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不被颠覆，保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政治制度与政权稳定、意识形态安全等。
第一节 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概述
一、国家政治安全及其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居于最高层次，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主要标志之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所有的安全都具有政治性，威胁和防卫也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政治安全是主权国家存续的根本因素，倘若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就等同于摧毁了这个国家本身。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状况不佳，国家安全的整体状态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将受到根本性影响。因此，只有政治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有效地谋求和构建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同时，其他领域的安全也为政治安全提供支撑和动力。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取得政治安全之前，无不为之英勇斗争，甚至流血、牺牲；而在取得政权之后又无不为维护政治安全而奋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以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为前提，对外主要表现为防范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和颠覆，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主要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和西方大国的颠覆、渗透、破坏、威胁、演变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无不为了国家的政治安全。2007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这既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也确立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
二、传媒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与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准确把握传媒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传媒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关系，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一环。国家政治安全是传媒业发展的基础。大众传媒作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离不开国家政治安全的庇护。只有国家政治安全得到保障，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传媒自身才能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同样，传媒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是维护本国政治安全和对别国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美国政治素有媒介政治之称，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媒介外交的国家。美国政坛历来注重运用大众媒体发挥政治影响。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其政治颠覆的动机隐藏在所谓的“文化传播”、“信息共享”之中。美国政府积极地利用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试图使全球“美国化”。1952年，美国政府把在“二战”中成立的战时新闻处与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处合并，成立了国际新闻署。美国政府在经费方面给其大力扶持，保障了其文化渗透的持续性，也保证了美国新闻机构能够网罗国际化的新闻人才，从而进行更有效的国际性渗透活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具体途径之一就是“加紧美国之音的广播”，要让“它越过国境和海洋，越过‘铁幕’和‘石墙’”，去“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后，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国将加倍努力促进国际民主势力的发展”，要求美国之音要发挥“破城锤”的作用，并提出一个拨款13亿美元的空前庞大的更新加强美国之音设备的所谓“广播星球大战”计划，以示要像肯尼迪重视太空计划那样重视美国之音的现代化。1989年5月，美国当局宣布，要用二三十年时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美国无线电学者罗乐就说过：“在我们这一代，观念能够役使人民推翻政府和麻痹踞守在钢筋水泥工事背后的军队，广播已成为征服的绝顶重要的工具了。”美国传播学者也曾公开宣称：“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地图被重新绘制，美国等西方国家随之调整其国际传播战略，西方传媒不约而同地将视点对准中国的受众。“美国之音”、英国的BBS、德国的“德国之声”、加拿大的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增办了华语广播或者增加了华语广播时间。辐射亚洲的英国卫视宣称其目的是“就重大国际事件传播英国观点”。1993年6月，克林顿在其宣布的“对外广播计划”中提出将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目的是要向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所谓“独立的、不受控制的新闻来源”。次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5月31日，克林顿在美国《洛杉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并创办每周一次的‘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1999年8月，克林顿亲自批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国际公共新闻小组”，专门协调外交、安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控制政府新闻在海外的传播。
当今时代，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和时代变迁，传媒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媒体参政能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展。在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等国际重大事件中，新媒体反应迅速、频频发力、设置议题，传播价值观念，显示了其超越传统媒体的特征，更吸引了美国政界的关注。而2008年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成功利用新媒体并获胜，使脸谱、推特等网络视频、社交新媒体的政治价值凸显，开启了美国政坛与新媒体全面联姻的新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因特网三位一体的跨国传播体系已经形成，大大增强了其整体实力和传播效果。把新媒介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的思路已日渐清晰，其传播手法也更具隐蔽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传播的规模和力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多媒体并存、多语种并用的对外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但据调查显示，20年前，美国人当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是40％；20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然而这个比例并没有多大变化。除去我们自身在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仍处于弱势地位，国际话语权被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掌控。出于种种目的，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保持持续兴趣，近年来，新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总体上，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褒贬不一，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美国媒体始终站在其国家利益一方，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式对中国评头品足，甚至蓄意贬低，抹黑中国，针对中国的政治舆论战此起彼伏。西方国家表面上大力鼓吹新闻自由、信息自由，并谴责对媒体进行正当管理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此曾两次发表关于网络自由或信息自由的讲话，强调要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但在实质上，美国政府却始终强化对互联网的控制，利用其在互联网掌控中的技术优势，自由地向别国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限制对自己不利信息的传播。
例如，2011年美国发生的规模庞大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充分说明了美国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现实的不满，暴露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长时间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如果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其认为“不友好”的国家，按照美国媒体的惯用做法，早就会动用所有机器、开足马力，以明显的支持态势和铺天盖地的渲染性报道鼓动民众情绪，激化示威者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该国政府进行干预、制裁制造舆论，进而通过街头政治来颠覆对象国政权，扶植其理想的代言政府。然而，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却明显地偏颇、失衡。运动初期，美国媒体认为“占领”活动只是小范围群体事件，在不涉及政府和财团利益的情况下，其报道基本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并将其当作美国“人权”的体现而标榜。而当抗议者的政治诉求越来越明确，表示美国人民无法继续忍受长期被资本操控的命运，要求改变美国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事态的发展超过预期，对政府、财团的利益构成威胁或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形象时，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非常一致，倾向性十分明显，抨击、诋毁抗议活动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利用网络媒体这一在全球推动西方民主的重要工具，美国专门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网络民主行动办公室，以协调脸谱、推特、谷歌等美国网络大企业研制躲避主权国家网络监控的软件，通过互联网直接策划、煽动、支持、推进目标国家的“颜色革命”。近年中亚的“颜色革命”，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易主，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滥用新闻自由，有效利用传媒有很大的关系。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称，这一年美国将花费2500万美元“推动因特网自由”，“将努力帮助专制国家异见人士突破网络封锁，推进人权和民主”等。脸谱、推特、谷歌等新媒体积极响应，在推销美国意识形态、宣扬美式民主、对外舆论宣传和引导方面表现得异常活跃，并通过不断制造事件，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甚至在一些国家的动乱中推波助澜。就连《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美国国务院与推特之间的关系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实现其外交战略的利器，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延伸，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
早在1999年2月26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及其媒体的舆论攻势，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力争在21世纪的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专门阐述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他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其挑战。”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中央的对外工作方针，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宣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不断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二节 传媒与国家主权安全
一、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
（一）国家主权的概念
“主权”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思是最高权力。最早对主权进行诠释的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但明确使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的是法国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让·博丹。博丹在其著作《国家论六卷集》（译为《论共和国》）中说：“主权是在一国中进行指挥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从博丹的主权定义来看，国家主权与其他形式的权力相比，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指向：主权是一种排他的、绝对的权力，它是至高无上的，不受权限、职能和时间上的限制，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一种恒久的权力，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关键支点，不论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性质和模式如何变动，它始终存在；主权是国家的固有属性，是国家存在的基石与灵魂，是国家有别于其他性质的社会组织团体和集团的主要特征。
民族国家主权原则最早见诸于国际关系史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以及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而产生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主权国家成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
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把主权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主权“是一种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最终负责者或权威”，对外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主权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所以民族国家也称为主权国家。国家主权的独立是政治安全的第一要素，是政治安全的核心。
传统国家主权理论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得以正常交往的基石。国家主权对内的最高权威性和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性，是保证每个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关键支点。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主权的这种在一国范围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关系的独立性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且上升到国际法层面，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最终在19世纪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趋势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初露端倪以及环境、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文中的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与削弱，原有的主权概念正在向“实效主权”转变。挑战和否定主权的思潮泛起，不断地有“人权高于主权”、“有限主权论”、“新干涉主义”、“新国际主义”等论调的喧嚣，这是对传统国家主权的直接挑战。
（二）领土主权的含义
领土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地域空间，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和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总称。具体地讲，领土是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的地域空间，包括国家的陆地、陆上水域、内水、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土和上空。它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组成的物质实体，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或资源、国民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或环境。国土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资料和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出发点。对外方面，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统一和完整，免受且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对内方面，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在得到开发利用的同时，能够保护和发展它的养殖力，同时防止种种分裂势力的图谋得逞。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土主权首先是指国家对其领土的所有权，具体体现为领土管辖权、领土所有权和领土不可侵犯权，以及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事、物的排他性的最高权力。以国家领土边界划分的领土主权，始终处于国家主权的核心地位。国家疆界是识别一个主权国家身份的首要标志，对它的有效控制与维护是国际社会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国家主权只有以领土为物质基础才具有现实性，领土主权一旦遭到破坏，一国的其他主权也就难以实现，甚至于被毁灭。因此，国家的领土是国家主权赖以体现或实现的最基本空间，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繁衍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国家领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行使其最高并且通常是排他权威的空间。”
国际关系实践表明：侵略战争和其他侵略行为是对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不能有效地预防、制止侵略行为和惩治侵略者，就意味着国家领土主权缺乏根本性保障。吸取历史教训，现代国际法就预防、禁止和惩治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进行了专门立法，建立并不断完善了预防、禁止和惩治侵略罪行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中干预他国事务的现象虽并不少见，但是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或以其他方式公然侵犯别国领土主权的事件却鲜有发生。即使发生，国际社会也会依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迫使侵略者就其侵略行为给他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当年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引起的严重后果就是典型例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作了明文规定，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不容动摇”这一国家战略利益核心问题，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二、西方传媒对别国主权安全的危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对一些非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时政报道中，经常宣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对手是罪恶之徒，对这些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先声夺人，误导国际舆论，危害他国主权。而利用民族冲突和别国内部矛盾分裂或颠覆一个国家，更是其一贯使用的手法，而且屡获成功。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战争宣传自始至终向受众传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媒体在报道北约这次行动时，把巴尔干复杂的历史、社会和人文背景过于简单化，而在报道北约讲了什么和提供了什么材料方面，媒体实际上已成为北约这次行动的一部分，他们在用宣传工具任意涂抹历史和现实。美国主流媒体中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夸大数字的方式，集中报道的是塞族在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闭口不谈北约的狂轰滥炸给包括科索沃人民在内的南联盟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美国国务院曾说多达10万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杀，但在此后3年内连2000具可能死于当时危机的人的尸体也难凑够，最终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认“科索沃没有发生种族灭绝”。这一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说：“完全是一种美国媒体将敌人妖魔化的程序……”
美国新闻媒体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都立刻反应为是一场“误炸”，这也为美国和北约避免不利舆论、开脱罪责作了铺垫。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把新闻报道集中在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示威游行，攻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轰炸带来的中国使馆人员的伤亡轻描淡写；反复报道美国总统的抱歉和中国的不接受，并结合对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和核间谍案的大肆炒作，意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不讲道理的，是在耍赖，使得中国在这一事件上争取国际舆论的道义支援，惩罚肇事者的斗争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美英等国就已经展开了针对伊拉克国家及萨达姆本人的舆论“轰炸”，将伊拉克描绘成“邪恶国家”，将萨达姆说成是有心理缺陷的“战争狂人”。英国《独立报》曾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美英联军为伊拉克战争编造的20个谎言：伊拉克应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相互勾结，伊拉克从非洲购买铀“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伊拉克企图进口铝管来研制核武器，伊拉克仍然保留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剩下的大量生化武器，伊拉克拥有20枚可携带生化弹头的导弹，萨达姆拥有制造天花病毒的能力，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支持美英的对伊指控，等等，从而激起国际社会的义愤，以达到“全民支持”的政治目的。正是这些谣言，使美英联军得以“师出有名”地对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暴力。
西方传媒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和威胁由来已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强大，这种威胁日益明显，特别是在1996年，由美国国会批准设立的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其多年以来的反动宣传，对我国主权已构成现实威胁。
2008年4月30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呈交的《2007年度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的第五章《通过广播宣传》，将对中国新疆进行广播宣传作为重点，并确定由自由亚洲电台来完成。该报告称，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维吾尔语广播服务是1998年12月发起的，是唯一的提供维吾尔语的公正的新闻和信息的国际广播服务。其潜在听众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超过了1000万名维吾尔人。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服务，作为替代“土著当地媒体”，报道该地区的事件；每周7天，每天播出两小时。该节目往往打破常规，报道中国主流媒体或外国新闻机构所没有的独家新闻。
该报告还称，为加强对新疆的宣传，2004年9月专门设立了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网站，播放其广播内容，并提供关于新疆报道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其存档的音频文件，可在一个特定的网页或通过播客下载。同时提供RSS服务，使人们能够自动更新新闻阅读器或网页及新闻内容。该报告称，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服务面对中国的广播干扰和网络封堵，以定期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指示访问者通过网络代理服务器进行访问。对西藏的广播宣传，也采取了与对新疆完全一样的做法，设立了藏语广播节目，开通了藏文网站。事实证明，自由亚洲电台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重要舆论阵地，是藏独、疆独的吹鼓手。
近年来，该台密切关注我国涉藏、涉疆问题，密集炒作我国藏区“示威、抗议”事件，炒作藏独的海外行动，吹捧达赖；炒作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为疆独的海外活动摇旗呐喊，美化热比娅；渲染西藏、新疆的紧张局势和民族对立，诋毁我国涉藏、涉疆的方针政策，攻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分裂情绪，在新疆、西藏地区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现实的煽动破坏作用。
发生在我国的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犹如一面放大镜，将西方媒体干涉我国主权的行径清晰地、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其主要手法包括：
（一）设置议题、恶毒攻击
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某些西方媒体本能地抓住一些自认为可以利用的问题（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借题发挥，对中国进行以负面为主的“妖魔化”宣传。例如，1997年世界银行根据与中国政府援藏扶贫计划，准备给青海藏区提供7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帮助青海山区藏民移民到条件较好的山下，以便退山还林，保护环境。但是，亲达赖的利益集团鼓动美国媒体诬蔑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是“大规模移民汉人计划”的阴谋，威胁到西藏人民的民族和文化的生存。因此在“西藏帮”领袖赫尔姆斯的掣肘下，该项对华贷款无疾而终。
奥运火炬在洛杉矶传递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中国人过去50年都是一群暴徒”的恶劣言论，遭到海内外华人的一片谴责声。CNN随后的所谓声明，不仅未对卡弗蒂的恶劣言论作出任何道歉，反而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企图继续蒙蔽世界舆论。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把奥运政治化。《华盛顿邮报》以《奥林匹克的耻辱》为题发表社论，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压迫少数民族，有损奥林匹克的荣光，鼓吹抵制奥运。2009年7月5日新疆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后，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尽管中国政府及时对国外媒体敞开大门，但某些西方媒体仍然对固有事实视而不见，选择用偏见代替事实。
即使一些西方媒体采用我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时，也往往利用“隐性编码”手法暗示其倾向性。例如，在关于“7·5”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大量引用了新华社的消息，内容主要涉及“7·5”事件人员伤亡情况、中国对热比娅及其组织定性、广州韶关玩具厂事件、政府严惩犯罪分子等。但在引用这些消息的时候，都会注明新华社隶属于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意指其稿件是带有国家意图的，内容的客观性也是受到质疑的。
（二）拼凑图片，制造虚假的真实
在受众不能亲临现场了解真实情况时，图面和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
“3·14”事件发生后，达赖诬称是武警假扮僧侣所为，并提供了一张数十名武警拿着僧侣服装的照片。原来这张照片是过去部队借用僧侣的服装与地方进行文艺演出时拍的。然而美国《奥克兰新闻报》、德国《西德日报》、《明星周刊》等西方媒体却肆意传播这一谣言。德国RTL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登出一幅4名挥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但照片实际上是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
CNN对西藏“3·14”事件歪曲报道中，有一张照片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堪称其“代表作”。3月17日，CNN网站上使用了一张西藏“3·14”事件的图片，图中两辆军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传递的是军队威胁平民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一张经过裁剪的照片，如果完整展示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显然CNN网站的图片故意剪掉了暴徒向军车投掷石块的部分。
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也是如法炮制。许多图片配有注释，将“7·5”事件渲染成“当地居民”与“入侵者”或“占领者”之间的冲突；强调这是“汉族与维吾尔族的相互对峙”、“汉族警察强行驱散维吾尔族人”等。7月6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疆独”头目热比娅时，热比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幅照片，称“我的人民被围在中国军队中间，他们怎么可能发动攻击呢”？随后发现，热比娅使用的照片竟然是2009年6月湖北警方处理石首群体性事件的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还被诸多外媒刊发，称这是乌鲁木齐军队在镇压维吾尔族民众。
（三）移花接木，混淆视听
当中国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中国官方的声音总是刻意地被盖住，而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远在海外的流亡人士却成了主要信息源，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
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7日发表了关于新疆形势的后续报道。报道一开头就“声色并茂”地描写到：“一队愤怒的妇女举着拳头，发出气愤和绝望的哭喊，缓慢地在大街上前行。”文章说她们哭诉的要求是：“释放我们的丈夫，我们什么也没做，是守法公民，只是想生活下去。”作为对照，文章又细致地描写了这些游行者面对当地武警和特警人员全副武装的阵容，还把逮捕犯罪分子称为“对这一空前骚乱的一次大范围扫荡”，把当地政府对外国记者的迅速开放和接待说成是“中国政府急不可耐地散布其对于事件的看法版本”。
这些媒体通过细节描写了这幅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却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需要，则取；不需要，则舍。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社论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而《华尔街日报》干脆刊登题为《真实的维吾尔故事》的言论，作者恰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暴乱组织者的热比娅。
7月7日，英国《伦敦晚报》官网报道“7·5”事件时，配发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被暴徒袭击的无辜群众相互安慰的视频截图。图片中是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是鲜血的少女。然而，《伦敦晚报》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到：“两名女士在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
（四）颠倒是非，抹黑中国
西藏“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月5日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来，西方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偏袒暴力分子的倾向十分明显，对事件的真相、中国政府的应对举措和民族政策提出种种质疑。在2008年3月，自由亚洲电台是海外第一个报道拉萨“3·14”事件的，并且是第一个造谣说是因中国警察打伤和平抗议的僧侣而引发了骚乱。此后，西方许多媒体大肆渲染这种论调，并据此攻击中国政府。
新疆“7·5”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极为重视，第二天就在头版刊登了题为《中国西部地区爆发种族冲突》的报道。截至2010年8月20日，围绕“7·5”事件，《纽约时报》一共发布了76篇报道，其中尤以2009年7月5日至2009年8月5日的报道最为密集，一共有32篇，而仅7月份就有28篇。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把打、砸、抢、烧犯罪分子的暴行说成是抗议游行；各族群众共同反抗暴徒则被描绘成“最大的一场民族冲突”；疆独头目热比娅被描绘成“一位因维护维吾尔族人权而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的勇敢人士”、“自由的信徒”。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体都采访了“世维会”在美国的发言人。该发言人将暴力犯罪谎称为“和平示威”，并称遭到“残酷镇压”，而这一说法在外媒中被广泛引用。一些西方媒体还大肆传播境外“东突”分子的谬论，说“中国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抗议者开枪”。不少媒体竟宣称，暴力事件是“源于和平示威”，“在警方开枪后才演变为暴力行动”。
三、新媒体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网络传播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政治从地缘空间、外太空扩展到无形的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范围从领海、领空外延到“信息边疆”，因此，网络空间成为新的国际政治争夺的对象和角斗场之一，对“信息边疆”的控制也是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网络传播的全球性、开放性以及流动性，使国家的内政外交更加透明化、公开化，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国家主权呈现不断相对化的趋势。
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和数字传播特点，西方国家直接插手别国政治，干涉他国主权。网络传播的特性，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主权将成为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美国是世界上数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不仅技术操控能力强大，而且互联网运行所需的绝大部分硬件、软件也来自美国，故其掌控了全球信息主权。1998年10月，ICANN（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成立时，美国商务部授权其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但美国商务部在协议备忘录中强调，其拥有随时对ICANN这一管理权的否决权。美国商务部还曾宣布，将坚持保留对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意在美国将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画线，顺我者友，逆我者敌，利用反恐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美国成立了“全球宣传办公室”，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凭借自身的实力，特别是利用网络等媒体，对信息进行控制。奥巴马政府还专门设立“网络沙皇”专门掌管美国网络安全事务。出于担心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5个所谓“敌对国家”可能以某种方式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切断了这5国的MSN即时通信服务端口。这几个国家的用户登录时，会看到错误代码为“810003c1”的提示：“我们无法为你提供.NET Messenger服务。”微软公司表示，此行为是缘于遵守美国政府制裁这些国家的禁令。微软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这5个国家关闭服务，是因为全世界现有的13台根服务器中10台在美国，只要根据所分配的用户IP地址信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掌控。如同美国一位网络安全专家指出，如果美方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事情，对方是很难防范和抵挡的。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络时代国家主权安全的担忧。
网络霸权国家利用网络向全球输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尤其善于利用目标国受众对本国现状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满，制造或强化其内部矛盾，削弱对象国公民对主权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忠诚度，损害主权国家的权威。例如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就是利用网络相互传递信息，将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具有超然的共同理想、超国民性的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所谓“全球认同”，进而协同作战。这无疑对目标国家的传统主权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第三节 传媒与国家政治制度安全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包括国体（即国家的主体，指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政体（即一定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力的配置）、政党制度（即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选举制度（即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等内容。
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建立在不同国情基础上的各国政治制度，反映了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在国体上是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国家本质的政权组织形式相适应，在政体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三权分立制度只能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一种瓜分和调整，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因为在西方国家，只有拥有雄厚财产基础的资产阶级才有资格参与分权。西方议会的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三权分立制度的运行也是围绕着能否有力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一目的而运行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权分立原则并未完全兑现，最明显的是三权中行政权日益扩大，实际上居于支配地位，而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脆弱乏力。所以，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也是相对的，当分权制衡原则影响或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本质时，这一原则就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在政党制度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实行多党制，其形态主要是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的国体是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1954年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国家本质决定了在中国当家作主的是人民，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实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
与中国国体和国情要求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作为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由人大选举、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适合中国国情，主要在于：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真实而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反映和集中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有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我国的人大代表也与西方议员有本质区别。他们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原则，具有很大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诚然，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时间不长，又受到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因而它还存在着不足之处，还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会日益成熟和完善。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项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我国的政党制度具体有如下特征：（1）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2）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同准则；（3）各民主党派都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4）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使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实现，避免西方国家分权制衡体制下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和抵消的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和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统一。这项制度能够保障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广泛参与国家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实践的充分印证。这种制度优势不仅中国人民感受深切，而且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对其作了深刻论述。胡锦涛说，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二、传媒引导国家制度变革
（一）传媒制度的差异及其引导制度变革的方式与结果
基于国家体制的差异，各国的传媒制度也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传媒集权制度和传媒自由制度两种。在不同的传媒制度下，传媒引导制度变革的方式与结果大相径庭。
在传媒集权制度下，由于传媒完全由政府控制，个人或群体无法控制传媒，所以通过传媒推动制度变革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即“强制性变迁”。而政府对于媒体传播变革思想的态度与对策，主要取决于其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对这种变革行动“费效比”的权衡。如果政府认为变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它将通过传媒宣传变革思想，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变革行动，最终使新制度确立，制度变革取得成功。反之，如果变革的收益小于成本，政府将通过传媒对变革思想进行诋毁，甚至采取强制措施对变革行动进行压制，迫使变革者信念发生动摇，并放弃变革行动，其结果是现有制度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