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十条“土”法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不断听到一些开拓创新干出实绩的人陷入官司，其中有些且是有权者或利益对手利用法律界限不清，制造出来的新冤案。因此，当我看到一个省的高级法院公布了十条法律界限，说目的在于“严格区分经济纠纷、改革创新、工作失误与违法犯罪”，自然急于一睹为快。
但是初读一遍，便觉异样，再读一遍，不免疑窦丛生。我是一个守法公民，虽不熟悉刑法、民法、行政诉讼法和各项经济法的诸多具体条文，却认定一条：罪与非罪必须明辨；还有一条：任何地方和基层的政府和法院，他们制定的“土”政策和“土”法律，如果与国家宪法或各项法律相抵触的，不但不能算数，而且应予撤销；一切应以宪法和国家法律为准。
这个省高院《关于为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发展服务的意见》，刊登在省报的“要闻”版面，也许这个省外的朋友们注意不到，我现在就摘录下来，供外地读者特别是法律专家们琢磨。
第一条：“对在招商引资活动中支付的各种必要费用，只要没有中饱私囊的，不作犯罪处理。”
在我们局外人看来，要招商引资，当然要支付必要的费用，包括接待投资方谈判、考察所需的食宿旅差等费用，属于计划内的开支，即使接待规格超标，也从来不会“作犯罪处理”；现在网开一面的，则是某些可能“中饱私囊”的费用，那么，在上述的“各种必要的费用”之外，还有哪些具有“中饱私囊”的诱惑力，而又是“在招商引资活动中支付的各种必要费用”呢？在规定罪与非罪界限的文件里，不明白列出，怎么操作？单靠“心照不宣”吗？
第二条：“对引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由于不能熟练掌握而导致生产、销售了有质量瑕疵的商品，一般作为产品质量纠纷处理。”
这是针对“引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而生产了质量低劣产品（叫做“质量瑕疵”就避免了“低劣”或“不合格”的字样）这一事实，以“不能熟练掌握”为遁词，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工人和技术人员，回避了引进的技术、工艺或设备本来就有问题，更掩盖了引进过程中渎职、失职以及收取回扣等行为。
与这一条如出一辙的，是第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在改革过程中大胆兴业办事，尽到了注意义务，但由于缺乏经验，致使国家利益、公共财产受到损失的，不作犯罪处理。”
这一条和上一条一样，都没对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和所谓“大胆兴业办事”给国家利益、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作出必要的数额限制，而一律变相重弹“交学费论”的老调。但历史告诉我们，凡是耗资巨大的“交学费”事件背后，都隐蔽着重大的官僚主义（包括任用私人和胡乱批条，有的也已构成渎职罪）和经济犯罪的可能。这不是为浪费国帑以至中饱私囊大开方便之门吗？这两条如成立，至少法律上的渎职罪就形同虚设了。
回过头看第三条和第四条：
“在国有公司、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因资产评估、债权债务折抵、购买价格、价款支付方式等引发的争执，按照清算或者民事纠纷处理”；“国有公司、企业整体承包、租赁经营者，在收益分配、上缴费用、资金使用等方面发生的争议，按照民事纠纷处理。”
在这两个方面，一经改而“按照民事纠纷处理”，便淡化了国有公司、企业在改制、重组和整体承包、租赁中实际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漏洞。明眼人都能看清：这些环节是滋生腐败以至经济犯罪的温床，纪检监察有关部门也曾提醒对此要格外关注。而新的“意见”付诸实行，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值得拭目以待。
第五条和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不作犯罪处理”的两个方面：
“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生活或人际交往过程中不是基于权钱交易而接受礼品、纪念品的，不作犯罪处理。”按：国家工作人员有掌握各种性质的公共权力的不同，“不是基于权钱交易而接受礼品、纪念品”又有所值价格的不同，而对于掌握公权的人来说，他在接受礼品、纪念品时是基于权钱交易抑或“不是基于权钱交易”，究竟靠什么来判断？如果不想把事情闹成一锅粥，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们不该避避嫌吗？事实上的“犯罪”和“不作犯罪处理”，取决于验证“基于”什么的动机，这可是给正直的执法者出难题呀。
“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人员为了单位利益，与自然人或其他单位相互拆借资金的，不作犯罪处理。”好了，那就大胆地拆借吧，反正是“为了单位利益”！好一个“为了单位利益”，过去多少“作犯罪处理”的行为，今后都可假汝之名以行了。
第八条很值得玩味，因为它既有开脱，更重惩处：
“无中生有，捏造他人犯罪事实，向有关部门告发，意图陷害他人，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处。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作犯罪处理。”过去有因错告或检举失实而作犯罪处理的，本来就属错判，一经发现就该纠正。现在的问题是，非涉案关键人物而向有关部门告发，一般只能提供线索而不是全部或大部关键性的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的“意见”面前，告发人是否实际上面临着“无中生有”“捏造”“陷害”的有罪推定，必须竭力证明自己“不是有意诬陷”，然而又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检举揭发的动机呢？这一条看似对两面都说到了，其实不是有所侧重吗？
第九条：“对有突出贡献的干事创业者、企业家、科技骨干人员等，确实构成犯罪，主观恶性不大，认罪态度好的，酌情从轻处罚。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依法判处缓刑或免刑，让其继续工作，戴罪立功。”
这一条针对的，不是原先作犯罪处理，如今可以不作犯罪处理的对象，而是“确实构成犯罪”的人，但因是“有突出贡献的干事创业者、企业家、科技骨干人员”，而可以从轻减免其刑罚。
这一条主张法律的执行可以有因人而异的伸缩性，把以前实际存在的法律面前并不平等公开化，合法化，而在估定犯罪人“有突出贡献”和“主观恶性不大”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谁说了算？
有什么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归根结底还不是以权代法，以执法者的随意性取代法律的严肃性？
第十条：“对以外商和港、澳、台商以及外地投资经营者为侵害对象，实施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坚决予以打击。”
这当然可以使外商和港、澳、台商以及（捎带着提及的）外地投资经营者比较安心，似乎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或地方形象，但这样“势利眼”的规定将置当地居民于何地？一个对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和权益采取漠视态度，采取与国外、境外或外地客商不同的双重标准的地方，即使在这方面享受了优待的客商，真的就能因而加强投资信心吗？
对这被当地传媒誉为“干事创业有法律撑腰”的十条“意见”，从法律专业角度应该如何衡量，敬向法律专家们请教。不过，积几十年咬文嚼字的经验，还能多少品出一些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法律文书，文字游戏固不可做，玩弄法律岂不更是大忌？
2003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