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应物的诗
——以屏居的涵义为中心
前 言
对韦应物诗的评价，可以说已尽于白居易的这段评论。白居易说：“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徵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与元九书》）乐天所说近于“兴讽”的歌行指的就是与他自己新乐府相联系的所谓“讽谕诗”，“高雅闲澹”的五言诗又相当于他自己的“闲适诗”，白居易是把韦应物作为实践“兼济与独善”的先驱者来评价的。文中所说的“兴讽”指的就是具有《诗经》以来诗歌传统中批判精神的作品，具体而言，它与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中的“寄兴”之语、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中所指出的“讽诗”概念是同一个意思。
讽谕与闲适对峙的认识作为白居易的文学理论是众所周知的，同时这种精神影响非常深广，成为中世至近世文人的规范。特别是作为其先驱的韦应物的诗可以说在中唐留下了他自己独特的足迹。关于对白乐天讽谕诗的影响以及在中唐诗坛上所占有的地位将在别稿讨论〔1〕，本章专就其“高雅闲谈”的独特诗风的形成进行考察。
一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在韦应物约六十年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仕宦与屏居相互交替的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就其主要的来说，如二十七岁时就任洛阳丞与其后在同德精舍的寓居；三十五岁后的京兆府功曹及高陵县令兼鄠县县令的任官与其后在善福精舍的退居；四十五岁时从比部员外郎到历任滁州、江州刺史之间的滁州南岩寺的暂住；晚年从左司郎中到苏州刺史退任后的永定寺的闲居等。既然他的屏居都是相隔在仕宦之间，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在寺院的屏居是偶然的了。而且，每次屏居的时候诗作不少，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韦应物的诗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韦应物生平经历中屏居所具有的意义。
韦应物的传记研究始于宋代王钦臣、沈作喆、姚宽等人，他们采取的是根据诗篇能够推定的事迹连缀而成的系年法。现在的传记研究基本上也与之相同〔2〕。就是说，明确的足迹以点表示，然后由这些点连结成线。虽然连结点的线未必一定能够成立，但是因为正史中没有留下他的传记，这种方法也是妥当的，或者说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此，笔者准备从二十、三十、四十岁段的事迹中对他的屏居动机进行考察。
出身于名门逍遥公房韦氏，年轻时由门资荫任三卫（勋卫），作为侍卫直接仕于玄宗皇帝的韦应物，度过了憧憬任侠的得意少年时代。其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韦江州集》卷五《逢杨开府》）然而，安史大乱，明皇崩殂，他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贵族出身的门荫官僚，从朝廷内部亲身经历大乱的体验使他后来作为诗人的生涯受到了很大影响。宋人沈作喆描述此时韦应物的情况时说：“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补韦刺史传》）韦应物自己在诗中也这样描述道：“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同前引诗《逢杨开府》），以自嘲的口吻记录了他自己人生中的巨变，而且初学作诗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中所说的“憔悴被人欺”一句，让人感到作者此前的生活基石和人格尊严被彻底动摇，所以面对时代的巨变而显得束手无策的同时有着自我反省和强烈愤恨。由此可知，此时的韦应物因为玄宗的死而失去了政界的庇护，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如前所述，以后反反覆覆出现的仕宦之间的屏居就始于此。据推测，“失职流落”的韦应物这个时期寄寓在武功（现在陕西省武功县东方）的宝意寺，或者与此前后寄寓在扶风精舍（扶风即现在陕西省扶风县）、四禅精舍等寺院〔3〕。
玄宗死后的屏居可以认为是因为失去了侍卫之职，对于籍贯在京兆府万年县杜陵的韦应物来说，也许有投靠眷属的意思。当时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这个时期的事迹也都是根据怀旧之作推测的，很难知道诗人当时的心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安史之乱到玄宗驾崩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接受严峻考验的时期。可以说，这个时期身份转变后的自我反省使得他从一个傲岸不羁的少年朝着后来的诗人形象发生转变。
二 洛阳丞——同德精舍
玄宗驾崩的翌年，韦应物于代宗广德元年（763）被任命为洛阳丞。安史之乱的余烬燃烧着的两京地方一片混乱，此年十月九日，领土接界的吐蕃趁中原板荡之机，掠夺了河西、陇西，并欲攻陷长安。这时期的作品《广德中洛阳作》（卷六）作为身在战火中的洛阳次官记述了就任当时的状况。诗云：“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辑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洛阳正处于“苦酸”的状态。唐代宦官掌握兵权始于安史之乱时的李辅国，后来波及至程元振、鱼朝恩。曾经是地方军的神策军以吐蕃入侵为契机成了天子的禁卫军，而其指挥大权却由宦官执掌，这就成了宦官专权的起因〔4〕。韦应物被任命为洛阳丞的这一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怨恨骆奉先的诬奏而举旗倒戈，于是神策军的横暴就呈愈演愈烈之势。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回纥兵和神策军在宦官的专横下替代反乱军将洛阳城烧杀抢劫，虏掠一空〔5〕。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宝应元年十月条记载：“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韦应物所说的“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大概描写的就是神策军横行残暴之状吧。回纥兵和神策军不仅被作为治疗威胁唐王朝生命的大病即安史之乱的药石，而且其自身变为剧毒开始危害起唐王朝的肠肚来了。再有，诗中比喻为玉和石的天子军和反乱军都因相继内讧而遭失败。特别是由天子肆意授权的宦官专心于扩大各自的权势，大饱私囊，而对战火下受尽苦难的民众却毫无半点关心。这种现实与韦应物的政治态度之间的龃龉越来越严重，他竭力追求实施仁政，想解决这种矛盾。关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沈作喆的《补韦刺史传》中有如下记载：“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这段记载沈作喆是根据《示从子河南尉班并序》（卷二）作成的。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的韦应物的政治态度。诗序及诗云：
永泰中，余任洛阳丞。以扑抶军骑。时从子河南尉班亦以刚直为政。俱见讼于居守，因诗示意。府县好我者，岂旷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
同占朱鸟克，俱起小人言。
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
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
韦应物与担任维持洛阳治安的外甥班一起，对危害民众的由宦官率领的神策军进行了惩处。诗中的“悬棒”来自曹操就任洛阳北部尉时，衙门左右挂有五色棒，用此棒对犯法者进行审讯的典故。〔6〕这样做的结果，因为“类触藩”，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自己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境况。“刚直”、“拙直”、“公方”等词语都表示了韦应物对正义的坚持。就是说，处于作为天子股肱而应该实行善政的自己的立场与得到天子宠爱而反复进行掠夺的宦官、神策军之间，韦应物于正义求得精神的支持并进行了实践。最后二句，“林下”（辞官隐退之处）与“府廷恩”虽是对立的表现，而在这种出仕与隐居的出处观中，希望恢复朝政的诗人的执着则显得更为强烈。
不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可以忍受的程度，韦应物提出了辞去洛阳丞的请求。那时的作品《任洛阳丞请告》（卷八）充分表达了诗人当时的心情。诗云：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
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
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
诗人以违背自己的性格或信条，迎合时流，对宦官阿谀奉承为可耻。诗人这种作为有良知的官吏的立场和吏德在富有说理性的开头就表现得极为鲜明。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诗人追求自然，反对人为的这种贯穿其生涯的生活理念。诗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早春返回家园杜陵，与家族团员的生活。诗的末尾“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二句，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在与现实一再发生龃龉之后，表达出了一种隐居的厌世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志向逐渐向隐居开始倾斜了。
从“养病绝嚣尘”一句看，韦应物把自己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龃龉看作是“病”，为了养“病”而退隐。辞掉洛阳丞以后，经过河南府兵曹参军，韦应物一时寄寓在洛阳东郊的同德精舍。这个时期诗作也逐渐开始增加。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到自退职至隐居时的心境。
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云“那能顾蓬荜”。直寄鄙怀，聊以为答（卷五）：
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
枉兹芳兰藻，促我幽人策。
冥搜企前哲，逸句陈往迹。
仿佛陆浑南，迢递千峰碧。
从来迟高驾，自顾无物役。
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
晨兴涉清洛，访子高阳宅。
莫言往来疏，驽马知阡陌。
初夏辞掉官职（河南府兵曹参军），寄寓在同德精舍，与僧侣共同生活。君寄来诗，请我过访。你的诗搜求悠远的境地，可以企及前贤，优雅的诗句陈述往昔之事。那陆浑之南层层叠嶂就好像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来访，既然是抛弃了官爵的身子，就不会被外物束缚。山水自然才是心安神悦的地方，不会为仕宦所心动。我决定渡过清澈的洛水，去贵府拜访君。请不要埋怨往来不多，因为想到道路遥远我乘坐的驽马就不肯前行了。
在寺院的闲居，对山水的爱好，对出仕的淡漠，都是诗人在后来的屏居生活中所追求的。大概从作洛阳丞后的三、四年，于大历初年辞了官。再经过几年，辞掉了河南府兵曹参军之职，而寄寓在同德精舍。
三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洛阳丞离任后的生平事迹不详。回到长安，以后客游江淮，其余也不明。“家贫无旧业，薄官各飘扬。……何时共还归，举翼鸣春阳。”（卷二《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穷通非所干，局促当何为。……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卷七《洛都游寓》）这些诗句描述了诗人生活的窘困之状，吐露了不得志的心情。
蛰居数年后，大历七年（772）前后韦应物就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大历九年（774）就任京兆府功曹。从此以后，他的仕宦之途就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历十年（775，41岁），相继任高陵县令（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京兆下畿县。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的高陵县），兼鄠县令（同上，畿县。现在西安市西南），栎阳县令（同前，畿县。现在西安市东北），与其后的滁州刺史等外任相连续。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出任京兆府功曹的仕官是将其生涯前后一分为二的一件大事。
这一次的出仕大概受到了当时京兆尹黎干的推荐。《秋集罢还途中作谨献寿春公黎公》（卷二）云：“束带自衡门，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鉴，举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两无施。何以酬明德，岁晏不磷缁。时节乃来集，欣怀方载驰。平明大府开，一得拜光辉。温和春风至，肃若严霜威。”由此可知，京兆府功曹的任官有赖于寿春公黎干之力。再有，在《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卷六）中有“宁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历阶存往敬，瞻位泣余哀。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之句，在凭吊中表达了对黎干的永远敬爱之情。得到黎干的知遇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呢，还是以前已经开始了呢？关于这一点虽然不明详细，但从寄给黎干之子黎煟的诗作来看，或许是通过黎煟的中介受到知遇的〔7〕。
黎干的为人，根据正史（《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的记载，大致有两种形象：一种如“颇以治称”（《新唐书》）、“人颇思干”（《旧唐书》）所记载的那样，说他是施行善政的好官，还有具体的政绩记载。另一种说他“性贪暴，既复用，不暇念治，专徇财色，附会嬖近，挟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新唐书》），是一个佞臣。这种具有绝然相反的两种面孔是有其理由的。即代宗朝宦官刘忠翼阴谋策划废除东宫李适即后来的德宗，阴谋败露后，受到牵连的黎干于德宗即位的建中元年（780）被赐死于蓝田驿，玷污了晚节。作为叛臣的人物形像可能受到了与围绕德宗践祚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作为良吏的形像大概与韦应物所称扬的相近。
黎干的关照与举荐，对蛰居多时的韦应物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倚靠。黎干于大历十四年（779）三月由河南尹严郢替代，离开了京兆尹之职（《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他的离职对韦应物来说，不仅失去了可以倚靠的后盾，甚至有可能受到牵连。与黎干离开京兆尹之职相呼应，韦应物辞掉了栎阳县令，在善福精舍隐居起来了。叙述其经过的诗作《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云：
结发事州县，蹉跎在文墨。
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
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
独此抱微痾，颓然谢斯职。
世道方荏苒，郊园思偃息。
为欢日已延，君子情未极。
驰觞忽云晏，高论良难测。
游步清都宫，迎风嘉树侧。
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
自乐陶唐人，服勤在微力。
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
成人以来，作为州县的官吏，送走的是整日于文书之间忙忙碌碌的不如意生活。自己并不是没有飞翔高空的青云之志，只是没有特别的后盾。开头的这四句叙述了对自洛阳丞、高陵县令以来容易栽筋斗的官吏生活的感想，同时也是对这次屏居与黎干没有关系的一种苦涩表白。
接下来四句是说虽然德宗践祚，使自己遭逢给万物带来恩惠的圣明之世，但却受之不起。
接下来的八句描写自己退居好似天帝居住的“清都宫”的道观、寺院以及与之相连的“郊园”，与友人的郊游和高谈阔论。诗的后半描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伫立神思古人的营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同上卷一《劝农》）等诗句表明的那样，陶渊明辞掉官位返回田园后构筑起了独自的世界。不难看出，在韦应物的这种表现背后存在着作为先达的陶渊明的巨大影响。
最后二句是对身在官途而彷徨于出处进退之间的友生的鼓励之辞，同时也可以说是诗人认识到了“出处两得”，并以此为目标的表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不肯枉屈自己来面对与现实之间的龃龉的生活态度看作是“抱微痾”。这与辞掉洛阳丞时“养病绝嚣尘”（卷八《任洛阳丞请告》）正是同样的表现。可以说与陶渊明说的“养真”（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的认识是相近的。根据《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这首诗的自注，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辞，归善福精舍”，这首诗作于七月二十日。其“病痾”的养生之处可以推定为“郊园”，具体而言就是善福寺。
四 “养病”与屏居
侍卫时玄宗的崩殂，洛阳丞时期因惩处神策军的横暴而引起的与宦官、河南尹之间的冲突，京兆府功曹时期与黎干的别离和受牵连的恐惧，这些恐怕都是辞职的直接动机吧。然对于韦应物来说，这些都是基于自身的正义感、处世观的出处进退。也就是说，这是不肯枉屈自己的天性，不肯阿世苟活的生活态度的表现。韦应物认为自我折节屈求名禄是“病”，主张这种“病”应该在自适的环境中治养。这种“养病”的说法，与把涵养保全与生俱来的自然之性、素朴说成“养素”、“养拙”是很相似的。说“养病”或者“称疾”，虽然是汉代以降出于不得已而又只想平静地辞掉官职时常用的借口，而对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来说，也是探索悠然自适之路的方便之辞吧。这里试举几个有类似表现的诗例。大历初期，辞掉洛阳丞闲居时的作品《寄冯著》（卷二）诗云：
春雷起萌蛰，土壤日已疏。
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闾。
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
披衣出茅屋，盥漱临清渠。
吾道亦自适，退身报玄虚。
幸无职事牵，且览案上书。
亲友各驰骛，谁当访弊庐。
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广除。
这是寄给作者的好友洛阳尉冯著的诗：一声春雷使草木虫类苏醒，冰冻板硬的土壤也开始变得松软。际会圣明之世，在野就不可能会有被遗忘的才俊之士。像我这样闲居自适，目的也只是顺从自己本来的天性，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心满意足。披上衣裳，走出茅屋，以清清泉流，洗脸漱口。唯有悠然自适才是我的道路，隐退林泉，保全“玄虚”。不为杂务困扰，可以阅览书籍。朋友们奔走于官务，没有人来过访我这草屋。现在明月当庭，你真让我思念。
虽然际会圣明之世，而对蛰居之身作了客观的描写。远离奔走于世务的朋友，寄身于“茅屋”、“弊庐”，其理由就是韦应物想追求“遂天性”、“自适”、“保玄虚”。这些词语想要表达的是，使生来就有的天性不受到损害，按照这样的天性去生活，尊重自己的个性，不扭曲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达到这样的状态。“真性”之语见于《庄子·马蹄》篇，“自适”见于《庄子·骈拇》篇。“玄虚”本来指的是深不可测，虚静无为的老子之道、庄子言说，而这里好像可以把它看作支撑其闲居的理念。
下面来读一读《闲居赠友》（卷二）。诗云：
补吏多下迁，罢归聊自度。
园庐既芜没，烟景空淡泊。
闲居养痾瘵，守素甘葵藿。
颜鬓日衰耗，冠带亦寥落。
青苔已生路，绿筠始分箨。
夕气下遥阴，微风动疎薄。
草玄良见诮，杜门无请托。
非君好事者，谁能顾寂寞。
即使被授予官位也常遭左迁，抛弃官职聊为反省自己的生活态度。故园已经荒芜，烟霭的景色也是淡淡映现。闲居中疗养不善处世之病，坚守自己的天性，甘于贫穷的生活。容颜越来越消瘦衰弱，官途也受挫折。庭院小道已生苔绿，丛丛绿竹节节长高。傍晚时分暮色笼罩大地，微风吹拂着疏林。所作诗章也真让人笑话，杜门闲居而没有仕宦的依赖。假如不是像你那样的好事者，有谁来过访我这个“寂寞”之家呢？
如诗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首抒发闲居感想的诗作。从诗中“养痾瘵”与“守素甘葵藿”相对应这一点来看，这“痾瘵”明显不是如文字所显示的疾病的意思。上面这首诗大概是建中元年（780）沣上闲居时的作品。表现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还有下面这些诗句。寓居同德寺时带有揶揄口吻说自己“杜门非养素，抱疾阻良宴”（卷二《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假寓善福寺时，有“弱志厌众纷，抱素寄精庐。皦皦仰时彦，闷闷独为愚”之句（卷五《善福精舍答韩司录清都观会宴见忆》）、还有“微官何事劳趋走，服药闲眠养不才”（卷五《假中枉庐二十二书亦称卧疾兼讶李二久不访问以诗答书因以戏李二》）、“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园林养愚蒙”（卷五《答畅校书当》）、“野寺望山雪，空斋对竹林。我以养愚地，生君道者心”（卷五《酬令狐司录善福精舍见赠》）等诗句，“抱素”、“养不才”、“养愚”等都是表示隐居目的的词语，大多是如前所述的仕宦中发生的龃龉或冲突的结果。要求实现善政并为之而出仕时的韦应物表现出了他的执着，而因挫折而卸任时的韦应物却是恬淡自适的。那么，韦应物屏居的基础是什么呢？
“养素”一词见于嵇康《幽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之句，是涵养天然本性的意思。“抱素”的意思也与之相同。“闷闷独为愚”一句以《老子》（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一段为出典，强调自己的愚昧。“养愚蒙”、“养蒙”之语想必依据的是《易》蒙卦彖传中的“蒙以养正，圣功也”，还有疏中的“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周易正义》卷三）的说法。“养不才”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吧。
与“闷闷”相对的“昭昭”，如《庄子》中所说的“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山木）的那样，是夸耀才智的意思。
仕途受挫，其后隐居中的精神寄托、心态的平衡，依赖于“愚蒙”、“不才”、“愚”为代表的反价值的言辞，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老子》所说的“闷闷”是与有为之才干相比，把无能的“我”作为“顽”（顽迷，固执）、“鄙”（土里土气）而加以强调，具有与他者相对的意义和价值，“保养”这些意义和价值，与其说是隐居中消极的处世，无宁说是积极地退隐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在职时韦应物所经历的挫折是何等之大。
前面所引《闲居赠友》的第十三句“草玄良见诮”中的“草玄”，其出典见于《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下）中的“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的记述，通常用来表现淡于功名而用心著述。韦应物所使用的这一词语，想必也是把闲居时的意境看作“玄”，而要把这“玄”文字化的意思。
末句中“寂寞”一词的使用，与扬雄《解嘲》（《文选》卷四十五）中的“惟寂惟漠，守德之宅”，《汉书·扬雄传》中的“惟寂寞自阁投”等句中的意思不无关系。同时，在诗人的意识中，《庄子》（天道）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寂漠无形，变化无常”（天下）这些言辞肯定是存在的。
“寂寞”也通于佛教的“寂灭”（心归于静的状态。解脱烦恼后的最终平静。彻悟的境地）。韦应物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王维有“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三《蓝田山石门精舍》），“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卷之五《偶然作六首》其三）等表现，再有歌咏山居心情的作品中有“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卷之七《山居即事》）的诗句〔8〕。
所谓“草玄良见诮”，大概说的是诗人对隐居中的这些诗作的投入，其口吻是谦逊的。仕途上遭到挫折时，韦应物借“养病”而屏居，在屏居生活中想通过“玄虚”的境界来展示他自己的世界。对诗人韦应物来说，这就是在治疗他自己的“病”。这首诗只是这种“养病”的象征性表现。说“寂寞”，说“玄虚”，未必就是老庄所说的意思，应该说是玄妙的真理、深奥的境界。当然，这不是说与老庄思想、佛教的思维完全没有关系。
韦应物的屏居全都在寺院，至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五 “寺院诗”及其描写对象
〇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
（卷四《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
〇远迹出尘表，寓身双树林。
（卷五《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
〇即此尘境远，勿闻幽鸟殊。
（卷七《庄严精舍游集》）
〇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
（卷七《再游西山》）
〇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
（卷七《秋景诣琅琊精舍》）
〇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
（卷七《神静师院》）
〇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
（卷七《同元锡题琅琊寺》）
如在上面这些诗句中看到的那样，韦应物把寺院看作是避开俗尘的静寂之地，超越名利的“清境”（卷七《慈恩精舍南池作》“清境岂云远，炎氛勿如遗”），与之相对，把处处受到掣肘的尘世看作“尘境”（卷八《郡中西斋》“似与尘境绝，萧条斋舍秋”）。这样的认识是以一般的寺院、道观为题材的诗的常套，〔9〕决不是韦应物的独特之处。但是，我们可以把由“清”与“尘”的对峙认识而持有的作诗态度和以寺院为题材的诗作之多看作是形成韦应物诗风基本的重要条件。韦应物的诗篇五百七十首中，除开特殊的杂拟二十一首和歌行体诗四十六首之外，其余的五百零三首中，从诗题看与寺院相关的诗作所占的比例如下〔10〕。在寺院所作的诗五十一首（约10％），寄给僧侣（包括居士）的诗十六首（约3％），在道观所作的诗五首（约1％），赠给道士（包括庶士）的诗作六首（约1％），总计七十八首。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些诗作称为“寺院诗”。这些所谓的“寺院诗”占整个诗作数的比例超过15％。其他还有诗题中虽然没有明说寺院或与寺院有关的事情，而从内容上看明显是在寺院写的作品，所以实际的数字还要高于总计之数。
作为比较参考，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并称为“王孟韦柳”，得到“冲淡清真”评价的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诗中的相关诗作的比例概数罗列于下：王维四百七十八首中有二十七首（约5.6％），孟浩然二百六十三中有二十八首（约10％），柳宗元一百八十一首中有十五首（约8.2％）〔11〕。因为诗篇总数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概的参考还是可以的。在寺院诗这一点上，韦应物特别显著。特别是王维其诗篇总数与韦应物相近，以维摩诘为号，一般认为他比起韦应物来皈依佛门更深，而两人寺院诗的比例倒是韦高于王，这个问题意味深长。
以寺院（包括道观）为题材作诗，这并不是弘扬教理或救济众生，也不是直接表明对佛教的信奉或皈依。这只要读一读这些寺院诗就会不言自明。就是说，以寺院为作诗题材只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酝醇出作为幽寂高远境界的具体所在的氛围而已。但是，就是这样诗人还是大量写作了寺院诗，这说明诗人被寺院特有的环境或者境地所营造出的氛围所吸引，对它独有所好，所以才常常以此作为诗的题材。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的这种特别好尚。寺院诗虽然是被广泛认可的题材之一，就像在边塞诗、闺怨诗中有取得独特成就的诗人一样，对韦应物来说寺院诗正是他描写出独特意境的得心应手的好题材。
如前所述，对于埋头于描绘“玄虚”、“寂寞”的境地，以此来消遣隐居的无聊的诗人来说，现实的寺院与这种境地大概是最为相配的吧。
唐代中叶以后显现的文人寺院山居的风尚虽然是后来书院形成的远因，也与寺院诗有着一定联系。作为隐居之地，韦应物选择了寺院，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也是有关系的〔12〕。在我们看韦应物“寺院诗”诗境的时候，就来把它与同时代的寺院诗作一个比较。既然作比较，与几乎生活在同时代而且有交游关系的大历十才子作比较应该是较为妥当的。十才子中，韦应物与吉中孚、夏侯审、司空曙、崔峒等有直接的交游，与李端、卢纶等则拥有冯著、畅当、阎宷、秦系、丘丹等共同的友人，可以看到他们之间间接的交游。而且，十才子的诗在对社会的关心、隐逸诗、大量的送别寄赠诗等方面与韦应物的类似点很多〔13〕。首先这里随举《与卢陟同游永定寺北池僧斋》（卷七）作为韦应物“寺院诗”的诗例。这首诗是他诗作中最多的五言律诗，是晚年之作。诗云：
密竹行已远，子规啼更深。
绿池芳草气，闲斋春树阴。
晴蝶飘兰迳，游蜂绕花心。
不遇君携手，谁复此幽寻？
这是与外甥卢陟的同行之诗：穿过苍郁的竹林，听闻子规的叫声。永定精舍的北池，充满了芳草的气息，僧斋荫蔽在树木之中。蝴蝶在开着兰花的小道飞舞，蜜蜂围绕着花心绕圈。要不是与君一起同游，也不会来领略这幽远的氛围。
宋人刘须溪关于开头二句说：“情景至处，又要次第，合有一诗内次第，一句内次第。”（《刘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卷七）明代袁宏道评此诗说“造句入自然之妙。”（《参评韦苏州集》）正如他们所评论的那样，这首诗通过寺院周围的风景描写，细腻地描述了作者的心情为自然界的活动所吸引的过程。
再引一首《神静师院》（卷七）。诗云：
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气微。
经声在深竹，高斋独掩扉。
憩树爱岚岭，听禽悦朝晖。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
“神静”可能是沣上善福寺的僧徒。这首诗歌咏了其别院的景色：青苔生遍幽巷，树木微宿露气。读经之声响彻竹丛，僧房之门紧闭，与俗界相隔。一边在树荫下休息，一边欣赏着山岚之气，倾听山鸟的鸣声，在朝阳的光辉中忘记了自我。进入这种静寂的境地，就能够住在与俗界大不相同的世界。
“静中趣”直接指的虽然是寺院的景状，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与理想的隐栖环境相联系的趣来考虑。
在回绕寺院的幽寂之中，我们可以知道诗人在追求自己的意境，并把它作为诗要描写的对象。这与大历十才子的“万峰交掩一峰开，晓色常从天上来。似到西方诸佛国，莲花影里数楼台”（《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九，卢纶《题悟真寺》）、“暂别青蓝寺，今来发欲斑。独眠孤烛下，风雨在前山。坏宅终须去，空门不易还。支公有方便，一顾启玄关”（同上卷二百八十五，李端《宿云际寺赠深上人》）、“僧家竟何事，扫地与焚香。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长。向晚禅堂掩，无人空夕阳”（同上二百九十四，崔峒《题崇福寺禅院》）等主要以寺院为题材的诗作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韦应物的寺院诗不是在描写寺院是什么或是怎样的，他的重点是放在自己所追求的诗境的构筑上的。这不仅是因为比起十才子来大量创作寺院诗的韦应物对描写对象有其独特深入的理解，所追求的东西与常人不同，而且还因为他描写寺院诗的视点与描写山水诗的视点是一样的。
作为韦应物诗语的特色，以前已经有人指出他爱用“幽”、“清”等词语〔14〕。这些词语的多数见于“寺院诗”的描写对象中，大多用来表现所写对象境地的清净幽寂〔15〕。说“幽”也好，说“清”也罢，多数指的是避开嚣尘而隐居之地的清明幽玄。韦应物把名利官禄看作“尘世”、“尘表”，把受其使役掣肘的精神比作“尘虑”、“尘妄”，而其对立面正是这种清明幽玄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慰藉“尘虑”、“尘妄”的精神，能够把它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在“寺院”诗中可以明显看到的“静境”、“幽境”的志向，使得本来作为幽邃闲寂世界的寺院成为了诗的题材。同时，这种志向当然也体现在如“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虑”（卷七《游龙门香山泉》）那样的山水诗里〔16〕。在山水诗中所出现的世界与“寺院诗”之间已经不能引线划界了。
结束语
世事受到挫折时退隐，这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厌世观的处世术。韦应物的屏居大概也离开不了这个图式。但是，他隐居的地方，先不问是不是真实的栖息处，而几次都是寺院这一点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在寺院创作的诗才是真正体现韦应物诗风自然诗之一斑的。韦应物在“寺院诗”方面创造了他独到的境界，无视他的寺院诗就不能谈他的诗。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情景一致，物我一体的境界，诗人自己则用“闲游忽无累，心迹随景超”（卷二《沣上西斋寄诸友》）、“景清神已澄，事简虑绝牵”（卷六《晓至园中忆诸弟崔都水》）、“物幽夜更殊，境静兴弥臻”（卷七《秋夕西斋与僧神静游》）等诗句来表达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具体存在就是寺院，把它描写出来就是诗人隐居的目的，也是屏居的成果〔17〕。
后来主张“诗禅相关”的批评家们大多把韦应物作为其先声，其主要理由大概也正在于此吧〔18〕。
注：
〔1〕参照拙稿《讽谕诗考——以韦应物的歌行、杂体诗的影响为中心》（《中唐诗坛的研究》第Ⅱ部第二章）。再有，关于白居易所说的“兴讽”诗的论考有《论韦应物的“兴讽”诗》（汤擎民，《文学遗产》1981年第三期）。
〔2〕近年代表性的年谱有以下数种：《韦应物事迹考述》（孙望，《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一期。后来收入《蜗叟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韦应物事迹系年》（罗联添，《幼狮学志》第八卷第一期，1969，3。后来收入《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学海出版社，1986年）、《韦应物系年考证》（傅璇琮，《文史》第五辑，1978，12。后来收入《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廖仲安，《文史》第十一辑，1981，3）、《韦应物评传》（姜光斗《佛理、唐音、古典美学》，南京出版社，1991）、《韦应物集校注》收载之《简谱》（陶敏、王友胜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起草本章时，于上述诸谱颇受得益。
〔3〕关于宝意寺由《经武功旧宅》（卷六）、《登宝意寺上方旧游（寺在武功，曾居此寺）》（卷七），关于扶风精舍由《过扶风精舍旧居简朝宗巨川兄弟》（卷二）窥而得知。四禅精舍由寄给朝宗、巨川兄弟的怀旧之作《四禅精舍登览悲旧寄朝宗巨川兄弟》（卷二）类推之。
〔4〕“广德元年，代宗避难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寖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5〕关于诬陷仆固怀恩的骆奉先，根据《新唐书》（卷二十）程元振传的附传记载，其害民极甚，可以窥见一个贪得无厌，以军祸民的宦官形象。“永泰中，以吐蕃数惊京师，始城鄠，以奉先为使，悉毁县外庐舍，无尺椽。”
〔6〕《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曹瞒传》云：“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7〕《杂言送黎六郎寿阳公之子》（卷四），《送黎六郎赴阳翟少府》（卷四）。
〔8〕考察唐诗中“寂寞”的意思时，王维的诗值得参考。例如“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中华书局。卷之十《早秋山中作》），“胡生但高枕，寂寞与谁邻”（卷之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等，都是象征作为隐居者或者作为佛道修行者的居处或世界的词语。铃木修次氏关于王维的“寂寞”有如下论述：“王维又在‘寂寞’这个词语中加入了他自己独特的意味。对于王维来说，‘寂寞’未必是作为消极的价值的东西来认识的。王维是把它作为给自己带来心的平静、安定的积极的价值的东西来把握的。这本来是老庄之徒所抱有的价值观。……想要在‘寂寞’中承认其积极的价值这种倾向虽然不能说是王维的独特之处，但是要想理解潜在于王维心中的波纹，那么就不能无视它。”（《唐代诗人论》上卷所收《王维的诗风》。凤出版，1973）
〔9〕参照津田左右吉《唐诗中出现的佛教与道教》（《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九卷所收）。
〔10〕关于韦应物的作品总数都是根据拙稿《韦应物传记传本考》（《国学院杂志》第七十九卷第十号，1978）所定的数字。
〔11〕关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的作品数，为了方便起见，根据的分别是《王维诗索引》（京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1952）、《孟浩然诗索引》（中国学术考究会，汲古书院，1981）、《柳宗元诗歌索引》（前川幸雄编，朋友书店，1980）中定的数字。
〔12〕参照严耕望《唐人多读书山寺》（《大陆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51），及同氏《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下册，1959）。
〔13〕参照《关于“大历十才子”的评价问题》（陈庆惠，《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四辑），《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丁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5，第三期）。
〔14〕在论说韦应物诗的时候，一般以“清绝”评之，而以“幽”、“清”作为韦应物诗语的特色的观点有以下诸氏。大野实之助氏（《王右丞与韦苏州》《早稻田大学国文学研究》第十九集，1959。特别是关于幽有详细论述）、深泽一幸氏（《韦应物的叙情诗》《飙风》第七号，1975。论及清与幽）。
〔15〕顺便根据《韦应物诗注引得》（Thomas P．Nielson编，中文研究资料中心研究资料丛书，1976年。以《四部备要》为底本。诗篇总数五百五十三首。但是，引得也包括韦应物与其他作家的唱和之作，这些当然被除外了。另外，在小考中根据四部丛刊本、全唐诗本、以及其他版本考证追补了补遗作品）的统计，在“寺院诗”中最多的“在寺院所作的诗”五十一首中，“清”字十八例（35％），“幽”字二十三例（45％）。再有，在诗篇总数五百七十首所占的比例，“清”字一百四十例（约24％），“幽”字一百零八例（约19％）。“寺院诗”中“幽”、“清”的多用是很显著的。
〔16〕直接说到山水的还有“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卷五《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云“那能顾蓬荜”。直寄鄙怀，聊以为答》）、“所爱为山水，到此即淹留”（卷七《游西山》）等。
〔17〕表示“境”与“心情”的关系的言说，就管见所及范围列举于此，作为本文的参考。欧阳詹“境闲知道胜，心远见名浮”（《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九《和严长官秋日登太原龙兴寺阁野望》）、刘禹锡“人稀夜复闲，虑静境亦随”（《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五《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等。
〔18〕关于韦应物的评价，特别是关于“王孟韦柳”之评，请参考拙稿《“王孟韦柳”论考》（国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十四辑，1983）。另外，《韦应物集校注》（陶敏、王友胜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附载“五，评论”、《韦苏州诗校注》（阮廷瑜校注，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0）附录三“诗话汇辑”中可以概观历代对韦应物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