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话
我不喝酒。但听说过喝酒的种种妙处。于是觉得，有些文字需要放在酒后。
你要当面夸夸我
生活里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有一天，我的心情不太好。至于什么原因我不说了，怪不好意思的，反正用同事小钱的话来说：“老脸拉得挺长的，阴森森的一上午。”但是，在那个下午，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女性，坐下来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只是和我找话说，滔滔不绝的，主题有三，一是夸我这个人善良、心眼儿好；二是夸我的文学评论写得好；三是夸我干练、能力强。她夸我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这个人的个性你还不知道吗，谦虚得都习惯了。
我的心情就此而由阴转晴了。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小钱在那个女人的背后晃来晃去、挤眉弄眼的，像是十分高兴。小钱是个藏不住心事儿的人，看她那一副得意的样子，我便知道这天下午是她精心构思的一个骗局：一个“美人计”，让来人往死里夸我，哄我高兴。用相声演员的话来说，叫“逗你玩”。已经知道这是阴谋了，但我心里还是高兴，还在继续特别有心情地听着那人夸我。
没有谁不爱听好话的。
在生活里想听点儿好话并不难。教育心理学把说好话视为激励原理。说一个学生表现不好，学习又差，你当老师的不能挖苦打击，而要找出这人的优点，往死里夸，鼓励他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人进步就大了。据说这是美国佬惯用的招数，说是在美国，夸人的话满天飞。这种激励原理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身上。比如对待你的领导，你不能表现出不满，不能去发牢骚，不能自个儿去生闷气，那是和自己过不去。你就应该像小钱那样，看见领导不高兴了，找些优点找些好话鼓励他，效果颇佳。
当下文艺界不少的作品研讨会、座谈会便是“激励原理”最成功的范例。一伙儿专家、评论家、文艺家坐在一起，大王、小王、会儿、主儿、副儿排列清楚，摆好，座次不乱，之后便让他们放口去夸人。你听着，全是好话。专门给一个人或者他的作品说好话。都是很认真地去说，都有充分准备地去说。你看见媒体上报道的某某人或某某作品的座谈会（有时也叫研讨会），大都是这种情形。我敢说，当下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专门给人提意见、挑毛病的研讨会和座谈会。谁能受得了这个？谁的心理承受能力能有那么好：大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你这里不行那里也不好。这种会议现在没有，过去却有。“文革”时期有 “大批判会”，或叫“批斗会”，还有“斗私批修会”，那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专门给人家找毛病的会；现在这类会议还有一种，属于不讲情面的，就是在法院开庭审判的会，那可是不说优点全说你的不是。
文艺界的研讨会、座谈会里就不能全说缺点、局限了，这些会议好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夸人夸作品。
夸人、讲人的好话不见得就是坏事。以我为例吧，我大半生走来，吃的是文学饭，从内心里也喜欢这碗饭。等到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你当头一棒：你的评论写得不好，你不适合搞评论。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你还想不想让我继续活下去了？ 这不是一下子就把我的积极性彻底挫伤了吗？
再比如，我向来觉得，搞文艺创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说白了，都有自恋倾向，一个作品出来，会觉得这东西很好。没这良好的感觉，他就无法继续搞下去。这时有个研讨会、座谈会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那是把人往死里逼呀。
再从另一个角度说，座谈会、研讨会上的夸人，也大都没有什么假话，从道德角度上讲也不算违心讲假话。一则有可能发言者的确就是这样看待讨论对象的，他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象；二则他有可能回避一些问题、局限，而专挑优点来说，这也不算错，只能说是在一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全面地看问题。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研讨会、座谈会常常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创作的阶段性总结。阶段性总结哪里都有，比如单位年终总结、个人总结，哪个都是自己表扬自己的文章。阶段性总结干吗不能说好话呢，都不是什么坏事儿呀。
那天，看见我心情好了，那女人、小钱好像完成了一个天大的使命。我暗暗地告诫自己：千万千万别把刚才夸我的好话当作一回事儿。那可是一种鼓励，是定了个远景目标让你拼命去奔啊。而在研讨会、座谈会的被研讨对象，大概都像我一样，不会把那些夸奖的话当真，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应该最清楚。比如有人要是说你“在中国文艺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崭新的一笔”之类的话，你在高兴之余，一定要把这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小钱是女生
同事小钱有一天老是哼哼《我是女生》。再好的旋律，如果你无休无止地哼唱着，谁都会受不了。作家孙惠芬有一天打电话说，早晨起来后这一天脑子里总是自动播放“一条大河波浪宽……”，拼命地不去想这曲子都不成。这情况我自己也经常遇到，小钱这天就是这样。从医学、心理学上看，也许这叫强迫症，即不由自主地被强迫去重复做某件事。小钱哼唱了大半天《我是女生》了，都在一个办公室里，我的脑子里也都快出现自动播放的征兆了，真有些受不了了，很想狠狠地说，不要再表白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女生。不过小钱一定会问：“你怎么知道？”这我就不太好回答了。
如果年龄比较大一点儿的女人老是强调她是女生，你一定会感觉味道不对：一是你觉得她是在装嫩，二是你觉得她有女权主义倾向，甚至你还会觉得她有女权主义强迫症。
小钱认为，七十年来女权主义理论的要旨大抵是：世界上的人分男人女人，男人高高在上统治一切，女人是“奴隶”是附庸，没有话语权，因此女人要独立自主起来，以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方式与男人共享权利，平分世界，独立存在。因此，小钱每逢在文学会议上，总是慷慨地以女权主义思想的逻辑来进行她的发言，还总能赢得一阵阵喝彩，为此她很得意。联想到小钱平日里的种种表现，这天她无休止地哼唱《我是女生》时，我搁心里阴险地想：这厮女权主义强迫症又复发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小钱的女权主义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她的主义还没有达到疯狂自恋的程度。比如她主张应该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待在家里，把腾出来的位置、报酬让给男人，以增加男人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由此家庭会更加和睦，社会会更加和谐，男女各得其所。她说她的这种主张更利于女人发挥女人的天性和特长。在这一点上，小钱和一个叫韩石山的评论家一样，都比较会心疼女人。韩石山在《回到常情常理》一书里就说过：“本来不多的活儿，男人都不够做，何必要女人去受那份苦。”
对于小钱的理论，我认为她讲得很好，也很全面。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留守家中。如果男人的能力、水平等方面略弱一些，或者他不喜欢出外做工，愿意留守在家，那也可以让他家的女人出外闯荡，赚钱养家。比如我就愿意这么做，遗憾的是我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小钱共事多年，总是听到她对当下文学、绘画、戏剧、舞蹈领域内的女作家、女艺术家的作品持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评论，并且认为女权主义是改变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女性自觉意识的通途。听多了、久了，我的心里未免要犯嘀咕：从亚当为男夏娃为女开始，男女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千年，挺好的，可当下的一些女人偏偏要把男女分开说事儿，是不是有点儿无事生非？小钱坚决驳斥了我的观点：千百年来男女相处并不是平安无事，而是男人的权利大于女人，男人的利益大于女人，便宜都叫男人占去了。因此，研究、推广女权主义，是让女人们充分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
平心而论，小钱“我是女生”的理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在家里，小钱总把自己的先生、儿子浏浏放在第一位，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委屈他们。她的儿子浏浏出生六个月后开始咿呀学语，最早发出的音节就是“爸爸爸”，并且，这个六个月大的孩子竟然具有辨别性别的天才能力。出外一见男的，不论对方大小，浏浏便兴奋得小手直舞扎，喊人家“爸爸”，特别是见到街上的小狗（这时他便不能分辨男女了），他也小手一指，喊“爸爸”。说明一下，浏浏绝不是智力发育出了问题。在工作中一直把女权主义挂在嘴边的小钱，让儿子浏浏的怪异行为弄得特没面子，有一天她沮丧地说：女权主义，怎么让我像六个月大的浏浏一样乱喊乱叫呢？
这些年来，小钱对女权主义文学的研究一直没有更多更新的突破，甚至她还开始怀疑女权主义是否有真实的存在意义。比如，她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女人总是在家里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而出了家门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认为女人在古代就开始化妆了。女人化妆出门，把自己靓丽的一面给别人，这和传统的老话“女为悦己者容”是针锋相对的，这是否也意味着古时候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已经觉悟了呢？但是，化妆出门，为那些不相干的人去“容”，和浏浏六个月时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吗？于是她设想：女人回家进了门，开始化妆，穿时尚衣服，让自己充分女性起来。她曾为自己这样的构想而兴奋，女人不能在家里不做女人，而到外面去做女人。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从家里开始。
小钱就这样以女权主义的思维，一次次地解构了女权主义。
其余内容请参考所有的拜年短信
春节时，我的同事小钱给我发了这样的短信：“春节好。其余内容请参考所有的拜年短信。”今年春节收到的拜年短信格外多，因此小钱让我参考的内容也就太多太多了，她是在忽悠我。
忽悠一词，原意指的是晃动。《现代汉语词典》上举例说：“旗杆叫风吹得直忽悠。”当下流行这个词，主要缘起于赵本山与范伟表演的《卖拐》等几个小品，说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受到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而迷失了自我，其中更有幽默、调侃和反讽之意。估计小钱猜出来我今年春节接到的拜年短信很多，内容都是过年的好话，所以她才如此调侃和忽悠我。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过了元旦不算是一年的终结，只有过完了春节才算是一年真正过去了。大家辛辛苦苦一年了，到了年底，过了春节，不说好听的话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例如到了年底，个人的，单位的，都要有总结，基本上以成绩为主，也都算是好听的话。没见过谁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全说缺点和错误。再例如，文学是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开始隆重进行年度总结的，主要形式有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好多种。在年终岁尾的时候，自己的作品上了榜，选进了年度选本中，就等于听到了别人的好话，听到了别人的表扬，心情愉快，像是在过大年。
大榜也好，选本也好，都是文学上的过年话，好话。
说好话，我觉得也是在做好事。不是我在忽悠，在心理学、教育学上，这叫激励。过春节时收到了那么多的好话、过年话的信息，我心里当然舒坦，这也让我在下一年里好好表现，争取下个春节再收到更多的过年话。作为业内人士，我大体上也是知道文学上的这些排行榜、年度选本，还包括那些名目繁多的奖励是怎么弄出来的，但我不说，因为是些不好听的话。现在春节还没过完，还没到正月十五，说那些话不好听，也得罪人，这事我不能做。何况这些榜、选本还有激励、鼓励上榜的作家继续努力的意义和性质。
对文学来说，上榜、入选本，还有获得这个那个奖励，都不是目的，都算是文学在打造养眼的风光。谁要是把这些养眼的风光当真，那真的被忽悠过去了。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极有权威意义的包括了本年度最好的文学作品的排行榜、选本，这话我敢说。其实我也很希望能有几个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到了年底告诉我什么作品应该去读，哪些是让人血脉偾张或回肠荡气的文学作品，这样我的文学阅读就省事多了。相信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的情形是，榜照样去排，选本照样一年一年地出，而文学的阅读也在按照自己的选择照旧下去，两者基本上不搭界。大榜和选本基本上都忽悠不了文学的阅读。那么，这些排行榜、选本为什么要和读者的阅读捆绑在一起呢？各走各的路，互相之间不搭腔、不通气，也不是不可以的。现在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也没谁感觉出别扭、不得劲儿。“权威”有权威的想法、做法，但读者有读者的阅读兴趣点。问题是，如果弄出了排行榜、年度选本，仅仅就是为了说过年话，为了“激励”创作，为了在文学史上画上一笔，而没有读者，没有更广泛的阅读，这样的选本、排行榜，意义何在呢？
对于读者的阅读而言，这些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实际上和小钱的短信差不多：这些是好看的作品；其余好看的作品，请参见本年度发表的其他作品。
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话说我的同事小钱是个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上进青年。她一天到晚的事情很多，工作上的，生活里的。工作很忙，生活里也很忙，买菜做饭洗衣服，侍候老公、儿子，生活里该遇到的事她一样不落，都摊上了。但小钱总能见缝插针，写出一篇篇文学评论来，并引起省里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分管文学评论的洪兆惠领导一见到小钱，总是笑眯眯地说：“别累着了，别累着了。”洪领导也是我的领导，还是朋友，可他见着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但总体来说，小钱是个运气欠佳的人。某日给作协会员发开会通知，忙了一上午加大半个下午，写信封、粘信封，贴邮票、分市内外打包。事毕，小钱伸了个懒腰，手挡在嘴上打哈欠，领导推门进来，见此情形也没说什么，但小钱有点儿不好意思。累了一天他没过来看看，偏偏人家累了，歇了几秒，却被逮着。类似的事件很多，比如刚刚做完什么，小钱便在电脑上放一段流行音乐，声不大，领导便推门进来。时间长了，小钱总结道：“领导从来不怕别人闲着，就怕我闲着。”
我觉得这是小钱的误读，误读了领导。现在的领导，绝不像当年日本鬼子监管中国劳工那般地狠毒。他绝不会有意去盯着小钱，让小钱整日工作得屁滚尿流。误读在当下文学里几乎成为最常见的现象。文学的阅读现在看来是两种，一种是专业的阅读，包括文学评论家、领导、媒体记者、编辑，像小钱就经常阅读，并经常写点儿批评文章。文章在刊物报纸上发表了，只有她自己去欣赏，再一个我偶尔也帮她欣赏一下，都是一个办公室里的，这时候不去帮一把，也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另一种是读者的阅读。读者阅读常常能兴起一轮轮阅读时尚，专业的阅读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读者的阅读常常是自发的，和专业的阅读没什么关系，不是说你专家学者说这书好读者就能去看，人家基本不听你的意见，有时候他们稍稍虚心一点儿，听了你的话，那是因为你批判了那本书。
过去，专业的阅读根本瞧不起读者的阅读。专业阅读常常指责一些文学作品迎合了庸俗低级的审美情趣，潜台词就是读者的阅读不高雅。当下这样的观点还时不时地冒出来。而读者阅读呢，也基本上不理专业阅读。多少有识之士从多少年前就呼吁要引导阅读，建立起“正常”的阅读机制，说白了，就是我说什么好你就要去阅读什么。这种呼吁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看来，这两家的不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打个比方说吧，小钱是读者阅读，小钱的领导是专业阅读，你说领导和群众无论如何也不能站到一起“同流合污”呀。文章写到这里我实在觉得这个比方太不恰当了。建议编辑给删掉。
我想说的意思是，读者阅读与专业阅读之间肯定有误读的地方，两者对文学的阅读也有误读的地方。两个误读里，前者的误读意义不大，因为双方无论怎样去读，去读什么，目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阅读。而后者，即两种阅读对文学的误读，却是文学里的大事。举个例子说吧，当下文学里最火的是小小说的阅读。但小小说这一文学文体常常被专业阅读排斥在阅读视野之外，觉得这是文学的小儿科，从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结果是，小小说这个文体、小小说的作家在文坛前常常有受挫之感，创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这便直接影响了小小说的发展。
而读者阅读，应该说有一定的盲目性、非理性。阅读兴趣陡然上涨又陡然下落，起伏不定，阅读重心极易转移。但这种变化的阅读也会影响文学的文体形态、叙事形态和发展走向。
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对下属管教甚严。大学毕业必须先关门苦读三年书，第四年才被准许发表文章。某日，傅先生发现一年轻助教在门口晒太阳，第二天，他在太阳出来后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还不客气地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傅先生对那年轻助教，肯定有误读。假如那个年轻人是因北大年久失修的房屋潮气阴气太重而身上长了疥疮得了皮肤病，傅先生不是大大冤枉了助教呀。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没被误读过的。
因此，也有人感慨到，专业阅读本身是一无所用的，当时没什么作用，时间久了更没什么意义。前些年，著名的《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一百周年，编了一本书评精选集。主编叫查尔斯•麦格拉斯，估计是该报社的领导。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感慨地说，一百年来，被评论的数十万本书，是“使用一大片森林换来的——有些引领风骚达一季、一年，甚至十几年，但更多书随时光流逝，悄无声息……书评甚至比被评的书更短暂、更容易被遗忘……批评家容易出错”。出错就是误读。小钱说，批评家出错？编辑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失恋了……
这是在上海的作家素素的随笔集《巴黎的情人纽约的沙发》中看到的半句话。这书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小字：“一个片段，三言两语，五味杂陈，构成全部世界。”末尾的“世界”如果置换成“生活”也是别有风味的。我喜欢这半句话，因为它是人的一生的缩写。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和生活谈一场分分合合的恋爱，不断地爱上，又不断地失去。人总是从一场场失恋里走过来，直至和生命分手。我的失恋就是在昨天。什么样的失恋我不想说了，怪伤心的。一个朋友知道后打电话给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很感动啊。
生活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并不容易。我单位的小钱，今年的五六月份就迷恋上了“大型原生态歌舞集”（这词别扭不）《云南映象》。从五月就开始跑票，跑到六月二日才把票搞到手。五月的大连是最适宜谈情说爱的，但今年大连的五月阴雨连绵，让小钱总是紧张兮兮的。《云南映象》的票价从二百八十元到八百元。小钱是小公务员，为了一出戏花去她的十分之一还多的工资买个价格最低的门票，虽说心疼但还是豁出去了。但在大连到处都是传言，说三场门票全部卖光，有多少钱也买不到。我劝小钱算了吧，实在想看我在办公室里客串一场，免费的，遭到小钱的呸——后来看完了《云南映象》，我心想，让小钱呸了一下是活该，这个戏里的爱情还真不少。
六月三日下午，小钱去超市买了一坨冻鱼，开车回家。爬了六楼进家，才想起那坨冻鱼还在小车的后备箱里。下去拿吧，要不小车就成了海滩。于是小钱下楼，到了车前，却找不到小车的钥匙，下楼之前小钱把手袋扔在家里，而车钥匙就放在手袋里。小钱只好再上楼，再下楼，再再上楼了。为了《云南映象》，小钱已经魂飞胆破了，谈何“好好照顾自己”呢。这个故事不是我瞎编的，是小钱亲口跟我说的。你说小钱和《云南映象》约会一次容易吗。
晚上小钱准时坐在大连电视台演播大厅二楼的最后一排，这是剧场的最高点。空座很多，估计上座率仅六七成。小钱失望了：刚才在剧场门口看见不少票贩子在倒票，非常便宜。她不明白，来剧场的人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外面还有倒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说：这几天电视里揭发说，过去和现在，城市里每个新开的楼盘，售楼小姐都这样说：“只剩下不几套了。”小钱不悦：“你那是商人所为，《云南映象》可是艺术！”歌舞《云南映象》真的太棒了，特别是第三场“家园”里的“打歌”和第四场的“朝圣”，让人对生活、生命产生了敬畏之感。由此我觉得把这出戏的主旨看成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崇拜，更好一些。看了这样的歌舞，会想到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并立即行动起来，比如把上海的素素在那本书里提过的“谈一个像电影里一样的恋爱”，窜改一下，谈一个像《云南映象》一样的恋爱。小钱早已满脸大雨滂沱了。但是，剧场里的掌声不断，小钱脸上的大雨就突然停了，接着又下，如是再三。气得小钱干脆不下雨也不看戏了，满场子找那个可恶的“领掌人”。是坐在二楼一排中间的人，一个至少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小钱愤愤地嘟囔：“她懂艺术吗！怎么像个托儿？”我悄悄地接茬：“说不准还是个退了役的著名舞蹈家或者歌唱家呢。”问题是，那个狂热的老太太在不断地拍巴掌，她一拍，全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把《云南映象》一次次营造的情境、意境全部解构。小钱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里度过了《云南映象》的艰难岁月。
从此小钱发誓再也不去剧场了。她坚定地认为，这出戏从开始卖票到剧场里的演出效果都是一场闹剧，把好端端的艺术给糟践了。小钱和《云南映象》彻底闹掰了。对《云南映象》来说，小钱是观众，就像画展里的观众、音乐会里的听众、图书面前的读者……一样。前些日子，我写文章，谈文艺和市场的关系，就把市场两个字后面加上“观众、听众、读者”，说明前后两者是一个概念。看了《云南映象》，我知道我错了，市场是没有生命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你怎么去弄也不过分。而观众、听众、读者，是活生生的生命，你要尊重，你要敬畏，你要感恩。艺术也需要营销，但要把观众当作市场来同等对待的话，那肯定要伤害到艺术，对不起艺术了。
董桥在《没有童谣的年代》一书里，引了一段大导演波兰斯基（导演过电影《钢琴家》）的话：“当年在好莱坞，只要影片得奖或者叫好，乃至社会上都相信那是个好片子，商业上赚钱不赚钱也不要紧……现在不同了，最重要的是赚钱，而且是赚大钱。”但艺术如果只想着赚钱，而愚弄、伤害观众、听众、读者，那双方都会“失恋”的。《云南映象》是个绝好的东西，但演出的场内场外的“营销”，就有点儿让人不舒服甚至是伤心了。
我咋就不能当老师
同事小钱刚到文联工作时叫我“王主任”，我听了很不舒服。我是主任不假，可你不能这样叫。小钱不解：“那我该怎么称呼您？”我大气地说：“老师！”这话说完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味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走红，我喜欢别人叫我“王作家”；到了九十年代，全民经商，我喜欢别人叫我“王总”。一次到《新商报》报社，满屋子的小姑娘、小媳妇欢呼：“王经理来了！”我却正色道：“王总！”于是又一阵阵欢呼：“王总！王总！”从那时我便落下了一听见大街上陌生人叫“王总”就兴奋的毛病。现在我有点儿老了，也显得有点儿学问了，就特别喜欢别人叫我“老师”，并且，心里头还觉得我这个老师和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应该是大学级别的。
不久前看报纸，见有一个真的老师提意见，说现在满大街的人都互称“老师”。这让我心虚，这人说话怎么净朝要害地方去捅。但也就在这个周末晚上，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分别播放《我型我秀》、《超女》二〇〇六年度的总决赛，后者的长度比春晚还长，都过了零点。我在家忙得不亦乐乎，频频换台，一会儿看东方卫视，一会儿看湖南卫视，比看春晚还过瘾。我发现这两台节目很有特点，一是东方卫视的选手都是男的，有一个女的也像是男的，而湖南卫视里的选手全是女的。二是两个现场的主持人都称评委为“老师”，选手也称主持人和评委为“老师”。这让我真高兴。联想到以前，在央视里，总听见别人叫“赵老师”“宋老师”的，敢情电视上时兴这个呀。娱乐界的人都成老师了，我咋就不能当老师呢？我从此可以不心虚了。
我不是不知道，从根上讲，老师是指在学校里从事教学职业的人；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老师还包括那些有文化、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我再加一条，有品行的人。那个提意见的真老师，显然忽略了“老师”这个概念的所指。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作家、也是评论家的韩石山的文学评论，我就叫他“老师”，不喜欢的我还不叫呢。你能把我怎么样？过去，孔子说过，三个人聚在一起，一定有个人是我的老师。天下这么多的老师，我怎么就不能当老师呢？
我当然知道当下社会里“老师”的叫法比较流行。看过一个材料，说是国内一大商业集团，老板不让员工叫他“老总”而让叫“老师”。我手里也有几张名片：在一个重要而显赫的政府职务之下，还有“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的字样。赵本山的徒弟，叫他“老师”而不是叫“师傅”。老师是有学问有文化有品行的。如果大家都相互称为“老师”，那说明社会对文化、学问、品行的尊重和重视，也说明大家彼此都有了文化、学问和品行，这可不是什么坏事。八十多岁的金庸之所以要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他说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学问”。那么大岁数的人都想学习了，你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叫个“老师”多么正常。
我在文学界里头做了多年。刚来的时候大多数人比我年长，都是我的老师；现在我年长了，也需要别人叫我“老师”。文学界里头叫“老师”的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前几天在大连，见到作家蒋子龙、评论家雷达，我就叫“蒋老师”“雷老师”的，别人也都这么叫。这是尊称，也表示要向老师学习的虚心态度，就像孔子那样。但是，让我气愤的是，小钱叫了我不几天的“老师”，就再也不叫了，甚至连“王主任”也不叫了。我知道我没太多的学问，水平也不高，也没有当领导的品行，不太能担得起“老师”的称号。可我和你小钱毕竟是一个单位的，多少你给点儿面子好不好？
我的单位叫文联
单位也算个老词儿了。过去人们见面，询问“哪个单位的”，常是寒暄、关切的主要句子，现在不。过去，找单位等于找一个终身依靠和终身幸福，没有谁找了一个好单位还在梦想跳槽，现在也不了。我的单位叫“市文联”，是央视昨天播放的一则动漫，里面有几个坐在破旧的吉普车上乱扔垃圾的人待的地方。文联市里有，省里有，国家也有。那则动漫真的让我很愤怒：你怎么不拿什么央视、日报、地税、工商、公安来开涮？你不敢！你一定是自我感觉不凡但却没能在文联所属的哪个文艺家协会里当上理事、副主席一类的而对文联充满了仇恨。我有点儿小人了。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文联的人了，谁要是说文联的坏话，我搁心里很不舒服。
二十多年前我刚到文联上班，一次到铁路医院看病，大夫问我“哪个单位”，我曾骄傲地回答了。大夫看我一眼，说：“好单位，清闲。”这是赞美文联，当时我很高兴。现在，也有人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听我回答后一般都很客气：“噢！”个别以前熟悉的，见了面，很关心地问：“怎么还没调走！”我往哪儿调呢？这二十年来，偶尔情绪波动，想走，但想想，还是喜欢这儿，也就留在这里了。
喜欢文联是因为我很喜欢文学，喜欢的程度可以叫作“癖好”了。
董桥在《乡愁的理念》一书里说：“癖好跟职业多半不能兼得”，“寓癖好于职业，不亦快哉！”董桥真懂我。我先天愚钝，偏偏从小好上了文学，能到文联上班，岂不是离文学更近了吗。文联就是搞文学艺术的单位呀。要是说文联的人上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别人信，我可不信。我单位的人，就算是法律、法规、政策条文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让他那么去干他都不会的，不信你试试。
文联是文学艺术的团体组织。看《李欧梵自选集》，说“语丝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界的“四大文学团体”。可见，现代文艺的初期，有了文艺家，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公家的，私营的，股份制的，个体的等等。从现代文艺形态的建立直到现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一直就此消彼长。如果再往远看，古时候，文人也喜好聚堆儿，成立这个社那个派的。如果这些文艺团体对文艺创作没什么用处、没什么好处，我想谁也不会闲着无事去整出个什么团体组织。几年前，我身边有一个实习的大学生，喜欢文学研究。我曾经提议他寻找一些有关作家创作的外围关系的选题，比如文学期刊、文学组织等与文学创作、文学家之间的关系。当时这样的研究不多，还算是学术荒地。以我的体验和经验，文艺创作和文艺的发展，有没有文学组织是大不一样的。我甚至认为，文艺组织，比如文联，是诞生并发展现代文艺形态的一种重要的组织、管理手段与形式。
以前听说有一位退休的领导说过，他在文联干了一辈子也不知文联是干什么的；前些日子，一些报刊上载文说，一个资深作家说文联、作协没什么用处，建议取消、解散。这种事情给我的感觉和前面提到的动漫是一样的。
不要误会我是文联的人，我就说文联的好话。我这叫客观公正。我在单位里也经常被误解、被打击，也经常被领导批评，被个别人打小报告，但我还是喜欢文联，喜欢上班，喜欢叫文联为“咱家”。因为文联是给我开工资发奖金的地方，让我距文学最近，让我把癖好和职业结合起来。
说了半天，也没细说文联究竟是干什么的,尽管我不是文联领导，也不是著名作家，但我却深知文联是干什么的，我对文联的性质、职责一清二楚。但我不想说了，因为一说话就长，话一长文章就长，文章写长了本版编辑就不高兴了，他发给我的稿费就多了，报刊的经济损失就多了一些。这也说明，文联如我这样的人，是愿意经常替他人着想的。
“单位”的变化
过去，在我的观念里，单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给你开工资，给你各种补贴，得病了医疗费全给你报销，逢年过节要给你发许许多多的生活用品，开运动会要发运动服、饮料、面包——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我第一次吃麦当劳就是在市里组织的运动会上。那个时候，吃的穿的行的住的都是靠单位，甚至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单位。两口子打架，互相对骂，动了手，还要打离婚，女的愤愤地说：“走，上你单位找领导……”她精明呀，不想去自己的单位反而要到男人的单位。把自家的事情闹到单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到这个地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就像在电视上曝光一样，很丢人的。那个时候，没什么人没有单位，只是单位的好坏有所区别，好的单位待遇好一些，坏的单位势力小了一点儿。找了一个好的单位，无论怎样受气，待遇不公，也像是找了个终身依靠，一般不会轻易离开。
现在没几个人在过节的时候指望单位发给你大量的过节物品和奖金，也没有谁在家里出了问题的时候完全指望单位给解决。单位的所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像父亲母亲那样无微不至、体贴周到、慈祥、可爱、严厉、威风，也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靠山，更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地方了。过去，多少人找到了一个单位，就死心塌地地干一辈子。现在，没有单位的概念了，基本上叫“公司”；也没有谁一说起“单位”就油然生发出一些什么自豪感。现在不叫单位了，那地儿叫“饭碗”，仅仅是个给你开工资的地方；如果你表现不好，比如迟到早退、事假病假、不听领导的，比如你没表现出被要求的水平、能力，那地儿不但不给你工资，甚至连“饭碗”都给你打了。同样，现在年轻人的就业观念，也是让人感到惊讶，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单位炒掉了，换地儿像换衣服一样，随心情。你和他多签几年就业合同，他都不干，说是要“自由”。
新出现的一些名词、概念都在说明这样的变化：人才流动、跳槽、炒鱿鱼。这些新的术语概括了生活的悄然改变。对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似乎不再需要“单位”所给予的事无巨细的照顾和帮助，也许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沉重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束缚，从而失去了生活的许多自由。
这样的变化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与改变，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强大。过去，到个体户、民营企业工作是件很上不了台面的事，名声不好。进了国营企业，像是找到了好单位，现在没人管这些。民营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灵活性让过去铁板一块的人事制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位不再是终身的依靠，晋级晋职不再以资历排位而以能力和水平为首选，没有什么地方只进不出、养老终身，干好了继续干，干不好就立马走人，选择也是双向的，供需双方必须互相满意才会产生工作效应……这样变化的实质是创造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空间，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才有可能发展自己，报酬、待遇、地位都和自己的能力、水平密切相关。
从求职就业的角度上说，过去叫找“单位”，现在则是找“工作”。
这些变化，生活观念的改变，都缘于一个现实：民营经济的强大，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经济支撑。
敬畏与感恩
我现在像深山老林里的猴子一样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镜像里的我还比较满意：长得比较像样儿，也不算太老，当然不是和小青年相比。但内心里我还算有“自知之明”，毛主席以前就倡导这样的优秀品质。我知道别人对我相貌的看法，没有谁见到我还用“年轻”“帅气”“酷”“爽”这类的词，多半是用“还不老”“挺有内涵和气质”“中年人的风度”。一个朋友曾这样安慰我：你这个年龄，长什么样儿都不重要了，是显示气质和风度的时节。也许谁都和我一样，在向老年走去的时候格外关注自己长的什么样儿。但也有可能出现例外。这几年每年我都要回一次母校辽宁师范大学，听文学硕士的毕业答辩。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和王吉鹏老师坐在一起，聆听及点评青年学子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每次都感觉王老师的身体有着些许的变化：头发、行动……王老师一辈子都研究鲁迅，著述等身，也是鲁迅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在今年的答辩中，我就暗暗地想，看王老师那短短的几年，平头上站着的多是白白的短发；看王老师拖着不太灵动的身体，像是心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他不会有时间和心情，经常观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一定还像从前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投入在传播鲁迅上。
我从当学生到现在，对母校的一些老师，比如教文艺理论的叶纪彬教授，已故的教现代文学的陆文采教授，还有王吉鹏教授，一直怀着深深的敬重。以前过年过节，还常去老师们家看看。现在忙，事多，就不常去了。偶尔想起，内心里觉得愧疚，但忙起来又顾不上了。对这些老师，我一直怀着敬重的感情。时光过得如此之快，我都变老了。我的老师还能不老吗！用“老”来形容王吉鹏老师的现在状态，不是不恭敬，而是现实。但有点儿“老”了的王老师还像从前那样充满了生活热情、谨严勤奋的学术态度和捍卫真理的学术精神。在二〇〇六年六月十日的答辩结束后，王吉鹏老师代表答辩委员会向十几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讲了话，大意是：人要有敬畏和感恩之心，敬重父母、师长，敬重工作、单位，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一切……听到这里，我的内心，忽然有了一个闪念：在刚才答辩过程中，一学生的论文在论述中出现了对鲁迅略微的不敬，一老师对此予以小小肯定，却遭遇了王老师的激烈反驳。当时我就想，谁要是敢说鲁迅的半个“不”字，王老师立即会拖着病痛的身躯和那人拼命。
我从不做鲁迅研究，因此不知道在王老师心中鲁迅是否是个完人。但我感觉出，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王老师，对鲁迅怀着深深的敬畏与感恩。
其实，心怀着敬畏与感恩的人不止王老师一个。一次和大连市残联的朋友吃饭，席间一位女人泪流满面地说她一辈子对残联感恩不尽。她说在她十几岁失去了左胳膊时，是残联的人让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在她长大后，又在残联的工作岗位上发展了自己。这让我联系起我对文联和作协的感情，应该说和她是一样的。在生活里和工作上，谁要是当我的面说文联、作协不好，我会非常愤怒。我自己都不说这个，凭什么你们乱说。尽管残联、文联都是社会各行各业里的“弱势群体”，但我们在其中感到了生活的快乐与满足，你管得着吗！从内心里讲，我之所以愿意在文联、作协工作是因为这里距文学最近，而文学又是我从小到大永远不变的信念、信仰。你说你要是不敬文联、作协，不是冒死往我的枪口上撞吗！
因此我以我个人的体验绝对能理解王吉鹏老师的“敬畏与感恩”。对叶老师、陆老师、王老师……对文学，我一直是敬重的，但还没有达到王老师所说的“敬畏”的境界。这是两种境界。到了敬畏的地步，很可能就有一种无限感恩的心态，会恭恭敬敬，如履薄冰；会兢兢业业，勤劳努力；会恪尽职守，捍卫心中的神圣。以自己的一生，献给心中的信念。这样的心境、境界和精神，让生活更充实，让生命更滋润，让生命更自由了。
已故的陆文采老师，临走时曾留言说起了关于文学上的一些事，有些和我有关。听后我大哭一场。陆老师一生也有他的敬畏与感恩，关于文学的，并且，他真的是以自己的一生，在教导我启发我怎样去敬畏与感恩，怎样去生活。
哭陆文采老师
我是在出去开会的火车上得知陆文采老师去世的消息的，距老师走了已经好多天了。当时我站在车厢连接处，任凭眼泪流淌。二〇〇五年年初，我还请一位朋友帮助我记一下，在教师节前后我要请辽宁师大的叶纪彬和陆文采老师吃饭。教师节的时候，我在白洋淀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朋友打电话给我，提醒我，但我身处异地，便打算元旦、春节前后再说。谁能想到陆老师竟然走了。
陆师母说，陆老师临终前想见的人之一是我。可惜没有找到我。身居同一座城市，我便这样疏于与老师联系，以至老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未能在他身边。在火车上，我内心一直悔恨交加。早就知道陆老师身体不好，也曾偶尔去看过老师，但也常常因为俗事缠身，便为自己找到了搪塞的理由而安然。其实，真的应该经常去看看老师，特别是在他住院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陆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他是江苏张家港人，讲的是江苏普通话，据说叫“苏白”，刚开始基本上听不懂，后来听习惯了也就明白了。陆老师的“苏白”，也是一种表情的、肢体的语言，说起来便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在讲台上的陆老师，便不太像一个专家学者，而更像是歌唱演员或舞蹈演员。因此每每听陆老师讲课，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就在这样有意思的氛围里，我感知到了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路数与方式。可以这样说，大学毕业以后我之所以能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和当时教我文学理论课的叶纪彬老师、教现代文学课的陆老师有着太大的关系。正是这两位老师的独特的文学思维与方法，启迪和引领我走向了文学评论之路。比如，当时陆老师讲课时不用我们的现成教材，而讲自己的文学研究成果。他的讲义，就是一篇一篇论文。印象里还有他讲的徐志摩、丁玲的那几节课。老师吟诵着“轻轻的我走了……”，手挥舞着，满脸笑意，竟从讲坛上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而课堂上活跃着轻松的氛围。
以后，我曾经想过，陆老师的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他的个性发挥。他的有些浪漫的情思和他的理想主义的心胸，让他的评论文章，时时洋溢着真实的热情的性情。
在学业上，我受益于老师；而在生活里，也受益于老师。结婚以后，我出生才一年的儿子患病差不多有一年。陆老师偕师母，便常常到我家探望我儿子。孩子病程持久，我们在精力上、心理上都陷入困顿和不安之中。每每陆老师、师母的到来，便让我那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充满了温情。师母是位医生，在护理孩子上，也手把手教导我们。孩子的刀口始终有溃疡面，让我们在日常护理时手足无措，陆老师和师母便送来酒精、滑石粉和医用棉球，指导我们注意什么，怎么去做。那时，我是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于陆老师来说，无有可图无有可报——以我世俗的心态，看陆老师的那份无私的无所计较无一所求的热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依我的心胸与境界，与陆老师相比，真感无地自容。我是什么？是陆老师成百上千个学生之一，而陆老师所图的，便是我是他的学生而已！我父亲也是老师，他一生所授学生，也是数不过来。就是在父亲身边，在陆老师身边，我体会出一个老师——那个时代的老师，对学生的真爱，无私的爱。
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陆老师不仅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享有盛名，而且是那一时期大连文学评论的中坚力量。大连文学评论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这和陆老师积极热情的参与，不无关系。那个时候，大连的好多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都在陆老师的文学评论里，得到了热情的奖掖与中肯的评价。达理、孙惠芬、素素、任惠敏……的一篇一篇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在各种文学会议上，也常常见到陆老师的身影，听到陆老师那我十分熟悉的热情的“苏白”。我知道那时候陆老师还有这样的计划：系统地评价和分析大连女作家及其作品。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的话，那也是大连文学评论很有特色的收获。陆老师对大连本地作家真是有求必应，只要请他写文章，他都不会因为忙而推托。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市文联要编撰一本系统的文艺评论集《这是一方沃土——大连新时期文学评论集》，其中要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归为一个选题来做。这里材料庞杂——还需要评论家自己来搜集整理，头绪繁多。请陆老师来写，他便爽快答应，并很快写出洋洋万言的评论《滨城的夜空，一颗颗明亮的星星——新时期大连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拾美》。能在短时间里就很快写出这篇文章，一方面看出陆老师平日搜集的大连文学方面的有关材料十分丰富，一方面还能看出，他不因为自己是教授、学者而慢待、轻视本地的文学事业。
老师走了。在大连，我还守望着埋在我的心底的一份惦念，一种支撑。老师走了，留下的是一串脚印，一个背影。老师让我一次一次地想到：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在我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的时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正在小镇的一所中学做数学教师。每天背着黄书包，穿着板儿鞋，遛在小镇的大街小巷，上班然后再如是回家。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那年轻的脑袋里乱七八糟地盘旋着好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突然从天而降，站在我的面前，满脸红霞地邀请我到公园走走（那时没有什么什么吧，饭店的功能完全就是吃饭，谈情说爱一律在公园或在马路上）。遗憾的是，当我往返于学校和家里的那两年漫长的路上，并没有哪个女孩来帮助我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的“臭老九”。让我绝对生气的是，街头上那些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小痞子、小混混身边都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有时还不止一个！这种旱涝不均的状态让我对那时的现实失望极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的流行俗语让我有着切肤之痛。像我这样相貌端正、知书达理、老实本分，有理想有抱负，还有点儿聪明才华，还有正当收入（但是不太多）的小知识分子，怎么不能享受到漂亮的女孩的爱戴和拥护呢？
说实话，直到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带着疑惑，我请教了一位女朋友。她在一个女孩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她又发动了那些女孩子一齐给我解惑答疑。她们有一套很正经的说法，归纳起来是这样：男人必须像个男人的样子，心胸豁达，勇敢大度，富有同情心，富有责任感，勇于牺牲自己，体贴照顾关爱女人……还应该有钱、有车、有房子；男人是山，是女人依偎的坚强的臂膀；男人像船，能承载女人的一生；男人是大海，能容纳女人的一切优缺点；男人像港湾，是女人休憩的归宿地。再具体一点儿说，男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又是温柔体贴、忠诚可靠的丈夫。男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四不怕骂、五不怕哭、六不怕气、七不怕烦、八不怕打、九不怕死。挣大把钞票，全给女人；遭遇歹徒拦路抢劫，要挺身而出保护女人；回到家里要上灶做一手好饭菜，要擦好地板洗好衣服（举个实例：我姐姐、我姐姐的女儿，在家里就戏称我姐夫为“大抹布”，因为他一到家里就抹布不离手，收拾卫生、买菜做饭）。最后还有一条，还要上好床，不能上错床。我大吃一惊：“我的天，这样的男人你们还让不让他活下去？”她们全部唱歌一样回答：这样的好男人现在基本没有了。我说：“全部累死了。”好男人都累死了，只剩下坏男人还勉勉强强活着。于是，女人们也只好将就着去爱坏男人了。
如果不想爱一个坏男人，我突然想到，还有这样的办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设计编程，做一个电脑机器人，男性，年龄可大可小，所有的期待、希望全都设计在程序里，体现在他的身上。我可以批量生产，A、B、C、D各种型号，批发零售全在我开设的专卖店里。问题是，这样的富有情感的好男人机器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广大女性的需求。
我在生我养我的小镇，没有得到我喜欢的女孩的喜欢。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好男人，我只好跑到大连娶妻安家。但我时时惦念着回家——回到小镇，去看望我那年老体弱的妈妈，看望我那年轻多病的弟弟们。今年春节前夕，我在回家的路上，坐着车，还把腰扭了。这个春节，我就这样病病怏怏地活着，想着身边的亲人的病，可能永远没有治愈的希望；想到我还要把我挣的公务员的工资劈出多少来尽可能帮助他们；想到我春节假期结束以后马上要开展的几项工作……这时我的腰又疼了，我不也成了一个坏下去的男人了吗？
现在还有爱情吗
一向以炮制恶俗话题为乐的《新周刊》，在今年的第五期封面上，用女人的肚皮、女人的手指和红玫瑰为背景，打出了又黑又靓的四个大字（比刊名的字体还大）：“爱情之死”。这一期的重头文章，都是在“解构经典爱情”，以理论阐释和调查访谈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结论：“古典爱情死了，人更自由了。”
现在这里有个常识性问题：经典和古典的所指不同。两者都有时间、历史的内涵，但古典的范围大些，宽泛许多；经典的范围则少一些、小一些，有点儿方针、路线、政策、模范、标兵、榜样的感觉，且历朝历代都奉为圭臬，视为至宝，学而时习之。因此就不知道《新周刊》是在解构古典爱情，还是在解构经典爱情？如果说它是通过解构个别的经典来达到解构一般的古典，倒也是条正确的思路，符合矛盾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法则。只是看不出它说的哪是经典爱情，哪是古典爱情。显然《新周刊》的编撰者在这些地方也头脑不清。现在的情形是，就在头脑不清时说话更能理直气壮，色胆如牛。
稀里糊涂地，这一期《新周刊》也的确拿住了一个前卫话题：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爱情？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爱情？
我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结合个人思想实际，主要结合个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谈谈个人的复杂体会。
简单地说，你可以回忆老赵忠祥几年前主持的那档《动物世界》和现在“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个别章节和个别镜头，那里的动物们都有爱情，都要爱情，有缠缠绵绵，有争风吃醋，俺们这类高级动物，怎能不要爱情，没有爱情呢！
再进一步复杂地说，结论也是如此。
先说我小时候对爱情的看法。实际上，在我的中小学时期，我对爱情也没有啥看法。那时是“文革”时期，只能看几部御准的书和电影，所学的中小学课本，根本找不到“爱情”二字。不像现在，无论看什么都会看到“爱”，无论走到哪里也都能碰上“爱”。那时吃不太饱穿不太暖，我就想：将来找老婆一定要找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那时饭店服务员和现在饭店小姐不一样）。那时饭店都是公家开的，据我所知，饭店服务员可以在饭店吃饭还可以把饭店的好饭好菜装进饭盒子带回家，这样我就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可见我小时候人生观价值观有点儿问题，把找老婆的标准定位在具有贪图享乐、公款吃喝的条件的人身上。那时我根本不懂爱情。“文革”一开始，父亲就把家里的书一部分卖了破烂，一部分在夜里偷偷烧了，只留下几本，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偷偷地看。令我那颗少年的心怦怦乱跳的是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我曾反复地看，没觉得保尔怎么样，倒觉得冬尼娅那么可爱。那时我还爱看浩然的《艳阳天》，厚厚的三大卷，第一句话就是：萧长春死了老婆，三年还没续上。我说全中国作家最先锋地抓住小说卖点的不是王朔、不是安顿，而是浩然。浩然写了特有男人气的萧长春和特有女人味儿的萧淑红的爱情。“文革”时期，能公开谈情说爱的恐怕只有这一对了。我所知道的爱情那时仅限于这些。以后是“文革”结束了，我也长大了。早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龄以后，我才知道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知道了崔莺莺、杜十娘，知道了卡门……都是古典爱情里的光芒四射的爱情创造者，也是那时的我的爱情经典人物和爱情经典故事。
但我在谈恋爱和开始家庭生活时，我几乎没有受到这些爱情人物、爱情故事的影响——作为一个男性公民，我自然不会以杜十娘等人为自己的理想女性，也不希望自己的爱情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我想的是过日子，平淡也罢，普通也罢，只要平平安安。这是不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世界观，我现在也说不好。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就不能有美好、浪漫的爱情吗，我也说不好。我们所知道的古典的经典的爱情，都是颇有刺激性的爱情故事，搁在我身上可受不了，因为我们心眼儿太小，承受能力太差，性格不好，还不能经受得住那样翻来覆去的折磨和考验。咱都是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工资不高，干活不少，问题也不少，境界也不高，心里想着要团结崔莺莺、卡门等那些美丽大方的群众，无奈工资有限、精力有限，还是老老实实地刷碗买菜哄孩子，过个平凡的日子吧。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有爱情，算不算要爱情。
现在真是改革开放了，一九九九年克林顿的裤子拉链出了点儿问题，以央视为首的国内大大小小媒体都跟着起腻，我却发现好多人对老克并不烦。前些年读了一首前卫诗：“当你在爱着我的时候，我却在爱着别人。”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行呢！自查一下，觉得自己老了，传统的东西在我身上太多了，常常因为家庭所累都忘了改造世界观，致使我跟不上形势。比如我坚决拥护一夫一妻制，追求从一而终的理念，向往夫唱妇随的家庭情操，坚决反对第三者插足、反对婚外恋反对交异性朋友、反对老公公上儿媳妇的床上，还有许多反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说了。这是不是太古典了？传统的东西，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想法、做法，旧是旧了点儿，有些还是很实用的，至少不能让你得性病、艾滋病一类的。且这些祖传下来的，都历经千百年的打磨、筛选，自有其闪亮之点。一些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性文化、无爱文化，我现在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到这是胡扯，无性无爱，难道你是克隆出来的吗。我们就不向你学习，看你能把我们怎么办。
有人在，就会有爱情在，就会要爱情。人不死，爱就不死。这是常识，明摆着板上钉钉，就像人要吃饭睡觉一样。
我还觉得爱是不可言说的，就像穿了新皮鞋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一样；我们了解、掌握爱情，靠的不是经典、古典的爱情，而是我们的本能，而是我们的长辈的影响，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们的父亲母亲，才是我们的爱的经典、爱的古典。
雾里看花——我对女性的一点儿想法
说这个问题觉得很复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讲才能不得罪人。依一个有了一点儿人生阅历的中年男人来看，讲了真话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不满，讲了不真实的话又觉得没啥意思。
小时候我喜欢看的一篇文章是曹植的《洛神赋》。这篇文章把洛神——那个美丽的女人写绝了，就是现在我仍然认为曹植把汉语里最好听的话都用在女人身上了。那时候我觉得天下最美的女人非洛神莫属，长大了才明白这只是幅画儿，好看但不好用。交朋友也好，娶媳妇也好，实实在在的，家务活儿什么都能干，外带漂亮一点儿。想想为什么曹植对洛神用了那么多的句子，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失恋了才移情于她。洛神何好之有？但在曹植的眼里，那可是个绝代佳人，《洛神赋》的大意是：她长得漂亮，又爱意绵绵，娴静温柔，又怨而不恨。这样的女人弄得曹植神魂颠倒，忘了吃饭也忘了赶路。在文学人物的排行榜上，那些美丽漂亮的女性形象差不多总在榜首，比如现在的练歌房里还在唱着歌妓杜十娘，她可是几百年前的人。至于那些电视剧、电影等等之类，也常常把漂亮的女人推到前台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漂亮的女人不但男人喜欢，就是女人也照样喜欢。
假如我很幸运，我也不敢娶漂亮的女人回家，张惠妹很有味道，但她能给你做饭吗？能给你洗衣服吗？认真地检讨我的这些想法，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想法是一种极为守旧的女性价值观，即在男性话语占主流、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女性处在附属的被动的位置上。温柔贤惠、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等等，都是在说这情形。现在情况与过去相比大不相同了：女性的活动范围不再是家庭、丈夫、孩子了，有主意、有思想，能挣钱也能花钱，不想做饭可以到饭店去“买单”，不想洗衣服可以去“干洗”“湿洗”，能省下时间就尽量省下时间，能有闲就尽量叫它有闲——总而言之，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都能做，男人不能做的事情女人差不多还能做，这就叫变化，这就是时代特色。
挣钱差不多一般多了（有的女性挣的钱要比男性多得多），你能思想我也能思想了，社会、家庭地位也就平等了。平等之后也会带来一些新情况，比如我还有点儿疑问，一个家庭总得有一个人当家做主，即便时代变了，也不太可能你说这我偏去干那，大家充分民主，这有点儿像一个公司里有两个都说了算的领导肯定会让这公司黄铺一样，这样的家庭也是难以想象的。在家庭里女性说了算也罢，可据我所知许多男人还在死守着传统想法，这不很容易打起来吗？我一朋友（当然是男性的），身居要职，常常应酬至深夜。一次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回家晚了，竟见过妻子留的便条：“饭在锅里，我在床上。”这让我艳羡不已——显然我这朋友说的是一个玩笑。那英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真不知道现代家庭里男人和女人都是怎样唱这出戏的。我不太同意现在的“男性雌化、女性雄化”评价，因为男女平等但男女还是有别，这就注定世界上好女人还是遍地都是，只要你瞪大眼睛去看去找。
什么是家
一、实在的家
有首歌总在凄凄婉婉地唱：我想有个家……这歌现在的大人小孩好多都会哼哼，可见这个提议深得人心。自古至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家里生活和发展着。没有家，生活好像不那么完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目的当然是解决家的问题。古人对此说得更明白：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见《孟子·滕文公下》）愿，是一种理念、理想，因此自从有人开始，多少男男女女为了这个家而赴汤蹈火、前赴后继，进而被我们现在还传诵着。
家是什么？早期的文字，即在甲骨文时期，家是一个在土坑里养猪的地方。猪是人类最早驯养的畜类之一。有猪才算有家，那是远古的事；现在的家得有房子、彩电、冰箱什么的，有条件的还得有汽车、乡间别墅什么的。但这是家的条件，光有这些还不成为家。家还得有人：大人、孩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妻子、丈夫等等——但这不是必要条件了，尤其是现代家庭，常常有缺项，比如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更有甚者，在前不久的新闻报道中，还有老外与宠物结婚，同性结婚。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家庭模式，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现在的家也就各不相同了。
有猪是家也好，有现代家什是家也好，家里总得有点儿什么东西，就是破烂儿也能成家。好多人都有感受：上了年纪的母亲常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家里还攒了一堆破烂儿——针头线脑儿破布绺，你要是动一下她会很不高兴的。在母亲那里，破烂儿就是家。家就是一个实在，一个和生活里所有具体、琐碎的小事、细节联系在一起，洗衣服、做饭、买菜、打扫卫生等等，现在有条件的可以变通地去解决——上饭店、去洗衣店、雇钟点工，但家里的大事小情，岂止这些。偶尔到朋友家，见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心就想人家是怎么弄的，还想他家人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不管金碧辉煌的家，还是家徒四壁的家，都是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家还是人际关系。《春秋左传》里，有这样的母女对话：
女：父与夫孰亲？
母：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于是女儿向父亲告发了女婿要杀老丈人的秘密，结果老丈人抢先一手，先把女婿杀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家庭暴力达到这个份上，看来这个家庭关系有点儿问题了。
中国古时候，有一套有关家庭伦理关系的理论，例如父父子子，例如妇人在室则天父，出则天夫等等，现在不大好用了。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讲究大人和孩子交朋友。不管怎么讲究，都是为了维系家庭的存在和久长。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故意破坏自己的家庭，除非他心有别属。
二、生活的归宿
每日下班之时，熟人之间最常见的话语是“我回家”，回家意味着休息，意味着进入亲情的氛围之中，意味着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到来。家是一个身有所托、心有所系的地方，是一个人一天、一年、一辈子生活的归宿。前几年，机关盛行下班后打扑克。我单位的一位老者，在打扑克前，必得给老伴打电话，告诉要晚回去一会儿。但往往在打得热火朝天时，他却嚷嚷要回家，说是老伴不放心，甚至说他想老伴了。年轻人就拿他开涮，说那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没出息。能看出老者动的是真心。爱是不分年龄的。爱在家里。现在有些人，遍撒爱情火种，逮谁冲谁“love you”,让人莫名其妙。可见家的理念，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古籍里，不知道为什么，有关家的记载、评说，很难查到，这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家的轻视，或者干脆无视家的存在？大家、大家族、国家却屡屡赫然在目。林忆莲一度哀哀怨怨地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想来还有历史渊源。天色已黄昏，那么多的人沉静地坐在家里，等待着那一位将要回家的人，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画面啊。而事实上，很多时候，那位将要回家的人却没有回家，可能有应酬，可能加班，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事——这事不太好跟妻子或丈夫说。现代生活里，回家可是个大主题。
家是婚姻的物质体现。婚姻是契约，是合同（有口头协议，也有官方认可的书面协议）。这契约、合同上标明了双方的责任、义务、权利——大半是沿袭的、道义上的——但现在也有婚前财产登记的。有了契约、合同，家才合理存在。当然现在也有新款家庭：什么都不要，两人能生活在一起就行了，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无论道义上的还是有物质利益关系的协议，都不是家的恒定约束。按恩格斯的说法：爱没了，家才能没有了。
因此维系家的存在是件很微妙的事情。有人说：家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唯一不需戴面具的地方，是储藏喜怒哀乐的美好地方，是养精蓄锐的地方。这是过激之言，像是没结过婚。试想一下，你整天抱着老冷脸回家，一天两天还可以，三天五天还能行吗？就算你在单位工作累了，就算你在单位受了气，你太太好问了：我在家里还让你累了，还让你受气了吗？在家里可不能这样随便，太太可不吃这一套；还有，假如你有了孩子，在孩子面前你还得扮扮爸爸相。家里的工作不见得比外面的轻松。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在家里也得时时提醒自己担当的角色：该是丈夫时是丈夫，该是妻子时是妻子，是爸爸，是妈妈，是孩子。王朔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里，家庭角色闹混了，家不也乱了吗。角色不乱，在家自然要累一些。但这个累不同于在外面的累。这是个稍甜带涩的累，是个心境放松稍带身体忙碌的累，是个美丽而温暖的累，是个充满关怀和爱意的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件麻烦的事。不想回家是不是会想别人的家，很难说；退一步讲，不回家是不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了。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回家是时尚；进入两千年回家成了新潮。夫妻双双把家还，唱了一千年，可能还要唱世世代代，因为这永远是家的主题。
三、人生的目的
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生活是为了家。安置不好家的人，即使在外面风风光光，那人生也缺了一半。把自己的安居工程搞好了，身心有所寄托，外面的事情才能无所牵挂地去做。莱温斯基在克林顿的身前身后转转那当口，老克哪有心情去料理国家大事？正如《墨子》所说：“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家治不好，国焉能治好。假如后院都起火了，上了前线心里能踏实吗。以前的新闻有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习惯，报道先进、模范、劳模、英雄时，总是说他如何如何不顾家，老婆病了他还去照顾同样有病的小寡妇。难道小寡妇是人，老婆不是人？你就没想想老婆的病继续发展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增添多少麻烦？老婆的病继续发展进了医院大修是不是还得一干人马去慰问、照顾，又浪费国家的人力又浪费国家的财力。
也可以说，家是人之本，生活之本。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有爸爸、妈妈和孩子的家庭，这是目前家庭的最佳阵容，只可惜家境稍稍贫穷了一些。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在吃上面都有各自的嗜好：爸爸爱吃鱼头，妈妈爱吃鱼尾，孩子爱吃炒鸡蛋。隔三岔五家里吃上一顿，全家人各得其所乐融融。显然孩子得到的最多：鱼身和鸡蛋。终于有一天，爸爸发现妈妈不是最爱吃鱼尾，妈妈也发现爸爸不是最爱吃鱼头，为了孩子，也为了这个家，俩人都找了借口把好吃的让给孩子，让给了对方。我猜想这对夫妻对家的理解和呵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人对家的基本构想：以家为本。这时家在生活何处的思路基本清晰了。我还有一个另外的故事：我的一个朋友当官以后晚上应酬挺多，他太太就定了个规矩：晚上九点前必须回家，超过一小时罚款一百元，超过两小时罚款二百元，以此类推。有点儿像开玩笑，但我的朋友却自觉遵守。我这位朋友是一根长长的结实的线拴着的风筝，线拐子握在他的太太手里。我这朋友对家的那种眷恋的情绪，让我们好多人感到不好意思。
常常听说一些很成功的人士每每谈到他的事业时句句出彩，谈到家庭、太太时就有口难开，似乎不被理解支持，他好像克服了来自家庭、太太制造的种种障碍才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局面是令人失望的。我不太相信小家侍候不好的人，能侍候好大家；小家理不清的人能把大家理顺清楚；对小家不负责任的人能对大家尽职尽责。家在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它是人走向社会及人生的第一道门槛，头一步都迈不好，余下的脚步怎能不歪歪斜斜。没有家哪有天，没有家哪有地。我说的是作为一个平民的起码的家庭观。家业兴旺，不正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目的吗？家好了，再做啥事不都有依有靠了吗？
四、缘与爱
茫茫人海，俩人相遇不易，相知不易，相爱更难。这是黑格尔所说的“爱情的偶然性”。我曾在大连的有轨电车的沙河口终点站上见过一则小广告，其大意是：那天我们在此处相逢、相识，有说不完的话。为什么你爸爸把你拉走？穿绿棉袄的女孩，速与我联系。传呼：××××××。我猜想这是一次极偶然的爱的相遇。为什么两个人能相遇、相识、相爱？不大好解释，称之为缘吧。
缘的结果，或说爱的结果，是结婚，即组成家庭。时下的电视有这样一档节目，叫速配。词俗了一点儿，却道出了真相。但这节目只是创造相识、相遇的机会，却不一定能制造缘分。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爱得昏天黑地，想到前世和来生，只觉是冥冥之中造物促成了他们的天作之合，这就是缘吧。世上本没有缘，只是一种机会、机遇，并且这种机会、机遇每个人只有一次（有两次以上的不算太多）。一辈子才有一次，稀少得人人都珍惜它。这不叫缘还敢叫什么？实际上这是爱情。机会、机遇来了，抓住了，遂成就一段千古佳话：“我俩在此处爱得昏天昏地。”黑格尔在《美学》里讲：爱情是男女“双方在这个充实的统一体里才实现各自的自为存在，双方都把各自的整个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种统一体里”。都那么投入了，自然要说些过头话，自然要神思万千。
爱盛满了，就要结婚，家庭就此宣告成立，缘与爱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爱情浪漫主义变成家庭现实主义。缘与爱也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以前有人说过：结婚就像加入特工组织，未进去觉得里面忒神秘，进去后又不能向外面报告里面的所见所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中，富有诗意的爱情描写仅限于婚前，婚后的爱相比之下被提及得比较少，且变得比较平缓、朴实。进入家庭的爱情溶解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了。爱的激情、爱的诗意更加生活化了。鲁迅在小说《伤逝》里，叙述了涓生和子君从爱的坚定、热烈到爱的降温、破灭的完整的故事，是一个以家的平淡、琐碎的生活销蚀和解构初恋的甜蜜和热情的过程，因此鲁迅得出一个结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一个家庭达到这种境界也并不容易，因为“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啊！”（鲁迅语）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容易；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个人，这好像不大可能，尤其在结婚以后。
生活就是这样，有了家，并不是爱就有了保险，只是爱情上了新台阶，下一步怎么办，全靠你们自己了。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并不容易，可不能掉以轻心啊。夫妻双方闹了别扭，就得想办法解决，回避不得；这不像在社会上，得罪了个把人，绕过去也好，不理会也好，没啥了不起。家里不行，两口子别别扭扭的，还怎么过下去。报载，上海一对老夫妻，四十多年没说一句话，那日子如何过？回了家，会不会像进了地狱？前些年萨特的一句话“他人即地狱”挺流行的，夫妻双方视对方为地狱，那还了得！结婚以后的爱情，变得脆弱、粗糙和神经质，须得小心呵护、维修，可不能马马虎虎。上个世纪里，最令人羡慕的爱情当属巴金和萧珊。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萧珊的爱，巴金能否挺过来，尚是未知。巴金在《随想录》里自己都承认：“其实我很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婚前的爱情具有很强烈的观赏性。婚后的爱情则具有很明显的功利性，会让人奋进，也会让人堕落；会让人有滋有味儿地活下去，也会让人死不了活不成。于是我想，缘在婚前，爱在婚后。
五、角色与分工
小时候听人说，南蛮子（北方人为什么给南方人起了这样的外号，这不好）的家里，男的哄孩子，做饭，女的在外面干活挣钱；男的体格就像北方的女人，女的体格就像北方的男人。长大了，我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但这类事说明一个现象：家庭角色发生了错位——当然，这是误传。
爱情生长到一定时候，就结出了家庭。有了家庭，就应该有家庭角色。丈夫、爸爸，妻子、妈妈，可能还有孩子、老人，各有各的所指，混淆不得。家庭角色意味着家庭的分工。“男耕女织”一词，说明农业文明时期家庭角色与分工的不同：重体力活男的干，轻快活女的做。以后发展成家庭的政治、军事、外交、挣钱、挑水、打柴、玩乐、享受都由男的来承担，女的干脆退守家中，只管烹调、缝纫、带孩子、孝敬公婆。这显然不公平。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男人、女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怨言，董永不是乐颠颠地唱：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也是有了文字以后，关于家庭中的男女角色便有了明确的厘定。记得有一本线装书叫《女儿经》，像是女人守则，好像也规定了女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至于男人，也好像有了更大的自由。比如在元稹的《莺莺传》里，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还蛮有理由：“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人、女人的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这里面，显然男人、女人并不在一个平面上，即重男轻女，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男性权利话语。因此，过去女人家里活干得多，男人外面事情做得多。现在的情形就不一样了。看看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的开端，男人印家厚早晨起来，冒着老婆的白眼，得忙乎孩子的起床，得忙乎孩子的早餐。有点儿可怜，但没有办法，现在男女平等了嘛。在城市里，每逢傍晚下班的时候，我总感觉男人们急匆匆地，像是要回家做饭，女人们优哉游哉地还在逛商场。社会真是进步了。再发展几年，是不是还能提出“男性解放”的口号，真还不好说。
除了家务，一个家庭里还有权力分配问题。有个笑话说：有人问新娘：“在家里你愿意做总统呢还是愿意做总理？”新娘回答：“做财政部长。”而事实上，家庭的权力并不像那位新娘理解的那样清晰和明确，而是所指模糊、含混。家里到底谁说了算，很难说，要看是哪方面的事，还要看在哪些时间和地点。一个家庭的治理和一个单位的管理不太一样，单位的领导都说了算，这个单位将一派混乱；家庭实行民主管理，权力分散，倒有助于安定团结。但既然家庭有角色之分，当然就有权力不同，亦有不同工种（偶尔角色串位，当属正常）。
毕竟男女在体力上心理上有所区别。男为阳，女为阴。阴柔与阳刚对立而互补。这个大原则是不能解构的。就是将来家务活儿完全智能化了，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
冯骥才有一篇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说是在高女人去世以后，矮丈夫每逢阴天下雨，还是高高地擎起撑开的雨伞——因为女人在时，总是由他来打伞的。这是高女人的不是，丈夫有点儿生理缺陷，这种特殊情况应该特别对待，免得丈夫力不从心，心理压力太大，乃至于妻子去世后，还屈从在高女人的暗影里。
角色分明，分工又不分家，各司其职，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丈夫、妻子、儿子不也其乐融融吗！
六、爱的苦
爱在家庭里，则有几分苦涩。爱有几分能说清楚，婚前相对还好说，婚后相对才难说。糊里糊涂过日子，不成；特明白过日子，也不大可能。结婚成家后的爱情生活，少了激情而多了平常，也多了几分苦涩。我的一个朋友，和太太闹了小矛盾——几次晚上出去与朋友喝酒，没有和太太请假，太太打传呼他也不回。那次喝酒至夜半回家，发现太太不在家，一觉醒来，太太竟没回来。我这朋友慌忙爬起来，才在枕边见到一张纸条：“我走了，请你好自为之。”一连几天，太太没回家。我这朋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些日子，他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用电脑制作了一大堆招贴画片，字老大，雇了好多钟点工，高高地贴在各个主要街头的广告板上：“冬天风大雪滑，回家路上走好，我的爱还在家。”招贴画片上还缀有他及太太的名字，这里忽略不计。据我所知，婚后两人小矛盾、小摩擦经常发生，为的都是家庭小事，弄得我这朋友连连叫苦：“结婚真累！”
小时候，爱看苏联电影，有结婚镜头。众人一喊“苦哇”，新人就得接吻。现在想想，接吻和“苦”能连在一起，问题多么严重。婚姻即为苦海，可总有一批一批人前赴后继往里跳。因为这苦海是爱的结果、苦果。在家里的爱，是婚前爱情的延续和变异。变异到何种程度，则因家庭而异。我那朋友与太太感情很到位，但太太管理太严，弄得我朋友的确产生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心理，像小学生逃学一样逃避着太太的跟踪电话和传呼，就不接不回，看你能把我怎样，结果问题就大发了。
实际上家庭问题不止这些，差不多都是些不经意的小事，都以为结了婚万事大吉，都把家视为可以随便的地方了，于是就没能严格要求自己却总想严格要求对方，缺点和错误也都敢明晃晃地暴露出来了。你比如说，太太出门之前，总是在镜子前不厌其烦地收拾半天——过去讲究女为悦己者容，现在则是女为别人而容；回家以后却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你再比如说，先生回家后，过去的殷勤、甜言蜜语没了，又抽烟又喝酒，又爱说脏话又不讲卫生，又懒又馋，不爱做饭却爱发脾气等等。你说烦不烦？于是，婚前的理想家庭成了豆腐渣工程，苦日子也就开始了。
婚前格式：“我想要有个家。”心情迫切，真实可靠；婚后状态：“你的柔情我开始不懂了”，“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这种说法是家庭悲观主义。所以现在的一些人另建新款家庭：周末夫妻（平时为朋友，周末做夫妻）、无证夫妻（不办理结婚手续）、丁克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妻）、单亲家庭（或因离婚或因别的原因只有独身父亲或母亲的家庭）……但是，这就能避免一般家庭所出现的问题吗？我看不大可能。我有个过于悲观的想法差不多能让家庭平安：双方夹着尾巴做夫妻。此法可以试试。
清代的俞樾在《俞楼杂纂》里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渔民的太太洗脸梳头从来不用镜子。先生偶然买了一面镜子回家，太太拿镜子照照自己，大吃一惊，告诉婆婆：“你儿子娶了一个新娘。”婆婆拿着镜子一看，不高兴地说：“娶个小老婆还可以，他干什么还把亲家母给带来了？”什么是自我？镜中之像显然不是。婚后的爱情，往往是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却常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人性的局促和顽劣，将夫妻之爱流失了许多，苦与累也就无法避免了。
问路
去外地旅游、开会、探亲、访友，常常要问路。对方如何回答，决定着你下一步行动的质量的高低，也显示出了对方所在地的文化个性和文化情调。
去北京。王府井大街旁有一个冷饮摊点儿，一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主事。见没有人买东西，上前问路。老太太先是抬头扫你一眼，像是在心里嘀咕：又是一外地人跑到北京这地儿了，回答说：“您没瞧见我正在忙着吗？”
到上海。也问路。回答的是个中年男子，软声软气的一顿上海话，你像是在听阿拉伯语，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用上海味儿的普通话告诉你向左拐再向右拐再向……等你千谢万谢地拐来拐去，发现又回到了原地。接着问吧，问的是迎面走来的两个女孩。她俩先是互相说一通“阿拉伯语”，然后再与你说上海的普通话；再互相说着你还是听不懂的话，最后告诉你她们也不知道你问的地方在哪里。
唯有在东北，问路会得到热情的回应。在长春，打扰了正在亲热的一对小情人。他们立即放下亲热，男孩告诉你怎么怎么走；刚走了几步，背后的女孩追上来，又告诉你还有一条近道。男孩跑来说不近，女孩红着脸说比你近。搁下问路人，两个人在大街上十分可爱地吵起来了。在大连，有人问路，将会受到热情耐心细致周到的指点，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会为你说个明白——他们说话不怕麻烦，不怕耽搁自己的时间。如果你还不明白，很可能有人自告奋勇地义务地送你一程。要是在沈阳问路，几乎所有人都要说“Jiǎn直走”。这“Jiǎn”是“拣”还是“简”，就分辨不清了。我主张用“拣”字，动词活用，还形象，更符合现代诗、后现代诗的用词习惯。至于“拣直走”能走到哪里，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再去别的城市。比如去宁波，人家的回答会吓你一跳：口气很硬，表情严肃，有时脖子上的青筋都暗暗绽起。你以为他是和你打架，其实他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去广州，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求助人。偶尔遇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一搭话竟是外地口音，原来他也正愁找不到道呢。
出门问路时一定要有礼貌，不能像外国人见面“嗨”一下就成了，还要谦虚。大连有个老戏曲理论家马鸣捷，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问路都谦虚谨慎。一次，刚搬家换了住处，老马下班回家找不到路了，到一派出所，虚心地问：“对不起，打扰了，请问马鸣捷的家在哪个街道？”一公安警惕性特高，反问他：“你找这家干什么？”马鸣捷不好意思：“回家。”那公安开始糊涂了：“你是谁呀？”答曰：“马鸣捷。”话音刚落，那个公安差点儿晕过去。
让你先行
从前不知道人还要过更年期。从前我学过医学，还没学到“更年期”那个章节（也许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词）时就不学了。因此我现在也不知道人到了更年期是什么样子。电视的广告里常常见到这样的镜头，不管男女，好像都犯这个毛病，那是为了推销药品，为了赚钱，我觉得和犯病与治病无关。最近我有点儿爱发脾气，使性子，别人就说我到了更年期。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以前我遭遇到了不顺眼的人，不顺眼的事，还能忍住。
不说更年期的事了，说点儿别的，但与更年期有关。因为写文章，最忌讳东一句西一句的，主题不突出。
假如有人问我，哪首诗歌的意象让我永远不忘？我便想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诗歌，说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所有的车——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都停了下来静静地等待着，让那对母婴先行，让母亲和孩子展示出生活里最最优美的画面，人性里头的善意、关爱和美丽至极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尽管这诗里也有问题，比如她们怎么能这样毫无顾忌走在大街上，是不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我们权当是艺术，艺术是允许想象和虚构的。而这诗叫什么题目，作者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到了更年期，我的记忆力好像也成了问题。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掉，时间大约在读了那首诗歌的前前后后。在大连的黄河路上，靠辽宁师范大学比较近，一队孩子在几个年轻老师的护送下，正在横穿黄河路。孩子都特别小，大约是幼儿园的大班或者是小学的低年级学生。一个不超过二十岁的男孩子——他们的老师，正在黄河路上，张着手臂，用自己的身体护送着孩子。当时我觉得这是人间最美的诗歌和最美的图画了。但那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被堵的车很多，汽笛声乱响，终于，离那个年轻的小老师最近的一个开小货车的司机，把车窗摇了下来，指着那位老师破口大骂起来——都是些大连人最直接最恶毒的骂人话，骂老师和孩子挡了他的路了。那个时候，我还没到更年期，放到现在，我一定要上去，掐死这个毁灭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的大坏蛋。
最近我开始上路学车。每每见到老人孩子走在路上，我便停车，优雅地摆摆手，请他们先过去。这个时候，我完全忘掉了自己已经到了更年期，我觉得我的心情好极了，特有成就感：我好像是在大街上写下了一首首充满人情和爱的主题的诗歌。长这么大，走过的马路也不计其数了，但被车让着先行的遭数还是能数过来，两次或者是三次。当坐在车里的司机向我挥手示意让我先走时，我感动得一下子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我真的希望我这样的好心情能永远下去。因此我一学会了驾车，我就想我应该把美好送给别人。
我建议在交通法规里，应该把“让行”作为考核驾车技术水平和思想水平的重要科目，不会摆手让行的人不能驾车上路。这里头关涉到修养、家教、爱心、同情、怜悯等等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假如在大街上真的像现在的广告上说的人人都到了更年期，那么我们的人生之路就无法前行了，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处处塞车，处处拥挤。
梦想开车
如果有人问我：你现在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开汽车。”四十多岁了，梦想着当个司机的念头也有三十多年了。上小学时，我有四大理想：当解放军叔叔、当警察叔叔、当司机、当作家。前两条，因为那时当兵当警察要严格政审，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就根本当不成，现在年龄又大了，这辈子可以彻底死了这份心思；后一条，勉勉强强就算是吧，还不能算专业写作，因为平日里要把大量的精力、体力用在工作上。唯“当司机”一条，梦牵魂绕三十多年，以后的日子里还没准就可能实现。
想当兵当警察，是觉得那时的“解放军叔叔、警察叔叔”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忒受人尊重，姑娘们找对象都爱找他们。当作家，是因为能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专门给领导写个材料（那时我对作家就如此理解），姑娘们找对象也爱找他们。当司机，开车不花钱就能把全国各地转个遍，找对象也可以随便挑。那时我还小，幼稚，不懂事，根本不理解理想的真正内涵，所以所思所想，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相去甚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看过美国一个故事片《车队》，突然意识到，我小时候的司机梦想就是这个。开大型运输车，跑长途公路，抽烟，喝酒，留大胡子，穿油腻腻的工装，火气大，说脏话，爱打架，好打抱不平，喜欢挑逗女人。就说一跳就跳到高高的驾驶室上，把着大型的方向盘，再把头从驾驶室伸出来，那姿势，那神态，简直要多棒有多棒！能有这样的梦想，是因为我的老家瓦房店，在二十世纪的五十至六十年代，满打满算才一辆小轿车，还不经常出门。存在决定意识，不常见到小车，怎么能想到当小车司机呢？遗憾的是，越想当司机，这么多年来所学的专业、所从事的职业就离司机这一行业越远：当知青、上师专、当教师、上大学以及现在当作家，都与当司机的愿望不挨边。中国不像国外，中国的汽车司机是专业，是职业，没这份工作，基本上无法摸到方向盘。为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度我想弃文从车，想学开车然后就帮别人开出租车，不幸的是，老婆坚决反对，我的理想又没有可能实现。
现在的情形有点儿变化。好多人学了开车的技术，驾校成为商场上一个热闹的卖点。学车、开车、买车是现在也将是新世纪头十年的时尚。拥有自家的汽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梦，但这梦想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私家车”的说法，不就是这几年的事吗。这时尚也暗暗触发了我的心底梦想，使我的早年梦想有点儿浮出水面。尽管从工资收入上计算，我现在既买不起车又养不起车，但时尚即起，总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但追求进步的心还是有的。
自己开自己家的车，以我旁观者的角度去感觉，会是很好玩的事。
行走的权利
我行走在大街上，规规矩矩的，我在大街上行走是我的权利。当然我的权利必须在人行步道、斑马线上行走才可主张，就像所有的机动车不能在人行步道上行走一样。机动车行走的权利是在单、双黄线与人行步道的区间之内。街头上有许多的警示标志，在提醒我们：权利的行使，得在一定的范围内。看过不少灾难片的VCD,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来临了，大街上挤满了慌慌张张逃难的人和机动车，人难走，车难行。没有制约和限制，权利的行使也就难以实现，这制约和限制就叫法。有关行走方面的法，是交通的法律和法规。依法而行走，就会走得理直气壮，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大街上行走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生活里许许多多的时尚、情趣都发生在大街上。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只要行走在大街上即可：车水马龙，人流如梭，高楼林立。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会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快乐。好多时候，我们的快乐就是由别人给的。比如，走在斑马线上，与我们相遇的小车戛然而止，车子里的司机挥手示意请我们先行。一瞬间我们会觉得坐在车里的那位司机优雅而美好，他也让我们在无意之间心情也开朗起来。而大多数的时候，在斑马线上拥挤的战栗的行人，面对着飞驰而来的一辆辆像是急着奔向殡仪馆的大车小车，举步维艰。法在这时显出了无力和疏忽：德的品行在这时显得十分重要。德是品德、德行、修养、心性、素质，是道德。道德很难像法律法规一样一条条写下来，张榜公布。道德常常是无形的力量，无形的文字，无声的行动。
有一次，要到一个单位办事。走到三八广场，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要去的单位在什么地方。搭上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司机便缓缓地沿着五五路向港湾桥方向驶去，其间他还兴奋地用对讲机告诉别人：“一个‘老客’（什么是‘老客’，我百思不得其解）从三八广场到××，我正在路上。”车子滑行不到五分钟，就停了下来。司机回头说：“到了。”这么近的路，走起来不过几分钟，只要司机在我上车时说一声指个路，我也不至于如此花冤枉钱。交了八元钱的车费，我下了车。这车坐得让人心情败坏。对司机而言，载客收费，合乎法规条例；对我而言，乘车交钱，却合法不合理。
生活里像这样很难以法与德来厘定澄清的事情，很多很多。法是外在的制约，违法极容易被人识破；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外人不宜也很难涉足其中。在斑马线上将行人撞了，主要的违法者恐怕是机动车。出租车里，司机用对讲机闲聊是很普遍的事情。坐车时必须忍受他们那些无聊的言语，哪怕是脏话。行车时司机说话不违法，但他们那些话算不算对乘客的冒犯或是骚扰，就很难说。深夜小区居民睡熟了，有车进来，嘀嘀地鸣喇叭，不符法度——有规定不允许在市区鸣笛，又不合情理——多少个孩子的睡梦被这可恶的噪音惊醒。车的行走，法律赋予了许多权利：速度（特别是与行人的关系）、鸣笛，也包括在行车时说话的权利。但是，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车的行走的权利最好考虑考虑道德的层面——这时法所主张的权利已经成为一种特权——对他人的生活将会是一种有理有据的冒犯：在大车小车面前，在速度和力量面前，人的生命和生活，如何经受得起哪怕是轻轻的一击和一撞。
于是必须有尊重，必须有理解。行人有行人的权利，但不是特权；机动车有机动车的权利，但也不是特权。这样天气会更好，阳光会更明媚，大家的心情会更舒畅。
新手上路
老王开着破旧的桑塔纳上了大街，晃晃荡荡地走到了一个朋友的楼下，挂空挡，松离合，拉手刹车，之后便向楼上挂手机：“我在你的楼下了！”一副显摆的样子。
朋友在楼上拿着电话向下看：“哇，真的是你呀，真酷哇。”老王这才想到，开车也叫酷，于是乐颠颠地上了楼，向那朋友介绍开车的经验了。
满足了心情，老王下楼一看，车没了！左看右看，还有几台半新不旧的桑塔纳，都是蓝色的，就是不见老王的那台。这年头，小偷敢情连破车也不嫌弃啊。还是那朋友镇静，建议问问交通队。一问才知道，桑塔纳因为停在不让停车的地方，被交警拖走了。
一大顿折腾，又是检讨又是赔笑脸，车才被领了出来。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还下着小雨。老王在车里看着大街上那一束束流动的灯光，心想这回可要遵守纪律，可不能跨着黄线往前冲。但他还想，假设对面来的车不遵守纪律，跨着黄线冲过来，那该如何是好？于是，老王想到了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还想到了这天上午彭定安老先生讲课所说的“他者意识”——就是除自己以外的一切都要尊重和关怀，这样就可以假设对面来的所有的汽车都不会压线冲过来。胡思乱想着，老王就到了一个岔道上，没车没人，停下，开门，刚要下来，桑塔纳却自动倒退，把开着的车门生生地卡在路旁的电线杆上。老王一身冷汗，才想到停车要拉手刹车。
这个时候老王才总结了个结论：老王的开车水平实在是有限，怨不得学车时候，老王的师傅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厉声呵斥：“慢点儿！慢点儿！不会走就想飞啊！”
于是老王不想扮酷了，再说，已经深更半夜了，扮酷也没人看，老老实实开车到了自家的楼下。路过停车场，他就想起了刚才警察让他的不舒服，就愤愤地决定：“今天晚上不向人民警察交停车费了。”遂改道，把车停在小胡同里。停下了，一看，车屁股还歪在外面，就上车倒车，也没想起来师傅讲过的倒车移库的动作要领，听得一声巨响，急忙下车，看见前保险杠连同左右转向灯，被车旁的水泥柱子生生挂了下来。
老王后悔了老半天，要是上停车场停车，就不会有这事了；开车哪里叫酷呢，是自找麻烦啊。
老王行车记
老王为什么要买车以及买了个什么车
老王是二〇〇三年的夏天突然决定买车的。他把手头上所有的资产都变成了现钱，算一算只能买高档车的一个轱辘。于是老王退而求其次，就买了用这些钱便能开回家的夏利。两厢的，银灰色。老王一看见它就暗地里非常非常喜欢。这车是新款的，四个缸，桃木内饰，型号是7131A。以后你在大街上，看到两厢的小夏利，千万要分辨出带不带“A”字。带了，说明是新款，排量大，四个缸，桃木内饰；不带“A”的，就是极普通的夏利了，两三万的、旧款的，这可绝不是老王开的啊。郑同事一次对老王说：“自从你买了夏利，在大街上我发现夏利还真不少呢！”这话老王不愿意听，“什么叫不少？都是四缸的吗？”所以在这里老王拜托各位了，看夏利一定要看带不带A字，请仔细分辨，以免误判，也满足一把老王小小的虚荣心。
买车那天，老王请他的好朋友王棋给把关定向。谁知王棋开车来了，便把老王拽到车上，拉出了购车现场，坚决反对买那夏利。老王在王棋的车上愤怒之至，怒斥王棋“你有车开，就饱汉不知饿汉饥了”，还说，“我想买好车，但你给我钱好吗！”一听老王要（而不是借）钱，王棋那厮吓得赶紧把老王扔下，害得老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重返购车现场。当即热血沸腾的老王把这夏利踉踉跄跄开回了家。要知道，老王的驾照才到手不几天啊。
老王那一宿，兴奋得几乎一夜未合眼。
王棋哪里知道，老王小时候有四大理想，其中一条就是当司机。二十世纪的中国，六十至八十年代，司机可是热门职业，净说好媳妇。老王小时候也想将来有个好媳妇，那就必须当一个司机。那时老王心目中的好媳妇是什么样的？是在饭店工作的，白白胖胖的，像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的“六百工分”一样，净吃好东东，吃不了的，还捎回家给老王吃。什么叫好东东？挂面，饺子，有点儿肉片的炒菜。那时饭店（都是国营）的服务员，上班时都带一大饭盒，铝的，可能装啦，就这个大铝饭盒，可以保证一家好几口人的生活，那个时候就是小康了。但老王大半辈子下来，也没实现当司机的理想；就是因为老王没实现这个理想，所以老王就没娶个好媳妇。有一天老王突然省悟了这一点，你说说见着车了他还能不急？！
从此老王感觉到前途有点儿希望了。
老王是一九五六年生的，属猴，小时候正开始萌动人生理想、开始了性萌动时，家里穷得那连饭都吃不上。要不老王的个头哪至于才一米七十，半个残废？
老王会开车了可你会走路吗？
吴评论家是老王最最佩服的人，因为他以前背着老王夸过老王很会写文学评论。吴评论家说了这些话以后，老王对他说的一切话都坚信不疑了。前不久吴评论家就说过，有了车，就有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吴评论家有车，那车能顶老王的四个到五个车。吴评论家开车技术很棒，还挂着警用牌子，闯红灯都没人理。老王由此坚信，吴评论家有关新思维、新生活的话，真的没错啊。
过去老王没车，走在马路上便觉得开车的都应该礼让行人，外国不都这样吗！我们整天不是要和国际接轨吗？因此有的时候，比如他带着老婆孩子或者带着某个MM（网络流行语，多指漂亮女性）横穿马路时，便很有男人味地冲着急驰而来的车摆摆手，以此示意：让我先走。有的时候，还像耍杂技一样在车流里左冲右突，强行横穿马路。理由很简单，反正你不敢撞我。记得有一次老王他们哥儿几个在济南火车站刚下火车，一辆小车在月台上鸣笛前行，他们照旧横排而行，任凭身后笛声大作。行人哪有怕车之理呢。
小夏利一到手，老王就迫不及待地到处显摆了。老王这辈子别的爱好没有，就是喜欢显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平日里老王左兜右兜各有一盒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公开场合，比如在同事面前、在酒桌上、在会场里，老王抽左兜里的烟，那是高档的；私下里，比如在家里、在办公室里，老王就抽右兜里的烟，是很便宜的那种。为此也闹过误会，前几年，有个“三讲”运动，有人就向组织提出疑问：“老王净抽好烟，他哪来的钱？”这厮显然误读了老王。误会是深刻的，但脾性是天生的，老王改不了。有了新车，还是四个缸的，桃木内饰，老王特别需要有人来夸夸。于是一个MM第一个勇敢地坐在老王的新车上了。俩人都没啥正事，开车遛弯儿呀。这人上车不久就不敢和老王说话了，怕分散老王的注意力；再不久便悄然地把安全带系上了；又过了不久，她便客气地说，她突然想起单位里还有急事要办，需要马上回去。老王侠义地要送她，她却坚决不麻烦老王。胳膊哪能扭过大腿，老王只好停在道边卸人。坐了老王的车，老王自然期望得到几句好话，那妞一下车，像是刑满释放一般，一脸热情地告诉老王：“从现在起，我可知道怎样走马路了。”
老王心想，如果满大街的行人都有这个觉悟，不说没有车祸，就是伊拉克战争也打不起来。但偏偏不是这样。一次老王开车去一家大型超市，拐弯时又打转向又鸣喇叭，还是被一个冲过来的小伙子撞了一下，连左后视镜的镜片都被撞到地上。为此老王纳闷了好几天，这车都到你的眼前了，你怎么还往车上撞呢？类似的情形老王遭遇到许多次。他不明白了，就说是现在思想解放了，但也不至于解放到行人可以随便撞机动车呀。老王就此也请教过刘同事——有着三十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行人撞车（不是车撞行人），还把自己撞坏了，谁该负责呢？”刘同事说：“当然是车负责了。”刘同事的话当然不是法律，老王至今还半信半疑。
老王现在的思维，显然和当行人时不一样了。
生活里的规则有许多许多
老王对他的小夏利爱不释手。听人说，对男人来讲，车就是他的女人。老王是全日制的数学科班出身，因此归纳出一个简要的数学不等式：“车≥女人。”并到处推销他的汽车数学原理。一次闫同事（摄影家）要开老王的车，老王照例推销他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但闫同事几句笑话就解构了老王的原理，他把老王的车开得东倒西歪的，老王为此而心疼得直龇牙咧嘴。生活里有这样的潜规则：女人和书概不能外借。现在据说这规则有了修正案，两个版本，一是“钱和女人概不外借”，二是“钱、女人和书概不外借”。老王信奉了这样的铁律，但这铁律在闫同事面前却不好使了。
有了规则，老王觉得还是应该遵守的，否则，就是出位，就将整出一系列麻烦。比如开车不能喝酒。平日里老王嗜烟不喝酒，因此有些场面上有人劝酒时，老王因为有车便更理直气壮地拒喝。麦企业家是老王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看到全世界的诗人像苍蝇扑向什么一样聚集在麦企业家身上，老王就希望自己像电影《英雄》里的角色，拿一把那什么剑，划几下，那一群群苍蝇纷纷坠地。买车后麦企业家自然为老王高兴，一次应酬已毕的深夜里，破天荒地约老王喝酒。见面后麦企业家喝酒，老王不喝，不喝是因为还要开车。之后老王开车送麦企业家回家，走到全大连最好最贵的小区的门口，麦企业家沉思半天：“是让你送我进去呢还是我自己走进去呢？”颇有哈姆雷特王子“生存还是毁灭”的神韵。麦企业家的踌躇让老王满脑袋的糊涂。麦企业家就解释说：“如果小区的人见我坐夏利回来了，一定会想过几天，麦企业家就会堕落到骑自行车回家。”但麦企业家懒得下车走路，最终还是下决心让老王进了小区。夜里的小区，老王的小夏利穿梭在两旁停泊的几乎全是进口轿车的车道上，非常骄傲地打开了大灯，丝毫没有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丑天鹅。
老王绝不相信麦企业家坐了夏利以后就可能坐上自行车。夏利只配老王坐，因此老王身边就不会有苍蝇；麦企业家只能坐一个轱辘便大于等于夏利整车的那种车；以后麦企业家还要坐上半个、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以至无穷）的轱辘便大于等于夏利整车的那种车。老王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规则，生活的规则啊。
你能在一个车里和副驾驶漫游吗
有了小夏利，老王的出行太方便了，效率也提高了。一般认识老王的人都不太了解，老王除了写作，还是一个绝对无私、特别勤奋的人。比如小夏利为老王解决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不用单位的油费、过路费、养路费、违章罚单里面值不小的人民币以及固定资产损耗等等，真有些“私车公用”的意味。老王为此仅仅是口头抱怨一两下。但一进入具体语境，比如到了机场、火车站，老王就开始勤奋了。信不信由你，老王的小夏利曾拉过副部级的领导、厅局级的领导和许多省内外文学界的名流。老王不想提这些人的名字，怕的是外人以为他狗仗人势。看着从机场、车站走下来的这些显贵的客人，老王热情洋溢地把他们让到小夏利里，之后再说：“请领导体验一下平民生活。”一般的回答很客气：“很好，很好。”
就这样，老王开着小夏利，借着这些客人的光偶尔地也能停泊在五星级（以上）的酒店里。有一次，在一个很上讲究的酒店门口，老王和他的小夏利排着队，依次等着酒店车场的保安安排车位。身前身后的车都安排了，可那保安就像没见到还有个夏利似的。等得有些不耐烦的老王摇下车窗，暖意洋洋地笑对那保安：“朋友，我的车停哪？”保安毫不含糊地用手画了一大圈，直指天外：“到那边去！”“那边”是哪里？老王探头看去，一片蓝天呀。
老王大半辈子见识不多也不算少。不让停车就不停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委屈，也不生气，照旧开着小夏利，阿Q一样地忙碌着。
当拉着这些著名的客人（真的著名，老王从来不撒谎）走在大连的大街小巷时，老王却常常挂不住脸。小夏利稍稍慢了一下，尾随在后面的车就大灯直闪直闪，要么干脆喇叭急急地响，像是憋了一泡尿似的。老王从后视镜看去，这种事绝不是夏利干的。在大街小巷里，只要遇到两厢夏利，彼此间好像都有着默契的好感，而绝不会做出此等不体面的事情。车厢里的客人对此毫不在意，但老王却暗生怨恨：这不是丢俺们大连人的脸吗？更叫老王气恼的是，他和他的小夏利在路上不能超车（除了超夏利车以外），只要老王超车，被超的一般都像受到了奇耻大辱（是不是在想，怎么这么个小乖乖超了我？！），拼命地要反超过去。一次去旅顺，走了南路，有一小车队，前为奥迪后是捷达，让老王带着客人超了；奥迪和捷达看来是不服，不久就超了老王；不知不觉，老王又超了那小车队——老王发誓，他绝不是有意的；但老王和他的小夏利很快又被超了。那场面像是一级方程式赛。又被超了以后的老王醒悟了，不惹人家生气吧，就控制车速慢慢走。车小人也不大的，别整大事了。又走了一段，却发现一大拐弯斜坡处奥迪懊丧地停在路边，它旁边的那个捷达则半个身子探在路边的壕沟里。老王暗自庆幸，亏得没和他们比拼，要不，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正在胡思乱想，老王兜里的手机响了。摸出手机“喂喂”两声，发现坐在副驾驶上的郑州作家原非也在“喂喂”，老王内心一动，真巧啊，俩人同时在打电话；再仔细分辨，发现自己正和原非在通话。俩人放下电话，哈哈大笑。同在一个车里，电话费可是漫游的成本啊。
原来老王手机放在衣兜里，车一颠簸，不知怎么触到哪个键了，手机就发射了一个电话，打到原非的手机上，他没接；过后发现一“未接电话”，再打过去。原非和老王，就在同一车里产生了漫游成本。
老王的小夏利到底是多少钱买的
老王有一朋友姓温。有一次住院割痔疮，打了电话告诉老王。老王热心地再打电话给同是老王和温朋友的死党。结果发现，这些死党都接到过已经割了痔疮的温朋友的电话了，而且都去看过他。老王心想，温朋友的女朋友、女同事、女哥儿们那么多，到了医院，怎么和温朋友交流生痔和割痔的体会呢？
老王去医院了，边走边乐，觉得一个人整天撅着屁股趴在床上挺逗。小夏利在医院的门口还没停稳，老王就听车厢被拍得山响。老王心痛得不得了，火气十足的，心想就是执法人员不让在这儿停车也犯不上砸车呀。老王气呼呼地把车停稳，开车门站起来，却见一个比老王（属猴，不满四十八岁）整整大了一轮的女人，一脸的沧桑，衣着也不得体，很像一下岗女工——或是从海带养殖场退休的女工，正冲着老王龇牙笑呢。老王根本不认识这女人，凭什么她就敢在光亮日子里砸小夏利。那女人见老王出来了，便特别兴奋地吼了一声：“师傅，这车多钱买的？”
这让老王哭笑不得，管多钱买的，看好这车，去专卖店打听价格呀，犯得上砸车吗，那哪是砸车，是砸老王的心呀。老王心想，满大街的奔驰、卡迪拉克什么的，她怎么不去拦车砸车问价钱呢。
带着不快的心情进了医院，看见温朋友根本没有趴在床上，割了PP（屁股）反而养得白白胖胖的，让老王好生羡慕。前几年，马朋友住院老王去看她，见病室里满屋鲜花，满屋子滋补品，老王不由得脱口而出：赶明儿我也住院一把！马朋友苦笑着：你觉得住院像公费出国旅游吗？遭老了罪啊。温朋友白胖的样子让老王唤醒了心底的无意识。但随即也不寒而栗：老王要是真的病倒了，无职无权的他能接到一两个花篮也就不错了。
因此老王从医院出来，决定不去生病了，还决定要满怀豪情地开着小夏利好好生活。再遇到拦车问价的，只要不可劲儿砸车，老王一律笑脸回应，仔细回答，还要加几句，比如四个缸、排气量、桃木内饰、省油什么的。
老王成了天津的夏利汽车的最忠实的推销员、讲解员、义工、志愿者。
警察叔叔为什么不尊重光头
老王闷了时就看一本叫《上半截与下半截》的书，随便翻出哪一页就看起来。这些作者，都不是当下驰骋在文坛上的名家大家，但却让老王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文章写到这个份儿上，死了也能闭上眼睛。这本书里的文章，都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栏目里。
据说已形成了一种文体叫“圆桌体”。一个刊物,发了一些文章，就形成某种风格和某种文体,并且把老王的眼球死死定住，对老王来说，实在是一件善事义举，省得老王闲来无事，去洗浴、去K房和那些全用笔名的年轻女子消愁解闷。郑州《小小说选刊》也是这样，他们苦苦经营，也把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一种品牌而打遍大江南北的图书市场。
有了新款夏利，老王觉得也应该倡导点儿什么了。从一次次的开车实践里，老王觉得夏利和光头应该建立某种关联。从凌峰、陈佩斯，以前还有个副总理叫陈永贵，还有个女人叫什么静或者晶，差不多都是名人大腕，都剃个光头，又养眼又酷。老王在这里向夏利的老板建议，夏利的营销策略应该这样：凡男女剃光头者，购夏利车一律八折，保修期延长两年；凡光头者开夏利的朋友，一律赠97号汽油二百五十升。
光头铁车，一下子就把夏利市场定位搞定了。剃光头，开夏利，可以成为夏利车的市场主题广告词。
于是老王率先垂范，把自己的头发剃个精光。
以前爱因斯坦曾经接到一个小女孩的来信，说他如果收拾好了那像鸟窝一样乱蓬蓬的头发，将会十分好看。收拾老王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剃光头。老王剃了光头，还开夏利车，不是酷上加酷吗。
如此良好的感觉在遭遇警察时老王还是心里发毛手脚冰凉。规规矩矩地不压线、不闯红灯，按说也不能做贼心虚，但老王天生一副贼相，又是个光头，平日里见了领导就害怕，在公开而隆重的场面上讲话从来是语无伦次，见了警察叔叔，不也早就魂飞胆破了。
更重要的是，平日里站在大街上的交通警察，哪个脸上不是深仇大恨的样子？没见过大世面的老王，敢情是见了警察叔叔的这种职业面孔，心里哪能好受呢。
越害怕越出事。那一次老王行走在国道上，超了车，一超过去，头里有几个穿警服开警车的警察叔叔守候着。顺着叔叔们的手势停车下来，老王知道自己是在非机动车道超车，且超车的方向又不对——应该在左侧超车而不能在右侧超车。老王心恨自己错误已铸，心不甘情不愿地交了三张大票。
光头这时不起作用了，平日里老王的牛气此时全部烟消云散了。连警察叔叔都不尊重光头了，王老暗自伤心，也罢，交了三百元，买回两条交通知识：一是不能随便超车，一定要看前头有没有警察再做决定；二是，警察叔叔可是无处不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