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回京后不久就听说要开文代会了，大家都说文艺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重灾区的代表大会，将是什么样的呢？
一九七九年秋我与一些同行在丁玲的老秘书张凤珠同志陪同下去看望刚刚回到北京的丁玲，丁玲反而显得冷静谨慎，不想说太多的话。痛巨则思深，她似乎仍在观望。她仍然很健康，她的湖南话字字有力到位。她并不怎么跟着风骂“四人帮”。她更想骂的，更较劲的可能另有其人。杰出的作家有一种个性，有一种自我中心，至少是更加自信与独立思考的味道，她或他不会轻易地人云亦云，她或他有意或无意地与人们保持着距离，保持着不（轻易）为所动的人格的独立。他们容易赢得尊敬也招致批评，使人羡慕也叫人失望，最后他们更会惹恼许多无法与之对接对话的同行，使得许多同行因爱成怨，恼羞成怒。
我记得，丁玲毫无顾忌地说，她写了《牛棚小品》一文，她拿给了一本杂志的编辑，并嘲笑说：“拿去吧，时鲜货！”她的样子充满不屑。她没法不得罪人。她的悲剧在于她与作协文联的领导干部完全互不相容，她以为她的不幸完全是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所造成的。如果看不到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过分天真。如果只看到了人际关系的因素，是一叶障目。您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当时伤痕文学的出现与红火并非偶然。如果如此不屑，您何必写什么时鲜货呢？如果您写了，又为什么那么急于与伤痕文学划清界限呢？你可能不喜欢那些提倡伤痕文学的人，拿着伤痕文学做资本的人。但是，这么多写作人已经卷进去了，它已经成了事，你就不能全面照顾一下吗？
而且写作人靠的是自己的作品的文本，而不在意作品的归类，也不会在意作品的题材时鲜与否。如果时鲜不一定是功，那么只要写得好，时鲜就更不可能是过。莎菲女士，我在霞村，又能归入什么类别，能做出题材是否时鲜的判断吗？
当然这是属于前一代人的事，我不可能做出合适的判断。
文代会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他家里接待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讲到了发展生产力与改变社会风气的任务，讲到了对于繁荣文艺的期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种登高望远、心怀全局的讲话了，我很注意。我不甚了了的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同行对此会不满意，大意是与会人员没有指名道姓地反映拥护谁反对谁，没有直奔主题地表达对于文艺界领导班子的组成的民意，没有热诚地表达对于她的亲属的拥戴与对于对立面的决不接受。其实，我们这里也是很注意以民意来说事的。我们有我们的发动与运作民主的方式与动机。
我只能摇摇头。讨论呀研究呀理论呀路线呀民主呀解放呀繁荣呀前进呀，最后落实到人事安排上，我觉得不很得劲，我不想过度去掺和。
还有，文艺人不团结就不团结好了，相轻就相轻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屠格涅夫不和，契诃夫对托尔斯泰不甚服气，托尔斯泰干脆把莎士比亚一股脑儿地否定，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把中央领导也扯出来，拉着中央领导给你出气，你这不是害中央领导吗？
当然我也见识过另外的脾气、另外的趣味、另外的风格方式。有一种兼有领导职务的同行作家，一遇到人事纠葛、人事安排就全身放电，就招式迭出，就东奔西走，就上访下联，就到处整材料送材料写告状信托关系，就选择时间——一般在换届的大会、做总体性人事安排前三五个月，暗箭连连，箭无虚发，挤入黑箱，一拼到底，虽然成事不足，却至少是败事有余，他可以与你同归于尽。这样的人却又是作家、文人，真是命运的捉弄，这块美丽的土地的土特产啊。
文代会前夕一位文笔极好的新华社著名女记者郭玲春特别约了白桦、刘宾雁与我三个人做了一次访谈，地点在新侨或和平饭店。新侨是作协在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前最喜欢用的开会活动地点。而和平是每次白桦兄到京常住乃至长住的地方。由于他在戏剧和电影方面的著作，在京不乏接待他的有实力的文艺单位。访谈内容全不记得了，这个“阵容”倒是令人莞尔。事情就是这样，人要的是个明白，明白的前提是简单，汉语叫作“简明”。传媒舆论一直到公众与文坛的印象与概括，远远一看的认知与归类法就比简明还更加简明。简明性是人类认识论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个悲剧（同样的认识论奇迹与悲剧是“豪华”性，这个范畴要后面再探讨）。顺便说一下，斯大林亲自审定的那本书就叫《联共党史简明教程》。
这个简明性当然不是出自新华社的著名记者郭同志。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后，文坛一谈到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必定会先谈到刘君的《在桥梁工地上》与《本报内部消息》，后来由于非文学的原因才不再提那两篇作品。而且，有趣的是，需要深思的是，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年初，发生险情的是拙作而不是刘文。刘文曾经被认为相对健康，因为那里黑白分明，“好人”一往无前，势如破竹，坏人颟顸废料，早该完蛋。一句话，刘文本身符合“简明”的预期。刘文比王文容易接受得多。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团市委的同志指出：“王某的思想太复杂。”此后，一些文友在海外也屡次放言，王蒙的思想复杂，不像是在夸奖。
那么，您的思想就不嫌太简单吗？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老文艺家，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扶着双拐，有的需要人搀扶，有的说话已经不清楚，惊魂乍定，大难不死，一肚子委屈，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我感到的是，连“文革”中已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那种场面，亘古少有。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两三个人发言极为煽情、活跃、大胆、尖锐，全场轰动。他们中有些人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能这样讲，谈何容易！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他强调：“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他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他的口气当然是在做结论。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斗争的弦并没有放弃，也很难说是放松。他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赞美的要求也并没有收起。
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他讲的是反映本质而不只是写真实，不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尤其是他说：“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他反对左也反对‘右’，他预感到了动乱的危险，他发出了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怎么说呢？这里有欢庆，有抚慰，有共鸣，有交融，有心连心，这里也有领导与被领导的明确定位。他不允许出现失控的局面，他确实是坚强如铁。这里没有什么含糊，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按，其时已经传达过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大家已经知道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我感到有些活跃人物可能活跃得太过了也太早了。我不觉得意外，共产党而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活见了鬼了。虽然从情绪上一上来我对理论务虚会的召开与广开言路十分兴奋，我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有尚未做好准备的一怔的感觉。我希望再让文人们多吐吐苦水，提提意见。毕竟是封杀了十几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例如萧军，还有陆续或刚刚恢复自由的胡风和他的分子们。而现在这些人只说（话）了、哪怕是狂了那么几个月。
我不怀疑众文友的悲情、真心、巧言、深思、动人、多姿多彩、心灵的火焰熊熊燃烧。文者文也，人也，心也，言为心声，而那么多文人的心在滴血。不错，这是一次扭转乾坤的会议，全部在“文革”中被废黜、被羞辱、被乱棍打死的文艺家，尤其还有早在二十余年前就被打入另册的我辈，如今，都复活了，谁活着谁就看得见，除了不幸去世的，又是一个个气宇轩昂、谈吐豪迈的“座上客”、人五人六啦。不过，是不是太天真，太一厢情愿乃至有点轻浮了呢？
你是真正的歌者，你感到的是文代会上的杜鹃啼血，精卫填海。你是闹者叫者吵嚷者呢？对不起，在四次文代会上我想到了对于众声喧哗的一些不敬的说法。喧哗是喧哗了，然而浅多于深，情大于理，跟着说、奉命说、人云亦云大于认真负责的思考。说实话，四次文代会上，活跃者兴奋者放炮者的数目有限，就是说，在四次文代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更多的人保持听（吆）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少说话，多磕头，东方式的政治经验。例如路翎、胡风在平反以后的言论与文字中，也绝对是首先讲感谢、感激的。王蒙的态度也是从来如此。二十多年的另册，谁扭转得了乾坤？是邓小平，王某怎么可能不感恩戴德？
当时流行的说法来自交通宣传标语，叫作：“一慢二看三通过。”
我们有久经锻炼和教育的文艺队伍，其实活跃者也是摸着了某种精神以后适当活跃一下的，说声转弯，也就转过来了。极少数活跃得收不住闸的情况，此是后话。
你是梦者思想者行吟者记录者，你得到了或者正在得到海阔与天空。你大有可为。你是按精神说话办事的谨慎者，那么有多少水，和多少面，不会过分。而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如你在十余年后向外国朋友所表示的那样）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的故事。把故事叫作“掌故”是太妙了。掌故掌故，掌中之故也。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里有大兴安岭森林，这里有泰山、华山、天山、五行山。作家艺术家们的慷慨激昂，锦心绣口，言语瀑布，思想奇观，弄不好反而成了蝉噪与鸟鸣。有任何另类算盘的余地吗？嘁嘁喳喳，吵吵嚷嚷，不过是自我高兴罢了。而哭哭啼啼，抽抽搭搭，就更像是挨了继母枉打的小儿，在那里哭爹叫娘。还提倡什么“议政、议经、议文”，这样的提法似乎是将作协往政协上扭，无非是说作家有公民权、有国家主人公的责任罢了。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欢欣鼓舞，能开成四次文代会，一批原来打入另册的人能恢复名誉，能坐上主席台，一批冷冻二十余年或者更多的人能大放（更正确地说是小放）厥词，这已经是多少鲜血多少青春多少岁月的付出才获得的果实了。你过去想过吗？你敢想吗？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换另外一个人，你不担心他会掉脑袋吗？
而且我也是文人，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呼吁，要歌唱，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了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身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一个低的标准，也是高的标准。成败利钝，置之度外，香臭宠辱，形象观感，也只能碰运气，但是不能愧对良心，愧对文学，愧对历史。我学会的一个最有用的词就叫“大言欺世”，谨妨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我的黄金定则，不二法门。
精神领袖或导师于作家中出现，也许鲁迅的那个时候行。也不是鲁迅当时，而是以后被评价被承认被尊崇。现在不行。而且除了鲁迅，古今中外，作家而成为世纪良心、精神导师的绝无仅有。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都不算。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近世的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倒是有点精神先行者的意思，但是也并无导师之风。
你必须明白。你别无选择。你不要忘记：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作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碑了。
一位声望正隆的记者讲如果成吉思汗安装了电话会是什么情景。他喜欢大骂国人，把愚蠢、野蛮、专横、无知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显得高高在上，话说得到位过瘾。一位女诗人讲领导不要信小报告。她讲得生动活泼，惟妙惟肖，极富表演性。她在大会上表扬另一位后来与她极不和谐的诗人，不知人们今日是否还记得。一位上海老干部口音不清，抓不住重点，气不打一处来，显得很激动，却又不知所云。他的上海同行说他是以“小热昏”而著名。一位剧作家自问自答：“你们究竟要什么？”“我们究竟要什么？”他要的都是最好最理想的事，包括全面的启蒙主义、现代性与普世价值。他在讲他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可惜他不是马丁·路德·金，而这里也不是美国。周扬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向被错整了的文艺人道歉，他特别提出向丁玲、江丰等人致歉。另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老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说是周的道歉也代表了他，立即有几个人在会场上喊叫：“不代表你！”在几千个人开会的大礼堂里，一些人在台下喊叫，显得叫人无法是好。
如果几千个人的会议只有鼓掌却无人喊叫呢？
我有时候想越是不让人说话越是成全了大言者大叫者。如果“文革”期间有个人站在闹市路口大喊一声：“操你妈！”他难道不是英雄、不成为英雄或不会被认作英雄无限吗？
而我印象极深的是夏衍老的闭幕词。他讲到了反封建，讲到了生活之树长青，理论是需要发展的，讲到了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强调学习，是夏老历次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都很爱听。
夏衍资格太老了，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年轻人说他已经进入了“刀枪不入”的境界。所以他可爱。所以他也令某些人皱眉、为难。
此次会上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忆。会议中间，一位先生以受领导同志委托的名义找几个作家谈话，其中有上海的李子云和我，好像还有刘心武等。我一看，却原来是阮铭。看来他正受到欣赏与重用。阮铭秀美挺拔，长脸灰眸，傲慢自负，目光阴鸷，带着一股冷气，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印象。他不像领导，也不像幕府，倒像一个多次洗涤消毒后，穿着工作服，操着利刃——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谈完，我乃告诉李子云，这是阮君啊，“文革”初期是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发难攻的周扬啊。李说我知道，他是“坏人”。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阮先生：一九三一年出生，一九四六年入党，一九四九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如前所述，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的就是他。他一九五七年任团中央候补委员。后在北京日报社与中宣部做事。“文革”时曾任中宣部机关“文革”主任。“文革”结束后在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一九八三年在中央党校期间开除党籍（因“三种人”问题）。一九八八年后留在美国一些大学。一九九七年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二〇〇四年任陈水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
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人，命运，历史与我们中国，匪夷所思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我在一篇小说中说过，中国人的戏路子好宽啊！有一朋友读之大呼妙妙妙，阮先生的故事便是精彩一例。引用这么一点网络上的资料，聊供读者一粲。
这次文代会上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与会许多人提出那时的一些“自发性文学社团”事，如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杂志及其作者群：包括顾城、舒婷、杨炼、芒克、甘铁生、史铁生、潘婧、徐晓等。他们的名字至今多数人们耳熟能详。舒婷的诗与散文是那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她如今也是厦门文联的领军人物。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也深受各方面的尊敬与好评。潘婧的《激情年代》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的头奖，还有些人选择了移居海外。
当时有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例如在武汉大学的文学杂志上我就读到了张安东的别有风味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他写得忧伤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可惜此后不再见到他的创作。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我的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兄长光未然。
该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作协章程里加上了为繁荣文学创作加强与各文学社团联系的字样，这反映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促进文学界的大团结大整合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避免在文学上出现政治分化与身份裂痕。可惜，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患。
二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支持“伤痕文学”吗？那其实是坚决拨乱反正的同义语。使一大批被放逐的人回到文艺岗位上来吗？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经过凶神恶煞的“文革”，单是让这些曾被无例外地视为文艺黑线人物的作家、艺术家们聚一聚也够人们哭一鼻子的了，何况其中还有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试炼与考验，已经是水煮火烧，成熟了许多。大会发言使口若悬河、挑剔而又易于、宜于动情的文学人们终于获得了小放厥词的平台。就这样，一些人已经认为是说了太多的过头话。整个会议的政治宣示与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的宣示还是令人五内俱热的。双百方针又猛讲上了，不要横加干涉的说法与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肯定令人一个蹦子老高。
我也想起苏联的作家代表大会，苏联是没有所谓文联的。苏联的作家大会倒是像有些文艺学的讨论、争鸣，虽然他们没有双百方针的说法，在赫鲁晓夫年代召开的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就典型问题、真实性问题、正面人物问题与作协活动问题都争了个不亦乐乎，连后来担任过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也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讲过典型问题是一个党性的问题——对于他的这个提法，我至今不明其意。设想一下，把聚讼纷纭的文艺问题带到克里姆林会堂，带到那么大规模的会上进行意气风发的讨论，又能有多少文学与理论的含量呢？
会议的规格与气势也许令人记住，令多数文艺家包括许多标榜清高与忧愤的作家、艺术家、有机知识分子羡慕感动向往。文艺本来是各式个体劳动者的活计，老作家孙犁早就指出“作家宜散不宜聚”，我亲耳听到过林默涵同志引用与响应这个明智之语。生逢盛世，文艺家们却高度地集团化、群体化、政治化、队伍化了。几千人的文艺大会，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辉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数出席，掌声如雷，热泪如注，铿锵动员，豪迈号召，英武表态，响亮口号，勇敢决心，都令人热血沸腾，如参加了战前爆破动员与班组红旗竞赛。还有大会上才揭开幕布的几十名几百位贤达杰俊名流人物的升降进退：谁谁当了主席，谁谁当了书记，谁谁当了委员，谁谁当了理事，还有后来的顾问、名誉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其他封号，蔚为壮观。有为之哭的，有为之笑的，有为之奔走的，有为之上访告状的，有为之处心积虑或者痛心疾首的。甚至许多年后，还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可敬的老文艺家，在一次类似的盛大会议上因为理事候选名单上漏印了他老的名字而泣不成声，几乎当场晕倒……偏偏该一届理事会只开过两次，一次是成立，一次是下届大会前宣布寿终。这样的文艺大集会并非所有的国家的文艺同行所能经历，我们这里，也并非所有的时间段的集会都具有同样的同心同德、大喜大悲的特色。有志者研究一下历次文艺大会，也能提高水平，了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