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忠诚的战士 优秀的外交家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蔷，1906年8月15日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和《红旗报》、《实话》编委会成员、主笔，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赴苏联，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次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宣传部代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八、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
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春，来自各解放区的会议代表陆续到达西柏坡，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的王稼祥也携夫人朱仲丽来到这里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统治地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于是，共和国开国的筹备工作提上了日程。为了直接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赴莫斯科同苏共商谈筹建共和国的有关事宜，并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是中苏两党间进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意义十分重大。由于王稼祥长期在苏学习和工作，经验多、见识广，为此，中央将王稼祥从东北调回，随刘少奇访苏。
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邓力群、戈宝权等从北平（今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北上，陪同的还有苏联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代表团经沈阳时带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中苏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对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军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谈。
到苏后，刘少奇一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共和国成立的方针政策以及新的中苏关系。斯大林基本赞同中共成立共和国的方针和政策，表示愿意对共和国建设提供帮助。同时，毛泽东6月30日在国内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莫斯科，刘少奇7月4日向斯大林特别解释了“一边倒”政策。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7月11日，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就会予以承认。同时，他还承认了1945年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和平条约》是不平等的，在共和国成立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和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就这样在共和国成立前确定了下来。
由于在长征中组织部队疏散时，王稼祥被敌军空袭炸伤且长期没有治愈，在这次访苏期间，他住进皇宫医院治病。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领导戈宝权、徐介藩等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
8月14日，刘少奇回国，王稼祥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刘少奇这次率代表团访苏取得了重要成果，除了有以柯瓦廖夫为首的220名苏联专家随行回国外，斯大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建议，也对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解放新疆问题，苏方的建议也受到中共重视；另外，中苏双方就苏联向共和国提供3亿美元的借款事宜也达成了初步协议。
不辱驻苏联大使使命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约王稼祥单独谈话。毛泽东说：“有两个工作，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都很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看你愿意做哪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王稼祥最终选择了驻苏联大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晚9时45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致电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周恩来于10月3日发出复电，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这样，中苏两国正式建交。苏联方面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方面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0月20日晚，王稼祥大使一行乘专列火车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车站送行。王稼祥大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公使衔参赞曾涌泉、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等。
10月23日下午两点半，专列抵达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站，苏联赤塔州主席及苏联外交部驻赤塔外交特派员前来迎接，并在车站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10月31日清晨，列车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王稼祥受到苏联超出常规的礼遇。按苏联常规礼节，外国大使到任，只有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迎接，而这次为接待中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驻苏联使节和外交官均到车站欢迎，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稼祥在车站发表了演讲。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他还说：“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当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保卫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11月1日下午，王稼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他向葛罗米柯递交了国书副本及颂词副本，以及使馆将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外交官员名单。王稼祥此行携带的这份“国字第壹号”国书，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署的。很快，苏方向王稼祥介绍了递交国书仪式的程序。11月3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递交国书仪式，王稼祥宣读颂词后，将国书呈递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从此，王稼祥在莫斯科既身负驻苏大使的重任，又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兼管对东欧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的事务。驻苏联大使馆是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馆，王稼祥对使馆的建设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经常组织使馆人员学习包括涉外礼节、礼宾程序在内的外交业务，还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使馆人员进行有关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授课。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诞辰，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王稼祥十分注意提高共和国和毛泽东的国际威望。为了庆祝毛泽东访苏成功，王稼祥大使暨夫人朱仲丽举行了盛大的外交宴会。为了使斯大林能应邀出席这次宴会，王稼祥特意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经过积极交涉和全力争取，斯大林终于接受邀请，打破了自己历来不出席外国使节宴会的惯例，第一次出席了王稼祥大使夫妇的外交宴会，给毛泽东访苏成功增加了特殊意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
1951年2月，王稼祥大使圆满完成在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任务，奉调回国。
党际外交的开拓者
195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同时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1959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多次出访苏联、东欧等国，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稼祥在外交工作中，一贯坚持平等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1951年5月，他到莫斯科城郊别墅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其理由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王稼祥从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立场出发，和缓但明确无误地说：“我们不能这样做。”
1956年8月，波兰党政治局决定由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引起苏联的不安。赫鲁晓夫向波兰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被波兰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于是驻波苏军开始调动，试图武装干涉波兰内政，随后包围华沙。王稼祥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他说，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党的内部问题，决不应受到外来干涉，更何况是用武力来干涉，这简直是背弃社会主义。
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同全世界的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这同王稼祥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王稼祥主持下的对外联络工作，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和地位。
1959年10月，王稼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对自己国家情况最熟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吸收兄弟党的经验和同兄弟党交换意见是有意义的，但兄弟党的经验和意见只能做参考。
1955年4月4日，王稼祥主持召开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图为会议期间的王稼祥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同时，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通过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形成了改进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想法。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向负责中央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递交了《党内通讯》形式的信件。信中，他明确主张，应正确全面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对外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方针，避免加剧紧张局势，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不要四面树敌，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否则，对我国的建设将是不利的。总之，他鲜明地提出了要根据国情决定自己的政策，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宝贵思想。这些思想后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提出同外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后来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王稼祥的这些宝贵思想被贬斥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即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和一少”路线又被拔高到“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投降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投降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王稼祥本人因此受到迫害。但因毛泽东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王稼祥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王稼祥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准则，已写入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共和国优秀的外交家，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开拓共和国的外交工作、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建立了不朽功勋。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