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难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作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大大小小，内内外外，斗起来拼老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惜一切代价。时过境迁，了结起来不过是“一风吹”三个字，划错了三个字，改正两个字，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与作废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
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云消雾散。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终于变成了无，无中生有与有终归无，同样是万众一心，全无异议……这叫啥呢？
我甚至于为当年那些响应号召批判或者由于“觉悟”自动杀出来批判的伙计叫屈，你们费尽心思，你们深文周纳，你们罗织罪名，你们扶摇直上，你们独占鳌头，你们中的代表人物姚文元一直当到了政治局委员，而你们的心狠手辣刺刀见红的贡献与成果竟然在一个早晨就一风吹散，不留痕迹，甚至连一个小手指都不需要动一动，你们的“上层建筑”就化为齑粉了，你们该有多冤！你们把青春汗水脑汁和名誉献给了以姚生（这是广东话，先生可简称为“生”）为领军人物的文艺大批判，当初你们哪怕是只干描红模子或者装订扫盲小册子，也比干这个的下场好一些啊。
后来过了许多年，一次听陈荒煤同志对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说：“请你们注意，不要随便写那种奉命的批判文章，写完，最后编你的评论集的时候，一篇也不能往集子里边收，我这方面是有教训的。”
（王按，包括可敬的夏衍与周扬同志，在为他们编文集的时候，都碰到过类似问题，真是令人叹息！）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这就是潮流与民心的力量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红砖砌的地面缝子大，不平坦而且日久了变得黝黑。比较一下，北京诸亲友家的洋灰地是多么整洁呀。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满于现状了吗？人就是这样浅薄，这样轻浮，这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这样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这样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干脆说，王某就是这样廉价，这样为外物所左右的吗？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
……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
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
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迹近疯狂，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叫作脉脉含情。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然而堂堂正正的一张大报，代表着权威、地位与“精英社会”（虽然没有人承认这样的名词）的一张中共中央主办的报纸，上面清晰无误地印刷着的长宋体（也许是楷体？）字“王蒙”，印着更大的标题“《青春万岁》后记”黑体字。这怎么让人如此舒服！
舒服得何等悲伤！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的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献身教育，永怀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永远纯真如初。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向来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名噪一时，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现已假释。
叫作立竿见影。我们这个社会，吗事都是立竿见影，这是可喜还是可哀？
我们在重温一九五三年北京西苑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复活的季节。二十余年前程庆荪老师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团区委的同事有人开玩笑，说程是我们的红娘—其实她是被蒙在鼓里的。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62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在内蒙古，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古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颙（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我记得那时在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我则谈了两点略有创见的意见。一个我说，希望今后的作协不再具有消灭作家的职能。因为，前一个历史时期，作协的重要，作协的威严，恰恰在于每逢运动，作协一开重要会议，完结后，几个作家就这样被消灭——打入冷宫——了。一个我说，文学要追寻我们的精神支柱，这比伤痕、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什么的更重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失去了精神支柱，这太可怕了。我们曾经从左翼文艺运动中寻找精神支柱，我们曾经从苏联文学中寻找精神支柱，我们曾经从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与事迹中寻找精神支柱，然而，可悲的是，这些支柱一一被连续摧毁了。这怎么成呢？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穿着整齐、谈吐文雅的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借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时间是可怕的，时间使激动变成了惶惑与木然。据说中国人的说法是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而我的政治急腹症，却是得病如排山倒海，风云雷电，如庄严的祭祀大典，去病如弹指儿戏，如早已褪了色走了味的淡茶。甚至没有什么人想多对你说一句话，说一句对不起或者祝你好运，或者，哪怕是请好自为之。
当然，共青团机构还不像别的单位，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至少小我十八岁的工作人员态度冷淡、倨傲，彼此皆感陌生，互无兴趣，人家不过是执行公事。
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是变旧了：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而此后的团北京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老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档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等老同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任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正对口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其中的李鲁已经去世。另一位被劳动教养后遣返家乡务农的广东人W，则还健在，似已接近耳聋眼瞎，不成样子了。我仗着年轻，硬算是没受太大的罪，不幸中有大幸焉。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河东河西，这也是一种制衡，可惜的是，并非共时性的制衡，而是时间纵轴上的平衡。所以中国更需要毋为已甚，留有余地，乃至道中庸而极高明。这些道理是后来才悟到的。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叫作沉冤昭雪吧，虽然这种说法对于我似乎有点封建性。平平静静地回到新疆以后，有一件小事倒是值得一提。就是此时至少是在新疆文联，邓丽君的歌曲风靡起来了。我很可惜那么多各类治史专家没有人研究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邓丽君热。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站住的。谁是始作俑者呢？开头，似乎是偷偷地听，说偷听吧，又不像听到海外华语广播那么紧张那么犯私，“文革”中偷听“敌台”一项罪名足够判你个反革命，而邓丽君自始便是听则听矣，喜则喜矣，粉（丝）则粉矣，无大碍但也始终不那么合法。例如，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大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正经八百地上过邓丽君的歌。没有一次正经八百的音乐会或歌舞晚会上上过邓丽君唱红了的歌。其中她唱的《何日君再来》与《夜来香》（都不是她首唱的）更始终具有一种政治上的可疑性，大概被看作“敌伪歌曲”的吧。开始时至少邓丽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在人家香港，邓丽君早已过时了，中国内地行时邓某，纯粹是不赶趟儿。但这样说同样也未能给邓丽君热降温。
一位现在已经誉满全球的定居海外的大作家老弟，就告诉过我，他写作时一定要用录放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我“改正”（昭雪）完了回到新疆文联，听到一位天津籍的会计小女孩在放邓丽君的歌曲，她坦然地向我推荐那首《千言万语》，说是怎么怎么好听。我听了两次，觉得不错，调调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只是莞尔一笑，没有说一句邓丽君歌曲的好话，说明其时我对意识形态问题仍抱着极其警惕与慎重的态度。从此我知道了个词叫“爱的寂寞”，这个词是否通顺，是否无病呻吟，我一直抱着疑问，但它带来了些另类的感受、另类的信息。
而且我有时也哼哼起“爱的寂寞”来了，那时还不知道“千言万语”是歌名。我后来甚至想，允许文艺中出现一点无病呻吟，出现一点速朽准废料，出现一点浅薄小市民和搔首弄姿、撒娇撒赖，允许（不是提倡）唱一点诸如“我的心太软”“爱就爱了”“你背着我爱上了旁人”“不求天长地久”之类的无聊之作，这当然不理想，但是却又难于避免。这当然可以批评（其实也无劳伟大精英型思想者们批评，伟大精英的思想如同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本来不应该浪费在这些无聊也无大害的哼哼着的蚊子与吱吱着的小鸟上），它的出现却仍然是一种宽松与和谐的符号，而不是动辄一脸悲情的阶级斗争硝烟。
好玩的是，一九八二年冬，我与一位长春作家傅先生共去西沙群岛，我没事就哼哼邓丽君式的“爱的寂寞”，我咏的调儿十分不准，傅先生本来唱得好好的，被我的走调的“爱的寂寞”所误导，竟然一阵子怎么也唱不出应唱出的调子来了。看到他沮丧的样子，我像一个坏孩子完成了恶作剧一样，很有些欢喜。
后来，我倒是把“爱的寂寞”云云写到小说《蝴蝶》里去了。老导演齐兴家据此改编并导演的影片《大地之子》里出现了邓丽君的此歌，不知道这算一个亮点？花絮？噱头？穷极无聊？纪念？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拙作《最宝贵的》获得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民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颁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籍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颁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吗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红卫兵）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爱屋及乌（或红）。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颁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声音渐稀。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则正在张主席李主席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有的虽然没有辍笔，嘀嘀嘚嘚，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在战地？）买了一只猴子做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美国某俱乐部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我早就在小说里写过，中国人的戏路子最宽。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他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历史的转变也提供了机遇，一大批当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红火了起来。有人抱怨此后的写得更好的人未必得到了同样的重视与安排（如当了什么委员什么理事之类，不要以为作家应该清高，作家俗起来是能够做到比一切俗人都恶俗的，正像作家如果真的而不是假的清高起来，确实可以脱俗拔尘一样）。
还有的说那时得奖的作品只是伪文学，这也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情况，只能说如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太幸福了，你们总算掉到蜜罐子啦（这是当年最爱责备青年人的话，说他们从小生活在新社会，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到蜜罐子里不知道甜啊）。你们总算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一切得过二百元奖金的冲锋陷阵的作家们了，你们已经是说大话不用上税的了，祝贺你们。
但也不无可议。那时的以冯牧为代表的文学领导们，本来可以更注重一点小说的艺术性啊。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作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待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好，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文化动态（谁让我这一辈子个人的命运与大形势老是那么息息相关），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赔不起时间了，一喝酒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以此为题材，我写了小说《友人和烟》，已经无法是好了，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已经都成了小说的题材、小说的资源。可资炫耀的，要写；笃定挨骂的，也得写出来。果然，我的新疆酒友们对此篇大不以为然。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一九七八年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雄阔开拓了我，新疆的尤其是维吾尔人的幽默熏陶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新疆的文化对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热茶。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吾尔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而维吾尔人的一个家喻户晓的谚语是：“好男儿自当经历一切（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