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按照惯例，在完成这样一项研究后，作者总要对那些在这一过程中给予帮助和鼓励的人表达谢意。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欠下了许多人情债，因此，若罔视这一传统，独出心裁地不写篇感谢辞于情于理都不通。我尤其要感谢两拨人的鼎力相助，没有他们，这项研究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我最得感谢的人是桃乐茜·埃文斯（Dorothy Evans）和史密斯顿^[3]的读者。这本书当然是在讨论浪漫小说，但它首先且重点是关乎这些非同寻常的女性。我只希望自己能公允地评述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与其所热爱的这类书籍之间都具有的错综复杂特性。但如果没有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文明学院（American Civilization Department）的同事，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见这些女性。在将我引入人种志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德鲁·福斯特和莫雷·墨菲^[4]给予我的帮助尤其大。他们让我了解到，如果要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文化的研究材料，首先就要了解它的读者群以及他们为何阅读、如何阅读。在此，我很乐于承认自己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学术活动所欠下的知识债。

在构思、写作和修订的过程中，我的两位友人也与我分享了许多想法。因此我时常觉得，最终的成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本当如此的事实，因为它证明了学术界的真实情况及其价值。在与我就这一研究的各个可能层面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莎朗·奥布莱恩（Sharon O'Brien）率先向我介绍了南希·乔德罗^[5]的作品，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浪漫小说的意义，并且在我陷入困境，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能是在寻找失却的母爱时，给予我以不可或缺的鼓励。皮特·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极其认真、细致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以同样令人惊叹的学术严谨指出了理论要点上的不足之处，要求我阐明并精炼关于阅读与接受的观点。简而言之，《阅读浪漫小说》从它的最初两位读者身上获得了许多深思熟虑的回馈。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还有许多人也在不同的阶段帮助过我。卢塞尔·奈（Russel Nye）最先激发了我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兴趣。皮特·斯坦纳（Peter Steiner）从一开始就让我相信这一研究确实值得进行，莎莉·阿特塞罗斯（Sally Arteseros）首先将桃特^[6]和史密斯顿的女性引入我的视野。何塞·利蒙（José Limon）帮我厘清了结论，严密界定了它们的政治含义。尼娜·拜姆（Nina Baym）、凯茜·戴维德森（Cathy Davidson）和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都阅读了原稿，并都给予了条分缕析的评论，提供了切中肯綮的建议。伊丽莎白·蔡茨（Elizabeth Zeitz）使用了新颖的SPSS^[7]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塞尔玛·帕斯特（Selma Pastor）帮忙录入了第一份书稿。朱迪·莱文（Judy Levin）核对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并帮我删除了自相矛盾以及逻辑冲突的地方。尼可尔·考利——珀金斯（Nicole Cawley-Perkins）以非凡的细心阅读了校样。除了对上述这些同事和朋友表达感谢之情外，我还想要向参与文学和文化讨论会的研究生致谢，他们在聆听了这项研究的早期概要后，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指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论述。我也非常感激我的编辑桑德拉·艾斯多佛（Sandra Eisdorfer）和艾蕊丝·提尔曼·希尔（Iris Tillman Hill）那么细心周到地对待原稿。

最后一位“债主”或许是最难以表达谢意的人，因为我欠他的实在是一言难尽：我的丈夫斯科特在实际生活中和情感上都给予我以巨大的帮助，但若要一一罗列在此，恐怕就要让诸位见笑了。希望下面一席话足以表达我的谢意：如果没有他的理解、鼓励以及（最为重要的）支持，我就无法完成这本书。因此，我将此书献给他，谨以此代表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