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传媒与国家安全虽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辩证统一关系。
所谓安全，有三层含义，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其生存与发展免于危害或威胁。中国有句古话：“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国家安全是其他上层建筑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国家的主权独立、统治阶级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
21世纪的国际形势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加复杂多变，国家安全也因此较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加具有明显特点：
第一，综合性。单纯强调军事安全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安全概念已经不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呈现出多层面和无所不包的特点。国家安全的内涵除了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安全外，还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等。
政治安全，是指领土和主权不被侵犯，国家政治不受外国力量控制，凝聚本国人民重要精神力量的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不被侵蚀。军事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受外国的侵略，免于战争的威胁。社会安全，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形势稳定，不发生全局性的动荡和骚乱。社会稳定是国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即“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安全，指国家经济利益的合理获得和扩展得到有效保护，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受破坏和潜在危险。文化安全，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否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的威胁，抗击外来文化的冲击，保证其文化资源和产业不被侵蚀，维护国家文化独立，并能够扩大其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信息安全，是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黑客攻击，网络安全和信息战略等在总体上牵动着国际战略。信息安全具有普遍性、跨国性等特点，对政治、经济、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信息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力量，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动态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形势处于经常变化的态势中，人类生存的安全环境和安全观也不断发生改变。绝对的国家安全不复存在，国家安全越来越具有相对性。国家安全观的界定必须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安全环境加以调整。
第三，渗透性。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国家安全不再仅限于国内安全或外部安全。一国的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向越加明显，使国家安全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担心中国发展强大而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的言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甚嚣尘上，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信任度。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传统的理论思维所致。霍布斯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存在一种“安全困境”，认为一个国家实力增强，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安全被认为是一种零和博弈。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中国的实力增强被认为必然带来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加之以往世界大国的崛起普遍伴随者对外扩张和掠夺，使国际社会更增加了对中国强大后的担心与恐惧。另一方面，在不断强调软力量的新时代，中国不断扩大和提升的国家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被某些西方大国认为是文化、观念和信仰的实力增强，将会威胁到其国家的霸权地位，进而不惜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蓄意歪曲、诋毁、攻击、遏制、打压中国，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此外，国际社会对我国缺乏了解以及我国有些人过高估计我国自身实力，在宣传和报道口径上言过其实，也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但究其根本原因，与西方政府对中国的偏见、西方媒体的新闻观和涉华不实报道有很大关系。
传媒对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有着极大的影响。传媒是传送外交和安全信息的生命线。新闻媒体传递外交和安全信息的功能在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尤其突出。在危机和突发事件初起时，外交途径的信息受阻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成为政府唯一的信息来源。传媒具有设定“政治议程”的功能，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势，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西方主流媒体在关于中国的报道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更多倾向于负面新闻。近年来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力急遽增强，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对外影响方面已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凭借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确立了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美国看来，一个能够出色地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比任何国家都强大。信息优势有助于加强对外政策与军事实力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新的威慑力量，成为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举足轻重的因素。目前，美国正凭借其在网络的优势地位，把其意识形态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以此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确保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安全稳固，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牢固，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和谐，国家内部社会和谐安宁。为此，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传媒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对国家安危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曾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美国之音”要越过国境、越过海洋，穿过铁幕和石墙，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曾慨叹：“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因此，公共外交、媒体外交越加被各国政府所重视。
当前我国倡导的“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战略，旨在消除世界对中国强大后的疑虑和恐慌，尽可能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消除阻力。我国传媒业承担着向世界传播我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介绍真实的中国、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重任，故应积极主动地配合，更加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的外交政策；要审时度势地调整对外传播战略，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实效性、亲和力和说服力；在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态度，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为我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