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安门的新时代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在9月的一个凌晨蘸墨挥毫，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大清扫运动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即将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将在这一天翻开它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反复权衡选定庆典场地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这天，古老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天安门城楼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30万北京市民欢天喜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庆典结束后，已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为了这次开国大典的圆满举行，周恩来曾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自从开国大典的日子确定下来以后，开国大典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拟定了开国大典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项：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第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却是开国大典方案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由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随后，各位领导先后进行发言，作了一些指示。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这两套方案一个是西苑机场，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仔细看过阅兵方案后，并没有立即决定选择哪一个。他紧锁着眉头，将胳膊时而抱在胸前，时而放在背后，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选择西苑机场的优点在于其场地宽阔，而且早在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了。但它的缺点又是，在这次的开国大典上需要一个检阅台，而西苑机场却没有。如果要搭建起一个气势雄壮的检阅台，那将又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而选择天安门广场的优点在于，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缺点却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会严重影响到当时的交通，而且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这也会影响到阅兵的气势。
这两套方案相比起来各有千秋，但要做到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天安门广场的方案又好象略胜一筹。周恩来思考了很久……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了。
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个月，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了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建于1417年，当时取名“承天门”，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意思。1644年，“承天门”在兵火中受毁。1651年，顺治帝命人重建后，改命天安门。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事实上，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在9月的一个凌晨蘸墨挥毫，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恩来
九·二
接着，这个意见传到了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同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并一致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后来，开国大典圆满结束，天安门也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天安门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
天安门，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历经风雨沧桑，在沉寂多年之后，终于又在1949年的金秋季节成为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注目的焦点。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332名代表顺应民意，一致决定：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使北平以整洁的形象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开国大典。
这时，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北平城卫生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据史料记载，除少数干道、富贵人家寓所和政府办公场所外，刚解放的北平基本上可以用“垃圾遍地”来形容。
以天安门广场为例，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处是垃圾，仅城楼上的野鸽子粪便就有几十吨之多。金水河河道淤塞，水面污垢腐臭。天安门前也是垃圾成山，最大的垃圾堆竟然有六七米高！
经筹备委员会领导一致同意，决定由市建设局承担这次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工作。
北平市建设局领受任务后，确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修方案如下：
（一）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平整碾压5.4万平方米的广场，供群众集会用。
（二）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
（三）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供大典时升旗使用。
（四）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砟路面1626平方米，供游行的群众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
（五）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全部整修工程预计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这项工程规划起来不容易，实施起来就更不容易，主要就是靠人民群众的义务劳动实现的。当时，各界群众在整修广场场地劳动中争先恐后，人人都想多贡献一份力量。
这里以北平市学生为例。这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共青团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组织4300名大中学生在这天下午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
消息一公布，两天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在大中学生的影响下，华北人民政府的800余名工作人员来了，北平邮政局留用人员训练班300多学员来了，150名儿童团员来了。大家齐心协力，一天内填平了广场内的309个坑。
同时，在当时北平城还有一个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一律不准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上垃圾。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大清扫运动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接着，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做了如下工作：清理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天安门城楼的面貌焕然一新。
9月底，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一个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以天安门做主席台，南至中华门，左右达东西三座门；中部、后部广场，东止于公安街的东面红墙，西至西皮市的西面红墙。整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在广场前端，一个高达22.5米的旗杆矗立起来，旗杆用无缝钢管制成，涂白磁漆，下有底座，用汉白玉栏杆围起。在广场周围，种植了大量鲜花、草坪和树木。一个光彩夺目、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
周令钊绘制天安门毛泽东巨像
开国大典的前夜，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幅高6米，宽4.6米毛泽东画像，这幅面带微笑、气宇轩昂的领袖画像，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伟大的新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说起这幅画像，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呢！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明确表明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
于是，相关部门迅速展开对天安门城楼的修葺工作。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受领的任务是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为开国大典之用。
那么为什么要请周令钊画毛泽东像呢？
原来早在1949年4月上旬，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周令钊所画的一幅毛泽东画像被挂在会场中，获得中方代表团的好评，国民政府代表对这幅画像也是赞誉有加。这幅画像给中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经周恩来同意，筹委会邀请周令钊来画毛泽东像。
周令钊受领任务之后，便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搭起三层脚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
要画毛主席的哪一种神态呢？周令钊选择了一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中的毛泽东朴素大方，满面慈祥，极具亲和力。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照片。
大约20天后，就在画像将要完工的时候，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亲自前来验收。他看后指出，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和他的学生便遵照聂荣臻的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30日晚上，周令钊和工人们把这幅画像提前挂到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
当晚10点，周恩来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当他发现在毛主席的画像下面标有“毛泽东”三个黑体字时，他认为这非常不妥，并说：“毛主席那么不谦虚，还自己喊自己毛泽东？”便要求赶快采取措施把三个黑体字涂去。
此时，离庆典活动还有几个小时，要想把巨幅画框取下来再处理已来不及了。周令钊教授急中生智，立刻爬上脚手架，用灰蓝色颜料把画像下面的白边连同黑色的字体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在延长的身体部位的服装上加了一个扣子，使其协调而不失比例。
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周令钊只能一点一点地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很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当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红色书法家钟灵书写天安门标语
在天安门城楼正面，除了悬挂有毛泽东画像外，还有两条巨幅标语，一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副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很多人都不知道，这17个大字其实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当时，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周恩来副主席和胡乔木同志决定在毛主席画像的两侧书写两副标语。但是按照中国人过春节挂春联的习俗，对联一般竖在门框两侧。而天安门是扁长的建筑，如果按一贯的习俗，将这两幅巨幅标语采用竖贴法，就会影响其美观效果。
这时，来自日本的肖野很快打破了思维定势。他采用了横幅对称的设计，红底白字白框，既醒目又没有破坏天安门的协调。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博得了筹备委员会的赞赏。
标语的设计完成以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接到了书写这两条大标语的任务。
于是，钟灵憋足了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采用庄严、大方的宋繁体美术字书写这两幅标语，同时，根据城楼的尺寸，他还确定每个字高2米、宽2.2米，以及对称问题。
在书写之前，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他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并不是一样宽窄，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第四和第六间稍窄，第三和第七间、第二和第八间、第九和第一间依次递减。明代的能工巧匠们充分利用人们视觉存在错觉的原理，在本来对称呆板的建筑上做了技术处理，但人们的肉眼却根本看不出来。
受到这种构思的启发，钟灵把后8个字之间的距离依次适度拉大。这样，从远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幅标语虽然字数不一，但也显得很对称。
然后，钟灵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此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且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筹备委员会原计划在天安门城楼的重檐中间悬挂国徽，但直到10月1日的前一天，国徽图案还没有确定好。于是筹委会又请钟灵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17个大字悬挂在这个位置。
中日美术家联手制做天安门大红宫灯
众所周知，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8盏大红宫灯。这些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三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它们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成的杰作。
当时，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负责天安门下东西门以内开国大典会场的设计布置任务。他找到钟灵说，城楼上的设计布置方面如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他有人、有物，要什么给什么，并说他那里有两位日本美术设计家肖野和森茂。
肖野那时40上下，森茂才30出头，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民族的血，但是日本民间保留着不少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使他们对中国并不陌生。
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后，两人激动得一夜没有休息好，他们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发誓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可是怎么搞才能既体现民族风格又显示出浓重的节日气氛呢？
肖野和森茂两人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
在中国成语中有“张灯结彩”一词，其中的“灯”指的是大红灯笼。在中国民间习俗中，凡逢年过节，喜庆之日，必挂大红灯笼，以示喜庆。皇宫中的大红灯笼被称为“宫灯”。
所以，悬挂宫灯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重的喜庆气氛。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
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一周后，周恩来看到张致祥送来的20幅草图。他一眼就看中了肖野和森茂设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10根红色廊柱中间悬挂8只红色宫灯。
周恩来十分欣赏这个宫灯方案，但不同意在金水桥栏杆上扎彩色气球，认为这太杂，太乱，宫灯就可以突出喜庆气氛，也显得比较庄重、严肃。再者，若在大典进行中间气球因各种原因乒乓乱炸，岂不是大煞风景？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
苏凡整日在北平城里跑，但一次次都失望而归。大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异口同声回答了一个“不”字。
只剩下10天了，肖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直奔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一见这么大的尺寸直摇头。他马上请人去查清宫档案，看看有没有健在的老艺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还真找到了一位当年专门为皇宫扎宫灯的老艺人，他家就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
这个70多岁的老人住在丰盛胡同一带。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这8个大宫灯，只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口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
随后老人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肖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
此后几天时间里，苏凡等人和老艺人师徒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做成了8个巨大的宫灯。宫灯每个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情况。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还挂不起来。肖野建议把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这才挂好了宫灯。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又显露出她那庄严、典雅的恢宏气势，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准备与欢天喜地的人们一道，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天安门迎来了庄严伟大的一天
1949年10月1日一大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传来了阵阵锣鼓声和欢呼声。今天，中国人民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仪式。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此时的天安门修葺一新，宽阔的红色宫墙显得格外庄重，黄澄澄的琉璃瓦顶在秋阳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8只绛红色的大型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天安门广场成“丁”字形。“丁”字形一横的北面是一道河，河上并排架着五座白石桥；再北面是城墙，城墙中央高高耸起天安门的城楼。“丁”字形的一竖向南直伸到中华门。在一横一竖的交点的南面，挺立着一根22米高的电动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通往“丁”字形广场的信道虽然只是一条狭长的小路，城楼西侧也只是古老陈旧的小平房，也没有宽阔通畅的东西长安街，然而，它仍然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早上6时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工人队伍中，有从老远的长辛店、丰台、通县来的铁路工人，他们清早到了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直奔广场。郊区的农民是五更天摸着黑起床，步行四五十里路赶来的。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
当时的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即将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将在这一天翻开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