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位“西来和缓”

现今悬挂在协和大院门口的“协和医院别墅区”牌匾 韩方生 摄
病人在外科门诊部等待治疗

题记：

“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1867年，清代刑部尚书谭廷襄亲自登门，给英国大夫德贞赠送“西来和缓”颂匾。

要讲清楚协和医院与协和大院的历史，必须先要讲到三位早年来到中国的西方大夫，他们都是英国人，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接续了在中国创办医院及医学堂的事业。他们是：“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创办者威廉·雒魏林（Williiam Lockhart，1811—1896），北京“施医院”创办者约翰·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北京协和医学堂”创办者托马斯·柯克仁（Thomas Cockrane，1866—1955）。

1“.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创办者威廉·雒魏林（Williiam Lockhart，1811—1896）

那张十分有趣的老黑白照片，拍摄于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内。正有二三十位中国人坐在椅子上候诊，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甚至还有一位军人，似乎都是普通平民，穿着暗色布料短上衣、文明西式长裤，也有一两个穿长袍的，脸上的表情颇不愁苦，甚至还有点明朗与熙和成分，充满了期待。据说这家医院当年在北京开张时，着实让创办者雒魏林医生和其他英国人吃了一惊，他们本以为保守的中国人不会来求医，谁知病人乌泱乌泱的；而且人们对西医治疗的一切、包括开刀做手术并不害怕，都以为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猴子”是神医，能够包治百病呢——哈哈，我猜他们肯定想到了咱们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大师。那么，自从大清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将基督教、天主教等等传教士都驱离中国后，这家由“伦敦宣教会”洋教士建起的“北京华人医院”，又是怎么能够在北京开业的呢？

这个话题有点长，得从第一个到达北京的英国医生威廉·雒魏林说起：雒魏林1811年生于利物浦，早年在伦敦盖氏医院学习，1843年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也就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这是英国外科医生的最高荣誉了，我小时候就知道，该学会的中国籍唯一会员是我们协和大院的黄家驷教授。

1838年，27岁的雒魏林医生以医药传教士身份，被英国伦敦宣教会派驻中国工作。此后，他学习汉语，先后在广州、舟山、澳门、香港、上海、北京工作了20余年。1840年在舟山为中国人开办了第一所医院，惨淡经营半年后关闭，他辗转到香港行医并帮助管理那里的医院。1843年再度回到舟山，又在那里重新办起一所医院。然而他的福地到底不在舟山，1844年他到了上海，建起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后改名为上海仁济医院），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他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4年，自己和家人仅靠着教会给予的微薄薪金维持，但仁济医院从1844年开业到1904年的60年间，却一直对上门的中国患者免费；包括后来到医院来种牛痘的，尽管人数逐年增多，后来每年超过五千人，院方也一直坚持慈善之举，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仁济医院所有费用靠的是向中外各界化缘，财政一向不宽裕，1852年是个灾年，饥饿的灾民投奔而来，聚集在仁济周围求施舍，雒院长没有余款，便去向在沪洋商们募捐，然后用筹来的钱买米煮粥，一连向饥民施舍了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去了才停止……

1861年，已回英国3年多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的雒魏林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建立起“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这是他在中国建立的第四所西医院。原址在东交民巷英国使馆旁侧，房子是雒亲自选定的，由英使馆购得，租用给他的医院使用，该院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建成开业了，开设了内科、外科、眼科等科室，还创建起了病案管理制度——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源头！

1864年雒魏林在53岁时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医疗、神职以及著述工作，于1896年去世，享年85岁高龄。从1838年最初来到中国，他不断奔波于海上、陆地，艰辛创业，筚路蓝缕，自己和家人从未享受到什么吃喝玩乐乃至骄奢淫逸，却为中国建起了4所医院，个人接诊患者达20万人之巨，不管是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工、农、杂役、乞丐……他一律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之，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天职——的确，他是基督徒，他最初来中国是接受教会的委派，以教士身份来传道；但后来随着求医患者的大幅度增加，他把传教与行医分开，专门从事医务服务，全心全意为解除中国人的病痛而服务，且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医疗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06年，为表达对这位献身于中国医疗事业的英国医生的敬意，协和医学堂将其主楼命名为“娄公楼”（Lockhart Hall）。

2.北京“施医院”创办者约翰·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

这里先要讲一个题外人物：清代刑部尚书谭廷襄是咸丰和同治年间的朝廷重臣，曾在中俄疆界问题上绝不含糊，坚决坚持《尼布楚条约》的原则立场，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过贡献；但他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因固守与侵略者妥协态度、开战后又先自临阵脱逃而动摇军心，致使天津大沽口炮台失陷，后被朝廷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他对所有洋人一直持敌视态度，这是可以想见也可以理解的，然而，后来却因为英国的德贞医生而有所转变。事情出在1867年，谭尚书的9岁儿子在玩洋铳枪时，不小心射穿了自己的胸部，“洞穿腹膈，气已濒绝”，在没有办法的危急关头，他只能同意请洋大夫用西医的手术方法抢救。没想到儿子真被救活了，且不到10天便“肌理如初”，不久就活蹦乱跳了。于是，谭廷襄一改以往对洋人的态度，两次上门拜访德贞的“施医院”，第一次是上门致谢，第二次专程送去礼物和颂匾。礼物中有葡萄酒、玉饰、茶叶，甚至还有道光帝赐给他的东西；颂匾用上好的楠木制成，上面题着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手书的“西来和缓”四个大字，“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此处用他俩比颂德贞医生，既显示博古雅意，又可见评价之高。

德贞医生全家

这位德贞，就是经过雒魏林医生的推荐，来到北京接替他的继任者。约翰·德贞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人都加入的长老会成员，曾经学习医学、神学与文学，1862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系硕士，毕业后立志投身海外医疗传教事业。1863年由伦敦宣教会派往中国，先在山东芝罘开设医馆，又于1864年受命抵京。他全面继承了雒魏林在京的医学事务，接管“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并任院长，同时兼任英美使馆的私人医生。据说，他“学识超群，信仰坚定，疾恶如仇，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出色的医术让他得以从容地游走于清廷各派显要权贵的家中，他用手中的柳叶刀化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西方文化的戒备和偏见之心，超越了传统习俗乃至消弭信仰冲突，被尊称为‘西来和缓’。”

1865年，英使馆收回“北京华人医院”租用的房屋，德贞重新寻找适合的地皮，看上了位于医院原址东交民巷以北不太远的米市大街，那里有一座佛教寺庙，正门就开在大街上，交通便利，地方宽敞且便于出入，十分理想。他就借助于一些清廷官员的帮助，用1300两银子买了下来，把它彻底装修改造了一番，在旧“北京华人医院”的基础上，做成了一座全新的医院。并重新命名为“北京施医院”（或称“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还按照中国国情，请人写下厚拙苍劲的“施医院”三个大字，制成牌匾，高悬于医院的大门之上，其“施”为施予之意，取自《圣经·新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北京的第一所近代化医院，设有候诊室、门诊室、拥有50张床位的住院部、为女士和达官贵人服务的单间，其药房还对外出售西药。施医院的规模及标准在当时是一流的，完全是按照当时欧洲医院的标准而建，德贞将麻醉技术、无菌技术、分隔式病房等19世纪先进医学应用于该院，基本与世界医学的水平保持着同步。患者很快就又是乌泱乌泱的了，来自于全中国及朝鲜和中亚一带，主要以穷苦人为主。开业不到4年，总计有1.8万住院病人、4.5万门诊患者，由于原址寺庙前遗有一对20多米高的双旗杆，老百姓亲切地把“施医院”俗称为“双旗杆医院”——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从小就听说的“协和大院也叫双旗杆大院”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协和大院的前身就是“双旗杆医院”，后来又变成“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一部分，又于1915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悉数并购，修建成协和医院的洋楼别墅区。

德贞医生在“施医院”院长任上做了20年，为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化解病痛。1869年，一位在北京谋生的山西后生，因有人诬赖他偷东西，便当街将刀斜刺进自己身体，剖开腹部以示清白，鲜血和肠子瞬间从他肚子中流淌出来，顿时跌倒在地。后生挣扎着将自己的肠子塞回腹中，但大肠从上腹部塞入，小肠便从下腹部滑出来，用另一只手将小肠放入腹中，大肠又再次从上边溜出来，渐渐地，那后生绝望地失去了求生的力气。幸运的是德贞刚好从旁经过，出钱唤围观众人将他抬到施医院，施以手术，经过仔细清洗及重塑，挽救了这条年轻的生命。后生不到一个月便痊愈了，为感谢德贞的救命之恩，后来自愿做了施医院的看门人。德贞也同样以他高超的医术，赢得了清廷高官显贵们的信任和尊敬，他屡次进入宫廷给恭亲王看病，与李鸿章交友，长期担当曾纪泽的家庭医生，“中国亲王大臣及各国驻京钦使，无不与之缔交，同深仰望”。1866年秋天，69岁的武英殿汉人大学士贾桢身体右侧偏瘫，不能走路和书写，甚至对吃饭和说话都有影响；在中医未解其疾的情况下，延请德贞治疗，贾桢的身体很快恢复，又可以重新灵活地使用毛笔和筷子。总管内务府大臣荣禄也与德贞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后党中坚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身兼将相，权倾朝野，是晚清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1877年春天，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其痛苦之情“不堪言状”。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已呈紫色的腐肉，“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致使京城再起颂扬德贞之声，“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

施医院

德贞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官立学校教授西医的教师，在“京师同文馆”任教14年。这“京师同文馆”就在“施医院”北面的东堂子胡同内，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由恭亲王奕于1861年奏请开办，属总理事务衙门，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聘请外国人为教习，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译学馆”。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所以也可说“京师同文馆”即今北大外语学院的前身。能在有清一代的“国家级”学校任教，德贞十分上心，为此亲自编译了一些西医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全体通考》，一部16册的解剖学专著，附有近四百幅人体解剖图，由头发到骨质组织、血液循环到神经分布，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解释。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他又对照中医人体知识和传统术语，尽量以接近中文的表述方式，创造了一批人体部位和器官的现代名称，还给出中西医对身体知识的不同解释。呵呵，让我们今天大跌眼镜的是，出版这部医学巨著时，德贞居然请荣禄为其作序，也算是吃透了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则；而对西医一窍不通的荣禄，出于对德贞的信任，也真的写了文章大加赞扬——哈，却原来“炒作”亦是自古而然的啊。

此外，在北京的日子里，德贞除了从事施医院、英美使馆医官、在京师同文馆任教、著书立说等工作，还被延聘为海关医官，负责船舶检疫、监控各地卫生状况，并提供侨民医护服务。此外，他也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常常亲撰文章，介绍西方医学新知，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他还喜爱旅游和摄影，有暇就在北京各处游走，为当年的北京留下许多珍贵照片。这么多工作，当然使他十分忙碌，终致使他与伦敦宣教会起了冲突，教会方面责难他疏于传教，一些同事也与他有了芥蒂，而个性固执的德贞继续我行我素，最后于1884年与伦敦宣教会分道扬镳，他也同时辞去施医院院长之职。但德贞没离开中国返回英国，而是在北京留了下来，成为“个体自由职业者”，他深深爱上了这个东方古国，把她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1863年进入中国，到1901年在北京去世，德贞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38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深，他就越加热爱这片神奇的土地和朴实的人民。当时来华的西方医师，基本都是以欧洲医学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为绳墨，批评中国的社会风俗与卫生习惯落后云云；德贞却通过对中国人生活习惯和健康情况的仔细观察，积极宣称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值得欧洲效法，比如他说，欧人吃入太多含氮的食物，导致发炎和痛风，但中国人不太会得这两种病，因为他们吃谷物多而食肉较少。

可惜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英国医生，却在生命的晚年遭遇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6月13日，团众焚烧了八面槽、灯市口、米市大街等处的教堂、医院、讲经堂，施医院陷于一片火海之中。6月22日，清廷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同时，慈禧还额外赏给进攻外国使馆的“义和团”10万两银子。德贞和其他一些洋人被围困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在极度惊恐和焦虑中度过了五十多天。等到解围后德贞赶到施医院，眼前的景象又给了他致命一击，原来一派祥和的医院，已成为一片焦黑的残砖碎瓦，仅剩下门前那一对烧黑的双旗杆残骸，阵阵焦煳味直逼心房，令这位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比他本国还长的洋医生一阵阵头晕目眩！他实在不明白：昨天还到他这里来求治的病人们，礼貌有加，千恩万谢，可是却能对医院下此毒手……不到一年，德贞医生病逝于北京，享年只有64岁，比回到英国的雒魏林少活了21年。

综观德贞医生的一生，其善举确是对中国人施恩的，所以有文章言道：“他为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化解病痛、化险为夷、救死扶伤，被誉为京城名医和良医。如今，双旗杆上的旗帜依然飘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大门前，德贞的崇高医德与人格精神依然是今人的典范。”

3“.北京协和医学堂”创办者托马斯·柯克仁（Thomas Cockrane，1866—1955）

传教士雕塑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清廷帝后出逃，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慈禧回到北京以后，对列强的退让开始大幅度扯开，作为在北京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教会，伦敦宣教会联合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等，一起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决定在北京创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Lockhart Hall）。英文“Union”的原意是“联合”，此处译成“协和”，显然是掺入了中国文化更博大精深的意味，《书·尧典》：“协和万邦，合也”；《说文》：“众之同和也”；今《新华字典》：“共同合作，和洽：协商。协定。协和。协调。协议。”真是高明极了，不仅比英文原来简单的“联合”多了主观上勠力同心的美愿，译文字面也雅致了许多，真不知是谁的大手笔？伦敦宣教会经过仔细考察，最终选中了有在中国行医经验的托马斯·柯克仁，派遣他赶到北京，在“北京华人医院”即后来被义和团焚烧的“施医院”（双旗杆医院）旧址上，重新开始这项新的事业。

托马斯·柯克仁是外科医生，同时也有苏格兰传教士身份，毕业于英国著名的格拉斯哥医学院。他曾在一年前进入中国东北，在朝阳地区行医，“义和团”攻来时幸得一名医院员工的搭救，才得以逃回英国。1901年，时年35岁的柯克仁接受了教会的派遣，于11月抵京，当他看到一片瓦砾的“施医院”旧址时，非常震惊与悲痛，但他没有退缩，马上以坚毅的信心投入到重建工作中。在重重阻力中，他一边建设一边行医，慢慢地，他“妙手回春”的高超医术名声甚至传入紫禁城，致使清廷也不断有人请他看病。第一位“贵客”是德贵人，请柯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小手术。下一个病人则是大太监总管李莲英，据说李十分信任柯克仁，竟至成为他医院的常客。

正是通过李莲英的作用，“伦敦宣教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让今天的我们十分纳罕的是，“北京协和医学堂”得到的第一笔捐赠，竟然是来自老佛爷慈禧，她特地颁下懿旨，赏银1万两（相当于1400英镑）。后来“北京协和医学堂”又得到李莲英的1600英镑捐赠。这件事真是意味深长，使我们尽可以放大尺度，想象着当时紧缩在紫禁城里的清朝小朝廷，究竟在以怎样难言的心情，看待着西方涌入的一切“洪水猛兽”。

柯克仁十分干练，不仅能传教，会治病开刀动手术，还有很强的处事和行政管理能力。他又从社会上募捐到1200两银子，积跬步，行千里，一点一点运作，在米市大街到崇文门内一线逐步买地，陆续建起娄公楼、哲公楼、文海楼三座主体建筑，逐步把“北京协和医学堂”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娄公楼（Lockhart Hall）为纪念雒魏林而命名，是教学楼，1906年建成，平面呈“山”字形，像是由三只并排连接在一起的百宝箱组成，坐西朝东，主入口临东单北大街，两层，斜坡大顶，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三个大屋顶呈现出马鞍形状，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宽檐卷帘花边，在当时一片灰色平房的北京城里，真是鹤立鸡群，洋气，典雅，厚重，华美，好用，一直用到1986年才被拆除，真是太可惜了！哲公楼（Oliver Jones Hall）1907年落成，以美国捐款人Oliver Jones而命名，平面呈“一”字形，坐北朝南，北面东帅府胡同，西邻娄公楼，三层，为附设的护士学校宿舍，俗称“护士楼”，一直到现在还这么叫，也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它是如今协和留下来的唯一老建筑，千求百乞可万万别再拆掉！文海楼（Wenham Hall）1912年落成，以为创建协和医学堂作出很大贡献的医生文海之姓命名，坐北朝南，北临新开路胡同，平面呈“L”形，二层，为协和医学堂附属医院，但1925年就拆除了，因此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貌。

原北京协和医学堂旧景

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正式落成，有外国教员14人，成为当时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2月12日举行了教学大楼落成典礼，英国外相、美国大使都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从1906年到1915年洛克非勒基金会收购接收时止，协和医学堂一共培养了38名毕业生。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北京新建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以20万美金购得协和医学堂全部校产，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是的，这就是今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之初时的校名。在后来的百年风雨中，这座始终排名中国第一的了不起的医学殿堂，曾经几度更名，历经“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多个历史阶段，最后，终于在2007年5月18日正式复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白云苍狗，天地玄黄，谁能预料历史走了一个大螺旋，又回来了。

依据狭隘观点，举凡外国人来华办医院、建教堂、做慈善……全部是“文化侵略”，所有洋牧师来中国传教也全是“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即使救死扶伤的医生也通通被认作觊觎中华、怀有叵测之心的“帝国主义分子”。然则，今天已然是21世纪，我们能否回归理性，以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那些洋人？根据各种统计资料的印证，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健康系统，很多源于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奉献。尤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早期基本上都是由传教士们的奉献而建立起来的。随手拈来两个例子，其一，1948年中国的10大医院，有9家是由教会建立的；其二，今天在全球影响最大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即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部，当年洛氏家族正是本着基督徒精神，在中国先后花下4800万美元巨资打造出北京协和医学堂及协和医院，并且从一开始就言明了有朝一日将这所学校交给中国人接管的愿望。

至于本文记述的三位创建协和的先驱者——享年85岁的雒魏林医生、享年64岁的德贞医生、享年89岁的柯克仁医生，他们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中国，居功至伟，可堪铭记，衷祝他们在天堂快乐。

本章引用参考资料：

1.天津中医药大学《英国医生德贞的故事·编者按》

2.《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高晞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3.《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