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1898～1976），1898年3月5日生，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10年春入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学习。1913年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917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为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并组织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与赵世炎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委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随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组织。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代理执行部部长。1924年9月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926年初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6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1927年2月起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列席政治局常委会；5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其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任，7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发动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委员。192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其间，曾兼任中共中央军事科科长。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后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常委、部长、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任、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12月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等职。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成员。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并负责军委组织局工作，1935年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其间：1936年12月起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年12月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展工作。1937年2月至9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多次谈判。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历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除西北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1945年8月起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初起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国共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1946年11月回到解放区，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1947年8月起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1949年6月起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54年9月至1976年1月任国务院总理。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建国初期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部长。1949年10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起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8月至11月任职）、委员（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职），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1927年5月至6月任职）、临时常委（1927年7月至8月任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职），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职）、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任、书记，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
“外交无小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部随之组建。作为外交部长，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外交人员的筛选问题。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挑选外，他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部分人员。不仅考虑人选，他还“边招人边工作”，到1949年10月底，仅一个月的时间，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公函的任务，相继办理了10个国家与共和国建交的有关事宜，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外交部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1954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J．尼赫鲁举行会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构想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成立大会。晚上8时整，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二楼大厅。在几张旧桌子拼成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茫然。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会场气氛立刻又变得轻松起来。
1955年4月，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发言
接着，周恩来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他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司长到科员一个都不落。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第二个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经在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第三个是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第四个是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另外，还有乔冠华、龚澎、浦三、龚普生、董越千、宦乡、柯柏年、赖亚力……周恩来将外交人员花名册上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了，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
共和国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从军队中选调来的，为使大家尽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官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以及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除此之外，还组织他们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和跳舞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来专门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见了大家，人们异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向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当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时周恩来也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给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他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届驻外大使经过严格培训，纷纷走马上任。他们谨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还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国驻外使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7年和1949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印度、中国人民通过斗争相继取得独立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九十月间，中、印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两国政府代表于12月就解决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
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会好起来。某些业已成熟但仍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立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赖嘉文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4个月的协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了该协定的前言，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与国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恩来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了有关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
紧接着，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6月29日，双方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引申和发展，并被吸纳进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之中。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亮相日内瓦
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上决定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全程参加会议。会议委托苏联政府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中国。周恩来决定接受邀请，并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会前，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会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4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4月26日，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召开。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朝鲜问题。正如周恩来在会前就预计到的那样，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僵局”。尽管这次讨论长达51天，但最终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然而在这次讨论上，周恩来表现出的那种宽阔的政治家胸怀、合情合理的主张和机智灵活的才干，给与会者以至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当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提出6点建议，推动了整个会议的进展，终于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代表团带了一些影片播放。代表团先是播放了一部国庆大阅兵的纪录片，想让世界看到共和国正在步入强大。但是一些人士看过后却说，中国要搞军国主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代表团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就准备了一些宣传资料，用很详细的英文介绍越剧，介绍梁祝的故事，足足有好几页纸。宣传资料的最终稿被周恩来改得只有一句话：“请大家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最后放映时，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料。影片结束后，所有人都默不作声，都沉浸在那种悲剧的气氛里，稍后，所有人都起立，为中国有这么好的电影、这么好的文化热烈鼓掌。这是周恩来日内瓦外交中很小但也是异常光彩的一笔。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抵达新德里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万隆会议三次“力挽狂澜”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周恩来除了着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外，更加重视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1954年四五月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倡召开亚非国家会议，这个提议得到了24个亚非国家的同意，中国也接受了邀请，决定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开幕了。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封锁，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3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恩来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印度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的形势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是非常极端的。
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么明显的变化呢？原来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误解。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得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使会议中体现的那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它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已经先后有11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亚非会议为共和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由于周恩来政务活动过于繁忙，自1958年起，外交部部长一职交予陈毅担任。但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对共和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