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姆希德到吉米
“你现在来加尔各答不是时候，”出版商说，“这座可爱的古老城市恐怕正在滑入布尔乔亚的安逸生活方式之中，几乎没有抵抗。”
“他们前几天不是还烧了一辆有轨电车吗？”我问道。
“没错。但那是五年来烧的第一辆电车。”
的确，我本来希望在加尔各答看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有尼赫鲁先生的“噩梦经验”，是一位近乎歇斯底里的美国作家最近所写的“疫兽”；这座城市的设计规模是容纳两百万人，而今天在它的人行道和地下室里，就容纳了超过六百万人，这些人的处境让世界银行一九六○项目的人手严重不足，并促使其写下了“令人惊骇的人类档案”（孟买《经济周刊》语）。
和每一个爱读报的人一样，我所知道的加尔各答是电车纵火者的城市，是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学生的城市。一九五四年《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则短讯，提到这里的劳工问题，让人难以忘记：一些心怀怨恨的工人把他们的经理扔进了熔炉。我在印度逗留期间，一直在关注国大党控股公司的作为，这家机构在二十年代是进步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现在却腐化变质了，在一些印度事务研究者看来，它已经是印度大批腐败的公共机构中，腐败最为露骨的一家：公司拥有的五百五十辆车，有一半已经坏掉，许多可售卖的零部件已被拆走，维修工遭到拦阻，连续四年负债，邦政府、新德里和绝望的福特基金会的“干预”一再遭遇阻碍。
我发现，加尔各答在各个方面都享有美妙的名声。孟加拉人的傲慢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你不说孟加拉语，卖锅的人就不会正眼看你）；孟加拉人很懒；人行道被槟榔汁染红了，中央公园散落着用过的卫生巾（“很不讲卫生的人”，这是南印度小说家的评语）；即使在孟买，这个流行肠胃炎的地方，人们也会带着惊恐的神情谈到，加尔各答的自来水既不干净、又很匮乏（百分之五十九的公共自来水供应处的管井是坏的）。
我因而在心理上做足了准备，而豪拉火车站也的确让我看到了希望。铁路员工比平常更加漫不经心、昏昏欲睡；卖烟的人看也不看我；在车站餐厅，一个服务员笑着让我看一只掉了一些毛发的老鼠在地板砖上无精打采地游荡。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果忽略人群、畜栏、人力车夫和蹲下小便的人，河[1]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城市看上去不像是热带或东方的城市，更像是伯明翰的中心城区。我同样也没有想到，黄昏时分的麦丹广场绿树点缀，沉浸在一片薄雾之中，让人想起了海德公园，而乔林基大街[2]就像是更为明亮的牛津街。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麦丹广场看到卡里阿帕将军[3]身着黑色西装，像英国人一样挺立，面对着一小群闲适的人发表演讲，用带有桑赫斯特口音的印度斯坦语讨论中印争议；而那些有轨电车像战舰一样发灰，头部呈楔形，总是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穿行在街道上——这远近驰名的加尔各答电车，笨重又脆弱，在车站吞吐着身着白衣的职员；而在麦丹广场外面，霓虹灯在薄雾中闪烁，在邀请人们去咖啡厅、夜总会，或是乘飞机去旅行。在这里，我第一次意外地发现，我正置身于印度的大城市之中，一个一眼就能认出的大都市，有着与熙攘的人群似乎并不相称的街道名——埃尔金、艾伦比、帕克、林赛——雾气渐浓，在去往郊区的途中，我看到工厂的烟囱在棕榈树间喷吐烟雾，心里的不协调感愈加深重。
在光鲜的市中心，除了那些随地小便的人，别人跟我说的成堆的垃圾在哪里？那些卫生巾又在哪里？事实上，正如出版商所说，我现在来加尔各答并不是时候。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组织“志愿者”对这个城市进行了一次迅捷的疯狂大扫除，期望借此提高公司职员的“工作热情”。他们发动了“公牛行动”，意图赶走加尔各答市中心的公牛。这些公牛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放出来为圣母牛服务的。他们本来以为母牛会跟着公牛离开，结果母牛留了下来，公牛却跑了回去。加尔各答没有哪个居民会怀疑，随着志愿者撤走，印度又有那么多事务因为紧急状态而悬而未决——政府正在用拖延和禁令取代行动——垃圾将重新回到大街上。但现在大街上仍然保留着前所未有的光彩。
印度的四个主要城市都是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的英国痕迹最为浓重。鲁琴斯建造的新德里是一场灾难，是对帝国建筑的可笑模仿，既非英国式，也非印度式，是一座为了游行、而不是居住而建造的城市；今天，在长长的大街上，在无穷无尽的小巷里，机动小三轮喧闹地疾驰，让这个城市显得格外庞杂。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是不列颠之外最精美的十八世纪英式建筑群，除此而外，却只是一个懒散的殖民地。孟买人有进取心，富有公民精神，在文化上充满雄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其帕西人社群；据说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已经把孟买的建筑称为“硬纸盒风格”。的确，这个印度最好的城市，只在没有个性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作大都市。只有加尔各答是仿造英格兰的建筑风格建造起来的，不同寻常的是，英国人在这里陷入了同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一样的帝国主义行径之中。加尔各答成了一座宏伟的城市，比新德里更有根基。他们称加尔各答为“宫殿之城”。这里的宫殿，无论是印度式的还是英国式的，其风格的最佳称谓是“加尔各答科林斯式”：加尔各答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
在印度，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加尔各答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两座现在被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见证了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穆里克宫和维多利亚纪念馆。穆里克宫现在已经衰败，仆人在大理石走廊里做饭，但这里看起来仍然像是电影里的场景。高高的科林斯式圆柱支撑着宫殿；庭院里，意大利式喷泉在歌唱；大理石房间里悬挂着过于硕大的枝形吊灯，上百家十九世纪欧洲古董店杂乱地拥塞在这些房间里，一座希腊宁芙石膏模型积满灰尘，遮住了一幅褪了色的、平淡无奇的画，画上画的是身着红衣的士兵正在击退土著的进攻。庭院里有四座大理石像，象征着四个主要大陆；在更低的楼层有一座青年维多利亚女王像，体积硕大，让一间大大的房间也显得狭小。穆里克宫这些积满灰尘的宝藏，也许除了收藏者的一幅肖像，没有一件属于印度风格：最早的孟加拉巴布[4]急于向目空一切的欧洲人证明，他也有能力欣赏欧洲文化。维多利亚纪念馆矗立在麦丹广场上，是寇松勋爵[5]对泰姬陵的回应；像穆里克宫一样，这座纪念馆也是刻意仿造的，有些地方让人想起泰姬陵，有些地方又让人想起安康圣母教堂。“穿过女王纪念馆的门厅，就到了位于圆形屋顶之下的纪念馆大厅。”默里的《手册》如是说。这本书给予这座“皇家泰姬陵”的篇幅，是艾罗拉的凯拉萨神庙的两倍，这也是这本书的典型做法。
我看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高贵雕像，其年纪仿若她登基之时（托马斯·布鲁克·RA爵士的作品）；这座雕像为整座宏伟建筑定下了基调。
但经由这样的冲突，在印度出现了一种新兴文化，以爆炸性的方式把东方与西方融汇在一起；尽管加尔各答以外的孟加拉人蔑称其为“暴发户”和“随军仆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让印度产生了众多民族先知和英雄。孟加拉人会告诉你，英国官员迫切地想把南印度人当作奴隶，把旁遮普人当作朋友，把孟加拉人当作敌人。但孟加拉人对你说这些，只是把这些当作过去的光荣在讲述，因为在今天，随着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在加尔各答两者是同一个意思），加尔各答已经不再是中心。这是一个没有腹地的城市，一个垂死的城市。就连胡格利河也在淤塞，而所有人都认为，无论加尔各答的面积如何扩大，其经济已经停止增长。例如，尽管在萨丹·库马尔·高希教授的文学批评中，穆里克宫的那种心态仍然留有讨人喜欢的痕迹（在《新政治家》周刊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怀着同情谈到这位教授的批评），但加尔各答已经衰竭，加尔各答人越来越与外界隔绝。这座城市拥有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拥有世界闻名的摄影家苏尼尔·詹纳；孟加拉的印刷工艺拥有一种神经质的优雅，也许是全印度最好的。但无论是泰戈尔、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6]、恐怖分子，还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7]，光荣已成往事（对于鲍斯家族的传奇名声而言，一九六二年是一个不错的年头：该家族的一位成员控告一名英国女性诽谤，而另一位成员，据报道在喜马拉雅山上被人发现，成了一位苦行僧）。
无论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在富有创造性的混乱时期，还是在平静的日子里，加尔各答始终如一。尽管受到孟买的强烈挑战，这座城市仍然是印度最重要的商业之都。如果说有什么是加尔各答文化的决定性要素，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达尔豪西广场的商业建筑，还有乔林基大街上低矮的帝国烟草公司与金属盒公司的商业用房。在空调办公室里，能找到年轻的印度籍经理、箱贩、新印度精英。上一代印度人，无论谁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职位，他也几乎肯定不会被雇用。但印度人妥协的才能并不输给英国人。加尔各答的箱贩文化格外丰富多彩，如果还没有哪位印度作家描绘他们的生活，那是因为这些作家太忙于剽窃他人或创作肤浅的故事，讲述年轻女孩贫穷而美丽，因为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去。这种文化属于加尔各答，但并不一定属于孟加拉人。商业被英国人控制，独立以后又日益被马尔瓦尔人控制——孟加拉人几乎会用骄傲的口吻告诉你，没有哪个孟加拉商人是名副其实的。马尔瓦尔人是印度人，但在印度到处被认为是比英国人还要疏远的异族：在加尔各答，当地人对他们的反感强烈到恨不得动刀子。有点身份的人都不愿意被马尔瓦尔人直接雇用，他们提供的工作待遇没有值得信赖的英国人提供的那么好；在公众心目中，马尔瓦尔商人总是和黑市或投机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为马尔瓦尔人工作的人不能名正言顺地被当作箱贩——真正的箱贩只为最好的英国公司工作。（“告诉我，”有人在帝国烟草公司问他们，“女王的巨幅画像是为了女王的来访专门挂上去的吗？”“不是，”箱贩回答说，“一直就在那儿。”）
在加尔各答，没有谁确切地知道“box-wallah”这个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源自街头小贩的箱子；但在加尔各答，这个词的含义太宏大、太特有所指，我觉得它更有可能源自英裔印度人的办公箱（office-box），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中曾经充满感情地谈到过它。也许办公箱和遮阳帽（solar topee，那些无望升迁的ICS官员仍然怀着沮丧而又轻蔑的心情佩戴这种帽子）一样，是权威的象征；尽管象征已经改变，权威却传递并保留下来。
加尔各答的箱贩出身于良好的家庭、ICS、军队或大商人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是王族。他在印度或英国公立学校以及两所英国大学中的一所受过教育，尽管处在印度各种口音的包围之中，他仍然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口音。一旦进入公司，他就会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印度名字阿南德（Anand）可能会改成安迪（Andy），丹德华（Dhandeva）改成丹尼（Danny），贾姆希德（Jamshed）改成吉米（Jimmy）。如果原来的印度名字不好改成英文名字，他通常就会叫邦迪（Bunty）。他的聘用条件里面有一项是会打高尔夫球；在每一堂高尔夫球课上你都能看到，他和同样不高兴的安迪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忍受伦敦开出的生意加享乐的混合处方。
邦迪肯定会娶一个不错的太太，而且他知道，如果和他通婚的是异族女性，那也算是他的成就。比如，如果身为旁遮普人的他娶一个孟加拉穆斯林或者孟买的帕西人。邦迪和他的太太将居住在公司的豪华公寓里；他们的两个小孩说英语，叫他们爹地妈咪。他们家中的陈设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风格（印度的瓷器刚刚送到）。他们的食物（午餐是印度风味，晚餐是西式的）、书籍、唱片（晦涩难懂的印度古典音乐、欧洲室内乐）、藏画（北印度细密画、甘尼美模仿梵高的作品）也是如此。
邦迪和他的太太不再信守种姓制度，但他们会采纳另外一套行为准则。如果他的办公室用的是软式陈设，他就要和安迪保持距离，因为安迪的陈设是硬式的；安迪和弗雷迪共用同一个空调办公室，而邦迪有自己的办公室，如果他让安迪去家里玩，就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邦迪的新种姓制度要求他按照种种仪轨行事。每周五，他要在位于乔林基大街的菲尔波餐厅吃午餐，整个下午的欢宴标志着一周工作的结束。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周五在菲尔波餐厅举行这样的午餐会，是为了庆祝邮轮离开港口，前往英格兰。现在邦迪发往英格兰的信件都是空运过去，但他很有传统意识。
只要落笔写下邦迪的事情，就不可能不让他显得荒谬可笑。但在他那群人当中，邦迪是最爱诋毁别人的一个；在印度这个地方，他是一个特别值得钦佩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在这里，锻炼被认为是败坏的事情，一身肥肉被认为是富足的象征，然而邦迪会去打高尔夫球，或是去游泳。要在这里赢得选举，需要借重社群的力量，而邦迪与他的社群之外的人结了婚。邦迪聪明，阅读广泛；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一样，他能说会道；尽管他放弃了印度式大家族的社会责任，他仍是一个慷慨好客的人；他还支持艺术活动。他的洗手间里一尘不染，这只是他的重要美德之一。在他身上，东西方文化不费力气就融合在一起。对他这样一个在独立后的印度长大的人而言，西化再也不像他的父辈所处时代那样成为一个问题。他心无怨尤，不觉得有必要和外来者谈论古印度文化。
有些时候，只在极少数的时候，邦迪的平静会被打破。“这些该死的英国人！”他喊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明白，一九四七年真的存在过？”他的话语像是穆里克宫的回音。但邦迪的情绪正在平复，他很快就要外出，和安迪一起去上高尔夫课。他们俩现在都喜欢打高尔夫。
一九六三年
（马维达译）
注释
[1]指胡格利河。
[2]加尔各答最热闹的大街，到处呈现欧洲风格。
[3]印度摆脱英国近两百年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陆军参谋长。
[4]印度语中“先生、绅士”的叫法。
[5]乔治·寇松，曾任印度总督。
[6]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i，1838－1894），印度孟加拉语作家。
[7]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1945），印度激进独立运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