需要什么计划什么，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管农民剩不剩下来。
康濯：这几年一搞都没有马列主义，要农村干部怎么办？现在是巩固集体，至于少数地方搞些单干，包产到户，要根据具体情况看。
李准：同意老赵说的五风是结果不是原因。河南原来基础很差，搞了五六个城市，工业，都是平地搞起来。三门峡，平顶山，鹤岗，洛阳，郑州，光这些我们就吃不消的。……还有农村问题不是从58年开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以前，信阳有一个小社，我很相信。可是一来高级社搞七八十户，我思想不通，这里面有夹生，走直路一步登天。部分农户很难说是自愿。
现在河南市场比较开放，比较宽，……单干问题——包产到户呼声高。这条光明大道很不好找，如果能找到问题就解决了。究竟日子怎么过，怎么打算想不出来。老农民光安排寿衣寿材，这个现象不好。土改以后好，盖了一阵房子，妇女弄几件衣服。现在不弄点钱的都想占点东西，钱花掉算完成任务。
茅盾：浮夸过火了。
李准：确实，有破灭之感。一般县干部究竟对集体的信心怎样可以测量一下。有一个县干部讲共产主义没有进去以前，还是应留个资本主义尾巴，有作用。
西戎：那几年下去回来情绪不佳，一脑袋问题，觉得问题很大很严重。我们讲优越性他们讲看不见……讲是不是把土地借给农民几年，等社会财富增加了，到那时干什么都行，现在吃饱饭是重要问题。
1962年8月5日
赵树理：现在是不是我们建设的低潮？低潮是过去了，五风的十二级台风是过去了，只剩点风尾巴。……这几年不管怎么过，有的抖起精神过了，有的哭哭啼啼过了，好也罢，坏也罢，有问题过得去的是多数。过不去的局部地区只好单干了，但在全国说不上主流。韧性的英雄，如老坚决、实干家95，不是太少数。抗风是各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他没有脱离群众。58年后，我那个大队增加了两驾大车，开一座油坊，养了蜂，建设一所小学校，这都落下了。外债是借了些，但是抵得住的。产量除60年少数减产，没减产的是大部分，对集体基本上是依靠的。……对模范县是好帮助还没有完全过去。模范不能学习，就是因为某些领导的帮助坏了。从55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咱们下去生活最好不要看模范，写模范村。领导生产现在有一个现象，瞒产是层层往上堵。在过去是往往夸，但谁夸得多谁的负担重。
周立波：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我们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赖大嫂这样的人物相当坏，但是相当大量存在着的。她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我们也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要凭幻想，不要把它理想化。我个人喜欢农民，但不能理想化。
邵荃麟：电影中把农村写得吃饺子，穿得好，农民反映如何？
赵树理：非常反对。有个戏写公社怎么好，到处挨骂。
邵荃麟：马烽同志过去写农村写得很好，现在又怕写阴沉了。
周立波：（写内部矛盾的问题）看准了，看清了，从实际出发，写出来，一定会有人反对的。《山乡巨变》中一个党员不够水平，我写的时候就准备听到“有怎样的人吗”。果然听到了，这就要顶住，不顶住就不行。
赵树理：……现在情况好转了，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这是他们考虑的。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96，走50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这几年大概还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
李准：土改出了一批作品，合作化初级社又出了一批作品，现在不好写。原来是嘲笑对象，“60条”一下来，感到这里面也是该肯定的，就觉得难写了。
赵树理：就做一个人物的生活记录来写行吗？到村里去问农民这几年生活怎样，好像那一段都不好写。我们自己也生活过，自己写自己是不是代表了真正的生活呢？好像也不好写。
侯金镜：过去写的正面人物出了问题，原来被嘲笑的人物领了护照，写起来就困难了。97
韶华：党校放些电影，反映大跃进，大家一看就哄笑起来。
黎之：现在是不是写一批顶风人物，老字号的呢？
茅盾：我们现在也不从政策出发，还是从生活出发，写它的侧面。写侧面不一定回过去60年怎么样，只写现在的一面。比如农民对自留地很热情，好像保健站，但是对社的态度又不同。这样写行不行呢？
我这次到莫斯科，说到食品，鸡、鸡蛋、蔬菜、猪，主要是自由市场弄出来的。搞了四十年，农业也还是这样。他们留的地和小家禽范围是很大的……
赵树理：集体和个人的矛盾，斗争还是多的。比如山西，每村总有那么几个落后的人，他比较消沉。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威信，农民也不听他们的。……农民现在定自留地，自留地打得比集体分的还多，对社的地就没兴趣了。
邵荃麟：集体生产优越性，过去合作化是好写的，因为明显的。现在经过这几年，集体的优越性就好像不大看得见了，就不好写了。
赵树理：现在克服五风，集体化也不讲了，我们说优越性，农民会问，增多了，粮食是不是我们的呢？过去党员轰轰烈烈，现在正经话都不说了。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先把党员组织起来去干，这还好办。去写，就容易带上主观主义色彩。
1962年8月6日
束为：那时是吃了兴奋剂，现在吃了副泻药，浮热下去了，真正的热情还没起来。不仅是作家，群众也只起了一部分。
公社化的结果，从现象上不如高级社、初级社时活跃。现在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了。……在农村的一部分社员中，自留地要比社里地重要得多。从思想上这似乎又是向后退了步。从过去看是发展的，小集体到大集体，分红到不分红。现在农民想单干的不少，问题变得又转回来了。好像和写高级社时那样，甚至还不如。
西戎：有的村劳力跑光了，一个村只剩下三两人，怎么行呢？
束为：我想集体化要坚持，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自留地多留，可以开荒，也可以借地，这样情绪也许会好些。我们大概总是以为中国农民觉悟最高，可是不想到他们还是留恋单干的。
赵树理：他不种集体地是因为粮食不归他，征购多。精神负担过重。到农村一谈是吃饱吃不饱，自留地多和少……（58年）那时是严肃的，正经的，不是有什么坏心的。王大炮98要在麦地里扎篱笆，我看也不是王大炮决定的，责任归他也说不过去的。
邵荃麟：人民大多数是好人，但也有思想意识确实很坏。干部也是两头小，中间大，百分之百的英雄少。蜕化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少。最大多数的是有缺点，弱点，每人有自己一本账。这样一些人，工作中也是这样，党内也是如此。
1962年8月8日
康濯：这几年还是一个工农业发展比例的矛盾，没有找出建设规律。为什么刮起五风来呢？我想农业社会主义很严重，列宁批判这是一种反动的理论，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在外面干部思想上。
农村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应该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暂时把这个矛盾退到次要地位。社会主义思想与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单纯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不科学的，正因为发生这个矛盾，就要解决问题。现在的措施，允许单干，也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与以前不同，我们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单干的，特殊的地区和情况又允许单干。……单干也不是过去的重复，而是有新的内容。
短篇小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映问题的小说，如《乡下奇人》99等。但都还是轻微的讽刺。我觉得重要的是写出沉痛的教训，要写出没有掌握好社会主义规律，空想，碰壁，怎么认识。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教训，开始时是认识不清，后来才逐渐清楚。这也是沉痛的。喜剧要，正剧要，悲剧也可以要。
邵荃麟：悲剧也可以得出积极的效果。……应该写的是沉痛的教训，复杂的矛盾。
胡采100：现在的生活是麻烦，我们自己又有急躁情绪，这与作家的革命责任心也有关。但作家光这样不行，问题是要对这复杂的生活，做出正确的评价，不能增加混乱。（……认为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作品问题主要是自然主义）把自然形态的搬上来，人物、性格都不管。同样写大跃进，也可以不一样。比如《严重的时刻》、《新结识的伙伴》101，现在还是优秀作品。（有的作家）脑子里太多的是生活里原来的东西，消极的东西，而没有跳出来。一定要跳出来，改造，选择。因此我觉得（有的作品）把生活看得太实了，浪漫主义少了些。《实干家潘永福》是很朴素的，但老赵我还是觉得太实了些，甚至《套不住的手》，五百年前农民也是如此。今天的劳动人民有什么新的精神面貌，揭示得不够。
李准：我觉得这里（指《套不住的手》）还是有新的内容，看见了一个老农的心。
康濯：批评界对老赵作品评价不够，不够高。大跃进时，我犯了很多错误，浮夸102，他很冷静，而且热情很高。他是写老老实实，正是提醒人。
胡采：老赵是从当时实际出发，是起作用的。对劳动中的精神面貌写得还不够。
陈笑雨：他对人物的社会主义精神，新的劳动态度还是指出与过去的不同的。
胡采：关于主要矛盾……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集体单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总要以集体、国家的观点教育人民，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也要指出具体道路，要与社会主义思想挂钩。看问题，也不应是从自己亲身感受的角度看，应看到宽广些，这些，对生活的评价就全面些。即使是较严重地区，也要加以区别。王大炮式的也有二种，一种是满腔热情，一种是明知错的，胡搞。老坚决也有二种，有顶风的，也有保守的。……什么是主流，这也还是比较明确的。借地也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李准：写短篇小说，生活中退到什么地步？我觉得退到初级社那么大，办那么大，可以使农民富裕，丰产，这是我看见的，再退我就不写……还有工农业步调问题，这个教训是千金难买的。
1962年8月11日
侯金镜：文学艺术队伍的精神状态，从这个会上也反映出来，是一个缩影……足够估计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力量是结实的，坚韧的。从创作方法看，是不是客观主义呢？我想生活一方面是浮夸，一方面是矛盾在暴露。59年我下去，看见逐鹿老农民，气就很大，连粪也都不拾了。这方面作品并没有反映出来，只有浮夸的东西得到反映。把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做了曲解，把人物拔高到离开了现实基础。103
邵荃麟：是对理想主义错误的理解。
侯金镜：这里是现实主义问题。不把现实主义作基础，这几年的变化是对两结合的误解，以为浪漫主义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我觉得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就可能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趋势，是包含在其中，而不是游离之外，不是抛弃某种落后现象，创造一种仙境。
邵荃麟：前几年是不清醒，发热。
侯金镜：不清醒，反映到创作方法，某些理论家又把它理论化，又用这种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在困难中，在观察等待（中），是会产生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加强战斗性的路子。过去作品只是表扬，鼓动，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少。
老赵说自己是自然主义的，我是不同意的。老赵同志是对生活有自己的思考的。《小二黑结婚》是提出了封建，“搬石头”也写了小说反对。《三里湾》也是这样思想上的鲜明，艺术很高的。……这两年，他感到难写，后来，又写了《实干家潘永福》。我又化名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不要算作小说来读，有个读法问题104。我们写英雄，只有神采飞扬，英雄人物其实也是多种多样，有冲锋，有脚踏实地干的。他是大家不注意时，他写了这样一篇，是有战斗性的针对性的。
赵树理：我也是不敢正面写，在边边上写一下。
侯金镜：他写这些，有生活目的，思想目的……思想目的战斗性很强的。写轰轰烈烈的青年队也许是老赵不能的。杜鹏程式的用政论办法来加以表达，恐怕也是老赵不能的。各有一路。但这并不妨碍老赵成为语言艺术家。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写“户”，105他说旧的东西，看清楚了，但是新的东西还没掌握住，需要下去搞一阵，抓住了再写，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需要善于运用目前这种条件，会使我们作品发挥更大的战斗性现实性。
胡采：……金镜同志谈茹志鹃的文章106我就有这个意见。像老赵、茅盾风格再变是比较困难的，茹志鹃年青作家就不一定。汶石也是如此，别人说他微笑看生活，他不同意，憋着劲写了《严重的时刻》。风格与作家的思想美学观是有关的，绝对化是不行的。
侯金镜：当时有人认为茹志鹃这样写是小资产，一种是认为没出息。我是要否定这种说法。
李准：这两篇是不是有浪漫主义？我觉得还是有的。
胡采：当年看《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冲击力量是大的，像“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就少些。107
赵树理：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怎么给时代以影响？有些作品是民主革命，还没到社会主义革命。写生产，也还是由集体主义的鼓舞。《套不住的手》这个老头要写社会主义的鼓舞，或写或讲，总觉得不自然，……
六、批判
8月16日的最后一次会上，邵荃麟说：
我们这个会总结大家的意见，给书记处（按指中国作协书记处）汇报一下，写出一个总结出来。……会结束后，当然也不是全部发表，《文艺报》本来想搞个报道，《人民日报》也发一个简单消息，产生一点社会效果108。发表形式不一定具体指名了，记录也扼要，回去研究一下。
对“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的大规模批判，始于196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在毛泽东1963和1964年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国作协开始“整风”的时候。但在大连会议结束不久的当年，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中宣部发现政治形势骤变，就赶忙从会议记录中抽走周扬的讲话，随后调去会议记录。109作协内部也有了相应动作。
侯金镜的“交代材料”写道：
大连会议开过之后，林默涵假批判真包庇地“批评”了“中间人物”，邵荃麟打电话给我，怒气冲冲地说：“要是这样，以后学术问题就不能提，不能讨论了。”110
大连会议以后，他让我起草关于大连会议的假报告。假报告有两遍稿。第一稿在1962年9月写成，是我写初稿，邵荃麟改的。拿在党组会上讨论。这遍稿突出所谓创作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够”，突出了写中间人物等。在讨论时，张天翼同意所谓“革命性强，现实性不够”的提法。但张光年因听到林默涵的假“批评”，就表示不同意这个假报告。最后这个假报告被否决。
十月又写第二遍稿。写之前，邵荃麟对我说，“大连会议也没有反对写英雄人物，这次稿里要突出写英雄人物和两结合创作方法；关于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要突出阶级斗争”。这些话是要掩盖大连会议的反革命性质，而突出文艺问题；在文艺问题上也要掩盖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质。我说：“关于‘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要如实反映，不然就不对了。”这也是黑话，意思是要把问题全部掩盖住是不行的。
我把第二遍稿写出后，送给邵荃麟。不久，邵荃麟在一个上午，约十点钟左右叫我去他家里。他已经在草稿上做了几大段修改，要我看，并提出意见。改稿上的字迹很乱，我看的时候，邵荃麟又要我在上午一定找人抄出来，下午送去打印。我就匆忙看了一遍，未提出意见，就回大楼找人抄写去了。邵荃麟的改稿，主要是大改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提法。
这遍稿，我记得并未开党组会讨论，只将打印稿送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看。他们都说“没意见了”，然后就将假报告送旧中宣部。
这一个报告：
1.掩盖了大连会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实质；反而说会是健康的，作家们对农村形势、克服困难是有信心的；
2.掩盖住文艺问题方面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并且不加任何批判地提出“中间人物”；
3.掩盖住周扬、茅盾、邵荃麟、侯金镜的反动发言，反而说周扬的讲话是好的，并且在假报告中引用了周扬“所见，所感，所信”和“写一百零八年”的反动言论；
4.掩盖住到会的一批牛鬼蛇神的反动发言。
总起来说，这个假报告掩盖了大连黑会的滔天罪行。
但这个报告送旧中宣部以后，也被阎王殿压住没有任何下文。在1964年假整风时候，也未听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中的任何一个人提到这个假报告。
侯金镜的另一份材料称：
1964年假“整风”开始的时候，邵荃麟要找我谈谈。经过刘白羽同意，111我到邵荃麟家里。在我谈到大连会议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的时候，邵荃麟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斥责我说：“你不要听到别人讲了，你就乱说，哪里是什么修正主义！”（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当时我曾写过材料给刘白羽）
邵荃麟的说法是（交代材料）：
1964年初，毛主席批示第一次下达时，政治局找我们去开会，我仍然未在党组作自我检查……徐平羽从上海参加华东话剧会演后回来，向周扬汇报了柯庆施同志对北京文艺界的一些批评（也包括对《文艺报》的张葆辛的批评），这才由周扬找了文化部文联各协的人到他家里去开会……要文联各协三天内向他交一检查报告。于是就匆匆忙忙由我自己写了一个“工作检查”，说是“认识不清，方向不明，贯彻不力”，“提出写中间人物，贬低了写英雄人物的重大任务”等，在党组会上通过一下，就在第三天送给周扬。这次假整风（64年4月）……对大连会议上写“中间人物”问题，只是轻描淡写承认一下是“右倾”的表现，而对整个会议则根本未作批判。这是我对毛主席第一次批示再一次的顽抗。在写这次假报告前，并由我和严文井到林默涵家里汇报一次，林默涵认为我“承认”了“右倾”也就可以了。112
七、落幕
邵荃麟“文革”中被捕入狱，1971年6月10日病逝于狱中。1979年9月20日，在北京为邵荃麟召开追悼会。这时，“历史”颠倒了过来，邵荃麟被改称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已经复出的周扬代表中国文联、作协致悼词，其中对大连会议和邵荃麟作了这样的重新评价：“1962年，荃麟同志在大连主持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会议’，是研究文艺创作如何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阐释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对于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年参加大连会议的黎之，对1964年中宣部和作协开会“帮助”、批判邵荃麟，后来有这样的记述：
邵荃麟20岁就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他是建党五年之后的1926年入党）。长期担任宣传、文艺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长，国务院文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50年代初期即到作家协会负责全面工作。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他是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努力把党的文艺事业办好。他同文艺界的上下级关系也很好，合作也默契。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地批判他，是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记得侯金镜沉思了半天，说：他同他们（指文艺领导人）合作得很好。他得罪了谁？……
“帮助”会开了多次，我看到邵荃麟这位老前辈心情那样沉重，我也感到压抑。我……望着这位前辈，望着他那瘦弱的身躯，一下子想到他翻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好像由英文翻译的，我存有1943年的文光书店版）。当时自知这是“不健康的情绪”，未敢深想。有一次，会议结束后，我随他一起出来，陪他站在文联大楼前等他的车子。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黎之同志，你应该帮助我。我听了心头一阵酸楚，几乎流下泪来。我望着这位善良的父辈，不知说什么好。……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这是诀别……（《文坛风云录》，第353—354页）
（刊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刊登于196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它有一个副标题：“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从50年代开始，几乎每年的5月，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或者开纪念大会，或者文艺演出，或者报刊发表社论，组织相关人士撰写纪念文章。就报刊（主要是《人民日报》，或加上《文艺报》）发表的社论而言，有的时候，论述和措辞可能是基于惯例，带有更多的仪式意味，没有许多新意，但有的时候，对《讲话》的阐释也包含文艺思想、政策调整方面的重要涵义。因而，阅读者需要在那一套看来大同小异的显得陈旧的“编码”中，发现细微但重要的差异。1962年5月的这一篇，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中，无疑具有它的重要性。当然，这种调整，是在“毛泽东文艺”的框架内侧重点的偏移，向左或向右的摇摆。周扬在“文革”后，曾被形容为“摇摆的秋千”。但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品质，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性格”：对许多人来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当代，“修正”或“修正主义”是一个恶名，但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有着悲壮意味的，为突破困境所作的挣扎。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后来被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113。与收入《周扬文集》的另一些文章（如1958年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一样，它是多人讨论、执笔的成果114。当然，周扬在其中起了最核心作用，包括确定基调、确定主要论点和论述方式，并做了仔细修改。因此，将它归入周扬名下，收入他的文集，也无不可；但文集编者如能将这一情况做出说明，当更妥当。
在“文革”中，这篇社论及其写作，被看作“周扬反革命文艺黑线”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阴谋和罪行之一，受到严厉批判。社论的主旨，周扬当年对社论撰写人已有明确概括，这就是尽量削弱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色彩，强调包容和团结。他说，“当前”（指60年代初）最大的问题是“团结”，“同延安时期比较起来，今天的文艺服务的范围比过去广泛得多”，“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团结，他们“都应当是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这一观点，与苏联50年代文学“解冻”的趋向相近。所以批判者常将它与赫鲁晓夫等串联在一起。
这篇社论及其体现的观念、政策，后来的评价发生许多变化，由“文革”中的挞伐，到80年代之后的肯定；就是撰写人自己的评价也发生翻转。这有一点戏剧性。列举几则评价如下：
1966.7：“这篇社论，周扬‘提出要按照人大公报的精神，强调各阶层团结，认为今天的文艺跟过去比它的服务范围大大扩大了，连民主人士、爱国的资产阶级、爱国华侨，都应当是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这是把人大公报中讲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跟文艺的服务对象混为一谈，是公然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吹‘全民文艺’。”（林默涵：《我的罪行》1966年7月，林默涵为社论执笔者之一）
1967.7：“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
1987：“《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在当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鼓舞人心的口号……显然，这不是一篇普通纪念性的社论，它具有方针指导性意义。所以后来‘四人帮’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论’，予以大肆攻击。”（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998：“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
在“文革”期间，这篇社论受到重点批判。1967年4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编印了“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阴谋篡改和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材料选编”。材料前面有这样的按语：“1962年5月，周扬反革命文艺黑帮借口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向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著作，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猖狂进攻，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炮制出了大量毒草。例如《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和《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等等。1962年2月到4月为准备这些毒草，由旧中宣部阎王殿直接主持，在新侨饭店举行的所谓‘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也是其阴谋活动的重要部分之一。现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这些阴谋活动的材料陆续打印出来，以供同志们批判参考。”
“革命造反团”编印的这方面材料共四个部分。
材料之一：1962年2月26日林默涵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人民日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提纲的意见。
材料之二：1962年4月3日林默涵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作“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发言。
材料之三：1962年3月15日周扬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人民日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提纲的意见。
材料之四：1962年2月至四月在“新侨会议”期间周扬、林默涵的黑话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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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一：1962年2月26日林默涵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人民日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提纲的意见
文章不好写，要照顾几方面：国内国外，过去目前，反右反“左”，全面而又有重点。115
一、几点大家一致同意：
1.从实际出发，主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和需要；
2.战斗性的，不是学究式的；
3.要全面不要片面，主要是全面观点。违背毛主席思想要犯错误，片面理解毛主席思想也会犯错误，“左”的错误；4.主要从正面讲，鼓舞前进，首先肯定成绩（已做到的116），指出缺点（未做到的），真正的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
二、什么是今天的实际。
国际国内的形势和要求，文艺工作的形势和要求。
国际上革命人民的反帝斗争越来越高涨，两个世界的斗争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对头，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也很大，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修正主义越走越远，不能不在文艺上反映出来。一方面是要文艺宣传修正主义，一方面是让西方文化进去，国内崇拜西方文化的势力必然抬头。逼得我们非反修不可。117
国内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也打下了基础，长期会发生作用。也遇到一些困难：天灾和我们没有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任务是同心同德克服困难，鼓励。
文艺方面成绩也很大，兴无灭资118的斗争的意义今天看来很明显，甚至前年较过火的反修正主义斗争也有很大积极作用（面搞大了一些）。创作和队伍的成绩也很大，也有缺点。十二年来进行了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第一阶段（49—53）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恢复经济、抗美援朝。一方面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力量，同时进行反右斗争，《武训传》反映了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妥协。第二阶段（53—56）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正面强调繁荣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文代会上对丁、陈以贵族老爷态度否定比较幼稚的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斗争。当时的文艺报抡起板斧乱砍一通。邓小平同志提出究竟让群众看旧戏好还是看比较幼稚的新的东西好，习仲勋同志也表示了不满。二次文代会是反对以“左”的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以后就是《红楼梦》研究批判，反胡风斗争等反右斗争，但同时也不是没有对“左”的东西进行斗争，例如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批评《文艺报》的时候，胡风趁机反扑，周扬同志在《我们必须战斗》中批评了《文艺报》的错误，也批评了胡风。此外关于东北禁戏问题的批评，对杨绍萱的批评都是反“左”119，在反胡风斗争中也曾在内部纠正某些简单化。周扬同志在八大的讲话主要是批评“左”的东西，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关于二百方针的报告主要是反“左”。
第三阶段，大跃进以后，58年冬天批评了文化部在文化工作上的“左”的错误，他们把群众文艺与专家对立起来，群众文艺的普及被当作群众自己搞，群众文艺活动影响了生产。认为群众中很快就会出现超过梅兰芳、郭沫若的人才。刘120在武汉说专业文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后来反修正主义，是反右。
毛主席说的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的确是一种规律。
为什么反右比较彻底，“左”的东西不容易克服？
1.认识的片面性。
2.斗争都是群众运动，不可能不出简单化。
3.“左”的确是内部问题，尽管“左”的根源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危害性也很大，但不管怎样还是内部问题，不划分清楚不行（石凌鹤121把“左”倾机会主义者写到向南京投降了，不恰当，这种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的，但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就不恰当了）。七大时毛主席说服同志选王明、博古入中央时的一条理由：“阿Q不论怎么样还是要革命的。有人说为什么纠‘左’就和风细雨？问得没道理。”
4.两条道路的斗争未解决前，“左”的东西难以彻底克服，反“左”时，右的东西就出来了。纪念《讲话》十周年的社论主要反“左”，胡风就很赞成，另一篇纪念鲁迅的社论他也赞成，因讲到鲁迅揭露黑暗是爱国主义。路翎也掩护那篇社论。右的东西出来了，就必须反右，不能两个拳头同时打出去。因此只能在内部纠正反胡风斗争中的简单化。现在情况不同了，毛主席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纠正“左”的东西。122
创作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有很多束缚。清除了右的束缚（毛主席在《文艺界一场大辩论》中加了几句123），但又产生了新的束缚（关于英雄人物等问题），队伍壮大了，但也存在着关系问题：领导与被领导、党内党外的关系问题，业务的提高受到限制。
我们的文艺很好地为反帝反修进行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就要继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要有更多的好作品，要改进领导。
三、社论讲些什么？
1.《讲话》的历史意义，成绩和主要的经验，
2.当前的任务，
3.队伍问题，
4.党的领导。
四个部分不必分立小标题，一口气写下来，或分一二三四。
1.历史意义
《讲话》发表20周年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十月革命，反法西斯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三件大事中，后二件是二十年中发生的。反法西斯胜利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国内也有巨大变化。《讲话》发表时，世界历史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两种力量斗争尖锐，准备决战，斗争艰苦深入，不知胜败属于谁。必然出现一些动摇分子。延安文艺界当时出现的一些现象和这个形势是分不开的（国民党要向日本投降，边区没饭吃），丁玲、王实味的文章是对革命没有信心的表现。现在也是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两个阵营，两种力量斗争尖锐，全世界革命和反革命力量都发生分化，重新排队，各国的党都碰到这个问题，因而也出现了动摇分子——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的文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密切配合了这些斗争。在国内外的斗争中都起了积极作用。文艺本身也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了。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估价和重视。《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1905年的文章给俄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础124，毛主席的《讲话》给中国文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二十年来的成绩：
1.文学艺术真正成了人民的。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表现了劳动人民（“表现新的人民群众的时代”）。
形式上也起了变化。用群众的语言，具有群众能接受的形式。
2.文化遗产得到重视和继承，并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发出了新的光辉，成了人民的东西。反过来又使新的文艺创作更加民族化，群众化。
3.有了一支很好的文艺队伍。经过参加阶级斗争、去群众生活、思想改造，这支队伍基本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包括旧艺人的改造）。
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解决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结合的问题。（毛主席关于“分界线”的一段话）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文艺最后的分界线也是在于是否与群众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创造。“五四”时代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大缺点，文艺到群众中去不了。语言形式也是群众接受不了的（反对洋八股党八股是很重要的问题），过去的“大众化”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正是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不团结、宗派主义严重也是因为没有同群众结合，没有共同标尺。毛主席很谦虚，曾说革命文艺从“五四”就开始了，不要说从《讲话》开始。但的确《讲话》是解决了“五四”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许多问题认识清楚却不是容易的。“事后诸葛亮”。修正主义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跟群众结合和思想改造。胡风也是攻击这一点，他认为“到处有生活”。许多朋友也是不同意这一条的。有很多问题的提法我们和有些国家是不同的，例如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问题我们的提法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他们只提“工农知识化”（包括斯大林）。当然只提知识分子工农化一面也是不对的。列宁对旧知识分子只是利用，同时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对改造旧知识分子讲的很少，这是因为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只能讲利用。这也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他是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旧俄知识分子不同，容易倾向革命，旧俄知识分子是敌视革命的（萧三说十月革命后在克里姆林宫开文艺工作者会议，旧知识分子只来了一个）。我国在革命胜利前就已有了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到这里就遇到新的问题。工作对象改变了，如坚持旧的一套，就不能符合新的对象的需要（所谓“为大后方创作”就反映了当时一种心理），甚至会妨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利益（如肖军、丁玲），他们要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革命根据地。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与工农结合（文艺不能全靠工农自己搞，还是要靠知识分子）。这是从需要方面讲，另外也从可能方面讲，我们有革命根据地，俄国当时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紧接着就动员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没有实际活动，光有方针也不行。
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分为几派：一派主张暴露黑暗（文抗的肖军、丁玲等），一派主张歌颂光明（鲁艺的周扬同志等）（毛主席关于暴露与歌颂的一段就是驳李雷的）125。当时暴露派是反动的，歌颂派也是无力的，“衣服工农兵，思想小资产阶级”，《讲话》出来后才有改变，出现秧歌运动。我们的文艺面目一新，站在人民立场，表现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这是根本的变化（“左联”也曾提出过为工农，而且试图为工农，但不能解决问题）。
与工农结合，解决了工作对象，表现对象，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变化。这个问题是我们最根本的经验，社论应该主要讲这个问题。（下略）
材料之三：1962年3月15日周扬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人民日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提纲的意见12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超过了文艺问题，是整个革命者人生观的手册。
开纪念会，流于形式，主要写文章。文艺整风是整风的一部分，整风20周年未纪念，（单纪念文艺整风）开会，形式影响内容，显得隆重。文艺刊物有一篇有内容的文章就可以了，作家艺术家的文章，要言之有物，凡应景的、祝贺的、表态的文章，一律不登。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求写全面的文章，谈一个问题就可以。
关于社论，这次集中一批理论工作者研究写社论，很好。今后还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研究一些问题。现在的提纲，谈的问题太多127。究竟讲些什么东西？个别问题，如作家与生活，可以单独写些专门文章。我设想一个大体的轮廓，是文艺性的，但还要有政论性。有些问题，如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这些年有些片面性的理解，但在社论中详细地谈不大容易，写学术性的问题倒是可以写很多文章。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你们的讨论没有讲清楚。如说文艺与政治两者都从实际出发，两者都要改造世界，政治家要有较高的概括力。这三条都不够科学，不能解决问题。不如以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艺术都是上层建筑，但政治是直接触及生产关系的，艺术则是间接触及生产关系的。
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不能绝对化，只能是主要的，起决定主要的，不能每一个标点都有阶级性。人有阶级性，也不是任何一点都有阶级性。普列汉诺夫说，阶级性决定人的主要思想感情状态，这“主要”的讲的科学。人喝茶吃饭没有阶级性（有时也有，如招待外宾）。文艺服从政治，不要搞得绝对化了，要全面地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我自己感到有些问题提出来是正确的，但没有说清楚，例如人道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大讲人道主义，他们所讲的具体内容、核心的东西就是反对个人迷信，说斯大林晚年“不人道”“无人性”。对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很好地研究一下，对19世纪的遗产进行正确估价。19世纪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变化、资产阶级文艺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无产阶级文化的初期现象与19世纪文化有继承关系，包括好的和坏的。文学研究所如果就这个问题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避免局限性。128
社论怎样写？
一、对二十年来129文艺的发展与成绩的估计。
1.开辟了一条道路，一个时代。这话不夸大。文学史上有些问题不是拿马上产生多少作品来衡量，而在于开辟一个方向。树木虽未成林，但是道路宽阔。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确是一条最正确的道路。1958年我写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毛主席加了一段话，指出反右派斗争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虽然有时候扫得不够高明，但扫还是对的。“五四”也是扫，扫封建。别林斯基讲过：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主要看方向。
2.产生了许多好作品。秧歌《兄妹开荒》在文学史上始终可以写上一笔（张光年：并非杰作，可以不朽），是艺术同人民结合的表征。整个文艺，一直到《杨门女将》130、《胆剑篇》131，要充分估计成就。1961年小说比1960年丰产，我很高兴，我准备读几篇好作品。青年出版社132比作家出版社厉害（刘白羽：他们懂得青年人的心情），作品体现了路线的正确，作品尽管有各种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反映了新的时代，新的风格，新的人。
3.有了一个好的作家队伍。整个文艺队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总理将要在人代会上谈一次。这几年，我们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较紧张，还有农民，关系也紧张。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两个永久的同盟者，我们有时看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时候比较多，以至发展到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不能笼统地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同志在三次文代会上的致词中说：“以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为骨干的文艺队伍已经形成。”骨干有多大？骨干之外的算什么？例如俞平伯算什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因为涉及到如何对待他们的政策问题。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符合实际，还是相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有利，还是相反？陶铸同志没有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说我们同知识分子是患难之交133，人们都很感动。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是长期的问题，共产党员也要长期改造，笼统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恰当的。有的老艺术家已经参加共产党，但还保留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解放二十年来，我们培养的人，尽管有刘绍棠这样的右派分子，但大多数青年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看不到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是不对的。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是资产阶级的了，也有危险，但反人民的究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毛主席的文章，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上加形容词。有人主张用“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考虑。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人民的文艺队伍，社论要作一个估计。
4.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推陈出新”可放到新作品一条谈，也可以当作一条。
一条广阔的道路，不少优秀作品，一支不错队伍，积累了不少的经验。134当然，还有不少粗糙的作品，领导还有不少缺点。
二、基本问题还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文艺总是要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延安时期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能表现新的时代，脑子里想的还是旧地区，旧时代，只看到边区落后，没有看到先进。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到落后的、先进的问题时说，城市是先进的但是在国民党手中，变成黑暗的、落后的；农村是落后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光明先进的。《讲话》前后是结合的开始。我们在去延安以前是相当彻底的民主革命家，但是没有同人民结合，没有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武装起来，不同人民结合，就无法获得无产阶级宇宙观。过去以为看看书就能获得马列主义，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和人民结合，是改造世界观问题，创作源泉问题。毛主席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抓住了。和人民结合，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要求：拥护革命。至于结合，是要经过长期努力的。没有结合，也是可以的，我们引导他们逐渐与人民结合。
修正主义者，肖洛霍夫135这些人，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不搞社会主义，但他们脱离人民，不了解劳动人民的情感，不能做他们的代言人。资产阶级评论都说他们报酬大于贡献，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们最欢迎的是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作品。不反人民的作品，也允许存在，我们要把尺度放宽136。稿费要适当，给予头衔。但就要求一条：拥护党和社会主义。
看看我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怎样？1958年以来，联系削弱了。可以向作家提出一个问题：当党的政策与人民情绪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么办？我看可以不写作品。我们党内一定要有“组织服从，思想保留”这一条，否则不仅毁灭文艺，而且毁灭革命（赵树理例子）。我们不赞成用人道主义的“悲天悯人”的态度关心人民疾苦，这不是我们阶级的东西。但只要是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情况的作品，我们都应当注意，分别处理。赶浪头是恶劣风气。我们要鼓励作家歌颂新事物，同时要深刻地表现新事物成长的艰苦过程。认识时代不是简单的事情，将来一定会有反映这几年斗争的好作品出来。作家要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这是真正的为政治服务。一定时间也可以作点鼓动工作。文艺可以作各种用处，但不能把配合中心当作整个文艺方针。可以找些作家来谈谈，为什么不敢写生活中的问题。当作家认为违反他的革命良心、艺术良心可以不写。“浮夸”也可以说是“新事物”，不是任何新事物都是好的，新生的东西有香花也有毒草。137
三、正确对待学习遗产、学习外国的问题。艺术水平哪里来？一是生活丰富，有才能，一是学习遗产。生活这条要啃死，对这条要大彻大悟。外文、古文两关打不破，很困难。农业难关还没有过去，不仅是生产关系问题，还有生产力问题。文艺创作也有生产力问题。有的人讲话很有光彩，但写不好，这种人才也要重视。但作家还是力求要写出东西。现在人们要求精（精粗之别），要文（文野之别），要精要文，就要自己下功夫。要创造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就必须懂得旧文化。历史上是有唯心主义者比唯物主义者搞得精，不革命的人比革命的人搞得精，但起作用的是唯物主义者，是革命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不革命者。因为他们不能反映人民要求。一定要推陈出新，不推陈，出不了新。
四、正确处理文艺工作者的关系问题。
要反对宗派主义，小集团，改进党和非党的关系。我们不反对艺术家形成各种流派，提倡创造性的结合，因为这与小集团是两回事。只要不反对人民，各种题材都欢迎。作品不决定于题材，形式，决定于质量，各种形式都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要创造作家之间新型的关系，要扩大团结面。
五、正确实行党对文艺的领导。
要细致的领导，不要粗糙的领导。正确的领导，首先是方向正确，表现为繁荣、活泼，能发挥高度创造力，心情舒畅，而不是相反。领导工作要越高越细致，多听文艺家的意见。要去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