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问远方
浮云去问风向
歧路去问远方
关于未来的事
究竟谁说了算
——《卡门》
我从哪里来？
1996年考大学，我报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分数差一点，被调剂到了一个叫做“社会学”的专业，我拿着录取通知书问我的中学校长，校长歪着头看了半天，说：“社会学？大概就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吧。”该校长以熟知各专业情况著称，曾在高考动员大会上为我们分析了三个多小时，但对于“社会学”这门专业，他却只有这一句。
暑假里我的同学兼发小来找我玩，说：“社会学不就是学习社会经验吗？将来我们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迟早会有经验的，干吗还要专门学四年？”该同学考的专业是自动化仪表，不是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就能学到的。四年后我们都考上了研，互相请客吃饭时，看他在酒场上的规矩，感觉他的社会经验倒比我多得多。
进入大学后，同系的师兄师姐们为我们开迎新晚会，我们逮人就问：“啥叫社会学？”师兄师姐们都讲得头头是道，但答案都不一样，在众多说法中，一位戴眼镜的师兄给我印象最深，他说：“焦点访谈看过吗？社会学就是焦点访谈。”该师兄长得文质彬彬一脸正义，很像白岩松，十年后我见到他，他正忙于四处推销啤酒，长了一个啤酒肚，一点也不像白岩松了。
大一下学期时开了一门课叫“社会工作”，一位漂亮的女老师为我们讲课，男生们都很喜欢她的课，女生们也经常在课下讨论她的发型，但对于什么叫“社会工作”，却没人说得清。最有意思的是，这门课要理论联系实际，所以要安排社会实践，也就是所谓“专业实习”。具体方法是，一到周末，全班同学就骑上自行车，从山大老校所在的济南市东北角出发，浩浩荡荡地穿过整个市区，历时两个小时，来到济南市西南角的第一福利院，在院长和护工的指导下，我们扔下自行车，抄起一块块抹布，开始为福利院擦窗户。一学期下来，济南市第一福利院的每一块玻璃上，都留下了我们辛勤实习的汗水。那时条件艰苦，我们连自行车都是向大二的师兄师姐们借的，直到我们上大二时条件才好转，大家也买了自己的自行车。这时，新一届大一学生又来了，于是我们把自行车借给他们，他们骑上去浩浩荡荡奔向福利院，开始了新一轮的实习。
我的经历也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普遍经历，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非自愿性地进入专业。大学时系里曾搞过一个调查，问哪些人在高考时主动选择了本专业，调查结果显示，全班40个同学中，没有一人主动选择，全都是报了其他专业因分数不够或别的原因，被稀里糊涂调进了社工。也许有人会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是误打误撞进了某行业，日后却成了该行业的大师。但对于社会工作，我总觉得先天的认同更加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而专业训练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能效仿国外，让学生先了解社工这门专业，并进行相应的倾向性测试，再决定是否选择，那可能会合理得多。
2006年，我所在的浦东社工协会举办了国内第一届“社工节”，为期四天的节日里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一档专门针对高三学生及其家长，由专家和社工向他们介绍社工专业的特点，会后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天性开朗，乐于助人，人缘一直很好，我想让她报社会工作专业!”这些孩子是幸运的，也许只有在他们中间，才有可能产生中国未来真正的“社工大师”。我们这一代，顶多是“社工师”。
二是专业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社工专业所要求的“专业实习”，在2003年之前的各大高校里基本上形同虚设，专业出身的社工不会做社工，是这一代社工的通病。2004年一位香港社工专家来考察，对内地的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很不理解，因为该考试要求社工专业出身的人也要经过职业考试才能上岗，在他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但是，等他了解了内地高校社工系的实习质量后，他相信职业考试是必需的一环。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总算有所好转，在浦东，每年由社工协会转介或直接接收的实习生要超过百人，分布在25个不同的实习基地，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位校友，按辈分应该算我的小小师妹，不过在实习要求上她可一点也不客气，一来就把学校发的实习手册拍在桌上，要求在实习期间给她安排多少个案、多少小组，否则她就另选别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安排她擦窗户，她肯定不干。这是高校社工教育的进步。
不过，社工系学生对社会现实和常识的了解还很欠缺，高校在这方面也缺少教育。2005年我为某大学社工系大四学生讲课，期间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民政局是干什么的吗？结果全班31个同学齐声回答：管结婚的!我再提示：还有吗？有几个人想了想，弱弱地说：还管离婚。中国的社工不知道民政局是干什么的，恐怕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工。
三是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暧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的“高人一等”与社会工作的“寄人篱下”，大概是普遍现象，一直要等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两个专业的境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不过这属于学界关心的话题，不做赘述。总之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专业名称是社会学，课程中有社会学也有社会工作学，最后拿的学位是“法学”。而对学生来说，最贴切的恐怕是“没法学”。
四是专业与职业的分离。这一点在大学的前几年还没有太多体会，等到大四的时候，同学们茫然四顾，开始扪心自问：毕业后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据我了解，我周围的同学中，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从事本专业的，或者至少是与专业比较相关的行业，但在2000年前后，全国上下能有几个社工岗位？有哪个人才招聘会上会打出“招收社会学专业”或“社会工作专业优先录用”？迫于无奈，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改行，去考公务员，或者卖啤酒。2005年浦东社工协会和美国北卡大学社工系师生交流，美国学生问我们，为什么中国社工系的毕业生都跑到其他行业去了？我当时想别给中国人丢脸、给社工界抹黑，就回答说：因为中国社工教育很成功，社工系学生素质高、能力全、适应性强，所以可以胜任不同的行业。后来才知道，美国社工系学生的流失率也很高，看来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正是在这种暗淡的就业前景下，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选择了考研，为了更有把握，我仍然报考了本校本专业。2000年3月成绩下来，我的分数不上不下，处境微妙，系里老师建议我早点向外校投简历，万一山大录取不了，其他地方能上就上。于是我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大批量发送简历，凡是有社工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大学，一律投过去，我感觉自己好像分裂成了无数碎片，装在一个个信封里，散向全国各地的或知名或陌生的大学，不知道命运将把我抛向哪里。在简历中我附上了大学4年在《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发表的20多篇长篇报道，也许正是被这些文章打动，短短十多天里，我竟然接到了很多大学的邀请。我还记得天津一所大学的老师，她每隔一星期就来一个电话，询问我目前的动向，保证会为我保留名额到最后一刻。在众多学校中，我圈定了三个目标，北京的中国农大，上海的华东理工，和广州的中山大学。我打电话给系主任吴忠民教授，他当时已经准备调往中央党校，我请他帮我分析，他说：“华东理工的院长徐永祥教授，有次会议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的社会工作搞得很不错。”正是这句话把我的最终目标定在了华东理工。
而这时的徐教授也已经看了我的简历，有一天上午他从上海打电话到我在济南的宿舍，说：“明天你过来一趟吧。”语气轻松得好像我就在他办公室楼下。不过徐教授其实非常细心，随后就向我详细讲了乘车路线，包括下火车后如何换地铁，买几块钱的车票，在哪一站下车然后再到马路对面换乘哪一路公交。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条路线，那是一条充满了偶然性、但最终引领我走向社工的路线，而徐教授正是那位领路人，他也将在日后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
这次上海之行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发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还有更宏大的事情。从上海回到济南，有人告诉我山东大学的分数线下来了，我被录取了，不过那时的我去意已定，我去学校办理手续，负责调档案的老师问我：“你已经被山大录取了，档案还调不调？”我毫不犹豫地说：“调!”
在华东理工大学的三年学习，让我更系统地了解了社会工作这门专业，也让我对上海的社工发展和社区建设有了近距离的接触。2001年暑假，我的那位同学兼发小来上海找我，两人都是穷学生，去不起购物和娱乐场所，只出得起路费，于是我们决定去一个上海市内最远的地方，我们想到了浦东。从地铁1号线上车，在人民广场换乘当时刚刚开通的2号线，一路开向广阔的浦东。等我们饥寒交迫地赶到世纪公园门口时，门卫告诉我们还差一个小时就关门了，我们铩羽而归，但并不扫兴，因为很快我们就在金茂大厦下面重新兴奋起来，望着这座88层的庞然大物，以及在它的俯视下宏伟展开的世纪大道，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刻我还不知道，两年后的2003年，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将再次踏上浦东大地，成为这里的一名社工；再过几年，我将在世纪公园的门口安家，成为这里的一位居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这个中国社工的发源地，将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是谁？
2003年是上海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中国社工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年初，由马伊里担任局长的上海浦东社会发展局颁布了国内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岗位设置与专业要求的文件，其超前性的内容与构想直到几年之后才被更多政府部门所谈及和认识；也是在年初，国内第一家民间性社工专业组织“乐群社工服务社”在浦东成立，一群刚从学校社工系毕业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而又险象环生的创业历程；与此同时，上海市民政局和人事局关于“社会工作师”的考试办法也在这一年出台，成为国内第一个关于社工职业资格认证的地方标准；这一年年底，一支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派出的调研组来到浦东，与马伊里局长及浦东社工协会商讨开发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课题，一个更加庞大、更具深远意义的工程已悄然启动……
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正当“非典”肆虐的时候，我戴着口罩来到了浦东社工协会，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还差几个月才毕业，社工协会和乐群社工服务社策划了一个“抗击非典，与你同行”社工服务计划，正需要人手。到处都在封锁、隔离，我们没有办法深入居民区，就从社区科普中心借了一个房间，在里面开设了五部社工热线，准备通过电话为恐慌的居民提供一些情绪支持。海报贴出去的第一天，我们守在各自的电话旁，默念着准备好的话和一些必备的医学卫生常识，等着第一声电话铃的响起，但一天下来，我们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第二天我们改变了策略，向当地居委会要了隔离家庭的电话，直接把电话打过去，从一开始的冷漠、回绝，到后来的倾诉和畅谈，终于有些居民逐渐接受了我们。一个小姑娘在电话里说她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她想听歌却没法听，我把电话按到免提，社工们一起为她唱《明天会更好》，小姑娘在电话那边哭了……
仅此而已。那些至今未曾谋面的声音，是我的第一批案主，我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只是觉得如果相遇在今天，我可以为他们做更多。年轻的社工们在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干预能力，第一次受到了挑战。整整五年后，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再次出动时，已经成熟了很多。
2003年的浦东社工协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办公室蛰居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底层，从前门到后窗走6步，从左侧到右侧走5步，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两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传真机兼电话，桌前坐着唯一的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就是我。协会账户上不足万元，会计和出纳都由其他机构的财务人员兼任，几乎所有固定资产都是从其他机构淘汰下来的，没有网站，没有刊物，没有饮水机。在一派萧条中，有几个小的装饰品显得格外珍贵和意义深远：窗台上放着香港资深社工机构——基督教服务处赠送的一个铜制纪念品，上面刻着“任重道远”；文件柜的底层收藏着一幅卷轴，展开是一行遒劲沧桑的字：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落款是“费孝通”。就这些了。
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创始人之一的吴铎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是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为了协会的工作，当时已经七十五岁的他带着二十五岁的我四处奔走，向那些年龄和职级都远低于他的官员们呼吁甚至恳求。有一次为了找到一个培训教室，吴老师带我去和一个街道的领导商谈，临近中午，领导叫秘书拿给我们两张饭票，叫我们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吴老师接过来给了我，吃饭的时候，吴老师说：“小姬啊，给饭我们就吃，我们社工协会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在当时的浦东，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做法还不多见，机制和氛围也远不及现在，“吃百家饭长大”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家社工机构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非典”之后，协会很想围绕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做些事情，但经费没有来源。有一天，协会秘书长吴建荣先生打电话给我，说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刚在上海开设分公司，有意资助健康类的公益项目，让我赶紧写一份计划书。那时的我从没写过项目计划书，连夜上网查了资料，又花了好几个晚上，总算写出一份计划书。那几天辉瑞公司中国区老总正好在上海逗留，机会难得，我决定直接找老总去谈，前一天我还特意买了一身西装，那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套衣服。老总第二天中午就要乘飞机离开，上午还有事情，只有吃早饭的一点时间可以用来接待，我穿着新衣服早早来到淮海路中信泰富的顶楼餐厅，在楼梯间里一遍遍默念着项目书上写的内容。电梯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位亲切儒雅的中年女士，经旁边秘书介绍我才知道她就是冯总。我们来到餐厅，整个谈话不超过20分钟，我已经完全忘了我说过什么，只记得当时冯总叫我一起吃早饭，我一个劲说自己已经吃过了，其实当时才早晨七点多，我从浦东赶过来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早饭是肯定没时间吃的，那个谎一定撒得不够圆满。
事后我一直回想，与其说辉瑞公司认同了我的计划书，不如说是冯总被我的青涩和真诚打动。几天之后，我接到了辉瑞公司的电话，叫我填写一套厚厚的表格，申请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又过了几个月，辉瑞派出一支七八人组成的考察团，要来协会办公室洽谈。当时协会的所有兼职会长都不在上海，但我还是借了旁边社区服务中心最大的一间会议室，接待当天，我把周边的居委会、暑托班、科普中心里所有没事的人都叫来，连食堂的管家都叫了来，满满坐了一排，介绍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协会的王老师，这是我们协会的小陈……对面有老外，也有香港人，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只是互相点头微笑。后来，这些被我拉来的人，都成了这个项目的实际参与者。
这次洽谈之后没多久，协会收到了约41万元的项目经费，不要求冠名，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需要按计划书操作就行。41万元，对美国公司来说只是区区5万美金，但却比协会成立以来的收入累计还要多。我高兴得打电话向协会秘书长吴先生汇报，记得他在电话里大声说：“祝贺你!”这让我很振奋，感到这个项目里也有我的一份小功劳。
从2003年年底开始，协会受劳动部委托，开始了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工作，我也作为实务界的代表参与进了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课题组的组长正是浦东社工的缔造者马伊里局长，其他成员也都是我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幸参与了社工职业标准、培训教材、鉴定题库等一整套文本的研发，也目睹了国内首次将社会工作纳入法定职业序列的全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我重新整理和审视社会工作专业，将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职业行为进行匹配、冲撞、调整、统一的过程。2004年6月，《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正式颁布。
2005年7月，首次社工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在上海举行。我也报名参加了高级社工的考试，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我接到鉴定中心电话，说经过查证，发现我属于考试开发组成员，并且是中级社工考试的考评员，按规定不能参加考试。后来，经过领导的协调，总算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还是不能参加统考，但可以为我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几个月后，我混在一群物流师、心理咨询师、游戏设计师的考场中，考取了一张高级社工证书。
回顾过去，记忆总是被那些看似辉煌的事件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但真正用来填充时间的，却是一个个迷茫、无奈和困顿的瞬间。《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出台曾让多少社工欢欣鼓舞，似乎也从法定意义上解决了“社会工作者是谁”的问题，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澄清、误解、申辩与重新思考，才刚刚开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工自身职业内涵的不清晰。“社工是谁”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理论问题，也与每一个社工的现实处境息息相关。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总是被反复问到这个问题，一开始我还会一一解释，慢慢地我发现我失去了耐心，这个问题从一开始的单纯的好奇，演变成了冒犯和质疑，变成了对你的身份的盘问，成了对你这个人存在意义的根本性的否定。我已经记不清在多少个场合、被多少个人问过这个问题，它的一般提问方式和我的习惯应对方式大致如下：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社工。
——社工是居委会的吗？
——不是。
——社工是志愿者吗？
——不是。
——那社工是做什么的？
——说来话长，要讲两个课时。
——那社工是公务员吗？
——不是。
——是事业编制？
——不是。
——那你是在公司？
——不是。
——那是企业？
——也不是，我们不是企业，我们是“非企业”，
全称是“民办非企业”。
——那什么是“非企业”？是公务员吗？
——……
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自己不是谁，这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身份难题。我一直想，如果有一天，谁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社工是做什么的”，就像回答“医生是做什么的”、“律师是做什么的”一样清晰无歧义，让所有提问者听得明明白白再没有质疑和追问，那才是社工真正实现专业化职业化的标志。但是现在，我做不到。
我初到浦东社工协会的时候，还挂在民政局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属于“事业编制”，是有“人头费”的，这也是当时政府扶持社工组织、吸引社工人才的一个举措，所以有几年时间里，我在协会工作，但不拿协会的工资。这种状况维持到2005年，为了使协会朝更加民间化的方向发展，也因为用人机制上的各种原因，我辞掉了事业编制，当时很多领导和老师劝我考虑清楚，铁饭碗丢掉容易，想再捡回来可就难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我最初来协会工作，也不是冲着这个编制来的。手续办得很快，签个名就办好了，简单得就像在食堂退掉一张饭卡一样。从这一刻起，我成了纯粹的无牵无挂的“社会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社工的必然归属；也是从这一刻起，我作为社工的身份与处境，开始与另一个名字更加休戚相关：社会组织。
谁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谁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社工。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名称非常混乱，就像一个没人认领的野孩子，任由路人随便取名叫唤。民办非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也是社工机构最常出现的形式，它的身份更是暧昧不清。关于民办非企业的一段经典对话发生在一名社工和一名税务局工作人员之间，税务局要求社工服务社按企业标准缴纳税金，社工说：我们不是企业，是民办“非企业”。工作人员说：不对，你们是“民办非”企业，只要名称里出现“企业”这两个字，就要交税!类似的事情，我都曾遇到过多次，政府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漠视和无知，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
社工与社会组织走到一起，其意义和重要性成倍放大，已不仅仅是“为社工找个组织”或者“让社会组织更加专业化”这么简单。往小处说，它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依托和突破口，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的成败；往大处说，就是社会稳定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翻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我总觉得现在的社工和社团，像极了三十年前的民间资本和乡镇企业，现在的政、社关系，就是三十年前的官、商关系。三十年前一位乡镇企业厂长去政府部门办事，政府工作人员劈头就问：你们单位是什么级别？厂长说：我们是乡镇企业，我们没级别。结果，厂长当场就被轰了出去。二十年后，这位厂长成了中国首富，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回想厂长和政府工作人员当年的对话，与社工和税务官的对话是多么像!只可惜，现在这场改革与三十年前的那场改革相比，无论是紧迫性还是利益相关性，都较当年弱了很多，社工和社会组织能否像三十年前的企业家一样卧薪尝胆终成大器，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社会工作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天气预报，为时尚早。
2006年之后，得益于中央倡导和浦东政府支持，以及浦东社工协会的换届及重新定位，协会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段慧霞担任协会常务副会长以来，变化更为明显。2007年协会直接项目收入已超过200万，转介给其他机构的项目就更多，协会秘书处专职人员已超过10人，单是总部办公室面积就已扩至200多平方，也建了网站，买了饮水机。由协会独家或合伙出资成立的社工机构也越来越多，一个以社工协会为核心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社工体系已在浦东初见规模。我作为协会的副秘书长，也经历了成长与蜕变，有太多细节来不及一一细说，只是我最关心的关于社工身份定位的问题，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仍然悬而未决。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细节是，协会虽然数次搬家，但我要去区政府办事，交通总是不便，公交车总是拐弯抹角不能直达，打车成本太高，买车更不可能。总算到了政府门前，门卫对社会组织来访者的盘查和警惕仍是有增无减，常常是局长找我们开会，但门卫不让我们进门。政府的大门仍然不太熟悉我们的面孔，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那条路，仍然没有畅通。
我往何处去？
2007年我的长篇小说《阑尾》出版，并在首届华语文学创作笔会上获得了“最佳小说奖”，那个当年没能考进中文系却误入社工系的文学青年，现在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不过，有社工界的朋友们看了《阑尾》后，却坚称这是一部“社工小说”，因为里面写到了社会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由社工写的、用社工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和世界的小说。我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但在小说扉页短短几行的“作者简介”中，我简单罗列了自己的经历，“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浦东”“社会工作者”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经历，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
2008年年初，我作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双重代表，成为浦东新区团委兼职副书记。当年我从事业单位辞职，全心全意进入社会组织，现在，我的一只脚似乎又踏回了政府，只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背后代表的是社工和社会组织，而不是我个人。
2008年，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社工，除去社工协会的工作，我还担任浦东四惟社工培训中心的主任，同时还是5家社工机构的理事或董事。晚上下班回家，我仍然写我的小说，弹我的吉他。我不停地穿梭在私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也穿梭在不同的职业身份之间，我想把所有的职业身份合而为一，也想把职业身份和私人身份的界限划分清楚，但我发现这样做很难，越来越难。等到这些身份的迷乱与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我只能选择一个而放弃其他所有。
2008年9月，汶川地震后的第四个月，我在都江堰，作为上海社工服务团浦东社工服务队的一员，我和受灾的当地居民们一起，住在一个近2万人的安置点里，我在这里度过了平生最不平凡的一个中秋节，还将在这里度过一个特殊的国庆节和重阳节。我每天和板房里的居民们在一起，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单纯和快乐，以及数不清的感动到流泪的瞬间。都江堰的经历给了我新的启示，让我对未来的选择多了一种可能性：回到一线，回到实务，抛掉所有的行政事务和职务，远离官员和学者，去和无数普普通通的、尤其是弱势和底层人们在一起，干干净净做一名真正的社工。
此刻，我坐在深夜的板房里写这篇文章，窗外暴雨如注，隔壁居民安详的鼾声让我平静。2008年我30岁，我出生的那个冬天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对于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着天生的敏感性。和几年前相比，这个问题让我更迷惑了。大学毕业前班里搞毕业纪念册，每人交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在我选的那张照片上，我一个人坐在长长的铁轨上，光着脚，两只鞋放在轨道上，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几年后这张照片被拍进了《焦点访谈》的社工专题节目，后来又成了很多高校社工系新生入校的必看节目，那种进退两难、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困境，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共同遭遇。今天看来，这张照片仍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