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Я．十娃子的诗歌创作
Я．十娃子
随着中国东干学的兴起，中亚著名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及其作品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及其独特性，在世界华语诗歌中可谓别开生面。
十娃子对东干文化及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法蒂玛·玛凯耶娃在《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说，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诗人、散文作家、语言学家、文艺学家、卫国战争年代的战地新闻记者、翻译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在文学创作上，十娃子先后出版了40部作品，其中东干文19部，吉尔吉斯文11部，俄文10部。这些创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但是其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因此被授予“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的称号。十娃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关于他的介绍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笔者拟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加以评述。
一、中、吉两国的文化使者——Я．十娃子
最早同十娃子有交往，并在其诗中留下珍贵纪念的是萧三，萧三的俄文名字为埃米·萧。1938年，萧三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在十娃子家中做客，两人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国，专门写过一首《题SHIWAZA的新诗集〈中国〉》（《题十娃子的新诗集〈中国〉》），不仅抒写了两位诗人的深厚友情，同时也抒发了中国人与东干民族的感情。在另一首《暂别了，苏联！》中也写道“别了，东干人民的诗人十娃子”。这是中国最早对十娃子的介绍。1957年，十娃子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在萧三家做客。萧三去世后，十娃子写过怀念的诗《你也唱过——给萧三》。两位诗人的交往，成为中、吉文坛佳话。
如何为十娃子定位，怎样解读其作品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表现，中国的东干学者为此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以研究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闻名于吉尔吉斯斯坦，他与中亚联系颇多，是东干学研究的破冰者。他指导的博士生丁宏、海峰在东干文化及语言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的成就。胡振华回忆，1957年，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他和十娃子初次见面，后来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介绍了十娃子的创作活动及文化贡献。胡振华用中文转写了十娃子的东干文《天鹅》《桂香》《我爷的城》《北河沿上》等7首诗，最初收入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部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依里木出版社，2001年），后来又收入他主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作为开拓者，胡振华教授功不可没。
新疆回族作家杨峰于1996年编译出版了东干小说散文选《盼望》（新疆人民出版社），选译了十几位作家，其中包括十娃子。不仅简单介绍了十娃子的生平与创作，同时还选译了作家的一篇小说《萨尼娅》，这篇写东干青年与其他民族姑娘恋爱的小说十分动人，所提出来的如何对待不同民族青年间爱情的问题也颇为深刻。这是国内最早将东干文转写成汉字的十娃子小说。2000年，杨峰又出版了他访问中亚东干族的散文集《托克马克之恋》（新疆人民出版社），其中在《楚河诗魂》的标题下，用满怀激情的笔触介绍了十娃子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是访问性散文，但其中不乏学术价值。最突出的是，指出十娃子受鞑靼族文学的影响，“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多民族作家文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鞑靼族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这主要在1922年到1930年在塔什干教育学院学习期间，由于自身的条件，除了阅读大量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十分喜爱普希金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认真研究了大量的鞑靼文学作品，如阿布都拉·吐卡依的诗歌。十娃子早期的诗歌如《木鳖子》《唱曲子的心》《苦曲儿》等都可以看出鞑靼诗歌的印迹，他自己也常说：‘阿布都拉·吐卡依的作品给过我很大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十娃子受鞑靼文学的影响做过深入的研究，可见，杨峰的看法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
在十娃子诗歌的评介与作品的直译转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玛佐夫通讯院士和中央民族大学丁宏教授合作编译出版的《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以下简称《生活与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零星介绍十娃子作品的差不多都是意译，而《生活与创作》则是直译，即东干文的汉字转写，完全保留了东干语诗歌的原貌。所选作品题材大多与中国有关，更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其中《北河沿上》《运气曲儿》《我爷的城》《在伊犁》《话有三说》《宁夏姑娘》《喜麦的曲子》等，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属于十娃子的上乘作品。这使中国读者第一次能够大量阅读十娃子原汁原味的作品。这本书收录了伊玛佐夫撰写的《生活与创作》，对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有价值的长篇传论。中国人对十娃子的生平、创作、地位及其贡献知之甚少，伊玛佐夫的文章就显得更为重要。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如塔什干求学对十娃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十娃子和杨善新、马可及其他东干族大学生开始创制东干文字，尝试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干语，并刊印手写体东干语小报《学生》。这是东干文字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以后东干文字的创制奠定了基础。关于十娃子对东干文字创制的贡献，伊玛佐夫指出，十娃子结识了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德拉古诺夫（龙果夫）、巴里瓦诺夫，与他们共同探讨东干语言文字问题。十娃子提出的“东干语音节正字法表”与德拉古诺夫的观点大致相同。可以说，十娃子是东干文字的奠基人之一。在介绍诗人的诗集《诗作》时说，俄文诗集《诗作》被选入“苏联诗人文库”，在莫斯科出版，这个文库发行量很大，且被选入的诗人多是有相当影响的一流作家。这些介绍使我们对十娃子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伊玛佐夫是东干学学者，同时又是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和诗歌，因此他对十娃子作品的点评也使读者受益不少。《雪花》一诗是十娃子作品的精品之一，伊玛佐夫极其推崇，在引用全诗的同时，认为这是《好吗，春天》中语言最美的一首，诗人以明快的韵律表现了一种清新优美的境界。读者仔细品味，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伊玛佐夫还介绍了十娃子的某些极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1965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部举办学术讨论会，十娃子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一味借用外来语来填充母语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而应该充分发挥语言内部的资源。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借用其他语言的现成词汇。在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发表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伊玛佐夫在评介十娃子的同时，有时也涉及了东干文学的发展脉络，如他认为，20世纪60—80年代，东干文学事业走向一个新的高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这看法是准确的。十娃子和阿尔布都是东干文学高峰期的代表。可见，《生活与创作》对于十娃子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常文昌：《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俄文），伊里木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学者对十娃子诗歌创作的深入研究，要首推兰州大学教授常文昌。在他任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完成并出版了俄文版著作《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这本著作于200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里木出版社一出版，就引起东干学界的关注与评介。伊玛佐夫通讯院士作序，高度评价这本著作具有“独创的思维”和“意想不到的见解”，“不同于以往的东干文学研究，是在原材料即直接阅读东干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将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这在东干文学研究上还是第一次”，并且认为常文昌“对亚斯尔·十娃子的认识，不仅使东干诗歌研究方面的专家和中国诗歌领域的专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诱人的”，称赞这本俄文版学术著作“无疑加深与扩大了吉中两国直接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东干报》2002年10月27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介绍这本书的文章，《东干》杂志2003年第3期不仅评介了这本书，并选载了书中的部分章节。《东干》杂志2006年第5期发表该杂志主编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尤苏波夫教授的文章《东干研究在国外》，以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常文昌对十娃子的研究成果，认为《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丰富了东干文学，也拓展了东干学。还有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里木出版社出版了东干研究论文集《丝绸之路学术对话》，收入伊玛佐夫文章《亚斯尔·十娃子诗歌在中国》（俄文），200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届回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了伊玛佐夫提交的这篇论文，汉语译为《在中国认知亚斯儿·十娃子的诗歌》。论文提到的中国学者有彭梅、傅懋、胡振华、萧三、杨峰、丁宏、常文昌。论文的一半篇幅用来评介常文昌的《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认为对十娃子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伊玛佐夫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东干人看来，十娃子诗歌语言不很像东干人的口语，但在中国人看来，十娃子对口语的运用，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诗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参照系导致的差异。东干书面语言与口语有差别，但在中国人看来，差别比较小。因为汉字失传，东干作家与汉语书面语言几乎是隔绝的，他们的书面文学语言是口语的提炼；而中国作家则不同，都受过书面语言的严格训练，即使创作中运用口语，始终摆脱不了书面语言的影响。常文昌在国内出版了专著《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以较长的篇幅全面论述了十娃子的诗歌创作，同时还发表了专门论述十娃子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与笔者合撰的《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中亚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论》（刊发于《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另一篇是《十娃子的创作个性与文化资源》（刊发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在上述论著中，论者将十娃子置于世界华语文学的坐标中加以定位，从文字、语言、诗歌的精神内涵及形式等方面论证了其诗歌的独特性，特别是在语言上，与别的国家或地域的华语诗歌截然不同，认为这是一朵奇葩。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又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语诗苑中，他的创作别具一格，其内容与诗形都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歌创作资源，除了苏联现实生活与东干族自身的穆斯林文化外，还有三大文化资源，即俄罗斯主流文学的影响，周围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尔等其他民族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论者将十娃子称为“自然之子”“土地之子”“人民之子”，将其创作概括为公民抒情诗、哲理抒情诗、爱情诗等类别。同时还探讨了十娃子诗歌的民族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十娃子对人类内心深处的人性追求及其诗歌的民族精神。在十娃子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比喻系统的研究上，也是道前人之所未道。论者还从东干文学史的角度，将十娃子与青年诗人十四儿的创作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伊玛佐夫、拉阿洪诺夫、曼苏洛娃等人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延续了十娃子的风格，没有较大的突破，而发展到十四儿，对十娃子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表现出东干诗歌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对现代主义的吸纳。这些看法更专业化，尤苏波夫称之为职业的诗歌批评家的看法。
这里还要提到为东干文学的中文转写作出贡献而很少被东干研究者提及的马永俊。马永俊是新疆伊犁回族人，现在浙江义乌从事外贸生意，系新疆作协会员，兼任中国穆斯林网原创文学版主，已发表了不少网络小说、散文、诗歌。几年前在他的网页上，直译转写了十娃子的大量诗作和阿尔布都的小说，2011年出版了《就像百灵儿我唱呢》，这是十娃子最有代表性的诗歌选集《挑拣下的作品》的中文转写，又从《春天的音》里抽出《回族姑娘》一首增补到《就像百灵儿我唱呢》中，是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容量最大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十娃子诗歌的中文转写本，保持了东干诗歌的原汁原味，共收作品240多首（其中还有部分长诗），比伊玛佐夫和丁宏选本多了近6倍，足以代表十娃子的诗歌创作成就。
马永俊不仅是回族，伊犁人，熟悉回族文化和西北方言，同时又娴熟掌握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还通晓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这样的知识结构为他的翻译转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兴趣和责任心，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令我们对译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东干文的中文转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词汇在《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里也找不到。马永俊的转写解决了其中的许多难题。除了广博的各种语言知识优势之外，他还亲自去吉尔吉斯，向东干学者请教，解决其中的疑点，为阅读铺平道路。试举几例，如《北河沿上》中“咱们家在东方呢，／天山背后／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金手”。以前有过几种中文转写，一种意译为“汉族兄弟住的哩，／河山锦绣。”显然，最后一句，不合原意。另一种直译为“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精瘦。”其中的“瘦”发音不合原著，原著拼音是shou，但东干人“瘦”的发音是sou，直译仍有疑问。马永俊请教东干学者，十四儿坚持是“金手”，说东干民间有“金手银胳膊”之说。马永俊注释，“金手”就是巧手，能干的手。毫无疑问，提供了新的解释。笔者以为“金手”的转写是对的。曼苏洛娃小说《三姐儿的泼烦》中就有“金手银胳膊”的说法，司俊琴认为，“金手”来源于俄语，是俄语“金手”即能工巧匠的仿译词，可以作为又一佐证。《茶》里提到的邵塔，不熟悉苏联多民族文学，就难以索解。马永俊从东干人那里知道，邵塔是格鲁吉亚诗人，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便利。十娃子诗中，将写字的笔称为“生活”，此前常文昌、林涛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有解释，而清代黎士宏在其《仁恕堂笔记》中说“甘州人谓笔曰生活”。甘州即今天的甘肃张掖。张文轩、莫超编写的《兰州方言词典》也收有“生活，毛笔”的词条。陇东老年人把笔叫生活。可见，这一叫法在甘肃较为普遍，可以与东干人互为印证。马永俊认为，东干人把笔叫“盖尔兰”或“森火”，前者来自俄语或阿拉伯语。为什么不叫笔？伊玛佐夫告诉他，笔或毛笔，在发音上太难听了，连任何一个大老粗也不敢使用。总之，马永俊以他的勇气和胆量，为我们直译了十娃子诗选，解决了其中的不少难题。当然，其中也不免出现一些误译，如《你出来，阿妈呀……》等诗中的芍药，都被误译为“佛叶”。《我的住号》（住址）误译为《我的句号》。《月亮》中“我能找着红旗／我的国号”误译为“我的贵号”。直译转写，错误在所难免，能在马永俊直译的基础上，经过补正，会出现更完善的译本。
中国学术期刊发表过十娃子研究论文及译介文章的还有马青、马彦瑞、林涛、高亚斌、司俊琴、李凤双、黄威风等。马青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斯维特兰娜·达耶尔专著《亚斯尔·十娃子》英文版绪论，题目改为《东干人的历史与现状》（《回族研究》1994年第3期），主要介绍东干人的生活，引出东干天才诗人十娃子。马彦瑞的《亚斯尔·十娃子：苏联东干人民的天才诗人》（《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篇幅很短，简要介绍了十娃子的创作。笔者也曾撰写过论文《雪花中藏匿的太阳——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丝绸之路》2004年第2期）对十娃子诗歌的解读和赏析，从表面浅白的语言中剖析了蕴含在其中的浓郁诗意。李凤双的《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丝绸之路》2004年第2期》）是伊玛佐夫论文的中文译文，让中国读者认识了十娃子在东干文学中的特殊地位。黄威风《天山外的乡音》（《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着重讨论了十娃子诗歌的中国情结。司俊琴在《中亚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与俄罗斯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1期）中认为，十娃子是中亚东干族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而且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化对亚斯尔·十娃子诗歌的影响既有显性、表层的，又有隐性、深层的。显性影响体现在诗歌语言、诗歌意象、诗歌题材、诗歌形式等各个层面；深层影响体现在俄罗斯文学思潮、文学观念与传统、俄罗斯文化精神等方面。此外，其诗歌对俄罗斯民俗事象的描写及俄罗斯人物、事件的反复呈现，体现出诗人深厚的俄罗斯情结。高亚斌在《论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中指出，十娃子的中国西北口语写作已经成为东干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他的诗歌作品也成了东干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诗歌主要构筑了土地和天空两大意象，表达了对自然、爱情和英雄的赞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林涛在《伟大诗人的中国乡情》（《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中认为，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不仅全面反映了东干族人民的历史发展、风俗民情、生活变迁等社会画面，而且也浸透着浓郁的“中国乡情”。
十娃子在中国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东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十娃子诗歌内涵的剖析有别于国外研究者。但研究仍有可以开拓的空间，有待突破。如对十娃子小说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对十娃子诗歌研究，也有从俄罗斯文化关系、伊斯兰文化关系切入的，但对其诗歌与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尔等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开掘，对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书面文学语言与民间口语的关系也有待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另外，十娃子东干文本的中文转写，还需要更为准确的版本。
十娃子诗集《五更翅儿》（东干文），吉尔吉斯斯坦伊里木出版社2006年版。
十娃子诗集《我爱唱的音》（东干文），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1年版。
十娃子诗集《挑拣下的作品》（东干文），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8年版。
二、雪花中藏匿的太阳——Я．十娃子的诗歌创作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干学研究所所长伊玛佐夫教授认为“亚斯尔·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这种看法代表了东干人对十娃子的高度评价，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同时也是从中亚东干文学发展的角度所作的科学概括。
换一个角度，如果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视角来观照，十娃子应处于怎样的坐标位置？论者曾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那么，十娃子就是世界华语诗苑中的一朵奇葩。
十娃子对东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东干学者ф．玛凯耶娃教授说：“作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名字在我国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诗人、散文作家、语言学家、文艺学家、卫国战争年代的战地新闻记者、翻译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在各种称号中，十娃子最注重“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这一荣誉，认为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笔者旨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角度为十娃子的诗歌创作定位。
在世界华语诗歌的格局中，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是非常独特的。首先，作为书面文学的载体，东干文字具有独特性。这里不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因为华文文学是用汉字书写的，而东干文是用33个俄文字母另加5个字母拼写而成的不同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拼音文字。因此，只有“华语文学”才能包容东干文学。汉字失传，为东干人运用拼音文字提供了机遇。中国现代作家瞿秋白等曾在苏联汉学家协助下制定汉字拉丁化方案，提倡汉字拉丁化，以便于一般民众学习和掌握，但最终汉字拉丁化并未通行。就在中国学者讨论汉字拉丁化之际，苏联东干人却将拼音文字付诸实践。同汉字相比，东干文字很容易掌握。东干报刊、书籍通行东干文，已保存了大量的资料。东干人运用自己的文字，进行文学创作，是一大创举。十娃子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同港台、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学不同，这是世界华语文学中的独特现象。
其次是语言的独特性。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运用中国的西北方言，令读者觉得格外新鲜。一方面，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没有多少继承性。十娃子的诗歌中除了“之后”中的“之”外，几乎找不出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的词汇。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叹于诗人将中国西北方言土语提高到诗的艺术境界的神奇能力。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了，运用纯粹的西北方言，不仅能写诗，而且还能写出好诗。这在中国诗人群体中是很难想象的。许多从不入诗的方言土语，在十娃子的妙笔下转为优美的诗句。由于汉字的失传，东干人除了口传的民间文学，几乎没有任何中国诗歌可以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创作汉语诗歌只能靠摸索，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发挥艺术独创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东干诗歌具有“言文合一”的特点。在中国古代，言与文常常是不一致的，说话用白话，作文则用古文；到19世纪末，改良派批判言文分离，提倡言文合一；“五四”时期，白话运动更加全面展开，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这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土语差别甚大，在文学创作中，通常以普通话作为书面语言。西北方言在花儿、信天游等民歌中频频出现，但不可能大量进入文人诗歌的殿堂。十娃子的诗歌使东干口语与书面文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试看这样的诗句：“我的曲子淌的呢／就像清泉；／打热心呢冒的呢／就像火焰。”西北口语“淌的呢”、“冒的呢”用以表现现在时态，即正在持续进行的动作。这种言文合一的特点，在东干人的小说中尤其普遍。
为了能直观地体会到十娃子诗歌的原汁原味，且举代表他独特情感与文化意蕴的诗作《在伊犁》：
还在天上飞的呢，一过天山，
我闻见哩：韭菜味，我奶的蒜。
稻的田子，就像海，我爷的汗。
我闻惯哩。营盘呢我肯闻见。
我觉谋的将飞起，我的风船，
稳稳儿可价落脱哩，连鹰一般。
姑娘笑哩，到跟前：——这是伊犁，
谁接你呢：母亲吗，兄弟，姊妹？
谁都把我没接迎，下哩风船，
光白骆驼望我哩，眼睛像泉。
两个旋风儿转得来，不高，可快，
哈巴，我爷看来哩，领的我奶。
1957年4月底，由中亚哈萨克、塔吉克、维吾尔、乌兹别克和东干族作家组成的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十娃子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第一站到达伊犁时，诗人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看似朴白，全用口语，却有浓郁醉人的诗意，是一首别开生面的抒情诗。
第一节写飞机飞过天山，到中国上空，诗人的感触。先从嗅觉意象入手，选择了最能代表东干及中华文化的意象——韭菜和蒜。韭菜是东干人从中国带到中亚的，中亚人的“韭菜”单词是借用汉语发音。在十娃子诗作中，如在德国写的怀乡诗，也通过韭菜引发怀乡之情。因此，韭菜成为中国——东干——中亚之间联结的文学意象。从飞机上还看到如茵的稻田，联想到挥汗如雨的东干人的劳作，仿佛闻到了爷爷的汗味，这也是家乡营盘里常闻到的熟悉的气味。营盘，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村，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曾居住在这里，后改名为马三成。这里的营盘，代表中亚所有的东干乡庄。
第二节写飞机降落，笔调轻松愉快，同时也对第三节进行了有力铺垫。东干语言是晚清西北方言的活博物馆。东干人把飞机叫“风船。”诗人感觉飞机刚刚起飞，却很快就稳稳降落在伊犁，像鹰一般。姑娘笑着走过来问，是什么亲人来迎接呢？第二节以问句结尾，也是意味深长的。联系东干人的历史，自1877年被迫西迁后，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想念故国，可是故国已无亲人，应该说感情是复杂的。
第三节出人意料的精彩，显露出诗人的大手笔。下了飞机，没有兄弟姐妹等亲人迎接，却出现了两个意象：一个是白骆驼，一个是旋风。在伊斯兰教中，白骆驼乃圣人之坐骑。眼睛像清泉般的白骆驼的出现，将读者引入圣者再现的崇高精神境界。紧接着又刮来两股旋风。在中国西北民间及东干人观念中，旋风即鬼魂。诗人看见两股旋风不高，可刮得很快。猜想一定是爷爷领着奶奶来迎接。似幻似真，妙趣横生，将诗推向十分美好的境界。如此有力的结尾，可以称之为“豹尾”，乃神来之笔。结尾使诗具有了神秘的韵味和乐观的色彩。掩卷之后，令人回味无穷。诗中运用了“将将”（刚刚）、“觉谋”（感觉）、“哈（犺à）罢”（大概）等西北方言，西北人读来倍感亲切。
从语言风格上看，十娃子的诗更乡土，更朴素。他的诗像洁白的雪花，可是“里头太阳藏的呢／只有它白”。只有透过雪花，看到里头藏匿的太阳，才能真正领略其诗味诗境。这种风格，比李季的诗歌和赵树理的小说更加口语化，更加接近农民的语言。从这个角度看，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作家的作品自当别有一种意义。
综观诗人的创作，我们可以把十娃子称为“自然之子”“土地之子”。在他内容丰富的诗作中，其公民诗、哲理抒情诗和爱情诗很有特点。他的中国情结与民族精神尤为可贵，他的比喻系统和诗歌形式在东干诗歌中有广泛的影响。
十娃子是自然之子，对大自然满怀激情。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这类诗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大意象群：一是太阳意象群，一是春天意象群。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艾青是最著名的咏唱太阳的歌手，而十娃子诗中太阳出现的频率比艾青还要多。诗人似乎继承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他笔下的大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太阳则是宇宙的主宰。诗人不但以细腻的感触发现了藏匿在雪花中的阳光，还以原型想象向太阳质问，太阳能使万物复苏，可是为什么不能照活去世了的母亲？在十娃子诗中，夏、秋、冬的意象相对较少，而春天的意象占有很大比重。他把春天的花朵比成火焰，写出了春的活力，这与中国现代诗人穆旦诗歌《春》中“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太阳与春天两大意象群构成了十娃子艺术世界的喜剧情境。他的诗作也有悲剧情境，但是最突出、最有特色的还是他的喜剧情境。由于诗人的主要活动处在社会生活上升时期的苏联，加之，他热爱美好的生活，因此他诗歌的主要倾向便是喜剧情境。而太阳、春天意象群为他创造喜剧氛围提供了可能。
十娃子又是土地之子。不同于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的游牧文化传统，东干人则具有农业文化传统。因此，诗人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关于营盘、关于天山的诗广为流传，成为他诗歌中的精品。《营盘》写道：“我在营盘生养哩，／营盘呢长，／在营盘呢我跑哩，／连风一样。／营盘呢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呢。／我咋不想？”诗人以满怀深情的诗句写出了抒情主人公在故乡无拘无束，如轻快自如的风掠过每一个滩道，每一片草木，留下他的足迹。接着，从视觉、听觉、嗅觉入手，柏林的广场与营盘的草场，罗马的音乐与营盘的癞呱（癞蛤蟆）声，巴黎的香水与营盘的草木味，在这三组意象的对比中，诗人爱的是后者。《营盘》中对故乡的怀恋，代表了东干人的情感与心声。在十娃子热爱故土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便是五更翅儿（夜莺）。诗人听过各地五更翅儿的歌唱，但是心理感受却大不一样。不管哪里的五更翅儿都唱着同一支曲儿，音也一样，但是诗人听了，唯有营盘的能钻人心，能叫人心动。十娃子对家乡、对土地的情感还表现在他对天山的歌唱上。天山横亘数千里，跨越中、哈、吉几个国家。在诗人笔下：“这是我的一块儿天，／天山的天，／赶（比）一切净我的天，／赶一切蓝。”（《天山的天》）这儿有我的星星，我的月亮，我的太阳，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诗人对天山的特殊情感。读十娃子的这类诗，常常想到闻捷。这是东干人的“天山牧歌”。
俄苏诗歌传统中，从涅克拉索夫到马雅可夫斯基都创作了颇有影响的公民诗。十娃子受其影响，也创作了一系列公民诗。从关注东干民族命运的《运气歌》，到歌颂祖国的《就像亲娘》《我的共和国》，再到关注人类命运的《太阳歌儿》，诗人不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加了抗击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同时在其作品中也十分关注民族和祖国的命运，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关注着人类的幸福。
十娃子的诗歌以抒情为主，但也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哲理诗。如《有心呢》：
眼睛麻哩，都说的，
有多孽障。
也看不见深蓝天，
金红太阳。
可是没的，有心呢，
也是眼睛。
也看见呢，看得显。
心但干净。
耳朵背哩，还说的，
有多孽障。
也听不见姑娘笑，
炸雷的响。
可是没的，有心呢，
揣的热心，
也是耳朵，听见呢，
把喜爱音。
谁有真心，也不怕
眼睛的麻。
也不害怕耳朵背，
听不见话。
你光盼的，叫心软，
就像起面，
叫心干净。听见呢，
看得也远。
这首诗是诗人80岁时所作，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
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自然法则。关键在于，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还是以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去对待。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十娃子正是以“人老心不老”的积极进取精神对待人生的。
接受外界事物，主要靠视觉和听觉。眼麻耳背，是人生的不幸。诗人选择了他经常运用的两个美好意象：一是蓝天上的太阳，看不见了；一是姑娘的笑声，听不见了。可是诗人并不悲哀，认为比视觉和听觉更重要的是心觉。心就是眼睛，能看得显；心就是耳朵，能听得真。第一、二节分写视觉和听觉，第三节为合写，是对一、二节的深化。如果沿着诗人的思路再深入一步，我们便可以这样体会：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是坏事，但是人生的阅历丰富了，观察事物的角度、方法与年轻人不同，一般人辨别不清的，老年人能看透。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人更能看得显，听得清。诗人特别强调的是心地要干净，不掺杂念；要善良，不存恶欲。具备这两条，就不怕眼麻耳背。整首诗用纯然的东干口语，生动而又贴切。不说眼瞎耳聋，而说眼麻耳背。两者不仅有书面语与口语的分别，同时在程度上也不一样，“麻”并不是全瞎，“背”也不是全聋。“孽障”也是生动亲切的西北方言，意为可怜。东干人在运用比喻上，与我们不完全相同。如“你光盼的，叫心软／就像起面”。“心软”即善良，而用北方制作家常食物的“起面”作比，这在中国诗中很少见到。由此可以看出用西北方言也能写出如此富有诗意的哲理诗。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我也是兵》《骆驼》等。十娃子的哲理抒情诗主要创作于他的后期。随着诗人思想更加成熟，阅历更加丰富，单靠纯粹的抒情还不能尽吐胸中之所思、所想。因此，转向哲理抒情诗的创作。诗人去世后，人们在他坟前的石碑上刻上诗人的忠告：“好话多说，老朋友，／伤人心。／听话，说的，听音呢，／把音拉正。”可见其哲理抒情诗已成为东干人的座右铭。
十娃子的爱情诗也很有特点。如《柳树枝》写的是东干人的爱情故事，具有中国文化意蕴。小伙子到姑娘家，姑娘热情接待。他希望姑娘能送他一枝表示爱情的鲜花，但临走时，姑娘送了他一枝柳树枝。小伙子很丧气，扔掉柳树枝，不敢再找姑娘。当他对别人提起这件事，一位长者告诉他，送柳枝表示姑娘爱他。小伙子如梦初醒，悔恨交加。全诗写得一波三折，妙趣横生。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的习俗，柳枝不如鲜花美丽，但“柳”与“留”谐音，因此送柳枝便具有了不忍分别、依依相送的文化意义。十娃子正是借用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符码，而没有用西洋的玫瑰来表示东干人的爱情。
在东干民族的情感世界中，始终凝聚着两个情结：一个是阿拉伯情结，一个是中国情结。前者更多地代表了东干人的宗教意识，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其世俗的情感。十娃子的《北河沿上》则是一首寻根的诗。爷爷、太爷说过东干人是流浪者，咱们的家在东方，——天山背后的中国。时候到了，回老家，当亲外甥，“大舅高兴接迎哩，／搂在怀中。／那会儿咱们团圆呢，／心都上天。”爷爷、太爷还说过，麦加是老家，那是圣人出生的地方，是穆斯林的根，具有磁铁一样的吸引力。这首诗写了东干人的两个根。相比之下，十娃子写中国的诗更多，不仅将他的一本诗集命名为《中国》，同时还在一系列作品中表达了东干人对历史故国的怀念。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我爷的城》，写爷爷到了“霜满两鬓雪满头”的暮年，口里总是念念不忘“我的银川”，大概还在等待游子的归来，像“老娘一般”。惟妙惟肖地写出了老一代东干人对回族的城——银川的深厚感情。十娃子的这类诗对后来的东干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伊玛佐夫的《一把亲土》，曼苏洛娃的《喜爱祖国》，同《我爷的城》表现出相同的主题，相似的情感。
十娃子的诗，充分反映出与中国文化母体的关系。试举几例，在中国，牡丹差不多被公认为国花，是富贵的象征。十娃子的《牡丹》称牡丹为花中之王。父亲不怕劳累，种下牡丹。母亲也酷爱牡丹花，她拿汗水浇灌，又怕早霜杀，拿手巾包住花。对牡丹花的嗜好表现了中国人的情感。在蔬菜中，十娃子对来自中国的韭菜怀有特殊的情感。在柏林，诗人写道：“五更翅儿也没喊我／天天早晨。／也没闻过韭菜味，／我爷的蒜。”在异国他乡，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五更翅儿的歌唱和营盘的来自中国的韭菜。中国又是茶叶的故乡，世界上许多国家“茶叶”这个词的发音都借用汉语。《茶》写道，天天早晨起来，先喝酽茶。这个习惯并非诗人一个，而是外祖母、母亲、父亲几代东干人的传统。另外，十娃子诗中的屈原、韩信、王母神话等都同中国文化母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读十娃子的诗，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一种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我的住号》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东干话“住号”就是住址，这里指诗人的目的地，即最终要到达的地点。全诗的主体部分写诗人永不停息地前行、前行。他背着山，朝前走呀走，没空儿歇缓，在目的地未到达前，不敢停留。这是一首精神境界很高的诗，类似鲁迅的《过客》，体现了诗人执著的追求。《桃树》赞扬了桃树最宝贵的品格——皮实，子弹一样的暴雨打不垮，石头一样的冰雪压不弯，尽管伤痕累累，还开出鲜艳的花，装点春天。《在浪里头》是一首音韵很美的诗。抒情主人公是浪的儿子，在浪里生，浪里长，在浪里歌唱。在大浪的跳跃中，寻找一种声音，表现了东干人搏风击浪的豪迈性格。东干人是陕甘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等人的后代，是英雄的民族，在苏联卫国战争及和平建设年代，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十娃子诗歌中的文化精神，是东干民族精神的体现。
在十娃子的诗歌中，有两大比喻意象系统尤为突出：一是生活比喻系统，即大量的比喻都来自极普通的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二是自然比喻系统，即来自常见的大自然。所运用的喻词除了“就像”外，多为中国书面文学中少见的西北方言“赶”、“连”等。同一首诗中，两大比喻系统的意象常常同时出现，相辅相成。如《喜麦的曲子》开头这样写：
喜麦吹的那个笛
有指头奘。
就像拿油渗下的，
比金子黄。
桃树叶叶儿都听得
不敢动弹，
五更翅儿都不唱哩，
都发泼烦。
年轻喜麦吹的音。
有多受听，
这是姑娘唱下的，
不叫心定。
桃红姑娘长得俊，
就像月亮，
黑里她但（只要）出哩门
世界都亮。
笛子是中国的民族器乐，喜麦的笛子“有指头奘”（奘，zhuǎng意粗），这是第一个比喻，朴素新颖。第二个比喻“拿油渗下的”，是极普通的日常生活比喻，却很形象，用油渗过的，其光洁可想而知。第三个比喻“比金子黄”，说笛子金光闪闪。通过三个日常生活比喻，将笛子的外在形态写得很优美。以下便转成自然意象，听到笛声，桃树叶叶被惊呆了，不敢动弹；最善于歌唱的五更翅（夜莺）也发泼烦，不敢班门弄斧。这是形容喜麦笛声之悦耳。为什么笛声会如此动人？原来这是俊美姑娘唱的曲子，因此才这般动心。以下四行又以自然比喻写姑娘之美：以桃花状写姑娘之容颜，以满月形容姑娘的模样，这是典型的东方美人形象。姑娘是月亮，夜晚走出家门，连世界都被照亮了。以夸张的自然比喻，把姑娘的俊美推到了极致。在世界华语诗歌中，以这样朴素的方言土语，创造出如此美轮美奂的诗意诗境，是罕见的。我们真佩服十娃子的艺术才能。十娃子常用中国诗人不怎么用的生活比喻，如将神圣的共和国比喻成带给人们温暖的热炕。他的自然意象也颇为精彩，如将母亲的声音，比作温暖轻柔的春风；写父亲唱歌：“我大爱唱《出门人》，／狠猴一般”。“狠猴”就是猫头鹰，诗人以猫头鹰状写父亲唱歌，形象地写出了没有文化的男性农民缺乏音乐感的歌声，特别有趣。《刺玫》也是一首想象力很丰富的诗歌。诗人把太阳的光比作箭，射到刺玫上，刺玫便长了满身的刺。花儿开得十分艳丽，姑娘不敢折。结尾两行“花儿是太阳生下的／她不敢逗”。至此，诗味俱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象群，十娃子的两大比喻意象系统，说明诗人与大自然及农民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根是扎在农村的，这就决定了他对意象的取舍。
在诗歌形式上，十娃子也试验过七言体、民谣体、楼梯形及自由体等各种形式，但是他运用最多的、已定型的一种形式，可以称作“七·四”体，或叫“十娃子体”。这种形式第一行为七个字，第二行四个字，第三行七个字，第四行四个字，依次类推。如《我背的春天》：
我背的呢把春天，
就像天山，
往大滩呢背的呢，
又往花园。
多少鲜花我背的，
清泉，月亮……
背的蝴蝶，五更翅
太阳的光……
“七·四”体有较大的灵活性与伸缩性，它可以四行一节或八行一节，或不分节。四字行可以独立，也可以作七字行的补充，也允许跨行。十娃子运用这种形式，无论抒情、叙事，还是对话都得心应手，非常自如。受其影响，后来的东干诗人也较为普遍地采用了这种形式。
十娃子是一个个性异常鲜明的诗人，也是一个对生活十分热爱、十分执著的歌手。《我四季唱呢》是一首充满浪漫想象的奇诗，最能体现他的个性。诗人要像中国伟大诗人屈原一样歌唱，但不跳江；要像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一样歌唱，但不变成铜像。要成百年、成千年地活下去，唱下去。诗的结尾忽发奇想：
那塔儿我但防不住，
叫老阎王，
把我的命但偷上，
连贼一样。
高抬，深埋但送到，
梢葫芦乡。
赶早我可出来呢，
就像太阳。
高声，高声还唱呢
百灵儿一般：
——好吗，春天，小姑娘
银白牡丹！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十娃子没有死，他和他的诗永远活着。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诗人又死而复生，以他的西北方言土语，唱着太阳的歌，春天的歌。这歌声在横亘数千里的天山久久地回荡……
- 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俄文），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 杨峰：《托克马克之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 伊玛佐夫、丁宏编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 胡振华：《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 伊玛佐夫、丁宏编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 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
- 伊玛佐夫：《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俄文），伊里木出版社2001年版。
- 常文昌、唐欣：《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光明日报》2003年8月4日。
- 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俄文），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年版。
- 亚斯尔·十娃子：《挑拣下的作品·我的命大》（东干文），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8年版。文中所引诗句均系笔者直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