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不被颠覆，保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政治制度与政权稳定、意识形态安全等。
第一节 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概述
一、国家政治安全及其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居于最高层次，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主要标志之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所有的安全都具有政治性，威胁和防卫也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政治安全是主权国家存续的根本因素，倘若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就等同于摧毁了这个国家本身。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状况不佳，国家安全的整体状态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将受到根本性影响。因此，只有政治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有效地谋求和构建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同时，其他领域的安全也为政治安全提供支撑和动力。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取得政治安全之前，无不为之英勇斗争，甚至流血、牺牲；而在取得政权之后又无不为维护政治安全而奋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以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为前提，对外主要表现为防范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和颠覆，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主要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和西方大国的颠覆、渗透、破坏、威胁、演变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无不为了国家的政治安全。2007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这既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也确立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
二、传媒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与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准确把握传媒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关系，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一环。国家政治安全是传媒业发展的基础。大众传媒作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离不开国家政治安全的庇护。只有国家政治安全得到保障，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传媒自身才能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同样，传媒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是维护本国政治安全和对别国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美国政治素有媒介政治之称，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媒介外交的国家。美国政坛历来注重运用大众媒体发挥政治影响。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其政治颠覆的动机隐藏在所谓的“文化传播”、“信息共享”之中。美国政府积极地利用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试图使全球“美国化”。1952年，美国政府把在“二战”中成立的战时新闻处与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处合并，成立了国际新闻署。美国政府在经费方面给其大力扶持，保障了其文化渗透的持续性，也保证了美国新闻机构能够网罗国际化的新闻人才，从而进行更有效的国际性渗透活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具体途径之一就是“加紧美国之音的广播”，要让“它越过国境和海洋，越过‘铁幕’和‘石墙’”，去“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后，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国将加倍努力促进国际民主势力的发展”，要求美国之音要发挥“破城锤”的作用，并提出一个拨款13亿美元的空前庞大的更新加强美国之音设备的所谓“广播星球大战”计划，以示要像肯尼迪重视太空计划那样重视美国之音的现代化。1989年5月，美国当局宣布，要用二三十年时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美国无线电学者罗乐就说过：“在我们这一代，观念能够役使人民推翻政府和麻痹踞守在钢筋水泥工事背后的军队，广播已成为征服的绝顶重要的工具了。”美国传播学者也曾公开宣称：“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地图被重新绘制，美国等西方国家随之调整其国际传播战略，西方传媒不约而同地将视点对准中国的受众。“美国之音”、英国的BBS、德国的“德国之声”、加拿大的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增办了华语广播或者增加了华语广播时间。辐射亚洲的英国卫视宣称其目的是“就重大国际事件传播英国观点”。1993年6月，克林顿在其宣布的“对外广播计划”中提出将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目的是要向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所谓“独立的、不受控制的新闻来源”。次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5月31日，克林顿在美国《洛杉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并创办每周一次的‘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1999年8月，克林顿亲自批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国际公共新闻小组”，专门协调外交、安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控制政府新闻在海外的传播。
当今时代，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和时代变迁，传媒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媒体参政能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展。在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等国际重大事件中，新媒体反应迅速、频频发力、设置议题，传播价值观念，显示了其超越传统媒体的特征，更吸引了美国政界的关注。而2008年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成功利用新媒体并获胜，使脸谱、推特等网络视频、社交新媒体的政治价值凸显，开启了美国政坛与新媒体全面联姻的新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因特网三位一体的跨国传播体系已经形成，大大增强了其整体实力和传播效果。把新媒介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的思路已日渐清晰，其传播手法也更具隐蔽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传播的规模和力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多媒体并存、多语种并用的对外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但据调查显示，20年前，美国人当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是40％；20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然而这个比例并没有多大变化。除去我们自身在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仍处于弱势地位，国际话语权被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掌控。出于种种目的，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保持持续兴趣，近年来，新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总体上，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褒贬不一，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美国媒体始终站在其国家利益一方，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式对中国评头品足，甚至蓄意贬低，抹黑中国，针对中国的政治舆论战此起彼伏。西方国家表面上大力鼓吹新闻自由、信息自由，并谴责对媒体进行正当管理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此曾两次发表关于网络自由或信息自由的讲话，强调要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但在实质上，美国政府却始终强化对互联网的控制，利用其在互联网掌控中的技术优势，自由地向别国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限制对自己不利信息的传播。
例如，2011年美国发生的规模庞大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充分说明了美国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现实的不满，暴露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长时间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如果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其认为“不友好”的国家，按照美国媒体的惯用做法，早就会动用所有机器、开足马力，以明显的支持态势和铺天盖地的渲染性报道鼓动民众情绪，激化示威者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该国政府进行干预、制裁制造舆论，进而通过街头政治来颠覆对象国政权，扶植其理想的代言政府。然而，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却明显地偏颇、失衡。运动初期，美国媒体认为“占领”活动只是小范围群体事件，在不涉及政府和财团利益的情况下，其报道基本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并将其当作美国“人权”的体现而标榜。而当抗议者的政治诉求越来越明确，表示美国人民无法继续忍受长期被资本操控的命运，要求改变美国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事态的发展超过预期，对政府、财团的利益构成威胁或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形象时，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非常一致，倾向性十分明显，抨击、诋毁抗议活动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利用网络媒体这一在全球推动西方民主的重要工具，美国专门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网络民主行动办公室，以协调脸谱、推特、谷歌等美国网络大企业研制躲避主权国家网络监控的软件，通过互联网直接策划、煽动、支持、推进目标国家的“颜色革命”。近年中亚的“颜色革命”，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易主，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滥用新闻自由，有效利用传媒有很大的关系。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称，这一年美国将花费2500万美元“推动因特网自由”，“将努力帮助专制国家异见人士突破网络封锁，推进人权和民主”等。脸谱、推特、谷歌等新媒体积极响应，在推销美国意识形态、宣扬美式民主、对外舆论宣传和引导方面表现得异常活跃，并通过不断制造事件，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甚至在一些国家的动乱中推波助澜。就连《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美国国务院与推特之间的关系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实现其外交战略的利器，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延伸，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
早在1999年2月26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及其媒体的舆论攻势，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力争在21世纪的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专门阐述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他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其挑战。”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中央的对外工作方针，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宣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不断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二节 传媒与国家主权安全
一、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
（一）国家主权的概念
“主权”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思是最高权力。最早对主权进行诠释的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但明确使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的是法国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让·博丹。博丹在其著作《国家论六卷集》（译为《论共和国》）中说：“主权是在一国中进行指挥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从博丹的主权定义来看，国家主权与其他形式的权力相比，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指向：主权是一种排他的、绝对的权力，它是至高无上的，不受权限、职能和时间上的限制，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一种恒久的权力，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关键支点，不论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性质和模式如何变动，它始终存在；主权是国家的固有属性，是国家存在的基石与灵魂，是国家有别于其他性质的社会组织团体和集团的主要特征。
民族国家主权原则最早见诸于国际关系史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以及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而产生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主权国家成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
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把主权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主权“是一种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最终负责者或权威”，对外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主权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所以民族国家也称为主权国家。国家主权的独立是政治安全的第一要素，是政治安全的核心。
传统国家主权理论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得以正常交往的基石。国家主权对内的最高权威性和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性，是保证每个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关键支点。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主权的这种在一国范围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关系的独立性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且上升到国际法层面，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最终在19世纪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趋势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初露端倪以及环境、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文中的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与削弱，原有的主权概念正在向“实效主权”转变。挑战和否定主权的思潮泛起，不断地有“人权高于主权”、“有限主权论”、“新干涉主义”、“新国际主义”等论调的喧嚣，这是对传统国家主权的直接挑战。
（二）领土主权的含义
领土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地域空间，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和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总称。具体地讲，领土是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的地域空间，包括国家的陆地、陆上水域、内水、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土和上空。它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组成的物质实体，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或资源、国民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或环境。国土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资料和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出发点。对外方面，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统一和完整，免受且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对内方面，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在得到开发利用的同时，能够保护和发展它的养殖力，同时防止种种分裂势力的图谋得逞。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土主权首先是指国家对其领土的所有权，具体体现为领土管辖权、领土所有权和领土不可侵犯权，以及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事、物的排他性的最高权力。以国家领土边界划分的领土主权，始终处于国家主权的核心地位。国家疆界是识别一个主权国家身份的首要标志，对它的有效控制与维护是国际社会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国家主权只有以领土为物质基础才具有现实性，领土主权一旦遭到破坏，一国的其他主权也就难以实现，甚至于被毁灭。因此，国家的领土是国家主权赖以体现或实现的最基本空间，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繁衍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国家领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行使其最高并且通常是排他权威的空间。”
国际关系实践表明：侵略战争和其他侵略行为是对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不能有效地预防、制止侵略行为和惩治侵略者，就意味着国家领土主权缺乏根本性保障。吸取历史教训，现代国际法就预防、禁止和惩治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进行了专门立法，建立并不断完善了预防、禁止和惩治侵略罪行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中干预他国事务的现象虽并不少见，但是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或以其他方式公然侵犯别国领土主权的事件却鲜有发生。即使发生，国际社会也会依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迫使侵略者就其侵略行为给他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当年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引起的严重后果就是典型例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作了明文规定，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不容动摇”这一国家战略利益核心问题，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二、西方传媒对别国主权安全的危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对一些非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时政报道中，经常宣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对手是罪恶之徒，对这些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先声夺人，误导国际舆论，危害他国主权。而利用民族冲突和别国内部矛盾分裂或颠覆一个国家，更是其一贯使用的手法，而且屡获成功。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战争宣传自始至终向受众传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媒体在报道北约这次行动时，把巴尔干复杂的历史、社会和人文背景过于简单化，而在报道北约讲了什么和提供了什么材料方面，媒体实际上已成为北约这次行动的一部分，他们在用宣传工具任意涂抹历史和现实。美国主流媒体中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夸大数字的方式，集中报道的是塞族在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闭口不谈北约的狂轰滥炸给包括科索沃人民在内的南联盟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美国国务院曾说多达10万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杀，但在此后3年内连2000具可能死于当时危机的人的尸体也难凑够，最终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认“科索沃没有发生种族灭绝”。这一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说：“完全是一种美国媒体将敌人妖魔化的程序……”
美国新闻媒体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都立刻反应为是一场“误炸”，这也为美国和北约避免不利舆论、开脱罪责作了铺垫。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把新闻报道集中在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示威游行，攻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轰炸带来的中国使馆人员的伤亡轻描淡写；反复报道美国总统的抱歉和中国的不接受，并结合对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和核间谍案的大肆炒作，意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不讲道理的，是在耍赖，使得中国在这一事件上争取国际舆论的道义支援，惩罚肇事者的斗争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美英等国就已经展开了针对伊拉克国家及萨达姆本人的舆论“轰炸”，将伊拉克描绘成“邪恶国家”，将萨达姆说成是有心理缺陷的“战争狂人”。英国《独立报》曾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美英联军为伊拉克战争编造的20个谎言：伊拉克应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相互勾结，伊拉克从非洲购买铀“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伊拉克企图进口铝管来研制核武器，伊拉克仍然保留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剩下的大量生化武器，伊拉克拥有20枚可携带生化弹头的导弹，萨达姆拥有制造天花病毒的能力，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支持美英的对伊指控，等等，从而激起国际社会的义愤，以达到“全民支持”的政治目的。正是这些谣言，使美英联军得以“师出有名”地对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暴力。
西方传媒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和威胁由来已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强大，这种威胁日益明显，特别是在1996年，由美国国会批准设立的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其多年以来的反动宣传，对我国主权已构成现实威胁。
2008年4月30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呈交的《2007年度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的第五章《通过广播宣传》，将对中国新疆进行广播宣传作为重点，并确定由自由亚洲电台来完成。该报告称，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维吾尔语广播服务是1998年12月发起的，是唯一的提供维吾尔语的公正的新闻和信息的国际广播服务。其潜在听众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超过了1000万名维吾尔人。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服务，作为替代“土著当地媒体”，报道该地区的事件；每周7天，每天播出两小时。该节目往往打破常规，报道中国主流媒体或外国新闻机构所没有的独家新闻。
该报告还称，为加强对新疆的宣传，2004年9月专门设立了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网站，播放其广播内容，并提供关于新疆报道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其存档的音频文件，可在一个特定的网页或通过播客下载。同时提供RSS服务，使人们能够自动更新新闻阅读器或网页及新闻内容。该报告称，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服务面对中国的广播干扰和网络封堵，以定期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指示访问者通过网络代理服务器进行访问。对西藏的广播宣传，也采取了与对新疆完全一样的做法，设立了藏语广播节目，开通了藏文网站。事实证明，自由亚洲电台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重要舆论阵地，是藏独、疆独的吹鼓手。
近年来，该台密切关注我国涉藏、涉疆问题，密集炒作我国藏区“示威、抗议”事件，炒作藏独的海外行动，吹捧达赖；炒作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为疆独的海外活动摇旗呐喊，美化热比娅；渲染西藏、新疆的紧张局势和民族对立，诋毁我国涉藏、涉疆的方针政策，攻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分裂情绪，在新疆、西藏地区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现实的煽动破坏作用。
发生在我国的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犹如一面放大镜，将西方媒体干涉我国主权的行径清晰地、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其主要手法包括：
（一）设置议题、恶毒攻击
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某些西方媒体本能地抓住一些自认为可以利用的问题（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借题发挥，对中国进行以负面为主的“妖魔化”宣传。例如，1997年世界银行根据与中国政府援藏扶贫计划，准备给青海藏区提供7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帮助青海山区藏民移民到条件较好的山下，以便退山还林，保护环境。但是，亲达赖的利益集团鼓动美国媒体诬蔑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是“大规模移民汉人计划”的阴谋，威胁到西藏人民的民族和文化的生存。因此在“西藏帮”领袖赫尔姆斯的掣肘下，该项对华贷款无疾而终。
奥运火炬在洛杉矶传递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中国人过去50年都是一群暴徒”的恶劣言论，遭到海内外华人的一片谴责声。CNN随后的所谓声明，不仅未对卡弗蒂的恶劣言论作出任何道歉，反而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企图继续蒙蔽世界舆论。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把奥运政治化。《华盛顿邮报》以《奥林匹克的耻辱》为题发表社论，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压迫少数民族，有损奥林匹克的荣光，鼓吹抵制奥运。2009年7月5日新疆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后，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尽管中国政府及时对国外媒体敞开大门，但某些西方媒体仍然对固有事实视而不见，选择用偏见代替事实。
即使一些西方媒体采用我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时，也往往利用“隐性编码”手法暗示其倾向性。例如，在关于“7·5”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大量引用了新华社的消息，内容主要涉及“7·5”事件人员伤亡情况、中国对热比娅及其组织定性、广州韶关玩具厂事件、政府严惩犯罪分子等。但在引用这些消息的时候，都会注明新华社隶属于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意指其稿件是带有国家意图的，内容的客观性也是受到质疑的。
（二）拼凑图片，制造虚假的真实
在受众不能亲临现场了解真实情况时，图面和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
“3·14”事件发生后，达赖诬称是武警假扮僧侣所为，并提供了一张数十名武警拿着僧侣服装的照片。原来这张照片是过去部队借用僧侣的服装与地方进行文艺演出时拍的。然而美国《奥克兰新闻报》、德国《西德日报》、《明星周刊》等西方媒体却肆意传播这一谣言。德国RTL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登出一幅4名挥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但照片实际上是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
CNN对西藏“3·14”事件歪曲报道中，有一张照片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堪称其“代表作”。3月17日，CNN网站上使用了一张西藏“3·14”事件的图片，图中两辆军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传递的是军队威胁平民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一张经过裁剪的照片，如果完整展示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显然CNN网站的图片故意剪掉了暴徒向军车投掷石块的部分。
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也是如法炮制。许多图片配有注释，将“7·5”事件渲染成“当地居民”与“入侵者”或“占领者”之间的冲突；强调这是“汉族与维吾尔族的相互对峙”、“汉族警察强行驱散维吾尔族人”等。7月6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疆独”头目热比娅时，热比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幅照片，称“我的人民被围在中国军队中间，他们怎么可能发动攻击呢”？随后发现，热比娅使用的照片竟然是2009年6月湖北警方处理石首群体性事件的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还被诸多外媒刊发，称这是乌鲁木齐军队在镇压维吾尔族民众。
（三）移花接木，混淆视听
当中国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中国官方的声音总是刻意地被盖住，而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远在海外的流亡人士却成了主要信息源，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
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7日发表了关于新疆形势的后续报道。报道一开头就“声色并茂”地描写到：“一队愤怒的妇女举着拳头，发出气愤和绝望的哭喊，缓慢地在大街上前行。”文章说她们哭诉的要求是：“释放我们的丈夫，我们什么也没做，是守法公民，只是想生活下去。”作为对照，文章又细致地描写了这些游行者面对当地武警和特警人员全副武装的阵容，还把逮捕犯罪分子称为“对这一空前骚乱的一次大范围扫荡”，把当地政府对外国记者的迅速开放和接待说成是“中国政府急不可耐地散布其对于事件的看法版本”。
这些媒体通过细节描写了这幅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却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需要，则取；不需要，则舍。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社论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而《华尔街日报》干脆刊登题为《真实的维吾尔故事》的言论，作者恰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暴乱组织者的热比娅。
7月7日，英国《伦敦晚报》官网报道“7·5”事件时，配发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被暴徒袭击的无辜群众相互安慰的视频截图。图片中是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是鲜血的少女。然而，《伦敦晚报》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到：“两名女士在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
（四）颠倒是非，抹黑中国
西藏“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月5日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来，西方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偏袒暴力分子的倾向十分明显，对事件的真相、中国政府的应对举措和民族政策提出种种质疑。在2008年3月，自由亚洲电台是海外第一个报道拉萨“3·14”事件的，并且是第一个造谣说是因中国警察打伤和平抗议的僧侣而引发了骚乱。此后，西方许多媒体大肆渲染这种论调，并据此攻击中国政府。
新疆“7·5”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极为重视，第二天就在头版刊登了题为《中国西部地区爆发种族冲突》的报道。截至2010年8月20日，围绕“7·5”事件，《纽约时报》一共发布了76篇报道，其中尤以2009年7月5日至2009年8月5日的报道最为密集，一共有32篇，而仅7月份就有28篇。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把打、砸、抢、烧犯罪分子的暴行说成是抗议游行；各族群众共同反抗暴徒则被描绘成“最大的一场民族冲突”；疆独头目热比娅被描绘成“一位因维护维吾尔族人权而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的勇敢人士”、“自由的信徒”。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体都采访了“世维会”在美国的发言人。该发言人将暴力犯罪谎称为“和平示威”，并称遭到“残酷镇压”，而这一说法在外媒中被广泛引用。一些西方媒体还大肆传播境外“东突”分子的谬论，说“中国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抗议者开枪”。不少媒体竟宣称，暴力事件是“源于和平示威”，“在警方开枪后才演变为暴力行动”。
三、新媒体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网络传播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政治从地缘空间、外太空扩展到无形的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范围从领海、领空外延到“信息边疆”，因此，网络空间成为新的国际政治争夺的对象和角斗场之一，对“信息边疆”的控制也是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网络传播的全球性、开放性以及流动性，使国家的内政外交更加透明化、公开化，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国家主权呈现不断相对化的趋势。
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和数字传播特点，西方国家直接插手别国政治，干涉他国主权。网络传播的特性，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主权将成为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美国是世界上数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不仅技术操控能力强大，而且互联网运行所需的绝大部分硬件、软件也来自美国，故其掌控了全球信息主权。1998年10月，ICANN（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成立时，美国商务部授权其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但美国商务部在协议备忘录中强调，其拥有随时对ICANN这一管理权的否决权。美国商务部还曾宣布，将坚持保留对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意在美国将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画线，顺我者友，逆我者敌，利用反恐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美国成立了“全球宣传办公室”，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凭借自身的实力，特别是利用网络等媒体，对信息进行控制。奥巴马政府还专门设立“网络沙皇”专门掌管美国网络安全事务。出于担心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5个所谓“敌对国家”可能以某种方式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切断了这5国的MSN即时通信服务端口。这几个国家的用户登录时，会看到错误代码为“810003c1”的提示：“我们无法为你提供.NET Messenger服务。”微软公司表示，此行为是缘于遵守美国政府制裁这些国家的禁令。微软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这5个国家关闭服务，是因为全世界现有的13台根服务器中10台在美国，只要根据所分配的用户IP地址信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掌控。如同美国一位网络安全专家指出，如果美方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事情，对方是很难防范和抵挡的。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络时代国家主权安全的担忧。
网络霸权国家利用网络向全球输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尤其善于利用目标国受众对本国现状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满，制造或强化其内部矛盾，削弱对象国公民对主权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忠诚度，损害主权国家的权威。例如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就是利用网络相互传递信息，将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具有超然的共同理想、超国民性的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所谓“全球认同”，进而协同作战。这无疑对目标国家的传统主权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第三节 传媒与国家政治制度安全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包括国体（即国家的主体，指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政体（即一定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力的配置）、政党制度（即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选举制度（即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等内容。
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建立在不同国情基础上的各国政治制度，反映了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在国体上是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国家本质的政权组织形式相适应，在政体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三权分立制度只能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一种瓜分和调整，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因为在西方国家，只有拥有雄厚财产基础的资产阶级才有资格参与分权。西方议会的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三权分立制度的运行也是围绕着能否有力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一目的而运行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权分立原则并未完全兑现，最明显的是三权中行政权日益扩大，实际上居于支配地位，而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脆弱乏力。所以，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也是相对的，当分权制衡原则影响或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本质时，这一原则就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在政党制度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实行多党制，其形态主要是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的国体是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1954年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国家本质决定了在中国当家作主的是人民，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实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
与中国国体和国情要求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作为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由人大选举、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适合中国国情，主要在于：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真实而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反映和集中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有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我国的人大代表也与西方议员有本质区别。他们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原则，具有很大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诚然，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时间不长，又受到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因而它还存在着不足之处，还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会日益成熟和完善。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项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我国的政党制度具体有如下特征：（1）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2）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同准则；（3）各民主党派都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4）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使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实现，避免西方国家分权制衡体制下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和抵消的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和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统一。这项制度能够保障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广泛参与国家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实践的充分印证。这种制度优势不仅中国人民感受深切，而且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对其作了深刻论述。胡锦涛说，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二、传媒引导国家制度变革
（一）传媒制度的差异及其引导制度变革的方式与结果
基于国家体制的差异，各国的传媒制度也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传媒集权制度和传媒自由制度两种。在不同的传媒制度下，传媒引导制度变革的方式与结果大相径庭。
在传媒集权制度下，由于传媒完全由政府控制，个人或群体无法控制传媒，所以通过传媒推动制度变革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即“强制性变迁”。而政府对于媒体传播变革思想的态度与对策，主要取决于其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对这种变革行动“费效比”的权衡。如果政府认为变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它将通过传媒宣传变革思想，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变革行动，最终使新制度确立，制度变革取得成功。反之，如果变革的收益小于成本，政府将通过传媒对变革思想进行诋毁，甚至采取强制措施对变革行动进行压制，迫使变革者信念发生动摇，并放弃变革行动，其结果是现有制度保持不变。
在传媒自由制度环境中，传媒的言论不受政府控制，任何人都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的特别许可；传媒成为变革者宣传变革思想的有力工具，是“观点的自由市场”；在制度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论认为，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的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带来的压力和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对“劣势意见”的压制和“优势意见”扩张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的产生。随着大众传媒的广泛普及，传媒对变革思想的宣传就会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变革的舆论环境，具有变革思想的人亦会成为“意见领袖”，接受变革思想的社会公众将越来越多。思想和意识变化达到一定程度，部分人就会成为“行动领袖”，抓住时机采取行动，进行激进的制度变革。伴随宣传的效果不断增强，“诱制性变迁”使得参与制度变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对于变革者的思想和理论传播缺乏控制力，便引起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发生转变，新的制度就成为具有规范力量的共同行为准则被确立，制度变革最终成功。埃弗雷特·M.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也认为，创新传播过程包含了四个主要因素：创新（新事物或新思想）、传播渠道、传播时间和社会系统，其中传播渠道是创新扩散的必要因素。
（二）传媒在苏东剧变中的作用
传媒是美国对外搞“和平演变”和策动“颜色革命”的首选工具。美国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政权，通常都会通过美国之音、自由电台等对目标国家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之音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广播机构，从成立伊始，运作就是由政府主导的。美国之音的拨款来自联邦政府，正式员工均为政府公务员，语言的种类和节目的设置都围绕总体外交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其目的是宣传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美国的总体外交战略服务。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几十年来不惜投入巨额人力财力，建成有效地覆盖全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国际广播网。
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以及苏联解体后，由原苏联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人执政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通过选举，政权落入反对派之手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蓝色革命”，均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但传媒特别是西方传媒起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夕的20年中，美国之音的总发射功率增加两倍多，每周用44种语言对全世界广播1500多小时，其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的语种和时数均各占近一半。美国利用传媒细水长流地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对象国的民主、人权问题等大做文章，煽动该国民众的反政府情绪，动摇其政权的根基。在“颜色革命”中，传媒的作用更为突出。在选举之前，反对派借助传媒宣传其纲领和主张，大造声势，并丑化当权者的形象，令其威信扫地。在选举结果尚未明了时，反对派就借助传媒宣传自己已经获胜，以此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以至人们感叹：“如今夺权枪杆子不如笔杆子了！”
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改革，提出了以“民主”、“公开”为核心理念的改革新思维，并动员传媒宣传、讨论。这种宣传、讨论在开始时似乎促进了人们解放思想。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以及“宣传报道无禁区”，很快导致政府对媒体管理的失控。一些传媒在推进改革的旗帜下大肆揭露社会阴暗面，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充斥着各种媒体。1988年3月13日，苏联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撰文批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迷失了方向，指出：“目前在国内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此论引起“改革派”的强烈不满，《真理报》在4月5日以整版篇幅发表该报编辑部的反驳文章，称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并迫使《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承认错误。
（三）西方传媒对我国政治制度安全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各大国际电台相继削减对独联体各国广播规模而加强对华广播实力，出现战略进攻重点明显东移的态势。美国之音对前苏联的广播在前苏联解体前共使用9种语言、每天广播累计28小时45分；解体后逐年减少，到1997年减为使用5种语言、每天广播8小时45分。而对华广播则从1989年的两种语言（普通话、广州话）、每天广播9小时，逐步增加到1997年使用5种语言（增加藏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每天广播14小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传媒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安全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散布反动舆论，攻击我国政治制度。西方敌对势力以境外反动网站为“桥头堡”，组织反动宣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它们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职能就是扼杀“自由”、扼杀“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已成为迫害公民的工具”；诬蔑我国宪法的“目标取向是一党专制”，司法部门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宣称中国必须采取“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诬蔑“中国是世界上最严格控制因特网言论自由的国家”，鼓噪媒体要成为“第四权力”，妄图迫使我开放“报禁”、“网禁”，最终开放“党禁”，达到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第二，炒作所谓热点问题，发布虚假信息，蓄意激化矛盾、破坏我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影响我国政权稳定。媒体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途径。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通过媒体舆论在“民主”、“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对我国无理指责甚至施压。CNN是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体网站，一直强调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新闻，但是在报道我国西藏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事件中，却出现了大量失实的报道，其主持人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公开辱骂中国人民，完全违背了其一贯倡导的新闻客观公正原则。同时，该网站还通过剪裁照片等手段移花接木，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并别有用心地将西藏事件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联系起来，宣传中国政府正在消灭藏族文化，同“藏独”分子联合起来，恶意攻击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西方媒体还经常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党政机关聚集闹事，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还干预到我党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等事件的决策和进程，对我国政权和政治制度形成严重挑战。
（四）互联网对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挑战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用来作为推销其政治制度的新型工具和手段。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世界各国的人们想要了解国外的信息，几乎都只能经由本国的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这些媒体有权决定哪些信息应予以传播，哪些信息不予传播，甚至哪些信息在人为“改造后”传播给公众。即使在号称“新闻舆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信息在媒体上的传播也是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和监视的。这种“信息过滤器”的社会职能使得普通民众平常所接受的实际上是有导向和受过筛选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需运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就可以实现对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有效控制。
然而，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平等性等特点，为民众进行利益表达、输入政治意愿、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大大改善了政治参与的技术手段。同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煽动、政治颠覆、黑客攻击、恶意窃取国家政治信息等非组织性的政治参与以及非理性，甚至非法性政治参与的滋生，势必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节制政治参与的基础。当非理性、非法性政治参与突破原有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限度时，原有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削弱，继而破坏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
目前，信息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严重失衡。在全球近3000个世界性大型数据库中，设在美国的就占70％，互联网的全部网页中有81％的是英语，其他语种加起来不到20％，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CNN等知名网站的日均页面访问量达到1000万页次，而我国较大的网站日均页面访问量仅在10万次以上，网络信息输出流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总流量的0.05％。这就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信息渗透和制度贩卖，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受到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就明确指出：高速发展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促进民主的原则，限制极权主义政权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公民，通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有机会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准则，从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共同性。
三、传媒对政党执政安全的影响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制度，它与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可以说，政党一经产生便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任何阶级、政治集团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要依靠舆论的支持，因此都非常重视传媒在营造舆论、动员群众中的特殊作用。
（一）传媒是影响西方国家总统选举的主要手段
当代大众传媒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其触角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无形的政治巨大权力，甚至比政府更能对公众产生影响，被学者们称之为“无冕之王”和“美国的第四种权力”。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凭借自身拥有的大量读者和观众，主动介入大选进程，不但改变了总统竞选手段，而且逐渐成为左右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力量，对大选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传媒影响总统选举的手段主要包括：塑造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形象、传播有关总统选举的各种信息、对总统选举进行民意调查和民意测验、监督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等。其中，塑造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形象，是传媒在总统选举中的首要任务，也是候选人高度重视传媒的重要根源。
在美国1992年的大选中，初出茅庐的克林顿之所以能够战胜在外交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在职总统老布什，秘诀就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媒体在塑造个人形象上的巨大作用。在竞选初期，由于曾是舞女的珍尼·弗劳尔斯在媒体上公开指责克林顿与其有过长达12年的不正当关系，一度使克林顿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但在竞选顾问的帮助下，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对自己与弗劳尔斯的关系进行了澄清，还公开坦白自己与妻子希拉里的关系出现过裂痕，从而不但消除了选民对其个人品德的怀疑，反而树立了“诚实”的形象。继而，他又抓住老布什任职期间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弱点，利用民众渴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心理，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以富有生气的改革派形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成功当选总统。
传媒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民意调查和民意测验是媒体竞选计划的中心，是运用现代传播媒体技术把握公众态度的手段，它对于竞选有着预测和反馈的效果。当选民由于对候选人缺乏了解，拿不定主意把选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时，传媒就会利用选民中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诱使他们投票支持在调查结果中占上风的候选人。在竞选的各个阶段进行民意调查和民意测验，已经成为大选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选民和分析家利用民意调查来对大选的发展和最终结果作出判断，候选人则根据调查结果对竞选策略进行及时调整，争取在下一次测验中领先于对手。正因如此，—些媒体常常基于自身的政治倾向发布偏向的民意调查结果，使选民心态朝着自己引导的方向发展。
政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和罗伯特·麦克卢尔研究了电视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对选民的影响后说：“选民评论政治时所使用的词语越来越受电视新闻报道的影响。”
想当总统的政治家首先必须赢得媒体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的“提名”，媒体在竞选年之前就开始草拟可能的候选人名单，评论其资格、推测其意向，并确定哪些是可能当上总统的“可塑之才”；竞选开始时再挑出正式的候选人分配角色：“先锋”、“领头羊”等。一旦媒体确定了政党中的某位赢家，他（或她）就会被铺天盖地地报道，所有的对手都被贬得一无是处，直至其销声匿迹。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利用媒体获得政权并巩固政权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是叶利钦。1991年“8·19”事件之前，激进派就认为：只要掌握了电视、广播、报纸，就能够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叶利钦不仅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也是助其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为了能当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设法占有了全苏中央电视台的第二频道，继而利用该电视台铺天盖地地批评戈尔巴乔夫，鼓动开展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活动。由于苏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衰弱，致使一些党的机关报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派”的“机关报”。《真理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曾撰文批评叶利钦访美期间的错误言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勃然大怒，向报社施压，《真理报》不得不公开登报向叶利钦致歉。《莫斯科新闻报》借机大作文章，连续发表对叶利钦的专访，极力为“民主派”造势。这些报刊还整版登载歪曲苏共中央对叶利钦批评和处分的报道，导致读者对政治局的决定产生“令人作呕、毛骨悚然”的印象。
（二）传媒有助于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执政能力的核心，一方面表现为发现、掌握人民个体与集体不断变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成为人民集体意愿的代表者；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通过把执政党的意志以适当的方式与人民个体意愿融合如一，以强化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从而使执政党有更为雄厚的执政基础，获得更为强大的执政能力，体现出更高的执政水平。
媒体拥有丰富的信息来源、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现代传播技术条件下，新闻传播影响所及，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人心的聚散和向背。在西方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都把传媒当作谋求施政或执政的资源来看待。传媒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明显资源。执政党在获得政权前，必定要借传媒的力量，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以夺取人心的方式辅佐夺取政权。在取得政权后，仍需把握舆论引导中的控制权，借传媒的力量，传播自己的执政理念。可以说，没有传媒的支持，执政党的统治难以顺利和长久。如何利用和驾驭好传媒，是衡量执政党能力的重要标志。
传媒在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于：
第一，传媒的舆论引导能力。传媒的舆论引导力，实质上就是新闻舆论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的能力，即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的“议程设置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媒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些传播内容的重要性将为受传者所感知，而那些较少报道的问题或议题将在受众的心目中逐渐淡化。新闻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传播带有自身倾向性的言论，解释、分析新闻事件，评析人们的意见，进而掌控舆论的引导权。
第二，传媒构建“政治交流机构”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通过新闻传媒建立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执政党可与公众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交流，以取得理解、支持和拥护，确立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增强党和政府在公众之间的公信力，进而影响社会舆论发展的方向。
第三，传媒应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的独特作用。在危机事件突发时，如何应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只有在实现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才能防止流言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从而保持社会稳定。而有着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的新闻传媒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为保证信息的安全、妥当、准确、权威，执政党或政府部门发挥着媒体“把关人”功能，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来直接或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公众，对信息进行认真选择，实行严格把关，然后通过新闻发言人向社会公开发布有关危机事件的真实信息，以引导事态向良性方面发展。例如，2002年，天津市曾出现“艾滋病人扎针报复社会”的传言。据说一批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弥漫着凝重气氛。公安部门迅速侦破此案，马上在天津电视台等媒体通过新闻发言人发布了公安机关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并请两位权威专家解释艾滋病传播的知识，告知人们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媒体公布这些信息后，市民的情绪得到安抚，社会很快平静下来。
第四，媒体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媒体的舆论监督影响力既可以彰显其良知和正义感，更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度和法治形象，是执政党的第三只“眼睛”。从世界上的情况看，舆论监督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和作用。在著名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的报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对尼克松总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最终导致其下台的各种因素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我国，舆论监督往往存在行政背景的强大力量，具有权力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说，新闻传媒的监督是执政党权力的扩展，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颇大的政治能量。因此，中央领导对新闻舆论监督十分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说：“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我党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提高执政能力的有效载体。
第五，传媒在执政党对外交往、进行国际政治较量、提升本国国际形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美国媒体巨人的全球新闻传播效应，其威慑力绝不亚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力。由于充分认识到“形象力量”的重要作用，西方政党及政府组织通过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利用、限制或操纵新闻传媒。
通常情况下，国家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渠道比较多，也十分畅通。但是在国际关系严重恶化，甚至断绝关系的情况下，新闻媒介就成了传递外交信息的非常重要的少数渠道之一，作用也更加突出。
中苏关系在经历长期恶化后得以明显改善，是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这年3月，戈尔巴乔夫单独接见了到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丧礼的中国副总理李鹏。3月1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首次称苏联领导人为‘同志’。”
这个似乎微不足道的小变化，实际上传递了中共向苏共和苏联人民发出的非常重要的、要改善双边关系的外交信息。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选择在临近中国东北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苏联要改善中苏关系现状的愿望，第一次同意以主航道为界来划分中苏界河，同时还表示苏联将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苏共通过新闻媒介传递的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外交信息，迅速引起了中共的高度重视。8月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栏目的电视采访时说：“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9月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一重大外交信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两党、两国关系的改善。
（三）传媒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挑战
随着报刊、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等传媒的发展和普及，传媒成为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媒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入，使党的执政安全遭遇新的挑战，党的建设也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1.对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日渐增强的执政能力不断强化着党的执政合法性，但是，传媒社会的到来使整个社会更加开放，人民群众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更多，传媒在传递政治信息中的选择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舆论，影响着社会民众对党以及党的执政活动的认知评判，使我们看到执政合法性正受着传媒越来越大的挑战。
列宁曾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各种组织或个人都能本着共同理念和利益目标，以低成本结成数量庞大、规模可观的各类网上群体，进而通过营造网上舆论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报纸及其他传媒的这种组织作用，极大地挑战着党的政治权威，当前很多群体性事件以及对社会的破坏性活动大都是运用现代传媒动员和组织起来的。
特别应该关注的是，近年内出现的博客、维客、播客、视客等互联网的衍生品，对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拓宽了公众表达政治观点的渠道，为党和政府倾听民众呼声创造了条件，便于党和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沟通。但与此同时，这些以个性化、自由表达、共同认知与志趣为特点的网络群体，对社会其他人群具有较强的“情绪感些染力”，若导向偏差，会对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也会为一些反党、反政府势力以及中外分裂势力提供了舞台。2005年以来，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对境内进行组织渗透，“组党结社”活动明显增多，“中华新党”、“中华复兴党”、“中国民主事业促进会”等纷纷通过互联网发布“建党”信息，公布“党纲”，吸收“党员”，将互联网作为秘密发展国内成员最重要的渠道，图谋在国内建立有行动力的网络组织。其发表的一些煽动性、反动性言论极易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对现有社会组织管理体系造成冲击，直接威胁到党的执政安全，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2.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考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达到1.62亿人，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个网民；手机用户更是已经超过4亿人。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即时交流互动功能，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内容，使隐瞒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从山西“黑砖窑”、贵州两个教师胁迫13—17岁女生“出卖处女”、太湖蓝藻事件，刘涌案、孙志刚案、彭水诗案、稷山举报案，直到被媒体热炒的厦门PX项目事件等，都能看到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巨大作用。国务院新闻办曾公开表示，官员在互联网时代还试图“捂”住真相，无异于掩耳盗铃，“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中纪委监察部和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很多地方纪委也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一些地方还开通了手机短信举报。同时，政府对互联网公司的新闻审查已经越来越难。百度公司公开发誓他们保守该公司任何一个用户的秘密。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而新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对这个空间的管理，是对执政党智慧和执政方式的新考验。中国共产党要维护执政安全，就必须积极研究传媒社会的特点以及传媒社会中政党政治发展的规律，努力转变执政方式，加大民主执政、公开执政的力度，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以利于为党的执政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对我党自身建设的更高要求。英国著名传播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指出：“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媒体具有双重功能，它既传递来源于媒体之外的政治信息，同时又传递记者生产出来的政治新闻。”
以往，诸如传递社会信息、沟通公共权力和社会民众、引导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凝聚社会共识等职能，大多是由政党承担。随着传媒社会的到来，这些职能逐渐被传媒分担，所有执政党和政治力量的权威性都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在传媒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传媒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它们既可能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也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应该在党内得到解决的问题被诉诸公众。党的任何政策举措，甚至党员的一言一行，都将通过传媒即时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使得党的建设无法再保持相对封闭性，这就对我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传媒在本质上也是服务于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坦率地指出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因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维护执政安全，完成执政使命，必须保持健康的肌体，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建设，使之尽可能地符合社会民众的要求。而如何运用传媒积极营造有利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社会环境，使其在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发挥创造性作用，是传媒社会中党的建设以及党的传媒政策必须重视和审慎思考的问题。
第四节 传媒与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核心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对任何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国家中政治安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曾说，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拿破仑也曾说，统治世界有两种力量，即利剑和思想，而从长远来讲，利剑永远败在思想之下。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密切，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意识形态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
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导向、教化和整合功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维护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离不开意识形态提供合法的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把意识形态的变革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和催化剂，并利用其来制造舆论，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倡导人性解放，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权建立之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已经获得的权力，统治者也需要通过主流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引领多种多样的思想意识，动员大家朝一个方向努力，以期国家的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一方面通过政治社会化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公众之中；另一方面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于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辩护功能，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因此，意识形态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二）意识形态决定着政党的性质和影响力
世界上的政党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区别不同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意识形态，即政党之间政治理念、价值取向、行动纲领的差异。各政党凭借意识形态来阐明自己的主张、引领社会、形成自己的群众基础。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有活力，越能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就越能团结人民群众，影响力、号召力也就越强。所以，拥有凝聚力的政党一般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从而使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反之亦然。
（三）意识形态是维系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纽带
意识形态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黏合剂，统率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行为的一致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感召，就不会有长久发展，更无从谈强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虽然意识形态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政治认识上的完全一致，但却要求其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共同的法律和秩序意识，要求政治的、宗教的、思想的个性从属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秩序观。意识形态对社会活动的价值导向、社会心理的升华、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保持社会的合力和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是保持社会和谐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其发展前途。
（四）意识形态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以“和平演变”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渗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冷战伊始，美国就把共产主义看作巨大威胁而极力进行“遏制”，积极致力于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意识形态也一直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决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固守着冷战思维不放，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假想敌人。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想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认为只有中国变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国家”，美国才能高枕无忧。因此，他们大肆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性解读，攻击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试图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削弱人们的政治认同。新媒体技术空前拓展了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交锋更为直接、激烈和多样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形态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舆论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大致相同的意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了舆论的内容、舆论环境、生成方式、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和传播范围等。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具有集合性、发散性、表层性、及时性等特点。舆论既是一面镜子，反映民心、民意，也是一把标尺，鉴别是非、善恶，更是一种武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舆论具有阶级性。某种舆论见解，必然受到其国家或民族的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法律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在当代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对舆论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是当今国际上传媒实力、传播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处于国际舆论的中心位置。“在美国形成的舆论都会变成一种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的世界性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舆论的这种外溢性、扩散性的特点，使得美国国内舆论牵动着全球舆论的神经。
冷战结束后，美国希望通过扩大北约的职能范围，使其成为自己独霸全球的工具。1999年年初，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塞族和阿族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难得机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开始就积极卷入科索沃危机，使其逐渐国际化，并着手准备对南联盟动武，力争将俄罗斯从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排挤出去。同时，肢解南联盟或使其屈服，将整个巴尔干地区完全纳入北约战略体系之中，完成东扩和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为了给自己的干预行动提供“合理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自由、平等的旗号，不遗余力地渲染南联盟军队制造流血惨案的消息和阿族难民的悲惨境遇。他们把米洛舍维奇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称其是“1945年以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组织者”，是“屠夫、腐败、暴虐的魔鬼”，大肆使用“种族清洗”、“大屠杀”、“万人坑”、“种族灭绝”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在北约各国形成了谴责南联盟的“野蛮暴行”，支持、呼吁武装干涉、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舆论，从而为北约打击南联盟作好舆论准备。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我国则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强调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同时又呼吁冲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以后，我国各大媒体连续发表一系列报道和述评，抨击北约的霸权主义行径，反映南斯拉夫人民不畏强权的精神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尤其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后，我国的舆论更是空前的统一，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暴行，呼唤世界和平。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外战略，强调“反恐”的重要性。其舆论开始以“反恐”画线，号召国际社会“一致反恐”。舆论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所谓的“庇护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家随即成为了美国舆论重点攻击的目标。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散布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但危险，而且流氓狡猾，先是用舆论打击，继而动用军事力量对伊拉克实施“政权交替”。事实是，美军既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萨达姆资助恐怖主义的确凿证据。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又不断制造舆论，编织各种罪名，将舆论打击的矛头集中到伊朗。2007年，美国甚至以“恐怖主义”为由，要求其他国家将伊朗的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试图在国际舆论上彻底孤立、抹黑伊朗。与此同时，美国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舆论防范，不但加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将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而且也在这一地区加强了针对中国的舆论传播能力的部署。
在肯定意识形态对舆论具有支配作用的同时，也要承认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能动地对意识形态施以重要影响。即舆论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维护其意识形态，并对其施加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而且，舆论在反映客观世界时，总是捕捉利害问题和重要事件，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掌握最新动态和最新线索，从而引起有关部门和决策者的关注与深层思考，进而把原有意识形态的成果向前推进或进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舆论活动是某种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先导。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舆论纷繁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鼓动作用，把掌控舆论作为加强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面对各种救亡思潮和理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斗争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宣扬党的新战略、新纲领，以扩大影响和壮大革命力量。新中国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元、多变和多样等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接受信息和发表观点更加自主、自由，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逐渐提高；舆论的传播更加快捷，舆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有利于舆论监督和民主化进程，但同时也加大了舆情传播引导的难度，给党的执政能力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如果消极舆论或负面舆论失控，就会引发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苏联解体之前，西方国家的舆论渗透，戈尔巴乔夫们的舆论误导，动摇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充分显示了舆论的特殊作用和巨大威力。
第五节 强化传媒功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提出的战略任务。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在所有的价值目标中占统摄地位和支配地位，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能。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是要把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好普及性、操作性和机制性的问题。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加强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在全社会开展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认同。第二，努力营造舆论强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各级各类媒体的传播之中。媒体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媒体一定要有这种自觉，认清肩负的责任，努力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的宣传报道当中，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舆论形势，以应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传媒推销其意识形态。第三，坚持以文化育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到精神产品当中。精神文化产品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更多运用形象生动的文艺作品的力量。第四，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将其具象化。第五，强化机制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靠教育和实践养成，而且要用机制、制度来保障。西方国家虽然执政党不断更迭，但是价值体系始终保持着持续性、稳定性，将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司法行政行为等都置于核心价值体系的统摄之下。我们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更应该在具体制度设计当中加以充分体现，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作用，防止具体政策和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
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为争取和实现国家利益，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信息交流的能力和效力，关系到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国际传播能力，既包括一国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的覆盖面等硬件能力，也包括其所传播的信息被受众接收并接受、进而改变或扭转其态度和行为，产生对传播主体国有利的舆论氛围的力量，并在他国的行为上打上自己的价值烙印。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广为传播，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主导国际舆论的走向，左右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和评价，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明显的传播优势，掌握着世界话语霸权。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力量，已经成为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紧迫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播能力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一是主流媒体总体实力不强，没有大型的跨国媒体集团，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有400多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着170多家平面媒体，拥有近40家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具有覆盖全球2/3人口的能力。相比之下，我国媒体基本是单一发展，总体实力不强，差距十分悬殊。二是我国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新闻采集能力尚不强，在国际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报道中，原创力和首发力较低。据统计，路透社、法新社新闻的原创力都达到80％以上，首发率达到30％以上。三是我国主要媒体和新闻产品在海外有效落地不够，对国际主流舆论影响力较低。近些年，我国媒体尽管在报道内容、形式、时效等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在重大舆论斗争中掌控话语权的能力不足，而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不相称，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话语力。
加强国际国内传播能力建设，要重点抓如下问题：
第一，理念建设。树立先进的传播理念，把握传播规律，用全球观念、国际视野来审视和谋划传播能力建设。要把传播能力建设摆在突出地位；坚持以我为主，及时发出权威声音，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要进一步强化开放意识，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加大新闻发布力度，及时回应国内国际的有关关切，努力满足人民的信息需求，在舆论上占据主动地位。
第二，硬件建设。要建立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重点是：一方面，主流传统媒体通过加大投入、政策扶持，努力打造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实现我国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要占领互联网这个至高点，必须适应信息技术革命，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建设，包括积极普及手机报，手机电视等。
第三，软件建设。掌握高超的传播艺术，认真落实三贴近原则，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应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传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加强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切实增强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准确把握传播的时机、强度和力度，统筹考虑，精心设计，努力获得传播效果最大化，最优化。在国际新闻报道方式上，要擅于从他国的受众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因循本国的思维方式，做到“内外有别”；其次，不同国家的受众也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文化、民族等都是决定受众接受力的重要因素，要做到“外外有别”。尤其关注国际新闻报道和民族心理的关系，这对于分析对外传播行为和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近些年，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与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在国际传播方面尚不尽如人意。目前我国缺少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在诸如国际关系、外交、经济、金融、法律等专业学有专攻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语言问题的制约，成为一个瓶颈性障碍，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热点和焦点，我国在汉语的国际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国政府已经将汉语国际推广作为一项“国家的、民族的事业”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之中，提出了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指导思想、总体规划和政策措施，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空中课堂”成效显著。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的“本土化”战略，加大母语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所谓“本土化”，是指媒体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民族文化，在选择传播内容时，体现出鲜明的本土色彩。这有利于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媒体的抵触情绪。在实施传播“本土化”战略过程中，最有效的语言传播载体是受众的母语。接收来自母语的信息，更能增加受众的亲切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内容本土化和传播语言母语化，是国际传播媒体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和效果保证，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紧缺。
三、加快发展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本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本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其国家利益的活动。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媒体是主角。其目的在于争取国外民意，引导国内民意。尤其重视取得对象国民众对本国政策和行动的了解，理解乃至支持，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增加其世界影响力。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恒常主题，一直担负着向世界散播美国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重任，今天更成为美国“国务院战略计划”的两大支柱之一。美国政府认为，开展公共外交是对大众媒体革命的自然适应，是与文化对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加相呼应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愈来愈依赖这一手段创造与国际社会对话的气氛，将公共外交当成各自对外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中枢”和“支柱”。我国公共外交起步较晚，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待加快步伐，加强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