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应物的诗
——以屏居的涵义为中心
前 言
对韦应物诗的评价，可以说已尽于白居易的这段评论。白居易说：“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徵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与元九书》）乐天所说近于“兴讽”的歌行指的就是与他自己新乐府相联系的所谓“讽谕诗”，“高雅闲澹”的五言诗又相当于他自己的“闲适诗”，白居易是把韦应物作为实践“兼济与独善”的先驱者来评价的。文中所说的“兴讽”指的就是具有《诗经》以来诗歌传统中批判精神的作品，具体而言，它与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中的“寄兴”之语、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中所指出的“讽诗”概念是同一个意思。
讽谕与闲适对峙的认识作为白居易的文学理论是众所周知的，同时这种精神影响非常深广，成为中世至近世文人的规范。特别是作为其先驱的韦应物的诗可以说在中唐留下了他自己独特的足迹。关于对白乐天讽谕诗的影响以及在中唐诗坛上所占有的地位将在别稿讨论〔1〕，本章专就其“高雅闲谈”的独特诗风的形成进行考察。
一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在韦应物约六十年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仕宦与屏居相互交替的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就其主要的来说，如二十七岁时就任洛阳丞与其后在同德精舍的寓居；三十五岁后的京兆府功曹及高陵县令兼鄠县县令的任官与其后在善福精舍的退居；四十五岁时从比部员外郎到历任滁州、江州刺史之间的滁州南岩寺的暂住；晚年从左司郎中到苏州刺史退任后的永定寺的闲居等。既然他的屏居都是相隔在仕宦之间，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在寺院的屏居是偶然的了。而且，每次屏居的时候诗作不少，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韦应物的诗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韦应物生平经历中屏居所具有的意义。
韦应物的传记研究始于宋代王钦臣、沈作喆、姚宽等人，他们采取的是根据诗篇能够推定的事迹连缀而成的系年法。现在的传记研究基本上也与之相同〔2〕。就是说，明确的足迹以点表示，然后由这些点连结成线。虽然连结点的线未必一定能够成立，但是因为正史中没有留下他的传记，这种方法也是妥当的，或者说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此，笔者准备从二十、三十、四十岁段的事迹中对他的屏居动机进行考察。
出身于名门逍遥公房韦氏，年轻时由门资荫任三卫（勋卫），作为侍卫直接仕于玄宗皇帝的韦应物，度过了憧憬任侠的得意少年时代。其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韦江州集》卷五《逢杨开府》）然而，安史大乱，明皇崩殂，他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贵族出身的门荫官僚，从朝廷内部亲身经历大乱的体验使他后来作为诗人的生涯受到了很大影响。宋人沈作喆描述此时韦应物的情况时说：“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补韦刺史传》）韦应物自己在诗中也这样描述道：“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同前引诗《逢杨开府》），以自嘲的口吻记录了他自己人生中的巨变，而且初学作诗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中所说的“憔悴被人欺”一句，让人感到作者此前的生活基石和人格尊严被彻底动摇，所以面对时代的巨变而显得束手无策的同时有着自我反省和强烈愤恨。由此可知，此时的韦应物因为玄宗的死而失去了政界的庇护，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如前所述，以后反反覆覆出现的仕宦之间的屏居就始于此。据推测，“失职流落”的韦应物这个时期寄寓在武功（现在陕西省武功县东方）的宝意寺，或者与此前后寄寓在扶风精舍（扶风即现在陕西省扶风县）、四禅精舍等寺院〔3〕。
玄宗死后的屏居可以认为是因为失去了侍卫之职，对于籍贯在京兆府万年县杜陵的韦应物来说，也许有投靠眷属的意思。当时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这个时期的事迹也都是根据怀旧之作推测的，很难知道诗人当时的心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安史之乱到玄宗驾崩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接受严峻考验的时期。可以说，这个时期身份转变后的自我反省使得他从一个傲岸不羁的少年朝着后来的诗人形象发生转变。
二 洛阳丞——同德精舍
玄宗驾崩的翌年，韦应物于代宗广德元年（763）被任命为洛阳丞。安史之乱的余烬燃烧着的两京地方一片混乱，此年十月九日，领土接界的吐蕃趁中原板荡之机，掠夺了河西、陇西，并欲攻陷长安。这时期的作品《广德中洛阳作》（卷六）作为身在战火中的洛阳次官记述了就任当时的状况。诗云：“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辑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洛阳正处于“苦酸”的状态。唐代宦官掌握兵权始于安史之乱时的李辅国，后来波及至程元振、鱼朝恩。曾经是地方军的神策军以吐蕃入侵为契机成了天子的禁卫军，而其指挥大权却由宦官执掌，这就成了宦官专权的起因〔4〕。韦应物被任命为洛阳丞的这一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怨恨骆奉先的诬奏而举旗倒戈，于是神策军的横暴就呈愈演愈烈之势。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回纥兵和神策军在宦官的专横下替代反乱军将洛阳城烧杀抢劫，虏掠一空〔5〕。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宝应元年十月条记载：“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韦应物所说的“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大概描写的就是神策军横行残暴之状吧。回纥兵和神策军不仅被作为治疗威胁唐王朝生命的大病即安史之乱的药石，而且其自身变为剧毒开始危害起唐王朝的肠肚来了。再有，诗中比喻为玉和石的天子军和反乱军都因相继内讧而遭失败。特别是由天子肆意授权的宦官专心于扩大各自的权势，大饱私囊，而对战火下受尽苦难的民众却毫无半点关心。这种现实与韦应物的政治态度之间的龃龉越来越严重，他竭力追求实施仁政，想解决这种矛盾。关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沈作喆的《补韦刺史传》中有如下记载：“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这段记载沈作喆是根据《示从子河南尉班并序》（卷二）作成的。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的韦应物的政治态度。诗序及诗云：
永泰中，余任洛阳丞。以扑抶军骑。时从子河南尉班亦以刚直为政。俱见讼于居守，因诗示意。府县好我者，岂旷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
同占朱鸟克，俱起小人言。
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
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
韦应物与担任维持洛阳治安的外甥班一起，对危害民众的由宦官率领的神策军进行了惩处。诗中的“悬棒”来自曹操就任洛阳北部尉时，衙门左右挂有五色棒，用此棒对犯法者进行审讯的典故。〔6〕这样做的结果，因为“类触藩”，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自己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境况。“刚直”、“拙直”、“公方”等词语都表示了韦应物对正义的坚持。就是说，处于作为天子股肱而应该实行善政的自己的立场与得到天子宠爱而反复进行掠夺的宦官、神策军之间，韦应物于正义求得精神的支持并进行了实践。最后二句，“林下”（辞官隐退之处）与“府廷恩”虽是对立的表现，而在这种出仕与隐居的出处观中，希望恢复朝政的诗人的执着则显得更为强烈。
不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可以忍受的程度，韦应物提出了辞去洛阳丞的请求。那时的作品《任洛阳丞请告》（卷八）充分表达了诗人当时的心情。诗云：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
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
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
诗人以违背自己的性格或信条，迎合时流，对宦官阿谀奉承为可耻。诗人这种作为有良知的官吏的立场和吏德在富有说理性的开头就表现得极为鲜明。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诗人追求自然，反对人为的这种贯穿其生涯的生活理念。诗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早春返回家园杜陵，与家族团员的生活。诗的末尾“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二句，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在与现实一再发生龃龉之后，表达出了一种隐居的厌世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志向逐渐向隐居开始倾斜了。
从“养病绝嚣尘”一句看，韦应物把自己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龃龉看作是“病”，为了养“病”而退隐。辞掉洛阳丞以后，经过河南府兵曹参军，韦应物一时寄寓在洛阳东郊的同德精舍。这个时期诗作也逐渐开始增加。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到自退职至隐居时的心境。
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云“那能顾蓬荜”。直寄鄙怀，聊以为答（卷五）：
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
枉兹芳兰藻，促我幽人策。
冥搜企前哲，逸句陈往迹。
仿佛陆浑南，迢递千峰碧。
从来迟高驾，自顾无物役。
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
晨兴涉清洛，访子高阳宅。
莫言往来疏，驽马知阡陌。
初夏辞掉官职（河南府兵曹参军），寄寓在同德精舍，与僧侣共同生活。君寄来诗，请我过访。你的诗搜求悠远的境地，可以企及前贤，优雅的诗句陈述往昔之事。那陆浑之南层层叠嶂就好像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来访，既然是抛弃了官爵的身子，就不会被外物束缚。山水自然才是心安神悦的地方，不会为仕宦所心动。我决定渡过清澈的洛水，去贵府拜访君。请不要埋怨往来不多，因为想到道路遥远我乘坐的驽马就不肯前行了。
在寺院的闲居，对山水的爱好，对出仕的淡漠，都是诗人在后来的屏居生活中所追求的。大概从作洛阳丞后的三、四年，于大历初年辞了官。再经过几年，辞掉了河南府兵曹参军之职，而寄寓在同德精舍。
三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洛阳丞离任后的生平事迹不详。回到长安，以后客游江淮，其余也不明。“家贫无旧业，薄官各飘扬。……何时共还归，举翼鸣春阳。”（卷二《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穷通非所干，局促当何为。……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卷七《洛都游寓》）这些诗句描述了诗人生活的窘困之状，吐露了不得志的心情。
蛰居数年后，大历七年（772）前后韦应物就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大历九年（774）就任京兆府功曹。从此以后，他的仕宦之途就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历十年（775，41岁），相继任高陵县令（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京兆下畿县。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的高陵县），兼鄠县令（同上，畿县。现在西安市西南），栎阳县令（同前，畿县。现在西安市东北），与其后的滁州刺史等外任相连续。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出任京兆府功曹的仕官是将其生涯前后一分为二的一件大事。
这一次的出仕大概受到了当时京兆尹黎干的推荐。《秋集罢还途中作谨献寿春公黎公》（卷二）云：“束带自衡门，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鉴，举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两无施。何以酬明德，岁晏不磷缁。时节乃来集，欣怀方载驰。平明大府开，一得拜光辉。温和春风至，肃若严霜威。”由此可知，京兆府功曹的任官有赖于寿春公黎干之力。再有，在《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卷六）中有“宁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历阶存往敬，瞻位泣余哀。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之句，在凭吊中表达了对黎干的永远敬爱之情。得到黎干的知遇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呢，还是以前已经开始了呢？关于这一点虽然不明详细，但从寄给黎干之子黎煟的诗作来看，或许是通过黎煟的中介受到知遇的〔7〕。
黎干的为人，根据正史（《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的记载，大致有两种形象：一种如“颇以治称”（《新唐书》）、“人颇思干”（《旧唐书》）所记载的那样，说他是施行善政的好官，还有具体的政绩记载。另一种说他“性贪暴，既复用，不暇念治，专徇财色，附会嬖近，挟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新唐书》），是一个佞臣。这种具有绝然相反的两种面孔是有其理由的。即代宗朝宦官刘忠翼阴谋策划废除东宫李适即后来的德宗，阴谋败露后，受到牵连的黎干于德宗即位的建中元年（780）被赐死于蓝田驿，玷污了晚节。作为叛臣的人物形像可能受到了与围绕德宗践祚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作为良吏的形像大概与韦应物所称扬的相近。
黎干的关照与举荐，对蛰居多时的韦应物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倚靠。黎干于大历十四年（779）三月由河南尹严郢替代，离开了京兆尹之职（《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他的离职对韦应物来说，不仅失去了可以倚靠的后盾，甚至有可能受到牵连。与黎干离开京兆尹之职相呼应，韦应物辞掉了栎阳县令，在善福精舍隐居起来了。叙述其经过的诗作《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云：
结发事州县，蹉跎在文墨。
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
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
独此抱微痾，颓然谢斯职。
世道方荏苒，郊园思偃息。
为欢日已延，君子情未极。
驰觞忽云晏，高论良难测。
游步清都宫，迎风嘉树侧。
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
自乐陶唐人，服勤在微力。
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
成人以来，作为州县的官吏，送走的是整日于文书之间忙忙碌碌的不如意生活。自己并不是没有飞翔高空的青云之志，只是没有特别的后盾。开头的这四句叙述了对自洛阳丞、高陵县令以来容易栽筋斗的官吏生活的感想，同时也是对这次屏居与黎干没有关系的一种苦涩表白。
接下来四句是说虽然德宗践祚，使自己遭逢给万物带来恩惠的圣明之世，但却受之不起。
接下来的八句描写自己退居好似天帝居住的“清都宫”的道观、寺院以及与之相连的“郊园”，与友人的郊游和高谈阔论。诗的后半描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伫立神思古人的营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同上卷一《劝农》）等诗句表明的那样，陶渊明辞掉官位返回田园后构筑起了独自的世界。不难看出，在韦应物的这种表现背后存在着作为先达的陶渊明的巨大影响。
最后二句是对身在官途而彷徨于出处进退之间的友生的鼓励之辞，同时也可以说是诗人认识到了“出处两得”，并以此为目标的表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不肯枉屈自己来面对与现实之间的龃龉的生活态度看作是“抱微痾”。这与辞掉洛阳丞时“养病绝嚣尘”（卷八《任洛阳丞请告》）正是同样的表现。可以说与陶渊明说的“养真”（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的认识是相近的。根据《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这首诗的自注，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辞，归善福精舍”，这首诗作于七月二十日。其“病痾”的养生之处可以推定为“郊园”，具体而言就是善福寺。
四 “养病”与屏居
侍卫时玄宗的崩殂，洛阳丞时期因惩处神策军的横暴而引起的与宦官、河南尹之间的冲突，京兆府功曹时期与黎干的别离和受牵连的恐惧，这些恐怕都是辞职的直接动机吧。然对于韦应物来说，这些都是基于自身的正义感、处世观的出处进退。也就是说，这是不肯枉屈自己的天性，不肯阿世苟活的生活态度的表现。韦应物认为自我折节屈求名禄是“病”，主张这种“病”应该在自适的环境中治养。这种“养病”的说法，与把涵养保全与生俱来的自然之性、素朴说成“养素”、“养拙”是很相似的。说“养病”或者“称疾”，虽然是汉代以降出于不得已而又只想平静地辞掉官职时常用的借口，而对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来说，也是探索悠然自适之路的方便之辞吧。这里试举几个有类似表现的诗例。大历初期，辞掉洛阳丞闲居时的作品《寄冯著》（卷二）诗云：
春雷起萌蛰，土壤日已疏。
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闾。
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
披衣出茅屋，盥漱临清渠。
吾道亦自适，退身报玄虚。
幸无职事牵，且览案上书。
亲友各驰骛，谁当访弊庐。
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广除。
这是寄给作者的好友洛阳尉冯著的诗：一声春雷使草木虫类苏醒，冰冻板硬的土壤也开始变得松软。际会圣明之世，在野就不可能会有被遗忘的才俊之士。像我这样闲居自适，目的也只是顺从自己本来的天性，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心满意足。披上衣裳，走出茅屋，以清清泉流，洗脸漱口。唯有悠然自适才是我的道路，隐退林泉，保全“玄虚”。不为杂务困扰，可以阅览书籍。朋友们奔走于官务，没有人来过访我这草屋。现在明月当庭，你真让我思念。
虽然际会圣明之世，而对蛰居之身作了客观的描写。远离奔走于世务的朋友，寄身于“茅屋”、“弊庐”，其理由就是韦应物想追求“遂天性”、“自适”、“保玄虚”。这些词语想要表达的是，使生来就有的天性不受到损害，按照这样的天性去生活，尊重自己的个性，不扭曲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达到这样的状态。“真性”之语见于《庄子·马蹄》篇，“自适”见于《庄子·骈拇》篇。“玄虚”本来指的是深不可测，虚静无为的老子之道、庄子言说，而这里好像可以把它看作支撑其闲居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