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交部街深处

外交部街胡同路牌和简介 韩方生 摄

送走了一场撩人的春花雨，我独自走到我们胡同东口，静下心来，想要细细寻觅一番。

1.

这是一条多么熟识的胡同，名“外交部街”，位置在北京城市中心的中心：南接东单长安街，西临金街王府井，往北面上去是中国国家美术馆，往东一拐就看到了北京站的报时大钟。一环以里的位置，是元大都的最早发源地片之一。即是说，如果把今天1.641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北京比作一朵大花，那么这条胡同堪称花蕊。

这是一条多么熟悉的路，我从5岁起就投入它温暖的怀抱了。半个多世纪来，每天东来西走，从牙牙学语一下子就走到了两鬓斑白。问问胡同里的每棵大树、小树认识我不？问问一根根哨兵似的电线杆子认识我不？问问每一块马路牙子认识我不？是的，它们一起笑吟吟地回答：“认识认识，你是韩小蕙，你是外交部街的女儿。”

周围胡同的名字，有“东总布”“西总布”“东堂子”“西堂子”“新开路”“北极阁”“干面胡同”“甘雨胡同”……唯我们这条胡同后面缀了一个“街”字，为此曾引起多少误会，误以为它是一条街。其实不然，回归历史深处，它最初是叫“石大人胡同”，望文生义，可轻易推测出这条胡同里曾有石姓的高官大人府，确然，这说的是明朝将军石亨。石亨曾是一代名臣于谦手下的一员虎将，在“土木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举荐石亨任京营总兵。石果然英勇善战，一举击败南侵的瓦剌军，保住了北京，成为家喻户晓的护城骁将。但后来在景泰七年（1456），乘代宗重病时，石勾结宦官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协助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因此被赐封为武清侯。英宗还赐他在今外交部街胡同地面上营建府第。石自恃功高，将石府建得浩大宏阔，几乎占据整个胡同路北的四分之一，比一般王府还大，用今天的话说绝对是“超级别、超标准”的豪华腐败建筑，不仅违背了祖制，也大大冒犯了皇家威权。后来眼见着石亨越来越骄横跋扈，结党营私，更引起英宗的猜度与不安，终以“图谋不轨”罪名将石下狱治死，庞大宅第没收入官。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满招损，谦受益”，老祖宗的话还是智慧的护身符，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绝对不可以狂妄轻浮，用老百姓的话说即“得知道自己姓什么”！

嘉靖年间，鞑靼族首领俺答率军侵扰西北边境，嘉靖帝派咸年侯仇鸾为大将军前去剿敌。仇鸾贪生怕死，不战即请人疏通议和，屈辱示弱退兵，回京后又谎报军情，骗得龙颜大悦，将石大人府赐予仇。后败露，被革职，忧惧而死，此大宅再次被没收入官，又赐给成国公朱庚。

转眼到了万历年间，明神宗女儿寿宁公主出嫁，她是神宗最宠爱的女儿，神宗便将这座大宅赐给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冉驸马是什么背景有点难考证，后人只知其有雅兴，重建了石府，堂皇富丽，还新添了优雅园林，取名“宜园”，时人形容其“鸟语藏深处，云光断远山”，被誉为京师八大名园之一……

到了清朝，睿亲王又在外交部街盖起新府。新睿府规模十分宏大，远远超过公主和驸马的宜园，有房屋五百多间，中路建筑如同缩小的紫禁城三大殿，有东西翼楼、银安殿、二道门、神库、安福堂等殿堂，西路为王府花园，东路为宗祠，大厨房、瓷器库、灯笼库和戏台等，府门外还有马圈和车房。到了末代睿亲王中铨时，已是民国年间，王爷爵位形同虚设，既没有禄银，又没有禄米，但王府依然挥金如土，修房子、修花园、安电话、吃西餐、买汽车……开销巨大，很快就花光了祖上留下来的财产……

一眨眼，三百年大清朝，又马嘶人喊过去了。老百姓们可闹不清这些宫斗和宦海里的沉沉浮浮，也记不住一换再换的园子主人姓甚名谁。日久年深，张冠李戴，于是，“石大人胡同”便稀里糊涂地变为“石驸马胡同”……

1923年，在睿亲王府原址上建立了北平著名中学之一的京师私立大同中学，在之后的屡拆屡改屡建中，王府原貌渐渐荡然无存。首任校长是北大教授谭熙鸿先生，该校实行新式教育，很快就与当时蜚声京城的贝满、育英、汇文等几所中学一同扬名天下。新中国成立后，大同中学被改名为“二十四中”，在北京市的中学排名处于中上游水平。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哲学词汇“一分为二”是很走红的社会学概念，二十四中竟也被一分为二，成为“二十四中学”和“外交部街中学”。再再后来呢，外交部街中学又被更名为“一百二十四中学”。新禧千年里，不知又是哪一片云彩飞来，两校又合二而一，回归“大同中学”旧称——真的是，潮起潮落，云卷云飞，往雅了说，这不叫“折腾”而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百二十四中，在“文革”中的“就近分配”口令中，成为我的胡同中学。

2.

我这个北京话中的“小丫头片子”，居然就在外交部街中学里厮混了两年半时光。那是最宝贵的冰雪聪明的青春年华呀！并非是我主观想“混”，而是被强制地“混”着日子：今天到农村拔麦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明天在学校里脱砖坯，说是苏修要打来了，必须深挖防空洞，便烧出许多许多的红砖。只有在初三的上学期，突然传来“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一时，老师们亢奋得腰都挺直了，无须动员，一个个“蠢蠢欲动”，在连课本都没有的荒谬面前，苦口婆心地教我们学会了“狼赖扶柴门毛”（“Long life Chairman Mao！”英语：“毛主席万岁”）。

我还被教会了一元一次方程，那是我这辈子最惊艳绽放的与代数拥抱的蜜月期。小学五年级即遭遇“文革”，北京从1966—1968年学校关门，我连六年级的功课一点儿也没学，就以“小学毕业”身份被分配进了我的胡同中学。此前那动荡的两年里，我们大院里有一位大医将他的4个孩子关在家里，亲自督学数理化；而我的家长被批斗，整日恓恓惶惶，自顾不暇，我也就“自由化”了两年。这一“复课闹革命”的来临，我感到自己可就惨了，根本不知道代数为何物。张老师嘴里的“正数”“负数”，在我简直是魔法世界的语言，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换了王老师，是位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他的课就像是一把一把钥匙，一点一点打开了同学们心中的锈锁，也教我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快乐。记得后来学了半学期以后，学校顶着“右倾翻案”的无限大压力，搞了期中语文和数学考试，语文是默写生词，这对于两年来整天以“黑五类子女”身份囚在家里“自由化”看书的我来说太不难了，所以我就成为全班唯一的满分；数学就两道题，难得上了九霄云天，我憋到一节半课的时候，终于用一元一次方程给解出来了，班上另一个女生即那位大医的女儿，用三元一次方程解出，我俩的得数一样，老师证实都做对了！班上一共50来名学生，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做出了那道题，这件事真给我自信啊，比后来我拿到新闻界最高奖还价值高。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数学，后来进工厂做工后，还坚持自学完初中三年的6册数学课本，此竟成为我1978年考上大学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生真是步步连环啊！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放弃对数学的向往，前些时在微信上看到10道数学测试题还忍不住做了做，结果做出了8道，对了6道！我认为数学和语文其实是并蒂莲，在我们看不到的高空中，它们就合二而一，结成一颗自然果——就像当年吴冠中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做过的一个有趣的私人小“游戏”：吴先生请李先生用高能物理的科学思维方法写出他读自己绘画的感受，他则把自己对高能物理的理解用一幅画表现出来。最后，两个人都做了出来，发现双方在高处互相“通电”而会心一笑。吴先生讲起那件事时兴致勃勃的，还拿出那幅画给我看，上面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行星，在沿着各自的轨迹运行着。当时我的领悟即“世界就是一个‘一’”，老子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吴先生笑呵呵地颔首。所以，什么语文数学，什么文科理科，什么艺术科学，这全是我们人类愚昧的自我矫情，在“上帝”面前，哪儿有这么多无聊的分野……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我的外交部街中学生涯：1970年6月，正当我的学习有点起色的时候，突然变故又来了，说是由于连年把知识青年都送到广阔天地去了，北京市就严重缺乏劳动力了，就需要把我们七〇届的一半学生提前分配进工厂了。于是，我就黯然告别了外交部街中学——之所以“黯然”，是因为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庆幸能进工厂，留在京城里不用上山下乡了；又不甘心以这么低级别的学历就终结学生时代；第三，心里总还是存有一个上学梦，自小的理想是考上当时北京市排名第一的女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然后考北大。现在若去了工厂，万一要是下半年恢复高中了呢？虽然我一直对自己被强行塞进的这所胡同中学耿耿于怀，在老长时间里觉得她“委屈”了我，但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心里还是涌起了“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惆怅。

非常感念几位老师：第一位是数学王祖容老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解锁”老师，在那价值观严重混乱的年代里，他竟然天才地调动起班上每一个学生，包括所谓的流氓学生，跟着他对数学感了兴趣，造成了我们全班都很热忱地上代数课的奇观。还有年轻的女教师常老师，她并不教我们班，却对我极为幼稚的少年诗作大加鼓励，简直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心……可惜我那时少不更事，并不知学校脚下的土地即寿宁公主的宜园，不然，怎么着也得像黛玉葬花那样，寻寻觅觅一番两番。

常老师细眉细眼，扎两根细短辫，有点儿南方口音，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后来我惊讶地发现，她就住在外交部街胡同西口、与我们协和大院斜对门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是我从小的愿望，可惜被“文革”雨打风吹去

3.

今天那院子已破败不堪，被一间间支出来的小厨房挤得早就变了形，成为一只这儿那儿开了口的馅儿饼。但据考证，就在它的小院西面，曾建有“墨碟林”西餐厅，是北京最早的西餐厅之一，服务的“基本群众”是协和大院当年那些从美国来的洋大夫，商人嘛鼻子最好使，哪儿能赚钱他们就能及时地出现在哪儿。今天，朝西一面的原建筑还在，其西洋的装饰风格尚存，但也仅仅限于这点儿钢筋水泥上的意义，“墨碟林”早消失了，早早变成了为普罗大众填饱肚子的平民饭馆。而且还经常“城头变幻大王旗”，昨天还挂着“云南米线”的招牌，今天就换成“杨国福”了，好在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换成来协和医院看病的大众，不求吃好，只图填饱肚子，加上便宜和快就行啦——有些当下时代不管不顾，只要把钱赚到手的味道。

这是说的胡同西边，而在胡同的尽东口，曾发生过一件特别神的事：那是1979年冬天，我从天津放寒假回到北京，某一天的某一刻，走过胡同东口1号院的瞬间，刚好邮递员在喊：“1号院里有叫韩小蕙的吗？谁叫韩小蕙？……”我条件反射地答道：“我是韩小蕙。”他随即递给我一封信，是我同学写来的，她只知道我住的协和大院是胡同西口的第一个院子，却不知道北京胡同的门牌号均是从东往西排序的，1号院是胡同东口的第一院，到了胡同西口，我们大院已经排到59号了——然而可真是上天佑我，不然怎么会那么巧，就那么几秒钟工夫，我恰巧从那儿路过。也是直到今天寻根到此，我才知道，这外交部街1号院，原来竟然是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先生住过的故居。

李少春先生出身梨园世家，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是京剧“李派艺术”的创始人。他自幼在家中受到艺术熏陶与严格的庭训，十分刻苦，终于练就一身硬功夫。1934年年仅15岁，就在上海与梅兰芳同台合演《四郎探母》，得到梅大师的称许和观众认可。1937年在天津演出，声誉大起，一跃成为头牌演员，此时杨小楼已去世，余叔岩已不再登台，他驰骋于京、津、沪舞台上，一时成为一颗耀眼新星。1949年以后，这位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出任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团长、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并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的艺术创作热情达到高峰，与袁世海、翁偶虹结成艺术集体，连续编演新剧，塑造了杨白劳、李玉和、少剑波等角色，成功运用传统京剧表演技巧塑造现代英雄人物，使国粹艺术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可惜这么一位京剧功臣，却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75年驾鹤西去，年仅56岁……唉，唉，唉！

李少春舞台照

外交部街住过的名人还有侯德榜、陈雪屏、华南圭。

侯德榜先生是著名科学家、杰出化学家，“侯氏制碱法”创始人，世界制碱业的权威；同时还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青少年时代得姑妈资助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1911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曾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不可思议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1913年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又陆续进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工作，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在校期间即被接纳为美国科学会会员和美国化学学会会员，其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在《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全文发表，并破格予以连载，至今还是世界制革界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满腔热情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并在短短几年间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主持建成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厂，其主要产品红三角牌纯碱1926年荣获万国博览会金奖。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索尔维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第三，为发展小化肥工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培养了很多科技人才，桃李满天下，备受敬重。但在“文革”中被冠以“资本家”罪名，一度无法工作。最终，他也没熬过“十年浩劫”，带着疑惑与苦闷死于1974年，享年84岁。

侯德榜纪念邮票

陈雪屏先生（1901—1999）生前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从1930年代起曾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大理学院心理系任教。

华南圭

华南圭先生（1877—1961）毕业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归国后，在1928年到1929年担任北平工务局局长期间，制定了《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提出了整治永定河及修建官厅水库，将景山、中南海辟为公园等意见；还主持辟出沙滩经景山前门至西四丁字街的道路，辟出地安门东大街等为民造福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过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顾问，其间他的许多提案都获得采纳，比如建设煤气工厂，在北京东郊建设工业区，为北京市全部胡同路面铺沥青，继续永定河的整治并修建官厅水库，开通京密运河并修建密云水库等。老先生比较幸运，于1961年仙逝，享年也是84岁。现今，华先生家的二层小洋楼还在，簇拥小洋楼的小院子也还在，大门处还有一株几百年的老香椿树，掐下一朵小叶，凑到鼻尖嗅闻，清香如故。

4.

不过，你若以为我们胡同仅仅停留在此高度上，便也未免太小觑外交部街了。为什么它能被称作“街”？是因为它系着数百年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的际会风云呢！它与孙中山、袁世凯、傅作义、周恩来、陈毅、黄华……都有过交集呢！

1912年，它亲眼看到图谋称帝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满脸堆着虚伪的奸笑，不得不暂时躬下身来，恭恭敬敬地在这里迎候孙中山。当时孙为遏制袁妄欲称帝的狼子野心，凛然将自己的第一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位置让与了袁贼。而袁贼却玩出种种花招，就是不肯到南京履职，并擅自于当年的3月10日，在北京的“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盗取了革命成果。

这“总统府”即今天的外交部街33号院。1907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为准备招待来华访问的德国皇太子，特命外务部在石大人胡同建迎宾馆，并聘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詹美生负责将之修建成一座完全西洋式建筑。该馆于1910年建成，成为清末所建最豪华、质量最好，也是最地道的西式风格建筑群。整座院子造型宏伟，楼宇全部雅典神庙式屋顶，罗马大柱，维多利亚门、窗、卷帘、花饰……此外还“庭前碧柳垂阴，芳草宜人。浓阴深处，参列铜制鹿马数具，洵佳境也”。但是后来，计划中的德国皇太子访问并未成行，迎宾馆也就没用上，倒是被袁世凯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1911年，时任大清国内阁总理大臣的袁贼将内阁设在迎宾馆内，还在这里谋划了南北议和以及逼迫清帝退位等大事件。

外交部街胡同内，前清迎宾馆大门 韩方生 摄

袁贼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国内反对声浪迭起，尤其政府与国会屡起冲突，内阁不稳。在此情况下，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多次邀请孙中山入京，想借孙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势力。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抱着疏通南北意见的良好愿望赴京。袁为表示礼让，将总统府迁往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腾出迎宾馆作为孙中山的临时居所。孙在北京的25天里，共与袁世凯长谈13次，并在迎宾馆内接见了包括逊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在内的各界人士以及不少外宾。经过他的努力调解，组阁危机彻底化解，政局得以稳定，一时，社会上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9月18日，孙中山离京后，袁世凯的内阁政府没搬回来，原在东堂子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迁入迎宾馆，从此，“石大人胡同”更名为“外交部街”。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在这里担任过外交总长。日伪时期，伪“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设于此。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为傅作义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几个备选的地点中，拍板将这个大院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在地，时兼任外长的周总理，后来的外交部部长陈毅，都曾在这座大院里办公，直至1966年“文革”前外交部搬至东四大街新址。可是我又糊里糊涂了，我儿时的记忆里，从没见过威风凛凛的车队、前呼后拥的武警在胡同里出现过。那时的司长局长们，也都是坐公交车，然后步行到33号院上班。胡同里除了上下班时间人流有所增多外，并无异常。我只记得那些外交官们的穿着都比较好，深色西服比较多，也有少量大小格子的浅色西装，还有深色呢子大衣，一个个风度翩翩，尽显儒雅相，跟他们的外交官身份特别般配。以后等外交部搬走之后，33号大院即清寂下来，我们胡同也随之安静了不少。可是后来的某一年某一天，那院子突然发疯了，老吊车、大铲车、渣土车，一片鬼哭狼嚎，一座又一座高大壮美的建筑——礼堂、宾馆、图书馆、花房……统统被拆毁！随之，在胡同居民们的目瞪口呆中，33号院长出了一幢幢丑陋无比的六层居民楼，除了居住功能外什么艺术元素也不见，灰头土脸的，就像晚间被贱卖的廉价菜。胡同传说，是为了给外交部那些众多的司长局长们解决住房问题，等周恩来总理得悉此事后，大惊，大怒，大叹惋，让有关领导做检讨——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昔日大清帝国的迎宾馆，被拆得只剩下一个双忠祠的中式大屋顶，外加一个欧式的大门楼，连大门外的两座石狮子都不见了去向。多年以后整治北京街区，恢复胡同原貌，有关方面重建了俩石狮子置于原地，可是糟糕啦，过去我从它俩跟前走过时，记得它们特别高大，我得仰着头看；可现在似乎矮了很多，恨不得让我伸手都能摸到它们的脑袋，不知是我长高了还是石狮子变矮了？到现在我都没解开这个谜团。

5.

我们外交部街59号院（协和大院）虽然与老外交部33号院差着二十多号，但那只是从门牌编号上说的，实际上，协和大院的东边院落与外交部院西墙仅一墙之隔。据老人们说，这里原是老协和的篮球场，没有那道墙的时候，两个院落是连成一片的，呈现着开放的姿态。哦，这就是了，到现在我们东小院里还有一个罗马柱的残台座，大约有成人的一抱粗，膝盖高，中间有碗大的一个圆孔，还能隐约看到一些雕刻的花纹——我小时可没少在它上面跳来跳去，对不起了，原来你也曾是有温度的历史文物啊！

此番，同样的一个罗马柱残台座，在33号院的大门内不远，孤独地隐身在一群杂草中，今天它的作用，就是被人拍照——左拍！右拍！上拍！下拍！边拍边大呼大喊：“太可惜了！”要真如我们胡同老少爷们传说的那样，有的人也真是历史罪人了，按说他们也是出身某某大学，算得上是大知识分子，可连这样的人拆起来都毫不手软，所以你看整座北京城还剩下多少？33号院虽然远不能与圆明园的规模相比，但它们是同一时代的建筑，其大礼堂的罗马柱，其大屋檐的雕花纹饰，其窗棂、回廊、房间、阳台……都是西洋风的杰作啊。这样的整体大院在北京城内绝无仅有，如今被一座座下里巴人的蘑菇般蜗居取而代之，其象征意义，其历史堂奥，其福祸因果，其自然之思，其人生感慨，尽在思不透亦想不透的兴叹中！

刚才说到双忠祠。这双忠祠尽管镶嵌在大清迎宾馆的西洋群体建筑之中，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的大屋顶，虽非故宫、祈年殿一般的黄金色，而是黑琉璃瓦的，但这是等级问题，不可僭越。歇山顶，四梁八柱，红窗彩绘，左右各带三间耳房，中式建筑的基本元素都在。别看今天双忠祠已经破落得就剩下一个门楼了，但在乾隆十六年（1751）刚落成时候，还是非常有气势的：有红墙环绕护卫，有大门、左右门、二门，然后是三间正屋，走廊，还有一座碑亭。当初是为纪念乾隆眼中的两位忠烈而建，为都统、一等伯傅清和左都御史、一等伯拉布敦。我专门去查了史书，想弄清“一等伯”是什么官职？这两位有啥“英雄事迹”？可惜清朝的无数官职带有女真部落的特点，竟然像退潮的海滩一样贝壳满地，繁密而复杂，把我弄得都要吐血了还是一头雾水。该书只有几句语焉不详的话还有点儿用，是说初年为了大清国的开疆辟土，有一批骁勇善战的八旗官兵跟着后金部落首领、后来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舍身舍命地浴血奋战，打下了大清的江山。想来这两位被树为楷模的“忠烈”，就是这样的贵族忠臣呗。算了吧，反正那两位在后世子孙眼里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双忠祠逐渐被大清后世子孙所挤占、挪用，最后连袁世凯的总理衙门都冷落了它，变成北洋外交部的档案保管处——到现在还剩下这么个门楼趴在胡同里，好赖印证着一段历史，就已经算它福大命大造化大啦！

原清朝双忠祠，现在仅剩下这个门楼了 韩方生 摄

6.

还是让我们回到今天吧，今天已然是21世纪，买东西都不用出门了，手机点个卯，钞票就被无影无踪了，当然不几天，货品也就稳稳地送到家来啦！

在双忠祠对面，是外交部街46号，独门独院。大门似也平常，也是一般百姓家的灰瓦屋顶，与周围居民院落的平房自然衔接，既不显得富丽堂皇，也并不鹤立鸡群。但退后几步，踮起脚尖儿看，就能看到院落里有一座三四层也许是四五层的独栋楼房，神秘气息间或从那总是紧闭着的大门里泻出来。这里最早先也是一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变成了赵镕将军家的住宅。赵1923年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1949年以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可能就是那时吧，将军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中心城区这座中西结合的院落中，享受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赵将军有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其最小女儿赵小妹是我外交部街中学的同班同学，当然也是“文革”中被强行“就近分配”进入这所中学的。她瘦瘦的，黄头发，尖下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平时为人很内敛，没有丝毫的骄横与戾气，只是默默地独往独来，跟谁都不说话。对于我们经历过的筛土、脱砖坯、走远路、拔麦子……她也都坚持着熬了下来，既不积极争先，也不拖集体后腿，这对于羸弱的她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更有难度的是她每天顽强地坚持着不吭声，其实她也正处于豆蔻年华，也是很需要友谊的阳光雨露加以滋润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果然跟我们班上一位个性鲜明又智商超群的女生做了朋友，于是她的上学下学路上，也就终于有了一个伴儿。最后的结局不出窠臼，未等我们毕业，她也和当时的军干子弟一样去当了兵，听说是在一家军队医院当护士，之后就再无消息了……现在时光飞逝，想来她也已是花甲之年的阿姨级人物了，不知她的这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我愿她平平顺顺，可别坎坷蹭蹬——可惜如今34号院门更是终日紧闭，连一点点风光也不肯泄露出来了。

在倒海翻江的大时代浪潮中，任何人想要自保，哪怕如中将之家的这位默默不语的小家碧玉，也都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本来人生即艰难，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至福乐寿，再到驾鹤西去，很少听说有一帆风顺、事事皆顺的；而吾侪刚好又处于反清—北洋—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世界二战—国共内战—建新中国—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大剧变、大动荡、大革故鼎新的百年风云激荡中，谁人能不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呢？

普通小百姓不足道，即如挥挥手影响时代进程的历史大人物，亦摆脱不了社会和命运的掌控！过去在我的印象中，模模糊糊的，仿佛我们外交部街中学大门正对面，曾有过一座巨大的影壁墙，得有北海公园九龙壁那么高，至少一半长，不记得其上有什么花饰浮雕，好像只是洋灰抹平之后又涂了一层赭红色而已。它的背后是什么，不清楚，应该只是一两个不起眼的小平房院落吧，因为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变成了几家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小门脸零食店。全没想到，民俗学家王兰顺先生语出惊人，说那里曾是李鸿章李氏家族在北京的祠堂，号称“李公祠”！

李鸿章何等人物？晚清四大洋务派权臣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之领衔者，曾为清廷平剿太平天国，曾创建中国海军的第一支队伍北洋水师，曾与帝国主义列强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中国近代史没有他就写不成。但他明明出身安徽合肥肥东，他家的祠堂怎么会修到北京外交部街来了呢？却原来，不管这位李鸿章李中堂李大人有着多么震天响的“卖国贼”骂名，也不管有多少公开的弹劾和暗地的小报告，其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与累累贡献，慈禧太后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允许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多处建立了李家祠堂，是有清一代唯一享此殊荣的汉人官吏。北京的这座李公祠，正门是在西总布胡同，其宽阔一直绵延到外交部街胡同——却原来我模糊记忆中的那块赭红色大墙，非是影壁墙而是祠堂的后山墙。祠堂内的规格之高令人咋舌，李鸿章挨了多少骂，他就得到了清廷的多少安抚与嘉奖，慈禧太后竟称赞他为“再造玄黄”之人，简直是拿他当作人间无二的救星了。在今天北京天坛公园的“百花园”内，有一座敦敦实实又极为精致的中式亭子，六角攒尖顶，六梁十柱，二层重檐，橙黄色宝顶。双重檐面均为米黄色和橙黄色琉璃瓦镶嵌，蓝色琉璃瓦镶边。檐角上站着一大牛首带三小兽，横梁彩绘，大柱红漆，下面由一圈红色坐栏蜿蜒连接。你道这是天坛亭？非也！这是从我们外交部街李公祠搬去的李家亭，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

北京李鸿章祠堂

现如今，李鸿章灰飞烟灭，李公祠物非人非，一切都成为历史的下脚料。书写至此，着实令人唏嘘，使我想起两千多年前《诗经》就曾表达过的感慨：怆然天地间，人生一浮萍……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影影绰绰的光阴，形形色色的人物，赫赫猎猎的风声，明明灭灭的烟云，“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屈指，八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外交部街胡同，仍然是长不过721米，宽不过9米，但褪去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繁闹出一派“醉里且贪欢笑”的市井碎片。

被路北一侧的收费停车位占去三分之一，胡同一下子显得那么狭小局促了。再杂以野草一般冒出来的小餐馆、小杂货店、小理发店、小按摩店、小洗衣店、小五金店、小手机店、小旅馆、小菜店……所营造出的乡村集市特有的戏谑与喧闹，则昔日老北京胡同的静雅文化风景，已不见踪影。就连交往的语言，也很少听到“北京话”而成为“南腔北调杂弹”。真正的老北京人，胡同里的老街坊，已越来越多选择将自家小平房出租给外地人，然后拿着租金去住几环以外的单元楼。故此，真正的“老北京风”——包括谈吐、着装、吃食、生活习惯、卫生素养、嗓门音高、接人待物礼仪，以及约定俗成的“老礼儿”等等，也都加速度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了……窃以为，这些物质的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到了必须加紧实行保护与传承的紧要关头了，不然，若“北京文化”在我们这辈人消失掉，咱们可就成为愧对祖宗的不肖子孙啦！

话说着容易，可真要实施起来，就是比让盲人睁眼、让瘫痪者站起来、让老年人返老还童更难的事。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叫作“大城市病”，放眼纽约、巴黎、伦敦、罗马、雅典、马德里、里斯本、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悉尼等等，无论是“超大级”还是“次大级”，哪个城市也没能解决贫穷、困顿、肮脏、混乱、丑陋、喧闹、充满犯罪和黑恶的“城中村”现象。甚至，许多欧美大城市还是穷人越聚越多，贫困区域越滚越大，使得富人和上层人士纷纷举家“胜利大逃亡”，舍城市而遁入小镇、乡村……

这回北京市政府是动真格的了！这几年，不单疏解了大红门、动批、天意、秀水、神路街……的散乱人口；而且步子紧着迈，对积累叠加有年的沉疴，果断全盘医治。甚至不惜采用“人盯人战术”落实到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胡同，铁了心也要除去一切病灶。譬如我们外交部街胡同，现在已经面貌大变，褪去了几十年强加在她身上的一块块褴褛补丁，露出了“胜却人间无数”的天然本色。

至此，有关外交部街的变迁故事，还远未说完。比如，还有7号院原中央合作银行金库北平分库的故事；有30号院元贞观旧有的历史风貌与华北文工团的故事；有36号院基督教圣公会道圣堂的故事；有38号院仁记洋行及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故事；有今天的西总布小学后门、昔日北京电车公司旧址里，曾发生的京师警察总长与北京电车公司之间的故事；有44号院原墨蝶林西餐厅的变迁故事……恨不能每一扇院门背后，都演绎着神秘莫测的电视连续剧；却原来每一个院落内部，都是一部繁复精彩的非虚构传奇。

胡同整治后，居民院门回归了老北京风格 韩方生 摄

而我最最熟悉的59号协和大院，更是住过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医学史上，很多位声名显赫的国之大医，他们的故事更是一部长长的连续剧。

注：本书图片除署名外，还采用了《协和精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世纪协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等书籍和画册中的历史资料图片，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