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话
我不喝酒。但听说过喝酒的种种妙处。于是觉得，有些文字需要放在酒后。
你要当面夸夸我
生活里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有一天，我的心情不太好。至于什么原因我不说了，怪不好意思的，反正用同事小钱的话来说：“老脸拉得挺长的，阴森森的一上午。”但是，在那个下午，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女性，坐下来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只是和我找话说，滔滔不绝的，主题有三，一是夸我这个人善良、心眼儿好；二是夸我的文学评论写得好；三是夸我干练、能力强。她夸我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这个人的个性你还不知道吗，谦虚得都习惯了。
我的心情就此而由阴转晴了。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小钱在那个女人的背后晃来晃去、挤眉弄眼的，像是十分高兴。小钱是个藏不住心事儿的人，看她那一副得意的样子，我便知道这天下午是她精心构思的一个骗局：一个“美人计”，让来人往死里夸我，哄我高兴。用相声演员的话来说，叫“逗你玩”。已经知道这是阴谋了，但我心里还是高兴，还在继续特别有心情地听着那人夸我。
没有谁不爱听好话的。
在生活里想听点儿好话并不难。教育心理学把说好话视为激励原理。说一个学生表现不好，学习又差，你当老师的不能挖苦打击，而要找出这人的优点，往死里夸，鼓励他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人进步就大了。据说这是美国佬惯用的招数，说是在美国，夸人的话满天飞。这种激励原理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身上。比如对待你的领导，你不能表现出不满，不能去发牢骚，不能自个儿去生闷气，那是和自己过不去。你就应该像小钱那样，看见领导不高兴了，找些优点找些好话鼓励他，效果颇佳。
当下文艺界不少的作品研讨会、座谈会便是“激励原理”最成功的范例。一伙儿专家、评论家、文艺家坐在一起，大王、小王、会儿、主儿、副儿排列清楚，摆好，座次不乱，之后便让他们放口去夸人。你听着，全是好话。专门给一个人或者他的作品说好话。都是很认真地去说，都有充分准备地去说。你看见媒体上报道的某某人或某某作品的座谈会（有时也叫研讨会），大都是这种情形。我敢说，当下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专门给人提意见、挑毛病的研讨会和座谈会。谁能受得了这个？谁的心理承受能力能有那么好：大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你这里不行那里也不好。这种会议现在没有，过去却有。“文革”时期有 “大批判会”，或叫“批斗会”，还有“斗私批修会”，那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专门给人家找毛病的会；现在这类会议还有一种，属于不讲情面的，就是在法院开庭审判的会，那可是不说优点全说你的不是。
文艺界的研讨会、座谈会里就不能全说缺点、局限了，这些会议好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夸人夸作品。
夸人、讲人的好话不见得就是坏事。以我为例吧，我大半生走来，吃的是文学饭，从内心里也喜欢这碗饭。等到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你当头一棒：你的评论写得不好，你不适合搞评论。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你还想不想让我继续活下去了？ 这不是一下子就把我的积极性彻底挫伤了吗？
再比如，我向来觉得，搞文艺创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说白了，都有自恋倾向，一个作品出来，会觉得这东西很好。没这良好的感觉，他就无法继续搞下去。这时有个研讨会、座谈会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那是把人往死里逼呀。
再从另一个角度说，座谈会、研讨会上的夸人，也大都没有什么假话，从道德角度上讲也不算违心讲假话。一则有可能发言者的确就是这样看待讨论对象的，他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象；二则他有可能回避一些问题、局限，而专挑优点来说，这也不算错，只能说是在一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全面地看问题。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研讨会、座谈会常常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创作的阶段性总结。阶段性总结哪里都有，比如单位年终总结、个人总结，哪个都是自己表扬自己的文章。阶段性总结干吗不能说好话呢，都不是什么坏事儿呀。
那天，看见我心情好了，那女人、小钱好像完成了一个天大的使命。我暗暗地告诫自己：千万千万别把刚才夸我的好话当作一回事儿。那可是一种鼓励，是定了个远景目标让你拼命去奔啊。而在研讨会、座谈会的被研讨对象，大概都像我一样，不会把那些夸奖的话当真，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应该最清楚。比如有人要是说你“在中国文艺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崭新的一笔”之类的话，你在高兴之余，一定要把这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小钱是女生
同事小钱有一天老是哼哼《我是女生》。再好的旋律，如果你无休无止地哼唱着，谁都会受不了。作家孙惠芬有一天打电话说，早晨起来后这一天脑子里总是自动播放“一条大河波浪宽……”，拼命地不去想这曲子都不成。这情况我自己也经常遇到，小钱这天就是这样。从医学、心理学上看，也许这叫强迫症，即不由自主地被强迫去重复做某件事。小钱哼唱了大半天《我是女生》了，都在一个办公室里，我的脑子里也都快出现自动播放的征兆了，真有些受不了了，很想狠狠地说，不要再表白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女生。不过小钱一定会问：“你怎么知道？”这我就不太好回答了。
如果年龄比较大一点儿的女人老是强调她是女生，你一定会感觉味道不对：一是你觉得她是在装嫩，二是你觉得她有女权主义倾向，甚至你还会觉得她有女权主义强迫症。
小钱认为，七十年来女权主义理论的要旨大抵是：世界上的人分男人女人，男人高高在上统治一切，女人是“奴隶”是附庸，没有话语权，因此女人要独立自主起来，以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方式与男人共享权利，平分世界，独立存在。因此，小钱每逢在文学会议上，总是慷慨地以女权主义思想的逻辑来进行她的发言，还总能赢得一阵阵喝彩，为此她很得意。联想到小钱平日里的种种表现，这天她无休止地哼唱《我是女生》时，我搁心里阴险地想：这厮女权主义强迫症又复发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小钱的女权主义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她的主义还没有达到疯狂自恋的程度。比如她主张应该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待在家里，把腾出来的位置、报酬让给男人，以增加男人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由此家庭会更加和睦，社会会更加和谐，男女各得其所。她说她的这种主张更利于女人发挥女人的天性和特长。在这一点上，小钱和一个叫韩石山的评论家一样，都比较会心疼女人。韩石山在《回到常情常理》一书里就说过：“本来不多的活儿，男人都不够做，何必要女人去受那份苦。”
对于小钱的理论，我认为她讲得很好，也很全面。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留守家中。如果男人的能力、水平等方面略弱一些，或者他不喜欢出外做工，愿意留守在家，那也可以让他家的女人出外闯荡，赚钱养家。比如我就愿意这么做，遗憾的是我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小钱共事多年，总是听到她对当下文学、绘画、戏剧、舞蹈领域内的女作家、女艺术家的作品持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评论，并且认为女权主义是改变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女性自觉意识的通途。听多了、久了，我的心里未免要犯嘀咕：从亚当为男夏娃为女开始，男女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千年，挺好的，可当下的一些女人偏偏要把男女分开说事儿，是不是有点儿无事生非？小钱坚决驳斥了我的观点：千百年来男女相处并不是平安无事，而是男人的权利大于女人，男人的利益大于女人，便宜都叫男人占去了。因此，研究、推广女权主义，是让女人们充分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
平心而论，小钱“我是女生”的理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在家里，小钱总把自己的先生、儿子浏浏放在第一位，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委屈他们。她的儿子浏浏出生六个月后开始咿呀学语，最早发出的音节就是“爸爸爸”，并且，这个六个月大的孩子竟然具有辨别性别的天才能力。出外一见男的，不论对方大小，浏浏便兴奋得小手直舞扎，喊人家“爸爸”，特别是见到街上的小狗（这时他便不能分辨男女了），他也小手一指，喊“爸爸”。说明一下，浏浏绝不是智力发育出了问题。在工作中一直把女权主义挂在嘴边的小钱，让儿子浏浏的怪异行为弄得特没面子，有一天她沮丧地说：女权主义，怎么让我像六个月大的浏浏一样乱喊乱叫呢？
这些年来，小钱对女权主义文学的研究一直没有更多更新的突破，甚至她还开始怀疑女权主义是否有真实的存在意义。比如，她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女人总是在家里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而出了家门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认为女人在古代就开始化妆了。女人化妆出门，把自己靓丽的一面给别人，这和传统的老话“女为悦己者容”是针锋相对的，这是否也意味着古时候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已经觉悟了呢？但是，化妆出门，为那些不相干的人去“容”，和浏浏六个月时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吗？于是她设想：女人回家进了门，开始化妆，穿时尚衣服，让自己充分女性起来。她曾为自己这样的构想而兴奋，女人不能在家里不做女人，而到外面去做女人。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从家里开始。
小钱就这样以女权主义的思维，一次次地解构了女权主义。
其余内容请参考所有的拜年短信
春节时，我的同事小钱给我发了这样的短信：“春节好。其余内容请参考所有的拜年短信。”今年春节收到的拜年短信格外多，因此小钱让我参考的内容也就太多太多了，她是在忽悠我。
忽悠一词，原意指的是晃动。《现代汉语词典》上举例说：“旗杆叫风吹得直忽悠。”当下流行这个词，主要缘起于赵本山与范伟表演的《卖拐》等几个小品，说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受到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而迷失了自我，其中更有幽默、调侃和反讽之意。估计小钱猜出来我今年春节接到的拜年短信很多，内容都是过年的好话，所以她才如此调侃和忽悠我。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过了元旦不算是一年的终结，只有过完了春节才算是一年真正过去了。大家辛辛苦苦一年了，到了年底，过了春节，不说好听的话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例如到了年底，个人的，单位的，都要有总结，基本上以成绩为主，也都算是好听的话。没见过谁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全说缺点和错误。再例如，文学是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开始隆重进行年度总结的，主要形式有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好多种。在年终岁尾的时候，自己的作品上了榜，选进了年度选本中，就等于听到了别人的好话，听到了别人的表扬，心情愉快，像是在过大年。
大榜也好，选本也好，都是文学上的过年话，好话。
说好话，我觉得也是在做好事。不是我在忽悠，在心理学、教育学上，这叫激励。过春节时收到了那么多的好话、过年话的信息，我心里当然舒坦，这也让我在下一年里好好表现，争取下个春节再收到更多的过年话。作为业内人士，我大体上也是知道文学上的这些排行榜、年度选本，还包括那些名目繁多的奖励是怎么弄出来的，但我不说，因为是些不好听的话。现在春节还没过完，还没到正月十五，说那些话不好听，也得罪人，这事我不能做。何况这些榜、选本还有激励、鼓励上榜的作家继续努力的意义和性质。
对文学来说，上榜、入选本，还有获得这个那个奖励，都不是目的，都算是文学在打造养眼的风光。谁要是把这些养眼的风光当真，那真的被忽悠过去了。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极有权威意义的包括了本年度最好的文学作品的排行榜、选本，这话我敢说。其实我也很希望能有几个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到了年底告诉我什么作品应该去读，哪些是让人血脉偾张或回肠荡气的文学作品，这样我的文学阅读就省事多了。相信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的情形是，榜照样去排，选本照样一年一年地出，而文学的阅读也在按照自己的选择照旧下去，两者基本上不搭界。大榜和选本基本上都忽悠不了文学的阅读。那么，这些排行榜、选本为什么要和读者的阅读捆绑在一起呢？各走各的路，互相之间不搭腔、不通气，也不是不可以的。现在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也没谁感觉出别扭、不得劲儿。“权威”有权威的想法、做法，但读者有读者的阅读兴趣点。问题是，如果弄出了排行榜、年度选本，仅仅就是为了说过年话，为了“激励”创作，为了在文学史上画上一笔，而没有读者，没有更广泛的阅读，这样的选本、排行榜，意义何在呢？
对于读者的阅读而言，这些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实际上和小钱的短信差不多：这些是好看的作品；其余好看的作品，请参见本年度发表的其他作品。
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话说我的同事小钱是个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上进青年。她一天到晚的事情很多，工作上的，生活里的。工作很忙，生活里也很忙，买菜做饭洗衣服，侍候老公、儿子，生活里该遇到的事她一样不落，都摊上了。但小钱总能见缝插针，写出一篇篇文学评论来，并引起省里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分管文学评论的洪兆惠领导一见到小钱，总是笑眯眯地说：“别累着了，别累着了。”洪领导也是我的领导，还是朋友，可他见着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但总体来说，小钱是个运气欠佳的人。某日给作协会员发开会通知，忙了一上午加大半个下午，写信封、粘信封，贴邮票、分市内外打包。事毕，小钱伸了个懒腰，手挡在嘴上打哈欠，领导推门进来，见此情形也没说什么，但小钱有点儿不好意思。累了一天他没过来看看，偏偏人家累了，歇了几秒，却被逮着。类似的事件很多，比如刚刚做完什么，小钱便在电脑上放一段流行音乐，声不大，领导便推门进来。时间长了，小钱总结道：“领导从来不怕别人闲着，就怕我闲着。”
我觉得这是小钱的误读，误读了领导。现在的领导，绝不像当年日本鬼子监管中国劳工那般地狠毒。他绝不会有意去盯着小钱，让小钱整日工作得屁滚尿流。误读在当下文学里几乎成为最常见的现象。文学的阅读现在看来是两种，一种是专业的阅读，包括文学评论家、领导、媒体记者、编辑，像小钱就经常阅读，并经常写点儿批评文章。文章在刊物报纸上发表了，只有她自己去欣赏，再一个我偶尔也帮她欣赏一下，都是一个办公室里的，这时候不去帮一把，也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另一种是读者的阅读。读者阅读常常能兴起一轮轮阅读时尚，专业的阅读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读者的阅读常常是自发的，和专业的阅读没什么关系，不是说你专家学者说这书好读者就能去看，人家基本不听你的意见，有时候他们稍稍虚心一点儿，听了你的话，那是因为你批判了那本书。
过去，专业的阅读根本瞧不起读者的阅读。专业阅读常常指责一些文学作品迎合了庸俗低级的审美情趣，潜台词就是读者的阅读不高雅。当下这样的观点还时不时地冒出来。而读者阅读呢，也基本上不理专业阅读。多少有识之士从多少年前就呼吁要引导阅读，建立起“正常”的阅读机制，说白了，就是我说什么好你就要去阅读什么。这种呼吁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看来，这两家的不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打个比方说吧，小钱是读者阅读，小钱的领导是专业阅读，你说领导和群众无论如何也不能站到一起“同流合污”呀。文章写到这里我实在觉得这个比方太不恰当了。建议编辑给删掉。
我想说的意思是，读者阅读与专业阅读之间肯定有误读的地方，两者对文学的阅读也有误读的地方。两个误读里，前者的误读意义不大，因为双方无论怎样去读，去读什么，目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阅读。而后者，即两种阅读对文学的误读，却是文学里的大事。举个例子说吧，当下文学里最火的是小小说的阅读。但小小说这一文学文体常常被专业阅读排斥在阅读视野之外，觉得这是文学的小儿科，从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结果是，小小说这个文体、小小说的作家在文坛前常常有受挫之感，创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这便直接影响了小小说的发展。
而读者阅读，应该说有一定的盲目性、非理性。阅读兴趣陡然上涨又陡然下落，起伏不定，阅读重心极易转移。但这种变化的阅读也会影响文学的文体形态、叙事形态和发展走向。
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对下属管教甚严。大学毕业必须先关门苦读三年书，第四年才被准许发表文章。某日，傅先生发现一年轻助教在门口晒太阳，第二天，他在太阳出来后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还不客气地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傅先生对那年轻助教，肯定有误读。假如那个年轻人是因北大年久失修的房屋潮气阴气太重而身上长了疥疮得了皮肤病，傅先生不是大大冤枉了助教呀。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没被误读过的。
因此，也有人感慨到，专业阅读本身是一无所用的，当时没什么作用，时间久了更没什么意义。前些年，著名的《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一百周年，编了一本书评精选集。主编叫查尔斯•麦格拉斯，估计是该报社的领导。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感慨地说，一百年来，被评论的数十万本书，是“使用一大片森林换来的——有些引领风骚达一季、一年，甚至十几年，但更多书随时光流逝，悄无声息……书评甚至比被评的书更短暂、更容易被遗忘……批评家容易出错”。出错就是误读。小钱说，批评家出错？编辑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失恋了……
这是在上海的作家素素的随笔集《巴黎的情人纽约的沙发》中看到的半句话。这书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小字：“一个片段，三言两语，五味杂陈，构成全部世界。”末尾的“世界”如果置换成“生活”也是别有风味的。我喜欢这半句话，因为它是人的一生的缩写。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和生活谈一场分分合合的恋爱，不断地爱上，又不断地失去。人总是从一场场失恋里走过来，直至和生命分手。我的失恋就是在昨天。什么样的失恋我不想说了，怪伤心的。一个朋友知道后打电话给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很感动啊。
生活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并不容易。我单位的小钱，今年的五六月份就迷恋上了“大型原生态歌舞集”（这词别扭不）《云南映象》。从五月就开始跑票，跑到六月二日才把票搞到手。五月的大连是最适宜谈情说爱的，但今年大连的五月阴雨连绵，让小钱总是紧张兮兮的。《云南映象》的票价从二百八十元到八百元。小钱是小公务员，为了一出戏花去她的十分之一还多的工资买个价格最低的门票，虽说心疼但还是豁出去了。但在大连到处都是传言，说三场门票全部卖光，有多少钱也买不到。我劝小钱算了吧，实在想看我在办公室里客串一场，免费的，遭到小钱的呸——后来看完了《云南映象》，我心想，让小钱呸了一下是活该，这个戏里的爱情还真不少。
六月三日下午，小钱去超市买了一坨冻鱼，开车回家。爬了六楼进家，才想起那坨冻鱼还在小车的后备箱里。下去拿吧，要不小车就成了海滩。于是小钱下楼，到了车前，却找不到小车的钥匙，下楼之前小钱把手袋扔在家里，而车钥匙就放在手袋里。小钱只好再上楼，再下楼，再再上楼了。为了《云南映象》，小钱已经魂飞胆破了，谈何“好好照顾自己”呢。这个故事不是我瞎编的，是小钱亲口跟我说的。你说小钱和《云南映象》约会一次容易吗。
晚上小钱准时坐在大连电视台演播大厅二楼的最后一排，这是剧场的最高点。空座很多，估计上座率仅六七成。小钱失望了：刚才在剧场门口看见不少票贩子在倒票，非常便宜。她不明白，来剧场的人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外面还有倒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说：这几天电视里揭发说，过去和现在，城市里每个新开的楼盘，售楼小姐都这样说：“只剩下不几套了。”小钱不悦：“你那是商人所为，《云南映象》可是艺术！”歌舞《云南映象》真的太棒了，特别是第三场“家园”里的“打歌”和第四场的“朝圣”，让人对生活、生命产生了敬畏之感。由此我觉得把这出戏的主旨看成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崇拜，更好一些。看了这样的歌舞，会想到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并立即行动起来，比如把上海的素素在那本书里提过的“谈一个像电影里一样的恋爱”，窜改一下，谈一个像《云南映象》一样的恋爱。小钱早已满脸大雨滂沱了。但是，剧场里的掌声不断，小钱脸上的大雨就突然停了，接着又下，如是再三。气得小钱干脆不下雨也不看戏了，满场子找那个可恶的“领掌人”。是坐在二楼一排中间的人，一个至少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小钱愤愤地嘟囔：“她懂艺术吗！怎么像个托儿？”我悄悄地接茬：“说不准还是个退了役的著名舞蹈家或者歌唱家呢。”问题是，那个狂热的老太太在不断地拍巴掌，她一拍，全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把《云南映象》一次次营造的情境、意境全部解构。小钱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里度过了《云南映象》的艰难岁月。
从此小钱发誓再也不去剧场了。她坚定地认为，这出戏从开始卖票到剧场里的演出效果都是一场闹剧，把好端端的艺术给糟践了。小钱和《云南映象》彻底闹掰了。对《云南映象》来说，小钱是观众，就像画展里的观众、音乐会里的听众、图书面前的读者……一样。前些日子，我写文章，谈文艺和市场的关系，就把市场两个字后面加上“观众、听众、读者”，说明前后两者是一个概念。看了《云南映象》，我知道我错了，市场是没有生命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你怎么去弄也不过分。而观众、听众、读者，是活生生的生命，你要尊重，你要敬畏，你要感恩。艺术也需要营销，但要把观众当作市场来同等对待的话，那肯定要伤害到艺术，对不起艺术了。
董桥在《没有童谣的年代》一书里，引了一段大导演波兰斯基（导演过电影《钢琴家》）的话：“当年在好莱坞，只要影片得奖或者叫好，乃至社会上都相信那是个好片子，商业上赚钱不赚钱也不要紧……现在不同了，最重要的是赚钱，而且是赚大钱。”但艺术如果只想着赚钱，而愚弄、伤害观众、听众、读者，那双方都会“失恋”的。《云南映象》是个绝好的东西，但演出的场内场外的“营销”，就有点儿让人不舒服甚至是伤心了。
我咋就不能当老师
同事小钱刚到文联工作时叫我“王主任”，我听了很不舒服。我是主任不假，可你不能这样叫。小钱不解：“那我该怎么称呼您？”我大气地说：“老师！”这话说完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味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走红，我喜欢别人叫我“王作家”；到了九十年代，全民经商，我喜欢别人叫我“王总”。一次到《新商报》报社，满屋子的小姑娘、小媳妇欢呼：“王经理来了！”我却正色道：“王总！”于是又一阵阵欢呼：“王总！王总！”从那时我便落下了一听见大街上陌生人叫“王总”就兴奋的毛病。现在我有点儿老了，也显得有点儿学问了，就特别喜欢别人叫我“老师”，并且，心里头还觉得我这个老师和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应该是大学级别的。
不久前看报纸，见有一个真的老师提意见，说现在满大街的人都互称“老师”。这让我心虚，这人说话怎么净朝要害地方去捅。但也就在这个周末晚上，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分别播放《我型我秀》、《超女》二〇〇六年度的总决赛，后者的长度比春晚还长，都过了零点。我在家忙得不亦乐乎，频频换台，一会儿看东方卫视，一会儿看湖南卫视，比看春晚还过瘾。我发现这两台节目很有特点，一是东方卫视的选手都是男的，有一个女的也像是男的，而湖南卫视里的选手全是女的。二是两个现场的主持人都称评委为“老师”，选手也称主持人和评委为“老师”。这让我真高兴。联想到以前，在央视里，总听见别人叫“赵老师”“宋老师”的，敢情电视上时兴这个呀。娱乐界的人都成老师了，我咋就不能当老师呢？我从此可以不心虚了。
我不是不知道，从根上讲，老师是指在学校里从事教学职业的人；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老师还包括那些有文化、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我再加一条，有品行的人。那个提意见的真老师，显然忽略了“老师”这个概念的所指。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作家、也是评论家的韩石山的文学评论，我就叫他“老师”，不喜欢的我还不叫呢。你能把我怎么样？过去，孔子说过，三个人聚在一起，一定有个人是我的老师。天下这么多的老师，我怎么就不能当老师呢？
我当然知道当下社会里“老师”的叫法比较流行。看过一个材料，说是国内一大商业集团，老板不让员工叫他“老总”而让叫“老师”。我手里也有几张名片：在一个重要而显赫的政府职务之下，还有“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的字样。赵本山的徒弟，叫他“老师”而不是叫“师傅”。老师是有学问有文化有品行的。如果大家都相互称为“老师”，那说明社会对文化、学问、品行的尊重和重视，也说明大家彼此都有了文化、学问和品行，这可不是什么坏事。八十多岁的金庸之所以要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他说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学问”。那么大岁数的人都想学习了，你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叫个“老师”多么正常。
我在文学界里头做了多年。刚来的时候大多数人比我年长，都是我的老师；现在我年长了，也需要别人叫我“老师”。文学界里头叫“老师”的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前几天在大连，见到作家蒋子龙、评论家雷达，我就叫“蒋老师”“雷老师”的，别人也都这么叫。这是尊称，也表示要向老师学习的虚心态度，就像孔子那样。但是，让我气愤的是，小钱叫了我不几天的“老师”，就再也不叫了，甚至连“王主任”也不叫了。我知道我没太多的学问，水平也不高，也没有当领导的品行，不太能担得起“老师”的称号。可我和你小钱毕竟是一个单位的，多少你给点儿面子好不好？
我的单位叫文联
单位也算个老词儿了。过去人们见面，询问“哪个单位的”，常是寒暄、关切的主要句子，现在不。过去，找单位等于找一个终身依靠和终身幸福，没有谁找了一个好单位还在梦想跳槽，现在也不了。我的单位叫“市文联”，是央视昨天播放的一则动漫，里面有几个坐在破旧的吉普车上乱扔垃圾的人待的地方。文联市里有，省里有，国家也有。那则动漫真的让我很愤怒：你怎么不拿什么央视、日报、地税、工商、公安来开涮？你不敢！你一定是自我感觉不凡但却没能在文联所属的哪个文艺家协会里当上理事、副主席一类的而对文联充满了仇恨。我有点儿小人了。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文联的人了，谁要是说文联的坏话，我搁心里很不舒服。
二十多年前我刚到文联上班，一次到铁路医院看病，大夫问我“哪个单位”，我曾骄傲地回答了。大夫看我一眼，说：“好单位，清闲。”这是赞美文联，当时我很高兴。现在，也有人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听我回答后一般都很客气：“噢！”个别以前熟悉的，见了面，很关心地问：“怎么还没调走！”我往哪儿调呢？这二十年来，偶尔情绪波动，想走，但想想，还是喜欢这儿，也就留在这里了。
喜欢文联是因为我很喜欢文学，喜欢的程度可以叫作“癖好”了。
董桥在《乡愁的理念》一书里说：“癖好跟职业多半不能兼得”，“寓癖好于职业，不亦快哉！”董桥真懂我。我先天愚钝，偏偏从小好上了文学，能到文联上班，岂不是离文学更近了吗。文联就是搞文学艺术的单位呀。要是说文联的人上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别人信，我可不信。我单位的人，就算是法律、法规、政策条文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让他那么去干他都不会的，不信你试试。
文联是文学艺术的团体组织。看《李欧梵自选集》，说“语丝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界的“四大文学团体”。可见，现代文艺的初期，有了文艺家，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公家的，私营的，股份制的，个体的等等。从现代文艺形态的建立直到现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一直就此消彼长。如果再往远看，古时候，文人也喜好聚堆儿，成立这个社那个派的。如果这些文艺团体对文艺创作没什么用处、没什么好处，我想谁也不会闲着无事去整出个什么团体组织。几年前，我身边有一个实习的大学生，喜欢文学研究。我曾经提议他寻找一些有关作家创作的外围关系的选题，比如文学期刊、文学组织等与文学创作、文学家之间的关系。当时这样的研究不多，还算是学术荒地。以我的体验和经验，文艺创作和文艺的发展，有没有文学组织是大不一样的。我甚至认为，文艺组织，比如文联，是诞生并发展现代文艺形态的一种重要的组织、管理手段与形式。
以前听说有一位退休的领导说过，他在文联干了一辈子也不知文联是干什么的；前些日子，一些报刊上载文说，一个资深作家说文联、作协没什么用处，建议取消、解散。这种事情给我的感觉和前面提到的动漫是一样的。
不要误会我是文联的人，我就说文联的好话。我这叫客观公正。我在单位里也经常被误解、被打击，也经常被领导批评，被个别人打小报告，但我还是喜欢文联，喜欢上班，喜欢叫文联为“咱家”。因为文联是给我开工资发奖金的地方，让我距文学最近，让我把癖好和职业结合起来。
说了半天，也没细说文联究竟是干什么的,尽管我不是文联领导，也不是著名作家，但我却深知文联是干什么的，我对文联的性质、职责一清二楚。但我不想说了，因为一说话就长，话一长文章就长，文章写长了本版编辑就不高兴了，他发给我的稿费就多了，报刊的经济损失就多了一些。这也说明，文联如我这样的人，是愿意经常替他人着想的。
“单位”的变化
过去，在我的观念里，单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给你开工资，给你各种补贴，得病了医疗费全给你报销，逢年过节要给你发许许多多的生活用品，开运动会要发运动服、饮料、面包——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我第一次吃麦当劳就是在市里组织的运动会上。那个时候，吃的穿的行的住的都是靠单位，甚至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单位。两口子打架，互相对骂，动了手，还要打离婚，女的愤愤地说：“走，上你单位找领导……”她精明呀，不想去自己的单位反而要到男人的单位。把自家的事情闹到单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到这个地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就像在电视上曝光一样，很丢人的。那个时候，没什么人没有单位，只是单位的好坏有所区别，好的单位待遇好一些，坏的单位势力小了一点儿。找了一个好的单位，无论怎样受气，待遇不公，也像是找了个终身依靠，一般不会轻易离开。
现在没几个人在过节的时候指望单位发给你大量的过节物品和奖金，也没有谁在家里出了问题的时候完全指望单位给解决。单位的所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像父亲母亲那样无微不至、体贴周到、慈祥、可爱、严厉、威风，也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靠山，更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地方了。过去，多少人找到了一个单位，就死心塌地地干一辈子。现在，没有单位的概念了，基本上叫“公司”；也没有谁一说起“单位”就油然生发出一些什么自豪感。现在不叫单位了，那地儿叫“饭碗”，仅仅是个给你开工资的地方；如果你表现不好，比如迟到早退、事假病假、不听领导的，比如你没表现出被要求的水平、能力，那地儿不但不给你工资，甚至连“饭碗”都给你打了。同样，现在年轻人的就业观念，也是让人感到惊讶，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单位炒掉了，换地儿像换衣服一样，随心情。你和他多签几年就业合同，他都不干，说是要“自由”。
新出现的一些名词、概念都在说明这样的变化：人才流动、跳槽、炒鱿鱼。这些新的术语概括了生活的悄然改变。对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似乎不再需要“单位”所给予的事无巨细的照顾和帮助，也许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沉重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束缚，从而失去了生活的许多自由。
这样的变化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与改变，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强大。过去，到个体户、民营企业工作是件很上不了台面的事，名声不好。进了国营企业，像是找到了好单位，现在没人管这些。民营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灵活性让过去铁板一块的人事制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位不再是终身的依靠，晋级晋职不再以资历排位而以能力和水平为首选，没有什么地方只进不出、养老终身，干好了继续干，干不好就立马走人，选择也是双向的，供需双方必须互相满意才会产生工作效应……这样变化的实质是创造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空间，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才有可能发展自己，报酬、待遇、地位都和自己的能力、水平密切相关。
从求职就业的角度上说，过去叫找“单位”，现在则是找“工作”。
这些变化，生活观念的改变，都缘于一个现实：民营经济的强大，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经济支撑。
敬畏与感恩
我现在像深山老林里的猴子一样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镜像里的我还比较满意：长得比较像样儿，也不算太老，当然不是和小青年相比。但内心里我还算有“自知之明”，毛主席以前就倡导这样的优秀品质。我知道别人对我相貌的看法，没有谁见到我还用“年轻”“帅气”“酷”“爽”这类的词，多半是用“还不老”“挺有内涵和气质”“中年人的风度”。一个朋友曾这样安慰我：你这个年龄，长什么样儿都不重要了，是显示气质和风度的时节。也许谁都和我一样，在向老年走去的时候格外关注自己长的什么样儿。但也有可能出现例外。这几年每年我都要回一次母校辽宁师范大学，听文学硕士的毕业答辩。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和王吉鹏老师坐在一起，聆听及点评青年学子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每次都感觉王老师的身体有着些许的变化：头发、行动……王老师一辈子都研究鲁迅，著述等身，也是鲁迅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在今年的答辩中，我就暗暗地想，看王老师那短短的几年，平头上站着的多是白白的短发；看王老师拖着不太灵动的身体，像是心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他不会有时间和心情，经常观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一定还像从前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投入在传播鲁迅上。
我从当学生到现在，对母校的一些老师，比如教文艺理论的叶纪彬教授，已故的教现代文学的陆文采教授，还有王吉鹏教授，一直怀着深深的敬重。以前过年过节，还常去老师们家看看。现在忙，事多，就不常去了。偶尔想起，内心里觉得愧疚，但忙起来又顾不上了。对这些老师，我一直怀着敬重的感情。时光过得如此之快，我都变老了。我的老师还能不老吗！用“老”来形容王吉鹏老师的现在状态，不是不恭敬，而是现实。但有点儿“老”了的王老师还像从前那样充满了生活热情、谨严勤奋的学术态度和捍卫真理的学术精神。在二〇〇六年六月十日的答辩结束后，王吉鹏老师代表答辩委员会向十几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讲了话，大意是：人要有敬畏和感恩之心，敬重父母、师长，敬重工作、单位，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一切……听到这里，我的内心，忽然有了一个闪念：在刚才答辩过程中，一学生的论文在论述中出现了对鲁迅略微的不敬，一老师对此予以小小肯定，却遭遇了王老师的激烈反驳。当时我就想，谁要是敢说鲁迅的半个“不”字，王老师立即会拖着病痛的身躯和那人拼命。
我从不做鲁迅研究，因此不知道在王老师心中鲁迅是否是个完人。但我感觉出，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王老师，对鲁迅怀着深深的敬畏与感恩。
其实，心怀着敬畏与感恩的人不止王老师一个。一次和大连市残联的朋友吃饭，席间一位女人泪流满面地说她一辈子对残联感恩不尽。她说在她十几岁失去了左胳膊时，是残联的人让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在她长大后，又在残联的工作岗位上发展了自己。这让我联系起我对文联和作协的感情，应该说和她是一样的。在生活里和工作上，谁要是当我的面说文联、作协不好，我会非常愤怒。我自己都不说这个，凭什么你们乱说。尽管残联、文联都是社会各行各业里的“弱势群体”，但我们在其中感到了生活的快乐与满足，你管得着吗！从内心里讲，我之所以愿意在文联、作协工作是因为这里距文学最近，而文学又是我从小到大永远不变的信念、信仰。你说你要是不敬文联、作协，不是冒死往我的枪口上撞吗！
因此我以我个人的体验绝对能理解王吉鹏老师的“敬畏与感恩”。对叶老师、陆老师、王老师……对文学，我一直是敬重的，但还没有达到王老师所说的“敬畏”的境界。这是两种境界。到了敬畏的地步，很可能就有一种无限感恩的心态，会恭恭敬敬，如履薄冰；会兢兢业业，勤劳努力；会恪尽职守，捍卫心中的神圣。以自己的一生，献给心中的信念。这样的心境、境界和精神，让生活更充实，让生命更滋润，让生命更自由了。
已故的陆文采老师，临走时曾留言说起了关于文学上的一些事，有些和我有关。听后我大哭一场。陆老师一生也有他的敬畏与感恩，关于文学的，并且，他真的是以自己的一生，在教导我启发我怎样去敬畏与感恩，怎样去生活。
哭陆文采老师
我是在出去开会的火车上得知陆文采老师去世的消息的，距老师走了已经好多天了。当时我站在车厢连接处，任凭眼泪流淌。二〇〇五年年初，我还请一位朋友帮助我记一下，在教师节前后我要请辽宁师大的叶纪彬和陆文采老师吃饭。教师节的时候，我在白洋淀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朋友打电话给我，提醒我，但我身处异地，便打算元旦、春节前后再说。谁能想到陆老师竟然走了。
陆师母说，陆老师临终前想见的人之一是我。可惜没有找到我。身居同一座城市，我便这样疏于与老师联系，以至老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未能在他身边。在火车上，我内心一直悔恨交加。早就知道陆老师身体不好，也曾偶尔去看过老师，但也常常因为俗事缠身，便为自己找到了搪塞的理由而安然。其实，真的应该经常去看看老师，特别是在他住院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陆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他是江苏张家港人，讲的是江苏普通话，据说叫“苏白”，刚开始基本上听不懂，后来听习惯了也就明白了。陆老师的“苏白”，也是一种表情的、肢体的语言，说起来便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在讲台上的陆老师，便不太像一个专家学者，而更像是歌唱演员或舞蹈演员。因此每每听陆老师讲课，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就在这样有意思的氛围里，我感知到了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路数与方式。可以这样说，大学毕业以后我之所以能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和当时教我文学理论课的叶纪彬老师、教现代文学课的陆老师有着太大的关系。正是这两位老师的独特的文学思维与方法，启迪和引领我走向了文学评论之路。比如，当时陆老师讲课时不用我们的现成教材，而讲自己的文学研究成果。他的讲义，就是一篇一篇论文。印象里还有他讲的徐志摩、丁玲的那几节课。老师吟诵着“轻轻的我走了……”，手挥舞着，满脸笑意，竟从讲坛上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而课堂上活跃着轻松的氛围。
以后，我曾经想过，陆老师的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他的个性发挥。他的有些浪漫的情思和他的理想主义的心胸，让他的评论文章，时时洋溢着真实的热情的性情。
在学业上，我受益于老师；而在生活里，也受益于老师。结婚以后，我出生才一年的儿子患病差不多有一年。陆老师偕师母，便常常到我家探望我儿子。孩子病程持久，我们在精力上、心理上都陷入困顿和不安之中。每每陆老师、师母的到来，便让我那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充满了温情。师母是位医生，在护理孩子上，也手把手教导我们。孩子的刀口始终有溃疡面，让我们在日常护理时手足无措，陆老师和师母便送来酒精、滑石粉和医用棉球，指导我们注意什么，怎么去做。那时，我是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于陆老师来说，无有可图无有可报——以我世俗的心态，看陆老师的那份无私的无所计较无一所求的热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依我的心胸与境界，与陆老师相比，真感无地自容。我是什么？是陆老师成百上千个学生之一，而陆老师所图的，便是我是他的学生而已！我父亲也是老师，他一生所授学生，也是数不过来。就是在父亲身边，在陆老师身边，我体会出一个老师——那个时代的老师，对学生的真爱，无私的爱。
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陆老师不仅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享有盛名，而且是那一时期大连文学评论的中坚力量。大连文学评论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这和陆老师积极热情的参与，不无关系。那个时候，大连的好多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都在陆老师的文学评论里，得到了热情的奖掖与中肯的评价。达理、孙惠芬、素素、任惠敏……的一篇一篇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在各种文学会议上，也常常见到陆老师的身影，听到陆老师那我十分熟悉的热情的“苏白”。我知道那时候陆老师还有这样的计划：系统地评价和分析大连女作家及其作品。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的话，那也是大连文学评论很有特色的收获。陆老师对大连本地作家真是有求必应，只要请他写文章，他都不会因为忙而推托。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市文联要编撰一本系统的文艺评论集《这是一方沃土——大连新时期文学评论集》，其中要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归为一个选题来做。这里材料庞杂——还需要评论家自己来搜集整理，头绪繁多。请陆老师来写，他便爽快答应，并很快写出洋洋万言的评论《滨城的夜空，一颗颗明亮的星星——新时期大连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拾美》。能在短时间里就很快写出这篇文章，一方面看出陆老师平日搜集的大连文学方面的有关材料十分丰富，一方面还能看出，他不因为自己是教授、学者而慢待、轻视本地的文学事业。
老师走了。在大连，我还守望着埋在我的心底的一份惦念，一种支撑。老师走了，留下的是一串脚印，一个背影。老师让我一次一次地想到：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在我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的时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正在小镇的一所中学做数学教师。每天背着黄书包，穿着板儿鞋，遛在小镇的大街小巷，上班然后再如是回家。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那年轻的脑袋里乱七八糟地盘旋着好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突然从天而降，站在我的面前，满脸红霞地邀请我到公园走走（那时没有什么什么吧，饭店的功能完全就是吃饭，谈情说爱一律在公园或在马路上）。遗憾的是，当我往返于学校和家里的那两年漫长的路上，并没有哪个女孩来帮助我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的“臭老九”。让我绝对生气的是，街头上那些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小痞子、小混混身边都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有时还不止一个！这种旱涝不均的状态让我对那时的现实失望极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的流行俗语让我有着切肤之痛。像我这样相貌端正、知书达理、老实本分，有理想有抱负，还有点儿聪明才华，还有正当收入（但是不太多）的小知识分子，怎么不能享受到漂亮的女孩的爱戴和拥护呢？
说实话，直到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带着疑惑，我请教了一位女朋友。她在一个女孩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她又发动了那些女孩子一齐给我解惑答疑。她们有一套很正经的说法，归纳起来是这样：男人必须像个男人的样子，心胸豁达，勇敢大度，富有同情心，富有责任感，勇于牺牲自己，体贴照顾关爱女人……还应该有钱、有车、有房子；男人是山，是女人依偎的坚强的臂膀；男人像船，能承载女人的一生；男人是大海，能容纳女人的一切优缺点；男人像港湾，是女人休憩的归宿地。再具体一点儿说，男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又是温柔体贴、忠诚可靠的丈夫。男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四不怕骂、五不怕哭、六不怕气、七不怕烦、八不怕打、九不怕死。挣大把钞票，全给女人；遭遇歹徒拦路抢劫，要挺身而出保护女人；回到家里要上灶做一手好饭菜，要擦好地板洗好衣服（举个实例：我姐姐、我姐姐的女儿，在家里就戏称我姐夫为“大抹布”，因为他一到家里就抹布不离手，收拾卫生、买菜做饭）。最后还有一条，还要上好床，不能上错床。我大吃一惊：“我的天，这样的男人你们还让不让他活下去？”她们全部唱歌一样回答：这样的好男人现在基本没有了。我说：“全部累死了。”好男人都累死了，只剩下坏男人还勉勉强强活着。于是，女人们也只好将就着去爱坏男人了。
如果不想爱一个坏男人，我突然想到，还有这样的办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设计编程，做一个电脑机器人，男性，年龄可大可小，所有的期待、希望全都设计在程序里，体现在他的身上。我可以批量生产，A、B、C、D各种型号，批发零售全在我开设的专卖店里。问题是，这样的富有情感的好男人机器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广大女性的需求。
我在生我养我的小镇，没有得到我喜欢的女孩的喜欢。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好男人，我只好跑到大连娶妻安家。但我时时惦念着回家——回到小镇，去看望我那年老体弱的妈妈，看望我那年轻多病的弟弟们。今年春节前夕，我在回家的路上，坐着车，还把腰扭了。这个春节，我就这样病病怏怏地活着，想着身边的亲人的病，可能永远没有治愈的希望；想到我还要把我挣的公务员的工资劈出多少来尽可能帮助他们；想到我春节假期结束以后马上要开展的几项工作……这时我的腰又疼了，我不也成了一个坏下去的男人了吗？
现在还有爱情吗
一向以炮制恶俗话题为乐的《新周刊》，在今年的第五期封面上，用女人的肚皮、女人的手指和红玫瑰为背景，打出了又黑又靓的四个大字（比刊名的字体还大）：“爱情之死”。这一期的重头文章，都是在“解构经典爱情”，以理论阐释和调查访谈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结论：“古典爱情死了，人更自由了。”
现在这里有个常识性问题：经典和古典的所指不同。两者都有时间、历史的内涵，但古典的范围大些，宽泛许多；经典的范围则少一些、小一些，有点儿方针、路线、政策、模范、标兵、榜样的感觉，且历朝历代都奉为圭臬，视为至宝，学而时习之。因此就不知道《新周刊》是在解构古典爱情，还是在解构经典爱情？如果说它是通过解构个别的经典来达到解构一般的古典，倒也是条正确的思路，符合矛盾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法则。只是看不出它说的哪是经典爱情，哪是古典爱情。显然《新周刊》的编撰者在这些地方也头脑不清。现在的情形是，就在头脑不清时说话更能理直气壮，色胆如牛。
稀里糊涂地，这一期《新周刊》也的确拿住了一个前卫话题：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爱情？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爱情？
我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结合个人思想实际，主要结合个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谈谈个人的复杂体会。
简单地说，你可以回忆老赵忠祥几年前主持的那档《动物世界》和现在“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个别章节和个别镜头，那里的动物们都有爱情，都要爱情，有缠缠绵绵，有争风吃醋，俺们这类高级动物，怎能不要爱情，没有爱情呢！
再进一步复杂地说，结论也是如此。
先说我小时候对爱情的看法。实际上，在我的中小学时期，我对爱情也没有啥看法。那时是“文革”时期，只能看几部御准的书和电影，所学的中小学课本，根本找不到“爱情”二字。不像现在，无论看什么都会看到“爱”，无论走到哪里也都能碰上“爱”。那时吃不太饱穿不太暖，我就想：将来找老婆一定要找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那时饭店服务员和现在饭店小姐不一样）。那时饭店都是公家开的，据我所知，饭店服务员可以在饭店吃饭还可以把饭店的好饭好菜装进饭盒子带回家，这样我就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可见我小时候人生观价值观有点儿问题，把找老婆的标准定位在具有贪图享乐、公款吃喝的条件的人身上。那时我根本不懂爱情。“文革”一开始，父亲就把家里的书一部分卖了破烂，一部分在夜里偷偷烧了，只留下几本，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偷偷地看。令我那颗少年的心怦怦乱跳的是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我曾反复地看，没觉得保尔怎么样，倒觉得冬尼娅那么可爱。那时我还爱看浩然的《艳阳天》，厚厚的三大卷，第一句话就是：萧长春死了老婆，三年还没续上。我说全中国作家最先锋地抓住小说卖点的不是王朔、不是安顿，而是浩然。浩然写了特有男人气的萧长春和特有女人味儿的萧淑红的爱情。“文革”时期，能公开谈情说爱的恐怕只有这一对了。我所知道的爱情那时仅限于这些。以后是“文革”结束了，我也长大了。早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龄以后，我才知道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知道了崔莺莺、杜十娘，知道了卡门……都是古典爱情里的光芒四射的爱情创造者，也是那时的我的爱情经典人物和爱情经典故事。
但我在谈恋爱和开始家庭生活时，我几乎没有受到这些爱情人物、爱情故事的影响——作为一个男性公民，我自然不会以杜十娘等人为自己的理想女性，也不希望自己的爱情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我想的是过日子，平淡也罢，普通也罢，只要平平安安。这是不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世界观，我现在也说不好。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就不能有美好、浪漫的爱情吗，我也说不好。我们所知道的古典的经典的爱情，都是颇有刺激性的爱情故事，搁在我身上可受不了，因为我们心眼儿太小，承受能力太差，性格不好，还不能经受得住那样翻来覆去的折磨和考验。咱都是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工资不高，干活不少，问题也不少，境界也不高，心里想着要团结崔莺莺、卡门等那些美丽大方的群众，无奈工资有限、精力有限，还是老老实实地刷碗买菜哄孩子，过个平凡的日子吧。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有爱情，算不算要爱情。
现在真是改革开放了，一九九九年克林顿的裤子拉链出了点儿问题，以央视为首的国内大大小小媒体都跟着起腻，我却发现好多人对老克并不烦。前些年读了一首前卫诗：“当你在爱着我的时候，我却在爱着别人。”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行呢！自查一下，觉得自己老了，传统的东西在我身上太多了，常常因为家庭所累都忘了改造世界观，致使我跟不上形势。比如我坚决拥护一夫一妻制，追求从一而终的理念，向往夫唱妇随的家庭情操，坚决反对第三者插足、反对婚外恋反对交异性朋友、反对老公公上儿媳妇的床上，还有许多反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说了。这是不是太古典了？传统的东西，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想法、做法，旧是旧了点儿，有些还是很实用的，至少不能让你得性病、艾滋病一类的。且这些祖传下来的，都历经千百年的打磨、筛选，自有其闪亮之点。一些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性文化、无爱文化，我现在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到这是胡扯，无性无爱，难道你是克隆出来的吗。我们就不向你学习，看你能把我们怎么办。
有人在，就会有爱情在，就会要爱情。人不死，爱就不死。这是常识，明摆着板上钉钉，就像人要吃饭睡觉一样。
我还觉得爱是不可言说的，就像穿了新皮鞋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一样；我们了解、掌握爱情，靠的不是经典、古典的爱情，而是我们的本能，而是我们的长辈的影响，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们的父亲母亲，才是我们的爱的经典、爱的古典。
雾里看花——我对女性的一点儿想法
说这个问题觉得很复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讲才能不得罪人。依一个有了一点儿人生阅历的中年男人来看，讲了真话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不满，讲了不真实的话又觉得没啥意思。
小时候我喜欢看的一篇文章是曹植的《洛神赋》。这篇文章把洛神——那个美丽的女人写绝了，就是现在我仍然认为曹植把汉语里最好听的话都用在女人身上了。那时候我觉得天下最美的女人非洛神莫属，长大了才明白这只是幅画儿，好看但不好用。交朋友也好，娶媳妇也好，实实在在的，家务活儿什么都能干，外带漂亮一点儿。想想为什么曹植对洛神用了那么多的句子，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失恋了才移情于她。洛神何好之有？但在曹植的眼里，那可是个绝代佳人，《洛神赋》的大意是：她长得漂亮，又爱意绵绵，娴静温柔，又怨而不恨。这样的女人弄得曹植神魂颠倒，忘了吃饭也忘了赶路。在文学人物的排行榜上，那些美丽漂亮的女性形象差不多总在榜首，比如现在的练歌房里还在唱着歌妓杜十娘，她可是几百年前的人。至于那些电视剧、电影等等之类，也常常把漂亮的女人推到前台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漂亮的女人不但男人喜欢，就是女人也照样喜欢。
假如我很幸运，我也不敢娶漂亮的女人回家，张惠妹很有味道，但她能给你做饭吗？能给你洗衣服吗？认真地检讨我的这些想法，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想法是一种极为守旧的女性价值观，即在男性话语占主流、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女性处在附属的被动的位置上。温柔贤惠、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等等，都是在说这情形。现在情况与过去相比大不相同了：女性的活动范围不再是家庭、丈夫、孩子了，有主意、有思想，能挣钱也能花钱，不想做饭可以到饭店去“买单”，不想洗衣服可以去“干洗”“湿洗”，能省下时间就尽量省下时间，能有闲就尽量叫它有闲——总而言之，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都能做，男人不能做的事情女人差不多还能做，这就叫变化，这就是时代特色。
挣钱差不多一般多了（有的女性挣的钱要比男性多得多），你能思想我也能思想了，社会、家庭地位也就平等了。平等之后也会带来一些新情况，比如我还有点儿疑问，一个家庭总得有一个人当家做主，即便时代变了，也不太可能你说这我偏去干那，大家充分民主，这有点儿像一个公司里有两个都说了算的领导肯定会让这公司黄铺一样，这样的家庭也是难以想象的。在家庭里女性说了算也罢，可据我所知许多男人还在死守着传统想法，这不很容易打起来吗？我一朋友（当然是男性的），身居要职，常常应酬至深夜。一次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回家晚了，竟见过妻子留的便条：“饭在锅里，我在床上。”这让我艳羡不已——显然我这朋友说的是一个玩笑。那英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真不知道现代家庭里男人和女人都是怎样唱这出戏的。我不太同意现在的“男性雌化、女性雄化”评价，因为男女平等但男女还是有别，这就注定世界上好女人还是遍地都是，只要你瞪大眼睛去看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