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那也是我的记忆之所以不可靠的原因。记忆是会说谎的，就像神话一样，会为了美化事实或自圆其说而任意修改事件的本来面貌。真相与错觉在这里交织，并逐渐成为我们能够接受的那一版本的故事。
那是1963年11月23日，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的父亲刚带着全家移民过来，当时，他正把那台大型雪佛兰贝尔艾尔倒出车库。我钻进还在慢吞吞挪动着的车，安静地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直到车温读数达到了父亲认为最有益于汽车行驶的温度。我记得当时车速很慢，窗外雾蒙蒙的景色看上去像梦一样不真实，与此同时它又是如此真实，以至于让一个小男孩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经过那家中式洗衣店和马车轮餐厅（Wagon Wheel diner）之后，我们的车驶上了奥斯汀大街（Austin Avenue）。那儿有一家天井剧场（Patio Theater），一周前我刚在那儿看过一部由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的电影。剧场的正门被耀眼的灯光照得透亮，遮雨棚上印有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主演的电影《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的海报。那里灯光依然璀璨，仿佛不受世事影响一般，这为我带来一丝莫名的安心。
那天，一路上我几次转头望向父亲，可他是那样遥不可及，思绪也不知飞向了何方，只是安静地驾着车，街道两旁是光秃秃的树。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同时，我感到一种悲伤萦绕着，久久不散。就是在那辆缓慢行进的车里，我领悟到，没有人能做到战无不胜。
就在一天前，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遇刺；同一天，我的母亲在位于芝加哥的一栋公寓里的小房间内去世。她病了很长时间，可父亲却一直寄希望于可以通过信念的力量挽救她的生命。不过，这仅仅是11月22日当天破碎了的众多幻象中的一个罢了。
那天，电视从早开到晚，似乎一直都没关过。人们试图从黑白影片和郑重庄严的声音中寻求仅存的一丝希望，直到最后，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强忍住泪水，摘下眼镜，向观众播报了肯尼迪总统的死亡时间。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听到消息时身处何方。但我记不起来了。我所能记起的，只有次日从父亲的车窗向外望去时看到的出离悲伤的人群。一个男人打扫着没有一片落叶的院子，提着满满当当购物袋的女人原本正快速走着，却突然间停下脚步，表情茫然，好像忘了什么事情一般，之后才在公交车站的候车长椅上坐下来。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哪怕一丝笑容，大家都垂着头。
1909年8月，海明威一家在从温德米尔回家的途中拍摄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欧内斯特·海明威、克拉伦斯·海明威（父亲）、格蕾丝·海明威（母亲）。前排左起：厄休拉·海明威（妹妹）、玛德琳·海明威（妹妹）、玛斯琳·海明威（姐姐）。原版照片的四角均有轻微磨损，表面有许多白点。版权未知，图片来源：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海明威馆。
但是这个场景让当时还是小男孩的我困惑不解，似乎大家在同时悼念我的母亲和总统。我记不清母亲到底是在总统遇刺前还是遇刺后去世的了。这不重要。话说回来，即便重要，想要知道确切时间也很容易——只要看一眼她的死亡证明就行了，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我也选择了在自己能够接受的故事版本里心安理得。
那天，我们打算去奥克帕克的亲戚那里。在那间宽敞的、墙壁上有木镶板装饰的房子里，一群上了年纪的希腊女人穿着沉闷的黑色衣服，手里紧紧攥着念珠，然而我没能从她们身上得到一点安慰。她们会不时停下来，握着我的手亲吻我。我们都被封闭在密不透风的悲伤里，谁都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直到一个叔叔告诉我说，离这儿几个街区，就是一名伟大的美国作家长大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字。
和其他少年人一样，我也曾经历过一段“海明威”时期。那时我会阅读他的书，并因他书中描绘的世界而激动不已，进而渴望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人生冒险。我在17岁那年开始离家环游世界，就是为了追寻那些人生经历，并同时期待着在这一路上收获知识。我曾到西班牙与斗牛同行，也曾到过巴黎，那个令海明威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在那些过于商业化、就差挂上一块“乔治·华盛顿在此长眠”的牌子的殿堂庙宇中，我没能看到海明威的身影。他只在他一直以来存在的地方，在他的书里。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很快便对海明威的传奇人生感到厌倦了，同时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男人的伟大在于他的作品，而非他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两者时常纠缠在一起。知道的越多，我就越明白他是如何自律、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如何绞尽脑汁地打磨自己的写作技巧，为了顺利地写下一个句子他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或许，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个天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找到了一条不需要努力的捷径。
几年前，我为了编辑一本名叫《神圣信任》（Sacred Trusts）的书，联系了许多作家，向他们约稿。就是在那时，我读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二儿子帕特里克写的一些关于非洲的文章，因为那篇文章写得太好，我读后还特意为此写了一封长信给他，除了表示我希望他参与那本书的写作，还写了我从芝加哥的家里离开后这么多年的个人经历。几周之后，我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就像鲍嘉在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对克劳德·雷恩斯说的那样：“一段美好的友谊由此开始。”很快，那本书的编辑工作还没正式开始，帕特里克便给我发来了他写的文章《察沃的大象》（The Elephants of Tsavo，察沃，肯尼亚国家公园）。文章优美、令人心碎，在做出预言的同时又带有淡淡的哀伤。书出版后，我接到了来自帕特里克的一通电话，邀请我去蒙大拿州。我带着上一任妻子克丽丝，从费城一路开到博兹曼，同帕特里克和卡罗尔·海明威一起度过了三天时光。那段时光充满了欢声笑语，从文学到科学再到数学，乃至政治、宗教，我们无所不谈。我们回来后没过多久，帕特里克再次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他父亲文学遗产的管理人。简单点儿说，我对此感到十分吃惊。
“可是，我并不是一个经纪人啊。”我说。
“你会找到窍门的，伙计。而且这也占用不了你太长时间，完全不影响你的工作和写作。”帕特里克答道。
我记得自己拒绝了两次，但是帕特里克很会说服人。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我不单因为有帕特里克这个合作伙伴而感到愉悦，更为那些我们待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和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而欣喜。我从帕特里克那儿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父亲的故事，而且，正如读者诸君所想，这些故事的具体和精细，远远超出了一则虚构故事所能允许的程度。
关于海明威的传说——有一些还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将他过分简化了。从这些传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雄性荷尔蒙爆发的硬汉，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经历过背叛与心碎，一边喝着烈酒，一边用简短的语句向周围人传递着一种极端厌世的愤世嫉俗，同时吸引着女性的目光。但这仅仅是他个人风格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对1917年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当记者时所依循的写作模板的运用。这套写作模板的首要原则便是“用短句，首段要简短，用语要铿锵有力”。而这个模板中的另外一些原则启发了海明威，让他以一种革命性的，或者说，几乎是全新的方式，来组织小说语言，比如其中有一条原则提到“避免使用形容词”，还有一条是“删除所有多余的文字”。
事实证明，海明威的写作手法很受欢迎。《太阳照常升起》发表并大获成功以后，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巴黎旅行，并模仿书中的角色。他们会去蒙帕纳斯的圆顶咖啡馆和圆亭咖啡馆坐一坐，努力装成杰克或布雷特的样子[1]。而且不单单是在巴黎，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也同样上演着类似的情形。
在大众心中，海明威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同样是一名引领风潮的人物。所谓“引领风潮”，顾名思义，指的是某种转瞬即逝且终究会沦为老掉牙的时尚。可能在当时有些人眼里，海明威就是如此。不过这样想的人不多，在其他人，比如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看来，《太阳照常升起》不过是直白描述了他曾置身其中的一段时光——一群友人在西班牙斗牛节时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罢了，他对这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功感到迷惑不解。
从上至下：1.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2.欧内斯特·海明威肖像。照片上的字为：“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五岁零两个月大”。版权未知，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海明威馆。3.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4.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给一只松鼠喂食。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海明威馆，荣耀殿堂内收藏着的海明威剪贴簿。
约摄于1934年，古巴，两名身份不明的古巴渔夫正在将一条大鱼拉进小渔船里。在基韦斯特生活期间，1928—1939。摄影者：佚名。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海明威馆。
我们谈起海明威的时候，每每会被围绕在他周身的层层传说迷得眼花缭乱，以至于无法看清作家本身。不过，一旦我们透过海明威写下的文字，透过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来看待他和他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故事便开始变得愈发有趣和引人入胜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馆，在帮助我们理解无论是身为艺术家还是身为“人”的海明威，以及他的一生如何赋予他的作品以意义等方面，都堪称无价之宝。
帕特里克·海明威曾经告诉我，虽然他父亲没有记日记，但为了辅助记事，却保留了生活中的其他物品。事实上，那份海明威馆藏可以说是关于世界上影响力最大、最经久不衰的一位作家的剪贴簿，能够带领人们开启一场穿越整个20世纪的惊心动魄的旅程。
其中有许多藏品都属于这位伟大作家，讲述了他的喜好和他视若珍宝的一切。从他写的上千封信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起外号大师，一个忠诚的挚友，一个对孩子满心宠爱的父亲，一个对亲人关怀备至的兄长、儿子，以及一个好胜心切、嫉妒成性、偶尔冷酷的男人。
在通过其作品以及生平物件探索海明威一生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他强大的观察力。海明威总是不停地列清单，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用心聆听和观察一切，并收集好，以便将来用得上。我曾发现一张照片（我猜测那应该是他在古巴钓鱼时拍的），照片中的场景为若干年后的《老人与海》埋下了种子。照片里有两名老渔夫在一艘小船上，站在一面短帆的两侧，小船旁边有一条他们捕上来的巨大剑鱼。这张照片十分精妙，拍摄者对构图和时机的理解非常到位。海明威在当时绝对是在留心观察，且观察得相当仔细。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忙于记录而疏于观察，海明威则不同，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便不断地将生活内化。1909年6月9日，当时10岁的海明威便以一种平铺直叙的口吻给姐姐玛斯琳（Marcelline）写信：
亲爱的玛克（Marc）：
今天是我们家和昆兹小姐家一起出游的日子。阿尔·别尔沙姆在打架过程中打掉了钱德勒两颗牙，随后你最敬爱的温柔的胡德太太让史密斯先生抓着别尔沙姆，用生皮带给了他一顿好抽。
爱着你的
欧内斯特
海明威生活在一个与我们当今数码时代不同的世界里。他在旅行时所乘坐的是船、火车、汽车，当然也有飞机——不过不是喷气式飞机，起码一开始坐的不是。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无所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西班牙、非洲，古巴以及美国的基韦斯特、纽约，然后是西班牙内战，他回到了意大利。他年轻时在法国巴黎，年老后则先后在法国巴黎，中国，美国森瓦利、芝加哥、怀俄明州还有德国都待过。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库珀（Gary Cooper）、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卡帕（Robert Capa）等人一起钓鱼、打猎、斗牛并写作，他总是在写作。他会有一个妻子，并和她生一个孩子，然后是另外一个妻子，另外两个孩子，而后又有一个妻子，在那之后再一个。他会和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斯泰因（Gertrude Stein）、乔伊斯（James Joyce）、庞德（Ezra Pound）一起，身边有将军或是老渔夫。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栖身于巴黎丽兹酒店，与奥威尔或是塞林格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周而复始。没错，他是看上去无所不在，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20世纪初的生活节奏更适合诗人和观察家。海明威非常适合生活在20世纪早期，这使得他能够避免成为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所批评的那种“四处传播肤浅”的现代飞机旅行者。
在他的收藏里有超过11000张照片，以及斗牛门票，还有各种残缺不全的纸片，上面列满了一名瓶颈期作家应该读的书。还有机票、火车票、蒸汽船票，它们是如此小巧可爱，看上去仿佛是从有着华丽装饰的手稿上撕下来的一页，也能依稀看出它们当初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流通时有多么精美。每当浏览他的这些物品时，我都会一再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实物所独有的美感已经消失不再，被时间消磨殆尽以后，取代它的是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数码技术的实用性。
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还有其他馆藏中，我们能找到信，上千封的信件记录了他本人和朋友生命中发生的那些事——从纽约、巴黎、西班牙书店的收据中我们能看到他当时都在读哪些书，以及都是在什么时间读的。约翰·F.肯尼迪议员曾给他发电报，想向海明威先生请教何为“勇气”，因为彼时他正在写那部后来获得了1957年普利策奖的作品《当仁不让》[2]（Profiles in Courage）。若干年后，来自这位年轻的总统候选人的另外一封电报送抵海明威所在的梅奥医学中心，海明威当时正在那里接受休克治疗。肯尼迪在信中表示希望海明威能够出席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来自后者语无伦次、令人心碎的回信的草稿——那是他在自杀六个月前竭力写下，却最终没能完成的。从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这些草稿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故事最终的结局，因为当他的所有热忱退去，唯有写作能维系他的生命。
有一些资料上面盖有“保密”章，其中一个章还是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盖上去的，这让我不禁好奇：难道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机会接触到机密文件？鉴于他曾是一名记者，这里头想必大有文章。然而，他当时是记者吗？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未来的研究者们去探索发现。
图片来源：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还有两张海明威开具的支票收据，金额各为750美元，用于支付他专门定制的救护车，后来捐献给了西班牙内战军方，同时附有一张关于“如何组装救护车”的清单，列出了车内应有物件。我们很自然地便能将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救护车的经历与他在1937年列出的这张清单联系起来。
透过海明威馆藏品，我开始懂得这个人，他早年的梦想与希望，他立志成为“最伟大作家”中的一员的决心，他对身体与精神上的疾病以及对终要到来的死亡的恐慌。和他一样，我也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曾踌躇满志地说要扛起整个世界，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无法满足于在奥克帕克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度过宁静的周末这一点上，我对当年那个饥渴难耐的年轻人感同身受。
其中有一些信是战后海明威在意大利养伤时写给他的亲朋好友的，这些信格外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他在信里表达了自己历经战火并最终生还，在护士为他包扎伤口时认为自己终于找到可以共度余生的人的那种激动心情。
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冒险才刚刚开启。随着时间流逝，他所描绘的经历逐渐成为后来的世界性“新”文学。在其中一些信里，我们得知这名年轻人爱上了在他负伤后照料他的红十字会护士，阿格尼丝·冯·库罗斯基，这名护士在我们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新”文学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短短几封信过后，我们便能看到这个年轻人从满怀爱意与希望，转而变成了一个因受到伤害而开始自我保护的人。他开始变得像他之后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将心碎和死气沉沉全部写在脸上，深刻领悟到“所有人都被这个世界压垮”的道理。
1918年11月23日海明威在米兰写给姐姐玛斯琳的一封信：亲爱的老姐：
……我不知道关于自己的女友我都写了些什么，但是，说实话，孩子·艾沃里[3]，我真的太爱她了。她也同样爱我。事实上我爱她超过这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包括世界本身。
同年12月13日海明威给比尔·史密斯的信（也是从米兰发出的）：
我亲爱的爵士乐手：
……但是，我这女朋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最近我每天几乎要灌上18杯马天尼酒……我们坐上一辆指挥车去往特雷维索，我们这位海明威夫人就在那里的战地医院当护士。她听说了我酗酒的事情，然后她训我了吗？她没有。她只是说：“基德，我们是要结婚成为伴侣的，所以你要是想喝的话，我奉陪，你喝多少我就喝多少。”之后她搞到了一些上好的威士忌，把里面的一些渣滓倒掉。在这之前，她除了红酒以外什么酒都没喝过，我也知道她是怎么看待酗酒这件事的。比尔，这姑娘真不简单，我一直感谢上帝让我走了他妈的大运，这才遇见了她。
1918年12月13日海明威给小威廉·D.霍恩的信：
卡罗·圭利尔姆斯：
……比尔，毫无疑问我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笨蛋。虽然各种诱惑如潮水般涌来，但我不会为之所动的。
1919年2月3日，海明威从芝加哥写给比尔·史密斯的信：
亲爱的比尔：
……阿格[4]从位于圣·多纳·迪皮亚威（San Dona’di Piave）旁边的托罗·迪莫斯托（Torre di Mosto）[5]写信给我，说她要和卡维在那儿待上整个冬天。我向她转达了你的问候。比尔，从她走以后，我是如此孤单，简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我看来，全芝加哥的美女和她比起来，就好像一杯卡罗玉米糖浆在跟一杯83年的勃艮第红葡萄酒比美。
随后的1919年3月30日，海明威给小威廉·D.霍恩的信中提到了新的变化：
我的朋友[6]卡罗：
这件事其实有点儿难以启齿，比尔，尤其当我从上一封信里得知你过得有多快乐之后，更是难于下笔……她并不爱我，比尔。她把所有说爱我的话都收回了，还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错误”罢了，和我们平时犯下的失误没什么不同。哦比尔，我真的没拿这件事开玩笑，我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愤怒，那是因为我已经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弄蒙了。而且最让我悔恨不已的地方在于，如果我没离开意大利，也许就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看在老天的面子上，直到结婚前都别离开你的姑娘。不过我也知道你不会“从我身上学习到关于‘女人’的一切”，正如我也不会从其他任何人身上学习到这些经验一样……但是比尔，你要知道，我曾经爱过阿格。她就是我的梦中情人，而且当我看着她时，我可以把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一切都抛到脑后——因为我已将阿格作为自己的信仰了……我想要的一个是阿格，一个是幸福。现在我的天整个塌了下来，而此时正在写信的我嘴巴发干，喉咙哽住。比尔，我多希望你能在这里，好让我可以一吐为快啊。她亲爱的基德！我希望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哦比尔，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是这么、这么地爱她。
1919年4月18日和27日写给詹姆斯·甘布尔的信：
亲爱的吉姆：
……有很多好消息要跟你分享，不过还是从头开始说起吧。首先，我现在恢复自由身了……尽管我知道这与美国日渐稀少的人口不无关系，但我的确爱过那个女孩。而且我很高兴这段恋情终于结束了，我对此丝毫不会感到遗憾。另外吉姆，我发现，一个人去爱别人，其实是一件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我这么幸运地逃过了婚姻的牢笼，所以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我想去的地方，有大把的时间供自己支配，好让自己成为一名作家。我还可以随意爱上任何人，这对我来说简直再美妙不过了。
1919年6月15日写给豪厄尔·G.詹金斯的信：
亲爱的费维尔：
……昨天收到了阿格从罗马寄来的信，读完我伤心极了。她跟少校丈夫闹翻了，她心里十分难受，说她对我那样，即便我拍手称快也在情理之中。可怜的孩子，我其实难过得不得了，可又无能为力。我曾经爱过她，可她却骗了我。我一点儿都不怪她。不过，为了将所有关于她的记忆灼烧干净，我又重新开始酗酒，在其他女人的怀抱中寻求慰藉，并成功将这些记忆清理得一干二净。她现在很伤心，而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她做点儿什么。“不过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早已无声消逝。再没有从这里去往曼德勒的公车。”[7]
1919年7月2日写给小威廉·D.霍恩的信：
亲爱的比尔：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北边待了一个半月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一次都没有想起“阿格”这个名字，她的脸自始至终都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我已经完全忘干净，也意味着这一切finite per sempre[8]。
生活中的恐惧、内疚与心碎，种种情感在海明威看来，皆可转化为文字，用于文学创作。1929年7月，就在被心爱的女人抛弃几年之后，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海明威的邀请下，阅读了他《永别了，武器》的打字稿，并在其中一页靠左边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是所有英语文学中最美妙的几页。”至此，若干年前海明威所经历和听说过的一切，都变为了艺术：
“如果一个人过于勇敢，以至于这世界要靠杀死他来打垮他，那么毫无疑问他会被杀死。世界就是如此，它将所有人都打垮，而只有一部分人能在被摧残过后依然带伤前行，那些打不垮的就被它直接杀死了。无论你是品格高尚，还是彬彬有礼，抑或勇猛果敢，在它那里全无区别；即便以上种种你都不是，也一样会被杀死，只不过不会这么急罢了。”
与帕特里克的交流持续了几年后，再加上看过了海明威遗物，我逐渐明白了，海明威为何将世界形容为“极乐之地”，并对自己最终不得不离去这件事表现出无比的懊丧。死亡，自杀，这两大主题在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互相交织，不过鉴于他所处的那个世纪以及他个人的所见所闻，这并不奇怪。
在海明威为《永别了，武器》所写的有着众多版本的结尾中，我最喜欢的是没被他采用的一个，遣词造句明显是作家自己的风格，而非他笔下人物的。他写道：
“故事就说到这里。凯瑟琳死了，你我也终将死去。唯独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停地回味这段话，想到了所有那些我曾爱过、珍惜过，最后失去了的人。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人，不禁会想，尽管有万千烦恼，这世界依然是那么美丽，离开它又让人多么难过。
“女士，如果所有的故事都能发展到最后，结局只能是死亡，”这是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的一句话，“对此避而不谈的都不能称之为写小说的人。”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他的故事似乎到此便戛然而止，但多亏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海明威藏品，他的故事才又继续下去，而且供我们去发现和了解的事实变得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