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文联、文坛、文友
我回到北京，叫作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专业作家一词，如果是英语professional writer，应是指以写作为业，以稿费收入为生活来源的人，在中国，却是指不用上班也不用靠稿费收入就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领到月工资的人，当然受人羡慕。
许多词变成中文以后，会发生质变，“专业作家”四字便是一例。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有点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道理之一是浩对大自己四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好人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说他极力保护那些老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事。而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说过打死没关系（按：我也认为此说比较离谱）。社会上有一些文学界同行，例如曲波，一提浩然就怒发冲冠，说是“文革”后的一次什么文艺集会，如果浩参加的话他就不参加。民心也有对浩然极不利的一面，一个红里透紫的人突然崩盘，它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我没有你红，我没有你紫，我早就红眼而且犯酸了，现在竟然看到现世报，你小子垮啦，真是老天有眼呀。所有的，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所谓成功者，都应该明白这个仇强仇富仇官仇比你“大”的人物的民心定则。
浩然自己很郁闷，自称“像是一名输光了本钱的赌徒”。显然，他只有红里透紫的经验、根正苗红的自我感觉，却没有受挫的锻炼与任何自省的习惯。“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反正这一辈子本人是常被说成什么“心慈手软”，乃至假仁假义的，到时候硬是狠不起来。另外这些归来的写作人，还有这么点心绪，都是写小说（作品）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谁碍得着谁？你方向如何，我又能如何？就是说这些人有股子自扫门前雪的劲儿。说句笑话，你方向不好，更是凸显了我的“方向”比你强，除了文艺批评，我怎么会用非文学手段去纠正你的方向去？犯得着吗？而越是对个人的创作失去信心与灵感的人，越会百般计较文坛上的是是非非，从这些是非的斗争与竞争中寻找自己的存在的证明。
那一段，浩然与我们关系都很好，为我二儿子毕业分配的事，浩然也帮过我的忙。
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作家，当着我的面向胡乔木汇报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张旗鼓的超规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种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的“动向”，胡对他的汇报非常反感，后来专门向我提及，听了他的话，他是如何的不快，胡并进而告诉我，他已与媒体打了招呼，要正面报道浩然的新作《苍生》出世的信息。
那个时代，只有司局级领导干部才可在家里安装电话。说是“文革”中浩因“首长”找过，有关单位给浩安了电话，后来大势有变，就想拆浩的电话。浩以妻子有病，受不了拆电话这样的打击为由，拒绝拆，并说可以自己负担有关费用。不知是否因为工资过低，还是供给制的习惯，组织认为，个人负担电话费用是不可想象的。这使市文联相当为难。但人们还是讲情面和心存厚道的，浩也就一直保留着电话。说不定此事也会使一些没有电话的人不快。此属小事，与如今的电话的安装使用按市场规律办事相比较，倒也令人一哂。
北京文联还有一位人物，与浩关系好、处境接近，他是工人诗人李学鳌。他由于一九七六年春特定情况下写过什么“打得好”之类的诗，此时也很压抑，至少是觉得无趣。他是高占祥同志在人民印刷厂时的师傅，为人还是很诚朴热情的，我到文化部后他给我写过极热情、迹近溢美的信。据说占祥对他也一直十分念旧。他因病早逝，令人惋惜。
我相信他是一个纯朴的好人。弄成“专业诗人”，太苦。一个人专门写诗，从理论上比专业小说创作更不可能。我怀疑其可行性，李白也不是专门写诗，他还要醉草吓蛮书，还要在唐明皇、杨贵妃、高力士等人中混混，他还要帮助永王李璘闹点事。再说李学鳌由于工人阶级的关系受到特别的关照，能不感恩戴德？能不五体投地？能不跟着叫喊？他其实哪里有什么政治经验政治辨别力？包括浩然，浩然一直耿耿于怀，他永世也想不通的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大转弯。
一到北京，我常常被邀请参加座谈会。会议的召集方多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新创办的《十月》杂志、甫恢复正常的《文艺报》等。在这些会上我结识了一批风华正茂、活力四射的人物，包括时在北京改本子的白桦、安徽的张锲、北京的李陀，因了话剧新作《丹心谱》而受到瞩目的作者苏叔阳等。刘心武有时也出席会议，正是当红时期。当时谈论过的话题有对于“文革”中批判的文艺“黑六论”的拨乱反正。电影《望乡》为什么不得上演？伤痕文学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多少年来文艺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不是极左？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文艺工作者与他们的作品的命运。所谓“三人主义（人性、人情、人道）”问题。要不要尊重艺术规律？何谓艺术规律？以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等。
谈得相当痛快，也相当高兴，能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把许多过去无法讲的话说一说，何其美哉。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讨论，汲取经验教训，实是功德无量。
主持会议的不是冯牧就是陈荒煤，他们都是中青年作家的朋友与支持者，也是我个人感到亲近与敬重的老领导老作家。他们是拨乱反正的拥护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热烈赞颂者。荒煤多次讲到一个问题，说是许多文艺界的人找他“摸精神”，就是说大家对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的想法不甚有底，不甚放心，希望知道这样写下去评下去会不会惹麻烦。荒煤劝大家不要老那儿“摸精神”，而应该专心致志地写作。
表面看荒煤讲得当然全对。身为作家而在“摸精神”，叫人说啥好呢？一个作家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主见、主心骨？一个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写文章的人难道没有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自己的责任，却要唯上是听？而且，在“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百乱待理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你看准了的事情，就应该勇于实践，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就会办成，就会受到各方的拥护。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反右的扩大化方面就是这样做的。
是的，当时文艺界的老领导也有这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与雄心壮志。他们大刀阔斧地推动着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老领导们正在全面收复“文革”中被江青践踏得千疮百孔的文艺园地——失地。但是，更高层的领导，更资深一些的作家似乎并不是同样的估计、同样的判断。不断地传来高层领导批评了这个与那个文艺活动、文艺言论、文艺作品，如黄山上的笔会、某电影、某小说都有说法。而除巴金、夏衍等几个老前辈外，更多的久经风雨的作家对于如火如荼的当代文学，对于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基本上保持慎重态度。如陕西的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山西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如天津的孙犁，这个影响极大的老作家，对于现状大致保持沉默。担心中层领导的部署不符合大领导的精神，担心跟着“中领导”活跃的结果是一个筋斗栽入泥沼，这并非穷极无聊，而是事出有因，而且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作智力支撑。对多数平凡的人来说，做文艺，不要说有功有成绩，就是仅仅为了平安也不能置精神于不顾。与精神对着干会有什么后果，无须提醒。荒煤的说法虽然纯洁伟大，然而仍是书生气。后来，他因为批准了一个什么有大量赤身裸体镜头的外国片在内部放映，他几乎，也可能是已经受到了纪律处分。荒煤、冯牧等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我记得冯牧的一句名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文学的脚步与党的意图是同步的。开始，确实是一个同步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要说的话，差不多正是话剧与小说里说着的话。你要拨乱反正吗？《班主任》就是要拨乱反正。你要平反冤案吗？《神圣的使命》要的是平反冤案。你要为老干部老领导正名吗？你要为痛悼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恢复名誉吗？你要扭转极左吗？你要解放思想吗？你要痛骂江青吗？咱们做的都是这个，正是这个。除了少数坚持“文革”那一套的与客观上利用了“文革”青云直上的几个人情绪别样以外，大家又一次做到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冯牧阅读了大量时下作品，据说他每天读新作到后半夜。他当时的全部的热情倾注在刘心武身上。继《班主任》以后，心武又写了《爱情的位置》，提出了能不能写爱情的问题，并写了一段绝对革命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认定这等爱情对于革命者的思想灵魂具有极正面意义。我在新疆的最后一次理发，恰逢广播电台播送此小说，理发师激动地听着小说朗诵，时不时调整一下收音机，时而忘记了给我剪发，我为心武的此篇小说多在理发店待了半个小时。
后来他又写下了《醒来吧，弟弟》，关于个人迷信问题；《我爱每一片绿叶》，个性问题；《如意》，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问题；《没工夫叹息》，集中精力向前看问题。后者深受一位新任文艺领导赏识，几乎要把它提前一年放到此前一个年度的评奖中奖励之。而一年后，他老干脆忘记了此篇。
会议、发言，以心武为代表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对于我来说确是东风浩荡，春潮澎湃。但是我毕竟更关心的是写作、是作品，我知道天气再好再暖再兴起充满生机的风与潮、态与势，并不能代替写作本身。最重要的是开花而不应该是刮风下雨，风调雨顺对于花开当然重要，但文学之花也常常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情况下开出奇葩。还有，与动笔者相比，发言者的姿态更加雄伟、激进、畅快、透辟，尤其是有一种真正的写作者所不具有的特别的明白。同时某些相对年轻一些的人的流畅得近于油滑的京腔，他们的善说，他们的滔滔不绝，他们的开朗自信乃至春风得意，使我这个刚从边疆回来的人感觉跟不上，感觉“耳”花缭乱：怎么像古书上讲的“赵括谈兵”？“兵”，凶事也，岂可谈得那么指指画画，头头是道，轻而易举？而我的记忆犹新的经验是，“文（学）”，也未必不是凶事。
某些发言者的这个特别明白劲儿包括对上头的人事胸有成竹。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一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发现怎么都像是刚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出来的呀？至少是刚开完组织部或宣传部的部务会。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他们批评的极左都是指名道姓的，他们的发言常有人事格局需要调整的潜台词：某某与某某，代表的就是极左。别人检讨了认识了，改正了“左”的面貌，而这两三位就是不改正，不认错，还要坚持“左”下去。而另外的领导人，如何正义，如何良心，如何汲取教训，如何赔礼道歉，如何地保护中青年作家，等等。
我相信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与大体有据的。我个人对此一时期的积极发言者们不赞成不喜欢不认同的人，大致也不怎么有好感；对大家寄予期待的人，也完全寄予期待还要加上亲近和信任。但我毕竟有些教条，有些酸腐，有些从小受到的教训在那里耿耿于怀。座谈文学嘛，何必那么鲜明具体，那么联系人事，何必那么急切地介入谁接周扬的班、原来的文艺领导要不要全部杀回去管文艺、现任的文艺领导是不是胜任等这样不该由我们，并非由我们主管的事宜上去？
而且我想到了“文革”中学会的一个词，站队。站队，说穿了就是参与上面的人事斗争，再说得损点就是押宝。我可不能干这个！不管多好的人，我可不侍候个人。两位领导意见不一，你如何站队呢？这可了不得啦，站好了直上青云，站错了就变成臭大粪啦。
我不想站队，站队令我想起了投靠，令我想起了山头、造势与倚众倚人成事。我王某虽然身高不足一米七，工资不到九十元，作品发表了的不足三十万字，自信还能实实在在地写小说，想贡献出来的是好小说，是独具的匠心，不是大轰隆的热度，是描写与构思的准确与精微，不是站队的准确与精微。
我想起了新疆的郝关中老夫子的名言：“永远不把自己绑在任何个人的战车上。”厉害呀，郝老弟！
一位我所相好的诗人受另一位其时与之甚相好的特殊身份的文学人物的委托，特地来找我，告诉我说：“××说了，你刚刚从新疆回来，许多事不知道，你要多找找BH，他什么都了解……”
我笑了，这有点“路线交底”的味道了。我不想这样做。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代表真理，我追求真理却无意效忠某人，我不认为认识论、艺术论的问题需要人身化，我认为甲可能在甲问题上接近真理，而在乙问题上远离了真理。我更不需要依仗山头伙伴或人多势众。当然，好人也要抓人事、抓权，一个好人上来，至少可以顶掉一个坏人，这样的名言，确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已经震响在我的耳边。我并非雏儿，我并非书呆子与抓住头发就想上天，我知道有许多会是要开的，有许多该说的话是要说的，有的领导是可以信赖的，而另一些人却始终以另类眼光窥测着你，你即使想去信赖靠拢也硬是没有机会。但是我坚信文艺靠的是作品、是货色，忙于开会发言站队，拥戴张三，抵制李四，对于文艺本身未必那么有意义。好人应该清高一些，至少是大些。
我至少向一个命运与年纪接近的同行表示过，我愿意参与文学讨论，我会同意我所同意的意见，争论、批驳我所不同意的意见，然而我针对的是文学题目，不是某某人，或某几个人。老作家、老领导，都是我的师长，我都尊敬，同行们、青年们，我都喜爱，但也不想重点拉拢谁谁。我不准备站队，我也并不喜欢站队。
而且，一个作家整天出没在炮声隆隆的座谈会上，我觉得别扭。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不以写作为特长而以站队与发言为特长的同行呢？算同行吗？
我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
我不知道这个态度说明了我的精明还是高尚，谋略还是境界，心机还是真诚，穷酸还是成熟。反正我不喜欢跟着旁人走，不喜欢起哄，更不喜欢仗势造势造舆论。我的刻薄话是，只有那些人，他们非要搞文学不可，又写不出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以及真正的文学批评来了，才需要这样做，才只得这样做。他们是多么咋呼又多么虚弱！
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我并不感情用事、拉拉扯扯、叽叽咕咕。相信历史终能做出评判。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同行搞口舌之争。我离开北京市文联的时候，文联的一位领导宋汎同志，特别提出来，王蒙从来不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的，我也常常听到谁谁在什么场合说了我什么什么的传言。文人相轻，那些在背后说我的人多半说的不是太好的话。但我只能付诸一笑。我没有那么可怜那么小气。对谁谁的文学作品有看法，我会光明正大地写文章，岂能背后嚼舌头？至于旁人说自己，则属于难免的不忿心理，弱者心态，不平则鸣……其中也有某些值得参考的道理，你已经在许多事情上占了先机（例如你的工资级别），何不让心理不平衡的人说点不平的话？
我还有两个“思想问题”。第一，抓文学是不是能不只注重题材，以题材取胜？仅靠题材，能行之久远吗？第二，把这两年的文学潮流命名为“现实主义”回归，是不是太狭窄，乃至会作茧自缚呢？
我不完全理解茅盾老师早年关于文学史上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提法。我不怀疑，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顶梁柱，是最基本的、基础的、主体的文学丛林。然而，一根柱子不是大厦，一棵大树也还不就是全部森林。屈原、李白与雨果、梅里美的浪漫主义，王尔德与李商隐、李贺的某种程度上的唯美主义，莎士比亚、唐宋传奇的古典主义，以及什么象征主义、心理分析、神秘主义、印象主义……直到现代主义（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后现代”一词），都是异端？都是充当反题的反现实主义？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的王子》在揭露社会弊端、同情劳苦大众、弱势群体方面，不是做得十分出色的吗？为什么现实主义与别的不那么现实的主义不能双赢、共赢、互补、齐放、交融，而一定要是一个与另一个谁战胜谁呢？
再说中国的文艺观念是另一种体系，另一套语码：写意，写实，工笔，泼墨，神思，气韵，意境，风骨，似与不似之间……一个现实主义，够用吗？
我觉得，毛泽东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说法，要好过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少多了一点回旋余地，多了一点创作方法上的空间。至于在浪漫主义口号下搞什么廉价的“神鬼同台，畅想未来”，只能证明我们自己太幼稚，太贫乏。我讲了一点这方面的意见，李陀总括说：我们遭遇的问题是反现实主义与伪浪漫主义。我同意。我们常常写得不真，又偏偏太实。文学文学，连点梦幻、变形、象征、奇想——《文心雕龙》上叫作“神思”的玩意儿都没有，我们民族的想象力萎缩成这个样子了吗？
这说明，此后那个关于“现代派”的小风波，也是早有伏笔。
我看望了从大墙后面出来不太久的从维熙。他与妻子张沪双双进了“大墙”，只剩下了老母和孙子相依为命，这时挤住在一间小屋，其时张沪只能住在娘家，令人鼻酸。
我们去给刘真等的新生活贺喜。当时的同命运的文友们极力撮合她与邓友梅的再结连理，当然事实证明，这个撮合是失败的。刘真做了几道菜，招待大家。其中有一道，是一只鸡炖熟在一个冬瓜中，打开冬瓜盖子，拎出来一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落汤鸡。她说了这只鸡的这种做法，我说干脆起个名就叫“摘帽右派”吧，大家哭笑不得。刘真说话比较痛快，当然也有些夸张，她纵论张三李四，知道的事很多。她学着康濯老作家结结巴巴地批判她的“阶——级级级本本本能”，“大跃进”时康在徐水搞沼气田，有成绩也有虚夸。她批评某同行的电影如何干巴。她一扫就是一片，她的丑话丑说令人开心。至于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据说也是惨不忍闻。除了政治上的事，还有性格与生活上的艰难。
她的新生活并没有成功，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渴望过好日子的心情，也都热情祝愿，但愿从此一切平安顺利，国泰民安，顺风顺水。有一位理论家概括说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可惜的是他概括得嫌早了些，有些人没有在意他的概括。
邓友梅讲了一些他在“文革”中的可怖的经验，与迫害致死的人的灵牌一起挨斗，一边挨打一边放革命样板戏（所以他一直反对再唱样板戏），斗后放入一个冷屋，太冷，引起了肠胃痉挛和呕吐。
确如隔世。
急急忙忙，我们几个并非作协会员的人儿都入了会，然后紧接着当上了四届文代会三届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一事无成，年龄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有些事也就水涨船高，迎刃而解了，这大约应算是自然增值的结果吧。
还说到谁谁有遗留的法律官司缠身的麻烦，也都随着风解决。叫作一风吹。但也都经过了手续。虽说不像当初定罪时寻样是九牛二虎之力，也还得费上三猫二狗之力一一推翻，咱们也真会给自己找事情做。
提到这一个时间段，我也想到了《十月》杂志。当时《十月》的主编是苏予，这位大姐是地下党的老同志，一九四九年以前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九四九年后一直磕磕绊绊。她编杂志也仍然保持着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真诚理想。这是较早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紧接着《收获》复刊，《当代》创刊，《花城》《清明》《新苑》……出刊，东西南北，一片文学的波涛汹涌。有几年我住在崇文门附近，常到时在打磨厂的北京出版社的《十月》编辑部去。我相信苏予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另一本难忘的刊物是南京的《青春》，主编也是一位大姐：斯群。从它创刊起，我在上面连载了创作谈《当你拿起笔》，据说颇有影响，后来专门出了小册子。在此长文（当有七八万字）中，我努力把政治正确的文艺指导思想与灵动丰富、色彩缤纷的创作体验结合起来（现在更时兴的说法是整合起来）描绘、铺染、论证，我用了不少修辞手段。说是陆文夫兄一次说，你们谁能与王蒙比？他一个意思能用十八个词儿？你行吗？
不知道这是批评讽刺还是表扬。我的大排比句早已可见端倪、丰赡，也没准是啰唆。我想起了林斤澜引用的一句名言，似乎是北大某名人说过，比如唐诗，如果你只写过一首绝句，四句，也难以算是诗人。文学上的高产当然不足取，但是难产呢？就更无法恭维。
从一九四九年，我在共青团系统，一帮子地下学生党员，整天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又是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一个个要求自己严格得不行，一个个要求别人更是滴水不漏。后来，进入了不仅自身，而且别人夹紧尾巴的年代，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动辄从文坛开刀，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谁敢掉以轻心？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终于，雨过天晴，俯首帖耳的小作家们又一个个人五人六起来，这与团干部们、党委部门，更不要说劳动大队了，实是大异其趣。遇到这种时候，就看出人与人的不同来了。我喜欢你们，但是又不能太苟同你们。你们想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