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浚县
离开河南浚县36年多了，但遇见报上有浚县的消息总要多看一遍，不过，大概因为这个县小，也还不富，很少上报纸的机会。
那天在《检察日报》的头版上，看到记者王子瑞摄的一张照片，照的是乡村墙上斗大字的标语：“依法上访保护，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严惩！”下署“屯子村宣”。看照片下面说明，才知道此村属于河南浚县，我一气把报纸扔进废纸篓了（冷静下来，觉得迁怒于报纸是没道理的）。
40年前，焦裕禄们跑到兰考车站去劝阻的，成队成队褴褛的乡亲，是拉家带口出门去逃荒。那时候的“社员”不懂得上访，不知道上哪儿去上访。40年后，农民碰上忍无可忍的事情，居然上县、上省、上北京去“上访”了，这算不算历史性的进步？
可惜上访的阻力经常大于上访的成果。
我眼前出现的上访户，都是所谓风尘仆仆的，坐最拥挤的车，住最便宜的店，能在车站卧一宿也将就了，能吞一口干粮讨碗水喝就是一顿；上访又破财又误工，路上盘缠说不定还是亲戚邻里给凑集的。走上上访的路，就是走上漫漫长途，而前途未卜。不甘认命的人最终也把希望寄托给渺茫的命运。
这样的传闻，这样的案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我们认识的，更多我们陌生的，有的有了下文，有的几个月、几年、十几年至今奔波在路上，有的还被“收容”，被抓被打。
在浚县的屯子村，土政策就给行使上访权的公民们宣告了严惩的律令。
这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创造，在别的省别的县，早就有把上访等同于“闹事”，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地解决”之说。
不把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诸多使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使公民生存陷于困境的现象从源头解决，却一味堵塞当事人以至受害者寻求道义公正和法律公正的渠道，这是代表谁的利益？
是这张激起我愤懑的照片，引起我对河南浚县的怀念。
照片拍摄的屯子村，我没去过，听也没听说过。我在1964年秋后到1965年麦秋，随四清工作队驻在西宋庄，我当时足迹也不出从县城到西宋庄这个范围。进村时揣着“前、后十条”，开年后又执行“二十三条”，但这个比平常一年一度的“整风整社”声势大、触动深的四清运动，归根结底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所幸在我们队蹲点掌舵的陈赓（不是大将陈赓，是来自冀中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温和稳重，不追求大轰大嗡“上典型”，而力求实事求是，别处甚至邻村都逼死人，这个村庄好歹没出人命。
但这是个穷村穷队，每人每天只有六两原粮（带壳的粮食）。三十多年过去，它现在怎么样了？一问生产，二问生活，农家的经济生活跟庄稼丰歉、经营门路分不开；而说到生活，又不单单是个吃饭问题：西宋庄有没有让人非上访不可的“艰辛事”？
我写下题目“怀浚县”这几个字的时候，想把我对浚县（自然主要是西宋庄）的记忆梳理一下，写出在那多事（或是天下本无事而没事找事）的年月里，和当时的“社员”们相处，经过几十年风雨仍然历历在目的人和事。但谁知一下笔提到浚县屯子村对上访的刁难，那种以“缠访闹访”指责上访群众，公然宣称要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加以严惩的官气和霸道，我的情绪就按捺不住，我知道我已不可能娓娓地叙事，款款地谈心，只好改日再说吧。
2001年11月24日
〔附记〕此文写好还没有发出，就又接连看到一些上访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报道。我们的新闻曝光率是很低的，可能就在我写、你读的这个时间，又有上访者的公民权、人身自由受到侵犯。
这里只提一个河南信阳市民杨文明，就被信阳市师河区政府信访办公室没来由地送进信阳市精神病医院。杨文明越窗而逃，到武汉做精神检查，结果未发现有精神问题，智力测验正常。但事情至今没有了结，因为那个区政府和那家医院一口咬定他多次到信访办反映自己的工作问题，是属于偏执性精神病的症状。像这样把某些正常的人说成精神病患者而送进精神病院的事，前此也听说过不止一起。而这样的事，过去只听说发生在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那曾经成为人身迫害的特殊手段。这方面的动向值得注意。
2001年12月24日
〔再记〕转过年来，我在2002年第一期《法制与新闻》上，看到特稿《怎样对待这里的农民上访——安徽程庄事件调查报告》（记者张翠玲），也与基层压制群众上访，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有关，致人死命，再度引起舆论注意，这里不详说。只说此文刊头有两幅照片，都是拍的乡村墙上的大标语，一条是：“上访超过五人就违法。”还有一条是：“煽动群众上访是违法行为。”
原来上述河南浚县墙上的标语并不是个别的。这些意思雷同的标语，是自发地撞车，还是有什么共同的依据？我茫然。久不下乡，真的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隔膜了。
2002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