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非印度人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斗争历时八年之久。在这场斗争中，创造并使用了“萨提亚格拉哈”[5]这个词汇。一直以来，我都想动笔撰写这场斗争的历史。正如只有战役统帅才清楚每一举措的目标，有的情况也只有我才写得清楚。而且，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政治领域尝试大规模应用非暴力抵抗原则，因此有必要让公众对此运动的发展有所了解。
不过，今日印度已涌现了大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早的运动是针对维拉穆甘姆地区（Viramgam）的习俗问题[6]，之后还有一系列在所难免的斗争。
我对维拉穆甘姆问题产生兴趣，还多亏了瓦德万市（Vadh-van）热心公益的好裁缝巴依·莫提拉尔（Bhai Motilal）。1915年我刚从英国回国，乘坐三等列车前往卡提阿瓦（Kathiawar）[7]（P.1）在瓦德万站，莫提拉尔和一小群人前来迎接，他走到我跟前，向我讲述维拉穆甘姆人民所受的苦难。他对我说：
“请您做点儿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吧。这将是您为您的故乡卡提阿瓦做的大好事。”
他的眼神既悲天悯人又坚定不移。
“你们做好入狱的准备了吗？”我问道。
“我们会欣然赴死。”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怕坐牢就够了，”我说，“到时你们别对我见死不救就行。”
莫提拉尔回了我一句：“日久见人心。”
到达拉吉科特市（Rajkot）后，我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开始与政府通过书信磋商。在巴嘎斯拉（Bagasra）和其他地区，我发表演讲，暗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人们要做好在维拉穆甘姆地区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准备。尽忠职守的刑事调查局向政府汇报我的演讲内容，提请政府关注。他们这么做自是为政府效力，但无意之间倒也帮了大家一个忙。最后，我与切姆斯福德勋爵[8]就维拉穆甘姆问题会谈。勋爵大人承诺废除当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习俗做法，并且兑现了他的诺言。我知道其他人也曾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我坚信，此问题之所以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们做好了随时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准备。（P.2）
接下来的是废除《印度移民法》（Indian Emigration Act）运动。为了废除劳工契约，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真是民情涌动。孟买会议将1917年5月31日定为“契约劳工废止日”。至于为何选定的是那天，此处不便细说。最早向总督提出劳工问题的是一个妇女代表团。在此我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她就是品德高尚的嘉吉·贝迪夫人（Mrs.Jaiji Petit）。可以说，该妇女代表团是她一手组织起来的。同样，此次运动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我们时刻准备着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过成功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汹涌的民情，这也是此次运动的特点。对民众而言，废除契约劳工远比废除维拉穆甘姆的旧习俗要重要得多。自《罗拉特法》（Rowlatt Act）出台以来，切姆斯福德勋爵就一直连连失策。不过我觉得，他仍不失为一名明智的管理者。只是，又有哪位总督能躲得过行政部门常驻官僚的影响呢？
第三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查姆帕兰地区（Champaran）佃农斗争，这段历史在拉金德拉先生（Rajendra Babu）的著作中有详细记载。这场斗争确实将非暴力抵抗付诸实践。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强力反对，我们单是做出准备发起运动的态势已不足以成事。查姆帕兰人民获得的和平值得载入史书。（P.3）我能证明，此次运动的领袖们在思想和言行上都充分地遵循了非暴力。历时六个月的抗争也最终让当地佃农摆脱了长期的不平等待遇。
第四次运动是艾哈迈达巴德地区（Ahmedabad）纺织工人罢工斗争。这段历史每个古吉拉特人（Gujirat）都耳熟能详。那些工人真是太心平气和啦！而罢工领导人的表现也让人无可挑剔。不过我认为此次胜利还不算彻底，因为我本人为了坚定工人的信念而绝食抗议，而此举多少也对工厂老板间接施加了一些压力。那些老板和我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们没法不受我绝食的影响。但是此次斗争的道德训诫很清晰——如果工人以和平方式展开斗争，必定获胜，必能赢得老板们的心。只是在此次运动中，由于工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还不够纯洁，故而未能赢得老板的真心。不过大家在行动上并无任何暴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次运动是凯达地区（Kheda）[9]农民非暴力抵抗斗争。我不敢打包票说当地非暴力抵抗各方领导人全都严格遵循了纯粹的真理。行动上的和平确实是保住了，但农民的非暴力斗争流于表面，和纺织工人的情况相仿。因此我们的斗争进行得并不光彩。不过，这次斗争极大程度地唤醒了民众。（P.4）只是凯达地区的农民尚未完全掌握非暴力的意义；纺织工人也尚未真正理解和平的真谛，因此人民仍要受苦。等到了反对《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不得不自己绝食，并且请其他人也这么做。
第六次运动反对的是《罗拉特法》。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本身存在的缺陷开始显露出来。好就好在原先打下的基础还算牢固。我们彻底承认自身缺点，并做出了补救。《罗拉特法》自颁布伊始，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这部黑色法案终于被废除了。此次斗争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第七次运动旨在修正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10]，为旁遮普惨案[11]申冤，为印度赢取自治（Swaraj）。这次运动仍在进行之中。我坚信，哪怕只有一名非暴力抵抗人士坚持到底，胜利也必将属于我们。
但时下的斗争意义尤为重大。我已经概述了我们如何在不知不觉间为之做出准备。在着手处理维拉穆甘姆问题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还会有其他斗争接踵而至。而在南非的时候，我甚至对维拉穆甘姆一无所知。不过这正是坚持真理（非暴力抵抗）的美妙之处。真理圆满自在，无需你四处寻觅。坚持真理本身就有这个优点。（P.5）正义的战争[12]没有任何秘密要隐瞒，也容不下任何欺诈虚伪。当正义之战不期而至，信仰虔诚之人当随时准备应战。事先谋划好的斗争毫无任何正义可言。在正义战争中，真正谋局布阵指挥作战的是神。人只能以神的名义发起正义的战争。只有在非暴力抵抗人士感到孤立无助、满心绝望之际，神才会现身拯救他。只有自觉比足下的尘土还要卑下之人方可获得神助。神的救赎只赐予弱者和无助之人。
而今天的我们尚未领悟到这个道理，因此我认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历史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读者会发觉，南非的运动和我们今时今日的斗争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会从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发现，我们没理由对眼下还在进行的斗争感到绝望。赢得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顽强坚守我们的纲领。
此刻我在珠瑚岛（Juhu）为本书作序，而书中前三十章的历史回顾则成文于我在耶罗伐达监狱身陷囹圄之时。时承印杜拉尔·亚基尼克先生（Shri Indulal Yajnik）帮助，笔录记下我的口述回忆。我希望能在岛上完成余下的章节。在狱中我没有任何参考书。（P.6）现在也不打算带任何参考书上岛。我没时间也不打算写一本详尽的正规史书。写此书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它或许对我们时下的斗争有所帮助，而且也能在日后为科班的历史学家提供指引。尽管我手头没有一本参考书，但请读者切莫认为本书有任何不实或夸大之处。
莫·卡·甘地
印度教历：1980年2月13日[13]
公历：1924年4月2日
（P.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