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学术成果

第一篇　主要学术论文

刻苦钻研锁“黄龙”

原载《新华日报》1980年8月
叶南客

一项新工艺——尿素溶丝法，锁住了华东电子管厂一条危害生产二十多年的“黄龙”。新工艺的主要完善者是这个厂的青年技术员王少华同志。

华电从1953年生产日光灯起，就有这条“黄龙”了，在生产日光灯灯丝的时候，工艺规定先将丝绕在钼芯上，经过高温定型后，再用酸水溶去钼芯，留下钨丝。在用硫酸、硝酸等配制的混合酸溶解钼芯时，激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气体，从烟囱里冒出来，污染环境。因为它是黄色的，所以被人们称作“黄龙”。“黄龙”缭绕，随风蜿蜒，周围两三百米的行人经过时都要捂住鼻子赶快走开；若逢雨天，黄烟遇水成“酸雨”，人们更是不敢从烟囱旁边路过。这条“黄龙”实为“毒龙”，能引起呼吸道疾病，目前在我国灯泡行业，在有酸洗工艺的单位，普遍存在着“黄龙”污染问题。为了锁住“黄龙”，王少华动了不少脑筋，出了很大的力。

小王今年刚满30岁，是1978年的大学毕业生。到厂不久，他协助化工车间治理了汞害。接着，他又同卫生科同志一起，对全厂的污染进行了监测和综合调查。调查中，职工、家属要求消除“黄龙”危害的呼声很高，小王深感锁“龙”迫在眉睫，暗暗下定决心为民除害。

恰好这时北京灯泡厂来人向他们了解治汞的情况。在交谈中，小王得知北京灯泡厂在混合酸中加入尿素，能够消除“黄龙”，甚为高兴。去年6月下旬，他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进行了锁“龙”试验。

一天上午九时左右，小王和3车间张富宝、马基标等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穿上白大褂，戴上橡皮手套，挖了一勺尿素倒在混合酸中，投入钼丝后，横行了20多年的“黄龙”果然消失了。参加试验的人们高兴极了，但是小王却没有就此止步。他想，尿素可以锁“龙”，看来路子是走对了，但配制比例和操作程序是什么？又为什么延长了溶丝的时间？所有这些问题有关的资料上都没有说明，应该继续去研究和探索。他认为，作为一项新工艺，应该具有科学性，像这样不计量、无程序的做法是不行的。小王决心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努力寻找尿素消除“黄龙”的规律，把这项新工艺完善地、科学地确定下来。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同和支持。

新的试验又开始了。小王他们先是发现少掺些水，可以使芯加快溶解。然后继续反复配制，终于寻得了能最大限度缩短溶丝时间的加水参数。他们又一鼓作气，经过数十次试验，选出了尿素掺入混合酸的最佳配比方案。至此，可以说尿素溶丝法新工艺正式诞生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项新工艺于去年冬季第一次用于生产时，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钼芯溶去了，钨丝上却又莫名其妙地附上了一种沉淀物，用自来水难以清除，不仅给工人操作带来了麻烦，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产品的质量。小王弄了一些沉淀物放在盘子里，倒了一盆子开水，心想：要是能像盐一样化开就好了。然而事与愿违，那东西丝毫未溶。沉淀物是什么东西？怎样消除呢？在领导的支持下，小王几次到南京图书馆在成千上万份资料里查找有关内容，但是毫无结果。

“路既然走对了，就要走到底！”小王横下一条心，和同伴们一连几天苦战在操作柜前，用各种溶液连续进行了几十次试验，终于判断出沉淀物是一种硫钼化合物。他们继续攻关，又经过数十次的试验，终于找到了消除沉淀物的办法。当这个顽固的沉淀物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销形匿迹时，人们都高兴地向他们祝贺。

王少华同志善于学习，勤于钻研，勇于探索，在进厂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就为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小王谈体会，他说：“没有领导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我纵有天大本事，也是不会成功的。”

南师新闻班实习生　叶南客
本报记者　阮以德

巴尔扎克笔下的“善”
——从《无神论者做弥撒》说起

原载《名作欣赏》1983年第6期
叶南客

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以他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名重于世，凡是接触过外国文学的人，无不为这位文坛巨子对法国19世纪前期这幅巨型风俗画的广阔和深邃所折服。但是，百余年来，巴依扎克创作倾向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却被研究者忽视了，起码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曾被巴尔扎克本人多次强调了的问题，就是《人间喜剧》中所显示的理想主义倾向，即巴尔扎克作品中对真、善、美的颂扬。

过去我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曾对他不少名著中的美学产生过共鸣，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欧也妮·葛朗台》中对女主角的善良纯洁以及她为爱情做出的牺牲所作的赞美，长篇《邦斯舅舅》中对纯朴的性格和真挚动人的友谊的歌颂；还有《幻灭》中对大卫·赛查和吕西安的妹妹夏娃等人具有的美德所作的褒誉……不过这些美的形象大都被本书中对其他丑恶的伪善人物的揭露，遮住了其应有的光辉，因而被人们忽略了。我最近重看了巴尔扎克的一部精彩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后，《人间喜剧》中的美学倾向更在我头脑中留下了鲜明突出的印象。下面就这一个短篇谈谈我对巴尔扎克作品中具有的美学倾向的初步看法。

一

《无神论者做弥撒》堪称巴尔扎克短篇中的一部杰作。小说写于1836年，属“私人生活场景”，它着力刻画了挑水夫布尔雅这个朴实善良、毫不自私而勇于自我牺牲的形象。作者用了戏剧性手法，开头就布下疑阵：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伟大的外科医生”，古怪的德斯普兰，被他的高足皮安训（巴许多作品中出现过的著名医生）发现，曾不止一次去教堂做弥撒。这个无神论者德斯普兰医生一边把做弥撒比做滑稽剧，并讽刺它“使基督徒流过的血比拿破仑的所有战役和布鲁塞尔的所有水蛭所付出的血还要多！”，而一边又诚惶诚恐地沿着墙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恭恭敬敬地跪在……圣母小堂前面。莫不是这个“伟大的人物”言行不一，或是个隐瞒自己观点的人吗？可皮安训根据在德斯普兰身旁多年的经验，知道他的老师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彼此相知太深了，因而老师信仰与行为之间有这样明显的矛盾使皮安训极费猜详。从而，小说便具有了一股使读者急于揭开谜底的魅力。原来在德斯普兰未成名之前，他是一个连买书、喝咖啡都没有钱的穷大学生，在“贫困的沼泽中跋涉了许久”，他一直在发狂似地用功读书，过着孤苦无援的生活，直到有一次因欠房东三个月的租金，临被赶走之际，和一个素昧平生的挑水夫布尔雅萍水相逢。布尔雅是一个孤儿，从未被人爱过，也从未爱过别人，他苦熬了二十三年之后，已积下一笔存款。在了解了新相识的“穷先生”的窘况之后，他放弃了憧憬一生的“野心”——买一只水桶和一匹马，而把所有的钱用来供给德斯普兰准备毕业论文，他知道德斯普兰的“才智的需要”比他的需要更重要。为了使德斯普兰有咖啡提神好开夜车，布尔雅自己便只吃大蒜涂面包，真是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别人的身上。就这样，差点饿死的穷大学生终于成了名人，布尔雅的高兴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个高尚的挑水夫，感情极其淳厚深沉，他所要求的只是真挚的友爱，而不是像当时社会中的一些小人，势利眼睛只顾盯着报酬，布尔雅从不曾流露过“这个人多亏了我”这种施恩的表示，可以说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是出自崇高的爱、无私的善。

布尔雅是个天真而单纯的天主教信徒，他为德斯普兰事业上的成功掏尽了心血，临终前，虽然他对天主教信仰十分虔诚，但他不愿劝德斯普兰这个无神论者用做弥撒来使自己灵魂安息，因为他绝不企图别人的报恩。但德斯普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表示出自己对恩人的无限感谢和思念，便超出自己的无神论信仰，以布尔雅的名义做了台弥撒，每年四季都去教堂虔诚地祈祷让善良的挑水夫早日进天堂。

揭开谜底之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注意到，开始渲染的彻底的无神论者为什么虔诚地做弥撒这一矛盾的气氛，除了在艺术上引人入胜外，巴尔扎克的真正用意还是在于通过描绘出善良和信仰之间的矛盾，而进一步讴歌了人的灵魂深处的善与美。布尔雅这个高尚纯朴的劳动人民形象确实是巴尔扎克笔下一个不朽的善良的典型。

二

以往，《人间喜剧》为人所熟知的两个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对行将崩溃的贵族社会作“挽歌”。然而《无神论者做弥撒》等却为我们揭示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第三个主题：歌颂善与美。

在小说中，巴尔扎克并不是仅用些善良、美德的空洞词句来简单概括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德斯普兰充满激情的回忆，于细枝末节处揭示出人物灵魂中的善与美，对挑水夫高贵人格的热烈歌颂的感情在字里行间到处洋溢。如果拿这篇小说跟巴尔扎克自己的另一些名著，如《高老头》《高利贷者》《纽沁根银行》等相比，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出自一人手笔。《无神论者做弥撒》中的高尚感情是那样热烈奔放，它引导人们向善向美；而像《高老头》等作品中则对眼前的金钱世界洞察得那么深，对丑恶的事物揭露批判得那样淋漓尽致。在《高老头》中，通过伏脱冷之口，把当时的巴黎社会比作一个“垃圾坑”，并说：“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条腿走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这一席话把法国金钱社会的现状挖苦得入木三分。

拿这两类出自一人笔下的作品相对比，又使我想起关于巴尔扎克创作倾向的争议。早在巴尔扎克生前，就有人因为他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的嘲弄过于激烈而指责他的小说“不道德”，当时巴尔扎克本人就曾挺身抗辩道：“如果一个青年读了《人间喜剧》之后……，不喜欢向那些在《人间喜剧》中比在实际世界中数目还众多的善良的、有品德的人学习，对这样的人，即使充满了天主教教义的、最道德的书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见《致卡斯狄叶先生书》）。并且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也强调要“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他还声明：“……在我所作的社会的图画里，有德行的人物却多于应该受到谴责的人物。值得非难的行为、过失、罪恶，从最轻微的直到最严重的，在这幅图画里总是受到人间的或神明的、显著的或隐秘的惩罚。”同时巴尔扎克认为自己对布尔雅等正面人物的描写是“把在文学上使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引人入胜的难题解决了……”。因此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巴尔扎克在一个接一个完成他的杰作之际，并没忘记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自认：“道德是绝对的。”

但是直到今天，总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民主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不是避而不谈巴尔扎克笔下所流露的善美观点，就是指摘巴尔扎克正面典型的塑造和美学内容表现得“单薄”“苍白”，把问题一带而过。我们说，分析事物，始终不应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分析巴尔扎克作品有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表现得强烈与否，以及观点是否正确，也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专门辟出一栏“乡间生活场景”来表现“最纯洁的性格，以及秩序、政治、道德的伟大原则的应用”（《人间喜剧·前言》）。这个“场景”中的多数小说，如《幽谷百合》和《乡下医生》等都集中体现了巴尔扎克的理想主义的审美观。当然这些作品有不少内容都表现了不够现实的乌托邦思想，但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巴尔扎克来讲，其思想的积极意义，还是不由得人钦佩的。

三

以批判现实著名的巴尔扎克歌颂善与美的目的何在呢？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吧：“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存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的手段”（《人间喜剧·前言》）。“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致卡斯狄叶先生书》）。巴尔扎克充满热情地刻画了一个挑水夫的善良品格，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广大读者面前树起一个德行的丰碑，用一个美的形象来教育自己的时代，引导人们向往真、善、美。因此巴尔扎克在这里自觉地使他的作品强烈地发挥出文学所独具的审美教育作用。同时，他在人们面前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善与美的典型，目的又是与现实中的丑恶作一突出的对比，正像巴尔扎克说的：“我为《人间喜剧》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就是这种善与恶的有益的对立。”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善行和客观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相对照，启示人们起来抵抗和消除身边的假、丑、恶，追求崇高的理想。

我们超出《无神论者做弥撒》这篇小说来看巴尔扎克的理论和其他作品，应不难看出，巴尔扎克对社会的腐败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固然是主流，但在这其中，真、善、美的流露还是处处都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在巴尔扎克早期的一篇《风雅生活论》的文章里，他曾发人深省地提出：“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人不可能胡作非为的形式？一种人关心善胜过关心恶的形式？”（李健吾译《巴尔扎克论文选》）可见在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对善良和美的追求是十分明显的。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动人的作品，如《于絮尔·弥罗埃》《奥诺太佛》《比哀兰德》等等也都表现出对善与美的颂扬和求索。因此我想回过头来再强调一句：《无神论者做弥撒》这篇小说是十分动人的，并且它有力地向人们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巴尔扎克没有忘记“善”。

雄姿与深情
——小李杜诗歌文化特点比较研究

第三稿修改于1980年8月
叶南客

综观晚唐诗坛，李商隐与杜牧不仅称霸一时、最为显赫，并且各树一帜、并驾齐驱。两大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相同，都是以七言律绝的手法娴熟、韵味隽永名垂诗史，但诗风迥异，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所以李杜诗词风异同值得我们研究。

（一）

李、杜二人的生活与创作期基本相同。杜牧（803—853）比李商隐（813—858）大十岁，同处于晚唐多事之秋，唐帝国的盛世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朝外藩镇割据，民生日窘，唐朝统治濒于崩溃，朝内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混乱，并且趋向激烈。面临亡国的威胁，两大诗人的诗中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他们诗里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抨击醉心利禄的奸臣，如杜牧《感怀》诗中，暴露了“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的兵连祸结的黑暗局面，倾吐了自己虽有远大抱负却无从施展的衷肠。李商隐则在“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宝安城楼》）的名句中，抒发自己忧伤国事和“欲回天地”的政治理想，并且在这首诗的尾联“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鹓雏竟未休”中，鞭挞了利欲熏心、嫉贤妒能的当朝权贵。杜牧诗中多次提出要收复失地，削平藩镇，巩固国防；而李商隐在《复京》《浑河中》《韩碑》等大量诗中也热烈拥护朝廷历次平叛战争，歌颂了对国家统一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爱国将领。这是他们二人诗中思想相通的一面。还有李、杜二人虽都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在政治上受到排挤，一生并不如意。李商隐成了李、牛两党权势相争的牺牲品，晚年生活如其自叙：“故园芜已平”，“我亦举家清”（《蝉》）。杜牧有远大的政治主张，但平素不肯敷衍权贵，自称性格“褊狷”，因此空有抱负却不为人所赏识，一生就像《新唐书·杜牧传》中所说：“牧刚直有奇节……因踬不自振。”生活遭遇上的颠簸失意，使李、李诗中更强烈地表现出对唐末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边患成灾，民不聊生、朝廷内部的钩心斗角，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李、杜都有相当数量的政治诗，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皇帝。如李商隐的《隋宫》两首诗中，就用隋炀帝、陈后主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典故，揭示荒淫糜烂的生活必然招致国破身亡的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杜牧更是锋芒毕露，在散文《阿房宫赋》中，他就曾借秦朝，以讽当世，矛头直对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上知己文章启》）的劣行。在诗中，杜牧更是借典抒愤，如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从“一骑红尘妃子笑”，到“霓商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最后又“雪中乱拍禄山舞”，再三批判了唐玄宗昏聩享乐的腐朽生活，实际上是隐刺晚唐统治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必然也要像历代昏君一样落得个“不暇自哀”的悲惨结局，措辞委婉，寓意极深。

李、杜诗中也不乏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刻同情的良篇。如《灞岸》诗中，李商隐以“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的名句，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哀叹。杜牧的《题村舍》一诗中，也深刻形象地反映出农民长年处在“潜销暗铄”的贫困折磨之中，谴责了“万指侯家”过着豪华淫佚的生活。从以上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李、杜作为具有进步思想、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他们对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揭露批判得最为深刻；在政治抱负上，他们既都有“欲回天地”的“凌云一寸心”，又都感伤地发出了“谁其为我听”（杜牧《感怀》）的怀才不遇之叹；他们都有“哀民生之我艰”的诗篇，但毕竟受到阶级、时代的局限，虽偶有佳作，但内容上不够丰富，思想性比不上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的史诗那样深邃。在这里要提出的是李、杜在诗歌的人民性表现上也各有特点：因为两人环境遭遇的殊异，因此在表现民生疾苦、关心劳动人民的诗作方面，杜牧不及李商隐的多；而在思想内容上，李商隐又不及杜牧那样积极向上。杜牧诗中对“黎元愈憔悴”体现的是“忧”与“愤”，而李商隐只流露出“叹”和“怨”，因此李诗较为消沉颓伤。

（二）

由于时代背景相同，李、杜同是爱国诗人，所以他们之间诗歌的思想性，同者多于异。然而从他们诗中描写的具体内容以及怎样表现，格调的高低浓淡，展示的详略深浅等角度来看，他们便人各有体，风格之异远多于同了。

先从他们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来说，杜牧诗中对时事反映得最多的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凌，他认为必须除此二患，国家方得安宁，他的许多诗篇都是表示这种政治主张与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与杜牧受其祖父杜佑的影响，喜欢研究古今治乱得失，爱好兵学有关。李商隐诗中却多是忧伤朝政衰落以及抒发自己失意的怅然感叹，他诗中近千年来引人注目的“无题”诗，不论从政治性还是从爱情诗的曲折描写来看，都可以说明这点。

另外，李、杜二人诗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却还有相近处。他们都不愧是写景言情的能工巧匠，山水柳桥、雨雾蝉鸟在他们笔下都是栩栩如生，画境清雅，余味悠然。但二人写景的匠心所重却不完全相同，杜牧精于描景，李商隐擅于抒情。先看李商隐早期的《初食笋呈座中》，首尾两句：“嫩箨香苞初出林”，“忍剪凌云一寸心”，状物言志，以问句结尾更显其含蓄，已初步形成了诗人咏物诗的风格。到他后期的一首《流莺》诗中，则是更具特色，这首诗抓住“流莺飘荡”的特征，突出勾勒了它“风朝露夜阴晴里”，以展现作者自己流落漂泊，无所栖托的政治遭遇，最后又以“凤城何处有花枝”的问句结尾，形象婉转地抒写自己不为人所理解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苦闷，借凄丽悲凉的景色，流露了浓郁深沉的迷惘情绪。从这前后期两首写景言情的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李商隐咏物诗所具有的“沉博”“绵邈”的风格。再看杜牧的写景咏物诗，虽也有蕴蓄深曲的情思，但意境却是重在表现：山光水色、风华流美，春花秋月清雅入画。如果说李商隐诗令人于翩翩遐想中沉湎于深情幽境，杜牧诗则令人于玩味无尽处更感景秀情美，流连忘返。请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中特别是后十个字，通过弓桥泛月，玉人吹箫，真个把扬州的良宵美景勾勒得怡然出画，画境入幽，使人不禁想象自己徘徊于古城名桥之上，仰视皎月明，遥闻箫声咽，油然升起一番雅趣。杜牧也有一首提到莺的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江南春绝句》），但这里的啼莺和李商隐眼中的啼莺又有不同，李是从啼莺越陌临流，无所栖息的角度着眼；而在杜诗中，可以说莺只是江南春景中的一个自然尤物，它引人想象到江南春季里的“山村水郭”和“烟雨楼台”。虽则诗中也流露出伤春伤世之感，侧重点却还在展现胜境，因此风格显得清雅俊致，与李诗的幽美蕴藉迥异。

李、杜二人有伤春伤别的诗，可以说这是他们风格中的相同点，但李商隐比杜牧表现得更加多还深并且曲缓，大多盘桓于个人浓郁朦胧的希望失望之间。特别是李的一些“无题”诗，伤春伤别之情读者一目了然。但索其寓托，却难以捉摸。如他的一首著名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蓬山到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到底是一首隐蔽的政治诗，以显示其对统治阶级的希望，像“青鸟探看”是相劝朋党之人回心转意呢，还是一首情意深远的爱情诗？或者还是另有所寄？各人理解不尽一致。而杜牧的伤春伤别诗却是多直抒胸臆，风格清朗淡雅，即使有些深叹人事变幻，含不尽忘于言外的诗，也都能使人比较清晰地看出诗人心中的无限感慨。如杜牧的名篇《杜秋娘》一诗，从这位金陵名妓的“红粉”与“唱金缕衣”，“有宠于景陵”（即唐宪宗）到“铜雀分香悲”后的“感其穷且老”，反复低吟，慨叹了杜秋娘一生命运漂泊变化。上推历代男女，下及“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深感自己也不能免此“似梦复疑难”的人世沧桑。这首诗确实是深情幽怨，细腻动人，但它表现得却不像李商隐那样“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四），而是意深情绵处见慷慨豪畅。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对杜牧这首反映世事无常、天涯沦落的感伤诗颇加推崇，在《赠习勋杜十三员外》一首诗中赞道：“清秋一首杜牧诗，……羊祜韦丹尽有碑。”盛赞了杜牧的文才，并且从积极的方面劝慰诗友“鬓丝休叹雪霜垂”，也表现了李商隐关怀国家大事的豁达胸襟。这首诗的调子较为明快，显然学自杜牧清畅的特色。这里特别还要提出李商隐的一首七绝诗《杜司勋》：“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伤春伤别”不仅是杜牧，更是李商隐诗中的重要主题，李称扬杜，实际上是引牧之为同调，在对杜牧的赞誉中也寄寓了很深的同感。一方面向人们揭示杜牧诗中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一方面也折光式地道出了自己的隐衷。最后一句“人间惟有杜司勋”，我觉得如果单以字面去理解，是难以道出诗中之味的，这个“人间惟有”还应包含作者本人，也不妨引申为“惟有”作者自身才是杜司勋伤春伤别的知音者啊。

由此可见，杜牧抒情诗即使于“刻意伤春复伤别”之际，也有着“远韵远神”中见“拗峭”的特色（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同时又可鉴出李商隐诗歌内容中的特色确像后人评述的那样：“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学者皆宜寻味”（《漫堂说诗》）。

（三）

同样的政治抱负，相近的“困踬”遭遇，为什么李、杜写景抒情诗给人欣赏后的感觉卓然有别呢？我们说除了表现角度和深浅等不同外，主要还在于他俩在作诗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不同。李诗曲而沉博；杜诗畅还凝练。两人的七言律绝都给人以隽永之感，但隽永之源流向殊途，李诗是幽婉顿挫，杜诗则旷达俊逸。

有比较才有鉴别，现试从他们几首手法相近的诗中分析一下，同中愈能见异。所谓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不外比兴、描叙和用典等等。李、杜诗中都有很多比兴的佳句。先看杜牧的《初冬夜饮》一诗：“淮阴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前两句以古人比自己，“淮阴多病”是指西汉汲黯因刚直敢言，不得久留朝廷，汲黯出东海太守，多病卧，当他又被任命为淮阴太守时，他对武帝说：“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杜牧这里用此句，是以汲黯自比，表露自己出守外郡抑郁不得志的心情。后两句中，以一物喻他物，更强调气氛。明明是冬夜落雪，杜牧却说是砌了一堆梨花，梨花是洁白的，把雪花看作梨花，即使冬景生趣盎然，又可怜落花无数的恻隐，突出了“明年谁此凭栏干”的怅惘心绪。短短四句，前后用比，各含深意不同，衔接得如此自然贴切，不由人不佩服杜牧的诗才。谈到诗中的兴，不妨再推敲一下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诗中的最后两句：“欲罢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昭陵乃唐太宗的坟墓，杜牧用“昭陵”二字煞尾，诗虽尽，意又起，实际上是在托物起兴，令人想到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回忆和赞叹前人盛世之余，再面对晚唐政衰民困的现状，杜牧诗中对当时的政治之不满，已经不言自喻了。杜牧诗中比兴虽用的巧妙含蓄，但还易于揣摸。然李商隐的诗中，虽比兴句俯拾皆是，但若要落到实处，却颇费猜详。如他的一个广为流传的佳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自然界两个事物惟妙惟肖地比喻了情人之间缠绵深挚的情思，但要说是象征作者对事业坚贞的追求，以爱人寓理解，寄托无限相思也未尝不可。再看李商隐晚年一首较重要的诗，《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语调铿锵顿挫，意境悲壮典丽，托物思喻，喻中起兴。但比兴究竟为何物，各家争论不一。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令狐楚家婢女之名，这是爱情诗，黄朝英《缃素杂记》中说锦瑟这种乐器共有四调，诗中四句，各占一调，似乎是首咏物诗；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说，这是追念亡妻王氏的一首悼亡诗。而我们今天从本诗角度出发，却同意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所有谓“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晓梦’喻少年时事”。就是说李商隐这里用比兴、象征等手法，通过对“少年时事”的追忆，感叹身世，流露出浓郁的迷惘情绪，李诗中的比兴句语言优美，读起来回肠荡气，字面内的含意往往令人费猜，因是其意境深远。杜牧比兴诗句，虽也精炼含蓄，但和李商隐相比就显得是直抒胸臆了，正如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自叙的那样：“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

再从表现手法之一的用典来看，李、杜也是同中有异，异过于同。在讽刺晚唐的昏暗政治，敲响看起来歌舞升平，实际上日落西山的当时朝政局面的警钟时，他二人都曾以杨贵妃、后庭花等等名典，告诫当朝统治者，倘再效法隋炀帝、唐明皇那样游乐无度，撤政务于一边，则必然导致国破身亡的后果，详见李商隐《隋宫》《龙池》《马嵬》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泊秦淮》等一些名诗。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慨叹方面，他俩也不乏用典的诗例。李商隐在《安定城楼》诗中自况“贾生年少虚垂泪”；杜牧在《感怀》中写道：“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碰巧两人都是以西汉贾谊少年才高，对政治有抱负、有见解来引为千古知己，事虽偶然，也不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过两大诗人用典同属工巧，取境却各不相同。李商隐用典寄寓较为隐微，如他的《梦宫》一诗，终篇不提吊屈，注重以抒情的笔调表现迷魂难招的不幸遭遇，又借彩丝惧蛟的传说，倾吐楚国人民对屈原的崇敬与追思的心性。从字面上很难看出李商隐是在吊屈的同时，又表现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杜牧的《兰溪》一诗，就直接写道：“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使人能清楚地察觉到杜牧有同情屈原怀才不遇的身世、借以自叹之意。杜诗中大多借古喻今，直抒胸臆，所用典也较更近于现实生活，易于为众所了解，并且杜牧诗中用典也不及李商隐多而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俊爽晓畅确是杜诗的一贯风格。李商隐在用典的手法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他有时能对典故加以别出新意的发挥，使他的咏史诗显得旧波新澜，笔势摇曳，意境更上层楼。如《贾生》诗中，他把“贾生才调更无伦”的典故，转为讽刺晚唐的诸代皇帝只顾服药求仙，不顾民生疾苦，不能识贤任贤，使其政事荒废。诗中用典在可怜汉文帝不识贾生之才，而别出新意之外却在于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晚唐统治者。可以看出这首咏史诗在诗人别出心裁的表现下，讽刺效果是极为强烈的。但另外也要指出，由于李商隐片面追求用典工巧，深曲，他的诗有时难免从优点转为了弱点。他的一些诗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用典太多”，显得过于深僻，流于堆砌，使诗旨晦涩费解，甚至古人就曾指出李诗“……顾其境中，讽刺太深，往往失之轻薄”（沈德潜《唐诗别裁》）。

（四）

诗是语言艺术的集中反映。让我们试从李杜二人诗中的语言表现来解剖一下他们文风的异同。鲁迅曾赞誉李商隐的诗是“清辞丽句”，这点从李商隐的名篇《夜雨寄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工雅致地描绘了一幅“巴山夜雨图”，以清幽婉丽的语言，成功地状物抒情，既渲染了“夜雨涨秋池”的孤寂气氛，又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深情，含蓄地表现了对爱人的依依思念。感情细腻丰富，取境新而深幽。再看杜牧诗中的语言，则既有俊爽峭健的风格，又有清淡流美的韵致，特别是他的一些抒情写景的语言，更是俊逸明丽，风韵悠然。请看他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前两联以朗词丽句造境，寒山、白云的诗境可谓峭俊；后两句中“枫林晚”则是寒山秋色的点缀物，而“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名句则是这首写景诗的神来点睛之笔，一个特写镜头，使前三句中峭俊的风景又附上了一层情韵缠绵的思绪，使得这首诗于“独持拗峭”中更显顿挫隽永。大凡作诗，豪健者常失曲婉，蕴蓄者易于萎靡，而杜牧这首七绝却是将豪健、蕴蓄这二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的语言既精炼含蓄，又于气势豪宕中显其风韵叠起，可以说这首诗在语言的精工典丽方面反映了杜牧诗歌既健拔昂扬又风华流美的风格。再把李、杜这两首七绝相比较，虽不能把两风格异同一言说尽，也能稍见二者异趣之一斑了。我觉得，《夜雨寄北》和《山行》的语言都可称为清丽。李商隐的诗是于清幽中见凝重绮丽，显其风韵浓郁；杜牧则是于清朗中见俊峭明丽，显其风调悠扬。二者的“清词丽句”倘交杂一处，亦迥然可辨。

这里要指出，两大诗人虽然都是语言艺术的巨匠，但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夜雨寄北》在李商隐的抒情诗中，风格是较为清新流畅的，而他有些诗中的语言，有时刻意追求浓艳，爱好含意朦胧的境界，使他的不少诗于典丽华美之外，不免流于雕琢装饰，加之他有时明显地堆砌典故，讲究对仗精工，使得诗句“令人测之无端”，出现了词浮于情的毛病，因而易于失却内容的深刻。并且在他的后期诗中，语言明显受佛家思想影响，意境更是空虚。再者，他一生受窘况的束缚，格调尤为颓伤凄丽，常给人以消极的影响。杜牧的诗中虽也有少数忧伤凄婉的词句，但他的主调偏向“雄姿英发”。不过他的诗句由于追求清淡晓畅，过于“不务奇丽”，因而他的少数写景言情诗，虽造境娓娓入画，但词情却失于浅而平淡，不能像李商隐诗那样，令人在欣赏之余，有更深的启思之感。因此杜牧的一些诗（除《山行》等突出的诗），在情景交融方面虽说比李诗来得积极，但从艺术性而言却不及李诗那样精巧、深幽了。

（五）

最后谈谈小李杜的诗在晚唐诗坛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杜牧根据“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的文学原则，对当时流行的浮艳轻薄的元和体诗风表示了不满，他自己提倡是“不务奇丽，不涉习俗”。在唐代诗人中，他最推崇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在《冬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曾赞道：“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因而可以看出在杜牧诗中，既继承了李白诗的清新质朴，格调俊逸；也继承了韩愈诗中壮丽豪健的风格，但他的诗却又没有因袭前人的痕迹，在晚唐诗坛上别开生面。

李商隐之所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成就，与他善于学习前代优良诗歌传统有关。他的不少作品，在情思文采上显然受《九歌》《招魂》的影响，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理想的比兴手法，更为李商隐潜移默化地加以发展。更要指出的是李商隐的七律在学杜甫诗的沉郁顿挫、深厚蕴蓄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他的咏史诗、怀古诗“深沉凝重，汪洋万里，苍凉悲壮，直薄少陵”（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李商隐诗风中的“沉博”，是独承杜甫，而他绝丽的韵致又是远学屈原，近效韩愈。这又与杜牧学韩愈的豪健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虽都借鉴韩诗成功之处，却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因而自己的诗风也便脱颖而出了。在他们之前不久的诗人中，小李杜共同推崇李贺的诗才。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里称李贺是“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在创作中，杜牧吸取了李贺七言诗峭丽凝练的精华，抛却了李贺诗诡丽恢奇的风格，连李商隐在所著的《李长吉小传》中也说道：“京北杜牧……状长吉之奇甚尽”。同时李商隐本人在其诗中也熔铸了李贺诗中想象奇特、曲笔幽丽的艺术巧。不难看出李、杜都善于根据自身所长，吸取前人艺术中的精髓，即使同学一个人，也是各取所需，功力亦不尽相同。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就曾说：“晚唐中，牧之与义山学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不如义山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所得为多。”

二人七言诗在晚唐齐名，但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显然杜牧不及李商隐，主要的原因是晚唐的时代风气特征便是颓废，政治上的昏暗局面，前途渺茫，使得大多数文人的诗歌里，多是卿卿我我，凄凄切切；形式上都追求绮靡、艳佚，而失去了盛唐时诗歌积极豪爽、生气勃勃的气派。虽然杜牧诗清新峭劲，于前些时的唐代诗歌有所发展，对当时的诗坛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个晚唐诗的发展而论，比起李商隐来，就堪为逊色了。李商隐的诗可以说是迎合了那一时代的潮流，晚唐诗派总的趋向便是偏向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特别是李商隐那“深情绵邈”的七律更可称是开了唐诗中绮丽派的诗风，连曹雪芹在其名著《红楼梦》中的许多咏物诗里，都明显有效李商隐的踪迹。每当一个社会制度行将崩溃的时候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必然反映出颓废消极，甚至文坛上出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当然李商隐自己也曾写过像《二月二日》《无题·八岁初照镜》这样一些风格清新流畅的诗篇，但他的后期由于平生不得志，因而诗中流露的失望怅惘情绪更为浓郁，他的诗风便趋向深细婉曲、精工典丽，以至于当时便对唐末的婉约派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他的诗幽丽含蓄，易于引起多数文人的共鸣，从晚唐韩偓等人一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在诗的风格上都较明显地受到李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宋初的西昆诗派，他们的诗，特点便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追求词藻、堆砌典故。因此说李商隐诗虽开创了唐诗绮丽的风格，却也带来了一些不良效果。

杜牧“雄姿英发”的诗风也是在唐以后的诗界留有余响的，如北宋的江西诗就有效杜牧“力求峭劲”之处。不过因为时代的局限，杜牧诗虽然至今脍炙人口，但后人仿效他的风格的为数不多，加上杜牧的诗“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学之者不得其门而入，未有不入于江西派”。因此说，就连江西诗派由于杜诗的“过于放”，其实也未真正入杜诗之门，以致后来“好奇尚硬”，遂致剽袭，成为流弊。看来“过于放”也是杜牧诗风流传欠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说来，小李杜诗风殊异，虽有相近处，如：忧国忧民的思想；伤春伤别的内容；咏史借典以讽当世的表现手法；艺术上对前人诗风加以扬弃；语言清丽隽永；七言律绝的诗韵悠长等等，但杜牧之积极豪爽，李商隐则消沉绵邈；杜牧诗于风华流美中见峭劲，李商隐于沉博绝丽中见幽婉，一个直畅洒脱，一个曲缓凄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两大诗人风格之异的着眼点。同时我们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杜牧诗亦不免有消极颓伤之情，李诗中也多可见这样的诗句；杜牧诗中也有词句曲婉，言旨微茫的痕迹，李商隐也有些语言清新、感情明朗的好诗。但他们的诗风主旨却仍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说：“俊爽若牧之”，“精深若义山”。这两位爱国诗人的良篇佳作毕竟使人在欣赏之余，感到其味迥异，并且这两种诗风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但我们说，杜牧和李商隐的确不愧称作“皆晚唐铮铮者”（《诗薮》）。

超与不超之间
——M. 埃美与法国当代文学发展讨论

第三稿修改于1981年12月5日
叶南客

一

“埃美没有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正如莫里哀不是其中的成员一样，不是他自己的损失，而是法兰西学士院的莫大损失。”——人们这样认为。

马塞尔·埃美（1902—1967）是法国当代文学史上声誉卓著的作家。他不仅多产，而且他的众多作品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不仅为成年人写书，还是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既是杰出的小说家，在戏剧、散文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从他24岁登上文坛到去世，共写出了17部长篇、9个短篇小说集、10出戏剧以及3本童话集。他的一些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更使得他的名字在法兰西差不多家喻户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埃美独特新颖的创作风格，多年来在欧美文艺理论界一直是个争执不休的题目。

埃美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突出之处，便是他的构思借助于极其大胆奇特的想象，作品的情节、人物粗粗看来绝大多数荒诞不稽。他的代表作《穿墙记》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具有“特异功能”的公务员忽然发现自己有了毫不费事穿墙越壁的特异功能，接着是主角一连串的偷钱盗物、越狱、捉弄社会的经历，直到最后，他在一次偷情时，又突然钻不出墙去，“同石头混为一体”。类似这样的情节，不论在埃美的《绿色的母马》等长篇小说中，还是在他其他短篇集中都是遍处可见。因而，有不少人以“只有超现实主义作家才会作类似的虚构”出发，判定埃美是“超现实主义”作家；或者称他是“不纯正的超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们认为埃美作品的语言泼辣幽默、通俗上口，不同于超现实主义作品中语言的晦涩荒诞；而且埃美作品中思想深刻明快又与超现实主义的玄虚诡秘截然不同，从而把他归入传统的幽默作家之列。那么，埃美究竟属现代派之列，还是传统派的继承者？他的创作倾向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风格？

二

埃美果真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吗？

评价一个作家的风格，最好的办法是分析他的作品。埃美有一篇侦探小说，写得很是令人惊心动魄。书名是《图发尔案件》，写一个叫图发尔的亿万富翁，在庆贺其87岁生辰的夜晚，阖家老小十三口人全被残酷谋杀。侦探界的泰斗奥杜波瓦，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详尽了解和精确的分析，竟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论断。原来这起血案的罪魁是“国家”。目前国家正财政拮据，收支难以平衡，便用了一条“天才”的妙计，杀了孤儿院出身的图发尔夫妇及其所有的后裔，这样“国家”便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这一实业界巨头的亿万遗产。面对这种触目惊心的案件，书中极高明的大侦探不但不敢单枪匹马与国家作对，而且只有在逃离得远远的之后才敢慨叹道：“我心里就感到不平，可惜我实在爱莫能助呀。”埃美这一个杰作，在其深度上远远超过了现时流行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时可以说它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新闪光。作者用他那幽默锐利的笔锋，假以侦探小说的面具，给予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深深一戳。再赏析一下埃美较著名的《一位执达吏的故事》《擦鞋垫下的钥匙》等等，都可以使人看出，埃美通过诙谐的笔调，寓讽刺于离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伪善面孔、肮脏灵魂、卑鄙手段进行了从上到下，从表到里的揭露和鞭挞。这与“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文学中对社会的批判则躲躲藏藏，而醉心于发掘个人内心潜意识活动等等，有着质的差异。埃美对社会的批判是直接继承了他的同胞巴尔杜克、阿纳托尔·法朗士一脉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他对观点阐发的深刻而且直截了当，和在他创作时代前期的超现实主义的荒诞以及后期“新小说”的晦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埃美的创作受传统表现形式的影响比较大。在他的小说里，很难找到像意识流小说那样，对人物心理断断续续的工笔描绘，也很难找到“新小说”中所具的“对物的微观描述达到使人不堪卒读的程度；故事的叙述常常没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二十世纪法国主要文学流派》，载译林1981.2.263页）。埃美是相当注重环境和细节的描写的，但他不同于现代派文学中描写本身就是目的的作法，而是和传统小说相一致，是为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服务的。如《小矮人》写主人公瓦朗丹所见街上“景物单调异常”，“路上行人寥落，街巷灰溜溜的，光线暗淡”，都是服从于表现他当时孤独、厌倦的心理。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的新小说都完全摒弃了塑造典型人物，而埃美在他的作品里却唱起了“老调”。《一个执达吏的故事》中，玛利高纳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伪善者的典型。他作为执达吏，对穷人恣意欺凌算是“忠于职守”，而同时他又从不误时地做早祷、晚祷。在上帝劝善之后，他便用金钱做了不少“好事”，并且一毫不漏地载入账册，目的正如埃美自己一针见血所揭开的：“用金钱购买你在天堂里的栖身之处。”西方现代的金钱社会中，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已经全面崩溃，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自私、争斗……而在这些肮脏的东西之上，又蒙上了文明、道德、怜悯心等一系列伪善的轻纱，而玛利高纳的形象恰恰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披上这一伪装后的缩影。当然，埃美笔下的典型人物，其思想深度都比巴尔扎克时代的典型人物有创新、发展，还具有时代精神，他的独特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再看看埃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那就更得承认埃美创作中传统形式的痕迹之深了。如在《孔雀》中，作者的活泼的文学，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人类应该怎样脚踏实地地追求美这一对成年人也颇有教益的哲理。整个故事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动态描写、大众化口语，使故事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这里的幽默语气、白描手法和哲理意味，使得即使持有埃美是超现实主义作家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埃美是在自己的琴键上弹唱着法兰西文学的古典雅调。

有人说埃美的作品具有典型的黑色幽默风格，其实研究过法国古典文学巨匠拉伯雷作品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气质如此地相同，只不过一个是16世纪的传说，一个活在今天。从埃美的短篇《保尔代沃的传说》就可得知他和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多么地相似。两者都是在表现一场荒唐的战争时，通过高卢式的诙谐语调，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巨人传》中，通过对教士若望等人物的塑造，既嘲讽又有力地抨击了当时黑暗的宗教体系；而已为当代人所熟知《保尔代沃的传说》通过一个一辈子虔信上帝的老小姐死后进不了天堂，还是由她流氓成性的侄子把这个圣洁的老小姐藏于战争烈士队列中，假充军妓才夹带上了天堂，对宗教制度以及人的道德观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嘲弄。埃美作品中，内容幽默、场景荒诞，语言机警粗狂而富有表现力，同拉伯雷有酷肖之处。当然，两者也还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用喜剧的夸张手法，讽刺现实，抨击宗教，拉伯雷更多的是提出了人文主义理想，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而埃美则侧重于用细腻的笔触揭示出社会的怪诞现象，表现出反理性的主题，具有20世纪的时代精神，因此难怪有人称呼埃美是“现代的拉伯雷”。

三

正是因为埃美是现代的拉伯雷，那些把埃美归入现代派作家的人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无一点道理。

如果更多地分析一些埃美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作品是明显受到了现代派文学的熏染，特别是和“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这样的一些文学流派还有着内在姻缘。埃美有一篇别具匠心的小说《擦鞋垫下的钥匙》，记叙一个风流大盜从侦探小说家书中溜出后，莫名其妙地被“道德的芬芳”唤醒，立誓要悔过自新，然而充满私念邪欲的社会使他走投无路，离别十八年的亲人和他的感情丝毫不能沟通，他不得不收拾起一片从善的愿望，回到侦探小说中去重新闯荡江湖。这篇小说，无论从故事本身来龙去脉的荒谬臆造，还是从内容的非理性、否认客观现实来看，都具有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特征。

超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色是通过对人的心灵秘密的开发，对潜意识的发掘，对幻觉或梦境的自然主义记述，创造一种阴沉、虚无、朦胧的气氛，用以表达反逻辑、反理性，“只接受思想的启示，没有任何理性的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1924年《超现实主义宣言》）。虽然这方面的表露在埃美作品中并不太多，但也有若干反映。他的《时间供应卡》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悖乎常理，以“儒尔·弗来梦的日记”的形式，通过记叙人类生活得不到正常的保障，时间要供应，给人一种世纪末的感觉。书中人皆惶惶不安，有的人精神失常，有的人更骄奢淫逸，有的人面对如此世界感到不可思议。人与人之间展开了生命的掠夺，富人可以靠金钱买得穷人的“时间供应卡”，以供自己在世上享受荒唐的生活。这则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有时间顺序的完整故事，但深入一分析，故事是解体了的，如同现代派作品一般，“表现了无秩序的生活本身，形成开放的世界，无所谓起源和结局。”这篇小说中的具体时间，被安排得断断续续、荒诞不经，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六月三十日是昨天，对别的一些人来说，昨天是三十二日或者四十三日。”要说埃美作品中游荡着“超现实主义”的影子的话，《时间供应卡》这样一幅阴森而荒诞的画面堪为实证。

《时间供应卡》里还有和“黑色幽默”相沟通的一点，就是使人在荒诞中有一种末日临头之感，具有阴沉神秘的启示录气氛。“黑色幽默”的代表性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素林夜游罗马街道、《猫的摇篮》中大海被“九号冰”封结等场面给人以仿佛是世纪末的恐怖感。《时间供应卡》中由于人人都知道自己暂时性死亡的时间，故而随时都让书中角色饱尝了死之前的不安、焦虑、伤感、畏惧还有翘首盼望“复活”的神秘感、等待感。

“黑色幽默”的特点是冷漠的逗笑，极度的夸张，喜剧性地反映整个世界的黑暗、丑恶和荒谬。埃美的名篇《小矮人》也颇具这一特色。书中通过马戏团的畸形演员小矮人突然间变成了“身材修硕的须眉男子”这一极其夸张的情节，揭露了他所面临着的社会是现实的、荒唐的，一个正常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远不如一个奇形怪状的人能感到生存的快乐并得到人类的爱（这点上，埃美也表现出现代派作家的一致处，即描写“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小矮人”没有笑，反而是惆怅、孤独，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说是对世人的“冷漠的逗笑”。

从《时间供应卡》的情节荒谬、气氛阴森到《小矮人》中的极度夸张、冷嘲热讽，可见埃美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之间，都已隔着一段时代的距离。埃美的艺术是和他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说他是一位纯传统作家，显然不切合实际，但若反过来将他纳入现代派的文学行列中，或说他就是个超现实主义作家，我以为也不很科学。因为我们通过对埃美作品的解剖，得出了这一结论：“现代的”和“传统的”烙印在埃美身上共存，但在文学创作原则上，他既没有“超现实”，也没有沉浸在“传统”之中，而是以其本身的特色游移于两者之间，但从本质而言他是法兰西传统文学在今天的折射。

四

以传统的形式着力揭露和批判现实；被描绘出的荒诞世界又独具现代的内容，埃美的大部分作品都具备着这样的个性。因而我认为埃美创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将矛盾着的形式和内容双方融进一个整体，使现代派文学色彩和传统文学的特征辩证统一在一起；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半真半假的交织。漫画般将现实和真实性的幻想交织，令人似信非信，“使读者在含笑掩卷之时，领悟到原来见多不怪的社会现实，的确有这般的荒诞不稽。”埃美笔下的小说，样式庞杂繁多：传统批判现实的、哲理的、侦探推理的、儿童文学、“不纯正”的“超现实”以及“黑色幽默”的，真是五色缤纷，交相辉映。这些作品题材五花八门，艺术形式五光十色，它们的组合，向人们显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西方现实世界。

西方现代文坛上，大致可分出两类作家：一类是以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和毛姆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作家，一类则是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派”作家，如福克纳、罗布·格里耶、梅勒等等。至于格林、毛姆这一类的传统作家，他们笔下虽然也时不时流露出一些现代派的气质，但那毕竟在他们的创作风格中没有占据显要地位；而谈到西方真正的现代派作家，他们更是对传统的表现手法不屑一顾，诸如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就坚决摒弃传统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概念。再如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可溶解的鱼》（普勒东写于1924年），讲的完全是梦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连贯情节，一会儿描绘幽灵，一会儿是写昆虫，一会又出现了三只手的慈菇，完全没有情节和人物提供给读者。传统作家中借鉴现代派表现手法的不多，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般的；现代派作家中同传统文学样式沾边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两者之外，自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同时继承、发扬了“过去的”“现代的”文学因素。如和埃美同时代的作家莫里亚克，他在表现没落阶级人物的变态心理和悲观情绪时，既用了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性格等现实主义手法，也借用了意识流等新的表现方法，因而又有人评价莫里亚克具有“新小说”或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倾向。然而和埃美的众多作品相比，莫里亚克显然没有埃美更具有高卢式的幽默和传统现实主义的特点；但从另一角度出发，埃美描述西方现代社会中荒诞色彩的强烈又远超过了莫里亚克。

综上所述，M. 埃美这样一个同时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学气质的作家在当代西方文学界实是罕见；更何况，他把这两者恰到好处地熔于一炉，而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这在西方现代文坛上的确是独树一帜了。正是因为他发扬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长处，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合乎内在逻辑的人物形象和较详尽完整的故事情节，使他的艺术比起“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文学的晦涩、荒谬更高出一筹；也正是由于他同时在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现代西方世界的现实生活，使得他的作品也更易于为现代人所接受。

16—18岁，犯罪高峰
——近十年内美国犯罪状况简述

原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83年第9期
叶南客　译

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犯罪状况日趋严重，次数激增。自70年代中期到1982年上半年以来，犯罪现象处于较稳定状态，犯罪率稍有下降。联邦调查局的统计表明，美国近十年来较之过去，暴力犯罪率下降了3％，非暴力犯罪率下降6％。

据多数专家认为，犯罪率之所以下降，是由于这一代为数众多的青少年年龄的增长，16—18岁的男性青少年犯罪率最高；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犯罪指数下降。这说明，犯罪与人的年龄有着明显的联系。另外，上述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大多数也是年轻人。例如，20—24岁的黑人男青年就是经常谋杀的对象。美国卡内奇·默隆大学的都市学教授阿弗莱得·布隆斯坦指出：“我们发现，在一定的总人口中，年龄构成的较大变动，对于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有很大影响。”青年发育到晚期，其犯罪发生的高峰期也已过去。于是，布隆斯坦教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设法在青少年进入发育高峰的前几年，即着手加强他们的“社会化”教育，使他们避免堕入各种罪行的深渊，同时也为控制犯罪打下了基础。

但就罪犯人数而言，布隆斯坦教授预计还将继续上升。其原因在于，美国当局除了极严重地触犯了刑律的人之外，一般从不拘捕未成年的人。所以一些不满20岁的青少年在犯罪之后，往往因一些罪行较轻而得以解脱。布隆斯坦预言，像这些青少年因放任自流，发展到他们成人之际，终将会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样看来，美国的罪犯人数将在199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将可能开始下降。

附表：

1971—1981年美国暴力犯罪情况统计
（以百万分之一人口为单位）

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原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叶南客

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现象为出发点，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高度文明为己任的。要在新时期创建新中国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学习《邓小平文选》，把握住《文选》中的基本思想，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的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社会学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这对于我们搞社会学研究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在这一章中，小平同志强调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展社会学研究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小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实现三方面的要求：加快经济建设、促进安定团结（主要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大量建设人才。这三点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作了精辟分析的基础上的，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三点是贯穿于小平同志政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当前开展社会学研究，促进四化建设的中心任务。

最近在学习《文选》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时，深感如何发掘人才因素，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研究扩大智力投资、保护智力能源，是我们进行微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尤其需要对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地位和改善其生活进行研究。小平同志强调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智力、人才也是一种能源，不仅要大力开发，而且要积极保护，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有必要及时开展中年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研究解决中年知识分子中的一系列问题。研究中，学习领会《文选》中的有关论述，无疑会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城市社会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3年第30期
叶南客　编译
J.L. 史派特、J.J. 马西尼合著
（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82年，共574页，英文）

该书较通俗而全面地阐述了城市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世界上一些主要类型的城市作了一定深度的剖析，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此书另一特点是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于世界城市的起源、现状和未来作了综合考察和展望。另外此书还用一部分篇幅介绍了城市社会学的若干理论流派，以及相邻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观点，对于我们当前开展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书除序言和前言外，共有6章15个小节。第1章：城市和社会，着重介绍了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第2章：认识城市，介绍了城市学的若干理论流派，以及城市和文明进步的相互关系。第3章：西方城市的历史考察，描述了欧美城市的历史衍变过程。第4章：世界城市化，用比较研究的方式，论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并作了世界性城市化的展望。第5章：当代美国城市的解剖，主要阐述了当代美国城市的模型、功能及其社会问题。第6章：城市规划及其评价，通过历史地分析研究，对城市规划的历史、现状和理想中的未来城市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索书号：C912.810806）

大众传播社会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3年第30期
叶南客　编译
D. 麦奎尔主编
（纽约：企鹅出版公司，1979年，共477页，英文）

《大众传播社会学》为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现代社会学丛书之一。书中收集了20篇自40年代到70年代有关文化传播理论、信息传播工具研究、大众传播的社会学分析等方面的学术文章，既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探讨，又有大量的调查资料分析；因而虽是一部论文集，但比较系统全面。

书中根据各篇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分为6个部分：1. 传播学概论；2. 大众社会和大众工具；3. 大众传播的对象研究；4. 大众传播机构；5. 大众传播的结构分析；6. 传播中的政策问题及其社会关注。书中主要的篇目有：《传播学理论观点介绍》《大众工具和人际传播理论》《对社会名人的社会学研究及理论》《艺术因素及其结构主义社会学》《美国文化政策的社会学分析》《传播工具的理论要素》《电影对观众态度行为的社会影响研究》等等。

《大众传播社会学》初版1972年问世后，于1976年、1979年数次再版，这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外学者70年代从社会学角度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学术水平。对于我们当前研究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的社会效果，进行改革，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资料室索书号：C/913/0664）

费孝通和中国的社会学

原载《上海译报》1984年第55期
叶南客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强烈的学习风气和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关心标志着崭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无疑，这也势将带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振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后不久，社会学及其相邻近的学科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遭到排斥。当时被认为很有希望的年轻学者，像费孝通等人都被迫陷于沉默。费孝通，于1949年之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受业于著名学者马林洛斯基，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就多方面内容，写了大量引人注目的文章。然而1949年以后，他发表的文章很少，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就从论坛上销声匿迹了。1978年，社会学在中国得到恢复，费孝通和其他沉默几十年的学者一样，重新提笔上阵，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在短短的一两年中，费孝通写出了大量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他强调要建立起新中国的社会学，呼吁有关部门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重视。他提出通过试验来改革社会，这样可以走弯路而不致花过高的代价。他还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适合中国社会的道路，要求有受过社会调查训练的人员来做扎实可靠的社会研究。

同意农村工业化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途径，因为仅靠有限的农业经济增长来解决严重的人口压力是不现实的。他建议，要使农民接受现代技术，必须改善农民教育状况。另外，费孝通还撰文探讨了现今的中国家庭结构。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还强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尊重知识分子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将自己最近跑了许多地方的亲身感受都通过文章表述出来并通过英文翻译，将19世纪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今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发展事例介绍给国人。

在浪费了二十多年之后，费孝通不再是那么年轻了，显然可从他最近的文章中看出，他已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培养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他认为重建社会学的重点就是师资和教材。据他估计，在近年内，将需要一千名社会学教师。现在要料定在费的手上是否能成功地建立起知识界所感兴趣的新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为时还过早。

我们寄希望于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投身于这项有益而意义深远的事业。

（叶南客译自《亚洲研究杂志》）

集镇社区初探——兼议创立集镇社会学

原载《河北学刊》1985第6期
叶南客　唐仲勋

社区，即一定地域内的人口共生集团，简言之为地域共同体。本世纪初，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美国社会学家们，通过研究人类不同类型的聚落系统，从对都市、农村的综合区位分析中，提出了地域共同体的理论。自此，对人类社会的地域缩影——社区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察当前的社区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有关社会学著作中至今仍沿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将人类地域共同体的类型划分为都市社区和乡村社区；而且在人口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中，也都仅对这两种人类聚落类型有所描述。我们认为，仅有都市、乡村两类社区已经不足以构成今天人类聚落体系的全貌，在都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中介型社区，这就是集镇社区。集镇社区在其漫长的衍化过程中，自身结构不断得到强化，功能越加完备，社区特征越加明显，已成为社会聚落系统中的主体构成之一。

明确集镇是与都市、乡村并列的一大类型社区，这对于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人类不同聚落形态的社会特征，正确认识社区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外，揭示集镇社区在我国社会大系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制定正确的城镇乡发展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均衡发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之路，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集镇作为一种独立社区形态存在的客观性

集镇作为一种类型的社区而独立存在，首先表现在它具备构成社区系统所应有的基本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在其组合方式和组合规模等许多方面，又显示出与城市、乡村社区不尽相同的特征。社会学含义中的社区一般应包括下述要素：一个有境界的人口集团；一套相对完整稳定的社会生存机制，如区域组织机构、服务性设施、人际互动中心等；一种地缘的感觉或相同的集团意识和行为。集镇是指县城和县以下、村以上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是以工商业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我国目前对于建制镇的划分标准主要是：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镇建制；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据1984年底统计，我国现有建制镇5698个，这些集镇中的人口集团构成具有和都市、乡村明显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人口数量大多是在两三千到四五万人之间，镇上的人口规模和聚集密度小于城市大于乡村；其次是集镇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各占一定比例，甚至还有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两栖型人口”。这一人口集团的特征在我国另外5万多个尚未设镇建制的县城、工矿区和乡村市镇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

集镇一般都是县、乡行政机关所在地，是一定区域内农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上一般都设有县级或乡级的政府机构以及工商业经济组织，为广大农村服务的学校、医院、农技站、电影院等文化设施和活动中心，也都基本聚集于集镇，因而集镇上拥有相对完备的服务于社区成员的社会生存机制系统。

从社区意识来看，作为一种独立的地缘感觉，集镇在城乡之间也是别具一格的。在苏南群众的日常口语中，他们对居民点分层模式有着清楚的传统称谓，即“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这三个层次的居民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街上人”熟悉集镇的历史沿革，镇上的名胜古迹，名人趣闻、名牌特产，他们是如数家珍、引以为荣的，即使在外工作多年的人，对故乡集镇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其次，集镇社区的结构、层次、类型自成一体，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剖析集镇社区的内在结构，不难看出集镇社区既有萌发城市社区因分工复杂而具备的多层次、专业化结构因素，又有农村社区遗留的简单、初级的结构痕迹，更有融城乡于一体、规模适中、独具一格的结构特色。集镇社区经济结构上的明显特色便是产业门类齐全，农工商各业各占一定比值，这与城市中主要只有工业商业、农村中一般只经营农业相比，显示出混合性特征。产业结构决定了职业构成，在集镇中，工人、农民、营业员、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一应皆有，并且相互交叠（如兼业人口），显示了社会结构和分层上的复杂性。集镇社区成员文化程度高于农民，居民文化生活较农村丰富多彩，但和大中城市相比，集镇中的文化设施和社区成员的文化素质仍有很大差距，因而集镇社区中的文化结构具有中间性特征。在空间结构上，集镇社区规模大于乡村居民点而小于城市，由于规模适中，既消除了农村因社区小而分散所导致的信息传递缓慢的封闭性状态，又利于避免城市过于集中庞杂而出现的“生态膨胀病”，成为人类未来比较理想的聚落形式。

在集镇聚落系统中，虽然成千上万个集镇大小不一，功能各异，但也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独立复合体系，体现了秩序井然的层次性，并表明集镇聚落系统向纵深发展。我国的集镇社区主要由三大层次构成。其中最高层次的城镇，是国家批准的建制城，人口一般都在万人以上，属县辖。县属镇又分两个级别，第一级是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第二级是与乡平级的建制镇，这两级县属镇的社会经济作用力较强，多为一县或附近若干乡的中心集镇。第二个层次为乡镇，是乡政府所在地，人口在两三千到万人左右，镇上有完全中学、电影院、卫生院等社会服务设施，为一个乡的区域服务中心。集镇社区中的最低层次的中心村镇，人口约在五百到两千之间，虽然行政管辖范围仅一个村，但其经济文化影响一般达周围几个村，是乡村村落之间的小区域中心。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系统，集镇社区在自身发展中，各种社会经济功能的特征愈加突出，各种社区类型趋于完备。根据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我国集镇社区主要有五大类型，即行政管理型、文化景观型、工业密集型、商品集散型和交通枢纽型。考察不同类型的集镇社区，我们发现与美国学者G. 施瓦茨和C. D. 哈里斯依据聚落功能分类法所划分的城市类型，在聚落性质上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在人口经济的聚集规模和聚集效益等方面，却又截然不同。这也反映出集镇系统中各社区类型在发展层次上有其特殊性。

二、集镇社区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集镇作为一个独立社区在我国形成，是传统集市和行政建制镇相融合的结果。这两者本身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农村集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初产物，建制镇作为一种特定行政区域，也在不迟于封建社会早期汉代时便有了明确的划分。在西方，集镇社区这一社会实体在事实上也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集市和小集镇早在奴隶社会中已出现，在中世纪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聚落场所。在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看到不仅小城镇在我国已成为人所瞩目的“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亦掀起了“小城镇热”的浪潮。这说明集镇社区的发生发展绝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某一国家、地区的“特产”，而是人类聚落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距今四千多年前，我国进入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需要提供比较方便、固定的交易场所进行商品交换，最早的集市便在殷商之初形成。当时这些刚具雏形的集市在空间上是流动场所，在时间上没有固定日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晋时出现了乡村中定期定点的交易集市——草市。到了唐代，传统集市和自汉以来所设置的军事戍镇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驾齐驱地发展，一方面唐代的草市规模和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遍及乡村和城郊；另一方面原来以行政管辖为主要职能的镇也开始具有相同规模的商业活动职能，成为低于都城的小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宋年间，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将镇权统一归于知县，镇消失了独立的军事职能，正式和集市聚合一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区单位。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全国已有明确纪录的集镇1884个。明清之际，我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沿江、沿海发达地区自给自足经济逐步解体，集镇功能进一步强化，并由单一的商品集散中心转化为多功能或者有专业化特色的明星集镇。集镇中人口迅速增长带来了社区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促使集镇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向农村腹地扩展。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一方面也受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摧残，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迅速蔓延，我国集镇社区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畸形发展之中。从总体上看，集镇经济发展滞缓，社会功能逐步削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集镇社区迎来了广阔发展的前景。但前些年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商品经济未被纳入正常轨道，集镇几经兴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并且明确提出要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正是由于集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最佳场所等社会经济功能为人们所充分认识，近年来，我国集镇社区得到较大的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1）不少地区已形成一个县城镇、数个中心集位、每乡一个乡镇的集镇网络合理布局。（2）在集镇商品经济初步繁荣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了大量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集镇经济。（3）集镇社区由单功能向多功能发展，呈现了“消费——生产——综合经营服务”的发展序列。（4）集镇社区由封闭型逐步发展为开放型，城市、集镇、农村各社区之间的人才对流、物资对流、信息对流日益频繁。（6）集镇社区中社会成员的文化生活和消费结构日趋城市化。

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乡村系统的衍进，集镇社区也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成为社会聚落系统中的主体层次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早在公元前3500年，地球上的第一批城镇已在世界文明的几大发祥地诞生，如两河流域、尼罗河中下游、中安第斯山脉等处都已城邦、集镇星罗棋布。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加快了人类聚落形态的分化，到了中世纪，集镇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在欧洲、中亚、北非等地先后产生、定型；特别是西欧，地方性的定期集市已经普遍存在。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之前，由于交通、贸易的发展，政治格局的分化，以及宗教、军事等因素，西方的集镇社区在这一漫长的变迁过程中，类型逐渐齐全，功能逐渐完备，并由初步定型向集镇网络体系发展。自18世纪中期英国产业革命爆发直到20世纪初，工业化的冲击波给集镇社区也带来了一场急剧的变化。表现在：第一，新陈代谢加速，特别在欧美，集镇大量涌现，规模迅速膨胀。第二，集镇社区开始遍及全球。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扩张，非洲、拉美、南亚等地民族聚落形式出现了由部落流动到定居再到大规模聚居的现象。同时，东欧、东亚、大洋洲等地定期集市大量出现。第三，工业化促使集镇社区中各种产业得到全面发展，促使社区中的科学、文化以快于农村的速度向现代接近，继而使集镇社区真正成为一定区域中的多功能中心。第四，近百年来，人们对集镇社区的认识逐渐深化。20世纪初兴起的英国“花园城镇”运动，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工业和人口的合理分布着眼，科学地、现实地规划城市与集镇的现在和未来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城市化潮流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掀起了“新镇”（New Town）运动，大城市工业和人口迅速地有计划地向集镇社区扩散，集镇上升为社会聚落的主体。如1970年到1975年间，美国人口增长4.8％，而规模在2500到25500人之间和规模在2500人以下的集镇社区中的人口却分别增长了7.5％和8.7％。产生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企图用强化大城市功能来根治自身内部住房、饮水、交通、污染、犯罪、失业等等城市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十分困难，而具有田园风味的集镇生活方式却为避免种种“城市病”提供了可能；二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工业和人口的分散提供了物质保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小企业大量增加。这类从集中到分散的企业，较容易采用新技术，进行设备更新换代投资少，见效快，新技术也容易发挥作用。

中外历史证明，集镇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生产力提高后的社会分工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农村中的商品化经济是它发展的直接诱因，而工业化则为它壮大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提供了根本的动力。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集镇社区所特有的种种优点已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对它的建设已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集镇社区在世界范围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将对人类社会聚落系统的均衡发展产生更显要的影响。

三、发展集镇建设在实现四化、加速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是要在社会中消灭城乡差别，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使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相接近。这也正是我们研究集镇社区的最终目的，它涉及研究探索社会发展方向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我国的国情和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无法人为地采取乡村向城市看齐的“结合”方式，这从我国农村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城市，以及农村还有为数众多的剩余劳力来看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企图将城市水平拉下来向乡村俯就以实现“结合”，否则将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时，一个现实而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即我们必须将着眼点放在发展城乡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集镇社区之上。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哪个地方集镇建设得好，发展得快，那里城乡人民生活差距便在明显缩小；只有在集镇中大力兴办各种乡镇企业，才能为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寻得最好的方式和场所。因此，集镇社区在昨天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今天壮大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必然要求则是由它在我国城乡社会网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具体说来，集镇社区在实现四化、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加速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广大农村而言，集镇社区是农民进行各种社会交往、经济活动的区域中心，是改变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作为农村的政治中心，集镇大多为县、乡、村各级基层行政组织的所在地，对周围农村有行政管辖职能，上级各项政策指示和社会信息通过集镇传播向农村腹地。作为农村的经济中心，集镇自古以来就是周围四方农民交易农副产品的集散场所。随着集镇商品流通、社会服务职能的强化，为了提高能源、交通、供电、给水、排污等方面的经济效益，一般农村工业也都集中在集镇中布点。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要求商业提供更多的产前产后服务，最终促进产品增值，满足消费需要。这一集镇社区中流通—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正是增强集镇经济实力，扩大对农村辐射功能的内在动力。作为农村的文化中心，由于集镇上聚集了农村中绝大部分各级行政部门和工商服务组织，使得集镇中各类文化福利设施的规模和层次都远远高于分散在农村聚落中的文化服务设施，集镇中的文化生活、社会服务对农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集镇社区的文化设施不仅要满足集镇居民的生活需要，更为周围农民提供了休息、娱乐、接受教育、医疗和各种社会服务的场所和设施，使广大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

第二，对于城市建设、大工业发展而言，集镇社区既是其经济和科学技术向农村辐射的直接落点，又是农村为城市、为大工业提供生产、生活原料的必经桥梁，具有城乡物资交流的中转枢纽功能。由于城市过于集中，农村高度分散，城市输送到农村的种类繁多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资料不可能直接到达广大农民手中，而必须先流汇到一个枢纽点——集镇上，再由四乡八村的农民在集镇上用出售农副产品得到的货币同这些城市扩散的商品再次交换，从而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因为城市集中农村分散的原因，农村大量的农、牧、副、渔产品以及初级加工后的手工业产品，也必须首先根据经济合理的物资流向进入附近集镇，再由集镇这个中介环节输送到大中城市的消费者手中，从而完成生产、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

第三，对于社会总体发展而言，集镇社区的繁荣兴旺是促进城乡交融、加强工农联盟的最佳途径，它代表着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各社区人口分布不合理现象比较严重，突出表现在多数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农村劳力相对过剩，而集镇社区基础薄弱、人口规模偏小，形成人口分布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任其这样下去，势必对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极为不利。怎样才能实现马恩为我们指出的使工业和人口在全社会平衡分布后而消灭三大差别呢？加快发展集镇社区是一理想途径。集镇接近原料产地，本身有较好的能源、交通、公共设施等条件，适于因地制宜兴办各类工厂。集镇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工业“大而全”的臃肿局面，而且对农村剩余劳力可起到截流分流的作用，从而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城乡交融。同时，越来越多的农业大军将转移进入乡镇企业的领域，这些今天的工人就是昨天的农民，他们与农民有着更直接的天然联盟，具有我国特色的工农差别的消灭将在集镇社区中得到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集镇社区在历史的变迁中，其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和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不仅在当前，集镇和城市、乡村正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集镇社区也将是大工业和人口平衡分布的最佳落点，是城乡融合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认为，集镇社区是和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相并列的一大聚落体系。为了使我们对集镇社区的认识更加接近于科学，进一步将集镇社区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我们建议，如同对农村、城市社区的理论研究上升为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一样，应尽快地建立起一门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学分支学科——集镇社会学。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改革对现代人的挑战
——关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研究的思考

原载《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
叶南客

实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是由社会整体结构的现代化和人的行为观念现代化这双轨系统有机交织而成的变迁过程。如何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有目的、尽快地造就一代有较高文化素质和高尚精神境界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社会改革向社会学者提出的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人的现代化”研究的背景及其战略价值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研究的提出，是基于当今社会改革对我们产生全面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促进个人和社会现代化同步进行的理想方案，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完满实现。从社会变迁的意义上讲，实现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改革中日益突出的现实需求，也是现代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它生动地体现了我国的现代化由低级向高级、由外在向内在发生深刻变迁的历史进程。相应地，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研究也必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开发工程。这首先须对它的价值、目的作出明确的理论判断，从而对整个研究过程产生导向功能。这里，我们试图对研究价值的分解提供三个层次的思路。

从微观上分析，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运行环境、表层结构甚至部分机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障碍性因素，寻找消除这些障碍因素的途径，正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当前社会改革促使人民经济生活的富裕促成了购买力上升，闲暇时间增加促成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长。如果忽略人们社会和精神的需求，经济发展了，闲暇时间增多了，社会问题反而会增加。近年来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不良现象亟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消极亚文化”——封建保守的反现代倾向、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消费饥饿症”——不合理的消费结构、盲目攀比心理；“病态时序”——不合理的闲暇消费以及青少年越轨现象增多等等。通过对人的现代化的环境、过程机制、目标的研究，便是力图从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今天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外在环境。

从中观上分析，人的现代化实质上意味着社会改革要求现代人个性世界趋于开放和合理化，它和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对人个性的长期压抑所形成的冲突已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社会改革的挑战向人的现代化研究首先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课题：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扬弃；②对于现代外来文化的分析和取舍。只有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对新旧文化的输入输出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为人的发展确立起一个良好的内在行为规范体系，保证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充分自由的发挥；对于社会发展，才能形成一个与社会开放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为我国现代化道路作出保护和引导。就现代化变迁对现代人行为状态的决定性影响而言，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今天的各项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积极进取型的文化意识环境，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前进步履维艰，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对建设一个良性的内在文化心理环境未曾加以重视，没有为人的个性发挥和社会进步两者同步运行创造积极条件。

从宏观上分析，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进步环境的考察转向于综观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今天提出造就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质上是在致力于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业。自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开了我国沉重的封建大门后，我国便开始了现代化变迁。1949年我国社会摆脱了封建、殖民的束缚，已具备了包容现代化的政体条件；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直到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才用教训换来了包容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但是，政治、经济的改革只是推翻了有形的封建制度，本世纪初开始的不彻底的文化革命并未能铲除人们一系列落后的封建意识，这些与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的无形文化余毒正在从各方面对我们的改革事业产生严重腐蚀。我们今天强调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意味着中国新文化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我们要努力彻底洗涤一切不良的文化环境，要将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真正移植渗进中国的国民性之中。这一创造新人、创造新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促使中国的历史变迁真正实现质的飞跃，为我国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共产主义观念和目标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石。

二、对“人的现代化”系统内容的分析

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个有既定运行目标、多层次、多因子、开放型的动态有机系统，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系统研究工程，必须从当前仅停留在对人的现代性倾向的外部特征的归纳上进一步深入到这个系统内部展开机制分析，也就是说要渗透于人的现代化的内部过程，对该系统内在的构成以及运行原理进行剖析，这样才能深刻把握住研究客体的本质和趋势。

人的现代化运行系统，通过功能模拟的简化，可以看作是由内部三个亚系统的互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如图：

这三个亚系统通过信息对流互相刺激调整速度和目标，共同构成了向有利于“人的个性发挥”这一现代化目标趋前运动的整体。这三组系统既是人的现代化的运行主体，又是这一运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链。因此，在研究人的现代化时，应首先着眼于对这三个主要亚系统的分析，通过大量定性、定量研究，探索人的现代化得以产生、发展和实现的各种作用机制。

环境诱发系统（Ⅰ）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构成了主要外因，内因必须通过外因而起作用；同时环境因素和运动体本身又是时常渗透重合的，环境的变化也正是考察事物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环境系统具有“双向机制”。同样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诱发系统，它作用于人的社会化程度也正从外部特征上反映了人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恰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所分析的：“个人向现代化转变本身是人的环境和他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对大量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分析之后，我们看到环境系统中主要有四种因素对人的社会化以至现代化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即家庭、教育、职业和大众传播。它们对于人的现代化的诱发作用体现在：1. 家庭是人类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环境也是终生的环境，在家庭中，父母承担着极重要的社会义务——向新生的社会成员传递文化。这里既是传统文化更新继替的基地，又是现代化文化灌输形成的前站。“家庭是帮助建立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因素，现代化过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合现代化社会环境的品质”。2. 教育是社会文明传递进步的主要载体，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教育无疑负有更重大的社会化功能。目前我们在研究教育与人的现代化关系时，应着重探索如何更新我们长期以来对教育目标所持有的观念。传统的教育目标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现代化社会中，教育必须促成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向着造就智慧、幸福的“新人”方向努力。3. 工作单位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中、长期环境，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结节点。在职业环境刺激下，人的现代化诸种特征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效能感、时间观、计划性、进取心、对新事物的接受、人际交往中的异质，等等。4. 大众传播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作为“第三次浪潮”中的主流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产生了巨大而神奇的冲击力。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新的知识、信息、观念传递到最僻远落后的人群之中，有效地缩短了全社会中的城乡距离、时空距离、心理距离，加快了全社会中人的现代化进程。

在明确了环境系统中四因素对人的现代化所呈现的主要诱发功能之后，还须深入一步对四因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作出机制分析：①要分析家庭、教育、职业、大众传播对于人的现代化过程的刺激强度，对它们各自的作用程度作出科学测量。②要分析这四个环境媒介在人的现代化运动中显示出的“适应态”和“非适应态”，研究其相互作用是促进还是消减。③要研究如何对环境机制作出有效的控制和整合，以利于人的社会化和人的现代化良性运行。

社会行为系统（Ⅱ）社会行为是人和物的社会因素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结合，由于行为方式具有直观、具体、生动等外部可测性特征，因而在考察人的现代化系统运动时，社会行为系统的变迁是最为直接、突出而引人注目的。事实上，环境的改造、观念的确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等等社会进步因素，常常凭借人们行为方式的更新得以鲜明地再现。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行为的体现，在描述人的现代化过程时，首先应从功能的角度观察现代人的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社会现代化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向社会整体的渗透过程，人们生产方式趋于产业深化、专业分化是这一过程的起点也是其结果，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一旦新的生产方式得到确立，必然导致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连锁变迁。正是透过对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向专业化、城市化变迁的主线，从而真正把握社会行为系统的变迁原因、现状特征、发展趋势。其次，从结构角度观察现代人生活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变迁方向。社会行为系统是由时间、空间、内容三维坐标系统运动的延伸而组成，在对这三维序列的分析观察中，可看到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感在加快，他们的视野在迅速拓宽，而差别、距离在迅速缩小，他们的生活内容趋于丰富而积极向上，在追求个性发挥的过程中，正在接近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曾阐述的现代化社会进步目标——“精神密度的增大”。

仅仅把握社会行为变迁的起因和结果特征是不够的，在进行人的现代化研究时，还须进一步从对变迁过程的考察上，对行为机制作出分析，探索生产行为、生活行为的互动模式，研究行为系统的三维结构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得以共同运行的规律，从而使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了解现代人的行为模式是怎样，将怎样转向智能型、交往型、经营型、事业型、思考型、进取型的。

意识形态系统（Ⅲ）人的现代化最终要求是培养造就一代具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境界的、头脑中沸腾着创造意识和革新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说，只有人类意识形态系统的进步以至现代化，才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开始了真正深刻的运动，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反映。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正如英格尔斯所揭示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莫过于研究和解释人们如何从传统人格逐渐转向现代化的人格了。”

这里说的人格转化，就是人的意识形态系统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人的意识形态系统是由人的情感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层次要素构成的。情感素质是人的意识和行为沟通的基础，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特征之一便在于其情感类型由封闭保守、注重血亲关系转向开朗求新、注重理性。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性条件，在工业化时代里，我们要适应多元化、开放型、富有动态感的社会，首先必须使我们的思维方式由过去单一静止、非此即彼地考虑问题转向多样性、全方位、连续性地进行选择。价值取向是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态度以及产生社会行为的原则和目标。传统的人格中，典型的价值取向是尊古崇权，评判一切行为以经验为准绳，以古训为依据。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与之截然相反，他们对于经验和古训的取舍，不仅要看其是否科学，还要看其是否适用于今天。现代人强调行为的合理，强调个性、才智的发挥，对行为的评判以是否有利于目标实现为依据，面向未来是他们的最高准绳。

对于人的意识形态系统现代化的研究，首先要对上述亚系统内部三层次要素进行机制分析，探索促成现代化人格转向的途径，并要探索如何解决文化进步中的一些文化失调现象。其次，将意识形态系统放在人的现代化大系统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它和另外两个亚系统（系统Ⅰ和系统Ⅱ）之间关系变量的分析，对它在实现社会现代化中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作出准确评价。

三、对人的现代化研究起点的若干设想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起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目标起点。在人的现代化运行系统中，我们予以揭示的研究目标应是这样两点：人的发展，其宏观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一目标的调节杠杆是什么？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成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人的现代化的宏观目标便在于努力使社会成员在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实践中，成长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从微观上讲，如何造就新人，还须充分认识并掌握实现现代化中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在建设精神文明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建设的研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选择、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包融，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我国历史遗产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区别，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寻找得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征。

对象起点。近年来的探索证明，人的现代化研究应首先放在对农村变迁的考察上，新一代的农民形象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理想入口。这是因为：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亿人中有八亿是农民，这一客观存在本身便是有力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其主体必然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从1979年开始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这不仅为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广大农民迈向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时代背景。②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已开始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展现了全面而生动的现代化图景，而具有我国特色的乡村集镇则是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大舞台。江苏农民的生活变迁已较早、较具体地体现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变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有待我们及时捕捉和再现。

技术起点。研究人的现代化的技术起点就是要探索和现代化社会变迁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方式、方法。

指导思想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和具体内容，正确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从而确立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体系。

从方法论来看，研究的技术起点应探索系列能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并和研究客体的特征相吻合的方法和工具，当务之急，是要使研究系统化、定量化。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动态整体，因此必须学习和汲取当代科学分析的先进方法——系统工程分析法，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对客体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开放式的动态分析，这样便有可能更加贴切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及规律。

人的现代化倾向是一个有机的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整体性趋势，要令人信服地展示这一点，仅靠个案调查或定性分析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研究的技术起点中要特别重视寻找可行的分析工具。当前便须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或自外引进加以改造一整套的能反映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指标体系，并将它尽快地运用到研究中去。这样，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可以科学地测量为实现社会变迁目标在每个特定发展时期所利用的手段与资源的效果；对于人的现代化而言，可以“对个人的社会态度实现系统的调节，可以制订措施系统以改进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

政治社会学一览

原载《未定稿》1987年第13期
叶南客　唐仲勋

政治社会学，是通过分析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来研究政治体制的特征和演变、政治组织和角色的行为规律、各种政治活动的社会关联性和社会效应的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得以确立、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在各种分支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60年代以前连一名讲授政治社会学的讲师都没有。除R.赫伯尔的《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导言》一书早在1951年就出版了以外，另外两本较为系统完整的政治社会学教科书都是在1970年代才问世的。

政治社会学在19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面在1970年代的欧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1）当代的政治斗争和国际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政治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并且和各种社会现象紧密相关，这就要求人们从社会整体角度分析国家组织的政治过程和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如当前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就在研究大众投票行为、官僚体制、自愿组合体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等问题。（2）70年代后期掀起的全球范围的社会体制改革热潮，要求人们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政治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模式。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特殊功能。南斯拉夫学者指出，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研究社会影响国家的各种变化”。（3）1970年代盛行于欧美社会科学界的“韦伯热”，对政治社会学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诱发作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合法的概念、关于合法权威的三重类型学说、关于国家和权力的定义以及把科层组织作为权力结构的论述于五六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对政治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美国学者科隆指出：“政治社会学如同形式、组织和社会科层化问题一样，是在韦伯社会学著作最早的译文出版不久后才作为一门专业开始出现的。”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研究政治行为规律的政治社会观古已有之。两千多年以前，西方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了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政治学》一书。在这部古典名著中，作者超越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范围，从城市社会的整体角度，从“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制度与政体建立、国家的社会管理活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不仅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当代政治社会学中的一系列新观念的形成。他所使用的“政治学”词的含义就是关于城邦社会的知识和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

西方古典社会学诞生以来，历代学者们都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国家管理、社会控制、阶级冲突等政治现象作过思考和探究。实证社会学的创始人A. 孔德在他的“实证的社会进步论”思想指导下写出了《实证政治体系——或建立人类宗教的社会学论文》四卷本著作，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相掺和的社会政治理论。孔德主义的中心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他鼓吹友谊、博爱和道德教育，要求建立一个“最终的完善的宗教”，他坚持认为他所处的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应该团结，并断定“每一个阶级都行使社会所必需的职能”。因此，国家政治管理便是运用“世俗政权”和“精神政权”，支持社会团结，以达到共同的目标——“秩序和进步”。稍后一些的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代表人物H.斯宾塞发展了孔德的有机整体功能理论，从生物进化论的意义上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他认为社会阶级的分化正如有机体内部各种有机的机能分化，从而引出阶级协调的政治思想。他在《人与国家》等一系列社会学著作中，提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强存弱汰”的自然选择关系，国家与法律的任务便仅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如竞争权、财产权、契约自由等权利。这些社会政治理论对当时和以后的欧美社会学者影响之大，远在孔德的学说之上。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对于所有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程度，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学也有所发展。在法国，E. 迪尔凯姆从社会分工道德整合等客观角度，提出了他的宗教改革、集体主义、世俗化等社会政治理想。

在德国，M. 韦伯通过对多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分析，对科层组织趋向、阶级的产生和合法性、国家力量过分集中后的弓形结构等问题作了全面探索，为后人研究不同历史情况下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互动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石。在美国，罗斯等人更进一步地从微观的社会心理、政治心理出发进行分析，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社会控制”。

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政治社会学的形成。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认为政治学应当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对人的政治行为作出解释。它不仅应当研究人的外在行动，还应当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及影响人的行为的周围因素，如家庭、教育、职业等等。因此，他们把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知识运用到了政治学领域，促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的出现。

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有着许多实质性的差别，两者的分析角度、分析方法、分析内容有很大不同。政治学的分析角度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发生发展、其内在权力的分配和制约；它的分析内容是透过政治现象对政权建设、国家管理的规律作出定性研究，因而它具有独特的对象——研究有阶级社会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与此相比，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角度是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各种联系，要求研究者运用整体的、动态的分析方式，对各种政治行为及其社会原因和后续变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因此，A. 奥伦在《政治社会学导论》中提出了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政治社会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政治是由什么构成的，政治如何造成社会上的各种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观出现以后，政治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无产阶级政治社会学的科学基础逐渐形成。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逐渐暴露，资本主义危机逐渐发展，无产阶级开始以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形象步入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便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一开始便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入手，建立了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内容包括：

（1）研究剥削的起源和性质，研究政治压迫、统治和异化。

（2）阐明社会的基本结构，阐明对国家、政府、宗教等问题的看法，确定它们在整个政治关系中的职能。

（3）强调社会阶级组织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4）研究社会基本变化的原因和形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说的典范之作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社会政治纲领。今天我们重温这一经典著作，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五层内涵。首先，提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国家是超阶级的社会联合体的观点；第二，提出了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的归属问题的观点；第三，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第四，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不是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必将有自己的创造；第五，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作出了高度的概括。此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政治冷淡主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权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国家》，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改革国家机构的论述，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对于我们用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学方法分析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结构、政治管理和民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当前社会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分化，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说与我国的全面改革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政治社会学这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我国已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当不失时机，以总结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前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研究的出发点，积极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就政治社会学的内容体系而言，可有以下两个层次的分析思路：

（一）基础理论和方法

首先，应认真总结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关论述，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把握住各个历史阶段中政治行为变迁的基本脉络；同时还要批判地汲取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对我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思想加以总结、分析和扬弃。使前人的成果为我所用。

其次，要在积累大量的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大文明区的政治体制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从而使政治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具有宏观的理论意义和普遍的应用价值。

再者，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中应注意引进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如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法则、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法则，还应汲取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组织学等领导科学、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进而不断丰富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构架。

（二）研究对象

（1）政治体制的建设、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既要研究现有政体、国体的社会基础，又要研究社会进步对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党政关系、领袖与大众的关系等等产生何种影响，还要研究政治管理及其变革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种种联动作用。

（2）政治行为的社会过程。对于国家行为中的权力分配、行使、监督、制衡，组织行为中的决策程序与管理合理化程度，个人行为中的政治角色参与等问题，都应当进行有社会学意义的理论判断。

（3）政治活动的社会效应。如何造成社会体制的良性运行，促进社会整体的有序发展——具体地讲，如何通过改善并强化政治体制功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是当前政治社会学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叶南客　唐仲勋）

边际人
——现代青年人格转型论纲

原载《南京日报》1989年1月17日第3650期
叶南客

就像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了“多余人”“新人”形象一样，在20世纪的欧美文学中也出现了“局外人”“边际人”形象。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揭示人的“边际性”这一现代特征的，乃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 帕克。1928年，帕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人类的流动与边际人”。这一观点是他在研究人口城市化流动时得出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关于现代青年本质、青年人格特征的国际大讨论中，美国以及东欧的一些青年学专家（如K. 卢因、I. 萨尔诺夫、罗森马耶尔等人）先后重提了青年边际性（或边缘性）的概念及特征。当时的出发点仅是就青年的年龄过渡性和社会权力特征而言，针对面窄，理论揭示层次较浅。至此，“边际人”便成为学术界专指的一种现代青年特征或用来分析青年人格的一种思维角度。

我国青年学界刚刚接受了这一概念，但尚未予以更多的注意。

如何归纳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格特征？查询书刊，我们常遇到这样一些总结性词汇：“开拓性、主体性、展望性、计划性、继承性”……；肯定者有之，指责者亦有之，如称其“失范性”“没良心”……。我不一概否定上述特性，但从科学化、现代化的角度反思，总觉得都还未能搔着“痒处”。因此我提出补充性的观点：“边际人”是大动荡时期现代青年人格转型中的“典型缩影”。

我所表述的“边际人”其逻辑内涵由三层意思组成：①作为一个事物的边界处、边缘处，如青年处在少年期末、处在社会权力的边缘；②作为两个事物间的转折点，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一样；③“边际”不止一个转折点，还表现为双轨制转型中的冲突区或过渡带。正是基于这一内涵，现代青年心态中所呈现的茫然、失范、无序、失衡等现象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边际人”的表述不在于哗众取宠地抛出一个新概念，而在于对促进现代青年研究具有以下较重要的理论价值：①满足对现代青年本质特征合理表述的科学要求，不论从外延归纳还是内涵挖掘上我们都可发现现代青年的边际特征（后文再证明之）；②满足了现代科学要求揭示事实中的“价值中立”原则，这一范畴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和已往的一些青年特征表述相比，它不含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不论对与错，只判断真与假：③体现了从时空连续体角度来考察客体的新思维特征，即动态感；④边际性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具有明显的综合、整体表述的特征，故符合一个科学范畴要有“最大含量”的要求。

为什么说“边际人”是现代青年的人格特征？对此，须予以多元的解释。但各种解释的起点，都应建立在对现代人青春期本性的反思上。

在《青春的本性》一书中，英国人J. C. 考尔曼指出，青少年产生了自我同一性危机，在社会学家看来，“首先，青春期既是角色转变、也是角色冲突的一个时期。其次，年龄隔阂的加剧意味着青年很少接受成人的示范作用，从而使其成长道路上充满着艰难困苦。”这段话表明，处在自我人格分裂中的青年，正在痛苦困惑的角色转变、冲突中，寻找并争取自我的统一，一旦这种生理、心理的自然属性得到确立统一，主体人格便形成了。

不少人论证青年人是最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看来，有、无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他是否在不断追求自我的统一和主体的形成；“边际人”的内在特质本来就意味着人的自然属性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青春期的角色转型，更多更突出地表现为青年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在这一时期青年开始加入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群体，他们在物质上摆脱依附，精神上趋向叛逆，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句话，“边际人”的又一本质表现在离开家庭的温室走向社会。

“时代的性质就是青年的性格”（恩格斯语）。青年作为每一个时代的“边际人”，总是新文化浪头上的弄潮儿，他们以自己不断变动、不断创新的文化型态表明：青年一直在试图踏上未来世界的“边际”。因此，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化或显得迷茫、无序时，应视为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文化在告别过去向新时代过渡的一种浓缩反映。

这样，“边际人”便又为我们揭示了现代青年人格转型中的一项内在特质：青年代表了我们农业大国中最先觉醒的一批人，他们正由传统走向现代。

通过对现代人青春期本性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我们这一代青年从内里到表层、从微观到宏观都逐一呈现了“边际人”的特性，亦可表述为：生理成长的边际性、心理特质的边际性、社会人格的边际性、时代转型的边际性。

马克思早就提出：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边际人”特征事实上非常明显、非常普遍地存在于现代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中。

现代青年物质生活的边际性，首先表现于青年在家庭生活特别是消费方式中开始了自主选择并试图与父母逆反，紧接着因进入职业生活而实现了经济生活的自主便真正开始挣脱对家庭的依附。如因受高等教育而延缓就职，则边际冲突更长期、更激烈。

现代青年群体生活的边际性，表现为青年人的社交对象，范围正在发生三重变化：①从以父母为主的家庭交往对象转为以同龄朋友、单位同事为主的社会交往对象；②从以娱乐为主的少年游戏群体转向以爱好、事业、信息交流为主的成人边缘群体；③从以与少数人交往为主的初级群体转为以与各类人、各类组织大规模、大范围为主的社会交往。

现代青年政治生活的边际性，表现为青年由不懂任何社会责任、为权力集团所忽视，转为勇于以天下事为己任，强烈要求参与社会的决策和管理。

现代青年精神生活的边际性，则更是俯拾皆是而又一言难尽的文化事实了。我们处处可见现代青年对父母楷模文化（即前喻文化）由摹仿到叛逆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后喻文化（参见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我们自己也曾感受过由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到青春期对爱的渴求和骚动；我们现在还在听同龄人高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及“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地球上的“空间移民”结束后，20世纪开始人类的“文化移民”“时代移民”，现代青年之所以成为“边际人”，便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时代的移民”，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表明，他们正在走向新世纪。

跨世纪的社会学使命

原载《社会科学报（理论专版）》1990年第202期
叶南客

如果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分作两段，前50年的使命是破旧与立新，后50年是创业和加速发展。如何圆满完成20世纪的社会发展使命，使祖国走进繁荣发达的21世纪？具有综合、整体、应用特征的社会学研究，应确立起特殊的贡献意识。

社会发展需要制订战略，社会学也要明确本学科建设在跨世纪探索过程中所应有的战略重点。

一、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确立当代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发展观。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对社会学，也是每门社会科学应予确立贯彻的方法论，唯物观念、发展观念、整体观念、对立统一观念、实践观念，无一不将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产生积极影响。其次，马克思主义本身便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历史形态的研究，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理论指导，又为我们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学树立了科学典范。再者，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立场，有助于我们在开放时代引进借鉴大量不同学术观点时，增强对一些错误思潮的抗干扰能力。学习研究是为了发展和应用。我们有必要在领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中国现实发展作出贡献。

二、深入研究社会稳定机制和发展战略。社会学要研究稳定，应发扬本学科的系统、实证的优势，深入剖析并建立起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导向机制、协调发展机制。

三、深入探索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新对策。改革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需要综合配套。我们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研究，要发挥“过滤器”和“肠胃”的功能，教会人民如何识别、选择和消化国外的各种物质、技术、知识、观念。

四、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探索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培养一代新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不论是传统社会学还是现代社会学，新人格的塑造、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是本学科的重要范畴。确立人的发展研究方向，是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

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评估与提高战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叶南客

本文提出生活质量是由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生活感受四类范畴组成的动态系统。作者依据这一理论假设，根据对苏南地区的大量调查，对20世纪80年代末苏南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实证分析与评估，得出了苏南居民“消费水平小康化，消费结构多样化，生活方式丰富拓展，生活感受喜忧参半”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苏南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及对策。

作者叶南客，1960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苏南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将超前于全国多数地区进入小康。而生活质量所达到的水平，是衡量小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对苏南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作出恰当的评估并研究其进一步提高的战略，不仅对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均衡、协调的发展有意义，而且，由此也可窥见全国走向小康的大致轨迹。

评估生活质量有不同的指标体系。有的指标体系较着重客观生活状况的分析，有的则侧重人的主观态度反映。本文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将生活质量视为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动态系统，其主体要素由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受四类范畴组成。根据以上理论假设，现对苏南地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及其提高战略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分析

1. 消费水平的小康化

消费水平是人们对生活资料的拥有和劳务消费的数量标志，消费水平提高是实现小康的基础，根据国家计划部门的构想，2000年实现小康水平首先是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即，全国人均消费水平为700到800元，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城市居民的人均水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将高于1200元，乡镇居民超过600元，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差距缩小，由1981年的2.71倍降至1.95倍。从这一目标来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南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已经实现小康化，具体标志有如下三点：

第一，人均消费水平达标。参见表1。

表1　苏、锡、常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变化　单位：元/年

从表1可见，苏南在20世纪80年代短短十年中人民的消费水平基本上翻了2番，城市年人均水平均在1400元以上，农村也已超过了1200元，已达到20世纪末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目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超前了10年之多。

第二，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苏、锡、常三市城乡居民消费之比分别从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1.95:1、1.58:1、2.92:1下降为80年代末的1.26:1、1.22:1、1.17:1。这一城乡比率也已低于2000年的全国平均标准。

第三，消费水平的提高还表现为城乡居民吃、穿、用、住等消费的全面增长和消费质量的提高。苏南居民的食品消费已由过去主食型向副食型发展，如无锡城乡居民1988年主食费用在食品费用中仅占7.8％，比1981年的19.4％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而肉、禽、蛋、水产品等消费比重则相应从27.2％上升到38.7％。穿着消费也由过去的低档单调向高档、多样、成衣化、套装化发展。在耐用品方面，1989年，苏州城镇居民主要家用电器拥有率分别为：黑白电视机67％，彩电58％，电扇233％，电冰箱79％。苏南居民消费呈现了电气化、高档化的趋势，甚至连空调、电话和摩托车也开始进入平民百姓家庭。更令人瞩目的是人口稠密的苏南地区居住条件的较大改善，苏南农村各地目前人均居住面积均远超过2000年时人均15平方米的全国规划指标，如苏州农村在1989年已达到人均生活用房36.97平方米。但是，当前苏南地区居民消费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

（1）居民支出与收入的比例和消费支出与生产投入的比例不尽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苏南地区和全国多数地区一样一度抢购成风，盲目攀比，在总体经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农村向大城市攀比，低消费层向高消费层攀比，城市人向国外攀比。消费行为短期化，导致1988年苏南城乡都出现了年内支大于收的赤字消费状况。另一不合理之处是居民生活消费增长快于生产消费增长速度，如1984年到1988年，常州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45.2％，而同期生产性支出增长仅为39.4％。

（2）近年来农民摊派负担较重，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根据1989年江苏农村的有关调查，目前农民负担项目多达6大类50多项，农民直接负担近六成，并且在近两年呈现负担增长超过收入增长速度的趋势，其中又以苏南农民负担明显较重。1989年调查表明，苏南发达地区农村人均直接负担高达99.2元，占纯收入的9.93％，而苏中和苏北等次发达地区，人均负担仅为43—44元，占其纯收入的6％—8％左右。这是因为经济愈发展，兴办的事业愈多，投资（负担）的项目和款额也愈多。

（3）苏南城乡消费生活中浪费现象较普遍和严重，这在农村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建房盲目攀比，更新加速，婚丧嫁娶、升学招工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现象十分严重。调查发现，苏州市太仓县1988年户户都有送礼支出，互相送来送去，实际上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农村家用电器闲置也颇为可观，如常州市武进县调查，1988年抢购风中购买商品后又闲置的农户占68.6％。这种种不健康的消费行为，既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制约对再生产的投入。

2. 消费结构的多样化

消费结构是反映人们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一般用各项消费在生活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据调查，近十年来苏南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2。

表2　无锡城乡80年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单位：（％）

* 由于苏南地区发展较均衡，故用无锡的数据亦可反映苏南状况。

从上表看，苏南居民消费中食品支出额比重仍较高，这主要是副食品及烟酒茶消费增长较快，说明食品结构由原来的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穿的支出比例虽有所下降，但讲究美观舒适，质量提高；日用品的支出比例增加，并且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增多，这既是20世纪80年代苏南轻工业快速发展，居民购买力增强的结果；也受到前几年讲究室内装饰或装修趋势的影响。从恩格尔系数看，苏南城市地区仍在50％以上，这是因为城市居民享受着各种补贴，他们的房租、交通、医疗等消费支出比重偏低，从而造成恩格尔系数偏高。而在苏南农村，其食品支出比例早在1985年就降到46.1％，1989年又降到45.3％。这是因为农村居民的食品自给性强，许多食物是自己生产的，因此，恩格尔系数偏低。

苏南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是多重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变动的产物，从宏观上看受宏观产业结构、政策导向、价格波动等影响，中观上受本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和供求关系调节的制约。微观上是由不同群体成员文化素质、心理需求促成的，在本地区宏观、中观条件相似的前提下，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意向会有所不同，从而影响该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走向。1990年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就“如果您手头较富裕，您最想办的事是什么”，作了一项不同类型人的消费选择倾向心理测量。见表3。

表3　苏南居民消费选择　单位：％　择三项，样本数：617

由表3可见，住、食、衣、结婚费用和子女教育处于苏南居民消费意向的前五位，而文化生活和享受性消费处在较后位置。这反映在今后几年人们的消费意愿仍侧重于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培养子女，而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人的消费选择倾向是有差异的，如不同的性别中，女性更多人倾向于购衣、买家电、买金首饰和旅游；而男性更多地倾向于建房、准备结婚费用以及赡养老人等等。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对买书和报刊、文化学习、子女教育和旅游的需求比重较大；而初中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则更倾向于衣、食、住和筹备婚费事宜。城镇居民注重改善营养、买高档家电、旅游和买书刊、请保姆减轻家务负担；农村居民在住房、添衣、赡养老人等方面需求更大。这一系列消费选择倾向的差异体现了苏南人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苏南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中还存在一些不良倾向，与小康化的文明进程相悖。主要表现为：

（1）消费层次浅表化，即在苏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时，消费支出重点和选择倾向没有及时地向更深层的发展型方向转移，用于提高自身素质和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消费比重长期偏低，例如苏南较富裕的苏州城乡，1989年城市居民用于文娱用品和书报刊物的人均文化消费比重仅为9.70％，农村居民更少，仅为0.78％。即使在微薄的文化消费中，目前多数人也属于浅层文化的消费，即注重看电影、录像、电视的娱乐性消费，而忽略购买书报，参加业余学习等发展性消费，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居民整体素质提高的。

（2）消费形态的福利化，即在城市居民消费中含有国家、地方、企业的多种福利补贴项目的因素，在苏南农村由于乡镇企业发展较早、农村集体经济较发达，也部分地采用了这种福利化的消费体制。名目繁多的货币补贴和实物福利，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非商品支出，如1989年无锡城乡居民的各种非商品支出比重仅为7.8％和4.4％；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扩大了现期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加剧了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城市居民因医疗和养老保险由国家企业统包，使国家和集体的财力负担过重；再加上目前“企业办社会”的集体福利设施有增无减，不仅造成居民职工劳务消费支出的萎缩，而且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影响着苏南小康化中的消费结构商品化、社会化进程。

（3）苏南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由于消费需求冲动性强，出现了购买物品高度集中，转移速度快、多种消费品需求同时起步、饱和加速的现象，从而引起市场波动。也有人称之为“雪崩效应”。具有代表性的是1988年前后的抢购消费，导致苏南消费结构失常。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由于近年来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消费选择面过窄，二是由于习惯平均化消费的居民在“示范效应”、“攀比效应”以及“恐涨（价）心理”的支配下，消费结构和行为出现盲目和畸形。1989年以来，由于多种政策调整和价格逐步稳定，消费结构失常现象得到缓解，但今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再现的可能。

3. 生活方式的丰富拓展

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本质要求，也是衡量小康社会进程的主体性标志。个体生活中的闲暇生活方式和群体生活中的社交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中两个主要方面。这里就苏南居民生活方式中的这两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1）闲暇生活时间及其分配

根据1990年对苏南600多城乡居民的抽样调查，苏南居民人均拥有的闲暇时间量较少，仅为2.8小时，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社区的角色群体，其闲暇时间的占有量和活动构成又有所不同。见表4。

表4　苏南居民闲暇时间的人均容置　单位：小时

表4显示，不同群体的闲暇时间，男性多于女性；乡镇居民略多于城市居民；25岁以下未婚青年和61岁以上老人多于其他年龄的人；个体劳动者多于专业技术人员和乡镇企业职工。那么，在每天两三个小时的闲暇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内容有哪些，侧重点是什么呢？对此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见表5、表6。

表5　闲暇时间活动内容的时间分配　单位：％　择三项，样本数：570

表6　您现在参加哪些业余活动　单位：％　样本数：390

表5、表6表明，苏南居民的闲暇生活还是以“受传型活动”为主，即以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看杂志这几种接受大众传播的休闲活动为主，而较高层次发展型的科技、文艺活动、社会讲习、自修等活动则很少。在不同群体中，男性用于文化学习、打牌下棋、看报纸的比例高于女性，而女性用于逛商店、听录音、串门聊天的时间比重较大。城市人在逛商店、逛公园、体育活动等方面明显多于农民，而农村居民则相对较多是打牌、串门、聊天等活动。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用于文化学习、看报刊和逛公园时间越多，文化较低者更多的是看电视、打牌、聊天。我们发现在调查中各类人回答投入“其他”活动的比重都比较大，这反映了苏南人闲暇内容多样化、分散化的特征。

（2）群体交往与人际关系特征

在苏南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交活动正在成为人们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的社交对象日益广泛，社交圏也在不断扩大。作进一步的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在直接交往的规模上，男性大于女性，干部、个体户大于工人，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见表7。

表7　各类人员闲暇交往规模　单位：％

从表7看，似乎农村里的农民日常社交规模大于城里的工人、学生，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初级群体交往，而随交通、通讯、邮电的现代化发展，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写信、打电话等间接交往；而且城镇居民每年外出旅游、出差等远距离社交的机会也比农村居民多。

在社交对象选择中，目前苏南人闲暇交往仍是以“同学”“同事”“邻居”为主，而与“新朋友”“能帮助我的人”交往不多，这说明苏南居民中多数人的群体生活尚缺乏开拓性，交往面较窄。但是，人们的交往选择呈现了“血缘—地缘—业缘—机缘”的发展趋向，这是符合现代社会社交转型趋势的。

（3）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差距

苏南地区的生活方式变革相对于经济增长呈现出滞后特征，尚未充分发挥调节人们身心发展、提高人的闲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职能。主要表现为：首先，居民闲暇时间不足，由于第三产业的不发达，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沉重的家务负担占去了人们大量的业余时间，从而闲暇时间大为减少。如无锡市居民在工作日中每天家务耗时是男性1小时46分，女性为2小时48分，在休息日高达男性5小时4分，女性6小时31分。在苏南农村，由于本地乡镇企业发展快，多数中青年农民都是亦工亦农，用他们的话说是：“工业三班倒，农业晚中早”。这些兼业者整天忙于工农业生产，甚至有些节假日还要加班，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从而生活节奏显得单调忙碌。其次，各级政府对丰富人们闲暇生活的设施建设和文化引导重视不够，在居民家务社会化短缺的同时并存着文化娱乐的社会化短缺，人们在工作之余缺乏多种多样的活动场所、设施，再者，目前居民的主体素质和创造新生活方式的能力有待提高，尽管他们感觉到自己业余生活单调，但由于缺少业余爱好、缺乏开拓意识，只好继续自我封闭、以“被动受传”的闲暇生活打发时光。

4. 生活感受的喜忧参半

生活感受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的主观评估。通过对苏南各类居民生活感受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10年来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对具体生活各方面的评估中，尽管他们的满足程度还不算高，但总体上高于江苏全省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有关生活目标选择的心理测量中，苏南居民目前关注的重点还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见表8。

表8　您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择三项）　单位：％

表8显示，对幸福家庭、身体健康和衣食不愁、生活安定的追求构成了现阶段苏南城乡居民生活目标的主体，这同刚超越温饱而进入小康生活初级阶段的苏南社会现状较为吻合。

1989、1990年，我们以全国为比较参照系，以苏南为重点，对居民的生活感受作了两次大型问卷调查。问卷设计中，我们将生活感受划分成两组，第一组为职业生活质量感受，即职业满意度，包含劳动方式、强度，工作环境、条件，工资福利待遇，职业声望，本单位改革情况等10个项目；第二组为社会生活质量感受，即综合满意度，包括物质、文化生活各方面14个项目。然后以五级计分的方法，测出了各地区生活感受的综合数值。见表9。

表9　全国五省区生活满意度平均数值*

* 平均数值的计算采取对满意度指数逐项计分再分类汇总的方法。

表9显示，生活满意度和经济发达与否存在相互的影响，如苏南地区社会经济较发达，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高于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判断时，职业和收入差别是重要的比较参数。我们的调查表明，苏南乡镇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生活质量得分也高，而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学生生活满意度则偏低。见表10。

表10　不同职业和收入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分（1989、1990年调查）

由表10可见，人们的经济收入和他们对职业生活的满意程度呈正相关，收入水平对综合性的生活状况的评价也具有较大的影响，收入越高，生活质量相对也越高。

在文化程度和职业、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关分析中，我们发现两者呈负相关，R=-0.13，说明学历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评价反而越低，在各学历组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在职业和社会生活质置中得分都是最高，如下图。

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社会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这一现象在对职业分层的分析时也出现过，即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行政干部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其他职业阶层，生活水平没有其他职业阶层提高得快，都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现象将有碍于较高文化层的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再从全体被调查者对生活质量各构成要素的自我认知来看，可以概括为“喜忧参半”。见表11。

表11　苏南居民生活质量分类评估*　样本数：613

* 满意度得分是根据五点式尺度测量计算的，最低为1分，最高为5分，中间状态为3分。

表11反映出苏南居民对自身的生活满意度不是很高，除了对各种人际关系及其婚姻生活评价较好外，他们对工资福利、收入和住房条件以及多种物质、文化生活都倾向“一般”甚至不太满意；对周围社会风气以及生活安全感也觉得不甚理想。

据我们调查，当前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影响苏南居民生活满意度提高的社会消极因素主要有以下一些社会问题。见表12。

表12　您认为社会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择二项）　单位：％

从表12可见，当前苏南居民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和不满还是集中于日常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安定环境的建设，占前四位的分别是：物价上涨太快、干部不正之风、消费品质量不好以及社会治安欠佳，这和全国性调查结果大致相同。

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与提高战略

1. 总体评估

第一，从纵向比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南城乡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促使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得到整体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已超前于全国进入小康水平的初级阶段。表现为：（1）在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超千元的基础上，居民购买力水平高、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高、副食品消费量高、农村住房和内装修出现楼台化、城市化趋势；并且在近10年中，城乡人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差距明显缩小。（2）消费结构呈现多样化特征，城乡人民的食品消费构成逐步下降，恩格尔系数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公认的小康水平。（3）生活方式呈现出现代化、城市化的特征和趋势，人们社会生活的主体意识增强、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生活的空间不断扩展、生活手段逐渐现代化。（4）生活态度、生活目标和主观感受符合当前苏南社会发展状况，苏南居民共认自身的生活水平比1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

第二，从横向比较看，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在江苏及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即使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除居民的日摄得热量较低外，多数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平均每一医生负担人口数等）都高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苏南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中的主要问题可以用“要素不协调”来概括，具体表现为系统内在组成要素间的不协调以及生活质量系统和外在环境条件之间的不协调。

苏南居民的生活质量内在要素的发展失调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没有能够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及时合理地调整，从而使得消费行为紊乱、浅层化、短期化；生活方式的变革缺乏合理引导；闲暇时间的利用和社交群体活动较单一。外部要素的不协调，首先表现为社会各部门对生活质量的价值、作用尚未引起重视。其次是目前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的迅速发展还未能给当地居民提供方便、舒适、全面的社会化服务。再次是消费品质量差、消费服务态度差，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维护，从而造成居民生活消费满意度的下降。

2. 提高战略

第一，提高生活质量的战略指导思想。

提高苏南居民生活质量应遵循以下指导性原则：

（1）计划性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要“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因此，必须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生活质量的研究，以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计划指导下不断丰富和提高。

（2）针对性原则。一是针对国情。人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模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应考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国情。二是要针对区情。对于苏南地区而言，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个综合提高的问题，战略步骤应有超前性，战略措施应有创新示范价值。三是要针对问题。战略对策应着重解决生活质量内在要素失调以及与外部环境不协调的矛盾，进而有针对性地推动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

（3）综合性原则。生活质量内涵是丰富多样而且多层次的，因此必须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将生活质量作为动态的多因素结构体，进行综合统筹，合理优化，才能体现社会发展战略整体协调特征。

（4）适度性原则。在制定人民消费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水平、规模以及增长幅度等目标时，不能超越国力、超越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增长。例如消费水平的增长应该同实际消费的正常增长率尽可能接近，在增加人民饮食营养的同时，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第二，生活质量提高战略的目标设计。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特征，苏南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应是在未来10年中实现各要素的逐步协调和物质、精神生活质量的整体发展，达到小康社会中级阶段各项要求；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地区社会经济较协调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领先全国达到小康水平的高级阶段。本着这一战略构想，我们提出未来10年的生活质量战略目标具体是：适度增长、结构合理、优化环境、强化导向。适度增长，就是要在加快生产力发展，正确引导消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既反对盲目追求高消费的倾向，又要反对片面抑制消费增长的倾向，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改善建立在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有关消费政策要促使消费增长速度不超过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消费基金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和必要的积累增长相协调，职工收入和实际消费增长要同社会消费品生产以及市场可供消费品的增长保持合理比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也必须以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产品产量增加为前提。结构合理，就是在制定并执行苏南社会发展战略中，要逐步消除人民生活质量内外部各种结构要素间的不协调现象，在消费适度增长的同时进行内在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得社会消费品结构与消费主体的需求结构相适应，正确处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与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的互动关系，逐步缩小和消灭不同地区（城乡）和不同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并通过多种调节机制促使社会成员衣食住行等内在消费比例的优化，促进人们的闲暇生活和余暇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使用。优化环境，就是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改善社会风气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从而使社区成员和社区供求关系、消费环境等要素真正达成协调、共同提高，这就需要彻底改善人际关系，改善商业服务业部门的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大力发展社会性的公共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的法制建设和组织建设，形成良好的生活、生态环境。强化导向，就是要在为人民生活改善提供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加强理论、舆论和有关政策的导向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有关生活、消费知识的宣传、普及、咨询等活动，帮助人们逐步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合乎国情、有利生产力发展的消费模式，从而促使人民生活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第三，提高生活质量的战略对策。

1. 发展生产，提高地区经济实力是人民生活消费改善的第一前提。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而调整中应以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为导向。当前，要及时开拓消费领域的替代型产业，大力发展建筑业，尽快实现住宅商品化；发挥苏南人力资源的优势，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社会事业。

2. 制定并完善有关消费政策，形成宏观的对居民消费的导向和牵引机制。日本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三次“消费革命”，政府通过制定税收调节、农产品价格上浮、投资信贷增长、流通机制改革、社会意识开发、人口结构和城市化等8个方面的政策，牵引消费流向。这些可供我们借鉴，一旦消费政策的有效牵引机制形成，人民消费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便会纳入有计划的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

3. 积极探讨并建立地区性中观消费调控体制。综合运用信息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组织手段，对本地区居民消费的规模水平、结构、速度进行合理调节和权益维护。

4. 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逐步取消部分福利性补贴，及时改革城市住房的福利体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区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城市居民应由社会消费为主的国家“统包”保障体系转化为以个人消费为主，个体、集体、社会消费相结合，以减轻国家负担，综合性地促进居民消费商品化、社会化。

5. 在苏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时制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周，建立全体劳动者的正常休假制度，使居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学习、娱乐和休息。根据我们的调查，苏南城乡至少有一半以上人每天工作在6小时以内即可完成，而我国目前工作时间虽长但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不高，工时制改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6.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居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要大力发展供给居民使用的各种闲暇活动设施的建设，为居民提供从事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可能；采取各种形式培养与提高居民从事闲暇活动的技能，指导居民对闲暇活动进行合理安排。根据苏南居民的闲暇活动状况，尤应引导人们注重业余学习及各种文体活动，以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7. 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优化，提高城乡居民的自身素质，引导人民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价值取向。社会舆论和各种传播工具以及城乡社区组织应共同探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实现途径，加强社区居民的思想教育和消费生活的咨询指导，宣传有关的消费科学，提高居民的道德修养和生活追求品位。

8. 大力开展并加强有关小康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证分析和综合理论研究，经常性地开展社区内居民生活消费的追踪调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探索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21世纪的生活质量模式；加强社会预测，为先发展地区超前实现小康、走向富裕提供富有成效的理论指导。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李海富）

现代城市文明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四重理论述略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叶南客　李芸

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发展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长期的理论探索中，对城市的发生、发展以及未来的城乡融合趋势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他们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奋斗口号，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之——城乡对立。到了列宁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城市化的特征趋势更加突出地显现在世人面前，因而列宁的城市理论贡献便集中表现为更系统地阐述了近代城市化的原因和本质，更进一步地分析了工业化时代城市的中心地位及其作用的发挥，并在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学说上较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宝库。

1. 城市的产生及其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可贵性，其主要标志之一，便是为我们理清了城市社区的来龙去脉，为我们阐明了人类最初城市的出现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而城市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就在于社会的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中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奴隶社会形成特征时指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民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这一城楼耸立的时代也正是恩格斯揭示的由人类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的转换期，“……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产生城市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社会大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便明确地提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换句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事实上，社会分工的出现也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下的结果。人类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中，生产力的主要标志铁已在为人类服务；生产关系中氏族公有制已在瓦解，私有制和财产差异已成为可能，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壮大，加上这时期萌发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二次大分工，从多方面促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出现。归结到底，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结论。

2. 城市发展的阶段性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意义远不止于促成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发展壮大每一阶段的进程中无不打上了社会分工的烙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指出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城市发展理论。我们发现他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都有所论述，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中的城市、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东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下的城市特征都作过较宏观的比较分析。他们在谈到亚洲城市出现时说道：“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互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在论及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特征时，他们指出：“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太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新的城市中，只是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在论述古代城乡关系时，恩格斯指出：“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这便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中世纪，城乡对立、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剥削远未达到后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时期那么突出和矛盾激化。

城市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并起的时期。这一阶段源起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这一阶段中社会分工日益加快、越分越细，城市发展速度空前，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越加突出。在1844年，恩格斯便发现并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工业革命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而且使城乡关系发生了逆转。如同马克思揭示的：“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是在列宁时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目睹到这一现实，但他们早在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初期，便已预见了人类历史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乡对立阶段，并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一再提出无产阶级建设未来社会时的奋斗目标是：“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列宁在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初期，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发展学说，他指出：“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着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威胁，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列宁也看到社会主义初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和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城乡间的差距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城乡间的不平等“是一般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这一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城乡关系和城市发展方向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近代城市化的原因和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城市化发展及其和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关系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唯物史观成功运用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城市化是一种工业革命出现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各种社会要素向城市集中的综合变迁过程，它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在于社会分工和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至于近代社会中出现的城市化特征，他又进一步阐述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近代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变迁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运行作用。马克思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由于城乡分离和城市化的进步，“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本质特征时明确指出“城市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论述城市化特征时写道：“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许多新中心的形成，是改革时代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在城乡分离加剧、分工扩大、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作用下，城市化的内在特征更重要地还表现为社会主体人的变化。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数量的迁移和人的现代素质及其行为方式变迁两个方面，前者正如列宁曾表述的：“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后者的变化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即城市化过程中不仅需要而且正在塑造与现代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相适应的一代新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在分析近代城市化的条件、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导师也正确预见了人类城市化的趋势和未来社会中城乡融合的本质性趋势。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深深地感到了”。同时，“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理论

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和多重作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城市功能的揭示，城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无论哪一学科涉及城市领域时都会作出大量自成体系的阐释。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城市功能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综合，也是更高层次上的总结，这是单一学科分析所难以企及的。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观主要体现为以下六方面。

第一，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以极为肯定和相似的笔调表述过这一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城市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声称“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接着他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动力”。近代城市化是由社会分工和工业化启动的，但一旦工业城市形成和繁荣壮大，便反过来又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归纳为，它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由于城市把“商业统治权”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使大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因此“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再由于城市体现了“大规模的集中”，发展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因城市中多类工厂、企业、股份公司经济组织的发展，也都“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并且促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第三，城市是现代人类社会以及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心。这种中心作用是建立在城市中各社会要素的高度集中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描述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正是由于城市工业生产和文明的高度集中，列宁发现，“每一座城市，每一俄里铁路，都在把农民经济拖到商业周转和资本主义周转中去。”因此，“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

第四，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并导致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格局的重组。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工业革命后地方中心的利益联系时指出“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巴黎是上个世纪欧洲的最大城市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它所产生的世界市场的作用都曾作过高度评价：“巴黎是18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城乡关系，而且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都产生了连锁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第五，城市作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和新的生活环境，它为现代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由于城市生活把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它破坏了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提高了工人的需求与发展水平，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城市化时代新人的变化特征：“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第六，城市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又一重大贡献在于，城市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摇篮”，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城市在促进现代人的发展和塑造了一代“新人”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现。恩格斯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提出，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无产阶级的理论导师们才高度评价了城市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意义，并得出了“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总是起源于城市”的明确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剖析

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事物的法则是一分为二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城市发展以及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期中所具有的功能作了多方面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关注、研究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早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创立初期，他们便观察到并剖析了当代大城市给贫苦的工人带来的各种灾难。例如1845年恩格斯在作了大量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后指出：“在这里（大城市）我们除了要注意贫困到处引起的通常后果，还将注意人口如此集中对劳动阶级的身体情况、智力和道德情况的影响，……揭露我们大小城市中那些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都将受到欢迎”。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各种城市问题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本身而不是其他。他们曾以城市住宅问题为例，指出：“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把城市社会中的各种弊病笼统地归罪于大城市本身，无产阶级导师们曾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护论调，他们在多篇文章中证明人口、工厂的过度集中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大城市的空间组织形式，他们曾揭露资产阶级学者解释的虚伪性：“统治阶级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停留在对城市问题原因的抽象议论上，而是通过大量深入观察和文献研究，以其关注劳苦大众的情感和敏锐深刻的笔触剖析了资本主义城市中的众多社会问题，为后人研究城市问题，进行城市管理调控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材料和精辟见解。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分析可以说相当系统全面，这里仅就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评述。

1. 城市中的失业和童工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大量工人失业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了的，“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地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无产阶级导师发现城市失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所以他们说“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

在发现城市失业现象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另一相关联的“畸形形象”，即“工人一出现就表现出一回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这种“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的行径，是非人道的，他扼杀工人阶级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因此，无产阶级导师曾大声疾呼：“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2. 城市中的卖淫和犯罪问题。卖淫和犯罪是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又一突出现象，它的直接诱因在于资本剥削下的工人贫困的加剧，即“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然而各种犯罪行为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非人道的压榨。正如恩格斯在论及城市卖淫问题时所抨击的：“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千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明显吗？”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可以说：“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激起了阶级仇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结出的恶果，也看到他们贪婪的双手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正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的那样：“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因此有必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战争”也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

3. 城市住宅和生存环境问题。城市住宅的拥挤和生态环境被污染，导致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恶化，已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们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成为管理好现代城市的迫不及待的任务，又将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便已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环境问题的病因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生存环境的使命。关于城市住宅问题，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工人的居住生活，他们写道：“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便说过：“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恩格斯则在著名的《论住宅问题》中深刻指出：“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挤的速度比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房的速度更快；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关于城市环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较早地发现了现代工业生产给大城市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指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空间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导师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用自己的行动改造生存的环境和外部世界，因此他们呼吁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论述极为丰富，但归根结底，都为我们指明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城市问题其总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上，而真正解决这些城市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消灭城乡分离对立的社会病态，走城乡融合之路。

四、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建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伊始便向广大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奋斗口号，并将它视为一种“共产主义原理”，纳入《共产党宣言》的伟大目标之中。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岁月中，马克思主义导师和其继承者又不断地阐述了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各种方式途径，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城乡融合理论，这些理论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由于城市过于集中招致各种病态和乡村的愚昧、分散，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严重阻碍了城乡居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因而极须城乡之间在结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克服自身弊病共同进步。再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洞察未来的眼光，已经预见到城乡融合将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如同他们所论证的“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因此他们预测在未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清醒地看到“不能设想这种对立的消灭是一蹴即成的”，（列宁语）实现城乡融合将是共产主义者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使命，“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他们在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便及时确定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新型城乡关系，并努力付诸实施，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实践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城乡间的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上，都曾就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途径和任务作出过多论述，对指导我们今天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 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确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出发点和根本方针。近代的城市化运动、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以及城市社会问题恶化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固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城市问题的彻底解决和城乡融合的最终实现也必须挖根寻源，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便作了透彻的分析：“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2. 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实现城乡融合的经济基础和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曾多次重复和深化过这个重要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出：“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可以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后来他们又写道：“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种分离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求”，“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列宁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3.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巩固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联盟，这是消除城乡隔阂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列宁为我们提供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宝贵经验。列宁曾多次强调：“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他还指出，要促进城乡的结合，“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联盟。”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时期城乡结合的使命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具体化：“什么是结合呢？结合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

4. 积极发挥城市在现时代的中心作用，促使城乡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待城乡发展的，他们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城市不仅不会消失，“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而且“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在现时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社会经济和整体进步仍具有决定的作用，为了联合和顺利地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所以列宁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领导农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以及这个城市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和发挥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马、恩城乡融合理论作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城乡“融合”理解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事实上在生产更社会化、私有制消失后，社会再生产仍然需要依托经济中心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通过合理的城镇布局、社区分工，使未来的生存聚落体系能兼有城市和乡村两种居民点分布形式的优点，并能克服原先各自的缺陷，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有关城乡融合理论与方法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总之，消灭城乡差别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要坚决废除私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这是真正实现城乡融合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标志。在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系统地学习领会革命导师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理论财富，并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具体国情加以应用和发展；从而探索和建立起合乎国情的中国城市科学理论，努力在真正掌握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功能理论、城乡融合理论付诸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的长期实践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徐实勤

试论社会发展模式与中国现代化战略

原载经济·社会（《内蒙古社会科学》经济社会版1992年第5期）
叶南客

一、“发展”的社会学探讨

发展，是20世纪中叶以来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社会目标，发展模式、战略的研究，是当代国际范围内一股气势宏大，涉及甚广的学术潮流，它不仅对许多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较明显地左右了一系列学科的发展趋势。发展研究的同行们或许都注意到，在近几十年中，发展的实践和理论都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社会发展的转型，它反映了人类对发展的关注是以经济发展为起点的，所以1950年代初兴起于欧美的发展经济学成为发展理论的开拓者，而今天人们对发展的内涵理解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具有综合性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口号，因而20年代以来，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心理学相继成为热门学科。

发展内涵的拓宽和重心的转移，较典型地体现在联合国确定的发展目标的变化上。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提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迁”这一广为流行的发展公式，事实上这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视野的扩展，6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也感到：发展是生产率的提高，但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包括多种多样的促成因素，其中“社会学的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在随后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确认，在1970年10月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的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要求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

可以说，自1970年代以来，发展越来越体现为是指社会的发展，几乎可以视为社会发展的同义词。因此，以综合、系统研究社会变迁为特征和使命的社会学，在发展理论中扮演起日渐突出的角色。同样，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也日渐活跃，地位突出。从1962年第五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提出“发展的社会学”议题以来，直到1978年第9届大会的总议题为“社会发展的途径”，发展社会学无疑是当代社会学界的中心议题。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三层次的内容：第一，是指保证并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社会前提要素。如果说经济和科技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里所说的社会发展也就是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它既包括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包括一定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项具体内容的调整。第二，是指伴随着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而必须相应发展的社会事业。这主要包括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的控制，人才的成长、流动及合理使用，劳动就业的合理安排，社会保险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区域要素的合理布局等等。第三，指广大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社会发展在劳动者个人身上的最终体现。这其中包括人民吃、穿、住、用、行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闲暇时间的增多，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健康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发展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满足等。

上述社会发展内涵要素的确定，也便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三方面特征。即：1. 系统性，社会是由人的活动、交往以及文化、禁忌、政治制度等无数物质组成的巨大系统，推动这一系统的演化、进步自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具体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其发展的内容要素是综合、多元性的。二是指在社会综合发展中需要健全系统的自组织机制，促进各要素间的协调发展。2. 主体性。社会是人以及人际互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因此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组成的一个目标系统的实现过程。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同人的利益和需要相一致，发展的终极要求是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促进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3. 特定性。社会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但发展的内容、方式却是每个国家所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特征与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制定的目标相关。换言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应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重点。

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

1. 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

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提出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不胜枚举，观点也是莫衷一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以下五种：

（1）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一个重要发展理论，也是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流派。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帕森斯、W. 罗斯托、D. 贝尔、A. 英格尔斯等人，他们接受从斯宾塞到韦伯以来的社会进化理论，按历史阶段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两种模式，即传统和现代社会。

（2）依附理论与巴里洛克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立论之一便是反对“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的国际格局，强调未来社会应是“摆脱了不发达与苦难的世界”，一个“在国内和国际都是平等的社会”；主张对现有社会的秩序和国际秩序进行巨大变革，认为人类和谐发展的障碍主要不在物质或经济方面，而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这一模式还专门讨论了不发达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成就”。

（3）替代发展模式。替代发展指的是在主流发展模式之外或是传统发展模式遇到障碍时找到一种新的发展要素或途径，从而使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得以持续甚至产生跳跃。

（4）内源发展模式。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1982年的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方案，随后在1984～1989年度计划中，又被列为向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理论将社会发展资源和方式分作两大类：经济物质的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进步为内源，而社会发展必须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内源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提高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事业”。

（5）整体发展模式。70年代以后，发展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发展不仅是某个国家、某一类社会的事情，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由国际社会联合行动，人类各个社区、民族相互协调进步的统一过程，因而社会发展模式的视野扩展为全球性的社会发展。

2. 社会发展的实践模式

近年内学术界有人根据现代化过程的启动时间、启动原因方式将现实的社会发展模式划分为三大类。

（1）“先发内生型”，是指现代化过程起步早而且主要靠其内部社会经济要素发育而成的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如同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描述的：“在18世纪后半叶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产业革命的英国，是世界上开始产业化的国家，法国次之”，这些均属于“先起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大多于19世纪便在社会内部孕育并发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2）“后发外生型”，是指现代化起步较迟，主要由外来文明因素刺激，于20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俄国等等。这些“后起国家的有利之处，是无须自己开发技术，可以借用先起国家的东西，而其不利之处，是必须一举造成大型企业，才能与先起国家的企业竞争”。

（3）“后发内生型”，是现代化的发展虽较迟，但并非主要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而是自发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这种类型的国家很少，德国是一例。

在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前两者模式是主要的类型，它表明在现代化的起因上，发展早的国家主要靠内部要素的发育成熟，发展迟的国家主要由外部文明的刺激、吸引所促进。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先发内生型国家是以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民主化为先导，而后发外生型国家往往面临文化变革的艰难突破，经济上追赶发展是所有迟发展国家的主要目标。后发展国家由于种种“迟发展效应”会导致人口、区域、政治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在同现代化国家攀比中会出现许多经济文化矛盾，加大发展的难度，但同样基于种种“后发优势”在改革发展中也可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特别是在科技发展中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超前发展，减少自己创新中的物质投入，因而产生一系列的“后发效益”。

3. 中国社会现阶段发展模式的确定

现代化的实践表明，世界各国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既定的模式，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而且就世界130来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情况千差万别，也必须探索创造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鉴于此，我们认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确定，首先是要对以下一些决定性要素有个明确的认识。

第一，发展背景的三重性。中国的国情国体是我们判断其发展模式特征的前提和背景，这一背景在宏观上是三重发展性质的有机组合，即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现代化的后来者或所谓发展中国家。这三重背景构成了我国所特有的发展问题，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大国优势、人文优势，也决定了我国在起点低、难度大等前提下社会发展的艰巨性。

第二，发展的制约因素。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制于众多的客观因素，这些因素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关键是要看我们发展模式中能否调动起积极因素，控制住消极的影响。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1）日益开放互动着的国际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时刻关注国际社会格局的分化重组，不断调整对策。（2）人口众多且总体素质偏低。人口状况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也是一重大的限制性因素，在未来几十年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民生活仍将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国策。（3）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且因幅员广阔、资源交通等差异形成了城乡之间、内地和沿海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决定即使在一国之内，各地的发展目标、指标也不能整齐划平一刀切。

第三，发展的目标——走向小康。党和国家已经决定将实现小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列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10年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攻目标，这为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明确了基本方向，为我们指明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战略中心和动力系统。

基于上述三点发展前提，我们试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要素特征勾勒如下：

（1）发展体制。正如前文已分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项背景要素，因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的。这一发展体制表明我国的社会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民族传统有机结合而促成的社会进步，它要求在90年代中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正在成长之中，有许多有待完善和自我调整之处，加上我国属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尚处在“初级阶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对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体制，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

（2）发展机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亟待建立的两项主要发展机制是“稳定发展机制”和“以协调发展机制”。社会稳定、经济政治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秩序化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稳定机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追求社会稳定是一项社会目标，但这种稳定是保证发展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主要是建立对于不稳定因素的有效约束机制”。这种稳定发展机制，我们认为有两个重点，一是社会控制，二是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机制是针对社会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系统工程而言的，协调保证了系统内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化组合并发挥出最大运行效益。协调机制也有两个重点，一是建立合理的、义务权利对等的利益分配体系，进行社会利益协调，二是建立有效灵活的社会管理系统，对各项社会发展要素进行组织和协调。

（3）发展手段。改革、开放将是中国社会发展在现阶段的主要方式手段。改革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内的改革，而是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科技、教育以及社会事业的全面完善和改革。我们理解，将深化改革列为1990年代的重要任务，是指在发展中要加大改革的分量和力度，加深对改革的理性认识，促进我国社会改革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模式将在改革进程中完善成形。开放是针对现阶段的国际环境而言，当代的社会发展再也不仅是一个国、一个地区的内部事务，每个国家都日益注重强化和调整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建设都越来越需要大量吸收、借鉴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使得本国的发展更加迅速和富有成效，中国也不例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重要特征。

（4）发展的“转型现象”。中国正处在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的社会发展必然也被打上许多转型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烙印”。首先表现在社会发展中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新旧文化交织对垒等一系列“并存冲突”现象的加剧，这双重体制、文化的摩擦与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以至个体价值观念的动荡，使改革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其次表现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种种因素的制约使现阶段国内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差异显著，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结构，尽管我们提出了现代化目标的总体部署，但各地区还将根据区情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努力目标，从而使转型社会的内部具有多元化的模式。第三表现为变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定是动态的，特别是社会转型和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体制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剧烈变动，但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前进并在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损失，又需要积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现代化在尽可能的经济稳定、政治稳定、人心稳定的大环境下逐步实现。

（5）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不仅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而且是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导向系统，发展战略的性质与转变也便决定了发展模式的性质与转变。当代中国的发展总战略是实现现代化，90年代的战略目标是使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有中国特色的现阶段发展模式将在此基础上产生和调整。

三、中国社会现代化战略的构造

1. “第五个现代化”的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战略的提出始于1960年代，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口号。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要“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自此，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行动纲领。然而，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是否仅此4个方面呢？1984年底，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社会学家A. 英格尔斯在访问我国时曾意味深长地提出：“希望中国除四化之外进入第五个方面的现代化”，即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现代化。随后，我国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发展内涵的拓宽，要求我国的现代化战略从以往的以经济建设为主体向综合发展、整体发展的方面转型，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2. 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和重点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同志首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上分作三步。第一步，在19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产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现已基本实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第一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而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正处在第二步战略的起点上，从现在起的今后10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刻，关系到能否在1990年代巩固和发展1980年代取得的成就，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的提出，给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也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综合、整体研究社会结构、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为己任的中国社会学，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探索“从温饱上升到小康”这一目标和过程的实施计划，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和分析各类涉及小康目标的资料，并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观点、思路和对策。

3. 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体系构思发展战略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将每个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视为一项系统工程。运用现代系统论的思想，分析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和结构，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发展战略作为一种由众多要素有机构成的大系统，主要由三个亚系统构成，即系统运行中的导向系统、基础构件以及战略主体系统。

我们认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导向系统就是前文分析的我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部署以及战略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构件应是社会发展的描述指标、评估指标和计划控制指标体系，社会发展战略的主体即为现代化的战略方案和实施计划。限于篇幅，本文最后仅就我国社会现代化战略主体的系统构成作一初步的探析。

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方案体系应是由三部分构成，即：（1）社会现代化的总体战略；（2）现代化发展的中层战略——社会各部门、要素和地区发展战略；（3）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核心战略。

社会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宏观构想和全局性设计，主要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类型。对内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改造宏观社会文化环境，促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实现强国和富民的总战略；对外是如何处理好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和强化社会主义大国在全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一国两制”、外向型发展以及现代化的赶超战略。

社会现代化的中层战略，是从中观角度对我国各地区以及各部门要素的社会发展加以协调组织和计划实施。我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内部也是多层次的，有省、市、县域的社会发展战略；也有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梯度发展战略；还有较高层次上的城乡协调和城镇化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在致力于这一方面的战略研究，形成了大量地区性战略方案成果，有的已付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可参见于光远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社会各部门战略近年来也为人所重视，先后形成了一大批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生态等等发展战略方案，但这些战略大多数还停留在就事论事、较封闭的阶段，缺乏对社会各要素发展的统筹和协调。

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是确立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原则。当前我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人的发展战略内涵，主要应表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全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促进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善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将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我们提出以人的现代化发展为内核的社会发展战略，正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具体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同时人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主体，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又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还是所有上层建筑的体现者，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真正动力。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旭江

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初探

原载《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4期
叶南客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创立了具有科学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名著以及近百篇论文、几十封信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敏锐眼光和科学态度，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自我、解放全人类、解放妇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而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宏伟目标。长期以来，我们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时，较多的是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学说，而较少论及其妇女发展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发展理论和妇女解放学说一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体内涵，也是其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是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延伸、开拓。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妇女解放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辩证统一。

1. 应从马克思主义人学高度探索妇女发展理论

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有必要明确一个理论前提，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基本观点为分析的背景和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时代的妇女问题作过全面的论述，他们对妇女地位、劳动妇女个性解放、自由发展的阐述都是他们的人学观的具体体现，他们在论及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目标时，毫无疑问也包括对广大女性的关注，因此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才能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促使其妇女理论的系统化。

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其众多著述中。从未将人的解放与发展分割对立起来，虽然他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和出路时，较多的是用了妇女解放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词句，这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制度背景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妇女运动的中心必然是消灭剥削、压迫，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解放自身；而在描绘共产主义目标和远景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人的自由发展。这就合乎逻辑地表明，在推翻阶级压迫、剥削以后，妇女发展、人的发展理应成为未来文明的中心任务。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揭示的：“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在这里恩格斯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变革生产方式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可能性贯穿在一起了。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正是妇女解放理论与妇女发展理论的统一体。

2. 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由于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现实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阐述得较为具体，如我们所熟悉的：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演变及其受压迫的形式、原因、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先决条件、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以及妇女组织建设、骨干培养等等。对妇女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少，但不是没有，而是更多地包容在对未来社会新人的发展构想之中，这也正是我们当前应付出更大努力发掘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观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的内涵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①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②妇女发展的制约因素，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的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③妇女发展的目标，正如《共产主义宣言》中号召的：“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④妇女发展的方式途径，如“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一点马恩等经典作家论述较多，也颇有现实意义。

3. 妇女发展理论与解放理论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学说）是由妇女发展理论与解放理论共同构成的，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的分析对象是同一的，即不同时代各个阶层的女性地位与角色的变迁进步，因而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在不少方面存在着交融统一的现象，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二者不可缺一。但是这又毕竟是两种不同重点和指向的妇女理论，它们在时代、制度、社会形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针对性，故而两种理论又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在历史和逻辑的关联上，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具有递进关系和差异。马克思曾客观地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所以，妇女解放运动和理论并没有在条件未具备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产生，而是出现在大工业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剥削和性别的不平等，广大劳动妇女在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妇女解放而难以奢谈其全面发展；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妇女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享有与男性在本质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后，妇女个性的完善，身心的健康发展才能成为新时代的中心议题。

其次，从妇女角色变迁进步的内涵作为人类的存在属性来看，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理论有着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和差异。相对于女性发展而言，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是基础，不消灭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没有妇女解放，妇女的自由发展显然是空中楼阁；从人类社会变迁和妇女成长、进步的历史长河着眼，妇女解放绝不是其最终目标，它将随着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消失而宣告任务的实现。然而妇女发展是无止境的，共产主义的新社会阶段只是妇女发展的崭新起点，“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女性成长的终极关怀。

再者，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在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着多种差异。从女性进步的内涵来看，妇女解放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向主要集中在政治地位、权益保障、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及文化观念等方面；而妇女发展理论的着眼点更加广泛全面，它不仅关注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关心到女性日常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改善，还着重女性素质提高、社会参与和自身价值、潜能的充分实现……。从性别关系来看，妇女解放有着明显的相对性，即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解放，在消灭阶级压迫、剥削的同时，还要消灭夫权的压迫和性别的歧视，所以妇女解放运动和理论都是男性中心时代的历史产物，而妇女发展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它在内容和形式以及目标上，都是和现时代男性具有同样的追求，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昭示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的现实启迪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开始进行他们伟大的理论创造时，便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的劳动者和广大妇女的密切关注，在观察了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妇女发展的远大目标以及实现妇女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指导今天妇女发展实践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科学理论。通过系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发展观，对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妇女健康成长之路具有多重积极的启迪。

1. 从社会革命到个性解放是妇女发展的崭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必须以消除阶级剥削和性别压迫为前提，这一前提不是通过谈判改良就可以使统治者、剥削者拱手相让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关注劳动妇女为解放自身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说道：“您的夫人是否也参加了伟大的德国妇女解放运动？我认为，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恩格斯也强调过，人要自由发展，“单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妇女自身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生长着的事物，它是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没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妇女仍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既不可能有个性解放，更谈不上个性的自由发展。同样没有全面的文化、家庭等制度的变革，妇女仍将处在愚昧、落后的被动地位，既不可能成为家庭的主妇更不能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通过参与社会革命，推翻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旧制度、旧观念，不仅是妇女解放的必经之途，也是妇女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会变革是妇女发展的环境基础，个性解放是妇女人格独立、自由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曾说“人们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列宁也认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这就充分肯定了妇女个性解放在群体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有个性的彻底解放，才能保证她们自由意志的发挥和创造精神的实现。中国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的束缚下，根本谈不上个性独立也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人格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今天女性的个性解放和人格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因而我们欣悦地看到，中国的妇女发展也正处在一个崭新、辉煌的历史新起点上。

2. 从社会参与到角色平等是妇女发展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妇女地位及其受压迫的特殊性质时还发现，妇女因被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被困在无偿的琐碎的家务劳动之中而在经济上从属于男子，经济的从属是一切从属的基础，因此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相对于女性的个性解放，参与社会劳动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为先决条件，同样对于现代女性的发展而言，女性只有通过参与社会公共劳动，才能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文化发展、获得政治民主权利进而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也当然构成了妇女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内含着阶级对抗因素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问题说到底是要在一切领域实现男女平等，最终实现妇女的全面发展。当妇女仅以对男性的服从为使命，家庭是其全部生活内容时，她们的社会价值无从体现；只有同男性一样成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多种社会关系中扮演着独立的多元性社会角色时，她们才能彻底摆脱依附型角色，成为社会的主角之一，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一点恩格斯早在百余年前便已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恩格斯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不仅适合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解放条件的分析，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妇女发展条件的科学预见，事实上，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其本质来说，能够提供和创造广大劳动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当代表先进生产力并与现代大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后，能够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在法律上充分体现劳动妇女的意志，给男女平权以保障，鼓励妇女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且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给现代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全面承担和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全面实现自我价值、潜能提

供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时间。

3. 从生产力发展到人格的成长是妇女发展的现实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研究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行为变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换个角度而言，各个时代的妇女社会地位、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程度以及妇女素质状况都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妇女受压迫的历史现象是早期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产物；近代妇女运动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变革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的健康发展也必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而成为现实。

当代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不够高，因此我们对现时代的妇女发展状况不可盲目乐观，必须看到广大妇女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农村妇女素质偏低，社会参与不足，生活质量不够高，城市职业女性在工厂企业中也没有充分发展其现代性，呈现出人格发展的单向性。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观念形态尚未完全清除掉旧时代的印痕，大男子主义作为一个潜文化仍在不同阶层群体中徘徊，法定的男女平等并没有如实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生活领域，包括不少妇女自身还存在着自卑心理和强烈的依附感，因此在现时代，妇女解放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实现，而且现代妇女发展状况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考虑妇女发展战略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促进妇女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动力，必须立足现实，制定切实可行的妇女发展目标和措施。对新时期各种观念的变革中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妇女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以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为观察、分析问题的科学依据，分清超前文化与滞后观念，妇女发展的新生长点与消极障碍等等。同时我们还应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维护妇女利益、权益与改革的关系。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也为妇女人格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从人格的丰满独立到人性的健全发展是妇女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实生活方式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特征和目标作了有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描绘。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未来新人将是体现主体意识、具有主体行为的自由发展的人，妇女人格也将呈现出一种“自主性人格”和“创造性人格”的特质，到那时妇女的人格发展将充分体现为她们生活行为的充分自由和自觉，自由支配时间的大量占有，自身个性才能发挥的自主设计和实现，因而妇女发展“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其次，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在共产主义这一全新社会体系中，妇女个人与社会全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关联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便成为其他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因而未来妇女将体现出一种“全色调”的人格特征，即是一种“丰富性人格”和“高效性人格”，到那时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将表现为格外丰富多彩，就像马克思所乐观地揭示的：“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再次，从人对自我的不断认识、不断解放、不断超越的动态过程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宣告妇女发展的结束，而正相反要求未来的女性成为不断完善的社会人，成为不断发展的新人，届时她们的人格将更趋向完整、完善，她们的个性也更趋向健全、成熟，她们在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其创造才能将不断增长和实现，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在那时，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将向更有人性的方向发展，更全面地充实和实现自己的社会本质。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方北

发展：苏南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与战略导向
——“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和现代化”研究报告

原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
叶南客　唐仲勋　张卫　蒋影明

工农业协调发展是苏南农村经济现代化启动时期的重要特色，也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贵探索。本项研究报告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南地区工农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历程和互动特征进行了系统实证分析，揭'示了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对其他地区发展的启迪意义；然后，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中的利益协调、要素协调、结构协调、进度协调等标志进行了理论概括，并进一步论述了促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四种作用机制及其社会效应；最后，作者根据90年代苏南新发展阶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工农产业间若干不够协调乃至于失调的现象作出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实现苏南工农业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

作者：叶南客，男，1960年生，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本项课题研究组负责人。

唐仲勋，男，1925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卫，男，1966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蒋影明，男，1955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了工业发展、农业萎缩的现象，不少人就此断言：这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克服的必然现象，是一种规律。然而，地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苏南地区（含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十二县［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中坚持城乡协调、工农业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在全国工农两大产业发展呈现偏差的情况下，苏南率先建立了工农业的微观协调、良性循环机制，从“以农养工”到“以工补农”，从“以工建农”到“以工兴农”，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路。

一、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高起点

1. 苏南模式的重要内涵：协调发展

被人们誉为“苏南模式”的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独特方式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逐步发育成形的，早在1982年底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苏南调查时即最先提出：“苏南这个地方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可以称为一种模式。”这以后很多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地理学者以及苏南地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苏南模式”的内涵、特征作出了多种理论概括。对于各家之言，我们不再作具体讨论，我们比较赞同的一种表述是《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同志在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苏南地区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和大中城市的经济、技术、文化辐射相结合，积极兴办以社区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建设具有联结城乡功能的小城镇，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协作联合，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并促进城乡社区、城乡产业和城乡社会生活向紧密结合的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由农民自己兴办乡村工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农业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格局构成了苏南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基本内核。

由工农两大产业间的协调互动扩展为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直是苏南模式中的重要经验与战略导向，它在早期体现为苏南农业哺育了农村中的工业，乡镇工业壮大后在经济利益上再“反哺”农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发展到“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这些举措，协调了工农业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城乡间的经济联合，有利于城市文明向农村的辐射，也推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进程。

当前，苏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新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有四点：（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全面更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3）苏南工业化进入外向型、集团型、科技型的中级阶段；（4）苏南农业现代化从个别试点走向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苏南模式也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更新，苏南模式是在率先突破计划体制中形成的，它也应在率先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新发展阶段中，苏南模式的合理内核——工农及城乡间的协调发展是应予保留并加以发扬的，但是协调发展的内容要素、方式机制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并应在更高的层次上作出拓展创新，这也正是我们在本课题中要重点考察和深入探讨的。

2. 苏南发展战略的高起点、新目标

1982年在中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明确提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而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江苏苏南地区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优势，加速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短短十多年中基本完成了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农村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经济总量显著增加，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实现了从温饱水平到小康水平的过渡，提前十年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苏南地区已超前于全国，可以认为，在中华大地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时，苏南的起点更高了一个层次，当大部分地区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时，苏南已超前向21世纪的现代化目标奔去。

苏南的发展是超前的，苏南模式及其自身的变革也具有多方面的超前意义。20世纪90年代的苏南正处于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新起跑线上，苏南现代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是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以社会全面现代化为目标的综合发展演进过程。在这一整体的进步中，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具有主导作用和中心地位，而在经济现代化中，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以及工农业自身的现代化成长更是其基础与核心。

二、苏南现代化的基石：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农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已经拉开帷幕，整个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变，在这种新历史背景下，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因为它们作为苏南现代化的基石，其成功与否关系到苏南地区到20世纪末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92年苏锡常地区农业总产值为129.04亿元，比1978年农业总产值66.30亿元增长了近一倍，增长幅度是较大的。苏南农业持续增长的重要特征是“大农业”格局的形成。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打破了单一的种植结构，在苏南三市农业发展中，林、牧、副、渔业的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种植业的增长幅度。1978年，苏南地区粮食、棉花、油料、水产品产量分别为628.63万吨、3.86万吨、12.98万吨、0.78万吨，到1992年则分别为593、3.84、26.05、32.85万吨，增长幅度分别为-5.7％、-0.4％，200.8％、419.5％。苏南地区大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苏南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业的同步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而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层的，为乡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多方面的支持。

1. 苏南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四大贡献

苏南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经验是工农业协调发展，而早期的协调是从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即“以农养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南工业依靠自身积累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获得了蓬勃发展，出现了农村工业化的雏形。乡镇工业在城乡工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这一切均离不开农业对它的支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贡献。

资源贡献，主要是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进一步贡献。自1978年至1991年短短的十多年间，苏南农村有400多万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最重要来源。而同期苏南农村耕地面积累计减少了23万亩，其减少部分很大程度上提供给了乡镇企业，为它们建造厂房、仓库等设施提供了土地资源。

产品贡献，主要是苏南农村部分农产品流向工业企业，经过加工后再投放市场，从而为乡镇企业增加了利润，到1991年苏州市农村出售工业产品的收入已达308.21亿元之多。

市场贡献，苏南农村已成为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工业产品国内市场的最重要部分之一，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巨大市场，从而也为苏南乡镇工业提供了巨大的产品市场。

创汇农业贡献，苏南乡村利用自己的各自优势和产品，加工成品销往海外，为国家创汇较多。无锡市河埒乡紧靠太湖，大力发展自己的渔业经济，1987年就实现了“千亩连片鱼池亩产鱼1000公斤”的目标，银鱼出口额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91年苏州市农村出售产品的外贸收入达到62.49亿元，创汇农业对苏南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 苏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苏南农业为工业的资源、产品、市场和创汇等方面提供了保证，促进了苏南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乡镇企业，则促进了苏南农、副、工业的协调发展。在乡镇工业大发展的同时，苏南还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并于1991年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987年，苏南无锡县、吴县、常熟市率先成为全国农业现代化试验区，确定以“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为研究目标。在1990年底的“江苏省第三次农业现代化试验区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决定将苏南三市全部地区列为江苏省农业现代化试验区。在五年的试验实践中，苏南的农业现代化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科技兴农”三个层次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从而构成了苏南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省农业现代化试验区的主体试验项目，其办法是把分散零碎的土地集中起来，在专业化生产的格局中提髙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规模经济，体现规模效益。无疑，这是农业土地承包制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目前，苏南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种田大户，指户均承包或经营责任田在15亩以上的农户；二是“两田”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指口粮田分户承包耕种，责任田规模经营，对承包商品粮田的农户由乡村办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自1988年至1991年苏南农村劳均粮食生产纯收入最高达3691.8元，较之当年当地务工劳力的年收入要高。这一措施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发展，促进了农村农、副、工业的协调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是苏南农业现代化试验过程又一明显的特色，据苏南三个县级试验区调查，该地区已有98％的村建立了村级农业综合服务站的标准。目前试验区相当一部分村区具备提供全村或部分责任田全过程机械化服务能力，且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服务内容也由单一的粮棉油生产向工、林、副、牧、渔业延伸，由单纯的生产环节向信息服务、市场调查、技术咨询等智力型服务扩展。部分有条件的乡村农业服务站自办实体，向产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苏州市村级服务站已建立各类实体522个，对当地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南地区农业持续发展还与依靠科技兴农有着密切的关系，苏锡常三市现代化试验区以稻麦生产全过程机械化为重点目标，建立了多渠道筹措农业发展基金的制度，集中推广运用农业技术，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重点进行了优良品种普及、模式化栽培，改革了耕作制度，据对无锡县、吴县、常熟市调查，机械作业程度为：机耕率100％，机械开沟、植保分别为63.8％、94％，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6％，有效排水面积达95.3％。苏南农业现代化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和农田水利设施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使大批农业劳动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而流向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既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

苏南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农村农、工、副业的协调发展。1991年，在此基础上苏南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的是在工农业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整体现代化。我们认为这是苏南农村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现代化绝不是最终目标，它是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组成内容之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苏南农村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的苏南农村社会变迁中，其现代化的趋势初步体现为七个方面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村镇城市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专业化、环境园林化和农民知识化。这七化的内容，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一幅苏南农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三、苏南现代化的核心：农村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历史贡献

1. 苏南乡镇工业的伟大创举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村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尝试并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城市工业化，农村农业化，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加速实现城市工业化。然而，这条道路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工农差距，强化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突出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

历史和现实促使人们致力于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有助于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合理转移，并尽快解决农村的贫困和落后。地处太湖流域的苏南农村，凭借农民兴办乡镇工业这一伟大创举，为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农村现代化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方式，找到了一条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推动农村城市化、协调工农发展的最佳途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更新了农民的生存观念、发展观念。在苏南乡镇企业大发展中，农村经济迅速腾飞，农民生活全面改善。可以说，苏南乡镇企业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作出了有创造性的探索，它的成功经验已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涵。

苏南乡镇工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从一开始，它的发展目标便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原则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南农村工业化道路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延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乡镇工业的政策和措施，苏南乡镇工业从农民“自费”办工业发展到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之中，城乡联合办工业，农村工业更上新台阶，进入了产品创优、出口创汇、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阶段。到80年代中期，乡镇工业已逐渐成为苏南经济半壁江山。90年代的苏南乡镇工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势头，经济效益的提高明显快于产值增长幅度，其整体经济运行开始步入良性循环。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苏南乡镇企业正在走向联合型、外向型和科技型，进入到量态扩张和质态提高齐头并进的工业化中级阶段，其标志有以下几点：（1）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2）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3）外向型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4）经济效益全面提高。

苏南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能量辐射，有力地促进了苏南地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过程。苏南农民的伟大创举，其社会经济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农村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无锡市乡镇企业在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从80年到现在已累计上缴税金60多亿元，向社会提供了1500亿元的产品，同时也促进了国家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多种行业的发展，使当地农民的平均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无锡市农民人均收入1850元，比上年增长38％，远远高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770元的水平，1992年全国有十大首富村，该市占了3个。

其次，农村工业化提高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成为整个城乡经济的加速器。无锡市从1949年到1991年，国民总收入翻了六番。前三番用了30年，后三番由于乡镇企业加速器的作用，仅用了12年，提前11年完成了中央提出的到2000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再次，乡镇企业的壮大，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成为促进农村人口合理流动、推进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机制。

最后，苏南乡镇工业大胆突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率先闯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形成了一套灵活的生产经营机制。它的不断壮大，是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突破，它成为联结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市纽带。乡镇企业的运行机制对城市工业在改革中转换经营机制具有多重丰富的启示，它不但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积累了经验。

2. 农业反哺机制的形成

在苏南农村工业化大潮中，如何协调好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如何在工业化启动中仍能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使国民经济发展不至于失衡，是苏南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正是在这方面，苏南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试点和体制建设，逐步完善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各种做法、经验，形成了一定地域内的工农业微观协调发展的苏南模式。它们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领导重视，政策倾斜。苏南各地都对农业发展实行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倾斜。如近年来无锡县已成为工业大县，工业经济比重超过95％。农业的比重虽然小了，但当工农业在争资金、争能源等情况下发生矛盾时，县里各部门都统一行动保证优先支持农业或农用工业。该县还设立了双轨考核制度，即乡镇企业对职工既考核工业生产，情况，又考核农业生产情况，并与年终报酬和奖金挂钩。县、乡镇两级把农业生产情况，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

（2）完善农业积累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各地相继建立了提取农业合作发展基金制度。如1986年，苏州市乡镇企业以每个职工每年提取120元作为该项基金。1987年无锡也实行了上述做法，从1986年至今，该款项累计总数已达到4.925亿元。它们被用于购买农机、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现代化试点，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3）以厂带村，建立义务积累工制度。苏南各地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乡镇企业与当地较落后的乡村挂钩，在技术、资金、劳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扶助、支持。此外，另一个十分普遍的做法就是建立义务积累工制度，即乡镇企业职工每年负担10至20个务农义务工。

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支持，经历了一个从“以工补农”为主到“以工建农”为主的发展过程。在生产队统一经营农业时期，各地乡镇企业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生产队参加分配，这种补农的做法比较单纯，仅限于“输血”，为了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彻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充满生机的现代大农业，就必须建立相应的“造血机制”，例如上面提到的提取农业合作发展基金、建立义务工制度等等做法，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和完善，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特征、机制与社会效应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苏南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是快的，其发展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前一句的判断是建立在具有苏南特色的乡镇企业犹如星火燎原，在短短十多年间就使该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跨进了下一个新阶段的基础之上，后一句判断则基于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苏南农业没有被挤垮，相反在“补农建农”的实践中加速了自身现代化的进程，整个苏南地区也逐步实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

1. 协调发展的标志与机制

工农业协调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其协调与否、协调程度高低的标志也是多元的。择其要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观察苏南现代化中工农业的协调状况。

标志一：利益协调。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要素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生产过程中比较利益的制约。由于农业自身是一种风险大、边际效益较低的产业，加上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结构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的比较利益，所以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不断萎缩，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农村发展停滞、农民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苏南农村却是另一番景象，当地政府在工业化初期便注意到经济大发展中“无农不稳”的特殊意义，采取了分记调节和各种补农、建农措施，保证了农民收入不低于同期的非农产业人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工业的跃进也使农民分享了工业化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间的紧张关系。在苏南，农村经济发展快于城市经济，农民生活改善快于城市居民。20世纪80年代十年中，苏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三市城乡居民的消费之比从80年代初的2.15:1下降到90年代初的1.21:1。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障便是对农业发展的有效保证。

标志二：要素协调。苏南的工业化率先打开了农民就地转化职业角色之门，大量的青壮劳力进入了乡镇企业。近十多年中，苏南农村不仅将本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非农产业，还吸收了外地劳力约200万人。这一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把推进农村工业化同发挥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结合起来，把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同改变农村传统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提高地区工业化水平同大力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这不只对苏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影响全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与经验。

标志三：结构协调。苏南工农业间的结构性协调体现为各经济要素有机结合、合理布局、比率适宜。从产业结构变动来看，80年代苏南农村中乡村两级工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比率大幅上升，苏南三市的工农业产值比从1978年的32.1:67.9转化为1992年的93.3:6.7，这是符合农村工业化整体大趋势的。乡镇工业的崛起并且就快、就近向小城镇集中，避免了工业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老路，有利于工业在城乡间的合理布局及人口城镇化的合理流动，可以说结构协调不仅体现在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上，而且还体现在更广泛地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上。

标志四：进度协调。苏南工农业发展中的进度协调主要表现在进程和速度两个层面。应该看到，苏南乡镇工业突飞猛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工业速度远远超过农业，80年代中期工农业的发展比例曾扩大到13:1，显然已超出了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发展较协调的2.5～3.5:1的水平。这一状况在近些年得到扭转，纵观1978—1992年间，苏南三市乡以上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比为3.8:1，乡镇（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比为6.8:1，虽然也不符合国际有关协调的标准，但是从苏南工业化初期工业起点低农业起点高的具体情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农村工业化速度惊人，但苏南农业不但未停步，而且向农业现代化的更高阶段迈进，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等方面都有了质的进步。应该肯定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总体进程是协调的，它们共同推动了苏南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苏南工农业发展之所以在上述方面取得较为协调的经验，是和苏南人及时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协调发展机制分不开的。

（1）政策导向机制。苏南各级政府在采取各种手段加快乡镇工业的同时，也不断制定出台了有关增加农业机械化投资、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条例。在强化“无农不稳”观念的同时，各地农村还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了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制度、措施。不少地区将农业的发展列为考核乡村干部以至乡镇企业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些政策从制度上保证并引导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2）投资驱动机制。在制定保护农业政策的基础上，苏南农村各地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形成了乡镇工业部分利润补偿支持农业发展的“以工补农”资金积累渠道。80年代中后期又进一步在工业利润提留和公积金基础上，依据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和农业合作发展基金制度，从根本上增强了农业本身的“造血”功能。在工业发展的同时，通过乡镇企业联合投资兴修大型水利，引进现代化的农业科技设备，成立乡村农业服务机构，为农业走上规模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七·五”计划期间，苏南乡镇企业提供的支农资金就达4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投入的5倍，乡镇企业通过“以工建农”推动了苏南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工农业的同步发展。

（3）分配倾斜机制。为了协调好农业与非农产业特别是农工利益关系，苏南各地在经济组织内部充分运用了利益分配机制，有目的地向务农人员倾斜，不仅在劳动报酬上使务农和务工者收入大体一致，而且各个生产环节还注意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例如：乡村代务农人员上交集体提留，代交农业税及其他社会性开支；向农户提供机械、植保、育秧、收割等低偿或无偿服务；按农户承包责任田亩数或交售商品粮数进行补贴，这些尽管不是按劳分配，但在目前工农业比较利益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可以在微观上促成区域性的农工利益平衡，合理调节务工与务农者之间的经济利益，显然是稳农、支农、增强农业后劲的必要保障。

（4）产业互动机制。苏南的工农业协调发展不仅在外在环境上创造了多种优越条件，而且注重调动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要素，促进了农业与乡镇工业、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产业协调，如在发展农业中增强对工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而在发展工业中又加强了农用工业的建设以促进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较好地发挥了“产业链效应”。

2. 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效应

以工农业协调发展为主体的经济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苏南经济的协调发展即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结构各方面的现代变迁。

（1）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苏南社会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例如，煤气气化率普遍提髙，1990年苏锡常三市分别为56％、30％、34％，到1995年均将达到80％；苏南城市供水要求水净水足，农村改水也已基本完成，用电供求平衡。近年来苏南城乡的教、科、文、卫事业均得到较快发展。中小学校校舍普遍改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得到加强，各类地方高校发展迅速，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苏锡常火炬计划取得很大成效，高新技术开发区迅速发展，加快了髙新技术产业化。文化'事业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繁荣昌盛，保护、继承、发扬苏南传统文化艺术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生体育事业以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以预防为主。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同时医疗卫生基础建设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苏南三市的社会保障和旅游等事业也均有长足发展。

（2）城市化进程加快

费孝通教授曾指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苏南农村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契机，以农民办工业为推动力，以发展小城镇为依托，走出了一条农村城市化的成功之路。苏锡常地区在短短十余年间，就有400多万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了乡镇企业。苏南地区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工，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数到1992年已占到63.86％。

苏南城镇网络形成了体系化。如果将主要工作、生活在小城镇的人口算作“准城镇人口”，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南市镇人口便已占总人口的近40％，城市化水平已相当高。苏南村镇建设接近城市化，农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那里乡乡通上了公路，村村有了乡道、村道，大部分可通小型汽车。不出村就可以打国内电话，昔日破旧、低矮的村落已经被平均每30多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的楼房林立的新型小城镇所取代。不少地方的农民饮上了清洁的自来水，少数农家实现了用炊煤气化。至于像华西村那样富裕的村镇，家家装电话，户户有轿车，其现代化程度早已超过城市居民的生活了。

（3）社会主体——苏南人的现代化

苏南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客观要求，又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对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商品意识、道德标准、思想情操等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农民从田头走进企业，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务农跃进到务工、经商、经营第三产业等等，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经受锻炼，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施展，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正如费孝通教授揭示的：“乡镇企业把农民带进了现代化的市场里。其中现在已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靠了这些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已公认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市场经济与价值规律培养了农民善于计算的经济头脑和竞争观念，现代工业与社会化生产还使人们形成与农业社会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信息观念、消费观念和投入产出观念等现代意识。苏南工农业的大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的星火燎原，推动了农民素质的知识化，生活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然促进农村整体现代化，这也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特点。

五、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中的矛盾与对策思考

在苏南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工农业的比较利益差距在宏观上难以消除，加上其他发展中的不平衡特征，苏南经济成长中不免存在种种矛盾，总体协调中仍然存在诸多隐患甚至失调现象，例如：工业发展过热，农业发展较缓，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城乡工业发展中市场分割、抢资源、占资金等矛盾加剧；中心城市功能和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功能相对萎缩；产业互动不足，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农用工业萎缩。占用耕地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局部的不协调现象阻碍了当前苏南工农业的进一步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整体性改革加以解决。当前，苏南农村中工农产业间的不够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工农业比较利益失调。农民比较利益下降，国家虽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利益，但工农产品比价仍未解决，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见下表）

1983年至1992年部分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比较

由于上述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不合理拉大，农民负担逐年加重，1977年苏南农民人均负担只有10多元，现在实际上负担接近100元。白条子在各地也时有出现，1992年达到顶峰。目前苏南农村较普遍地出现了“不愿多种田、不想种好田”的心态，苏州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心理时发现有15％—20％的农民不愿种田了，因而苏南农村中土地抛荒现象也比以前增多了。

其二，农村产业结构失调。

苏南产业结构失调首先表现为乡镇工业过热，农业发展过缓。十多年中，尽管苏南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但从产值来看，农村工农业增长比例悬殊。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不但超过了自身也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从而损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使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显得不够协调。国际上公认经济发展比较协调的数字为2.5—3.5比1，苏南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显然超过了这个数字。

苏南产业结构失衡还表现为非农产业内部结构的偏差。苏南农村的非农产业，乡镇工业占绝对优势，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严重滞后。1988年苏锡常非农产业总产值638.57亿元，其中乡镇工业占87.4％，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工业分别只占8.1％、2％、1.9％和0.6％。苏南乡镇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主要依靠自产自销，而使这种供销职能独立化的农村商业组织却一直没有发育起来。这种结构性失调使乡村企业市场费用和交易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产业互动失调。乡村工业靠农业积累起家，经过一段发展时期，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以后，又反哺于农业，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工农业的协调发展，这是农村产业互动的良性运行。如果乡村工业盲目发展，只抓产值，不顾整体，损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那将使整个地区的经济无法协调发展。农业与非农业产业比较效益的巨大差距，使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户不愿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不愿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当地经济振兴，也不愿增加对投入多产出少的农业的投入。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的改善和农田水利的建设。

调查中，我们发现苏南农村产业互动失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产农用产品的经济效益不高，农用工业日渐萎缩，农用生产资料价高质次，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导致农业增产不增收，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南耕地面积也逐年锐减，主要原因是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乡镇工业创办时将近半数的企业无偿占用耕地或只付很少买地或租地费用。近年来，大力发展开发区，进一步乱占滥用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南经济在上述方面的运行失调，进一步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促使整个经济的良性运行。在探讨苏南农村工农业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之前，有两点前提性的判断需要统一认识：首先，在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是否需要协调发展？其次，从苏南具体实践来看，协调重点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明确的，从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和发展理论来看，现代化的健康成长有赖于以工农业协调发展为主体的经济良性运行。事实证明，不少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起飞”或“大推进”，必须优先发展工业，甚至撇开农业率先实行工业化，然而仅有个别国家在特殊机遇下获得成功，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原因是重工轻农势必导致经济结构失调，工业的推进失去农业的支持，过分依赖举借外债过日子，经济失衡造成内外交困，处处受制于人。70年代后的发展理论纠正了早期理论的偏见，提出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农业。“农业部门和农村经济并不是起被动的、辅助的作用，而是总体发展战略的动力和主导要素。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终于被许多人接受了，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本国实际出发，实行工农业并重，以农业的持续增长推动工业的较快发展，从而收到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效果。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主导，农业则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农工并重协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顺利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对第二个前提判断的回答是：苏南现代化中的协调重点仍是持续稳定地发展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是由于苏南农村中乡镇企业的超前发展尽管已改变了“农村——农业”的传统格局，但并未突破与目前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组织系统和生产流通体系，国家、社区和农民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前一节提到的若干失调现象也证明农村还远没有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的差距带来的农业与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间的失衡，也便无法消除造成二元经济格局的深刻根源。随着乡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农产业间的互动障碍和利益矛盾还将拉大。只有重新调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改变宏观决策中的工业偏向，打破城乡壁垒，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建立在以市场为主体的新经济格局中，苏南农业才能摆脱徘徊和羁绊，跨上与工业化发展相协调的新台阶。

根根以上分析和判断。我们就促进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看法。

1.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新的协调模式。苏南地区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传统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县乡各级政府的计划调节，运用政策手段和指令性工业留利投向农业实现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在新的经济体制中，过去行政调配资源的做法将逐渐失去效用，市场将成为配置资源、使资源优化流动的主要载体，地区政府将不再扮演直接协调者的角色，而是在职能转换的过程中成为宏观、间接的调控者、服务者。在新协调发展的格局下，政府不是把农民向市场上一推了事，而是要着力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大力培育市场，建立和发展市场中介性组织，在主动驾驭市场中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引导农民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二是要多方面真正实现其服务职能，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生产资料，搞好流通服务、技术服务以及基本建设服务。

2. 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协调发展机制。建立新型的、合理的工农利益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在目前要通过深化价格改革，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生产要素流动市场化”，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留在农业领域，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用较多资金和特别优惠政策扶持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此外，在深化改革中，还应在经济资源和物质分配中，打破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企业的严格界限，兼顾工农业和城乡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结构技术装备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上，加强城乡产业链的关联度，在城乡经济对流和合作中不断造就新的协调发展机制。

3. 在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矛盾中寻找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出路。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实现现代化的中心议题无非两条，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的大发展又保障促进了工业的大发展，这两者相互促进是现代化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在苏南地区由于种种体制性矛盾，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80年代末苏南三市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94.40％，人口城市化水平仅25.35％，在经济总量和结构上苏南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可城市化水平却处在低收入国家的状态，即所谓“低度城市化与高度工业化并存”。由于城市发展滞后，中心城市功能弱化，致使城乡产业互动失调，第三产业不发达，难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城市经济带不动农村发展。因此说，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格局以及落后的城市化格局已成为苏南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非常同意社会学家陆学艺的一个观点：“现在农业问题，主要不在农业本身，也不在农村内部，所以要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就要着力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就要着力去发展城市，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只有“反弹琵琶”（陆学艺语），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乡第三产业，深入进行土地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项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化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才能在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并举的前提下推动苏南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4. 建立现代化的指标调控体系，是实现苏南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决策基础和实践依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苏南地区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特点，江苏省政府对苏南地区的发展要求是：率先形成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经济发展迈向国际化，推动城乡一体化，使苏南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领航区域。这一目标和要求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当前亟待需要将任务具体化，分解成可操作的工作指标和目标丛。同时，我们考察、评估苏南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发展是否协调、协调的程度如何，都需要一个完整的指示器系统来加以辨识和导引。苏南的现代化是一项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中制订科学的指标评估和调控体系是最基础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影响到苏南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以及现代化的取向。为此，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各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格外重视并积极合作、深入探讨。

协调发展曾是苏南经济现代化启动时期的重要特色和宝贵经验，在当前发展中的若干不协调又已成为阻碍苏南地区体制创新、经济健康发展的绊脚石。从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现实任务来看，从实现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目标来看，苏南地区的产业互动、区域分工、城乡交流也都必须作进一步的协调。并且，伴随着苏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需要也将会产生一系列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新的协调意识、协调机制、协调手段和协调发展方式，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也将在新协调模式的完善中得以深化。

边际人
——现代中国的文化移民

原载《江海侨声》1995年第3期
叶南客

中国的现代化对现时代的全体国民及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启动中，中国人的个性人格也出现了多重变化，导致了一种边际特质的发展，出现了“边际人”。从时代精神的变迁意义上说，边际人是一种“过渡人”；从人格的发展转型意义上说，边际人是二元结构的矛盾性产物；从社会文化的进步取向上来看，边际人是从旧文化阴影中走出刚踏上新文化边缘的“文化移民”。

当代的新移民具有时空双重转换下的双重文化转型属性。这里有因空间移民而导致的文化变迁，也体现了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中国人文精神进入了新境界。

今天之“文化移民”的确有不少是真正的空间移民，这是与当代汹涌澎湃的城市化大潮相同构的。1984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不及3000万，1993年底流动人口总量突破亿人，十年中翻了两番。增长之快，历史空前；规模之大超过一个中等国家。这种规模庞大的移民大军其内在构成主要是：建筑业、帮工占流动人口25％—30％，一般居住2年以下，多达10年；其他行业（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等）占18％—24％，住几个月或几年……列宁曾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标志着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间移民规模惊人，但与同时启动的另一场时间移民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前者的移民主体只限于农村田野中的青年男女，而后者的移民主体既包含了他们，还包括了工人、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各个阶层，是全体国民，因而前者只是城市化的产物，后者则是与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共生。现代中国的“文化移民”主要便是一种时代的移民，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从70年代的单一、压抑步入90年代的多元与开放；从实质上看他们是从传统的权威体系走进了现代的民主社会。当然这类移民中有不少人是难以适应的，有的人是带着先前那个时代的文化装备进入新时代的，他们面临着大量陌生的新环境、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文化装备并不能提供适应的现成模式，不能提供可以模仿的现成样板，他们所学过的知识和价值观并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变化。有的甚至很难想象生产方式中的变革，如QC管理、股份制、三资企业与市场经济，更无法解释什么是托福、什么是意识流、什么是超导现象、什么是第三思潮。他们像是一群刘姥姥被“抛”进了一个陌生的现代大观园。原有的文化背景不能给人们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援”和精神依托，所以他们感到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本来就对急速变动的社会体系茫然无知，而又感到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只好孤独地、势单力薄地苦苦寻觅那“神秘的耶丽亚”——新生代的精神家园。

归纳而言，当代“文化移民”的基本特性有三点：

日益显著的流动性。“移民”的基础在于人的流动，打工仔进城、留学生出国这些空间的流动造就了大量地域的移民；而知识分子“下海”、农民进厂这些职业的流动造就了大量新阶层和结构性移民；更多的成年男女抛弃了因袭已久的行为模式，在不断更新社会化内容中实现了知识、技能和观念的流动，促成了更深层的文化移民。事实上，不论是地域性移民，还是社会结构性移民，他们都在加速更新自己的旧式人格因素，都是复杂的双重的文化移民。因为任何流动都会加快社会事物在我们生活中通过的速度，流动总会导致各类关系的终结，在与新环境的不断调适中，人们必须重建一整套全新的观念与行为模式。

面向未来的开拓性。移民的天性中就带有开拓者的本能，他们不仅是新大陆的开荒人，还是新生活、新社会环境的创造者。新时代的移民多多少少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社会网络中挣脱而出，他们在陌生的文化空间里无所依附，而必须树立起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和无所畏惧的创造精神。生活内容的变动促使他们心态从平静走向动荡，生活场景的置换促使他们的行为从附和、依顺转向自信、自立而富有创造性。所以“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等现代观念的流行，便得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批移民的实践和探索。

心理旅程中的孤独者。几十年前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指着自己说：“我已经成为东方与西方的奇怪的混合品，无论在何地都不合道，无论什么地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故乡……在西方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不能属于西方。但是在我自己本国，有时我也觉得有流浪者的感觉。”中国的边际人也在不同程度上体会到这份流浪者的孤独。这里有二元结构冲突下过渡人所必然经历的心理文化障碍，而难以向他人言说；也有边际人在“相对剥夺感”强化中的情绪焦虑和精神速失；也有因文化转型中代与代之间的隔阂而难于沟通；还有因价值失衡、失范而出现“信念失落”和“意义危机”致使现代人在苦闷、虚无中更加自我闭锁……总之，原因和方式是多样的，但其结果只有一个：文化移民大多是心灵的漂泊者，而漂泊者心灵往往是孤独的。同时，也正是在孤独的流动和创造中，边际人踏上了通往新世界的路程。

三元革命、四个长波、五大特征
——世界现代化历程与特征的社会学透视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叶南客

摘要：自18世纪后期开始迄今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是经济、政治、科技这“三元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四个“经济长波”，每一波的崛起都蕴含着“三元革命”的激荡因素。近百年的社会现代化历程，日益明显地展现出五个特征：（1）社会革命与社会渐变的统一性；（2）社会变迁的全球性；（3）社会变迁的整体性；（4）社会变迁的加速性；（5）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

一、现代化含义与特质新认识

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产业革命和政治大革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创造出全新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在随后数十年中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且以磅礴的气势、迅猛的速度将原先散布在地球上的上百个国家、民族联成一体，共同卷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大潮。

自从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形成研究热潮并风靡欧美以来，有关“现代化”的概念定义真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今也无统一或某一权威的解释。我国的现代化理论专家罗荣渠教授曾将各类现代化含义和定义归纳为四大类型，即（1）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3）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

总之，国内外学者在揭示现代化内涵时，不外乎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两分法，把现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一是关键变项法，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或合理化。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用后者所下的定义，内容明确，涵盖面不很宽泛，避免了前者无所不包所带来的麻烦。但这种定义在实际应用中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类表述使现代化往往成为其他术语的同义词，故而近来已较少为人采用。事实上，以上各类表述各有其道理，罗教授本人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现代化内涵作出了他的解答，亦有可借鉴之处。笔者在此不拟再细加论证制造出一个新的定义，只想就现代化内涵特质提出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性产物，相对于远古和中世纪文明，现代化是一种崭新的活生生的文明形态，它不是一种幻想或所谓的理论假设，而是对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加速变迁结果的理论概括。其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特定历程，这表明现代化并非亘古便有，也非是遥远的过去，而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近两百年直至目前仍在进行中的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快速变迁。再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现代化也不是绵延无穷期的，它包含着人类社会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特定目的性，如相对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其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已基本或多数达到，进入了他们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因而我们面临的现代化实践其重点应是指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科技革新、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本国、本地区社会变迁，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正是因为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过程和目标的统一，它可以借助一系列人为的社会发展指标加以界定、描述和评估。应明确承认，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是由西欧率先揭开帷幕的，西欧特别是英国是现代经济、社会、科技进步的起点。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揭示特定的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必须从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寻找，而现代化的起源标志恰恰是在英国最先启动的工业革命，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以使用蒸汽机和低质量的机器大生产，以及并不算太高的技术水平为特征，揭开了“工业革命”序幕，工业化的过程从纺织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散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如机器制造、铁路和船舶，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生产等等。到1841年，英国农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均降至22％～23％，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到1860年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国家，所生产的工业品竟占全球工业品总产量的45％，拥有世界商船总数的1/3，占有世界出口总额的1/4和世界进口总额的1/3，从而大英帝国当之无愧地成了现代化的“先来者”。

二、“三元革命”与四个“长波”

“人类经济环境根本性的重要转变始于1780年前后，在某位权威看来，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从旧石器时代原始的狩猎人向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务农人的转变，工业化（尤其是蒸汽机）的贡献是用非生物能源取代生物能源，利用机器将热转为动能，因而人类能利用大量的新能源。”我们可以肯定，近代西欧生产方式的革命是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但切不可将这场源起于英国，继发于欧美大陆的工业革命含义理解得过于狭隘，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发轫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所确认的，“实际上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可以说单一的生产力进步还不足以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形成，它必须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乃至社会结构共同发生巨大的变革才能推动社会产生全面的、深刻的、质的变化。18世纪后期开始迄今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正是源于科技领域中的力学体系的形成和运用、经济领域中的纺织机革命、政治领域中的北美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以后的每一轮现代化运动的潮涨潮落，也都是经济、政治、科技这“三元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试根据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将两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大致分为四个阶级（即四个“长波”），不难发现每一波的崛起都蕴含着“三元革命”的激荡因素。

苏联早期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在美国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生活中的长波》，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一个50—60年的周期性大循环，即所谓经济长波。每一波中包括两个阶段，即上升和下降阶段。上升阶段又叫资本饥荒期，表现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投资和资本输出增加，贷款利率提高，新兴产业建设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就业人数增加，长期失业者消失。随着对资本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下降阶段，表现为投资减少，贷款利率降低，新兴产业建设放慢以至停止，失业人数增加。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从1780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长波，即1780～1843年为第一个长波；1844～1896年为第二个长波；1897—1940年为第三个长波。这三个波恰好同现代化的起伏轨迹是吻合而对应的，从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我们仍处在第四个长波中。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每一次经济发展的长波都同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力进步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康氏长波理论图

第一个长波，是现代化在欧美的萌发阶段。这一时期以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革命为代表，而在此之前的现代天文学和力学的创立却是重要的前提和动力。17世纪末，牛顿力学体系的最终完成，构成为现代机械、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于是，到17世纪80年代英国纺织机革命达到了高潮。新的机器问世，必然对动力机械提出了要求，在“珍妮纺织机”发明后不久，瓦特改造的蒸汽机出现，用新的动力装备了新的机器。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在19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不仅采用了英国的棉纺机器，而且自造了织丝机和织麻机，并在制造工业中普遍使用蒸汽机。造纸、化工、玻璃等行业中也大量使用了机器。美国也在18世纪末把水力运用于棉、毛的纺织生产，在19世纪产生了一批制造蒸汽机的工厂，开始了迅速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说，在新式纺织机和蒸汽机的推动下，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在1800年左右达到了第一波的高峰。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在英国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90年之后，1776年北美发生了独立战争，新兴的美国诞生；不久法国像英国一样，以“三级会议”为导火线，发生了大革命，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正是由于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克服了封建专制，不仅改变了政治制度，还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多元化，为18世纪经济“起飞”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反过来，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巩固和完善了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经济体制，并开拓了更多的海外市场，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

第二个长波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是现代化运动在欧美继续拓展，更向全世界迅速扩展的第二次高潮期。地处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在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后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比利时、瑞士这些独立的小国迅速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国，它们稳定的经济增长开启了后来北欧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主要由白人移民组成的国家，在获得“自治”权后走上了“欧化”的道路。俄国、日本、印度和中国也在这第二阶段中开始了各自的早期现代化，并且各具特征。

从科技创新领域来看，值得重视的是电力在工业中的应用为新一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世纪是一个科学全面发展的世纪，其中的重要突破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和电磁学的重大突破。于是有1866年西门子制造的发电机的出现，1875年电动机开始应用于工业生产，可以说现代化的第二波是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推动力的。这一时期，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处于鼎盛时期，名家辈出，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性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为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崭新类型——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经济发展领域，铁路和银行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标志。它们不仅有力地触发了工业国家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技术和投资量的增长，并且开始将各地区的发展有力地联结到世界性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巨大增长，西欧北美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核心地区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一般都降到40％以下，形成了世界上较发达的工业区。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工农业大国在经济实力上第一次超过了英国，1860年，英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上占有的份额为19.9％，而美国仅为7.2％，但到1900年时，英国的相对份额为18.5％，美国却猛增至23.6％。从此在第一阶段形成的大英帝国单一中心地位被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所取代。

第三个长波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二次大战结束前，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受阻和积蓄内部力量，而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因素迅速滋长，在世界上别开生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最为重要的史实，一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前者是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全面失控引起的内部矛盾大爆发。20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了空前的内部危机：首先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白热化，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引发了两次世界性战争；其次是首次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因而发展经济学家G. 雷诺兹在形容1914—1945年世界经济最长的萧条期时称之为“暗淡时代”。正是在这个“暗淡时代”却绽露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曙光，20世纪初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的率领下走上了探索一条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继承并强化了俄国19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以国家政权支配经济活动的经验，依靠新的政治制度推动技术革命和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列宁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将制度创新和电工技术革命相结合，因而他提出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28—1940年间，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危机不断的年代里，苏联的工业创造了9％的年均增长率，成为世界大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高的增长纪录，为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新道路作出了示范。

现代化的第三波也是世界范围科技革命不断深入并广泛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电气和化学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在铁路遍及全球之际，以美国为代表的汽车工业得到极大发展，使人类的交通形态得到重大改观，进入了“汽车时代”。所以著名经济学家J. 熊彼特在1926年修订再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便果断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性。”

第四个长波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这是全球现代化的全面加速期。这一时期中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工业化国家经济繁荣，经历了“第二个黄金时代”（1945—1973年），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开始自主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社会主义体制也从苏联的一枝独秀而成为多国的实践，并成为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抗衡的一大阵营。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迁，1950～1970年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在21％～25％，1980年时这些国家已达到高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为71.66％；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以快于发达国家一倍的速度进行，1950～197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41％～49％，1975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达到51.9％，基本实现了城市化。

在现代化的第四阶段中，科技革新的作用尤为突出，这个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是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人又把这个时代称为“原子时代”，这些科技进步又是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分不开的。近几十年中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高科技、新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科技日益明显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巨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的出现，则引起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重大变化。1953年—1973年20年间的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总产量之和。

在科技繁荣、经济增长、政治独立、国际合作加强等多重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下，第四波的现代化大潮中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崭新局面。英、法、德、美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后于1970年代后期放慢了速度；而于第二波中起步的俄国（苏联）、日本、印度和中国在各自经历了一番体制变革后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其中日本获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苏联和东欧则处在前途未卜的转轨之中。中东国家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为动力，开始了现代化的经济起飞，但由于战乱连连和经济发展的畸形，其社会进程也不断受阻。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是第四波中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短短的20年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形成了有别于欧美现代化传统格局的“东亚模式”（后文还将论及）。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畸形的“依附性发展”，都市化又超前于工业化，发展不够稳定，其中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已逐步走向自主性工业化道路，正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

三、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五重特征

现代化运动是近两百年以来席卷全球的一场特殊的社会剧变，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相比，近百年的社会现代化历程，日益明显地展示出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1. 社会革命与社会渐变的统一性

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始终包含着社会革命和渐变这两种变迁类型。在很多时候现代化需要在稳定有序的情况下实现其进步目标，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会是一种直线型的循序渐进。所有已经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社会的渐变与突变两种形态，特别是在现代化伊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相对于自然经济、小农社会的产业革命以及相对于农奴制、封建制的资产阶级制度革命，从现代化的起源意义上说，它便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共同产物。

我们所说的“社会革命”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特指以暴力革命为典型标志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二是统指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它既可能表现为暴力革命，也可能表现为和平过渡，如苏联、东欧目前正在经历的虽无战争硝烟但仍充满痛苦坎坷的转轨；三是泛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如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等等。这三种层面上的社会革命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性，即革命中常伴随着急剧的社会震荡和尖锐的社会利益冲突，是一场较彻底的、带有根本性的质变过程，对于传统体制是一种断裂和跳跃。相对而言，社会变迁中的渐变特征便是较稳定有序的改良或进化过程，是一种较缓慢而连续性的母变积累过程。应该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开端往往需要经历一连串的制度革命，在其后的发展中又必须经历一段较长期有序的渐变和制度完善过程，在此期间还将出现多次波浪起伏，在质变和量变的结合中将现代化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2. 社会变迁的全球性

回眸近两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完全可以说它是由西欧大陆肇端随即向全球各个角落扩散、将世界各国卷入同一文明大潮的全球化进程。在西方现代化的初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便已洞察到这一重要的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揭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到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再没有一个较重要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了。二次大战后具有“世界政府”意蕴的联合国建立，它使得全球性社会或世界体系得到了组织结构上的公认。在现代化的冲击、分化和改组下，人类历史上的孤立时代、单一中心时代结束了，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而要受制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进程。全球性的现代化要求各个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将自己自觉纳入整个国际秩序中去，从世界体系“地球大家庭”的新背景下考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方案。

3. 社会变迁的整体性

现代社会学和系统理论都已证实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社会化分工又使得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发展更加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的“三元革命”直到今日的所有实践都绝非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而是众多要素协调的、整体的进步。从整体系统的立场着眼，它必将体现各类发展要素的协同演进和有机的统一。首先，社会的现代化是宏观发展和微观发展的统一，宏观发展是全国范围内整体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微观发展是一个地区直至具体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所要达到的目标；宏观与微观目标的实现，是同一个现代化运动中具体组织实施的不同层次。全国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子系统的发展为基础，而微观领域的现代化实现又离不开宏观的指导和大环境的保证。其次，现代化必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既包容着经济与社会两大子系统，又要求这两者的协调发展，所以现代化不仅要求有工业、农业现代化等内涵，更应包括社会结构、人文素质、政治、生态等领域的现代性因素。第三，现代化实践还应是社会部门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统一。社会部门是现代化发展的纵向子系统，是对社会整体的多层次分解。在现代化建设中，社会部门的现代化必须被纳入不同层次的社会区域的发展之中。文化、科学、工业和农业的部门现代化也不可能凭空存在，而必须依托于区域的发展而实现其进步目标。

4. 社会变迁的加速性

现代化运动如急流飞湍，日益加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同时也包含我们自身，“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直至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许多社会过程正明显加快起来——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惊人的速度加快起来。”前些年，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曾估计，今天我们每三年发生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30年的变化，相当于牛顿时代以前300年的变化，相当于旧石器时代3000年的变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则把这种加速变化称为指数发展。无论是加速发展还是指数发展，均说明现代化是一场异常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从经济领域来看，18世纪每年的人均增长率不到0.1％，19世纪达到了人均增长率2.6％的速度，而在20世纪加快现代化步伐的日本，1913年—195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0％，1960年—1965年间却已达到9.6％，而1965年—1970年这一指标更高达12.4％以上。从社会领域来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和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运动在20世纪也是呈加速发展状态，在20世纪前5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49％，城市人口则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以上。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对于世界文明进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要求现代人尽快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和应变能力。

5. 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

从现代化运动的时间特性来看，世界现代化乃至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在短短的数年或数十年间不分阶段地一蹴而就，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曲折探索过程，在此期间社会经济的变革将是分阶段递次推进的。所以著名的比较史学家布莱克教授在综合、归纳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后提出了人类现代化运动一般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的理论，即“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经济与社会转变”和“社会的整合期”。另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罗斯托）和发展政治学家（如奥根斯基）还将现代化运动划分为类似的五个阶段，也得到了较多同行的重视。

再从现代化运动的空间特性来看，现代化的推进在世界各国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20世纪，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拉大；即使在同一国家中还存在着不同地域、社区间的发展差异。现代化程度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手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具有现代性、工业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同时并存（即“二元结构社会”）；少量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等民族精华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时存在，等等。正是由于上述现代化运动在时空特征中不可避免地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当前对于现代化的“先到者”与“后来者”的相互关系，对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的战略研究便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吴增基

长江三角洲文化经济一体化战略对策

原载《当代学术信息》1996年第6期
叶南客

一、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意识

当人类正在走向21世纪之际，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已悄然出现，这就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正日益紧密，不论是微观企业再造还是宏观经济增长，都须注入更多的文化含量，而文化自身的壮大与产业化，也已成为整个GDP增长中的一个重要贡献份额。这一现象既是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重要信号，也是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又一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好中华民族厚重而丰富的优势文化积累，更好地开发各地区蕴藏的人文资源，值得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因为，文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与新能源。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文明开化得风气之先的重要区域，吴越文化发源于斯，近现代大量的文化名人生长在此，当前这里又成为国内最繁荣的科教文化中心地之一。应该肯定，这一地区物质文明的优势中，有着传统文化精华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近二三十年中，江浙地区的文化事业投入与发展，逐步滞后于工业化的步伐，也已是一个较显著的事实，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城乡人均文化消费比例居全国第八位；财政收入与文化投入比例居全国二十位之后，这与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前三位的经济大省相比，文化事业则显得身单力薄、颇不相称，甚至已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文化滞后的现实和知识经济的大潮拍岸，都呼唤我们重新审视文化的战略地位。

事实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第三次浪潮”“新技术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等等，无一不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产物或表征，它鲜明地昭示，与以往的农耕时代、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知识、智能这些文化的结晶在现代社会经济进步中的贡献份额已更加突出，文化在推进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动力地位已然确定。在历史上，江浙沪地区的人文素质、文化氛围水平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及其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发展品味、方式特征都起过重要的导向作用；在现代，文化事业的功能和作用已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而是作为动力、资源、润滑剂弥漫于整个经济领域。就微观而言，任何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重视发展企业文化，借以弘扬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凝聚人心，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乃至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高人一筹。就宏观而言，文化的发展至少将以三种方式促进当地综合实力的增强：一是以物质文化的方式和科技文化的方式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以政治上层建筑和制度文明的方式为增强综合实力提供物质和制度的保证；三是以思想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为增强综合实力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21世纪的经济格局，谁能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抢先一步，抢登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战略制高点，谁就将在新世纪的竞争中占据主动，长江三角洲的GDP在全国总盘子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综合国力增长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该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并没有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在全国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对此，我们认为，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目标出发、从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出发、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要求出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必须提出加快文化建设，率先实现“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示范性战略。

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系统与主导目标

文化经济一体化战略，从内涵上讲就是要通过有关经济文化政策或产业调控手段使经济建设更自觉地、更快捷地加大文化含量，使文化建设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促进文化和经济两大系统间的联系互动更加紧密、更加协调、更趋向于整体化和系统化。由于目前各地经济发展战略都已较为成熟，本战略体系中将更着重于文化系统的战略设计。我们建议，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系统战略内涵可概括为：“一个主体、两个体制、三大工程”。即：人才培育、人的素质和文化生活质量提高是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的主体目标；建立健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功能齐全、服务优质、充满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化为基础、产业化为动力的城乡文化发展投入体制；加快建筑区域中心城市的文化事业（硬件）标志性工程，城乡文化市场网络工程，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精品的创造、表演工程。

在文化经济一体化总体战略内涵和重点基本设定的基础上，我们还须进一步明确其战略目标并提供出相应的对策举措，以便于上级有关部门决策时参考。

文化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主导目标可有多种选择，我们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情以及已具有的基础出发，根据当前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需要，将这一战略具体细分为以下三项主导型战略目标。

1. 区域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

文化事业需要有政府的推动和投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既定方针，并且还要视财力条件不断给予加强。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建设应更多借鉴经济发展的思路，更主动地适应市场，更大胆地解放自己、激活体制。因此，推进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进程，努力增强文化部门的“自我造血”功能，不妨由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试验、示范。这一地区今后应在不影响公益文化服务的前提下，将更多的文化阵地和文化活动推向市场，建造文化设施、生产精神产品、组织文化活动，尽可能按照市场法则运作，在确保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鼓励并且支持文化部门（单位）充分发挥固有的行业优势、人才优势、政策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激活文化产业，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文化行业、科技文化行业、艺术文化行业、媒体文化行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文化支柱产业。

2. 区域经济的科技化、信息化

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先导要素首推科技和信息产业。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通过普及，培养本地区居民良好的科技素质、增加科学意识；通过不断提高科技对各个产业的贡献份额，切实推进科教兴省、兴区的跨世纪战略。当前，信息化水平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谁掌握和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谁就将在跨世纪的发展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长江三角洲地区应充分利用当地科教发达，网络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二省一市应及时联合制定出台有关政策，国家有关部门也应相应配合支持，帮助这一地区在21世纪初率先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信息通信设施，普及计算机在工作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为政府、企业、群众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要帮助广大企业家学会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各种信息网络，更好地发挥信息、信息产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3. 区域发展模式的硅谷化、一体化

根据现有的基础和优势，中央应有信心在21世纪前叶，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建成为结构优化、效益良好、文化科技知识密度最高的大型经济硅谷，使这一地区不仅成为全国加速现代化的“领航区”，而且是可以和发达国家、地区乃至大型跨国集团相抗衡、竞争的“中心发展极”。费孝通教授也曾非常关注这样的战略思路，提出：“要想办法把长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的力量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在我们看来应是江浙沪三省市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同时实现内部不同城市间经济文化的互补化、一体化发展。因此要在市场化指导下淡化行政区域观念，实现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的高度结合，扩张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关联度和有机亲和性，从而实现1+1＞2的一体化协调发展效应。

三、文化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支撑性政策

基于以上战略与目标构想，我们的支撑政策建议是：

1. 中央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经济化”的战略应给予高度关注和政策扶持，力争在21世纪初建成国内两个文明最为协调发展的文化橱窗和经济长廊。有必要在中央的指导和参与下，成立常设性的跨省市联席会议机构及专家智囊机构，对长江三角洲经济文化系统的运行加以统一协调，既要避免内部的产业趋同化，又要提高区际产业关联度，实现功能互补、利益共享；除了充分发挥上海这个“主中心发展极”的极化、辐射效应外，还应发挥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南京、扬州、杭州、宁波这些“次中心”的极化效应。其中南京可以辐射皖、赣、鲁等地，扬州可辐射苏北，杭州辐射浙中、浙北，宁波辐射浙东，形成几个大组团式城市，进而围绕上海联结为高规格的世界性大经济文化区。

2. 研制提高文化贡献份额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大对文化事业特别是浙西南、苏北这类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科技等建设投入。要明确制定并监督执行好文化事业费支出比重增幅略高于财政预算收入增幅的文化经济政策，形成良性的文化发展机制。

3. 在新的产业政策中，鼓励试点突破，培育文化市场，培植文化企业集团，鼓励个体私营经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县市级文化体制的率先改革。在改革中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机制，加快文化事业产业化、市场化步伐，努力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效益良好、富有活化力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

4. 建议在中央有关部门协调下，选取旅游业、信息业或其他一两个既有文化经济的高相关度，又亟须江浙沪区际间高度协作化的发展领域作试点，汇聚三地管理者和专家共同研讨协商，三地政府联手制定合作政策，分工协作，加速推进该项事业的一体化发展；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其他领域推广深化，从而以点带面，稳步推进长江三角洲经济文化的整体一体化进程。

面对21世纪青年的选择
——论中国青年的现代化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1期
叶南客

在对中国青年生活行为变迁的观察与思考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现代性成长与人格的全面发展，主要的并不是靠他的资格和经验，而是靠他的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勇于超越传统、超越现实的开拓精神。应该承认，在社会各阶层中青年群体是最富有创造热情和超越意识的，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过渡时代一直走在现代化的前列。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世界青年问题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的：“青年一向是变革的动力，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他们身上并通过他们实现的。事实上，正是在培养性格的年代里，一个人才最容易在新的问题面前形成勇于创新的考虑问题的态度和作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一代知识青年发起和推动的；而在20世纪末的文化变革和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中，也是由青年充当了发轫者、领潮人的角色。可以认为，中国新文化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年创造并在青年中率先形成的，中国青年是现代化的“文化移民”中当之无愧的主体和先驱。

一、文化移民中的“新人类”——世纪之交青年生活形态的变革背景

当代社会是一个洋溢着变革精神的社会，社会文化的变革必然导致现代人格的裂变和创新，中国青年便是这种变革中首先脱颖而出的“新人类”。他们凭借着不断创新、不断探索的勇气重塑着自我，完善着自我。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心态都大大有别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使人觉得现代青年既熟悉又陌生，他们的发展走势既有迹可循又难以揣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人们正逐渐重视青年的走向。因为在当今社会青少年已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15岁以下的占36％、30岁以下的几乎占60％。人们意识到，为了更好地完成现代化的使命并对未来负责，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听取和重视青年的意见，特别是在远景问题上更应如此；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更成熟。他们在跨越种族、文化、社会地位和性别的界线进行相互接触时，具有很大能量。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比较超脱，所以在创立新社会方面，也比较解放。由于他们的心灵比较纯洁，因此对建设一个更公正、更人道的世界更加敏感，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新文明的萌芽。

“新人类”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不少国家对青年一代人格特征或生活特征的概括性称呼。最初“新人类”一词是以1985年《朝日杂志》上连载的对话“新人类的旗手们”为开端流行的。主讲人筑紫哲较早地使用了“新人类”这一专门词语，但当时这一词语的含义只是对当代青年提出种种期望，并不像现在这样含有种种微妙的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青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新人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所谓“困惑的新生代”，则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群体特性，不同于以往历史阶段中的人们。“新人类”的确使他们的上代人感到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它促使人们去细细地观察，并同时对产生这一代人的社会背景进行思考。在对“新人类”现象进行思考时，必须注意到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各国的新人类虽然不乏共同之处，但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此“新人类”非彼“新人类”。例如日本青年学者曾将本国“新人类”的独特性格概括为五种主义，即：“相对主义”——绝对价值观的崩溃；“表现主义”——显示自我，表示自我；“享乐主义”——快乐地享乐是其座右铭；“人格面具主义”——不与人深交，而喜欢表面的来往，就像一直戴着人格面具；“感觉主义”——一切由个人爱好和感觉爱好来决定。这些现象在我国青年中不能说没有，但毕竟不能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青年发展的主流。中国的“新人类”具有另一番不断变革、奋进、探索自身和社会现代化的昂扬风貌，这正是与其他“新人类”的区别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新人类是正在走向成熟、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应成为我们观察、揭示中国新人类特征的立足点。

人是环境的产物，而人又不断地改造着既存的环境。中国新人类是在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走上社会舞台的，这一代青年以高度的参与感投身改革，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成长和壮大。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这两大背景之下，当代青年的人格变迁呈现出了三方面的“新人类”特征：

第一，正在成为“四有新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从这点上看，“四有新人”并不是指当代青年已有的特征，而是他们的理想角色特征，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角色期待和新人类发展的主流趋势。

第二，生活形态的整体变革。归结近年来大量有关青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群体生活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生活形态整体变革的主要特征是：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青年生活的结构日趋合理化。青年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青年生活的节奏趋向有序和紧凑。青年生活的手段逐渐现代化，青年生活的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第三，大变革时代的边际人格。在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群体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出边际性色彩。现代化中的青年边际人具有一种极重要的人格特征，就是他们随着“自我”心理的强化，愈加不愿接受传统的、现实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要求通过自己独特的时代精神和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来表现自我。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半个世纪后“四五”运动，都表现了青年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在推动社会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生活方式的变革中，中国青年曾带头脱下长袍、剪掉长辫；现在又率先兴起了美容、时装表演、健美比赛……，标志着青年一代勇于改革旧的生活方式、勇于追求美好的新生活。因此，青年生活方式的边际性体现着社会从旧形态跨向新形态的变迁过程。青年，作为我们时代的边际人，一直是新文化浪头上的弄潮儿，他们以自己不断变动、不断求新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试图踏上新社会的“边际”。

二、“第四代人”的风采——中国青年的现代性抉择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本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特质的畅销书——《第四代人》，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因为这本书以散文的笔调、社会学的视野、文化哲学的深度揭示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格发展历程，特别是第四代青年群体的崛起和发展趋势。

第四代人是向现代化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代，他们在成长、发展中的边际倾向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 生活形态变革中的领潮族

人类的生活形态总是由现在向未来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而青年的生活方式天生具有求新求异、面向未来的鲜明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是在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其生活方式映现出强烈的改革和开放的时代色彩。我国青年生活方式的一系列重大选择都是与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相一致的。随着当代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生活结构日趋合理、生活时间日趋有序、生活内容日趋丰富、生活空间日趋扩展，使得生活在今天的青年更加热爱生活、更全面地体会到现代生活，其生活方式映现出强烈的改革和开放的时代色彩。我国青年生活方式的一系列重大选择都是与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相一致的。随着当代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生活结构日趋合理、生活时间日趋有序、生活内容日趋丰富、生活空间日趋扩展，使得生活在今天的青年更加热爱生活、更全面地体会到现代生活的意义。在生活形态不断变革完善的过程中，一代具有现代素质的青年脱颖而出了。在新一代人的生活形态中，社会参与意识，责任感，自主、自立、自尊意识，竞争意识，效率观念，求知欲望，开拓精神等现代化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越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生活形态发生整体快速变迁的基础上，90年代的中国青年生活又展露出三方面崭新的态势。一是消费领域的变化。在中国走向小康的过程中，青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消费环境更加丰足，青年人也日益注重自身消费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总体改善。从消费需求上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年的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文化生活的丰富正成为当代青年的追求热点，因而青年消费结构较快地向发展型转变。在消费行为上当代青年已不同于以往的实惠、耐用、节俭等传统性取向，而特别注重审美、新潮、变异以及个性化，不论是物质还是文化消费行为都在向国际化潮流趋同。二是闲暇生活的变化。90年代是中国青年闲暇空间增大。闲暇容量增多的时期。由于高科技带来生产效能的提高，现代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发展和享受。在闲暇生活的方式上，当代青年更多地走出家庭小天地，到户外开展广泛的社会交往、业余文化科技体育活动以及远足旅游。同时他们对闲暇生活的内容选择也更趋主动，具有积极参与的精神。90年代青年闲暇生活的一个新特点是“闲暇不闲”，即青年人将大量业余时间投向市场，八小时外从事第二职业成为普遍现象。这既是当代青年力求通过自食其力改善生活的新途径，也有利于青年人进一步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发挥时间效益，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三是青年社交生活的变化。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人们的交往手段趋向现代化，异地间接交往在人际交往中份额加大，各种发达的电子媒介和通信渠道为当代青年社交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效益提高以及社交方式更新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还发现，当代青年的公共关系意识日益强化，他们的交往行为更趋文明，交往动机讲究互惠互利原则，交往功能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趋同。总之，多样化、开放型的社会，给当代青年的生活选择以无限广阔的天地。在形成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中，青年人又在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全面发展”生活理想。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基础上，当代青年更新了生活内容，提高了追求层次；在求知、求乐、求美的呼声中，青年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点”，神州大地上兴办了一个又一个“青年文化艺术节”；青年正在走向未来，未来将更为丰富多彩。

2. 生活心态变革中的新移民

日常行为往往是深层心态的折射，只有当这一代人的心理特征真正倾向现代化时，我们才能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的“新移民”或“新人类”终于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出现了。可以说，当代青年心态的现代化抉择不仅是新人类出现的内核标志，而且心态转型更是一代新移民生长的内在基因，是他们全面发展、成长变革的核心动力。青年心态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表述，这里我们着重分析青年人格在面临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确立或正在转型的各种生活观念。生活观念是指青年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评价取舍的选择态度，它是客观事物在现代人头脑中的反映。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则意味着现代青年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重新认识社会和自我，选择新的行为模式以适应环境、体制的变迁，谋求社会变革和自我发展的心理进化过程。当代青年生活观念的确立和更新，受现代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制约，但同时又对推动青年素质提高、生活方式更新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因而当代青年形成成熟、科学、文明的价值观念既是青年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标志，又是青年解放自我、个性才干得以全面发展的深层动因。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广大青年的观念革新进步和趋向现代化的主流是令人振奋的。青年人的“现代性”程度明显高于中老年阶层。效益意识的日益强化更是现代青年观念变革的重要标志。它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讲究务实，关心社会信息；要求机会均等下的公平竞争；强调时间、效率和生活的计划性；更加重视知识、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创新意识在一贯内向持重、文静求稳的中国人中萌发，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不仅成为现代人观念转型的重要特征，而且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运行、焕发青春的主要动力。在现代青年中，创新意识主要表现为普遍要求生活方式、环境、体制的变革；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流动、社会开放；在人的自身发展中，进取精神、风险意识、首创开拓观念日益增强，以往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陈腐观念已为不少青年所抛弃。在创新意识方面，年轻人显然走在全社会的前列，例见下表：

现代青年创新意识测量（804人）（％）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青年已产生了需要改革的内在动力，并且具有越来越多的承受风险能力，他们中80％以上的人都明确表示要改革过去的大锅饭体制，宁愿为此承担风险。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青年生活心态、价值观念的进步特征适应了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总体要求，和生活形态的整体进步也是相辅相成的。

三、站在潮头看潮势——中国青年的未来走向

岁月的潮涨潮落，使一代代人均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而现代化的潮起潮涌，又开始塑造一代代的新人。中国青年作为现代化时代的重要“移民”，他们的发展特征和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青年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首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加深入人心，现代化的理想道德风尚在一代新人中扎根开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意识将成为青年观念形态的主导成分；其次，这一代青年的文化科技素质将有显著提高。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将更有力地推动社会的信息化和科技文明进步；再次，作为青年发展物质基础的体能素质也将随社会医疗条件和营养结构的改善有较大增强，21世纪的新人类将更加健壮，将会更加精力充沛地投身于现代化的事业之中。

第二，青年的社会地位继续提高。在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中，代表未来利益的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无疑会更加突出。在21世纪中，青年不论在政治、文化层面，还是在经济生产、消费领域，他们都将逐渐告别曾扮演过的“边缘人”角色，而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参与者、先导者和新主体。

第三，青年的生活形态全面改善。在新移民生存环境改善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将更加科学、合理、文明、多彩，并更有益于青年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青年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将有较广泛意义上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观念更加健康、生活目标趋向更高层次，对自身、对社会的满意感也逐步增强，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祖国的高速发展而骄傲，为自己成长在跨历史阶段的伟大时代而自豪。

青年发展的前景固然乐观，但也要看到他们在现代性成长中还存在着重重阻力。这些阻力有来自社会环境发展不足的客观制约，更有青年群体内在矛盾或消极现象的主观制约，而主观制约因素则集中表现为目前青年中特有的消极亚文化现象。

所谓青年亚文化是指与社会主导文化有一定差距的，适合青年需要的，具有社区性、职业性、年龄性、群体性的青年生活观念和行为的统一体，其具体表现诸如校园文化、课桌文化、时髦文化等等。青年亚文化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关键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和青年的健康成长。在我国目前的大变革中，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封建意识残余、随开放而渗进的西方世界的腐朽文化和我国青年文化中的消极面相融合，正在形成一股影响不小、为害甚广的消极亚文化。它诱使青年在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出现失策、失误、失控，在青年的人格进程上设下了条条歧路。

20世纪90年代，我国青年在成长中主要受到以下三种消极亚文化的影响和侵蚀：一是享乐文化的风行。享乐主义古已有之，但在当代西方曾掀起一个波及面甚广的文化潮。其背景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曾一度风行“高生产、高收入、高消费”。当时西方有不少经济学、社会学界人士也鼓吹要在60年代就实现人类的高消费社会，结果造成了人的“单向度”追求——以物质享乐为目标的文化追求。这一思潮近年来越加明显地对我国青年的人生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青年生活方式中出现了“拜金狂”“消费狂”以及性开放等不健康现象，严重威胁着健康人格的形成。二是“边缘文化”的蔓延。当青年人尚未步入时代和社会的中心而停留于主流文化的边际时，当他们因此失去不断追求奋发向上的意识和行为时，便会为一种消沉、迷惘的“灰色心理氛围”所笼罩，他们的生活行为便呈现出一种消极的边缘文化形态，或称其为“消极边缘人”。消极边缘文化的内核是青年主体意识的丧失，其特征之一是部分青年对一些社会事物有着不满、不理解或指责的心态，但在实际行为中却采取了不参与、不过问以及不负责的逃避方式。再一特征是由于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心理冲突未得以缓解，人格重组中自我意识分裂，又苦于无人理解，产生了种种孤独感和孤僻行径，这同样危害着青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三是反文化。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挫折——侵犯”理论，当青年在经受了种种挫折后，总会有所反应：能正确对待者会“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克服障碍和困难去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而意志薄弱和人格畸形者则会从此颓废或铤而走险，堕向深渊。其中的铤而走险者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不利行为或进行侵犯攻击，形成了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反社会文化。这种反文化行为虽属消极亚文化，但是它所表现出的行为和观念已构成对社会、对青年健康发展的威胁，是一种特殊的性质恶劣的消极文化。

针对上述青年发展中的消极现象，我们感到必须根据现代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思考和选择青年工作的目标、重点和方式，使当代青年工作适应世纪之交青年发展的新变化、新需求。为了有效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当前应突出两方面的工作思路：首先是要着力提高青年的生活质量，通过改善年轻人的发展环境来切实维护青少年权益，不断满足并正确引导青年生活需求，帮助青年建立文明、合理的生活方式，使青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追求跨上更高的层次，使之成为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又一动力。其次，教育引导青年确立起健康、乐观、向上的生活理念，具体说就是要在新一代人中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逐步确立起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义务权利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逐步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逐步确立起同社会主义新文化规范相适应的现代化心态，如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等等。在培养新一代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观念的同时，努力建立和发展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的新型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逐步提高每一个青年的精神境界。

“新人类”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现在，我们捕捉到并记录下当代青年走向现代化的潇洒身姿；展望21世纪，我们已隐约可见中国“新人类”茁壮成长的光彩雄姿。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劳逊

关于我省“十五”期间注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

原载《动态研究与决策建议》2000年第28期
叶南客

江泽民同志在不久前提出的“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重要论述不仅对于激励士气、进一步增强沿海发达地区人民对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信心，有着巨大的推动意义，而且对于我省制定“十五”规划，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江苏历来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大省，人均收入也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但近年来我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不及广东、浙江甚至福建、山东等，因此在“十五”规划和实现江苏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必须“强本固体”，以“思源思进”为理论指导和发展动力，以人民生活质量的快速持续提高为战略主体和基础，在富民中强省，在强省的同时加快实施富民战略。这一新战略既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又有利于我省社会经济从小康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阶段的进一步衔接，为此，建议：

1. 发展方式和工作方针由“产值第一”向“增产增收并重”转移。在注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新阶段中，考核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要看产值、速度和经济规模是否达到预定目标，更要看利税率、生产率等综合效益指标是否同步增长以及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无同步。不论是扩大内需还是消费结构升级，其重要基础都是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扩张。要采取有力有效的富民政策，确保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一要减少各种摊派、规范行政收费；二要放开政策，鼓励老百姓合法投资经营；三要加强宣传，形成共识，只有老百姓富了，调整消费结构、扩大内需拉动才有坚实基础。

2. 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步伐，启动城市居民消费，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当前要积极贯彻全省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将城市现代化建设作为“十五”期间江苏“富民强省”的战略支撑点抓紧抓好，通过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增强城市竞争实力，在将全省大中城市“做强、做大、做优、做美”的基础上，使21世纪初的江苏居民生活在一个更高质量的城市化空间中。

加快居民住宅消费，是城市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当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重要措施，也是富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城镇职工住房货币化的基础上，形成有效刺激住房消费的商品房价和房地产市场机制，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要加大安居住房和经济适用住宅建设投资力度，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使城镇住房尽快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加大提租力度，强化对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的管理，确保公积金的安全保值。积极发展住房消费信贷，实行个人抵押贷款、逐步建立和完善住房金融体系。推动完全产权的住房进入二级市场流通，促进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在使城市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将江苏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富裕程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3. 积极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城镇职工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要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促进我省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完善，增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能力，适度扩大初次分配的比例，加快初次分配的市场化、货币化，提高职工工资水平。要多渠道开辟收入来源，加快增加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费收入。要与政府机构改革相配套，建立正常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逐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在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时，要不断增强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预期的不确定因素。加快实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改革。对一时难以实施的改革方案，应适时、有节度地宣传，避免负效应。对增加个人支出预期的改革措施，要注意稳妥把握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促进居民消费心理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4. 实施“安居乐业工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的收入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形成社会合力，促进我省下一阶段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发展。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密切干群关系，切实维护和代表好广大职工利益，严格控制下岗职工总量，重视将隐性就业显性化，摸清真正需要给予困难补贴和帮助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底数。加快建立健全再就业服务中心网络，扩大转业转岗培训面，增强城市社区服务的就业容纳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在调控全省失业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5.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解除居民的养老、医疗后顾之忧。“十五”期间要进一步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置于全局性的战略高度，苏南部分发达地区要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投入运转，其他地区农村要进入试点阶段。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各项保险制度的完善、创新，积极主动地推进江苏社会保障体系的现代化构建。为此，要形成新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解决失业、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优抚，农村养老保险等资金来源问题，实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把私营、个体经济和无固定用人单位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发展商业性的补充保险和社区医疗服务，解决城镇医疗保险中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实行“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建立乡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和进城镇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以BOT的方式投入基本设施建设，扩大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6. 多形式地引导农民致富，不断提高农民增收水平。“十五”期间仍然要把实现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硬任务抓紧、抓实，要采取有力政策和有效措施制止住“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势头。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多数地区、多数人共同富裕。首先要依靠科技兴农、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当前既要靠科学制订规划增收，规划要以市场为龙头，多办高新技术农业项目，防止小而全的重复建设和自我封闭；同时要靠调优种植业结构增收，大力发展名特优新产品，形成规模，使多种经营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支撑点。其次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要大力培育各类农村市场主体，积极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要继续放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加强管理，扩大规模，使之不断提高水平。同时要充分发挥我省基础条件、投资环境、对外信誉比较好的优势，选准好的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扩大农业利用外资，兴办农业“三资”企业，以此带动农民增收。第三，今后一段时间必须坚持进一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加快建设小城镇，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消费条件。

省社科院：叶南客

报送：省委常委、副省长、秘书长

省级机关简报登记证（JS）简字00176号

21世纪的南京形象定位

原载《专家真言》2000年第6期
转载《南京通讯》2000年第11期
叶南客

为了使南京的明天更加美好，今天就应该对美好的远景作出科学的设计和形象定位。未来总是孕育于昨天的历史、脱胎于今天的筹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南京城市规划中，已将21世纪的南京城风貌勾勒为如下轮廓：到2010年使南京成为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特色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现代化江滨城市。基于这一总体规划和全省现代化及其城市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笔者试将新世纪南京城市形象塑造的目标定位具体阐述为：“一名城、二中心、三创新”。

南京本来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我这里所指的“一名城”是要让她“脱胎换骨”，不再是“吴官花草埋幽径”，“依旧烟笼十里堤”的金陵古城，而是焕发青春魅力、开放活力的新国际都会，是真正融古都特色和现代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国际政治文化名城。

所谓“二中心”，首先是要求南京城不仅要集聚与服务好530万的市域辖区居民，而且要真正扮演好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为7100多万的江苏人民服务到位。

第二个中心便是承担起长江下游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职能，既当好上海大都市文明向长江中、上游辐射的“二传手”，又要成为长江流域中和重庆、武汉等城市相并列、并重的“第四大增长极”以及“文化科技高地”。

“三创新”，首先是管理创新。要使南京实现城市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是管理的现代化，要在以往目标管理和依法治市等富有成效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以社区建设为主题的城市工作新格局；在21世纪初建立高速、高效、领先全国的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其次是产业创新。21世纪中南京的城市“底气”和形象扩张能源还是在于产业的升级转型，要迎上知识经济的时代浪潮，加快发展通讯信息业、咨询服务业、商贸流通业、金融保险业和旅游业；通过发散新都市产业群的极化效应，抢占21世纪国际国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第三是文化科技创新。要在充分调动古都深厚文化底蕴和现有高科技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加快文化产业化进程、加快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使南京在不久的将来以一个崭新的文化大市和科技强市的风貌矗立于扬子江畔。

南京的明天，应该是对今天的全面超越。上述三方面创新的共同目标指向，正是力求对昨天南京城市体制、经济产业、人文素质的整体性超越；但要承认最难超越的却是形象之内核——城市个性的培育、再塑与张扬。“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态结构和社会发展特点的结果”（《马丘比丘宪章》）。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本文中不再对南京城市的个性特征作出具体解析和展望，但却想通过本文引起同城的同仁们对塑造城市个性的关注；笔者对南京城市个性形象重塑目标与原则的基本观点是：以人为本、以文为魂、以经济振兴为动力、以生态景观和谐化为载体，在长江岸边、钟山脚下建立起一个“山衬水托的文化园林”。

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过著名的“三忘”境界，应该是对城市个性形象塑造结果的最好诠释，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21世纪的南京，经过我们全体南京人的努力建设，肯定会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都市！

责任编辑：龚康宁

腐败与反腐败的心理预期

原载《江苏纪监》2001年第2期
叶南客

叶南客：江苏淮阴人，1960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社会学和现代化研究工作，现任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会学会副会长、省纪检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十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

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以及全国每年一度出版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报道，反腐倡廉一直是我国公众最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事实上，自从80年代提出要实现我国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目标以来，举国上下在反腐败领域中的工作力度不可谓不大，近些年的廉政建设成效也不可谓不显著，特别是2000年中成克杰案、胡长清案以及厦门远华等案中一批高官落马，大要案突破确实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即使是这样，不久前进行的一项大样本社会调查仍表明，有89％以上的城市居民认为“惩治腐败”是我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突出问题；而且有59.5％的领导干部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感觉“不太满意”；根据市民态度倾向分析，反腐败仍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项主要任务。

为什么大家都在呼吁打击腐犯罪，但腐败现象却始终屡禁不止？为什么已经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人们还觉得成效不很显著？我以为除了通常人们关注的制度建设、党性修养、职业道德以及物质文明建设水平等原因外，还应关注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预期和廉政循环效应问题。

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预期，是指行为主体对某一行为对象产生后果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正负面影响的心理准备和期待。就目前现实和笔者作过的大量访谈来看，反腐倡廉中存在着腐败者高心理预期、而反腐败者低心理预期的不正常态势。最近一份社会学调查论文显示，82％以上的腐败分子在腐败行为发生中都怀有可以依仗自己的权力，花很少的成本获得超值的回报，而且被发现检举、查处的可能性很低的投机心理。这种对以权谋私具有高信心指数的心态，便是支撑腐败行为普遍化的腐败者高心理预期。

而同时，随着多年来对社会风气的恶化司空见惯或无力无奈，老百姓对反腐败心理预期却在降低。即相当多的人或感到时下贪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家彼此彼此则法不责众；或认为反腐败也得买人情账，有的官官相护、走走过场，难动真格；或觉得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权力就是权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出点腐败却并不出乎意外，而且在近期内很难根本好转。一方面是腐败者的高心理预期蔓延，另一方面却是反腐败者的低心理预期滋长，这种心理氛围制约了廉政建设的信心和力度，却放纵了以权谋私的贪心和野心，构成了助长腐败行为发生的恶性循环效应。

我们期待的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良性循环状态。即政府和百姓都对反腐败持有高心理预期，全民上下形成对腐败行为必须反、坚决反、有能力反而且一定能反出成效的共识。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氛围中，腐败者如过街老鼠、风声鹤唳，一伸手则面临极有被抓住的可能性风险；随着廉政建设制度的不断健全，从政行为的规范化，腐败者的行为成本加大、风险加大而收益却将减少，因而出现腐败者的低心理预期。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必将促成各项反腐倡廉的政策和任务更加容易贯彻落实，而以权谋私行为则更容易受到制度、法律、道德、大众舆论的制约和制裁的效应出现。

我们热切期待廉政建设良性循环效应的出现，前后两种心理预期的逆转将成为21世纪廉政建设中除制度创新外的又一良方。当前我们所应着手的工作，便是积极促成各类良性循环要素的培育和效应发挥。笔者认为以下四方面工作应是改善廉政建设中循环效应的关键之举：一是从大政方针和领导者的以身作则等方面进一步确立“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信念，这是提高人民反腐败心理预期的政策基础和目标导向；二是从加大宣传舆论力度和加大打击腐败力度多方面，形成对腐败分子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道德氛围，和“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的高压态势，这是提高全民反腐败心理预期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切实举措；三是健全制度、依法从严惩处，提高以权谋私者的违法风险系数，这是降低腐败者心理预期的法制基础：四是建立一整套的社会监督机制，如纪检监察机制、舆论督察机制、群众举报监察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教育机制、奖惩机制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腐败者的违规门槛、作案难度和腐败成本，这是有效降低腐败者心理预期的体制环境和制度保障。可喜的是，中纪委五次全会已从这些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若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所期待的廉政建设良性循环效应也必将产生明显的改观。

责任编辑：孙智林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年生活考察
——南京市老年人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变迁的个案研究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叶南客

一、城市老年生活质量研究的价值与内涵

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末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像南京这样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特大城市，老年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已成为城市老年发展与管理工作的重点与焦点。中国正处于现代化战略的转换升级之际，发达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已基本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第二阶段战略任务，如2000年南京市的现代化进程已达到基本现代化的83％以上。城市中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生存需要都已基本解决，21世纪初的城市老年工作重点也应及时转移到改善老年生活方式、提高老年生活质量方面来，这不仅要求进一步改善城市老年人口的物质消费构成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包括充实老人的精神生活，要关注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等生活环境的更新以及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

从江苏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看，当前也亟须强化“生活质量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区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的改造，以及城市现代化、老龄化的发展需要之间尚存在多方面的失调现象，生活质量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政府决策部门和基层社区管理者中也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不尽合理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已严重制约了南京老年事业的健康发展，成为老年化与城市现代化互动中的消极方面，这是城市管理工作中所亟须警惕和改进的。

人类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是一个内容极其复杂的要素系统，笔者在多年研究中通过理论归纳，试图揭示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四个要素，即：生活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日常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态度与感受。这四者有机组成为一个老年生活方式、质量系统的整体，如图1所示。

图1

图1是对老年生活质量构成要素功能、互动关系的简单勾勒。Q1轴表示生活质量内涵，是老人生活内容的投入与产出的统一。我们将老人的消费水平、结构视为一种基础保障性和可以合理调节的投入要素；将老人的生活方式、感受视为消费过程中行为和态度的主客观反映，是一种输出信息。当然，消费的内容与结构本身也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里并非要将二者割裂，只是相对划分，以说明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Q2轴也是相对地将老年生活质量要素分解为表象内容和深层内质两类，老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由于其直观感和操作性强而处于表层状态；消费结构和人的生活感受态度由于带有评估性和无形的价值体验，而构成深层的内质。

根据以上理论假设，我们在本文中着重分析研究当前都市老年生活消费水平、老年消费结构、老年日常行为模式、老年生活态度与感受等四方面的内容。在具体调研过程中，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和文献法等方式。通过观察法，参与老年人的活动，从中观察、了解和体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参与、代际关系和闲暇生活等问题。通过多种类型的座谈走访，与老年人及其亲属、社区工作者直接交谈，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意见和建议。通过1999年底和2000年2月两次对南京市千户居民（其中含300余名老人）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对城市老年人消费需求和老年生活方式、感受进行社会测量。同时，我们还运用文献法，用科学态度考察过去的调查结果，收集和摘取各种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从中掌握事实并发现老年生活与社会整体变迁之间的联系和行为进步的规律性。

二、南京老年市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实证分析

1. 城市老人的收入水平与来源

在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20世纪90年代，城市老人的收入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上升缓慢。1998年初南京市老龄委对南京市1200多名老人的抽样调查发现，月收入在300元以下和800元以上的老人比例接近，各占25.3％和26.6％；而月收入在300—800元之间的老人数量最大，占48％以上（蔡宝珍、陈悦欣，1999：116）。笔者等人在2000年2月对南京市区千户居民进行了大型社会生活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全年人均各项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群体，其中年均收入5000—10000元及以下的两组人群高于总体，而年均收入1万和3—5万元以上组的人数均少于各类人群（见图2）。

图2　南京市居民平均收入与老年人口平均年收入比较

资N1=997（总体），N2=107（60岁以上老人）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老年人年龄和收入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收入越低。目前，工厂、企业离退休的老年人与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其所面对的生活、健康方面的问题较其他年龄段要多得多。面对生活费用特别是医疗、护理及其他必需的家政服务费用的增加，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忧心忡忡。据对1247名老人收入的调查显示，老年人中70岁以下的人均月收入为566元，70—79岁的为536元，80—89岁的为262元，90岁以上的仅为188元。

目前城市老人的收入来源呈多元化趋向，但老人自己或配偶的退休金、抚恤金仍是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撑。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南京市老年人收入来源按其多项选择比例依次为：（1）本人或配偶的退休金、抚恤金，占90.69％；（2）由不同住的儿子、媳妇补贴，占16.06％；（3）由不同住的女儿、女婿补贴，占14.96％；（4）由同住的儿子、儿媳补贴，占12.04％；（5）本人或配偶的工作收入，占10.95％；（6）储蓄利息、房租等，占8.58％；（7）由同住的女儿、女婿补贴，占5.66％；（8）其他，占2.92％；（9）理财投资（如股票、外币等），占0.73％。虽然有90.69％的老人本人或配偶有退休金、抚恤金，87.12％的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本人或配偶的退休金、抚恤金，但子女的补贴也占了相当比重，有48.76％的老人得到了来自子女的资助。这与目前中国城市老年人退休收入相对较低，老人拥有的经济资源不多，中国的社会保障程度还不高有关（赵芳，2000）。与此相应，本课题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城市老人对自己收入状况呈不太满意状态，其比例高达60％以上。

2. 南京市老年群体的生活消费构成

收入水平决定了人们对不同消费内容的投入比例，而由衣食住行用等费用开支组成的居民消费结构又是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素。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相对南京市恩格尔系数已降到43％以下的现状，城市老人的恩格尔系数目前还处于50％—60％，1998年南京市老年人口的专项调查显示，当时不同收入层次老人的恩格尔系数均在60％以上（见表1）。

表1　南京市老年人口消费结构状况　1998　N=1247

当前老人的消费构成中，除食物支出占大部分外，服装、医疗也都占到10％的份额。收入越高，其营养消费和旅游消费比例也越高，如月收入800元以上的老人中，营养和旅游消费支出分别占到8.5％和9.6％以上，而月收入300元以下老人中，旅游消费仅占其年支出的不足0.3％。

我们对老年人余钱用途的调查还显示，当前老人对自己多余钱的支配取向主要是储蓄、买国债或存放在家，打算用于买保险、做生意或其他方面的则很少。

3. 城市老人消费动机与需求分析

和其他年龄群体相比，60岁以上老人的消费动机和需求更注重实惠、节俭而较少冲动和奢侈。1999年12月我们的专项问卷调查表明，基于老人的经济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目前南京城市老人的消费取向也以中档和中低档为主，不论是购买衣物、食品，还是耐用消费品，老人中选择中低档乃至低档的比例均明显多于其他年龄群体（见表2）。

表2　居民选购各类商品时的档次选择　N=966（％）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当前城市老人的消费需求特征主要受个人经济状况和年龄因素的制约，经济收入较低者主要以衣食消费为主，而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则对营养保健、娱乐旅游投诸更多的兴趣。80岁以下身体较健康的老人，各类消费需求都较旺盛，而80岁以上老人除了对医疗、营养消费需求较高外，其他方面要求则相对减少。

多次调查显示，在当前城市老人的消费需求中，除衣、食、耐用品等必需消费的满足外，老人消费需求较为集中的主要是医疗保健、个人住房以及为子女结婚提供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老人们的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各类保健用品及服务的需求增加。且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费负担的医药费用上升，使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持续增长。1999年南京市居民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支出316.8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0％，其中人均医药费支出193.21元，增长19.6％，而据测算老人医疗费用比居民总体平均多50％—55％，即老人年均医疗保健支出达470—520元。

本次调研，我们专门就城市老人的住房消费需求作了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老人在近期内打算或有可能改善现有住房条件。由于年龄和其他特殊的居住要求，城市老人改善住房的消费动机和其他年龄群体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见表3）。

表3　市民改善住房意愿的原因　2000.2　（％）

显然，居住面积偏小、家庭住房套型不满意以及家庭成员要分开居住，构成了南京市老人急需改善住房条件的主要消费动机。从购房消费的时间预期来看，老人也比其他年龄群体更显迫切，回答希望在2年内购房的老人比例多于其他人群，为53.4％，市民的这一比例为31.2％；而预期在3年或3年以上购房的老人比例则低于其他年龄群体。

目前老年人口对购房价格的承受力也比较低，南京市的老人中有90％左右认为能承受每平方米2500元以下的价格，回答能承受每平方米4000元以上价格的老人数为0。

三、南京城市老人闲暇活动的社会测量

1. 老人闲暇时间构成

有效而合理地支配越来越长的闲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闲暇时间对老人而言更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主要载体。据调查，目前江苏省城乡在业人员的闲暇时间每天一般在3—5小时，而作为已离退休的城市老人，闲暇时间容量最大，除生理需要和必需的家务时间之外，他们大多有8小时以上的自由支配时间。那么在这大量的闲暇时间里，南京市的老人们主要从事哪些活动呢？1999年底我们曾对南京市玄武区260多名60岁以上老人作过专门调查，具体调查结果见图3。

应该说，当前老人的闲暇生活还是以散居在家中的“受传型活动”为主。大多数老人日常生活是以看电视、读书、看报纸杂志这几种接受大众传媒的休闲活动为主。这一方面说明老人对时事和外界信息较为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老人的闲暇生活还是较为被动的。

选择和创造性活动。本次调查中有14以上的老年人在积极开展体育锻炼；参与各类社会交往和社区组织活动的老人分别占8％以上，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旅游的也占老人总数的3％以上。显然，热心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比例已明显高过了较为封闭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图3　1999年南京城区老人闲暇时间的活动类型（％）　N=261

90年代的老人开始关注自己的体能与生命质量，用在体育健身上的时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是当前南京市老年生活方式变革的显著特征之一。本次调查也发现，当前城市老人平均每天用于健身的时间大多（45％以上）为0.5—2小时，仅有12％左右的老人不参加体育锻炼。在被调查参加健身活动的人中，大部分老人（55.94％）是自己个人锻炼，回答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健身队”和“几个同伴一起练”的老人数基本相同（12.26％和12.64％）。

2. 闲暇时间的社区参与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社区功能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社区意识的增强，南京市的社区建设走在全国最前列，也吸引了大量老年居民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构成了都市老人生活方式的新特点。

在不同性别的老人中，南京市的老年女性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而偶尔参与社区活动的老人中男性比女性多4个百分点，回答不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中男女都在20％左右。

在最近的调查中，南京市有65.21％的老人回答所住的社区有老年人活动场所，34.79％的老人回答没有。对这样的老年人活动场所，有7.03％的老人感到很满意，43.16％的老人感到满意，不满意的占12.17％，很不满意的占1.09％。

本次调查还显示，在城区老人的社区文化生活中，有19.16％的老人上过社区老年学校，8.05％的老人听过社区基层党课，6.13％的老人上过市民学校，1.3％的老人上过社区家政学校。所以，在回答“您生活的社区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时，回答比例最高的便是包括文化学习在内的文体活动，其次才是医疗服务、便民服务等等。

3. 城市老人的闲暇交往活动

邻里和社会交往是老年人闲暇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促进个体闲暇生活的丰富拓展，对于老年人而言，也有利于增进老年群体间的了解与互助合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对老人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

根据近年来所作的调查，城市老年人的交往对象与在业时发生了明显变化，其选择对象主要是子孙、近邻和兴趣相投的老朋友；交往人数规模也少于中青年成员，交际圈一般为2—5人。但与中青年相比，老人更多地参加了社区活动和街道工作（服务），这对社区发展和低龄老人的自我实现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进一步分析看，当前老人的群体活动还缺乏深层的交往，这表现在问及老人有无可以诉说心事的人时，城市老人回答有的占72.05％，没有的为27.95％，即使在回答有的老人中，绝大多数也只是向配偶和子女诉说，回答向朋友、邻居或组织诉说的人较少，向社区工作者倾吐心声的则更少。

基于退休老人的闲暇交往对象逐步从社会单位转向社区邻里，本次调查中，我们着重询问了城市老人和邻里交往的基本情况。老人对自己和邻里关系的评价，认为好的占47.31％，较好的占38.13％，一般的占9.96％，不好的占0.38％。

目前城市老人对自己的社区邻里交往和人际关系是持正面肯定态度的。近60％的老人与邻里保持较频繁的交往；近34的老人表示邻居有困难时会主动帮助；85％以上的老人表示自己有良好或比较好的邻里关系。说明当前南京城市老人的闲暇交往态势良好，进而有助于老年人形成健康开朗、开放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四、南京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估与展望

1. 城市老人生活质量逐步改善，但主观评估呈多元化状态

调查表明，随着南京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积极的、迅速的变化，生活质量得到全面的改善，大多数老人对晚年生活较为满意，80％以上老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是现阶段都市老人生活从小康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社会主流趋势。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老龄化速度过快，不同类型的老年群体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低龄老人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好于高龄老人；城市高收入老人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化服务条件优于低收入老人；城区老人的生活质量总体上高于城郊和农村地区。相对而言，孤寡老人与老年妇女生活中的困难更多一些，另外要看到即使表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老人，其满足层次也是较低的，仅停留在物质生活方面，尚未能真正实现精神生活的满足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在看到老年生活质量整体改善的同时，还要看到当前老年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少不利于老人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诸如消费生活中的不合理消费结构；闲暇生活中的赌博、颓废等病态现象；老年人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住房条件、医疗条件还存在较普遍的困难，加上有时社会及子女对老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而对城市老年生活质量状况不能作过于乐观的估计。

最新调查表明，近年来由于物价趋于稳定，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力度加大，南京市老年人口的生活消费水平和90年代初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条件和社区照料体系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和在职的中年人群体相比，城市老人的收入水平偏低，且增幅也低于各类群体，60％以上的恩格尔系数也表明老人消费结构还处于温饱向小康的过渡状态。从城市老年生活方式的变化来看，近10年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老年社区活动的参与度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户外参加社区组织的文化学习、娱乐和体育健身活动，从而社区意识得到强化，邻里关系呈良好状态。但目前老年人闲暇生活中大多数还是“被动受传型”，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康有益的老年文化消费市场尚未广泛形成，从发展的意义上讲，这构成了对老年生活质量转型升级的制约。另外，从南京市老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主观评价来看，大多数人属于一般化和良好之间，但对不同领域里的生活内容评价差异较大，不同老人群体在物质、精神、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主观感受呈多元化趋向（见表4）。

表4　南京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满足度评价　1999.12　N=261（％）

表4显示，当前老年生活质量自我评估中，得分比较高的是对所住社区的环境、医疗卫生服务、城市交通改善以及个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感觉，其满意度都在60％—85％之间；得分较低的是对个人收入水平、住房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改善的评价，其不满意度达到了45％—6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市民对近年来南京城市交通、社区环境建设等硬件投入给予较高评价；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综合治理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等方面进步的评估不够理想，这也应构成南京城市建设和决策者在今后管理中应予以重视的城市工作重点。

2. 城市老人生活质量改善面临的三大矛盾

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和多次座谈走访，我们感到当代南京市老人生活水平虽然仍在持续提高改善，但和日益加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相比，和城市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相比，尚存在三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它们制约了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1）城市现代化与老年人口物质消费增长滞后、精神适应迟缓的矛盾。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的同时，包括南京市在内的很多地区，阶层收入分化也日益明显和加剧，退休职工和在职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从一些效益低、福利差的企业退下来的老职工，生活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当前还有不少城市老年人口，受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的冲击，由于利益权衡而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与失落感加剧。根据我们1992年对部分城市老年人生活困难的调查，比照不久前社会学者赵芳等人进行的南京老年人生活调查，进一步证实了部分老人的经济生活水平相对劣化（见表5）。

表5　城市老人感到最困难的事（1999）　（％）

两次调查前后只相差7年，但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困难的人数下降了10.27％，经济困难的上升了10.42％，由1992年的第4位上升到第1位；为后代的困难担忧上升了3.94％，由1992年的第6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2位；生活上没人照料、家务劳动重、身体不好、孤独感在困难中的比例都下降了，尤其是住房困难下降的比例最大，达6.44个百分点。1992年最困难的前3位是：①住房困难；②身体不好；③生活上没人照料。1999年最困难的前三位是：①经济困难；②为后代的困难担忧；③身体不好。看来，社会的变迁对老年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城市老人对现代化的不适应还表现为对社会行为失范而产生的困惑、迷惘和焦虑。在新旧社会经济体制转换时期，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时常发生摩擦和冲撞。过去在人们心中的某些美好情感，正在社会中游离散失，某些长期培养起来的信念也正在丧失淡化。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使老年人产生困惑和迷惘。看到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2）高情感的需求与人际关系相对淡漠的矛盾。南京城市家庭结构调查反映，当前城市家庭中青年人与老年人同居率呈下降趋势，由于年轻人出国和人才流动的增多，近年来南京市老年空巢家庭显著增加。老年夫妻寂寞孤单，离不开与子女的情感维系。如果配偶去世，那将是最沉重的精神打击，更需要儿孙的支持和抚慰。1999年的一份南京市老年心理卫生状况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老年人呈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不可否认与衰老相伴毕竟是人生的一种“夕阳”景象。伴随着生理的衰老，老人们也感到了不可抵御的无奈、孤独、寂寞、担忧，甚至恐惧，有这样心态的城市老人几乎在20％以上。除了生理上的因素外，最明显看出的是老人们觉得自己无所事事或所做的事很无聊，感到生活无趣的老人占相当的比重，他们感到时间难打发，活着没意思，这严重地影响了老人的身心健康，进而影响到老人的晚年生活。现代社会高技术发展亟须与高情感相平衡，脆弱的老年群体更需要高情感的精神慰藉。

（3）高龄化的发展与城市社区服务相对滞后的矛盾。中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发展迅速，2000年南京市人口老龄化比率已达到14％，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老年人口年龄结构日益高龄化，从1990—2050年，60—69岁的老年人口比重将从62.2％下降到47％，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则由37.8％上升到53％。高龄老人疾病增多，生活自理能力减退，需要更多的家庭和社区照顾。

尽管南京是我国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的先进地区，但与老年人大量增长的服务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居委会工作人员老化，头绪繁多，许多问题解决不了；社区医院设备简陋，医疗水平有待提高；群众社区意识淡薄，有事找单位解决；有不少地区的社区服务才刚刚起步，远远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迫切要求。以目前正在社区中兴起的可上门的社区医疗服务为例，28.36％的老人表示当然愿意接受他们的服务；45.45％的老人选择了如果价钱能接受服务又好，当然愿意；14.91％的老人表示不需要；8.91％回答不愿意。有73.81％的老人对这样的服务有需求。可以断言，社区医院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社区在老年人的养老过程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

3. 南京市老年人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改进预期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城市现代化、老龄化知识的宣传普及，南京城区已逐渐形成良好的有益于老年人生活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养老、敬老之风逐步深入人心，各级社区组织和各类社会成员都开始共同努力为老年人生活的改善提供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物质条件。在城市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和老年生活质量总体不断提高的基本前提下，21世纪初南京市老人生活形态还将在下列具体方面产生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变迁。

（1）城市经济实力继续增强，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日益扩大，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继续改观，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不断提高。南京市1987年建立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制度，至今，全市共有100万职工参加保险统筹，每年为29万退休人员发放退休金17.8亿元，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全，社会主义养老保障制度法规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的普及，老年人自我保障意识的增强和全民敬老意识的提高，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将会进一步提高。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量的增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假定，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也高速增长；在经济中速、低速增长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总量也中速、低速增长。因此，预测南京市民2001—2005年的消费总量，将分别显示为经济高速、中速、低速增长三种情况（王家新等，2000）。

由于缺乏南京市老年人口收入、消费的专项逐年统计数据，在今后的发展政策上也应将老年人口收入消费水平同全体居民作更进一步的协调同步规划，故本报告中用南京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平均预测数值来替代城市老人的消费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成分（见表6）。

表6　2001—2005年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预测值（1998年不变价）　单位：元/人

（2）在消费水平增长的同时，南京市老年人的消费结构将趋于合理化和向高层次发展。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老年人用于生活享受和个性发展方面的消费将有所提高。据测算，“十五”期间，南京市民消费形态将处于“国际标准”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过渡阶段，预计恩格尔系数约为40％左右。从全市范围看，食品、衣着的消费支出比重将大幅下降，而文教、娱乐、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将有很大上升。

根据消费水平和消费热点变迁规律，2002—2005年间，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将全面进入以“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新的消费革命形成，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在新一轮消费革命中，“住与行”将成为城市老年居民追求的消费热点。“住”的消费升级主要表现为扩大居住面积，提高住宅装修水平，增添家具厨卫设备，改善物业管理、小区环境等。“行”的消费升级具体包括老人对交通、通讯、旅游等方面的需求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老人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长，以适应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大趋势。未来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需求将是老龄产业中最重要的方面。老年人生活用品、家务劳动、饮食起居、学习、娱乐、看病吃药等，都需要城市老年生活服务市场予以满足。据预测，在未来的相关产业中，第一产业将出现为老年人饮食特需的农副产品；第二产业将出现老年人专用商品；第三产业会出现照料老年人生活的特殊行业；信息产业中还会出现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的服务。

（3）老年医疗保健条件日益改善，社区和家庭养老福利设施逐步完善。未来几年中，城市老年公寓和上门服务将更加普及，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服务更加方便，老年医疗保健产业将迅速壮大。由于南京人口寿命的日益增长，老年人中高龄人口比重不断加大，使老年慢性病患者增多，医疗服务需求上升，老年医疗保健用品市场扩大。进一步研究、开发这一市场，满足高龄老人的需求，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南京市现有80岁以上高龄老人近6万，大部分老年人有这样那样的疾病，他们迫切需要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就医疗服务来说，主要是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三大类。如对尚能自理老人的服务，对因病卧床老人提供的家庭护理，对健康老人提供的可以自助的辅助品等；同时，增设家庭病床、送医送药上门、组建急病传呼医疗队等方便老年人就医治病的医疗方式；发展社会护理场所和设施，如医疗康复站、卫生所、老年病科室、老年心理咨询站等，为老年人提供及时、方便、廉价的医疗护理服务，都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4）城市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将更重视精神生活的丰富完善。在闲暇中增加智力性活动，上老年大学、学书画、欣赏文学作品、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等等，都将促进老年人个性的发展。为此城市社区应针对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办并办好社区老年学校、老年文化站，出版知识性、趣味性的老年报刊和书籍；在娱乐方面，发展老年休养所、娱乐室、俱乐部，完善花鸟鱼虫、书法绘画、传统戏曲、打牌下棋等传统娱乐项目，开发安全、经济、舒适的老年旅游、老年玩具、老年娱乐健身场馆等新兴娱乐项目。同时要大力发展社区老人家庭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和老年人才市场，等等。

（5）新时期都市老年群体生活趋向开放性和经常性。越来越多的南京老年居民将在闲暇中不满于以往封闭的、被动性的生活，主动开展社会交往，将形成多种多样的老年俱乐部、老年活动中心；同时，文娱体育活动、集体旅游也将成为老年生活的热点；城市低龄老人将越来越多地参与社区建设、管理和再就业，以发挥余热，实现自身的价值。

五、结语

将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纳入制度建设领域，从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同步并相互促进，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工作思路——尽快研制、建立起与新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相辅相成的老年社会政策体系。

A. M. 吉耶马尔指出：“老龄化政策是减轻衰老的各种消极影响的必经之途。”法国老年学家帕伊亚也强调：“老年政策可能是社会政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终于承认这个目标的优先地位也许比某些耸人听闻的措施更能证明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和全社会的觉悟。”事实上，法国等老龄化先行国家的有关经验也已证明：劳动安排、成人教育、工资政策、家庭政策、医疗保健政策，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生活的质量”，也将改善“老年的质量”。

根据南京城市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趋向以及本次对南京老年人口生活消费水平、特征、问题的综合调查结论，我们认为以下5个方面的老年政策要素，应成为城市管理者和老年工作部门予以高度关注和及时推行的社会发展政策。1. 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大社区政策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度与管理职能，构建老年生活质量提高目标体系。2. 根据国民经济增长趋势，制订有关适时、适度提高老人低收入与低消费水准的政策，减缓乃至消灭城市老人的贫困化现象。必须结合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化，持续提高城市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期内应明显缩小老年人口收入与在业人口工资增长的幅度差距，在减缓社会分配差距的同时，让老年人口感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公正性。3. 改善社区文化环境，构建适应21世纪的、健康丰富而多元的城市老人生活方式。在社区文化繁荣和老年文化消费适度增长的同时，要及时进行老年人口消费方式的合理调整，正确处理社区中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与老人物质文化生活进步的互动关系，逐步提高老人晚年生活中的文化含量，促使各类居民闲暇生活及其社区文化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使用。4. 加强社区人力资源和中介组织建设，扩大老人社会参与度，发展老人生活互助与交往体系，促进城市老人的社会交往和群体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的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文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方案重点”中曾提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源是人本身。需要作出特别努力来推动那些与老年人最接近的人们参与其住房和环境的改善工作，并提供家务服务和照顾。应列入参与这一工作的各类人有：老年人的家属、社区青年志愿人员、身体好能参与协助他人的老年人”（“维也纳会议”文件，1983：157）。5. 进行制度与组织创新，构建以家庭养老、社区服务、社会志愿者行动为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老年生活照料系统。在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对策中，要将以上各项老年发展政策和制度创新相整合，其最终目的在于适应城市现代化和管理体制转型、适应老年化的加速趋势，尽快构建一个能确保老年生活水平增长有保障、老年生活方式改善有动力、老年生活质量提高可持续化的城市老年生活照料体系。

在城市老年生活照料体系建设中，必须以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建立尊重和维护老人合法权益的文化环境为精神动力，加强观念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观念，尊老养老已构成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意义在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要通过舆论环境的建立，促进社区意识凝聚化、和谐化，改善社区互动方式，促进社区文化建设，这是将尊老养老观念地方化的有效措施，是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观念文化、法制文化建设，以及对有中国特色老年照料体系建构的具体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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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勋、叶南客，199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家新等，2000，《城市居民消费对策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维也纳会议”文件，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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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生、高汉生等，《南京老年人消费心理调查初步报告》，江苏省老龄委员会编印：《银发市场的呼唤》。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志敏

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

原载《群众》2001年第9期
叶南客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对现时代人的发展有一段重要而精辟的论述：“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就是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宗旨所在，这一段话事实上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延伸，也是21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又一次弘扬。

人的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关注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归宿。从1843年到1890年近半个世纪中，马、恩经典作家对人的发展、人的前景一直是极为关注的，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例如：“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未来社会，“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代替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新的高级阶段的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未来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一系列论断告诉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是以此为神圣使命的。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其核心仍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我们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七一”讲话中又指出：“八十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根本利益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学说，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上得到弘扬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正成为伟大的实践。在不久前通过的国家和我省“十五计划纲要”中，都比以往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战略理念。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中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发展指标占到1/3以上，江苏更是将“富民强省”提到了作为全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的高度。富民，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使最广大的人民走上富裕之路，才能使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具备物质基础，才能使人的全面发展具备持续的动力。这也正符合了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论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富民强省”是21世纪江苏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蓝图中的突出主线，这既是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区域现代化战略实施的主题和最重要的核心目标。从社会发展战略主体层面上看，现阶段江苏人的全面发展战略至少应该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素质，既是人的发展的战略动力，又是全省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突出标志；其次，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当然也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基础；再次，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提高全体居民的思想境界，振奋精神，塑造与“三个代表”要求相吻合的价值观，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深层目标和思想保证。这三个层次战略并非是时间进度表上的“三步走”方案，而是体现了我们所认识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中三个相互配套的不同层面。事实上，这三个层次战略是需要同步施行的一体化方案。必须在人的发展战略上确立新思维，充分认识到：人的质量比其数量更加重要，良好的民众素质，无疑是社会现代化中最重要、最活跃、最具潜力的因素。当前，必须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从面对21世纪国际竞争严峻现实出发，确立“富民强省”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体化战略意识，进而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全面推进城乡居民素质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在“牢记党的宗旨，造福人民群众”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江苏全省的现代化。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杭邦华

21世纪中国城市的再生战略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叶南客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城市管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以形态更新、管理创新为基础，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为目的的现代城市再生战略，并对这一城市新发展战略的方式、原则和战略效益作了较系统的理论阐述。

关键词　城市再生战略；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发展效益

一、战略背景：新世纪挑战与城市聚落体系再生

跨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全面加快发展的时期，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构成了现代社区变迁的主导潮流。展望21世纪的城市发展，众多学者作出乐观的、多彩的预测，主要是：①在国内外城市交流增多的基础上，形成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和区域城市网络，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②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越来越大，用地与耕地的矛盾日益尖锐，解决办法在于掌握城市用地的客观规律，用规划方法控制和引导城市用地向正常发展。③城市消费档次出现多层次性，商业零售空间布局逐步向郊区扩展，但中心商业区仍然是城市影响范围最大的居民活动中心。④城市建筑愈将引起重视，现代人将高标准地设计与建设一批具有浓烈文化气息、风格雅致的城市建筑精品。⑤城市发展重点将由住宅建设问题的解决而转化为城市交通问题，进而城市用地结构将发生明显的改观。它表现为：工业与仓储等生产性用地比重将逐渐压缩至合理的比例，如15％—20％，从而适应生产活动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道路交通用地比重将有较大提高，达到20％—25％的合理比例，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小汽车进入部分城市家庭的现实需求，使城市行路难的局面有所改观；绿地比重亦有一定提高，达到15％左右的合理比例，以符合国家标准GBJ137—90中规定的城市人均绿地大于等于9平方米的指标。⑥信息化将推动城市体系进一步高级化，城市居民在下一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进一步高级化，我国城市文化环境将会有新的起色。⑦开发区将进一步改造提高，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更倾向于向实证主义方向发展。

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迫切要求我们的城市管理从战略理念到管理目标、路径选择均应发生较大的调整，以更加适应未来的挑战。为此，笔者提出当前的新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是体制的创新和环境形态的更新，实现由传统城镇聚落向现代化都市体系的“再生”。

“再生”意味着从近代工业中诞生出大量传统城镇，应该在现代化的洗礼下，实现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升级、空间结构的重组、城市文化的创新繁荣，进而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建立起一大批与东方文明相称、与国际化相应的新型都市群体。围绕这一新阶段的新目标，我们将城市再生战略作如下进一步的分解勾勒（如表1）：

表1　城市再生战略系统构造

在这一城市管理战略系统中，实现城市的“形态更新”与“管理创新”是基础方式，又是发展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新管理方式的必要手段和过程特征；“发展质量”是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效益标志，也是新管理战略的初级目标，这三个管理子系统运行的共同目标都是努力实现传统城市体制、格局及其形态的更新——城市再生。

二、战略方式：现代城市更新与创新

城市再生要求久已习惯了工业化和计划性运作的城市，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城市发展形态的整体“创造性转换”，其中带有基础性、动力性的战略方式就是城市布局、空间结构的现代化更新和城市管理机制、体制的现代化创新。

1. 城市更新体系与工作建议

这里讲的更新内涵包含了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乃至都市形象重塑的多重功能与目的，诸如，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社区公共设施和生活环境、增加住宅供应、消除城市管理死角、克服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更新城市机能、创造就业机会、改造政府财政结构、增加公共投资、振兴中心城市活力，促进公众参与管理，进而改善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形象等；城市更新战略因其广泛复杂的内容，必然还体现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方案、措施和社会行动，也构成了一个城市更新的战略系统（Urban Renewing System），这一战略可如表2所示：

表2　城市更新的战略系统

城市更新自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兴盛以来，已发生了一系列的演进和战略转变，主要表现为：①开始重视城市更新的社会经济意义、规划与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规划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与物质环境改善规划相结合，以此来构建综合的居住区更新规划。②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社会共识。这一思想逐渐被参与更新的各方所接受，今后的城市更新必然将更多地注重住房建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③城市更新的方式从大规模的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剧烈的推倒重建方式，转向小规模的、分阶段的，主要由社区自己组织的谨慎渐进式改善。④“人本主义”思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复萌，城市更新的影响与日俱增，城市更新更加注重人的尺度和人的需要，从大规模贫民窟消除转向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

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城市再生战略目标，结合国际上城市更新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亟须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及早研制不同地区类型的城市更新战略与政策，从而及时地提出与加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需要相适应的城区重建、整修复新或保存维护的对策措施。

其次，及时收集城市资料，建立完备的城市更新资料体系，这是选择更新区域和拟定更新计划的科学依据、工作前提。

第三，筹建城市更新的管理机构和资金筹集组织，为城市更新的启动作好物质准备。

第四，研制有关城市更新法规，开展舆论宣传，鼓励市民参与，为城市更新的顺利实施奠定社会和心理基础。

2. 城市管理创新策略

与城市再生战略相配套的城市管理创新，主要应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层面促进现代城市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进。城市管理者要率先转变发展观念，充分认识到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真正把管理方式转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和社区发展动力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当前亟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措施，确立并推进科技在我国城市再生中的主导战略。

（1）建立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各项城市建设重大决策的出台，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确实保证科技专家们的参与，逐步建立和完善专家决策咨询系统以及信息分析支撑系统。

（2）制定区域性政策法规。加强对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的组织实施，为城市标志性建设、重点工程建设、城市更新实践等提供管理的保障。

（3）出台有效的保障措施，鼓励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自组人才，进行社区自治及社区教育，推进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的繁荣。

（4）创建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人才是城市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因而建立一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完善和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从现代化的需要来看，我国不少城市管理体制仍存在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大组织创新的力度，在多级体制、机制的管理优化中实施城市再生和创新方案：为此，我们建议：

①根据城市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发展的跨世纪战略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合理配置城市资源，改善现有管理体制格局，以进一步满足城市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②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组织资源，鼓励跨地区、跨行业部门发展全体合作，加强不同城市之间、部门之间、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与海外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交往合作，从而促进我们的“科教兴市战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汇入全球高科技时代的洪流。

③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积极推动社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鼓励省属以及各市县管理机构各部门主动推广自己的社区形象、科研产品，积极发展各类管理和服务中介、技术咨询、企业诊断服务等产业；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技术市场，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城市机体的灵活性与自组性，解决城市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加快推进传统城区的再生性发展。

三、战略原则：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再生作为推进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战略思路绝非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它的实施也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原则，真正做到以“可持续性”为该战略的过程特征。因而，我们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城市再生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社区持续进步日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在197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温哥华人类住区宣言》中便提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是每个人类住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即首先是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房、洁净水、就业、卫生、教育、培训、社会安全等的基本需要。由此可见，我们所着力推进的城市发展不仅仅指区域的整体规划、资源开发以及城市公共管理和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等，它还包含一个内在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深层次目标。

从城市可持续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无疑也是城市再生的主导和动力因素，新型建材的产生、电脑的普及，还有医疗技术的提高等，无不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针对在城市新管理战略中的主导地位，除了做好生态规划、生态维护和生态再造等管理之外，当前还亟须落实好一系列的管理行动创新。

这里说的行动创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迅速地将“科技兴市”战略贯彻落实到各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案之中；二是行动中坚持以城市区内各要素优化组合、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体现改革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当前着力采取的主要创新行动方案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尽快制定城市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制定近期及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规划中应突出重点，坚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2. 结合管理体制改革，科学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存在的郊区包围市区的行政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严重制约着城市经济发展：通常的调整办法是取消郊区建制，按照有利于经济联系和城乡一体化原则，引导郊区走向城市管理，将环形郊区解体，形成放射状的空间格局，这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首先，要努力持续地提高地方财政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每个投入份额应有硬性规定；其次，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城区内各个企业甚至个人增加对科技的经费投入；再次，要采取措施，积极吸收国内外的科技贷款，推进本市区的科技进步；同时要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

世界银行在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期间，散发了一份题为《建设21世纪的适于居住城市》的报告，提出现代城市只有适于可持续居住才能发展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基本出发点是可持续性既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只有适于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良好的城市，才能吸引外来的资金与项目，也才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四、战略效益：现代城市的发展质量

如同生态质量、生活质量日益受人重视一样，城市发展质量也受到城市管理者和各个居民的重视与认同。作为一项新的管理理念，城市发展质量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社区文明进步，它更加注重城市社区人与都市生态、生物圈各项要素的协调发展。因此发展质量既是城市再生战略的管理核心因素，又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基础，是城市再生战略实施评估的效益标志。

《美国城市文化》刊物在研究未来50年环境与变化时，曾经对全球16个著名城市进行“城市宜人程度”的评估，共列出23个项目，分别进行评分。归纳起来可分为如下几类：

1. 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其利用。包括有美丽的江河湖海等，大的公园（公园群），树丛，富有魅力的景观，洁净的空气，非常适宜的气温条件等等。

2. 良好的人工建设。有杰出的建筑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道系统，美丽的广场（广场群），艺术的街道、喷泉等。

3. 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有杰出的博物馆，负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历史遗迹，多种图书馆，美好的音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和街道艺术等。

4. 可以满足多种游憩需求的大游乐场，多样化的邻里，提供的生态质量和生活质量等：上述各项标准的划分，未必完善与科学，但它却从发展质量的视角，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即在当今世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逐中，城市宜人化形象和发展质量也应成为城市增强竞争力、走向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总体来说，当代城市发展质量公认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①具有高效益的转换关系，该系统的有效运行以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各产业的发展深度为基础。②形成高效率的流转系统。以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为骨架，为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流的畅通创造条件，加速各流的有序运转，减少或控制经济损耗和对城市的污染。③提供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高效、安全、健康的公共文化环境。适度的人口规模与城市规模，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执行高效的管理功能。④构筑多功能、立体化的绿色系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调节城市温度、空气，美化城市景观和提供娱乐、休憩场所的功能；⑤必须具备一个高文明的人文环境系统。应具有发达的教育体系以提高人口素质。它既是一个智力支持系统，又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动力系统。成年人受教育的程度至少在高中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0％—60％。应具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井然的社会秩序、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先进的医疗设施、和谐的社区人文环境和方便的服务网络。

为了接近这些主要标准，不断提高我国各类城市的发展质量，我们认为必须在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确立科学的发展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各项关系，以促进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质量各要素的协调发展。

首先要处理好当前工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21世纪初既是我国城市完成“十五”计划的关键时刻，又是从小康向现代化目标过渡的转折年代：抓城市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要做到现实工作重点和中长战略的配套协调。近期工作必须兼顾长远利益、综合效益，各项管理活动都应有目标、有思路、有项目、有机制、有建设、有落实；管理进度要同全市的各项工作进度基本同步，略有提前。

其次，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城市改革步入攻坚时刻，必须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群众的合法利益，通过社会稳定来维护政治稳定。

第三，要处理好城市建设重点突破与城市管理全面推进的关系。要以点上的突破带动全面的推进：一是以建成或基本建成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突破，推进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以城市管理和环境建设的工作重点为突破，推进城市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三是以公用事业的扭亏为突破，推进全系统行业改革、企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四是以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为突破，推动整个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科技含量的提高、发展后劲的增强。提高工作效益和质量，实现城市管理水平的现代化。

第四，处理好城市政府管理机构与社区基层组织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作风，通过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确保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城市管理目标。

第五，要处理好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节约合理使用的关系。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城市的近期发展布局仍将继续“向单中心形态发展，由内向外‘摊大饼’式的圈层结构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然而我国又是个土地资源极为珍贵的国家，因而提高城市土地的空间使用效益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内容。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要变“土地双轨制”为“单轨制”，将生产经营性的划拨土地纳入有偿使用的轨道，盘活城市存量土地。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行土地使用“单轨制”，对企业转制、避免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市形态更新、体制更新及其发展质量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扈海鹂

新生活方式　新文化整合　新城市主义

原载《市场周刊（扬子楼市）》2002年第10期
叶南客

新白领与河西新生活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社会学长期比较关注的话题。过去大家感觉河西像个碎片，东挖一块西挖一块，你一种风格，我一种风格，没有统一规划，因此河西新生活讨论对于此地区碎片的整合与重组很有益处，也与市政府的发展思路相吻合。

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形成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白领阶层，但河西居住的部分人群的确是准白领阶层，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职业、修养、收入和社会地位来判断，其中修养包括教育背景，其收入水平则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5倍到3倍以上。白领的特点体现在学习化、多样化、集群化、流动化四个“化”上。学习化指白领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闲暇生活中花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在上海统计显示有98.2％的白领习惯于这样。多样化表现在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集群化则表现在社交上，白领的社交圈与社交距离都远远大于其他阶层，他们除了上网外，最喜欢的便是旅游、聊天，参与俱乐部的交往。流动化指白领搬家比较频繁，因为其职业流动性大，生活模式的创新也大，呈现出总是流动着的生活形态。

南京河西的发展显然非常适合都市新白领的这些特点。所以我认为，河西新生活的标准有四条，一是理性生活，白领的消费行为、社交行为比较理性；二是优雅生活，根据统计，恩格尔系数降到40％以下，人们生活水平将呈现上升态势，文化空间越来越大，优雅程度也越来越高；三是舒适生活，这是人们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后的必然要求；四是设计生活，即有目的地创造生活，其中白领是设计生活的主体。“新生活”的发展应该融入“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的过程中，河西居民在追求理性、优雅、舒适的生活后，应该再设计生活，提升生活质量。这四种生活实现后，河西还应打造“生活品位”与“品味生活”的概念，生活品位是对生活的追求，品味生活则包含享受生活、理解生活与设计生活，这也是一个由生存到发展再到享受的过程。

建构第三空间，催生新城市文化

河西的主要居住人群中除了白领，还有两大类居住人群：公务员（中高级公务员）和高级专家学者。这三大类人群的社会地位都属于中上层次，文化与科技素质含量高，比之南京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都要高出一筹。这样的几类人群在河西大社区中生活，就不仅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度，交通上的便捷性，而且更重视精神生活质量。公务员也好，白领也罢，都比较注重社会印象以及社会评价，我们说南京城市存在着“东富西贵”的社会总体印象评价，或者说“东生态西文化”的总体印象，这在河西的居住者构成上就有一定的体现。居住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看重，将会推动开发企业品牌建设的加快进行，文化型的社区及组团将日益增多。

由于河西的居住者具有高知、中高收入水平的特征，河西人群的交往半径比一般市民的要大，通常是6到10人的交往圈。像河西有不少省一流作家文人、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半径比一般人的大。这样，我们就应该营造更多的社会交往空间、群体活动场所，这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称为“第三空间”，也就是非正式交往空间，是在家庭单位或者说工作场所之外的一个闲适空间。在河西居住的三种群体，可以说对这个“第三空间”的需要是最迫切的。现在有很多大型住宅小区已经在建“会所”、业主俱乐部，这是一件好事，适应了人们对闲暇生活日益重视的趋势，自组织群体的兴起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历史上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等学派其实都是在一些“沙龙”“聚会”当中催生的，如果我们在河西有更多的机会举办一些“作家沙龙”“艺术家沙龙”，也许能够催生更多的城市文化作品的产生。在河西下一步发展当中，房地产开发带动物质层面的全面发展，文化产业也应该不断成长，修建各类设施，包括体育健身设施，精神消费、商业、服务场所等。听说河西要建一座大型“书城”，这样的好事情应该再多一点。

基于河西居住群体的总体特征，我想能否从“新生活方式、新文化整合、新城市主义”这三“新”来归纳河西的新生活。新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白领也好，金领也好，高级知识分子也好，确实是后工业化时代后人类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设计者与示范者。新文化整合包括教育文化、历史传统文化、体育文化的整合，形成我市“东生态、西文化、南新城、北跨江”的房产态势。而新城市主义最早在美国兴起，要求在房产开发过程中，都市更新后城市资源与个性化的结合，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价值与理念，甚至要求牺牲房产开发商的部分利益来满足大众的利益。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够主动地融入河西整个板块发展中，来领导河西的组团，倒是符合新城市主义的要求的。

求新求变，中青年居住群体推动新住宅建设

河西的三大类居住群体的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高，他们在居住需求上的求新求变性也远比一般的社会群体更为突出。正因为此，他们无论是对住宅区的整体规划、建筑风格，还是对景观建设，小品、小景观建造都体现出个性化追求的特色。目前的河西新住宅区建设也逐步呈现出这方面的特色，文化含量高的住宅区日益增多。求新求变之中，尤其是要有文化个性，比如可以着重塑造江河文化、水文化，像在河西南部区域，有较强的民俗至今仍很鲜活地存在着，而宝船厂遗址等众多文化遗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挖掘。即将建设的奥体中心等小板块，也应该有各自的文化内涵、文化风格。

河西的居住群体从年龄层面来看，也比总体社会平均年龄更低。以中青年为主的居住群体，对生活的变化性、动感性，建筑与房产的动态节奏表现上也有较强的追求。在当前信息化和个性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体现成就感、个性化、新奇性，变化多样的、轻快的住宅风格将受到这部分群体的青睐，那些老式的住宅肯定会被冷落。新成长的一代人对生活有更新的内涵要求，青年人对运动、绿色的青睐，在住宅各方面都会有所体现，包括基本的景观、道路服务设施，学校、书店等等配套设施等方面，又将有一致性的要求。

正视问题，用“新城市主义”联手走出可持续之路

新河西的居住群体和他们的居住需求都有了时代特色，然而对这种新变化的适应却还难以令人满意，目前的河西开发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忧虑的问题。第一大问题是，规划者缺乏我们所谈到的这些认识，对河西居住群体的特点并没有切实关注，而仅仅是从城市建设角度，也就是从建设“新城区”的角度来进行开发。规划应该讲“以人为本”，如果真正立足于现有河西居住群体，首先应该是尊重人们的消费生活需要，然后是生活方式的追求，第三层面是进入小康后的现代化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第二个问题就是河西的总体开发是一种“碎片式”的格局，虽然有一个大的市场，却是小片的，各自为政的操作方法。不管是典雅居还是金陵名人居等片区的开发，都有自主规划整体性差，对总体的风格控制力度弱的问题。

不管单个住宅项目是主打江河文化或者是秦淮文化，从单体上看都有合理性，然而在总体上就缺乏对河西新人群生活方式的有效把握。在河西文化形象、社会文化资源整合及互动方面都非常薄弱。

河西居民自身没有形成整体，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表现、意愿表达还不是很强烈，这是第三个主要问题。现有的居住要求似乎还主要停留在小区内的车位预留、排污等方面，以质量、物质层面的要求为重，忽略了对景观、环境和文化层面的追求意愿表达。在美国前不久一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当中，当地居民已经提出“参与社区文化开发”的主张，表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深层次参与意识。现在我们将大西部作为“文化新边疆”进行开发，对河西我们也可以作类似的“新江河”文化区域、“亚中心”来加以建设。而居住群体的整体素质的整合，总体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参与行为层面的有效拓展，对这种新型建设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目前的河西从硬件上看，缺乏大型的、品牌化的标志性工程建筑，这方面有些落后于城东甚至是江宁的开发。河西的后续开发应该是倡导开发商之间的联手打造，做出高规划起点、有区域性影响辐射力、远效应的精品住宅小区，尤其是在居住人群文化含量高的优势基础上，提升楼盘的文化含量，河西的现有开发商自身文化素质其实并不差，从这点来看河西的未来肯定是美好的。在我们的居住群体有主动的参与意识，对社区建设有融入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开发商要具备“新城市主义”的理论认知高度，进行联手开发，要有一定的代价意识和较强的责任意识。这样，可持续发展和开发才能得以形成。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原载《天府新论》2003年第3期
叶南客

［摘要］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关键词］　文化现代化；文化递进；文化转型

［作者］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13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更深层次的变迁，而且也是社会变迁中内容最丰富、过程最艰巨、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尽管当代学者也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多数文化与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统一性”，但他们还是强调：“对社会学家来说，一种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文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政治、经济等一起促进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而且文化本身便是社会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土壤与最重要的氛围。

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演进轨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绵延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国门洞开，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逐渐渗入到中国社会，传统开始走向式微。然而，人们在封建社会的解体中仍然充满了对传统的留恋和对新文明因素的恐惧。沉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仅使中国现代化的步履滞重而缓慢，而且使早期的现代化历程充满困惑。正像国外现代化专家所揭示的：“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基本同步，肇端于19世纪50年代，大发展于20世纪末，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变革可用“困惑、冲突、启蒙、探索”加以概括，这期间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失败。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对外来文化开始接触的时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观念复活，承认在器物上比不上西洋，并采取以“制器为先”策略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从而产生了“师夷长技”和以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化的进步和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办企业就能富国强兵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十分肤浅的。但在当时，它却无疑是冲破闭关锁国的第一条裂缝。从狭义的文化进步的观念看，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乃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业绩。为了外务之需，19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语学堂，即同文馆。近代军事工业创办以后，洋务派出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需要，在同文馆又增加了天文和算学内容，各个地方设立的学堂也主要以科学技术为教育内容。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兴办了20多所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学堂，同时还派遣了约200名学生去欧美留学，以便更全面地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近代教育事业的建设，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如严复之类的现代性文化人才，并在事实上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下一阶段中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废除禁锢人类智慧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次的时期。中日甲午海战，在中方饱尝失败的耻辱痛苦之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国第一轮现代化启动的失败。从一般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在物质层面或器物层面上最易达成，尤其在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仅仅推进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前者终究难以成功，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沃拉提出“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这是颇有见地的，这和当时中国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的观点一致。早期维新派人士已初步认识到阻滞中国进步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传统制度，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强调：“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这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是大相径庭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们鼓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严复大倡民权、自由，痛斥“侵人自由者，斯为逆，贼人道”。在文化教育上，维新派人士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勇气，对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抨击，也同时对僵化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八股取士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者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百日维新运动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将中国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尽管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启蒙却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时代，也是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激烈、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使共和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然而一年之后的专制政治的复辟和传统文化回潮又将一代国民推向了幻灭的困境。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从1915年到1920年左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首的一批激进民主派人物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着重批判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指出它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这些新文化闯将们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坚决批判旧的制度、思想、道德、文化，并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启蒙运动将现代化推进到了文化观念的层次，表明新一代人已注意到了现代化更深层的内容和意义。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所体会到的：“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包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仅止于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只有学习了西方近代的文化和价值观，才算是学习彻底了。这的确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精辟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1920年以后，中国文化变革最值得记载的大事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播种发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以较之前人更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对陈腐传统和专制统治“横扫千军如卷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时代。

第四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开始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化，并历经重大人为挫折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化领域一个重大的转折便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阶段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为指导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分析了国力、国情，盲目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动乱中既无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遗失了优秀的传统，70年代走出来的青年人有不少成了无信念的精神流浪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现了倒退和迷失。

第五个阶段是从文革结束至今。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重新补课，在文化冲突中重新整合，从而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辉煌时期。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又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有理性地、理直气壮地正视自己的传统和所面临的现实。80年代的对外开放实质上是中国又一次主动地打开了国门；这一期间中国的文化热、人学热，实际上也是在补五四文化启蒙这门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事实上是对国民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和新的整合。这一阶段至今远未结束，加入WTO后的中国文化开放将比以往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基础上，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协调同步的；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文化现代化的三层面转型机理

文化现代化的变迁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数千年来尽管人类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文化本身的界定却从未有过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着文化问题。文化的内涵范围大到可与文明概念交替使用，小到只反映一个地区和人群的文化水平，似乎文化发展只是文化局、教育局的分内之事。笔者试图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即文化传递、文化运行和文化创新，这三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急剧的过渡转型。

文化传递主要是教育和传播，两者一个重在传递知识、规范，一个重在传递信息、理念和生活方式。前者传递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后者则面向每一个社会成员。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交涉逐渐展开，国人开始注意西学，并逐步过渡到引进西式教育。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郑观应等较早提出了采西学、设学馆的主张。随后20年间由于洋务新政的推行和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教会学堂得到了大发展，到1892年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中共设立600多所天主教会学校，学生近1.1万人。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止了科举制，结束了长达1300年之久早已僵化了的育才体制，同时成立了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以推广现代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增长是教育现代化量的扩展，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还体现于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教育观的转变。即从读书旨在少数人的功名利禄转向全民教育、人尽其才，如孙中山所言“人无贵贱皆奋于学”；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20世纪初中国仿照日本学制，拟定了部类齐全、梯次完备、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与实用教育相并重发展；三是教育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完善。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本土化的社会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综合教育。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又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已形成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较完善合理的社会教育体系，教育的目的更明确地指向培育现代化的一代新人。特别是“教育现代化工程”，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

大众传播业的兴起，既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其重要构件。梁启超在1902年便曾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的评价。近代中国的传播媒介，早期主要是传送印刷符号的书报，1890至1920年间，传播音像的电子机械媒介如广播、电影，相继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但报刊的作用仍最为突出，许多风行一时的文章译著往往先载于报刊，如梁启超的《新民论丛》、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对几代人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由于维新运动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推动，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传媒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面变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传播业的受众由过去的官吏为主转向社会公众为主，传播信息的内容来源也由官方转向社会各界和民间化。20世纪中期声像传播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业的兴起，迅速成为中国城乡传播的主要载体，不仅拓宽了全体国民的认知空间，而且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推动了文化与新生活方式的普及。20世纪末全国已有1000多座有线电视台，已有6000万户以上的家庭能收看到有线电视。这些都表明中国市民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电视时代”。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中国成年公民90％以上每天都与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传媒接触。现代大众传播对现代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影响，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文化运行主要体现为文化发展的主体——人的外在与内在文化要素的流变与积淀。通过观察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在人格的发展便可捕捉到近百年中国文化运行中的现代化特质。文化运行的外在因素可用近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的变革作代表。鸦片战争后欧美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加上国内社会经济变革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民情风俗、社会心态发生了飚转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与祖父辈所完全不同的新风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领域革命，在这时期的风俗革命中不仅革掉了男人头上的一条辫子，革去了妇女脚上的裹足布，而且许多其他的旧恶习也受到冲击，一些新风尚在20世纪初已普遍萌生，如妇女地位显著提高，女士参军参政首开风气，婚姻自由和男女平权呼声高涨，现代文明礼仪开始普及，人们的衣、食、住、行、乐和交际方式出现了洋化现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出现了新的革命，这次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迁更具有了理性的成分，现代中国人不仅要求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注重内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文化运行的内在表现主要是人们社会心态的变革和现代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形成。无论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和西方文化理论，还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论是梁启超以充沛激情写下的恢宏华章，还是谭嗣同博杂而晦涩的哲学观念，他们都在挣脱、冲决着封建文化的旧罗网，他们的理论和观念，为中国文化运行增添了新内容、新方法和新境界。及至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这一代革命者时，其社会心态又经历了更激进的变革，他们的思想已服膺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由他们倡导的新价值取向又培育了反封建和追求现代化的后一代人格，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WTO的进程中，新文化的因素大量萌发，人们的思维更趋自由、理智和多元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加面向未来，尊重主体、讲求效益和锐意创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运行的真实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两者的现代性成长和拓展确已构成开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局面的先导因素。中华民族是富于科学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优秀民族，历史上中国人在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哲学等方面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才使我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在现代化初期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科技事业进展缓慢，20世纪20至40年代中总共才培养了18万名大学毕业生，40年代末全国仅有40来个残缺不全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学技术状况也被人喻为“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走向健康发育的轨道，科技事业作为第一生产力被充分肯定，得到加速发展，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从1952年到1984年，我国科技队伍数量以年平均9.4％的速度增长，科技人员的数量增长了17.6倍，其中科研人员增长了40倍。在科研机构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科技情报、标准化、计量、专利等科技服务系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许多部门还建立了诸如发展战略与政策、系统分析、预测与评价、技术经济、科技管理、企业策划、咨询等“软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生物科学、农业科技、高能物理、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起了很大作用，使不少方面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是一个极其活跃、极富创新性质的文化因子，近百年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及其现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确实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新时期中国的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科技和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和标志。

科技发展是生产力和物质文化领域中的创新因素，文学艺术则是社会人文领域和大众精神生活中的创新因素，它们都是不可忽视的现代文明的发展要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文学艺术迸发出第一道璀璨的现代化之光，白话文运动、诗词戏剧的革命、现代文学的崛起、传统剧种的更新发展共同促成了早期文艺现代化的高潮，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当时的文化名人在8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着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深入人心，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度繁荣，但不久便被一场人为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所摧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文化艺术又出现了繁花似锦的趋势。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正呈现出四点特征：（1）国际化。中国文化正逐步和世界文化接轨，一方面是各种外来文化更快、更多地引进、渗透到国内；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大踏步地走向国际。特别是在加入WTO的进程中，国际时尚文化的潮涨潮落也同步引发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一次次波动。（2）多元化。在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中，迎合各阶层所需，由各阶层人所创造的亚文化大量涌现，如青年文化、老人文化、军营文化、企业文化、妇女文化、社区文化等正层出不穷、迅速生长，形成多元共荣的新格局。（3）商业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严肃文艺和高雅文艺地位下沉，而通俗文艺、商业文化正如日中天。当前文艺商业化取向日趋突出，一方面是大批文化人“下海”弄潮试图“以文养文”，一方面是文商联姻以商养文，以文饰商。这一现象为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课题。（4）大众化。在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中，文学艺术的崭新景观便是通俗流行，为大众所共享、大众所共创。当代追星族的崛起，电视连续剧的繁荣，名牌广告家喻户晓，点歌热兴起和“新写实小说”的流行，这一切都是大众文艺的标志性产物，与此相联系的是高雅文化创作乏力、深层文化积淀稀少，导致了文化浅层化的普遍趋势。回顾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历程，中国文艺领域的上述迹象的确也具有文化向现代性转型中的共性特征。

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与人文重建

我国文化的早期激变并非仅是传统文化内在裂变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大过渡时代社会经济的剧烈震动，不论是维新运动还是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变迁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革相呼应，从而构成社会整体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文化现代化中尽管出现了传统的断裂和新价值取向的迷失，但这毕竟不是持久的，在时代前进的每一步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心态、教育、科技和文艺发展都在寻求着认同和协调。

在肯定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假说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确实也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多重悖论，存在与现代化取向所不一致的多种困惑乃至较严重的过渡性阵痛。我国学者曾系统概括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多重悖论，即：悖论之一：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在这一文化中，恰恰又缺乏个人的地位。悖论之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急需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又必须从理论上遏制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悖论之三：当代中国文化在理论上是反实用主义的，但在实践上却顽强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悖论之四：当代中国文化从意识的层面上看，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但从无意识的层面上看，又常常与传统认同，不自主地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这几点悖论不仅事实上存在着，而且也正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难点。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在于人格的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人文因素的发育完善。然而在目前重物轻人的倾向不时抬头，健全人格的问题不仅为大众所茫然，也未引起文化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的时候，中国文化在现实运行中确有重实用轻理论，重传统和权威、轻创新和理性的现象，这些都是和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它将导致人们在行为上含糊失范、重蹈覆辙，致使现代化之路更加曲折、漫长、误区重重。

在中国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早已存在的症结已从一种文化隐患升浮为成长中的恶疾，即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它的表现是多层次的，首先是人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继而表现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匮乏。它在表层体现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单一乏味和浅层次消费，在深层却是现代人精神支柱的缺失。人们在社会转型中没有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实的社会环境又使人淡化了信念、信仰。在商潮滚滚中，青春期的浪漫情怀一次次幻灭，人的发展和人生目标日渐显得可有可无、若有若无……这一恶疾抑制了现代人格的健康成长，导致了“糟践自己与潇洒贬值”“玩迷信”、既感到“累”又处处寻求“刺激”等一系列“世纪末”心态出现。同时，这一恶疾也构成前述的文化转型中若干悖论成立的深刻原因，正是人们信念的迷失，大众行为短期化，导致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导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流行；并且也正是“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成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化变迁中，我们要肯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方面，维护其正在生长着的新因素。同时，也应正视变革中的文化冲突，努力克服和减少其负面效应。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要对新旧文化有个正确的估价和积极的扬弃。传统文化并不能被全盘否定，它们的希望或出路，在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在于能否启示新文化的建立。新文化的建立，当务之急是要强化文化主体的建设——现代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充实振奋。要在发展每个人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促进人的个性的丰富和完善。在此，我们非常赞同美籍华裔文化学者林毓生教授的期盼：“人性最大的光辉是：我们有天生的道德资质，以及在思想上经由反省而能自我改进的理智能力。今后中国有识之士，必须以这两种内在资源为基础，从认清我们自己特殊而具体的重大问题出发，重建中国的人文。”

中国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拍击下亟需更多的创新性，从中派生出能够有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时代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所面临的背景是多重的，诸如：经济变革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要求培育出有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政治变革中从权威型结构、家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要求培育具有现代法制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人文精神；社区结构转型中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将消除长期遗留下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要求塑造新一代开放型、平民型、公民型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转型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分化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途径，也要求培育现代人与人相应的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新人文精神。为此，我们亟须根据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继往开来，创造出面向21世纪的全新文化形态，其中既包括由新型的人际关系、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等组成的新民风民俗，也包括要构筑能展现各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文化情趣、艺术水准的文化设施和人文景观。

我国21世纪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勇于奉献、勤奋节俭等民族精神的精华；积极确立和发扬公平竞争、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等现代理念；通过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社会动员，宣传确立以祖国兴盛为己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全民族共同价值目标。通过重塑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极大地焕发社会成员从事社会现代化大业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并且在改造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自身价值观的升华和人的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

《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江苏省文联创作研究部、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叶南客　颜玉凡

【摘要】　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党和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的焦点问题。它是在尊重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机会均等与条件均等，其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还存在诸多问题及困境，因此，我们应在渐进推进、需求导向、差异对待、多元供给等原则指导下，以为各地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目标，因地制宜地推进区域文化建设的现代化。

【关键词】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　文化整合

城乡文化整合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推进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其实质是城市和乡村文化的平等互动过程。而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城市文化日益强化，乡村文化不断衰落，农村文化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村民享受的公共文化权益远不及市民的丰富，城乡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种情况不利于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推进。因此，建立健全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公平权益，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城乡文化现代化、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实质与理论基础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出发点，以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系统的总称，其内容包括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服务格局、服务制度设计等，这些密切关联的诸多内容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体系。它既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又要满足公民的公共性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就是在公平原则和社会文化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在尊重文化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对所有公民的文化需求提供均等的产品与服务。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应以城镇和农村居民都可以方便、快捷地参加、享有文化活动及文化内容为目标，其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城乡居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是指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都应当具有同等资格获得公共文化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保障在同一原则下，每个公民都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到大体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机会均等是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均等化的前提。

第二，城乡居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条件均等。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不是服务供给的平均化，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果均等，其本质内涵表现为：服务平均化为单纯的等额分配，既不公平也无效率；而服务均等化侧重于条件均等，最后的结果可有一定差别，政府在提供服务时要有均等的制度安排，保证每个公民都拥有均等的公共文化权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群体内外部的协调发展，实现帕累托改善。

第三，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应尊重城乡居民的自由选择权。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并不是强制性地让城乡居民接受等样等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更不能搞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体制。这种均等化要求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框架内，政府供给应尊重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在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

（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

1. 公共产品理论

该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要求公共产品的生产必须有公共支出予以保证；经营管理必须由非营利组织承担。上述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想，要求政府承担起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 服务型政府和新公共服务理论

“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政府要逐步推进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导向”是服务型政府的服务模式，它要求政府应视公民为关怀对象，构建其与公民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以实现互动合作的公共管理新模式，进而使公共行政转向指导服务的职能，并以公民的需求为行为指南，使“公平性”“正义性”“民主性”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追求的目标，并将公民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标准。

3. 公民权利理论

文化权利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人权，它的满足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应着眼于保障公民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因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理论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直接支撑。

4. 公共选择理论

该理论主张打破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地位，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认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低效率问题的较佳途径。该理论认为应在加强政府责任的同时，在公共文化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范围，并提高效率。

5. 文化堕距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1922）提出了“文化堕距”（Culture Lag）概念，他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构成的，在文化的整体变迁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最快且往往会引起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随之发生变迁，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因此成为物质文化的适应文化。这种变迁速度的差异将会导致“文化堕距”现象，即旧的文化会出现在新的物质条件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优先发展城市的背景下的，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自然会出现城乡文化建设在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创新水平和消费能力上的“堕距”。虽然“文化堕距”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文化堕距”如果长期得不到弥合或缓解，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失调，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特征与意义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特征

1. 公有性、公益性和公平性

公有性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向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提供，并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享有。公益性是指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是纯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现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的根本属性。公平性要求城乡不同阶层居民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和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时，应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以及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

2. 基本性和多样性

基本性是指政府向公众提供的是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非所有的文化服务；满足的是公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而不是所有的文化需求；维护的是公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而不是所有的文化权益。而多样性则要求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种、层次、特色必须多样化，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3. 便利性和公众参与性

面向全体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是近距离的、容易获取的服务。这种便利性体现在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公共文化信息的采集利用、公共文化服务的手段、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时间等等方面。而公众参与性则是指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政府有责任保障所有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能够充分参与到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提供的各个环节中。这也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表现。

4. 目标的阶段性和发展的动态性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无论是在制度框架，还是在实际供给水平与收益水平等方面，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巨大差异。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发展、共存共荣。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过程，因此我国现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将是伴随我国现代化全过程的长期战略任务。具体来说，完成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完成最低目标，即“底线均等”，逐步缩小差距；第二个阶段则要完成平均目标，即“中位均等”；最后实现终极相等的目标，即达到“高位均衡”。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目标的实现应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保障体制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应当按照地域范围“由小及大”、实现水平“从低到高”、先易后难地稳步推进。

（二）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现实意义

1. 弥合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距，促进地区实现城乡文化和谐融合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理想的城市化过程应是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互融合，进而使更富品质格调的城市文化与富含传统特色的乡村文化共存共荣的和谐发展过程。因此，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弥合我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打造城市文化活力无限与乡村文明异彩纷呈的文化新格局的必要手段。但是多年来，我国文化建设普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农村文化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文化建设欠账大、问题多，农村文化资源文化设施建设严重匮乏，城乡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居民倾斜，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城乡居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因此，建立健全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公平权益，是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2. 贯彻落实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关键之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规划；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我国至2020年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指出“要重视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并要求将城市和乡村置于同一体系下，整体规划、整合资源，使城乡居民享受同等水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能够平等保障城乡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而强调要“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可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环节。而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向农村基层的延伸和覆盖，使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布局、合理配置、科学组合，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文化福利，实现城乡在文化政策上的一致、在文化资源上的互补、在文化权利上的平等、在文化发展上的互动，将推动城乡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关键举措。

3. 改善文化民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文化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衡量尺度，是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涵盖所有城乡，涉及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仅是重要的文化问题，更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均等化要求我国之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文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能否实现均等化，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公平公正。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还相当落后，远不能满足城乡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期待和要求。如果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基本文化权益得不到保障，就无法实现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更谈不上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现代文化知识武装农民头脑，以新文化培育新农民、以新农民建设新农村，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4.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制胜法宝

当前，我国城乡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需要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好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通过提供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着力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关爱人心、抚慰人心，增进群众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增加群众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激发群众对发展的热情和劲头，促进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把基层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和引导到改革发展上来，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显见，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优秀健康的先进文化促进情感的交流，形成人心思进、人心思齐、人心思稳的良好氛围，对化解城乡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思路

（一）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成果

江苏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发达省份，历来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该省坚持把构建完备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公共文化的设施建设、产品供给、服务方式、文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全国率先完成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达标建设任务，率先推进省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开放，率先实现农家书屋在行政村的全覆盖；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总数、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此外，江苏省在国家级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方面也推出了一批典型，率先走出了一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和谐建设之路。

1. 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如火如荼。江苏大剧院、盐城市图书馆新馆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场馆开工建设，泰州市图书馆和美术馆新馆正式建成。至2012年底，苏州市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和公益性文化设施面积分别达到0.25平方米和0.19平方米。基本实现市、县（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无锡市实现全市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99.229％；全省建成2684个社区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实现了城乡基层服务点的全覆盖。

2.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的创建顺利推进。江苏省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顺利通过国家督察组的中期验收，苏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以及江苏省“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总体督查指标优良率为100％。同时，连云港市“社区文化标准化建设”和南通市“环濠河博物馆群建设”两个国家示范项目受到文化部的好评，张家港“网格化管理”经验得到了全国的肯定和赞扬。2个省辖市、10个县（市、区）和107个乡镇（街道）的省级示范区被现场命名挂牌。

3. 文化工程建设形成新合力。近年来，江苏省加强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建设力度，省文化厅会同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施方案，重点对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进行了有效整合。同时，继续深入开展“送书、送戏、送展览”下乡活动，2012年送书刊80万册、送戏下乡2800场、送展览45个。靖江市“农民工合唱团”和吴江市“区域文化联动”服务农民工两个服务项目被文化部表彰为2012年农民工文化服务示范项目。江苏省文化场馆免费开放不断深入，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和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率达到100％。

4. 城乡群众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江苏省成功举办了乡镇（街道）文化站站长技能大赛，充分展示了全省基层文化站长的风采，提高了他们的任职能力。各地充分利用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开展了一系列规模、影响较大的基层文化活动。各地在扶持和培育业余团队、文化志愿者队伍等方面有许多亮点和特色：淮安市通过组织群众业余文艺团队调演、业余文艺团队对抗赛、优秀业余文艺团队评选等活动，培育、壮大群众性优秀业余文艺团队；无锡市实施优秀群众业余文化团队小额资助，扶持群众特色团队建设，并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效机制。

（二）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思路

1. 基本原则

（1）渐进推进原则

政府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妥有序地增加服务内容，拓宽涵盖面。不能脱离财政能力，一味追求过高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应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文化的实际需求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各地方、各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合理布局，扎实推进，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需求导向与公民选择原则

在均等化进程中，应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第一信号”，把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满足人民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文化服务的供给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相适应，与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相适应，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它还要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融合，赋予并尊重人民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让人民群众被动地接受指定的公共文化服务。

（3）差异对待原则

政府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有差别地调配文化资源，有差异地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均等化绝非统一化，它强调“底线均等”，即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低标准、广覆盖”，而不是在底线上的整齐划一，它强调的是城乡之间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对均衡，不是绝对均等。要正确把握“普惠”和“倾斜”的关系，财政支出应在坚持“普惠”原则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向农村、基层、落后地区倾斜。

（4）多元供给原则

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者。在此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提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政府责任不应仅局限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直接供给，除了必要的财政投入和财力保障之外，它同样需要着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建设、政策设计、标准制定和多元供给主体的培育；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框架下，将政府的工作重点建立在为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同时，应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探索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在政府直接供给之外，努力探索公办民营、特许经营、服务外包、招标采购、合约出租、政府参股等多种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运用，缓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短缺状况。

2. 总体目标

根据江苏“十二五”规划和“两个率先”新内涵新标准，针对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特征和基本矛盾，江苏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目标应当是：率先构建共享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网络；各地城乡居民能够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重点提高乡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

3. 重点项目

（1）深入开展国家、省级公共文化示范区的创建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提出的要求，以完善网络均衡发展、共建共享、改善服务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力争创建1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1～2个示范项目，命名1个省辖市、10个县（市、区）、100个乡镇（街道）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

（2）积极推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至2013年底，苏南地区以及被命名为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的地区，要全部实行总分馆制；“十二五”期间，力争全省所有市、县、镇三级图书馆实行总分馆制；市、区、街道三级图书馆实行通借通还的“一卡通”服务。

（3）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从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高度，统一规划、统筹考虑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2013年全省所有城市街道文化中心和70％左右的乡镇文化站要按《标准》建成电子阅览室，有10个以上市中心达到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建设标准。

（4）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加大对基层地区的资源倾斜力度，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文化关怀，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继续开展“送书、送戏、送展览”下乡活动。继续开展“特色文化之乡、团队、家庭、标兵”评选命名活动，大力培育地方文化品牌。依托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力争在农村和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形成城乡互动、上下联动，促进群众文化活动体制化的有效机制。

（5）不断完善“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工作

一是要完善免费开放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二是要积极探索为社会弱势群体文化服务的有效方法，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重点增加对城乡困难人员、农民工等特殊人群的对象化服务。三是严格规范免费开放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四是建立相关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对其的绩效评估，制定科学、易行、可操作的免费开放工作绩效考核办法。

（6）积极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设计课题研究，各地文化部门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单位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课题予以扶持，为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区域间文化的率先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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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水平实证评价
——以南京为例

原载《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转载《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10期
叶南客，李惠芬

叶南客（1960—　），男，江苏涟水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南京市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文化发展潜力、文化保障、文化影响、文化创新实力的综合系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构建了城市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关键词　城市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现代化问题是一个牵涉甚广的研究课题，文化现代化则是其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现代化变革的层面之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核，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休戚相关。2013年5月，历时3年的江苏省《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终获国务院批复。这是继中关村科技园区、东湖高新区、张江高新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中国第五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江苏省第二个国家级战略。在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进程中，研究作为重要一极的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内涵及模型结构

由于文化没有统一的定义，文化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因此文化现代化的概念在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自现代化概念提出以来，各种现代化的理论中均有对文化现代化的描述，但各自对文化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过程说。如丹麦学者尼尔森等认为，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本质是个性化过程；文化现代化也是一种结构状态，一种新的文化结构状态。第二，维度说。如德国学者欧甘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维度，即现代化的艺术方法和意义维度、现代化意识形态维度和现代化的技术维度。第三，狭义现代化说。如赵伯乐认为，文化现代化特指狭义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和精神领域内，是与经济现代化并列的一个范畴。第四，转型说。如张静和周三胜认为，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中最艰难的文化转型，等等。

据此，本研究从狭义现代化的角度认为，所谓城市文化现代化是指与经济、社会、生态等并列的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在继承与弘扬民族的、全人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改造、发展，不断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特殊变迁过程［1］。它以文化制度、文化观念的变迁为引导，以文明要素的创新和传播为基础，依靠知识、设施、环境、制度等要素驱动城市文化追赶、达到和保持国内乃至世界前沿地位的互动过程。其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发展潜力、文化保障、文化影响、文化创新实力等基本理论构架（图1）。

图1　城市文化现代化系统结构

文化潜力反映了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增长性、可持续性，是城市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后劲；文化保障力是城市文化现代化存在与发展的载体；文化创新力是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动力因素；文化影响力是文化现代化的自我彰显能力。

二、城市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文化现代化指标选取的设计理念

任何一个测评体系，都是以其指标内涵为基础，遵循一定的设计理念，并建立在特定的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的，文化现代化也不例外。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单纯选用个别指标，不足以反映文化现代化的整体状态和水平，必须根据其本质含义、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指标可比的评价指标体系。它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通用性。文化现代化评价指标的设计，首要的立足点，就是要具有国际、国内对比功能。在指标选取上，要充分考虑到国际间的比较，选取与国际上通行的统计指标，尽可能注意与国际接轨，提高可比性。

第二，系统性。每一个系统都有复杂的多元参量组成。该指标体系将在时间上反映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向，在空间上反映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平衡性，在层次上反映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水平。

第三，相对性。文化现代化的指标选取，在数值上尽量采用相对值，尽可能不采用绝对值。这样既能反映实际情况，又便于比较优劣，查明薄弱环节。

（二）城市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创立

文化现代化评价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由于文化现代化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维度或视角出发，遵循不同的标准，选择一组指标构成文化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作为现代化研究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将文化现代化浓缩为几个关键指标，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课题。本研究在参照何传启《中国文化现代化报告2009》《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宁波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制定及评价》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文化现代化的内涵，遵循了系统性、层次性等原则，以“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选取了文化潜力、文化保障力、文化创新力、文化影响力等4个一级指标，文化素质智力化、文化设施现代化、文化产业创新化等7个二级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等17个指标为三级指标的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市文化指标体系①

注：①本研究中的人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根据常住人口计算而来；②考虑到现代化应跟国际接轨，而国际社会中文化消费是不涵盖教育费用的，故本研究中的文化消费指的是扣除了教育费用后的文教娱乐支出；③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中每百户文化耐用品拥有量主要指的是电脑；④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中万人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指的是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的总面积；⑤本研究中人均公共文化支出主要指政府对民众的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除以常住人口；⑥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研究中科技人员主要指的是专业技术人员；⑦由于年国际文化交流人数在统计年鉴中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本研究用入境游旅人次数来替代。

（三）城市文化现代化参考值的设定

本研究根据国际社会现代化的标准要求、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状况、国内主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现状，以及江苏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设定了基本现代化的参考值及2015年南京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值（表2），并据此对南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深圳、沈阳、武汉、苏州、无锡等城市的文化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评。

表2　城市文化现代化参考值和2015年预测值

（四）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度等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衡量。由于城市文化现代化衡量是一个较难的课题，而且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本研究采用了综合评价法，设定了综合评价模型，其关系式如下：

式中：j为指标编号；fij为第j个指标的指数；xj为第j个四级指标的实际值；xj为第j个四级指标的标杆值；f2为三级指标第s类指标的指数；n为第s类指标个数；依此类推，计算出二级指标的指数。z为文化现代化指数；ws为指标权重［2］。本研究中设定各项指标达标的最高分为1，即使指标已超过该项指标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水平，仍设定为1，综合评价值满分为100。

率先实现城市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较长时期“现代化”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衡量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找出薄弱环节，本研究根据文化现代化的综合指数，将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当综合指数z≥50时，为初步文化现代化；当综合指数z≥70时，为基本文化现代化；当z≥90时，为率先文化现代化。同样，对于各个指标，如果其达标率f≥50为初步达标；当达标率f≥70为基本达标；当达标率f≥90为全面达标［3］。总指数值愈高，城市文化现代化水平就愈高，反之愈低。并据此对南京及国内部分城市的文化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算。

考虑到文化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以及各指标反映这些本质特征的程度，本课题组采用德尔斐法（即专家调查法），对不同的指标给予了不同的权重。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2010年的统计年鉴及据此数据的测算。

三、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综合分析

（一）相关城市文化现代化进程比较

文化现代化的预测，不仅需要城市自身纵向的比较，还应通过与相关城市的横向比较，找出自身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差距，从而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为此，本研究将南京放置在了国内相关城市的网格中，对其文化现代化进行了评测。研究发现：

1. 文化现代化综合指数分层明显。研究发现，2009年，各市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状况分层明显，北京处于第一层面，已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广州、上海和深圳位于第二层面，处于基本实现文化现代化阶段，三者之间差距不大，与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阶段的差距也较小；杭州、南京是第三层面，杭州处于基本文化现代化阶段，但与同处于初步文化现代化的广州、上海、深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南京处于初步文化现代化阶段，要实现文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余城市属于第四层面。而且，文化现代化综合指数高的城市，其各二级指标的分值也较高；反之亦然，详见表3。

表3　相关城市文化现代化实现情况

2. 各市文化现代化指标均有强有弱，差异显著。文化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单一的指标不能说明一个城市的文化现代化水平。各城市由于自身的历史因素、发展定位等原因，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如北京的文化潜力和文化影响力很强，而文化创造力和文化保障力相对较弱；深圳的文化影响力很强，而文化潜力则很弱；南京也是如此，文化潜力是其强项，而文化影响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南京的文化现代化进程。

（二）南京文化现代化进程综合评价

1. 处于基本实现文化现代化阶段，与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目标有较大差距。研究发现，2009年，南京的文化现代化综合指数为60.4，根据前文设定的文化现代化阶段划分依据，目前南京尚处于基本实现文化现代化阶段。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要求综合指数大于等于90，南京目前的文化现代化综合指数与之差距较大。

而且，与北京（90.26）、上海（83.15）、广州（87.56）、深圳（82.04）等城市相比，南京的文化现代化水平与之也存在较大差距，要赶上它们实非易事。但南京与杭州的文化现代化水平差距较少，存在一定的赶超空间。省内城市苏州（58.61）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较为迅猛，与南京的差距很小，南京极易被其赶超。

2. 文化潜力是南京文化现代化的主要优势。研究发现，根据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对照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要求，2009年南京文化现代化中能够突出体现南京优势，在全省甚至全国形成示范的主要是文化潜力，文化潜力在相关城市中以81.25的高分排列第四，其具体的衡量指标有2项，分别为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公共图书占有量，它们均已超额完成了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参考值。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好基础，预计2015年能在实现文化现代化中能领先的主要是文化潜力和文化创造力，其中有8项指标预计能全面完成，它们分别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每百人文化耐用品拥有量、万人博物馆拥有率、人均公共图书占有量、科技人员比例、R&D占GDP比例（表4）。

表4　南京文化现代化2009年已完成与2015年预计完成的指标

3. 文化保障、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是制约南京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按照南京目前发展水平和“十二五”规划目标，对照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参考值，我们发现，文化保障力、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是制约南京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数据显示，与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要求相比，2009年，南京的文化保障力指数为56.78，在11个城市中位列第7，其具体的衡量指标万人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人均公共文化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的完成率仅分别为36.70％、27.07％和38.83％，文化创造力指数为62.85，在11个城市中位列第6，其具体的衡量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完成率分别为45.00％和20.00％；文化影响力指数为40.71，其具体的衡量指标入境游旅游人次数和人均国际旅游创汇的完成率分别为37.83％和43.60％，上述指标均处于尚未达到初级现代化的水平。根据预测，到2015年，万人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人均公共文化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入境游旅游人次数等5项指标也仅是处于初级现代化水平。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预计实现目标值有较大难度的指标

通过表5我们还发现，这些较难实现的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比如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直接决定了人均公共文化支出的水平和万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状况；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入境游旅游人次数与人均国际旅游创汇收入也存在着正相关性。因此，上述指标实现难度较大可以归因为南京现阶段的几大薄弱环节：一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较低；二是创新要素缺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城市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现代化的率先实现，短期看可以通过加大投入等来实现，但长期的发展则需要通过创新发展机制等来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南京要率先实现文化现代化，应完善创新政策，增强文化创新力；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力；注重城市文化品牌营销，提升南京文化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陈依元，王益澄. 宁波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制定及评价［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4）：12-17.

何传启. 中国文化现代化报告2009［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0.

哈尔滨市城乡规划局网. 哈尔滨市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EB/OL］.（2011—09—01）［2013—04—03］. http://www.upp.cn/view/ghwy/article/301540.html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原载《理论探索》2017年第5期　《新华文摘》2017年3期全文转载
叶南客

〔摘要〕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三社联动”　个体化　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关系变迁，其中个体化是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趋势。个体化变迁中，社会个体从传统的社会制度框架脱离，而日益基于自我选择重新建构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这深刻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与治理规则。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紧迫课题，“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深化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探索实践，如何在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下澄清其概念内涵、运行逻辑，对于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三社联动”的时代背景

（一）个体与社会呈现流变的动态关系

在社会个体化变迁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个体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意指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同步发生的“人的解放”过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机制作用下，个人从阶层、宗族、社区等传统、封闭、同质的地方共同体中解脱出来；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成为对自己负责、为自己作主的个体。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从四个维度阐释了社会的个体化变迁：去传统化，个体的制度化“脱嵌”与“再嵌入”，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1〕27-34。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与社会之间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在个体化语境下，个体根据自我需求进行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的建构，个体与社会处于流变的动态关系之中。

与西方社会类似，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变迁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伴生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作的种种努力，个体开始挣脱家庭、宗族社区等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而直接与革命运动与民族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这样，个体先走出“祖荫”，而后又嵌入“个体—党和国家”的轴线，与国家直接面对面〔2〕356。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从“总体性”到“个体化”的转变趋势〔3〕。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心基本同构，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不仅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个体的私人生活也必须在国家“给定”的有限空间里实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位制的衰弱、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的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纽带被逐渐撕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个体从先前的被国家所控制的状态中崛起，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个体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日渐呈现出松散、游离甚至背离的状态〔4〕。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首先，个体化变迁极大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随着个体化变迁的深入，个体日益基于自我中心和自身需求建构身份与社会认同，传统的权威日渐式微而失去对个体的整合力。具体而言，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实现对农村和城市基层秩序的管理；然而，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的式微，我国的基层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威真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整合愈发呈现出“有心无力”的状态。其次，个体化变迁使得社会个体出现严重分化。个体化变迁过程中，个体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机遇空前增加，且主要基于自我认同与自身需求决定个体定位。如此，原本受到同质性共同体制约的个体被分化成一个个有自身诉求的主体，极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与成本。

以往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探讨，而随着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体、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迁，“个体”无疑应该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的要素之一。本文着眼于“国家—社会—个体”这一多元结构的多边互动，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强国家”和崛起的“强个体”现实状况下，通过“三社联动”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国家对基层的渗透力、个体在基层的参与度，从而有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二）“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

“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5〕。笔者曾较早对国内各地“三社联动”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对“三社联动”的概念内涵、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进行过思考。回视笔者此前的思考及其他学者的既有研究，都普遍将“三社联动”定义为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社会工作者）三者之间的联动，并分别强调了“社区”的平台角色、“社区社会组织”的载体角色以及社工队伍的支撑角色。但随着个体化变迁的深入，仅从平台、载体和支撑属性来认知“三社联动”中各主体的内涵与联动机理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必须对其内涵进行拓展。

1. “三社联动”中“社区”的角色。在我国“三社联动”实践中，各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关系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维持了“一委一居一站一中心”的组织架构，在社区场域内存在多重复杂关系。因此社区的主体性意涵不仅只有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社区志愿者，甚至是所在地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包含在内〔6〕。因此，对于“社区”角色，应该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例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就注意到了“三社联动”中“社区”作为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的“双重代理人”的主体性特征，以及“社区”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合作互动的特定场域的平台性特征〔7〕。具言之，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主体代表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意指管辖某一地域空间的主体；社区服务中心等活动、服务平台代表了平台意义上的“社区”，是一个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除此之外，“社区”还具有生活、精神共同体的维度，这个层面上的“社区”具有整合社区内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功能。

2. “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学界对“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的载体角色有着普遍共识。但是，鉴于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等嵌入式“三社联动”模式仍是当前各地“三社联动”实践的主流，既有研究中往往将“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认定为具有合法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而并未正视法定意义以外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组织、整合功能。然而，在个体化社会中，极具主体性的个体虽然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嵌，但同时也会在新的组织结构中实现再嵌入。这些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维护居民个人权益、实现基层自我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突破对社会组织的单一狭隘理解，通过更广泛、更具动态性的社会组织来实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团体的重建，是理解“三社联动”内涵的应有之义。

3.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职业化本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发展背景。但是，通观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情况，由于现有的社会工作实践过于强调（西方意义上）所谓的社会工作专业性〔6〕，却未能很好地与长期从事基层社区工作、以街居干部为主体的社区工作队伍形成良好互动，以致当前由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和通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产生的社区工作者组成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这支队伍虽然能够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但是在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三社联动”作为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模式，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仅仅是提供专门化的社会服务，而应该同时具有较强的在地化能力，为社区内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整合作出应有贡献。

二、“三社联动”的运行逻辑

（一）“三社联动”的逻辑动因

1. “三社联动”的目标指向。关于此问题笔者曾作过如下思考：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各主体之间所建立的高效联动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相互配合、互为支持、共同推进和开展社会管理改革工作的新局面〔5〕。这一认知如果放在个体化发展趋势下“国家—社会—个体”的多元主体结构中进行检视，笔者认为其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多元主体虽然以“联动”的方式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但在更具象的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主体其实有着不同的诉求与目标指向：就社区内的居民个体而言，“三社联动”的意义在于实现社区福利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而言，其目标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永续发展；而社区由于其具有多重属性，其目标主要包括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内部的团结与整合，并通过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保证内部秩序的和谐稳定。基于此目标指向，有学者也将“三社联动”定义为“在政社分工与团结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外在机制，激发社会活力（以‘三社’为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目标过程”〔6〕。

2. “三社联动”的内外动力。在“三社联动”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内部需求和政府、社会等外力作用下，各主体间互相咬合、紧密联系、优势互补，共同实现“三社联动”系统的运转。首先，社区需求是带动“三社联动”系统运转的内部动力。社区需求来源于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诉求，是社区居民的意志与愿景的体现。社区居民通过个人或其他自治组织将意见、诉求反映到社区居委会，并通过居委会将不同个体、群体的诉求上升为社区的集体需求；居委会根据社区需求的具体情况，选择专业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介入并提供服务，并通过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持，由此形成最典型的内生型“三社联动”模式。由于在现实的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中，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主体都是处于社区场域；同时，社区是聚居在特定空间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多重属性决定社区成了“三社联动”系统中最重要的主体，它既整合着社区居民的诉求，同时也传递着国家（政府）的要求。

其次，国家（政府）和社会是“三社联动”的外部机构进驻社区的嵌入式“三社联动”模式，是当前我国“三社联动”实践探索的主流。国家（政府）虽然不是“三社联动”的主体之一，但是，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国家（政府）作为“三社联动”的外部支持，一直为“三社联动”提供资金保障、政策支持、专业人才等。社会组织的先进理念与目标也是带动“三社联动”系统运转的外在推力，且常见于“理念践行型‘三社联动’模式”。因为理念践行型联动的价值理念一般源自专业社会组织的倡导，甚至是国际组织对社区的援助与试点工作〔8〕，其中大量高层次优秀的社会志愿服务人员，通过开展各种志愿服务和专业服务活动，对增强社区内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具有引导和榜样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它们作为外部推力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为系统运转提供动力，它们往往在系统运转的初期提供启动力，系统后续运转的动力取决于外部的动力能否有效激发社区内部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就对初期介入的社会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仅要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更要通过有效的在地化，促进社区内部各主体的整合、互动与合作（见图1）。

图1　“三社联动”的内外动力

（二）“三社联动”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探索，具有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上海、广州、南京、嘉兴、苏州等地先后开展过“三社联动”试点，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典型经验〔9〕。梳理、对比各地推动“三社联动”建设的具体做法，可以归纳出各地“三社联动”主体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共同之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三社联动”系统的运转既有源自社区需求的内部动力，也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推动力；而且在社区治理改革的实践层面，“三社联动”的有效推进往往也需要街道甚至区一级政府进行顶层架构和区域统筹。因此，本文对“三社联动”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也纳入了街道层面的部分主体。

1. “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如图2所示，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街道办事处和区工作站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因为两级主体存在行政层级上的区别，故而在“三社联动”过程中需要运用协调机制进行工作指导。具体而言，一是需要充分坚持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领导，加强街道党工委对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指导和引领作用，从而将党的建设与“三社联动”科学衔接，不断扩大党在基层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组织在联动过程中的凝聚作用。二是需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协调机制。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工作站是街道专门成立的派出机构，两者性质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工作业务上需要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需要街道通过政策性协调手段，按照政事分开、政社分离的原则，厘清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工作职责。

2. “三社联动”的协作机制。“三社联动”的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如图2所示，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都是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即居委会在街道指导下依法协助、监督街道办事处各项工作落实；反映社区居民意见、诉求等；社区工作站是为了实现居委会的去行政化而由街道派出的承接各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专门机构；二者基于“居站分离”的原则厘清各自的责任边界。一方面，明确社区事务的分类，社区行政事务交由社区工作站处理，社区自治事务则由社区居委会处理，切实强化居委会的社区自治功能；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要充分践行协商民主，对涉及社区重大自治事务进行民主协商，切实促进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同时，尽可能地将“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也纳入基层协商民主的范围，切实调动个体化社会中居民个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

图2　“三社联动”的主体框架与运行机制

3. “三社联动”的合作机制。“三社联动”的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中。“三社联动”所指向的目标就是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紧密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从而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需求。在具体的合作联动上，需要在社区内搭建多层次的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三者的聚集效应。具体包括：（1）搭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社区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为老服务、助残服务、妇幼及家庭服务、青少年服务、优抚对象服务、流动人口服务等；（2）搭建承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服务的对接平台，并以项目化运作为纽带，切实推动“三社联动”的有序运行；（3）搭建社区服务需求反馈平台，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QQ、微信等现代通信手段，及时、主动接受社区居民的意见、诉求，并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居民需求，让居民切实感受到“三社联动”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高效率和获得感。

三、“三社联动”的推进策略

目前，“三社联动”已成为我国探索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是，从各地的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现实境遇看，“三社联动”仍处于探索阶段。而且，由于当前基层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社会空间活力有限与政府权力的长时序退出过程互为因果，以致不少地区的“三社联动”探索已经凸显出不少深层次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推进策略。

（一）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

我国长期以来“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以及社区作为地域性和体制性凸显的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使得“社区”成了继单位制解体后国家进行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而“社区”原初意义上的居民自治共同体在社会的个体化变迁过程中日益式微，原子化、碎片化、公共性衰落是当前社区公共事务治理面临的普遍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切实围绕“社区”的本质意涵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定位，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核心策略在于严格落实社区准入事项清单，以社区“减负”和“去行政化”为契机，确保社区回归居民自治共同体属性，让社区在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实现再联结、再整合和再组织化。

（二）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

在当前“三社联动”的探索实践中，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已经日益成熟并成为主流。在社区内生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不足、社会服务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一模式以购买的形式成功导入专业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但是，从社区外部导入的社会组织往往存在与社区内工作人员、居民的“疏离感”，很难真正实现对社区居民的组织、整合。因此，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再组织化的核心策略，应该在于坚持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这样既能促进有效整合社区外的专业社会服务资源，同时也能有效激发社区内部的活力与社会服务资源。

（三）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三社联动”过程中，政府职能转移的真正落地，关键在于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让社会工作者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社区服务、促进社会建设的生力军。一方面，专业社工队伍在运用专业理念、方法要素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需要以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积极引入外来专业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人才队伍优势，使之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供给的重要构成之一。另一方面，社区内原有工作人员在扎根社区、运用社区内部资源方面则更具优势，因此，需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加强社区原有工作人员能力的提升。双向整合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这两支社工队伍，关键在于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形成“专业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人才整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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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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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

1. 参见《当代国外社会学漫谈》第182页。

1. 参见《当代国外社会学漫谈》第184—185页。

1. 苏南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城乡。

1. 参见《2000年中国的人民消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小康生活战略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消费经济》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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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1994年6月10日起，粮食收购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提，前述情况可望得到改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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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方可：《欧美城市更新的发展与演变》，《城市问题》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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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吴明：《世情百态——“世纪末”心态剖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36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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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顾东辉：《“三社联动”的内涵结构与逻辑演绎》，《学海》2016年第3期；王思斌：《如何理解“三社联动”》，《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13期；曹海军：《“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行政论坛》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