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社工
社工是谁？
汶川大地震后，我作为上海社工赴灾区服务团的一名社工来到都江堰，临行前我们订做了统一的工作服：一件醒目的黄色T恤，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我们明显比别人过得更快。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看到你后背上印了四个大字：上海社工。”
这件印着“上海社工”的黄色T恤，是我们带给都江堰人民的第一张名片。安置点的居民们亲切地称它“黄金甲”，社工们集体出动时，确实有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势。还好，我们比那部同名电影的名声要好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几个月的服务后，板房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认识我们，说得出我们为他们带来了什么，而且，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开展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他们过去早已熟悉的各类人员相比，有什么区别。这是对社工最高的肯定，胜过任何官方的评价和学术的总结。
台湾9·21大地震后，台湾社工也冲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并且持续三年。受他们启发，我所在的浦东社工服务队也计划在安置点服务三年，考虑到选派的人员均是浦东各机构的专职社工，还要兼顾上海的工作，我们采用了分批分期轮流派驻的方式。对社工和板房居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告别，要一次又一次地等待重逢。我记得我们这一批社工离开都江堰的那天，大家特意想早点出发，不要惊动他们，但他们还是早早赶到社工站为我们送行，一位老大爷提着前一天从山上一粒一粒捡回来的白果送给我们，一个只有九根手指的大姐带来了她亲手编织的生肖像，一位老人拉着社工的手，满眼是泪，一位当地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你们让我认识了社工，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社工是谁。”
社工是谁？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对于众多没有实际接触过社工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四川期间，我受邀去德阳市参加了一次“板房社区管理研讨会”，德阳安置点里没有社工，所以想请我去介绍上海社工在都江堰的经验。现场全是官员和学者，由于是临时邀请，我被安排在会场的后排，旁边一位会务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社工，悄悄捅捅我的胳膊，问：“你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我已经被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其他形式反复问过无数次。不过现在，我首先要应对这位会务组人员的提问，我说：“不是。”她马上追问：“那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说：“等一下听完我的发言，你就知道了。”
会场设在德阳市政府大楼的最高层，外面就是楼顶的露天平台，我从会场悄悄溜到平台上，看看四下没人，我脱下上衣，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了工作服。
我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也没完全想通。
“你们是来修房子的吗？”
我站在德阳市政府大楼的顶层平台，脱下了上衣。市政府是这一带最高的楼，站在平台上，四周楼房街道尽收眼底。九月的四川楼顶，风已经很冷，吹在我赤裸的身上，咝咝地响。这大概是我去过的最高的露天更衣室了。
我蹑手蹑脚回到座位上，会场里依然气氛热烈，没人注意到我。我捅捅旁边那位工作人员，问她贵姓，她说她姓颜，颜色的颜。这时主持人凑过来，问我能不能在发言时放映一些社工工作时的图片，我说可以，他说投影设备在会议室的另一端，所以请我换一个位置。我于是拎起大包小包，和颜老师告了别，搬到会场的另一头。轮到我发言了。
我说：“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这次讨论，刚才在听各位专家发言的时候，我同时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从会场的那一头搬到了这一头，因为等一下要为大家放一些图片；我还做了另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换了一件衣服。”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我的黄色T恤上。“刚进会场的时候，我穿了一件浅色的T恤，但是现在我换上了上海社工的统一服装，都江堰当地居民都称它为‘黄金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都江堰的安置点，只要我换上这身衣服，所有人都认识我。”
“我临时决定换上这身衣服，是因为刚才的一段小插曲，会务组的一位颜老师听说我是社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听众们都笑了，我注意到会场另一端的颜老师也在笑，也许笑得不太自然。“我说我不会修房子，她马上问我：那你是来做什么的？我想很多人心里都会有这个疑问，社工是来做什么的？说实话我来四川之前，心里也有疑问，但是现在，当我穿上这件醒目的黄色T恤的时候，社工在我心里的形象也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当安置点的居民们看到这身黄金甲时，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我想刚才颜老师问的那个问题并没有错，我们是来修房子的，只不过我们修复的不是物质性的房子，我们修复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接下去，我介绍了浦东社工在安置点的各项服务，包括“火凤凰妇女绒绣”项目，“爱心加油站”计划，以及之前在上海组织的“新驼峰”行动等，同时放映了社工身着黄金甲在板房服务的照片。全场的官员和学者们都静静地听着，看着。
会后，会务组那位颜老师走到我面前，说：“好啊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互相大笑。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是成都的白领，震后也做起了志愿者，这次是来帮忙的。
一星期后，她从成都来都江堰看我，还带了全家老少，他们参观了我们社工站，她和她老公都想来做志愿者，还问我要了很多社工的资料。她甚至还带来了她妈，他们实在太热情了。不过，她妈一见到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吗？
社工是志愿者吗？
社工是志愿者吗？是义工吗？这些年来，我已经被这类问题问过不下八千次了。我想回答的是：社工不是志愿者，它是一种职业，需要具备专业能力与职业资质，并通过专业服务获取报酬。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三个人，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我妈。先说我妈。
我妈出身于劳动人民。过去，她只承认工农业生产是正经职业，只有工人和农民有资格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报酬，工人计件，农民算收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得。在她眼里，这才是天经地义的。有一次我看球赛看得起劲，我妈就指着电视上的球星、很不理解地问：“这些人整天踢球，吃什么啊？”很明显，这是由于对职业化缺乏基本了解而产生的疑惑。我回答她：“这些人是职业球员，踢球是他们的职业，他们不但有饭吃，吃得还比一般人好。”我妈听了略有感悟，所以，几年后当她得知姚明去了NBA，“天天打球”，年收入却过亿时，也就不那么诧异了。
有一年，民政部联合司法部，酝酿起草中国首部《社会工作者法》，我作为上海代表之一去参加立法论证会。与会人员分成社工专家和法学专家，结果，会场变成了唇枪舌剑的声讨会。法学专家们坐成一排，看上去个个比我妈有学问，但让他们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社工也是一种职业？甚至要像他们律师一样必须考出证书才能从事？社工难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吗？他们不依不饶地连续责问，显得异常悲愤，其中尤以一位参与起草过国家《行政许可法》的大块头律师最为雄辩，他慷慨陈词激昂文字，叫别人无言以对。据我观察，他的主要辩论技巧就在于抬高声调说个不停，使别人插不进话，也就无从反驳，直至散会。没办法，社工专家只好趁中午吃饭的时候和他理论，当时他正忙着吃手撕鸡，顾不上说话，同我一起来的复旦大学的顾东辉老师趁机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律考也实行了没多少年，古代没有律师，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就可以摆个摊替人写状子打官司，如果放在现在，还行得通吗？”我想这个道理很明白，肯定行不通，否则像我文笔这么好，为什么至今没人找我写状子打官司呢？
还有一次，上海东方卫视《家庭演播室》节目想邀请社工作为现场观众，我带着一批社工来到了演播室现场，那一期做的是黄磊和他老婆孙莉，年轻的社工们都挺兴奋。节目开始前，负责现场调度的一位导演和我们聊了起来，问我们知不知道吉雪萍工资多少，我们说不知道，他就挺得意，因为他知道。然后他问我们：“社工应该是不拿工资义务帮助别人的吧？”我们回答：“社工是我们的职业，当然要拿工资。”导演马上说：“那你们在我心目中再也不崇高了。”
当天节目结束后，我听到那位导演在和制片人争论片酬，争得面红耳赤。
从此，导演在我心目中，再也不崇高了。
这里是有线电视收费站吗？
2003年年初，“非典”还没结束，我来到浦东社工协会，成为浦东的一名社工。那时协会、乐群社工服务社和其他几个公益组织共同策划了一个“抗击非典，与你同行”社工服务项目，正缺人手。我一来就投入这个项目中，每天和其他社工们结伴进社区，和居民来往，虽然全城戒备，人心惶惶，但我们这个小团队气氛挺不错，大家都是年轻人，也基本都是外地人，工作之余有说有笑，晚上下班，他们还来我租住的房子里吃饭喝酒，憧憬未来。那时我觉得，做社工真开心，真热闹。
但是好景不长，非典“提早”结束了，项目组解散，社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小伙伴们都走了，我回到社工协会，十平方的小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一台老电脑，刚中过病毒，慢得要命，做什么都得等着它。几个铁皮文件柜，冷冰冰的，装着一些过期的材料和协会全部的家当。没有同事，没有人来找我洽谈工作，领导也不在身边，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桌上电话响起，领导向我布置一个新的任务，我才被重新激活。
我开始觉得社工其实是一份非常寂寞的工作。窗外人来人往，世界忙忙碌碌，好像与我无关，我们并不被人们“急需”，在全民抗击非典的时候，我们曾短暂地亮相，很快又消失了。
日子久了，人们发现一楼拐角处的窗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像门卫，或者电话接线员，于是就有人在窗前探头探脑，最多的是附近的居民，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敲敲协会办公室的窗户。我打开窗户，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请问这里是有线电视收费站吗？
后来我知道，有线电视收费站就在我们协会办公室楼上，是我们这座楼里生意最兴隆的一个单位。再有人来问，我连窗户都不开了，直接用手指指楼上。时间一长，和收费站的人混熟了，我就把协会的宣传材料留在收费站一些，请他们帮忙宣传，算是对我长期为他们义务指路的回报。
有一天，又有一个人拿着一张纸过来打听，我习惯性地指指楼上，但这人不走。我打开窗户，他说，请问这里是社工协会吗？
终于有人认识我们了。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