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到香港
问：去香港之前您在杭州市委工作，调您去香港工作，是否有思想准备？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答：我去香港工作其实非常突然。
1983年我从浙江大学调到杭州市委担任副书记才一年多。1984年10月底的一天，开完一个党史座谈会，吃过晚饭，市委书记厉德馨把我们几个人，副书记兼市长钟伯熙，我，还有副书记许行贯和杨招棣，副市长顾维良等同志一起留了下来。当时，市里的日常比较重要工作，如果不需要提到市委常委会讨论的事，主要就是我们六个人在一起商量，那时不叫书记办公会议，大致就是这个性质。
厉德馨同志说，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要调张浚生同志去香港，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工作。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到杭州市委已经逐渐熟悉了，工作也很顺手，很愉快，怎么突然要调我去香港呢？我说我不去，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很开心。厉德馨说，我只是传达一下上级组织的通知，如果你不愿意去可以找沈桂芳谈谈。
沈桂芳同志那时候是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我就去找沈桂芳同志，她说也不是省里的意思，是中央组织部来调人。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可以找王芳同志谈谈。我又去找省委书记王芳同志。王芳也说，不是省委安排你去的，是中央组织部指名调的，从省里工作考虑，我们也不愿意让你离开。你到杭州市工作以后，上上下下反映都挺好，杭州市和浙江省年纪轻的领导干部很少，你走了对省里的工作是一个损失。王芳同志还说，你到杭州市工作，本来讲好是让厉德馨同志带你一段时间。但是中央来调人，省里也不能不放。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你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也有好处，那里挺锻炼人的。他还说，和中央组织部商量了，只借调两年。现在你们浙大派老师到国外留学，差不多也是两年。我让你去香港“留学”两年，回来之后到市里或到省里工作都可以。省委书记都这样说了，我也没有其他的话好说。
大概过了一个月，中央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来了两个同志，一个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他也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还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干部局的局长张志杰。后来郑华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开会先走了。
那天谈话具体是张志杰和我谈的，在杭州饭店的五楼。因为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和省里谈过不想去香港，所以他就拼命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之前一个月，就是1984年的9月，《中英联合声明》刚刚草签，张志杰就给我讲香港工作如何如何重要，《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以后要进入过渡时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去一大批的干部，特别是要去一些年纪比较轻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当时我想，我的意见都向省委讲了，再多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微笑着，一直听他讲。谈话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杭州饭店就在西湖边上，谈话的房间正好对着西湖，谈完话，站起来后，我望着窗外对张志杰说：“你看，我们杭州多美啊，我干嘛要到香港去呢？”他也笑起来。
问：您就这样到香港去“留学”了？
答：是啊，根本由不得我自己。最后，王芳同志给我说定了，去两年。到11月底就开始办手续，正式接到通知是1985年6月中，7月份我就到了香港。
问：您知道中央为什么调您去香港工作吗？
答：我后来才知道，在我去香港之前，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向中央提出来，原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广东人，希望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选派一批干部去。在香港，祖籍是这些地区或者曾经在这些地区生活、做事的人士比较多，这样便于更广泛地与各界联系开展工作。中央同意了，就在这三省一市里面挑选了一些人。
但至于为什么我会被挑上，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到香港后有些文章、书籍还在胡乱猜测，说可能我父亲是陈毅元帅的部下，是三野的干部，等等，真是可笑！他们这样猜测是因为我的家乡长汀是老苏区。
香港一景
问：我们知道您是在香港回归之后，1998年才回到杭州的。这一次“留学”可远远不止两年呀！
答：其实我是想早点回来的，浙江省也希望我回来。大概在我到香港半年左右时，有一次我去我们分社的大餐厅吃饭，正好看到在平时接待客人的一个小餐厅中，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沈桂芳同志坐在里面，我就进去问她怎么到香港来了，她说是专门来调我回去的。因为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已经62岁了，到了退下来的年龄，省委准备把我要回去接替他。不过那次没能谈成，许家屯不肯放，许对沈说，说好了借调两年，怎么只来了半年就要回去？后来两年“留学”期满也没能“毕业”回去，这一“留学”前后就留了14年。
问：您到香港以后一开始担任什么职务？
答：我到了之后，宣布我当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部副部长。但是已经明确，这只是过渡，等我熟悉情况之后就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到1986年2月，就宣布我担任分社的宣传部部长。
问：内地很多人对新华社香港分社不是很了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并不是单纯的新闻单位，是不是？
答：是的。准确地讲，它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
新华社香港分社是1947年成立的。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就在香港有比较多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一般都附设在一个公司里来做党的工作。
后来出现了一个机会，1947年，英国人看到蒋介石的政权风雨飘摇，他也要留一手，准备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能够和我们建立联系，可以和我们拉关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很圆滑，他们本来也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但不像美国陷得那么深。更早的时候，抗日战争期间，英国人就和共产党有过交往。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香港，英军司令和港督都被抓了起来。在战斗中有一批英军撒退到新界。新界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就是港九独立大队。那时候大家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游击队就把英国军队保护下来了，所以英国人也感谢共产党。据说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时候，英国还想帮一点忙。1947年英国人和我们拉关系，我们也正想在香港有一个机构，便于工作，于是我们就建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
新华社全名是“新华通讯社”，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同志。当时也有通讯社的功能，但更主要的是不公开的党组织。《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就明确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行政上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构。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名称还保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改成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因为有了香港特区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职能就不同于新华社香港分社，分社是中国政府代表机构，联络办公室是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
问：刚到香港工作时您有什么感觉，各方面还适应吗？
答：最初的感觉就是工作施展不开。我们宣传部机构很小，只有二十来个人。在香港我们自己有五家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下面还设出版管理机构，叫“三、中、商总管理处”，管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家出版社在香港的分社。
那时在香港这些报纸还不能公开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下去调研也不能公开地说是调研，所以别扭得要命。我在浙大工作，是一个挺大的摊子，到杭州市更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几百万人口，到香港展也展不开，下也下不去，变得没事干了。
当时的宣传部长杨奇是老香港，过去乔冠华和夏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时，他就在。去香港之前，他在《羊城晚报》当过总编辑。他担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副部长，下面设综合处、报刊处、出版处、对台处，后来因为舆论斗争的需要，又建立了舆论处。
开始没有人指导，就自己在那里摸索。杨奇同志是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有很多文件、资料要看，还要起草香港分社的文件，另外一个副部长就管出版处，其他的都归我管。分社领导告诉我，香港情况比较复杂，让我先看看，多了解了解。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情况，杨奇同志带我去拜会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杨奇同志和香港新闻界非常熟，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在香港办《华商报》，后来回来办《羊城晚报》，他把香港报界的人士一一介绍给我，第一个是金庸先生，后来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成报》各家报刊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等等。
杨奇同志是个非常好的老同志，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很高。他过去在香港工作作出了重要成绩，包括抗战时期协助一批文化界重要人士转移到内地。他也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但一直競競业业工作，我在香港的工作他对我帮助很大。
除了杨奇同志领我认识香港新闻界的人士、给我介绍情况外，那段时间我每天就是看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连专栏文章也看，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通过这些逐渐了解香港。大概过了半年多，情况慢慢熟悉起来。
我到香港之前，《中英联合声明》在5月份已经正式生效。我就和杨奇同志商量，《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以后，香港的斗争也渐渐激烈起来，宣传部要有所作为。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英国人开始布置撤退。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还想尽可能地保留他们在香港的利益，于是抛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过渡时期政治上保持平稳，经济上保持繁荣，社会上保持稳定；有变化也尽量希望小变。《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提出香港回归以后50年不变，英方对此非常欣赏。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就是在过渡期的12年当中大变。你不是50年不变吗？我在12年中大变，到时候你接过去的是我已经变过之后、符合英方利益的摊子，你再保持50年不变。
英方从1984年就开始布置，搞了一个试图改变政治体制的“代议制”白皮书，1985年搞了绿皮书，要改变政治结构。比如香港的立法局、行政局，按照英国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它们都是咨询机构。他们要把立法局改成民选，民选做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府。他们搞还政于民，按理说到1997年应该是还政于中，把政权交还中国。以前香港从来没有民主，英国人统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给港人民主，在过渡时期的12年间，要大搞民主，他们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那个时候争论渐渐多起来了。为了引导舆论，我们宣传部就建立了舆论处，帮助我们自己办的报纸写一些文章，在《大公报》、《文汇报》以专论或来论的形式发表。舆论处请了两位资深的专家，一个是傅作义的女婿，叫周毅之；另一个是从广东调来的，社科所的研究员，叫施汉荣。舆论处就由他们两个人负责。还从上海调来一个老同志王垂礽，他的英文非常好，经济学也很内行。
张浚生在香港骑单车为公益金筹款
周毅之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在香港工作。他的夫人傅冬菊是傅作义先生的女儿，在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电影电视中，有不少关于她的戏。那时她是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能够最终下决心起义，使文化古城幸免于战火，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傅冬菊做了特殊的贡献。我们聘请周毅之时，她也在香港工作，那时名字叫傅冬。周毅之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也是地下党员，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水平也很高，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
宣传部慢慢地扩大，工作也开展起来。到1986年2月份，就任命我当宣传部部长。
问：刚到香港，您对这个“东方之珠”有什么印象？
答：我对香港原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比内地繁荣。
真正有比较深的感触是1986年，我陪一个香港新闻代表团到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从机场到锦江饭店的路上，看到上海的街道上路灯不是很亮，一路上黑乎乎的，楼房也是黑乎乎的，与香港灯火通明的夜晚一比较，我的眼泪就掉下来。那时候上海也算是内地最繁华的城市了，改革开放也好几年了，有了不少发展，但是跟香港一比相差那么远，不能不让我感慨万千。
第二节 “本子风波”
问：《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不久，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一次回答香港记者的提问时，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您还有印象吗？
答：当然有印象，那是我刚到香港经历的第一件比较大的事件。
1985年11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香港召开了一次记者座谈会，这也是分社第一次和香港新闻界较大规模的接触。
在这之前，社长许家屯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中英关系的座谈会，会上分析了香港当时的形势。《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表明两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前，中英之间其他的问题并不多，只有香港是个很大的问题。香港问题一解决，中英关系就进入了蜜月期。但是英方很快就玩起了花招，试图通过过渡期12年的变化来影响香港过渡以后的事情。开完座谈会回到香港，许家屯表示要和记者见面。那时候内地的高级干部一般都不习惯直接和新闻界打交道，怕见记者。许家屯说是要尽量在香港扩大影响，主动提出来要分社举办记者座谈会。
我当时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具体负责这件事。他传下指示，杨奇同志和我商量，我说社长想开就开吧，不过我们要准备得充分一些。只要我们发出通知，记者肯定都会来的，关键是他们可能会提些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回答。我们通过报刊处到处摸情况，了解这段时间香港新闻界关注哪些问题。然后针对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事先做好回答的准备，提供给许家屯作参考。
记者座谈会是11月21日召开的。我们事先为许家屯准备了一个开场白，大致内容是对记者们的到来表示感谢，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新闻发布会，只是请各位来座谈交换意见。新华分社十分珍惜同香港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希望这种联系与合作今后更加广泛、更加密切。除了座谈会这种形式外，今后还准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直到90年代周南来香港担任社长后才建立起来）。并表示新华分社将充分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负责任的态度与媒体合作，以促进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许家屯不是完全按照我们准备的稿子读的，但基本意思没有改变。开场白讲完之后，便由记者提问，许家屯回答。
座谈会前，我们除了给许家屯准备了一份回答问题的提纲供他参考，为了应对记者提问，我们还做了一个设计。座谈会的主席台上设置了四个座位，我坐在最右边第一个，杨奇坐第二个，然后是许家屯，他的左边是新华分社的一位副社长，主管宣传的陈伯坚，记者则坐在下面。我们宣传部报刊处的两位处长坐在我右手边一侧的边席上。我们要求记者通过书面提问，而不是口头提问。把问题写在纸上，先交到报刊处的两位处长那儿，再由他们把纸条传到台上，交给我。我拿到提问先看一看，如果是我们事先准备过的，就直接传给杨奇；如果不是在我们准备的范围之内，我就要从我们的角度当场起草一个回答的基本内容给许家屯做参考。杨奇拿到我传过去的条子，先用普通话念一遍问题，然后再用广东话念一遍。这样做，一个原因当然是香港有些记者只听得懂广东话，听不懂普通话；二也是给许家屯考虑的时间，给我们临时准备回答提纲一定的缓冲时间。
问：你们准备得真够仔细的。为什么后来还惹出了风波呢？
答：其实，座谈会一直开得很顺利。没有想到的是，在就要结束时出了岔子。
那一天，最后一个提问的是香港电台的记者戚香莲，这个女记者是比较厉害的，经常提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是：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关键在哪里？你说未来12年中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是什么问题？现在有哪些因素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有准备。
当提问的条子传给我的时候，我在准备好的小纸片上写了一句话：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最关键的是大家要严格地、准确地按《中英联合声明》办事。这是给许家屯回答做参考的。杨奇拿到提问的条子，他把问题先用普通话念一遍，再用广东话念一遍。他刚刚念完，我写的那张小纸片也就塞到许家屯的手里了。
不料，许家屯还没有看我的小纸片就已经开始回答了，他手中拿着一本《联合声明》，用广东话说了一句：“关键在呢度！”意思是“关键在这里”。刚好他讲到“在呢度”几个字的时候，杨奇就把我的纸条递给他了，他就看我的纸条。他平常看东西要戴老花眼镜，看了我的纸条后他取下老花镜，带回近视眼镜，摇着手中的老花眼镜，然后再用普通话说：关键是按照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办事，要坚决地、全面地、切实地按联合声明办事。本来讲完这些话，问题就回答了，整个记者座谈会也就结束了。谁晓得他又临场发挥，多讲了一句：“现在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不符合这个本子办事的趋势，假如说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就是这个问题。”他一边讲，一边还拿着手中的眼镜不住地摇。
这一句话就很厉害了。那时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刚刚生效，他就说有不按联合声明办事的趋势，那就是大问题了。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不是要在那个时候公开讲，就应该考虑了。现在不仅公开讲了而且还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说出来的。后来许家屯自己也感觉到这句话讲得严重了。这不就是说英国政府不遵守条约了吗！
因为是最后一个问题了，陈伯坚宣布散会。大家都要走了，可是戚香莲不依不饶，也不递条子了，从座位上站起来就问：“许先生，你说说，是谁不按联合声明办事？”许家屯知道自己讲过头了，就笑笑没回答。谁知道陈伯坚在旁边又补上：“谁不按联合声明办事谁自己心中有数！”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哇，这下炸锅了，都围上来要求再提问。我们就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
记者会开了很长时间，到晚上我们整理录音，因为我们的《文汇报》、《大公报》等几家报纸要全文发表的。整理到许家屯最后回答的那句话时，我们也感觉到问题。但是这是现场讲出来的，记者都有录音的，文字上可以修饰，但意思不能变，也只能照实发表了。
问：后来事态发展影响大吗？许家屯是当事人，您还记得他那时候的态度吗？
答：许家屯自己也紧张了。我们把稿子整理出来给他，在他那儿考虑来考虑去，绞尽脑汁想把这句话弄得圆一点，但是总的意思还是没办法改。因为即使你改了，别的媒体还是会按原样发表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报纸反而被动了。
当天晚上，香港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就播出来了。影响确实很大，香港社会反映强烈，说是中英又争吵了。
第二天，香港股票恒生指数一下子跌了49点多。那个时候的恒生指数不到2000点，一下子跌了将近50点，那是很不寻常的，搞得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股市一下子跌了那么多，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当时港澳办主任是姬鹏飞同志，他就查问，股市突然下跌这么多，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有尽量做工作，减少负面的影响。
香港各个媒体将消息发表出去以后，港英政府立即就有了反应。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英国外交部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事情搞得很严重。当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许家屯的讲话，包括包玉刚、李国宝、查济民，联合交易所的代主席李福兆、英资的嘉道理勋爵等。这些知名人士还是赞成许家屯的讲话的。因为他们也都看到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收集一些材料，将这些人的正面反映向中央报告。
不久，许家屯去北京，受到批评。回来以后他在会上说，那天的座谈会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有几句话讲得不大妥当。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态度就变了。原来我们收集的材料报到小平那里去了，据传小平同志认为讲得不错。这样一来许家屯又对我们说，我讲得没错呀。
为此，11月26日许家屯把在香港的中资机构的负责人集中起来，专门开了一个会，说他21日在记者座谈会上讲的话，和前些时候在北京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的精神是一致的，香港上层大多数人反映是好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后，中英之间还是有斗争的，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