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小传

学术小传

一 求学经历

1977年,一个历史的标志,这一年,恢复了高考招生。这一年,年仅17岁的我以应届高考生的身份参加了这场考试,顺利地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

1. 文艺青年的学术梦,奠定了社科研究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拥有“江南文枢”的美誉,是我国高等文科教育的东南重镇、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唐圭璋、孙望、段熙仲、徐复等诸多学术大师曾经长期耕耘于此,形成了深博厚重的学术底蕴和严谨朴实的治学传统。走进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名师们严谨的治学,深深地影响了我;图书馆丰厚的藏书,让我扑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每周以3-4本的阅读速度,往返于家、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及至大学毕业,我的借书证上密密麻麻地登录着400多本的借书记录。

2. 学术研究的启蒙人,坚定了社科研究路。大量的阅读,让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文艺理论。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也要感恩我治学道路上的两位领路人。一位是我的母亲,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是她,领我走进了文学的殿堂。犹记得,对外国文学的讨论是我俩生活的常态,从中国文学到法国、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等,让我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位是我的严师——王臻中教授。王老师是文艺理论课的授课老师,我是他班上的课代表。王老师业务水平高超,教学态度严谨,思维缜密、措辞严谨、不苟言笑,颇有大家风度,上课时他眼睛炯炯有神、不怒而威,说话完全是书面语言,经常以非常复杂的句型,把所有要表达的意思修饰限定得非常严密,没什么人敢在他的课上不遵守纪律或心不在焉。王老师学术风范诚朴、教育理念仁爱。记得大三第一学期,我因生病休学了一个多月,错过了期末考试。新学期的补考,按理说老师肯定会给个考试范围,但王老师却没给任何复习范围,我当时就很纳闷:“这可怎么复习啊,怎么着自己也是课代表唉,不说给点‘优惠’,也要有个复习范围呀。”但王老师就真一点范围都没给,而是让我把教科书、上课笔记、文艺理论参考等书看一看,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写一篇文章。这一考试方式让我既兴奋又害怕。论文提交后,王老师进行了认真的评改,并给出了“优秀”的学习等级。后来我才意识到,王老师其实是在考察我的基本功,并引导我进行学术研究。正是在王老师的学术引领下,我对科研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大学时期,我写了《巴尔扎克笔下的“善”——从〈无神论者做弥撒〉说起》《小李杜诗歌文化特点比较研究》与《艾美与法国当代文学发展讨论》等三篇小论文,其中《巴尔扎克笔下的“善”——从〈无神论者做弥撒〉说起》发表于1983年第6期的《名作欣赏》。这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也坚定了我从事社科研究的信心。1982年1月,大学毕业分配时,班上大多数人选择去新华日报或电视台做职业记者,但于我而言,出于对文学与理论研究的喜爱,便和陈颐同学一起分配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3. 全国社会学人才培训,助力了研究方向的转型。1982年3月至6月,我参加了在武汉华中工学院举办的全国第三期社会学人才的培训。该培训班由费孝通、雷洁琼等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创办,旨在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发展培养亟需的人才。第一期于1980年在北京举办,第二期于1981年在南开大学开办,第三期规模最大,面向全国共招收了120多人。从武汉社会学研究班中培养出来的人才绝大部分成了中国社会学界的骨干人才,目前大部分人也已经退休。正是这一次的专业培训,让我的研究方向实现了从文学向社会学的转向。

二 治学之路

1. 从文学青年向社会学者的转型

1982年1月,我毕业分配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这一待就是18年,我从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转变为专业研究人员;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逐步成长为副所长、所长,乃至成了院里的学术骨干;从一名文艺青年,成长为关注社会民生的社会学教授,其间得到的锻炼和荣誉是绝大部分同龄人所难得到的。我的学术成长,主要得益于多位名家良师的耳提面命:

一是参加费孝通先生的江苏社会学调查。费孝通先生出生于江苏,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1983年开始,费老开始在其老家江苏吴江主持吴江县中国小城镇建设的国家课题研究,此后的数年中,对苏南、苏北以及苏中的小城镇建设进行了系统性调研。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费老的这一课题调研。在费老的言传身教与耳濡目染下,我学习了其大量的治学经验和理念,学会了如何去做实证研究、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何在吻合中央要求的前提下将科学服务于人民;并且对农村研究、社区建设有了一定了解。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我与邹农俭、叶克林等共同提出了“集镇社会学”的概念,后合作出版了《集镇社会学》一书,这是我国该领域的第一本研究论著。

二是参加胡福明先生的现代化调研。1992-1997年期间,著名学者胡福明同志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福明是当代思想解放的理论先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世纪90年代开始,胡院长主张要把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认为解放思想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必要前提,是现代化的先导,并以苏南为重点研究区域,开展了苏南现代化调研。这一时期,我跟着胡院长的课题组跑遍苏南全境,对整个苏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研。胡老的哲学见解、政治学思维、经济学视野以及做人原则和做事的洞察力,他对苏南农民的关怀和关切,加深了我对家乡土地的热爱,滋养了我写学术文章时的理念、措辞,也提升了我个人的表达能力。在胡老的指导下,我参与了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苏南现代化》等书的撰写工作,并个人撰写出版了《边际人》《中国人的现代化》两本著作,均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此期间,我还与同是江苏老乡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有较长期深入友好的学术交集,学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敏锐思考与观察。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宋林飞教授在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也给了我很多工作和专业上的扶持、做人做事的指导,使我受益良深。

2. 从区域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2000年后,我的研究方向又有了进一步拓展。2000年1月,我开始担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纪检监察与文史哲所的科研工作。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开始向文化领域转向,先后主持完成了两个国家规划项目。主持了“江苏文化大省建设”“江苏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南京市民精神研究”等重要课题,与课题组成员一道从南京需要国际化人格的发展取向出发,提出了“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的南京市民精神,得到了南京市政府和学界与市民的广泛认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我带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的同仁建立了文化产业方向,编辑出版了江苏省第一本文化产业蓝皮书。2002年,我参与并主持了江苏通史的编撰工作,《江苏通史》是第一部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苏历史的10卷本文献性、学术性巨著,细致展示了江苏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我主要负责总体方案设计、写作安排等方面工作;到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我参与了《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丛书的组织编撰工作,该丛书荣获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我翻译了大量国外研究资料。早在1988—1993年间,我担任理论编译室主任,翻译出版了20多万字的青少年研究、工业社会学研究、生活方式研究和妇女研究的论文。

3. 从理论研究向资政研究的转型

2004年6月,我作为专家型领导被引进到南京市社科联(院)主持工作。与省社科院的定位不同,市社科院是以决策咨询为主。我也从科研人员转为公务员领导干部,在前期工作积累和各位领导同事的帮助下,我很快实现了转型,顺利开展工作。

一是联合省市政府部门建立了多个智库队伍。在我的领导下,南京市社科联(院)先后与省市区多部门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河西战略研究院、长三角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南京战略发展研究院、宁镇扬智库联盟、扬子江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院;建成了“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研究基地”,这是唯一一个在市级层面设立的省级文化智库,承担了省市区各类课题上百项。主持的多项课题成功转化为政策文件。在资政服务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2010年,我率领南京社科院文化所的同仁,从佛教典籍记载、历史文献研究、考古发掘考证等方面,成功进行了释迦牟尼佛顶骨的论证,这一论证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肯定与认可;2010年,我率领市社科院专家团队参与了南京市申办青奥会的论证工作,为南京市走向国际化和打造世界体育名城作出了贡献。

二是积极推动社科普及与社科立法。我作为人大常委,在市人大工作期间,积极呼吁加强社科普及工作,并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首开了南京市民学堂,邀请了易中天、纪连海等名家向市民开展宣讲服务工作。在此基础上,呼吁市人大加强对社会科学的普及与立法工作,明确了市社科联为全市社科普及工作的主要组织和载体,通过立法争取到了社会科学普及的专项经费。创办了《学习与传播》期刊,这是国内第一个社会科学类科普性期刊;已连续八年编辑出版《南京小史》,深受群众喜爱,我也因此被推选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

三是推进城市社科院的国际化建设。2004年以来,我带领团队多次承担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市长论坛的策划,2010年承办了第九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2015年承办了“和平交流发展——郑和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2018年承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型全球城市国际研讨会暨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论坛”,2019年主持编写了《南京国际化蓝皮书》等。

四是打造了《南京社会科学》杂志品牌。在我的领导下,2015年至2018年间,《南京社会科学》连续4年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及综合指数排名中位列前10,多次荣获江苏省重点社科理论优秀期刊一等奖,连续多年获全国社科规划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2018年,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推出的《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WAJCI)年报》,《南京社会科学》入选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Q2区,位列第3位,居全省之首。

五是打造了民调与舆情建设品牌。2006年成立的南京市民意调查中心是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服务的民意调查专门工作机构,致力于通过“调查方案的科学化、调查操作的规范化、调查结果的客观化”,成为沟通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载体。2016年成立的南京市舆情中心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理论舆情重点直报点,在全国舆情工作中成绩突出。成立3年来,在被选用的200多篇舆情信息文章中有30多篇获国家主要领导人批示,南京社会科学院和我本人得到了中宣部的多次表彰。

三 学术贡献

40年来,我一直坚守学术第一线,坚持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统领资政服务和学术研究,在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区域现代化等研究领域,围绕区域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战略等承担了一批立足国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课题;作为国内较早研究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现代化的专家之一,我出版了《中国人的现代化》《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态》等三十多本著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了700多篇论文、译文和调研报告,科研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为推进理论创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现代化研究

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期间,我主要从事小城镇研究、区域社会学研究、集镇社区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以及青年研究、妇女研究等。其中,现代化研究是我早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我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得到了学界的瞩目与好评。1990年,我撰写的《人的现代化的实证比较分析——江苏等五省调查》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当年第5期,随后,《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因素的综合研究》《协调发展:苏南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与战略导向——“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和现代化”研究报告》《论现代人格的转型动力与转型机制》《中国人的现代化战略之我见》《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年生活考察》等5篇现代化的系列论文分别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1992年第2期、1994年第5期、1995年第2期、1999年第2期与2001年第4期。与此同时,出版了《重建人的时代震颤》《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中国人的现代化》等专著。如《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因素的综合研究》结合对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影响我国人的社会化、现代化的三大类诱发因素:群体型诱因、文化型诱因和结构型诱因作了定量化描述分析,揭示了影响现代人成长、发展的各种类型因素的内涵、特征和作用强度,对社会学科有关人的社会化、现代化理论做了一定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苏南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与战略导向——“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和现代化”研究报告》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中的利益协调、要素协调、结构协调、进度协调等标志进行了理论概括,论述了促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四种作用机制及其社会效应,对工农产业间若干不够协调乃至于失调的现象作出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实现苏南工农业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系列研究为我国现代化理论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国内90年代开始人的现代化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此外,我还在《政治学研究》《新华文摘》《读书》《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家级期刊发表十多篇相关论文,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据《政法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学报刊统计与分析(198—1995)》统计分析,1980—1995年间,全国社会学领域研究中发文量最高的是费孝通,共76篇,我的发文量在全国社会学家中位列第四。评价社会学家的学术影响,不是仅看他的论文数量,还要看他的论文质量,被摘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我的论文被摘率在全国社会学研究者中也位列第四。见表1、表2。

表1 社会学家发文量排名

表2 社会学作者被摘率排名

2. 文化研究

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文化发展理论和城市现代化战略方面。2000年至今,我先后主持了《提升文化竞争力,实现向文化强省的战略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明篇》《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扶持通俗文化 引导流行文化 改造落后文化 抵制有害文化的对策研究》等多项文化研究领域的国家和省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文化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创新》《中国区域文化竞争力研究——走向文化强省的江苏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成功实践(文化卷)》《幸福城市论:现代人与文明城市的理想诉求》《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等多本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生成动因与实现途径》《城市形象塑造战略新论》等数十篇城市文化发展研究的论文。

四 人才培养

作为地方社科院的领导、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老师,无论是从哪个身份,我都将人才建设作为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点,为研究培养学术骨干、为未来储备研究力量。

作为单位领导,我大力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我主持的南京社科院近十年先后引进了青年博士人才16人,社科院培养了在职博士7人。截至目前,南京市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中博士占比超过90%,南京市社科院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国内的知名度都位居全国同类城市社科院前列。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近年来,南京社科院又新成立了城市研究所与佛教文化研究院两个研究机构,大大增强了城市研究的力量。而且,为了开拓研究视野,我院与韩国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开展了合作交流。

作为老师,我大力培养学生成长。2012年,南京市社科院开始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由于对学生的认真教育、精心培养,南京市社科院与河海大学共建的文科研究生基地被省科技厅、教育厅评为江苏省唯一的优秀文科研究基地,我自己也成功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硕士。其中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颜玉凡教授获得了江苏社科优秀青年人才和省教育系统“青蓝工程”多项荣誉,另一名社会学博士生南京市社科院李惠芬研究员当选为南京市“五个一批”人才。

作为专家,我注重学术团队的打造。以综合型团队研究综合性课题为抓手,我从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培养学术群体,培养了市社科院多个综合性、多元化的科研团队,形成了一整套有特点的城市学研究团队、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学术团队中的一批年轻人已成长为地方文化、地域经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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