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马惊了
隆兴初年，孝宗锐意复古，他骑马射箭，戒酒少娱乐，把心事都用在强身健体上。他模仿陶侃运砖的方法，经常召集各位将领，在殿中打球。即使刮风下雨，他仍然要将帷幕搭好，在地上铺上沙子练球。
群臣以宗庙为重，三番五次劝他，不要这么拼命，危险动作少做，他一概不听。
有一天，他又骑马打球，跑来跑去的，打了好久，连马也疲劳了，这马突然往大殿的廊道中跑来，屋檐比较低，眼看要碰到横梁，大家都惊叫起来，急忙跑过来解救，众人跑到跟前时，马已经穿廊而出，只见孝宗，两手抓住横梁，直着倒垂身体，脸上一点也没有变色，回头还向群臣指着马逃跑的方向，要大家去追马。
见此景，群臣都称万岁，赞孝宗英武天纵，和宋太祖抵城挽鬃的事一样。
孝宗也是蛮拼的，主要的还是为了复兴。大多数皇帝，以国为家，都想有所作为，尽管他的理想和现实有距离。
马突然惊逃，且逃入屋内，虽说皇宫的房子高大，但也绝对不适合在屋内骑马。人们见到孝宗处理危机的行为，立即想起了他的祖宗，宋太祖赵匡胤。
这似乎是一个传说，为了神化赵的神武。
赵匡胤极聪明，练骑术，学射箭，长进飞快。一次，他选择了一匹没笼头缰勒的烈马骑，那马不甘役使，当他刚上背欲扬鞭时，烈马猛地狂嘶，四蹄腾空，朝城内疾驰。赵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门的横梁上，摔下马来。大家都认为，赵匡胤的头颅一定被撞碎了。谁知，当人们跑上去抢救时，他却立即站起，拔腿追马，飞上马背，抓鬃夹裆，征服了烈马。
马惊了，对常骑马的人来说，是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却足见骑行者的勇气和胆量，当然，还要有极好的体力，这是前提。否则，只能摔得鼻青脸肿，败下马来。
（宋 岳珂《桯史》卷第二《隆兴按鞠》）
富之贼
东阳的陈同父，学问深，为人也放荡不羁。
他常常和人说这样一个故事：昔日有一士人，家边上住着富翁，而他家却十分贫困，对邻居的富有，很羡慕。有天早上，士人着正装，很诚恳地去拜见富翁，请求指点为富的迷津。
富人告诉他：致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回家，斋戒三日再来，我就告诉你致富的原因。
三天后，士人又去拜见富翁。富翁让他在厅堂中间放一张高大的供桌，上面放学费，然后，恭恭敬敬地请出富翁。
富翁开始传授致富的原因了：大凡致富之道，一定要先去除五贼，五贼不除，富就不可致。
士人问：哪五贼呢？
富人答：就是世人所说的仁、义、礼、智、信。
士人听此，笑着退下了。
陈同父讲的故事，明显带着自己的立场，这样的观点，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应该比较普遍。
为富不仁，这个成语，大约就是对陈同父观点的最好诠释。
如此简单地将儒家为人处世的五字要诀，和富裕对立起来，太绝对。
这五个字，也不单单是为人处世，其实还是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国家秩序的核心，尊崇儒家，就是遵守规则，整个国家才会正常运转。
将致富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计策、计算、方法，一些不法商人的致富实例，简单地理解成算计，甚至尔虞我诈，这大约就是士人耻谈财富的前提。
每个铜板都带着普通民众的汗血，那是特定环境特定时代的说法。
陈同父将这五个字看成富之贼，实在也是正话反说，言外之意，仍然强调，为富要仁，要义，要礼，要智，要信！
（宋 岳珂《桯史》卷第二《富翁五贼》）
两义士
舒城的望江，有富翁叫陈国瑞，以炼铁起家。他曾经想替母亲找一块风水好的坟地，风水先生一下子涌上门来，但选的地，没有一块中他意的。
建宁的王生，以看风水闻名，陈家请他来选地，差不多过了一年，王才在近村找到一块，是张翁家的地。
陈国瑞在家，从来不管事，一干大小事，全都推给儿子。
王生于是和陈家公子商量，想用什么计谋将地顺利地拿到手。王分析说：你们家替奶奶选坟地，这件事情，方圆百里都知道了，如果我们讲实话，那对方一定会狮子大开口。
他们想了个办法。
他们伪装成炼铁工人的模样，到张翁家，这样游说：我们是炼铁的，需要大量的木炭，我们看到，你们家山林里的木材很适合烧炭，我们想买你家的山，建窑烧炭，您答应吗？
张翁很爽快：可以啊！
过了几天，他们又到张家，送上三万钱，订下买卖合同。
这一切都做好后，陈国瑞来看山，一看很满意，马上动工，造墓建屋，一切准备停当，立即举行迁葬礼。
第二年的清明节，陈国瑞来上坟，风水先生王生和陈家公子，一起陪同。陈忽然问他儿子：这山是什么人的啊？我们买来花了多少钱？陈公子据实相告。陈国瑞又问王生：如果你们不用计谋，那价值多少呢？王生答：以当时的价格计算，即便最便宜，也需要三十万。
陈国瑞立即赶回家，让人备马，去拜见张翁，并邀请他来家作客。每天好酒好菜款待，两人聊东聊西，很投机，一连几个月，陈都没提什么事。张翁想，自己来陈家住了好久，好吃好喝这么久，也没什么事，该回家了。听说张翁要回家，陈就在正堂举行宴会，酒喝到一半，陈又让人准备了三百缗钱，告诉张翁：我葬母亲，买了您的地，人家说您的地值好多钱，我准备了这些钱，对您作为补偿。张翁很惊奇，一头雾水：我如果将山上那些木材砍下来，拿到市场上卖，一千钱也卖不到，而你儿子却给了我三万钱，这都太多了，我还怎么敢要您另外的钱呢？
陈又说：不是这样的，我们选地葬母，是正当行为，但是，却以炼铁需要木炭为由，这就是欺骗了。我儿子一时被利所诱，骗了您，人都说您的山不止这个价，我这几个月来的行为，就是想补偿您一下，我实在很惭愧，儿子有点见利忘义了。
张翁一直推托：这桩买卖，我当时就答应了，而你们给的价钱，又大大超过我山林的价值，您想做君子，我虽地位低下，但也是讲道义的，我岂能以不正当的理由再要你们的钱呢，坚决不要！
陈家坚持要给，张翁一直推托，到后来，张翁不高兴了，第二天早上，拂衣离开。
见张翁不肯接受，陈国瑞将儿子叫来，一顿臭骂：看你这件事情做的，陷我于不义之中了。不得已，父子俩想了个办法，他们偷偷找到张翁的儿子，将钱交给他说：这是你父亲的钱。儿子收下这笔钱，张翁一点也不知道。
岳珂评论道：世人大多见利轻义，有时为了一钱之争，弄得甚至头破血流，而陈、张两位义字当头的风格，实在让我们很多人惭愧。
不得不说，陈、张两翁，确实都讲义。
人之常理——买方，都想以一个合适的价格买到好东西，而卖方呢，也想以一个好价钱卖出，至少不吃亏。
风水大师王生，凭自己的经验，帮助陈家公子完成了好墓地的选择，确实为陈家省下不少钱。这是一个称职的风水师。
陈家公子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为奶奶选墓地，当然也要又好又省钱，无论从什么角度讲，这也是一个称职的儿子。
然而，陈家老先生，并不赞同他们的做法，认为违背了道义。而一个人失义，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必须坚决纠正。
陈老先生一系列的补救，至少让他心里踏实一点。
地位低微和品德没有正比例关系，所以，当张翁明白事情的原委之后，他也要实现自己的义，不能拿的钱，坚决不要，于情于理都不安。
最后的结果，陈家实现了义，而“陷”张翁于“不义”，不过，大家看了都很舒心，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像陈张两翁一样，那真是太暖心了。
（宋 岳珂《桯史》卷第二《望江二翁》）
死甚好
叶衡丞相被罢免，回到了金华老家。他不再过问时事，只和百姓交朋友，每天喝酒消闲。
有一天，他感觉身体状况不太好，就问各位喝酒的朋友：我快要死了，只是不知道死后好不好呢？
一姓金的读书人在下面坐着，他站起来回答：死甚佳。
叶丞相很惊讶，回头看着金书生：你怎么知道死很好呀？
金慢悠悠答：如果死不好，那些死去的人不是都逃回来了嘛。死而不回，所以我才知道死好！
一起喝酒人都大笑。
第二年，叶丞相生病了，一病不起。
显然，这是一个笑话。
不过，逻辑上仍然说得通，只是有点诡辩，死的“回”和一般的“归”，不是同一意义，金书生偷换概念。
但我觉得，这则笑话还是有些哲理的。
因为害怕和忌讳，人们一般极少谈论死，但不知死，焉知生？中国古典哲学中，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透，只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别人就很难理解。
佛教中构想的另一个极乐世界，一切都如人间样，甚至比人间更美好，但必须经过一道死的关口，活人是到不了那里的，而且，你在天堂的生活待遇，一切都取决于你的现实世界，所以，佛教徒就会千方百计约束自己，做好事做善事，以营造来世的好生活。
叶丞相死了，亲人们会悲痛一阵子，但他提的问题，只有自己去体验了，谁也没法帮他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
（宋 岳珂《桯史》卷第二《金华士人滑稽》）
看命司
京城有个靠嘴巴吃饭的人，居住在观桥的东面，他在家门口设了个铺面，上面打着旗号：看命司。
他的行为，连他的徒弟都看不下去：司者，国家政府部门和机构才可以称的，他就会耍点嘴皮子，也敢以司称？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商量，要不要联合起来起诉他，滥用名称。
一人说：这个不难的，我能让他扯下那个旗号。
第二天，那出主意的人，就迁到“看命司”对面的街道居住，也在门前开了个铺子，铺子上的旗号为：看命西司。
经过的人都看懂了，捂着嘴，一边笑，一边走。
“看命司”也知道了，觉得很难为情，就将旗号悄悄撤掉了。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容不得一点点无序的事情，一个旗号，充其量是广告牌，但也要合乎规范，不能忽悠人。
这种反击的方法，常常见到，不说它不好，却将荒诞无限延伸，让荒诞自动消除。
清朝刘廷玑的笔记，《在园杂志》卷一也有类似方法：
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但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
“贱者居”，表示自谦，我们都是戏班子，没有地位的演艺人员。而好事者的“良者居”，显然是讽刺李渔的戏班子。贱不是你们的本质所在，看你带了一大群的美女，挺自在的呀，哪是什么贱？
现代好多街头广告，也有“看命司”的遗风，甚至更离谱。
（宋 岳珂《桯史》卷第五《看命司》）
唐大汉
堂兄周伯，淳熙丙申被召为太府簿。当时，苏州有家姓唐的百姓，一兄一妹，身高都有一丈二尺，乡亲们都喊他们为“唐大汉”。
这兄妹俩，个子太高，哥娶不到媳妇，妹妹也嫁不出去。他们出行，每当走累了，就坐在街市边上人家的屋檐下休息，远远看去，样子像一堵墙。他们一走出家门，满大街的人都会上来围观。
他们胃口很大，每天要吃一斗多粮食，只好出去替大户人家看仓库。他们站在仓库外，用手一伸，就可以将东西递送上去，根本不需要梯子，所以，他们走路，背都有点佝着。
有太监看到了这一对“唐大汉”，向有关部门报告后，将哥哥招到了警卫营。当时郭隶做警卫营的将领，周伯兄有时会去那玩，唐大汉见了，神态毕恭毕敬，但声如洪钟。
高宗也想要看看这个大汉哥，又怕他走出来被老百姓围观，就先让他从河里游泳到望仙桥边的船上，皇帝在那儿等他。
这是南宋版的姚明，不过是男女版的。
长得高，鹤立鸡群，古今都当稀奇事。围观，除了围观还是围观。说话声音响，走得背不直，坐下来像堵墙，饭量大，生存都是件麻烦事。
当然，也有好处。因为高，所以仓库递送东西，轻而易举。做警卫，也是优势明显，一堵墙立在那儿，谁敢乱说乱动，轻轻一抓就起来！
赵构也想看稀奇，看的过程，有点儿滑稽，安保工作别出心裁，不知道是保自己呢，还是保唐大汉？
比较悲伤的是，这样高的唐大汉，竟然娶不到媳妇，他一切正常，就是背有点佝嘛。相比姚明，建球队，办公司，做基金，一切红红火火，当然，还有无比幸福的一家子！
（宋 岳珂《桯史》卷第六《苏衢人妖》）
马屁鸟
艮园初建成，好多官员都想别出心裁，营造各式各样的新奇，拍宋徽宗马屁。整个工程，已经宏伟富丽了，只有园内各地上贡来的珍稀动物，尚不能听人的指令。
有个姓薛的老头，擅长训练各式动物。他到童贯那里自荐，他愿意来训练这些珍禽。
童贯就让他全权负责珍禽的训练工作。
薛老头将那些相关的皇家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弄一辆和皇帝平时出行坐的同样的车，上面全部布以金黄色的布帘，大叫一声，起驾，车子就开始出游了。行了一些路程，车则停下来，车前面放一个大盆子，里面装满了煮熟的肉粒及高粱小米，薛老头就模仿禽鸟的叫声，招呼那些鸟的同类。那些鸟随即飞来，吃饱喝足，来来去去，很自由的样子。
薛老头每天都重复着这些动作，过了一个多月，他的车一出行，不需要装鸟叫，四周就聚集起很多的鸟，他拿着鞭子，站在马车边上，那些鸟也不怕他。他将这样的方式叫“来仪”。
有一天，宋徽宗来视察艮园。皇帝的车巡游，自然一切都按照仪式来，听到有清道的声音，天空中立即飞来数万只鸟。薛老头手上拿着块牙牌，嘴里高叫：万岁山瑞禽迎驾！皇帝回头一看，大喜，立即封薛一个官职，并赏了他好多钱财。
靖康围城之际，因为食物匮乏，皇帝下命令允许抓那些鸟，那些鸟都不跑，百姓徒手就可以捉到，用来充作食物。
鸟不会拍马屁，是童贯们在拍。
皇帝随便出行到哪里，道路两旁都不缺民众的围观，习以为常，不会有什么兴趣。但是，假如来了一群鸟，一大群鸟，数也数不清的鸟，而这些鸟，都是来朝拜他的，那么，情形就不一样了，兴奋的毛孔迅速张大，血脉贲张，两个字，好玩！
果然“来仪”！在这放松的时刻，行进在富丽堂皇的园林中，再来无数珍禽，那心情，还要怎么形容呢？
而童贯们却是搭准了宋徽宗的脉。
宋徽宗年轻时就喜欢驯养禽兽，当上皇帝后，各路马屁高手，自然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满足他的爱好。有个叫江公望的谏官不高兴了：皇上，这个爱好发展下去有点危险，要改呀。好，改！他的朝堂中，有一只白鹇，养得很久了，极有感情。这不要改嘛，就将它放走吧。宋徽宗用驼鹿毛做的拂尘赶它走，它就是不走，还在他左右打转。宋徽宗于是就让人将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拂尘的柄上，说：我用这个表彰江公望的忠心！等到江离开了宋国，宋徽宗又老方一贴，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所以，在北宋的都城，秋风夜静的时候，禽兽之声四起，宛如郊野，好多人都认为不吉利，也更加称道江公望的忠心啦。
如此看来，皇帝未必不清楚薛老头的训练过程，那些鸟只是习惯动作，是千百次动作中的一次，它们只认声音，它们只看颜色。它们的目标，就是奔着鸟食去的，有食便是娘。但他还是喜欢，上瘾了，改不掉。
所以，在整个北宋王朝即将崩溃时，那些鸟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鸟的命运，很像宋徽宗的命运，可怜徽宗被金人捉去，落得个点油灯的结局，比那些鸟惨多了。
（宋 岳珂《桯史》卷第九《万岁山瑞禽》，卷第十《殿中鹇》）
猫牛盗
辛未年（公元1211），我在临安做官，居住在旌忠观前。
家里养了一只青色的猫，很会捉老鼠，家里人都很喜欢它。有一天中午，它一出门就不见了，找来找去都找不着。
我又想起一件事。我还年幼的时候，先夫人治理家政，我们住在城南的别墅，一头公牛很肥壮，也被人偷走。先夫人不想惊扰邻居，就没有报案。后来听说，湖中老百姓分肉不均，群起斗殴，还打起了官司，我们也没有仔细打听这件事，但后来推断日期，和我们家丢牛是同一个晚上，可这件事发生在百里以外，且牛行动缓慢，我实在弄不明白，它是怎么跑那么远去的。
有天，我将这些疑问，告诉一位朋友，他将这些事串起来分析，告诉了我真相。
临安城北有和宁门，那里有一家店铺，号称“鬻野味”，价低肉多，老百姓经常跑那买野味。这间所谓的野味店，主要卖猫肉狗肉，这些肉是怎么来的呢？都是偷来的。偷狗，夜里用布袋套着狗背着跑，偷猫，则白天偷。临安人居住密集，活动空间少，狗啊猫啊什么的，一会就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出门来，就很容易丢失，那些人一看见猫，立即将它捉住，再将它放到门口的消防桶中全身浸湿。猫身上一湿，它就会不断地舐，一定要到干燥才停，所以，它不会叫。失猫人找上门来追问，一定先问毛的颜色，一看，都不是哎，一连看了十几只，没有一只和丢失的猫颜色相符，即便知道对方是小偷，也拿不出证据，只好不了了之。小偷们晚上就将猫送到野味店，猫不可能活着出来。
上面是偷猫。偷牛，则更专业。
牛喜欢吃盐，偷牛者拿着一把钩子，一根竹竿，一根绳子，竿是用来赶牛的，钩子和绳子都捆在腰间，这身打扮，看见的人，都不会怀疑。偷牛者，晚上进入牛栏，用盐喂牛，牛伸出舌头，就迅速用钩子钩住，绳子穿进竹竿，急忙跑到树的高处躲起来，牛舌痛，想要用角顶小偷，但隔着竿子，想嚎叫，嘴里却有锋利的钩子。做完这一切，牛就乖乖地听话了，偷牛者在前面跑，牛在后面跟着跑，一路狂奔，一夜狂奔。所以，一夜跑出百里外，也就不奇怪了。
后来，我又专门咨询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办案人员，他们也都这样说。
猫狗没错，全在人的错。
居住空间的狭小，使得小偷们很猖狂，他们用水将猫浸湿，这个简单的行为，竟然使大部分人没有办法认出自己的猫。
野味市场的存在，是偷猫盗狗行为屡禁不绝的最主要源头。许多人其实明明知道，却偏偏要去买，贫民阶层虽为生计所迫，却也纵容助长了偷窃行为。
偷牛者，当然也是人的错，可是，牛也贪嘴。牛贪嘴，更多的是一种隐喻。盐虽好，却是诱饵，嘴贪了，舌伸了，就给钩子一种机会，钩子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行贿者，他们千方百计要想钩住各个舌头，为己所用。而一旦被钩住，就由不得你了，跳跃腾挪，都没有用，只有乖乖跟着钩子跑，钩子跑多快，你就得跑多快，不然，你就死定！
作者也感叹，这些小偷们，智商不低，如果将这些心思，用在做人做事的正道上，那该多好啊。
（宋 岳珂《桯史》卷第十二《猫牛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