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吉岭篇
一
无疑，起初我是沿着恒河的水岸往上走的，从海的那一边低地起程，那个名叫加尔各答的老旧的城池，走上了这么一趟上升之旅。我走这个夜路，赶这趟夜车，无非是为了觅见世间最洁净的光，想看看存在界的某种真实高度。所以，我珍惜这个方向，它由南至北，迤逦而上。在山的南坡，尤其洒满了阳光，我从内心里面深爱着它。
若是穷尽此一路途，即是传说与神话的源头，亦是众神的家园。一路北上，远瞻北冥，沿途尽是化成草木芬芳的往事，尽是诸神的记忆，他们目击大地的花开花落，尘世里有多少的虚空，这里就有多少的真实。孰谓非然？人的存在，他的神圣性，何曾会是属世的单一材质所建构？按照印度人的理解，我们载浮载沉，几番身坏命终，复又受身行世，无明所系的尘烟深处，便承载着无数心灵的故事。
高昂的上方，直指北方的天庭，那大地的最高处，彼处即有仙家的脚踪。沿着它，就这样，一步一步，洄流上溯，耗费半生，甚或毕生之精气、勇力，沿着恒河的水上去，从海到山，从低谷到高峰，必会溯清此生的源头，那神圣者恒定不变的家邦，它的名字，俗世中有一个大大的投影，名曰喜马拉雅，神话里面有个呼应，叫作须弥山，或者叫妙高峰，它位在了存在界的中心，日日生长，灵性十足。
二
我从加尔各答的豪拉站（Howrah）出发，深深的夜色覆盖着大地。
当我在新杰尔拜古里（New Jalpaiguri）的车站下来，时值漆黑的丑时，火车稍稍一停靠，便鸣笛而去。群山包函，空气清冽，人群的面容在此中夜尤显模糊。温度甚低，四望尽荒，然心知已然靠近地球纵深幽藏的中心腹地，在其高处，便是大地的顶轮。从谷歌地图上，我看得见西藏的日喀则，而日喀则却看不见我，瞻望弗及，心生感触，不由想起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行云使者》，想起那个疏忽了职守的小夜叉，被他主人行咒，要有一年失去神力，住在罗摩山的静修林中：
且为浮云立踟蹰，
激我遐慕君其由。
富神侍者久眺望，
凝思暗泪禁不流。
世间安乐人，
看云内情变；
况于拥颈欢，
道远不相见！
生命的时轮有其秩序，一旦稳定，更改起来便多有不适。我猜想自己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亦都准备好了过冬，等候初冬天寒深袭的清透感觉，而此时的加尔各答却还全然是蚊虻肆虐的夏热景象。久而久之，或致身心生错乱之虞。于是乎一路北上，直至上通云天、心游玄眇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脉。
天微微亮，便在新杰尔拜古里搭上了一辆吉普车，穿过西里古利（Siliguri）这个睡梦中的边陲小镇。车上共载十人，除了我来自中国外，还有邻邦孟加拉国的一对年青夫妇，余者皆属印度本地人。匆匆过去，发现西里古利到处都是边地驻军与他们的各式营寨，据说是印度第三十三师的重兵驻地。其景致却颇是迷人，绿意青葱，树木高耸。我只身远赴深藏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吉岭，亦为看看优美的景致，看看冬日的阳光。
大吉岭历来以红茶与狭轨火车闻名，更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昔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坐此地行于雪山高处的蒸汽火车，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赞辞，他说道，大吉岭是一个“所有人皆会向往之地，对此地即便是惊鸿一瞥，亦足以告慰平生”。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学者康有为因政治原因，亦于斯地避难，并在岭上修葺一座草亭，名之曰“须弥雪亭”，还留有《须弥雪亭诗集》一卷传世。尤为重要者，康子还于此岭上定稿其《人类公理》一书，即后来一纸遍走、风行天下的《大同书》。
他在岭上一边董理诸多旧作，一边系统演述《礼运篇》“大同”之胜义。他说：“山居日对须弥，游坐皆是光景奇绝。”著书游山，幽游放浪，且受到哲孟雄（今锡金邦，1975年被印度纳入领土，成为其第二十二个邦）国王和王妃的热情款待，旅次达半年多的岁月。本属须弥赏雪、世外逍遥的好时光，未曾料想一沉痛伤怀之事发生，其爱子康同吉不意于岭上夭逝，安葬大吉岭的中华山园。康子垂泪歌诗，云：“文殊生日生印度，四十五日现飞花。生之大吉葬大吉，土坟三尺向中华。”
半个多世纪后，即1948年的5月，万里投炎荒，一疟不可测，时在桑蒂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的徐梵澄先生受不了加尔各答炎荒酷热与蚊蚋噆啮之苦，亦于此大吉岭避居两周，有诗为证：“群峰无尽来，突兀万马骧。朝宗此一岭，海日回晶光。瑶京神仙宅，玉座黄金堂。空蒙结紫雾，衮冕辉云章。疑闻奏广乐，恐是翩鹥凤。不独纽地维，实亦枢天纲。”
我到岭上的时候，时值清晨。
山路上不断遇见穿着齐整校服的学生，因曾受英人治理，装束纯是英伦风格，颇飒然而悦目。清晨的阳光打在孩子清晨的脸上，十分美好。而不远处便是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Kangchengjunga），其藏语意为“雪中五宝”，因其有五个高耸的峰顶，积雪不化，万古如常。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南端，海拔8586米，比珠峰仅矮200多米。此山拥有诸多壮观的冰川，包括著名的热姆冰川。1955年，英国登山队的4名运动员从南部山脊登上峰顶，完成了人类的首次登顶。不过，这座雪山最是摄人心魂的，也许还是那些有关“雪人”频繁出没的传言。
而就在你的身旁，喷云吐雾的狭轨老旧的蒸汽火车，便在如此绝高的雪峰旁，从你的身边驶过，酷似《哈利·波特》里的霍格沃兹专列。恍惚之间，仿若置身魔幻世界。
我住在稍离大吉岭闹市区的阿鲁巴里（Aloobari）的一间木屋里面。这是个非常宁静怡人的村落，阳台面对虎丘山，那是让人魂牵梦萦的东北方向，是日出之地。木屋主人叫作拉帕顿（Rapden），系岭上人氏，肤白貌清，颇近华人，与孟加拉区域的人种甚多不同。
三
大吉岭属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西瓦利克山脉，因地处南坡，阳光尤其丰沛，与北坡的极寒自有不同。历史上则一直被尼泊尔和锡金轮流统治，今日则归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离东印度的文化之都加尔各答600来公里。而“大吉岭”一词却是藏语，由两个藏词Dorje（“霹雳”或“金刚”）和ling（“地方”）合并而成，意为“金刚之洲”。但中国汉人的音译堪称第一妙笔，大吉利，大吉祥，故能既来既在，如去如来，何等安定，何等祥和！
此岭于19世纪得英国人之治理，曾是他们著名的三大夏宫之一。今日仍是秩序井然，譬如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车，所有的人一律会向校车让路；而车中孩子的校服之精美，丝毫不亚于现代的任何大都市，令人疑惑自己是否身处边地。这喜马拉雅山的山城里面，主要居住着绒巴族和廓尔喀人，前者信奉藏传佛教，而后者信奉印度教。廓尔喀战士在历史上的骁勇善战是出名的。英属印度军队最后一任总司令山姆·曼尼克肖曾云：“如果有人说他不怕死，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廓尔喀人。”廓尔喀战士威名赫赫，是南亚次大陆最有声誉的职业战士，他们曾远征欧洲与南洋。金刚之谓，或因此得名。印度军人的胆气、勇力与秩序，素来口碑不佳，幸好有这些廓尔喀人，还有西北的锡克族为他们挽回了不少面子。
如今，大吉岭因了英国人之缘故，便有了基督教教堂，现代的小中学与各式学院。与英美国家类似，私立学校尤为典雅庄重。当然，还有闻名遐迩的牛津书店，里面什么书都有，各式语种，各个国家，各种类型，尤重东方宗教类的英文书籍，蕴藏弘富，盖不愧为大宇宙之微型缩影。
时至今日，大吉岭已经成了全印度最多元、最宽容，甚至最自由文明的地区之一。人种亦然，高山脸和平地脸、蒙古脸或印欧脸，错错落落，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令我印象甚深的是，藏民还真不少，藏人寺庙亦然，就在我所住的地方，才几步之遥，即是一个宁玛派的藏传寺庙The Mag-Dhog Yolmowa。“Mag-Dho”意为“止战”，它是献给世界和平的祝福，最初奠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由尼泊尔高僧Sangay Lama所立。此庙常住僧人两位，规格着实不大，却藏有不少珍贵的稀世经书，因隔开城市、隔开了尘嚣，故而非常安静祥和。从东南到西北，整个大喜马拉雅山的区域，目前有许多此类藏区，人们在固定时间祭祀、礼拜，还有举行各种法会，跟临近的不丹国相似。
早上功课之后，我在阳台上等候那如美酒般喷涌的日出，啜饮此间醉人的时辰。然后走到祥和如太初的宁玛派寺院，我于寺中拍照，留下了两个身影，算是彼此于尘世的一次不期之交汇。
我来时，加尔各答贝鲁寺（Belur Math）的斯瓦米·杜迦南达告诉我，这里也有罗摩克利希纳弘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我便联系了此地的中心负责人Nityasatyananda尊者。近午时分，我在市中心与人合乘山城的私人吉普，仅花20卢比，便抵达了道院。
到了道院，我才知道这里原是妮薇迪塔修女（Sister Nivedita）所营建的教育与文化中心，位置极好，正对着银光闪闪的章嘉雪峰的峰顶。妮薇迪塔在北印度享有盛名，虽是英人，但自1895年在伦敦初遇印度近代圣者辨喜（Swami Vivekananda）之后，便心神向往东方之圣地，三年之后，她便远赴加尔各答，追随辨喜尊者出家。她与后来同在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颇为类似，都是欧洲人，都与大吉岭发生关系（特蕾莎修女的慈善事业开展之前，正是在大吉岭的洛雷托修女会Loreto Convent修道十年），也一样拿大半生命献给印度，深受印度人的尊敬；但两人的工作性质略有不同，特蕾莎修女关注的是贫困与疾病，而妮薇迪塔修女则更关注印度的教育与文化，所以在各地建有不少的教育中心，帮助失学儿童，尤其对女子教育贡献极巨。她与东方许多著名人物颇多交往，譬如孟加拉著名的政治家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日本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冈仓天心，印度著名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曾高度地评价了她的成就：“我感觉到了她的伟大力量，但是我知道她的道路与我不同，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英才，其秉性别有一类天赋，那就是她无尽的蓬勃精力。她有力量，并愿意为他人的生活，充分地将此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大吉岭这个教育中心正是她所建，并最终长眠于此。我参拜了妮薇迪塔修女临终圆寂的那个房间。Nityasatyananda尊者告诉我，圣者辨喜本人也曾先后四次来到大吉岭休养与度假，时间分别是1897年两次、1898年与1901年各一次，合计91天。
其实，与此地发生关系的奇节特操的人物还真是不少，除了尊者与如上两位著名修女外，譬如，西藏的奇僧根敦群培曾于大吉岭苦学梵文与英语；圣者阿罗频多的英语启蒙亦在大吉岭的洛雷托修道院起步，因其父深信欧洲文明优于本族，故1877年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大吉岭的洛雷托修道院学习，后赴英留学；另外，欧洲第一位藏文词典编撰者乔玛·德克勒希亦在此逝世。
但大吉岭最近尤引我入胜的事情之一，也许还是那位与哲学家父亲对谈的法国僧人马修·理查德（Matthieu Ricard）了。他在嬉皮士的年代，口袋里面放了一本小小字典，踏上了东方朝觐之旅，先至新德里，再赶赴开往大吉岭的火车，一路跌跌撞撞，终于抵达美丽的大吉岭，初次拜见雪山中神奇的藏传僧人。在其著名的《僧侣与哲学家》一书中云：“我认为世界上仅存的伟大智者，完美心灵的活生生写照，就是流亡到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西藏喇嘛们。”看到如同满月般心气平静的佛教瑜伽士，理查德说，这就是活着的圣方济各，他们藏身大吉岭。
我们在楼顶的阳台上聊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餐厅用午膳之际，所有人都在用右手吃饭，Nityasatyananda尊者居然拿出了一双筷子给我，让人意外地惊喜。回去时，我搭了一位宾馆经理Ramen的便车。然后在牛津书店看书，在乔拉斯塔（Chowrasta）广场静坐。
诚如某友所言，印度的外表看似破旧极了，内核却非常新鲜、非常开放与柔和，大吉岭的感觉则是表里都如此开放，如此柔和。
四
此时的我，正住在一个稍离大吉岭闹市区的独立的木房子里，颇似滴水荣归大海一般，织入了云雾缭绕的喜马拉雅的仙境之中。主人拉帕顿是一位快乐的岭上人氏，但见过大大的世面，会英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印地语等好几种语言，英语尤其棒，听上去与伦敦的BBC语音简直无异。问其因，才知原是一位正式的英语教师，拿过剑桥英语高级教师资格证书，曾是尼泊尔一家著名私立学校的校长。然而为了自由，去年遂了心志，提前退休，领取该得的份额，选择自己愿意过的自在生活。故买下此座仙境木屋，与世间有缘人相会。或是因为年纪与我相仿，心胸阔大，加上了真诚与友善，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宛如异国兄弟。昨夜带我去了一家酒吧，啜饮当地的清酒，与此域居民有了深入的接触，他说这些都是Village Brother and Sister，如同家人相聚，自然是一个全然自由而放松的夜晚。
与往常一样，早上五点起来，我在阳台上，与神圣的大山一起沉默对晤，静候无比洁净的日出之晨光。微风中有藏人寺庙飘来的馨香，底下则是绿意渐显的森林，随着光线的细微变化，太虚之气浸满万有，鸟语和花香亦逐渐分明起来。清晨略有薄雾，然阻挡不住洁净的干城章嘉峰顶的白雪在光中辉耀，自有一番摄人魂魄的魔力。正当此际，主人拉帕顿亦已晨跑锻炼回来，给我泡了一杯酥油茶，里面除了奶香之外，无疑还包含了太阳和森林的滋味。
我不禁有些感动。最近因为印度的政策，总理穆迪突然宣布所有大面额的印度卢比现钞废除，手中持有者必须在年底之前到银行兑换新币种。所以，整个大大的印度，其所有的银行与ATM机器前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昨天我在妮薇迪塔中心参访之际，他却在银行前排队四小时为我换钱。而且因银行数额限制，他准备为我排四天的队。最让我诧异的是，这些政策明明严重影响到了百姓的生活，而印度的普通人，包括拉帕顿，大都不抱怨政府，还认为穆迪是一位颇可信赖的政治领袖。
十点左右，拉帕顿带我去拜访附近一座著名的日本寺庙妙法寺，路经一个焚尸场，还有驻军禁地。靠近禁地时，所有的手机信号失灵，拉帕顿领着我从一个中间的空地穿越而过。到了妙法寺，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舍利白塔，上面刻满精美的浮雕，述说佛陀的生平与悟道的历程，表达救度众生、智悲双运的伟大弘愿。
此塔乃遵循日本现代高僧藤井日达（Nichidatsu Fujii）的思想而修建的，盖为祈求世界之和平，故名“和平塔”。日达上人亦是当世罕见之奇僧，曾立誓将佛法传回佛陀的故乡尼泊尔与印度，故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他都奉献给了佛法在佛陀故地的复兴。二战后，为反对战争与暴力，他便开始在印度，甚至世界各地一一修建和平塔，供奉佛骨舍利。
因他深受日莲宗的影响，对汉传佛典《妙法莲华经》持有巨大的信心，认为法华奥典，妙冠群伦；故其对佛法之践行，就是敲击圆扇大鼓、持唱“Namu-Myo-Ho-Ren-Ge-Kyo（南无妙法莲华经）”。时在1969年，藤井日达于北印度王舍城著名的灵鹫峰所在的多宝山山顶完成了他在印度建立的第一座“世界和平佛舍利塔”。随后，他与其僧团便在各地陆续奔走营建，甚至于1985年圆寂之后，其追随者仍是心志铁定、持续建塔，像眼前的这座大吉岭的大白塔就建造于1992年。他们的法鼓声和“Namu-Myo-Ho-Ren-Ge-Kyo”这一声持诵，已经成了日本国家甚为珍贵的和平之音。据说甘地便尊称藤井日达为“古鲁”（Guru），受其影响，在自己的静修林中也是这么唱诵着；中国佛协长老赵朴初曾赠上人诗云：“愿以清歌介眉寿，好凭天鼓息魔喧。大云火宅施雾雨，无二无三一法门。”
离开白塔，我进入了边上的妙法寺庙里面，耳中鼓声阵阵，只见一位日僧，两位信众，正在敲鼓持诵。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鼓，颇为与众不同，模样就是一个圆圆的团扇，薄薄的，不大起眼。我礼敬完毕，亦试敲了几分钟，其声甚宏，双手因其余震居然不断颤动。后默声走出，僧人左右分工，递给我一些小米般大小的白色糖粒，示意放入嘴里，以示祝福，这大概类似于印度教的祭余（Parasad）。
到了市内，拉帕顿去银行排队，而我则继续在乔拉斯塔广场静坐。这是大吉岭的山顶广场，甚是闲逸，游客密集，是背包者们的密约地标，或是去往锡金、不丹的中转站。广场中央有一个小型喷泉，周边则是购物区，许多不丹和尼泊尔风情的披肩、毛毯和各种奇异的手工艺品，皆可在附近商店获得，还有两家专卖大吉岭红茶的老店Golden Tips Tea Cosy与Nathmull’s Tea Cosy也开设在这里，可以买到一等一的茶叶，物美价廉。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这里的那三间牛津书店，尖顶建筑，木质结构。广场中央还立着一座镀金的人物雕像，上面刻其名字为Bhanubhakta Acharya，文字写明其人生于1814年，逝世于1868年。我不熟悉此人，后来询于拉帕顿，他告诉我，这是尼泊尔最伟大的诗人，婆罗门族，曾将梵文《罗摩衍那》翻译为尼泊尔的文字。拉帕顿补充道，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加尔各答的泰戈尔之于印度。
傍晚或清晨时分，在这广场漫步，便是云间的行走。而白天，这里则会烙上了人间岁月的诸多屐痕，无论是过往的回忆，还是未来的遐想。我在广场的座椅上闲闲地靠着，点了一杯热咖啡，加进了白糖与牛奶，氤氲化醇，味道居然出奇地好。
五
青山寂寂，冬日迟迟。今天我哪儿都不去，只是坐在卧室与底下邻坊的阳台上看阳光，看天际之蓝天与白云。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的那句诗一直令我动容——“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我还看到了一只孤鹰，独自盘旋于虚空天际。我想，勇敢者总是独自飞翔的，它自然有其同类，于天地之间肝胆相照，只是不结队。还有几个飞行伞人在空中亮伞滑翔，在空中观望群峰，欲得加倍的好视野。对面的山谷间似有雾气上来，稍微带点淡淡的色度结构成了朦胧的意境，似青烟，但不厚；近处的草树还是一样的分明，或黄或绿，或翠嫩或枯槁，不受轻雾影响。各个山坡皆有星星点点的民房，平顶居多，若是信奉佛教的，屋际必是飘扬着经幡与经旗。因为日光相照，而与远处章嘉峰的峰顶恒然缭绕与行走着的白云相互辉映着。
早上，我借邻坊的阳台晒着阳光，他们还给我端来了大吉岭红茶与几片饼干，全不视我为外人。是啊，我们在尘世的每一次遇合，彼此一旦以心相照，又何曾陌生过呢！下午就是喝茶，与阳光商议人间之情事。而且拍了一组稍微像样的夕阳返照的面貌。
大吉岭素有“喜马拉雅群峰中的皇后”之美誉。我发现它不仅是供人们行走的，也是供人们安居的。其中的甚深情味，实非浅层的行旅遽可领会。
人们常常彼此责难，不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式，譬如出世者责备入世者庸俗，入世者责备出世者逃遁。殊不知，真实的人生原是有阶段的，因为有阶段，实则已然兼容了种种的不同，甚至看似相异的诸多矛盾；若纯然地为寻找人生的一致性而努力，当是何等的可笑与肤浅，无知于生命自身的丰富性与可能性。诚如美国嬉皮士年代的圣人拉姆·达斯所云：“我对真理的理解每天都在变化，我宁可言行不一，也要坚持真理。”
生命的持守原本是内在的，而非表象。更何况，往深处讲，一个人若足够警醒，其前后之不一，从来就没有实在之矛盾，反而彼此补益、相互策发。这一点还是小说家与诗人们说得最好，他们的觉悟往往高过哲学家们好几层境界。
譬如说巴西作家保罗·科贺的小说《牧羊王子的奇幻之旅》所启示给我们的：人要发现内在的生命宝藏，必须要走过大大的世界。有些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一心向里面走便是，其实，这样的道路与向外走是一样的走不通，因为构不成你往里面走的动力。又譬如德国小说家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天资雄拔的婆罗门少年悉达多为求真理，他的森林功课与情爱功课都得了满分，才有最后实实在在的觉醒、实实在在的慈悲，此种觉醒与慈悲原本不是靠外在的点化而一旦成就的。其中多少甘苦、多少的欢喜与沉痛，才喂养出一颗自由的灵魂。人生说白了，原是不能假手奇迹，借途他人的。换言之，它是生命自身的平衡艺术，是生命自我摆渡的艺术，它行走于两岸之间，非偏非倚。唯是致力于根基之纯粹，那神奇的造化倒是于斯才得以发力，转眼之间，你或许已是轻舟远飏，臻入言语道断之真生命的妙境界。
晨昏之间，面对青山微飔，云卷云舒，加之耳中鸟语，鼻际花香，光色氤氲之间，居然忘了原本要记录的文字，却自做生命之解谜者，不禁哑然失笑。
我颇喜欢康有为在《须弥雪亭诗集》中的两句诗：一句是“幽栖日对须弥雪”，另一句是“山居供养但云烟”。物华韶美，花暖松高，现在的我，身心正洋溢着如是临在的深度欢喜之中。
六
“aloobari”是当地的方言，大意是“土豆园”。连日来我就住在这个土豆园里，一座小小木屋，云遮雾罩中，于地上扎根，在高处生长。此种山居生活，内心必须备有真实的喜爱，因矫情者几日下来便会倦怠。雪山幽隔，林栖嗟叹者，比比皆是。更多的人是有其佛性而未建法缘，无法与自我真实相认，故难以逃遁毕生的虚空。正如黑塞在小说中，借悉达多之口，对着好友果文达的善意批评一样，“只顾探索，忘了发现”。生命的路途常常无法预设，与“探索”不同，“发现”意味着没有固有的目标，但必须要求你的心静定下来，成为世界的目击者，在孤寂中冥索，向可能性打开，甚至需要无数次的出走与回归。生命也许就要求你这样，需要经受无数次的反复捶打，才会趋于无垢的精纯与惊喜，才胆敢立在至高者面前，能够平静地与自己相认，说，这是我，这就是我生命本来的样子，它与你一样的神圣，一样的高贵。若非如此，若非冥思到宇宙、神灵与自我在某一个点上的真正重合，人生终是不免于落入丧魂落魄的境地。
今天拉帕顿带我绕着虎丘山走，一直走到大吉岭最南端的库姆（Ghoom）车站，这里有一个蒸汽火车的博物馆。模糊中记得，现在威名远扬的藏传大德宗萨仁波切的父母就是在这个车站工作的。我们在这里拜访了两座藏传佛寺，也走访了大吉岭的旧城与菜场，买了一些菜，准备晚上做一顿中国菜以投桃报李。
汽笛声声，蒸汽滚滚，而且是行走在雪山云雾与碧绿茶园之间。此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始建于1879年，连接大吉岭和山下的西里古利，于1881年全线贯通。整个铁路80来公里，轨道极窄，被认为是盘山铁路系统的经典之制，早在1999年便被宣布为世界遗产，是当今世界罕见的，且还在使用的蒸汽机车的铁路之一。加之沿途景色举世无伦，罕有其匹，故成了大吉岭的标志性景观。走进库姆的铁路博物馆，居然人来人往，参观者不少。我们买了两杯咖啡，才花10卢比。我讶然价格如此之低廉，拉帕顿解释道，火车站是公家的，无税，故东西便宜。
两座藏寺，一座叫作Sakya Guru Monastery，一座叫作Samtem Choling Buddhist。一大一小，却各有特色，前者属于萨迦派，俗称花教；后者属于宁玛派，俗称红教。萨迦寺里头挺大，而且还建有一所藏语学校，可能是下课时分，不少藏族的同学少年正于太阳底下嬉戏。宁玛寺则颇小，据说这是大圆满传承的重要藏外基地。离此地稍远，还有一座原属格鲁派即黄教的寺庙Yiga Choling Monastery，始建于1857年，里面供奉着一座十分精美的未来大佛（Maitrayie），因时间缘故，我们未曾造访。概而言，即此处的藏文化颇为发达。
路上经过一个观瞻干城章嘉雪峰最好的景台，即著名的廓尔喀战争纪念馆（Gorkha War Memorial），拉帕顿帮我留下几张不多的人像。回到乔拉斯塔广场，看到牛津书店正逢周日关门。后来，我们坐出租车返回土豆园的木屋。
山居多日，承蒙关照。拉帕顿每天给我准备早点，他雇定的女厨Niru，则日日为我备好晚餐。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今晚反客为主，我做了一顿中国菜以示琼琚之报。其结果自是臣服其口腹，摄夺其魂魄。他们虽日日吃土豆，但女厨对我所做的土豆排骨汤却大为惊讶。
我曾于伯明翰与加尔各答生活过，对食物滋味的生成实在已颇有感触。这世界上对食物之秉性与功能，晓悟至为透彻者，或许唯有我们中国了。非但高蹈义理之悦我心，更求刍豢至味之悦我口；非但求其甘美，而且求其庄重，备极华严与富贵，洋溢着人间之喜气。《礼记》的精神是：“君未覆手，不敢飧。”《左传》亦云：“飧有陪鼎。”我告诉拉帕顿，在中国，食物乃是具备神格的，“AS YOUR VEHICLE TO HEAVEN”！故我们自上古开始，历来不轻忽，不怠慢与随便，唯求之以尽美，亦求之以尽善、尽味。若与中国人的食物相匹，估计必是披靡群侪，披靡世界诸国众多饕餮之徒也，此实不足为怪！
七
今天的收获颇丰，亦有意外的惊喜。拉帕顿带我走访著名的圣约瑟夫学校、喜马拉雅登山学院与快乐谷茶园。
圣约瑟夫学校位于大吉岭的北角一端，其后面即是隔空相望、一无遮挡的干城章嘉，气清天开，实境幻出；希腊式的柱子，楔形的窗户，西式的建筑雄峻异常，而且遥瞻尘间万古寒，无比壮阔。这所剑桥制的私立寄宿学校占有了此世绝好的风光。它是荷兰耶稣会传教士Henri Depelchin晚年之杰作。原是完全的，后来学院部从小学部、中学部独立出来，另置他处。高中以下的教学质量号称全印度第一。学校规模不算大，但一千二百多位学生却来自于几十个国家，国际化程度极高。尤其是南亚诸国的王公贵族，还有少数富有的商人和资本家的子女，然大比例还是来自于英联邦的国家。至于周边的尼泊尔、不丹等国的几任国王皆于此就读。据云，藏族的精英子弟亦有不少留学于此，譬如其中就有第一位将莎士比亚的诗剧翻译成藏语的藏族学者斋林·旺多。
我们在门口看到柱子两边刻着拉丁短诗“sursum corda”（吾心精进、勇气常存），红蓝相间，煞是精美。一进到里面，满眼皆是欧洲贵族学校的规格，广场、食堂、泳池与钟楼，典雅庄重，比之英国的哈罗与伊顿公学，毫不逊色，宛似牛津、剑桥的迷你版。墙上则挂满了这个学校获得的国际荣誉，还有历任校长的照像。拉帕顿说自己也曾是这里的学生，而且，他缓缓说道：“那时候中文不重要，不像现在，只要是第一流的学校，都要开设中文语言课。这个学校也是，里面就有教中文的老师，或来自中国的老师。”我不禁生了兴趣，便向一位老师打听，他便把我们领到了现任校长夏居蒙（Fr.Shajumon）的办公室那里。校长说确实有一位中国老师，便打通电话，略略说明一下情况，然后把电话交给了我。我发现对方的声音苍老，普通话亦不算标准。我便在电话里面约了他，晚上于大吉岭的乔拉斯塔广场边上的牛津书店或茶室见面。谢过校长后，我们便往桦山（Birch Hill）的HMI走去。
HMI，全名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Institute，即“喜马拉雅登山学院”，是全世界登高者的第一圣地，因这所学院是人类首位登上珠峰的人丹增·诺盖创建的，丹增·诺盖即大吉岭人氏。奠基当日，印度的总理尼赫鲁莅临了现场。
学院不如想象中的大，更意外的是，它居然藏在动物园的里面。学院入口的照壁上，镌刻着一行醒目的文字：汝藉此峰，俾登彼峰（May You Climb From Peak to Peak）。确实很是励志。在学院的博物馆门口，则有一座丹增·诺盖的雕像。他逝世以后，也一并火化于此魂梦相系的所在，其坟冢上雕刻着彼时一同登顶的战友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的一句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但丹增·诺盖绝对是，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他从一个生命的低地，登上了世界的峰顶，获得了王位。”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完整模拟图，我看到了一条叫作Brahmaputra的河流，觉得那个位置很是眼熟，查了一下，果然就是雅鲁藏布江。原来印度人一直把这条伟大的河流叫作“梵天之子”！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大吉岭就成了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红茶基地之一，虽然其工艺来自于中国的武夷山。武夷山的腐殖质比重相当高，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便能茁壮成长，这是以“茶叶大盗”为人们熟知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的结论。福琼也是中国的武夷茶外流、印度大吉岭茶兴起的主角。
时在1850年的夏天，福琼采集的大量茶树种子跟幼苗，由上海出发，安全抵达加尔各答。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的树种，许多都来自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就这样，他在南中国的秘密行动，就像阿基米德的杠杆一样，撬动了一个古老的茶叶大国最后的世界垄断地位。
因为，大吉岭这里的海拔、云雾、阳光，尤其是无比洁净的虚空之气，使得茶的品质甚或超过母国几许。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为中国的茶叶着迷，而英国人曾用鸦片挣来的白银来兑换茶叶的支出，各种培育茶种的工艺引进日不落帝国的各个殖民地，大多数地方没有成功，大吉岭的茶种非但成活，而且一枝独秀。尤其是红茶，被尊为“红茶里的香槟”，馥郁芳醇，滋味悠长，乃俱得茶味之至尊也。很快，英国人用管理葡萄园酒庄一般的工业思维来经营此地的茶叶，这就形成了大吉岭星星点点的无数茶园。这无疑为他们节省了一笔巨大的外贸费用，还令此地的红茶声名远播。当然，这首先自是得益于雪山宝地的特殊气候。
我们走访了知名度颇高，创建于1854年的快乐谷茶园（Happy Valley Tea Estate），买了几款茶叶。
中国的古人曾经不无愀然地指出，天底下有三件事最令人哀叹：好青年受不当教育而学坏，好画因肤浅崇拜而浮滥，好茶被不谙其道者浪费而糟蹋。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饮品，属天地橐龠之良赠，植物性灵之提纯，与酒入愁肠的沉溺不同，它总是令人觉醒、催人奋发。而且，它普遍平等，让常人亦成为自家生命的贵族，藉着茶饮，精神上得着了提振，又因茶的造访，庸常的岁月充满了天地的芬芳。到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那里，茶更是成了唯美的信仰，成了悟道的藉具。故而，在僧家寺院里面，茶也是常供之美物。今日，大吉岭的红茶，想必亦是成全了世上许多寻寻觅觅的朝圣者们，穿透了世间的伪饰与虚幻，如实看清了世界与生命的真实面相，无畏无惧。诚如日人冈仓天心所写的茶人千利休之临死一偈：“永恒之剑，吾之佳宾，刺佛杀祖，开汝之路。”
回来时，路过一个叫作Chauk Bazaar的地方时，我记起这里即著名的洛雷托修会所在，猜想它也许就是童年阿罗频多熟习英语的地方，也是圣特蕾莎正式成为修女之前的隐秘修道十年的所在吧。因赴约之故，未及探访，或留待他日。拉帕顿则继续去银行排队。
到了牛津书店，那位中国老师还没有来，我正好可以与牛津书店从容道别，与书店老板合影一张，备作日后的记念。这几日，只要出了土豆园，我几乎天天都要来此看书、购书，它的品质之好，不稍逊于世界任何一家好书店。而且，因为深藏与神人共居的大雪山之中，恰似仙家琅嬛之妙境地。有意思的是，店名“牛津”，其实与牛津大学，或牛津大学出版社一点关系都没有，纯属印度人的缔造物，据说为此还有过一场名分的官司。如今岁月安好，吾等爱书人与避世者正可梦山入境，共沐惠泽。
里面尚有一本奇异的书，是关乎耶稣在印度的秘密岁月，以及十字架上活着下来以后，再回到克什米尔与西藏，静度晚景的细致考证。亦有一说，由于中国西藏的边缘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19世纪便有一种时尚，即当说到不能确定其下落的某个人时，就说他在西藏，于是，甚至许多人声称，耶稣尸体的神秘消失，必是未曾死去，而其最后的岁月则是在西藏度过的。
接近傍晚时分，中国的老先生来了，携着他的夫人。我邀请他们到了边上的Nathmull’s Tea Cosy里面饮茶，给老两口点了几份糕点。天色微暗，雪山杳遁，听其叙述往事，以其生疏的汉语，恍惚有了一种非现实的感受。
老先生说自己叫丘开福，爱人叫熊桂华，自己移居此地乃属第三代了，原是广东梅县人，祖父一辈迁家至此。至于汉语，是从以前的华侨集资创办的中华学校学得，后因中印交恶，华人锐减，学校关闭。又因家贫，无力上英文学校。但精勤努力，到了1978年，如愿以偿拿到了教师资格的文凭，在学校上课，给学生补习，如此养家糊口。如今已经暮色苍茫的年岁了，还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一次，只是勉强把女儿嫁到了台湾，算是系上了一种念想……我静静地听着，后来他们夫妻决意送我上车，我则极力鼓励他回国探望，并盛邀老先生来杭州，留给他电话，挥手作别。
我心里浮现一个画面，在印度雪域的深处，在静谧如同藐姑射的山中，一个中国人，从青春到垂暮，时间的风，恒然吹动，他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平凡日子，并将继续在此度尽余生茫茫……
八
这是一杯早茶，洒满阳光，内蕴芳醇，洋溢着喜马拉雅森林的深沉滋味。底下的一位藏族妇人，与往常一样，在做早间的拜日仪式。此时正念念有词，给太阳，给宇宙的光，献上每日一个不忘的曼陀罗，洒出净水，合掌礼敬东方，祝福吉祥，祝福诸事顺遂。是时候了，朋友，待我饮尽此茶，饮尽山居的梦想，我得暂时离开了。生命的每一渡口，唯有《金刚经》处理的最是豁达开朗，所谓“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也。
我想，人在尘世之间，日复一日地活着，或留下鸿爪，或淡然无痕，无非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或写在水上之区别耳。而其中或谓之善，或谓之否，其实没有你我真可执持者。世间或有行动法，或有读书法。然读书多者，易犯“以解代行”之弊，愈解愈误；读书少者，又易犯“以行代解”之陋，愈行愈迷。迷误之生发，恰似痴男怨女沉溺于情爱中的誓言，妄求无常是永恒。总之，诸人既已来此世界，都是射出去的箭，一旦自觉不够，又不习于行解，以求解缚，便仿佛自以为真能做主似的，是堪诸圣一笑矣。所以，真正的觉悟者，正如文殊参访维摩诘居士，双方俱是静默无语，却早已心心相印。
今日准备去噶伦堡，去五槐茅蓬与三乘法轮精舍，造访佛教瑜伽士陈健民上师在喜马拉雅山麓之关房。在辞别大吉岭之际，想起曾经在江西的彭泽拜访陶渊明旧址胡乱凑成的几句，录此，或勉强应离别大雪山土豆园之景也，诗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