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
我来自一个小岛——特立尼达并不比果亚更大——广袤的空间总是让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去看大河高山，这是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的令人愉悦的事情。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个月之后，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为，这里的广阔超乎想象，这里的天空如此宽广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尽收眼底，必须一点一点地加以欣赏。这里的景致因为广阔而变得单调乏味，又因为极度的单一和特殊的贫瘠而令人恐慌：弯弯曲曲的小块田野里，奄奄一息的庄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营养不良的牲畜，还有正在崩溃的村庄，以及即使仍在建设、也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城镇。黎明到来，夜晚降临；一个又一个的火车站，彼此无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隐没，旅客们到达又离去，拥挤的人群与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骤然而至，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还在继续，直到那种广阔失去意义，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离的，正是这无穷无尽的贫瘠与衰败的重复。
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印度，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让人无法忍受；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常常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刻，我希望忘记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车室或卧铺车厢里，与其说是为了私密或舒适，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保护，是为了把卧倒在月台上的羸弱身躯以及舔食残羹冷炙的饿狗关在外面，把被戏弄的狗的哀号关在外面。到达印度那一天，我在孟买体验过这样的时刻；那时的我觉得，印度只是一种对感官的折磨。五个月后，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时刻，那是在查谟，这个国家单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环境向我显现的地方——北面的群山连绵上升；在南面，远在寺庙的塔尖之外，广阔的平原——我经历过这种广阔——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这些不断重现的时刻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时刻：恐惧与急躁被热忱和愉悦取代，走下火车，走进城镇，会发现那种贫瘠的气息只是表面现象，印度比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欣欣向荣。在旁遮普小城，我听到铁锤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海得拉巴[1]的化工厂，我看到厂里的设备都是印度设计和制造的——这样的见闻让一个人意识到，他正身处一场工业革命之中；也许是因为各种误导，我从未真正信任过这样的革命。遍布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区让我意识到，除了谈论古印度文化（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想拿铁杖打他），印度的审美意识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的东西。（古印度文化招摇过市，让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谬的建筑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一座招摇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筑——能与之相比。）
我去过一些偏僻的村庄，有半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从前，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我发现绝望更多属于我这个观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学会了越过污垢和躺卧在绷线床上的人去看问题，去寻找进步和希望的迹象，无论它们多么微弱：用砖石铺成的道路，尽管路上也许覆有污秽；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乱种植的稻子；面对官员或游客时，村民脸上轻松的表情。我学会了寻找这些微小的征兆：数月之间，我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
但显而易见的事情总在淹没一切。我是一个旅行者，当一个特定的地方变得熟悉，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就又到了继续前行的时刻——穿过永远不会变得熟悉的广阔土地，并为此感到悲伤不已；逃离的愿望又会重回我心里。
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的广阔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太广阔，印度人似乎才感觉有需要进行细分和区隔，把国家划分成方便管理的区域。
“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印度式的问题，对于按照村庄、地区、社群和种姓来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说我是特立尼达人，这只会让他们困惑。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达。”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发生三四次。现在我常常不再解释。“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对方很满意。停顿。“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作。”
“写新闻还是写书？”
“写书。”
“西部小说、犯罪小说还是浪漫小说？你一年要写几本书？你能挣多少钱？”
于是我开始编造：“我是老师。”
“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只是本科学历？你教什么？”
“化学，还教一点历史。”
“真有意思！”在从帕坦科特[2]到斯利那加[3]的巴士上，一个男人这样说：“我也是化学老师。”
他就坐在对过，而我们还要一起度过余下几个小时的旅程。
在印度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你必须说清自己是谁，定义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按照种族或社群来思考问题，在印度的这种经验肯定会驱散我的思考。我是一个印度人，但以前我走在街上，周围不会全都是印度人，我也不会像这样悄然融入人群。这样的经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感到气馁，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总巴望别人会注意到我的不同；只有在印度我才发现，这种刺激对我是多么重要，而特立尼达的多种族社会和我在英格兰的局外人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成为少数族裔的一员总是让我感到富有吸引力，成为四亿三千九百万印度人当中的一员，则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情。
我在双重意义上是一个殖民地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长大，却被排除在英格兰和印度的大都市之外。我到印度来，希望找到大都市人的风范。我曾经想象，这片土地的广阔也许会在印度人的态度之中有所反映。但如我所说，我遇到的却是牢房与蜂巢心理。印度和小小的特立尼达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让我惊讶，在这两个地方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大都市在别处，在欧洲或美国。我期望遇见大度、根性与自信，但找到的却是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
“外国让我喜欢得发疯。”一位异常成功的承包商的妻子说。这种疯狂的对象从外国食品延伸到德国洁具，又再延伸到为儿子找一个欧洲妻子。而她的儿子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餐桌上这样宣称：“哦，顺便问一下，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一个月要花三千卢比？”
“你只是游客，你不懂。”斯利那加巴士上的化学老师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国家。要是有机会，我明天就离开这里。”
而印度的某个特定阶层，通常是更为富足的那些人，特别热衷于向外国游客辩解，说不能把他们看作贫穷、肮脏的印度的一部分，说他们有着更高的价值水准和行为准则，说这个养育他们的国家总是让他们恼怒。在他们看来，二流的外国货色，无论是人还是商品，都比印度的要好。他们暗示说，他们看待印度的态度和欧洲“技术人员”一样：这只是一个可供暂时剥削的国家。在自由的印度发现这种征服者的态度，这种掠夺的态度——一种疯狂的态度，就好像机会随时可能被拿走——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难道不正是这些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给予了他们如此多的机会？
这种掠夺的态度属于一个迁徙而成的殖民社会。和在特立尼达一样，这种态度在那些“假洋鬼子”（renonçant，一个精准的法语单词，用于描绘那些抛弃本土文化、一心想去法国的人）当中孕育了一种可悲的实利主义。而在印度，这种实利主义混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庸俗——那些可悲的舞场，那些可悲的“西式”夜总会，那些在收听锡兰电台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些穿着皮夹克或方格粗呢夹克的唐璜们——尤其令人恐惧。这种实利主义带有一种魅力，就像有些印度人带有的魅力，他们在国外住了两三年，宣称自己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
必须坦承，我这个观察者很少看见他们的困境。那位急于展示其西方性的承包商妻子，不但定期去找占星家算命，而且每天都去庙里祈求好运。那位教师抱怨印度人不讲文明、言行粗鲁，但我们的巴士刚到斯利那加汽车站，他就开始当众换衣服。
特立尼达人，无论是什么种族，都是真正的殖民地人。而印度人，无论其如何声称，都植根于印度。但作为殖民地居民，特立尼达人正在努力成为大都市人，而与我交谈的印度人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过去以及近十年取得了许多成就，印度人因此而成为大都市人，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殖民地人。
在这里，一个人期望遇见自豪的态度，碰到的却是掠夺的心态；期望遇见大都市人，碰到的却是殖民地人；期望遇见慷慨大度，碰到的却是心胸狭窄。果亚刚刚解放，就已成为邦与邦之间争吵的对象。独立十五年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政客似乎已经被作为乡村头领的政客取代（我曾经以为后者是特立尼达的印度殖民社群所特有的现象，对他们而言，政治只是一种游戏，所关涉的东西并不比公共工程处的合同要多多少）。对这些乡村头领而言，印度只是由乡村组成的复合体。于是，把印度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似乎只是外界强加的看法，而这个国家的广阔原来也只是一种奇特的欺骗。
关于印度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它是一种比城市中产阶级、政客、工业家和相互分隔的乡村更大的东西。我们被频繁告知，“真正的”印度非此非彼。现在，我开始真正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这个词！也许印度只是一个词，一个神秘的观念，足以容纳火车经过的所有那些广阔的平原和河流，那些睡在孟买的月台和步道上的所有无名氏，那些贫瘠的田野和发育不良的所有动物，那些被耗尽、被掠夺的所有土地。但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广阔：印度是一种疼痛，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
（马维达译）
注释
[1]印度安得拉邦首府，位于德干高原中部。（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注释均为译者注。）
[2]印度旁遮普邦城市。
[3]位于印度河支流杰赫勒姆河畔，印控克什米尔首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