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到香港
问：去香港之前您在杭州市委工作，调您去香港工作，是否有思想准备？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答：我去香港工作其实非常突然。
1983年我从浙江大学调到杭州市委担任副书记才一年多。1984年10月底的一天，开完一个党史座谈会，吃过晚饭，市委书记厉德馨把我们几个人，副书记兼市长钟伯熙，我，还有副书记许行贯和杨招棣，副市长顾维良等同志一起留了下来。当时，市里的日常比较重要工作，如果不需要提到市委常委会讨论的事，主要就是我们六个人在一起商量，那时不叫书记办公会议，大致就是这个性质。
厉德馨同志说，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要调张浚生同志去香港，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工作。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到杭州市委已经逐渐熟悉了，工作也很顺手，很愉快，怎么突然要调我去香港呢？我说我不去，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很开心。厉德馨说，我只是传达一下上级组织的通知，如果你不愿意去可以找沈桂芳谈谈。
沈桂芳同志那时候是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我就去找沈桂芳同志，她说也不是省里的意思，是中央组织部来调人。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可以找王芳同志谈谈。我又去找省委书记王芳同志。王芳也说，不是省委安排你去的，是中央组织部指名调的，从省里工作考虑，我们也不愿意让你离开。你到杭州市工作以后，上上下下反映都挺好，杭州市和浙江省年纪轻的领导干部很少，你走了对省里的工作是一个损失。王芳同志还说，你到杭州市工作，本来讲好是让厉德馨同志带你一段时间。但是中央来调人，省里也不能不放。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你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也有好处，那里挺锻炼人的。他还说，和中央组织部商量了，只借调两年。现在你们浙大派老师到国外留学，差不多也是两年。我让你去香港“留学”两年，回来之后到市里或到省里工作都可以。省委书记都这样说了，我也没有其他的话好说。
大概过了一个月，中央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来了两个同志，一个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他也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还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干部局的局长张志杰。后来郑华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开会先走了。
那天谈话具体是张志杰和我谈的，在杭州饭店的五楼。因为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和省里谈过不想去香港，所以他就拼命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之前一个月，就是1984年的9月，《中英联合声明》刚刚草签，张志杰就给我讲香港工作如何如何重要，《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以后要进入过渡时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去一大批的干部，特别是要去一些年纪比较轻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当时我想，我的意见都向省委讲了，再多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微笑着，一直听他讲。谈话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杭州饭店就在西湖边上，谈话的房间正好对着西湖，谈完话，站起来后，我望着窗外对张志杰说：“你看，我们杭州多美啊，我干嘛要到香港去呢？”他也笑起来。
问：您就这样到香港去“留学”了？
答：是啊，根本由不得我自己。最后，王芳同志给我说定了，去两年。到11月底就开始办手续，正式接到通知是1985年6月中，7月份我就到了香港。
问：您知道中央为什么调您去香港工作吗？
答：我后来才知道，在我去香港之前，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向中央提出来，原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广东人，希望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选派一批干部去。在香港，祖籍是这些地区或者曾经在这些地区生活、做事的人士比较多，这样便于更广泛地与各界联系开展工作。中央同意了，就在这三省一市里面挑选了一些人。
但至于为什么我会被挑上，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到香港后有些文章、书籍还在胡乱猜测，说可能我父亲是陈毅元帅的部下，是三野的干部，等等，真是可笑！他们这样猜测是因为我的家乡长汀是老苏区。
香港一景
问：我们知道您是在香港回归之后，1998年才回到杭州的。这一次“留学”可远远不止两年呀！
答：其实我是想早点回来的，浙江省也希望我回来。大概在我到香港半年左右时，有一次我去我们分社的大餐厅吃饭，正好看到在平时接待客人的一个小餐厅中，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沈桂芳同志坐在里面，我就进去问她怎么到香港来了，她说是专门来调我回去的。因为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已经62岁了，到了退下来的年龄，省委准备把我要回去接替他。不过那次没能谈成，许家屯不肯放，许对沈说，说好了借调两年，怎么只来了半年就要回去？后来两年“留学”期满也没能“毕业”回去，这一“留学”前后就留了14年。
问：您到香港以后一开始担任什么职务？
答：我到了之后，宣布我当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部副部长。但是已经明确，这只是过渡，等我熟悉情况之后就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到1986年2月，就宣布我担任分社的宣传部部长。
问：内地很多人对新华社香港分社不是很了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并不是单纯的新闻单位，是不是？
答：是的。准确地讲，它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
新华社香港分社是1947年成立的。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就在香港有比较多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一般都附设在一个公司里来做党的工作。
后来出现了一个机会，1947年，英国人看到蒋介石的政权风雨飘摇，他也要留一手，准备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能够和我们建立联系，可以和我们拉关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很圆滑，他们本来也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但不像美国陷得那么深。更早的时候，抗日战争期间，英国人就和共产党有过交往。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香港，英军司令和港督都被抓了起来。在战斗中有一批英军撒退到新界。新界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就是港九独立大队。那时候大家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游击队就把英国军队保护下来了，所以英国人也感谢共产党。据说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时候，英国还想帮一点忙。1947年英国人和我们拉关系，我们也正想在香港有一个机构，便于工作，于是我们就建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
新华社全名是“新华通讯社”，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同志。当时也有通讯社的功能，但更主要的是不公开的党组织。《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就明确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行政上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构。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名称还保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改成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因为有了香港特区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职能就不同于新华社香港分社，分社是中国政府代表机构，联络办公室是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
问：刚到香港工作时您有什么感觉，各方面还适应吗？
答：最初的感觉就是工作施展不开。我们宣传部机构很小，只有二十来个人。在香港我们自己有五家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下面还设出版管理机构，叫“三、中、商总管理处”，管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家出版社在香港的分社。
那时在香港这些报纸还不能公开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下去调研也不能公开地说是调研，所以别扭得要命。我在浙大工作，是一个挺大的摊子，到杭州市更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几百万人口，到香港展也展不开，下也下不去，变得没事干了。
当时的宣传部长杨奇是老香港，过去乔冠华和夏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时，他就在。去香港之前，他在《羊城晚报》当过总编辑。他担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副部长，下面设综合处、报刊处、出版处、对台处，后来因为舆论斗争的需要，又建立了舆论处。
开始没有人指导，就自己在那里摸索。杨奇同志是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有很多文件、资料要看，还要起草香港分社的文件，另外一个副部长就管出版处，其他的都归我管。分社领导告诉我，香港情况比较复杂，让我先看看，多了解了解。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情况，杨奇同志带我去拜会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杨奇同志和香港新闻界非常熟，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在香港办《华商报》，后来回来办《羊城晚报》，他把香港报界的人士一一介绍给我，第一个是金庸先生，后来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成报》各家报刊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等等。
杨奇同志是个非常好的老同志，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很高。他过去在香港工作作出了重要成绩，包括抗战时期协助一批文化界重要人士转移到内地。他也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但一直競競业业工作，我在香港的工作他对我帮助很大。
除了杨奇同志领我认识香港新闻界的人士、给我介绍情况外，那段时间我每天就是看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连专栏文章也看，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通过这些逐渐了解香港。大概过了半年多，情况慢慢熟悉起来。
我到香港之前，《中英联合声明》在5月份已经正式生效。我就和杨奇同志商量，《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以后，香港的斗争也渐渐激烈起来，宣传部要有所作为。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英国人开始布置撤退。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还想尽可能地保留他们在香港的利益，于是抛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过渡时期政治上保持平稳，经济上保持繁荣，社会上保持稳定；有变化也尽量希望小变。《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提出香港回归以后50年不变，英方对此非常欣赏。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就是在过渡期的12年当中大变。你不是50年不变吗？我在12年中大变，到时候你接过去的是我已经变过之后、符合英方利益的摊子，你再保持50年不变。
英方从1984年就开始布置，搞了一个试图改变政治体制的“代议制”白皮书，1985年搞了绿皮书，要改变政治结构。比如香港的立法局、行政局，按照英国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它们都是咨询机构。他们要把立法局改成民选，民选做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府。他们搞还政于民，按理说到1997年应该是还政于中，把政权交还中国。以前香港从来没有民主，英国人统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给港人民主，在过渡时期的12年间，要大搞民主，他们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那个时候争论渐渐多起来了。为了引导舆论，我们宣传部就建立了舆论处，帮助我们自己办的报纸写一些文章，在《大公报》、《文汇报》以专论或来论的形式发表。舆论处请了两位资深的专家，一个是傅作义的女婿，叫周毅之；另一个是从广东调来的，社科所的研究员，叫施汉荣。舆论处就由他们两个人负责。还从上海调来一个老同志王垂礽，他的英文非常好，经济学也很内行。
张浚生在香港骑单车为公益金筹款
周毅之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在香港工作。他的夫人傅冬菊是傅作义先生的女儿，在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电影电视中，有不少关于她的戏。那时她是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能够最终下决心起义，使文化古城幸免于战火，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傅冬菊做了特殊的贡献。我们聘请周毅之时，她也在香港工作，那时名字叫傅冬。周毅之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也是地下党员，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水平也很高，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
宣传部慢慢地扩大，工作也开展起来。到1986年2月份，就任命我当宣传部部长。
问：刚到香港，您对这个“东方之珠”有什么印象？
答：我对香港原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比内地繁荣。
真正有比较深的感触是1986年，我陪一个香港新闻代表团到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从机场到锦江饭店的路上，看到上海的街道上路灯不是很亮，一路上黑乎乎的，楼房也是黑乎乎的，与香港灯火通明的夜晚一比较，我的眼泪就掉下来。那时候上海也算是内地最繁华的城市了，改革开放也好几年了，有了不少发展，但是跟香港一比相差那么远，不能不让我感慨万千。
第二节 “本子风波”
问：《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不久，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一次回答香港记者的提问时，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您还有印象吗？
答：当然有印象，那是我刚到香港经历的第一件比较大的事件。
1985年11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香港召开了一次记者座谈会，这也是分社第一次和香港新闻界较大规模的接触。
在这之前，社长许家屯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中英关系的座谈会，会上分析了香港当时的形势。《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表明两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前，中英之间其他的问题并不多，只有香港是个很大的问题。香港问题一解决，中英关系就进入了蜜月期。但是英方很快就玩起了花招，试图通过过渡期12年的变化来影响香港过渡以后的事情。开完座谈会回到香港，许家屯表示要和记者见面。那时候内地的高级干部一般都不习惯直接和新闻界打交道，怕见记者。许家屯说是要尽量在香港扩大影响，主动提出来要分社举办记者座谈会。
我当时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具体负责这件事。他传下指示，杨奇同志和我商量，我说社长想开就开吧，不过我们要准备得充分一些。只要我们发出通知，记者肯定都会来的，关键是他们可能会提些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回答。我们通过报刊处到处摸情况，了解这段时间香港新闻界关注哪些问题。然后针对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事先做好回答的准备，提供给许家屯作参考。
记者座谈会是11月21日召开的。我们事先为许家屯准备了一个开场白，大致内容是对记者们的到来表示感谢，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新闻发布会，只是请各位来座谈交换意见。新华分社十分珍惜同香港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希望这种联系与合作今后更加广泛、更加密切。除了座谈会这种形式外，今后还准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直到90年代周南来香港担任社长后才建立起来）。并表示新华分社将充分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负责任的态度与媒体合作，以促进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许家屯不是完全按照我们准备的稿子读的，但基本意思没有改变。开场白讲完之后，便由记者提问，许家屯回答。
座谈会前，我们除了给许家屯准备了一份回答问题的提纲供他参考，为了应对记者提问，我们还做了一个设计。座谈会的主席台上设置了四个座位，我坐在最右边第一个，杨奇坐第二个，然后是许家屯，他的左边是新华分社的一位副社长，主管宣传的陈伯坚，记者则坐在下面。我们宣传部报刊处的两位处长坐在我右手边一侧的边席上。我们要求记者通过书面提问，而不是口头提问。把问题写在纸上，先交到报刊处的两位处长那儿，再由他们把纸条传到台上，交给我。我拿到提问先看一看，如果是我们事先准备过的，就直接传给杨奇；如果不是在我们准备的范围之内，我就要从我们的角度当场起草一个回答的基本内容给许家屯做参考。杨奇拿到我传过去的条子，先用普通话念一遍问题，然后再用广东话念一遍。这样做，一个原因当然是香港有些记者只听得懂广东话，听不懂普通话；二也是给许家屯考虑的时间，给我们临时准备回答提纲一定的缓冲时间。
问：你们准备得真够仔细的。为什么后来还惹出了风波呢？
答：其实，座谈会一直开得很顺利。没有想到的是，在就要结束时出了岔子。
那一天，最后一个提问的是香港电台的记者戚香莲，这个女记者是比较厉害的，经常提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是：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关键在哪里？你说未来12年中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是什么问题？现在有哪些因素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有准备。
当提问的条子传给我的时候，我在准备好的小纸片上写了一句话：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最关键的是大家要严格地、准确地按《中英联合声明》办事。这是给许家屯回答做参考的。杨奇拿到提问的条子，他把问题先用普通话念一遍，再用广东话念一遍。他刚刚念完，我写的那张小纸片也就塞到许家屯的手里了。
不料，许家屯还没有看我的小纸片就已经开始回答了，他手中拿着一本《联合声明》，用广东话说了一句：“关键在呢度！”意思是“关键在这里”。刚好他讲到“在呢度”几个字的时候，杨奇就把我的纸条递给他了，他就看我的纸条。他平常看东西要戴老花眼镜，看了我的纸条后他取下老花镜，带回近视眼镜，摇着手中的老花眼镜，然后再用普通话说：关键是按照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办事，要坚决地、全面地、切实地按联合声明办事。本来讲完这些话，问题就回答了，整个记者座谈会也就结束了。谁晓得他又临场发挥，多讲了一句：“现在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不符合这个本子办事的趋势，假如说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就是这个问题。”他一边讲，一边还拿着手中的眼镜不住地摇。
这一句话就很厉害了。那时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刚刚生效，他就说有不按联合声明办事的趋势，那就是大问题了。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不是要在那个时候公开讲，就应该考虑了。现在不仅公开讲了而且还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说出来的。后来许家屯自己也感觉到这句话讲得严重了。这不就是说英国政府不遵守条约了吗！
因为是最后一个问题了，陈伯坚宣布散会。大家都要走了，可是戚香莲不依不饶，也不递条子了，从座位上站起来就问：“许先生，你说说，是谁不按联合声明办事？”许家屯知道自己讲过头了，就笑笑没回答。谁知道陈伯坚在旁边又补上：“谁不按联合声明办事谁自己心中有数！”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哇，这下炸锅了，都围上来要求再提问。我们就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
记者会开了很长时间，到晚上我们整理录音，因为我们的《文汇报》、《大公报》等几家报纸要全文发表的。整理到许家屯最后回答的那句话时，我们也感觉到问题。但是这是现场讲出来的，记者都有录音的，文字上可以修饰，但意思不能变，也只能照实发表了。
问：后来事态发展影响大吗？许家屯是当事人，您还记得他那时候的态度吗？
答：许家屯自己也紧张了。我们把稿子整理出来给他，在他那儿考虑来考虑去，绞尽脑汁想把这句话弄得圆一点，但是总的意思还是没办法改。因为即使你改了，别的媒体还是会按原样发表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报纸反而被动了。
当天晚上，香港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就播出来了。影响确实很大，香港社会反映强烈，说是中英又争吵了。
第二天，香港股票恒生指数一下子跌了49点多。那个时候的恒生指数不到2000点，一下子跌了将近50点，那是很不寻常的，搞得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股市一下子跌了那么多，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当时港澳办主任是姬鹏飞同志，他就查问，股市突然下跌这么多，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有尽量做工作，减少负面的影响。
香港各个媒体将消息发表出去以后，港英政府立即就有了反应。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英国外交部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事情搞得很严重。当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许家屯的讲话，包括包玉刚、李国宝、查济民，联合交易所的代主席李福兆、英资的嘉道理勋爵等。这些知名人士还是赞成许家屯的讲话的。因为他们也都看到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收集一些材料，将这些人的正面反映向中央报告。
不久，许家屯去北京，受到批评。回来以后他在会上说，那天的座谈会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有几句话讲得不大妥当。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态度就变了。原来我们收集的材料报到小平那里去了，据传小平同志认为讲得不错。这样一来许家屯又对我们说，我讲得没错呀。
为此，11月26日许家屯把在香港的中资机构的负责人集中起来，专门开了一个会，说他21日在记者座谈会上讲的话，和前些时候在北京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的精神是一致的，香港上层大多数人反映是好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后，中英之间还是有斗争的，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动，议论纷纷。因为许家屯在讲“现在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不符合本子办事的趋势”这句话时，同时还在摇着手中的老花眼镜，后来舆论就说他一边回答一边还敲着眼镜；又因为他是举着《中英联合声明》的小本子讲的，香港上上下下就把这件事称为“本子风波”。
第三节 国共斗法
问：香港历来是国共交锋的前沿。您在香港时，和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过斗争吗？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答：香港的情况十分复杂，它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共产党在那儿有一定的基础，但在性质上还是地下党，党员的活动是不公开的。台湾反动势力，特别是他们的特务组织，在香港活动也很频繁，利用香港这个中间地带，不时和我们较量。一开始他们的势力还相当大，但是随着我们在那儿开展工作，尤其是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他们在香港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已经搅不起什么风浪了。
问：听说你们曾经打过一场漂亮的反策反战，能和我们说说事情的过程吗？
答：1985年9月，内地在香港组织了一个“中国中药、药酒出口业务洽谈会”，洽谈会快结束的时候在敦煌酒楼吃饭。饭局中，浙江省参加这个团的一个名叫吴亚伦的人，是浙江口岸的一个业务员，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要求去美国政治避难，不回大陆去了。”并且当场把自己的护照撕掉了。带队的是北京的一个干部，他一下子懵掉了。
好在敦煌酒楼是爱国人士经常吃饭的地方，酒楼餐厅的经理杨位醒也是爱国人士。他非常机灵，一看情况就走上前去，对吴亚伦说：“你要政治避难呀，我陪你去找香港政府的警察署。”香港酒楼经理的制服有些像警察的服装，吴亚伦也喝多了，看着他的服装，以为他是警察，就跟着他走了。杨位醒之前问过代表团的同志，知道他们住在华润公司的招待所，就把吴亚伦送回到代表团住处。代表团立即派了两个同志回去，看住吴亚伦。吴亚伦酒醒以后就后悔了，心想搞不好要判叛国罪的，越想越慌，就想自杀。到下半夜，他乘看他的人不备，就拿刀片割自己的手腕。因为下不了狠心，割得不够深，没有死，流了很多血昏过去了。第二天一早，代表团发现后马上报警，警察来了就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香港的新闻快得很，第二天就报道出来，说是从大陆来的一个人割脉了。我们得知消息，分社立刻派外事部副部长纪绍祥去处理。他先和香港警务处联系交涉，然后到医院里去看吴亚伦。吴亚伦已经醒了，他拼命检讨，说是自己喝醉了，说了错话，他不去美国，他要回国。纪绍祥安慰他，让他好好养伤，一时讲错话只要自己认识到错了也没什么。
那时候香港的台湾势力还是很嚣张的。吴亚伦的事情一披露，国民党特务很快就盯上他了。他在医院时，港英政府已经控制了，不让别人接近。一个特务说自己是他的亲戚，要去看望，给他送花，看守的人就让他进去了。
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报道说从大陆来港割脉的吴亚伦已经伤愈出院，被新华社香港分社接走了。但是我们没见这个人，他也没有和我们联系。我们就商量，这个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上午10点钟左右，无线电视台打来电话，说吴亚伦现在他们那里，他提出来要回新华社香港分社，希望你们派人来接。我们正愁找不到他，就赶紧派人去把他接来。回来一问，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一个叫陈冠华的人把他弄走了。
那些天，陈冠华每天去医院看他，又送花又送水果，还告诉吴亚伦他们可以想办法送他去美国。这一来吴亚伦又想去美国了，陈冠华就把他接走送到一个法国人开的旅馆里。
住旅馆需要护照，吴亚伦的护照已经被他自己撕了，旅馆不接受，陈冠华就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到他家里以后，就拿出一份表格和早已写好的“反共声明”让吴亚伦填表签字，还说第二天要组织一场记者招待会，然后就把他送到台湾去。吴亚伦一想，我没想去台湾呀，我想去美国或欧洲，现在又是要我去台湾，又是要我写“反共声明”，落到他们手中也没办法，就按照陈冠华的要求填好表、签上字，“反共声明”上也签了字。
吴亚伦晚上睡在陈冠华家中，就想着怎么能逃出去。陈冠华一会儿就过来开门看看，一会儿就过来开门看看，吴亚伦就假装睡着了，但是他一整夜都没有找到脱身的机会。天快亮的时候，陈冠华又来看他，看完之后就走了。吴亚伦听见他去洗手间了，心想这正是个机会，穿着短裤夹着上衣就跑，出门拦住一辆的士让他去四台山，他虽然刚到香港，但是已经弄清楚亚洲电视、无线电视、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几家传媒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吴亚伦就让的士把他拉到亚洲电视台，对看门人说我叫吴亚伦，要找编辑部。管门的人可能不看报纸，那两天天天都是吴亚伦的报道，这么大的新闻人物他也不知道，糊里糊涂说现在还早没上班呢，不让他进去。他一转身就跑到无线电视台去了，那里管门的人比较灵光，一听说是吴亚伦，就知道是送上门来的新闻，马上就和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的人下来把他接了进去，吴亚伦就把整个过程讲了。无线电视台问他同意不同意帮他录像，他表示同意。录完之后他要求电视台给我们新华社香港分社打电话，说是要到我们分社来，我们马上派人把他接了过来。
问：这件事还真有戏剧性，像小说似的。
答：吴亚伦到分社以后告诉我们，陈冠华说过，下午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公开吴亚伦反共投靠台湾。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他在我们社里先举行记者招待会，请《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几家的记者来做访谈。分社宣传部的人问我宣传部要不要派人去参加？我说不用。就让他自己谈，讲事实经过，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乱讲。
第二天香港多家报纸刊登出有关吴亚伦的报道，一方面是亲台湾的《香港时报》等刊登的陈冠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吴亚伦的“反共声明”；另一方面是《文汇报》、《大公报》、《商报》，还有其他许多报纸刊登的吴亚伦自己的讲话，揭露台湾特务如何引诱他的经过。香港民众一下子就明白了真相，把台湾国民党势力搞得灰头土脸。有一家报纸用了横贯全栏的大标题：“国共香港大斗法，中共大获全胜”。
那个陈冠华1997年12月在香港去世，当时香港报刊上还说到他策反吴亚伦的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香港民众中的影响。
问：吴亚伦后来怎样了？回国以后有没有受到处分或者刑事追究？
答：吴亚伦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还揭露了台湾特务机构的阴谋，知错能改嘛。那时参加洽谈会的代表团已经回去了，他自己的护照也撕了，我们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本来想给他的孩子买一点生日礼物带回去的，现在买不了了。后来我们给他买了，还买了洗衣机、电视机。他是浙江去的，我特地给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省里给他所在单位打个招呼，不要处分他。我们平时不是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吗，他已经回头了，最后的表现还是好的。王芳同志批示给他们单位，没有作任何的处理。他们单位刚好分房子，他还分到了新房子。后来香港《文汇报》和《新报》做了跟踪报道，把他和他太太、孩子一家人在新房子里的照片一起刊登出来，收到很好的效果。
问：那时候在香港，国共之间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呀！
答：香港是个很特殊的地方。一方面可以说是斗争的战场；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我们与台湾地区接触的平台。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遗留下来的，过去我们一直提“一定要解放台湾”。“文革”结束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从1979年起就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根据和平统一的方针，1981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邓颖超主席在闭幕词中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在方针政策上作出了重要改变，但台湾方面却没有及时调整他们的方针政策，或者说改变极慢。加上后来台独势力逐渐膨胀，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台湾方面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为此，我们分社充分利用在香港的有利条件，围绕和平统一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分社也设有台工部这一机构，这个工作机构不是我分管的，但是涉及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积极参与的。
吴亚伦事件之后不久，我又参与了一件与台湾有关的事情。
问：那是什么事件？
答：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货机，在飞往香港降落前被机长王锡爵开到广州，降落在白云机场。王锡爵就成为首位从台湾驾机飞回大陆的飞行员。在此之前，有不少去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和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大陆，但是开着飞机回来的，王锡爵是第一个。
按照国际航空业处理劫机事件的惯例，像这种情况应当人机遣返，但这次事件性质不同，牵涉到政治问题。那时候，我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和现在还不一样，王锡爵是来投奔大陆的，如果把他送回去，他的安全肯定没有保障。后来的结果是把飞机和运载的货物全部返还给台湾，飞机上还有一个人，他愿意回台湾，也让他回去了。但王锡爵留了下来。
解决这件事的谈判是在香港进行的，由中国民航和台湾华航谈判。我们当时的基本思路是“民间、低调”，通过谈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那时国民党的领导人是蒋经国，台湾地区方面制定了一个“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与共产党政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而我们的意图则是通过谈判造成国共直接接触的事实，在国内外，主要是国际上扩大影响，为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后的联系铺路。结果也正是如此，华航事件实际上打破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三不”政策，通过谈判已经接触了。据说，同意华航和我们谈判还是蒋经国亲自批准的。可以想像，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到国民党最高层的同意，海峡两岸的接触是根本不可能的。
问：能给我们透露一点谈判的细节吗？
答：波音747是一架不小的飞机，还装有货物，台湾华航当然很着急。他们原来想通过香港的航空公司作为中介和我们谈，我们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通过中介谈。他们不愿意到北京谈，我们就提出到广州谈，他们也不愿意，因为到大陆来，台湾方面阻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一次次让步，最后双方同意在香港谈判。
问：您参加谈判了吗？
答：我没有直接参加。因为谈判只能由两岸的民航单位出面，我们大陆这边出面的是中国民航在香港的负责人张瑞普。但是，在背后指导谈判的有一个小组，总共三个人。新华社香港分社派我到小组去协助他们。当时我是分社宣传部部长。
谈判本来比较简单，我们的方案就是王锡爵留下来，其他人和货物、飞机都还给他们。这个方案他们也很容易接受。但是还是谈了好几天才达成协议。拖了好几天也有好处，那几天没有其他重要事件，两航谈判就天天上了头条新闻。记者们就把目光盯在王锡爵这一件事情上。张瑞普每天和他们谈，晚上就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向我们小组报告谈判的情况。我们给他出主意，明天再怎么谈。这样通过媒体的持续报道，造成海峡两岸正在接触的舆论，打破了所谓的“三不政策”。
处理华航事件，我们的做法合情合理，有理、有节，得到香港和台湾地区舆论的普遍赞扬。这次谈判也为后来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打开了缺口，是当时我们对台工作中一次重大的突破。
问：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湾去世，我们如何反应是一件很微妙的事。能说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态度吗？
答：蒋经国是那年的1月13日去世的。
这天晚上，我正在清水湾邵氏影城，邵逸夫先生请接受他的教育捐款的15所院校的校长、教授以及国家教委的同志在他那里看电影，并且设宴招待。那天看的电影是《末代皇帝》。
看完电影刚出来，分社教科部部长翁心桥同志告诉我蒋经国去世了，社里让我立即返回。我马上和许家屯社长的秘书通电话，了解有关情况，他说今晚分头在外的几位副社长都正在返回社里的路上，社里接我的车子也已等候在邵氏影城。我即向邵先生说社里有急事要处理，我先行告辞了。在返回的途中，还接到宣传部周珊珊处长的电话，催我速回。
回到社里，许家屯告诉我，已经将有关消息报告中央，并拟对外表态。他正在挂电话给中办负责同志，还未接通，要我等着。我回到办公室，等到11点多钟都没有答复，我们都回家了。12点过后，陈伯坚同志来电话说，《文汇报》准备发社论，我没有同意。我说以不发为好，如果要发也要经许家屯看过。第二天看报，《文汇报》并没有发社论，因为许家屯也不同意。
14日上午9时，社里开会研究如何对外表态，但中央仍未复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朱穆之同志联系，由台工部部长黄文放和中央对台办联系，牛钊同志向总编辑室了解中央有无指示。大约12点，得知中央将以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发唁电。随后又收到中央对台办告知的表态口径。下午3点钟左右，我社的表态由我加了一个头，以许家屯的名义由总编辑室发通稿。
当晚，我和文体部的同事与香港新闻界的体育记者小聚，其间社里来电话让我聚会结束后即回社。我回到社里后，郑华、乔宗淮、毛钧年、牛钊等同志也陆续回来了。因为蒋经国过世，台湾地区在香港的有关机构在珠海书院设有灵堂，我们就在许家屯的房间里，讨论了如何去参加追悼活动，拟了几个方案向中央请示。
15日中央答复，如果对方邀请，可以由许家屯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名义送花圈。经过与台湾地区在香港有关部门反复沟通，许家屯到他们设的灵堂吊唁并送了花圈。
在此期间，香港《今天日报》14日头条套红刊登了《蒋家王朝的终结》，结果在港的亲台人士极为不满，说他们比共产党还恶，要斩杀该报的负责人。《今天日报》第二天只好重新登消息，并加上赞扬蒋经国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