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被称为“山巅之城”，一方面源于它以前的多山特征，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它还有很多其他昵称，每个昵称后面都有历史和文化的蕴意。它拥有比美国历史还长的哈佛大学，以及理工类大学中全球当之无愧“第一”的麻省理工学院。它的文化影响，并不限于如今被称作“波士顿市”的这个地方，而是从大波士顿地区，一直辐射到新英格兰（包括马萨诸塞州［通常简称“麻州”或“麻省”］、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等在内的邻近六个州），直到整个美国。
波士顿：“山巅之城”
波士顿有不少昵称，如“美国的雅典”（the Athens of America）、“宇宙的中心”（the Hub of the Universe）、“自由的摇篮”（the Cradle of Liberty）等。其中最有趣的昵称，当属“山巅之城”（the CityUpon a Hill）。
刚到波士顿的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散步，却在这宁静清新的美国小镇上，看到了原本以为只有在森林里才有的松鼠。心想这里没有山，怎会有松鼠？！
早春清晨的薄雾中，透着盎然的春意。不少庭院里有盛开的鲜花。几只调皮的松鼠在树叶和草丛中穿梭。还有不少海鸥，或在空中滑翔，或在草坪里觅食。我不禁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波士顿在历史上被称作“山巅之城”，后来为了填海而削山。现今的商业繁华区“后湾”（Back Bay），就是填海而成的。
波士顿大规模的削山填海和“造城”运动，主要发生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间。最后，城市规模扩大了两倍半，灯塔山（Beacon Hill）被削低了将近二十米。现在的麻州政府大楼，实质上只是建于最初灯塔山的半山。这一百年间，波士顿市区的人口，由原来的不足五万，发展到50万。如今，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波士顿，已是“身在山中不知山”了。
站在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仰望州政府大楼那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圆顶时，已经很难把它跟历史上的“灯塔山”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到了冬天，所有的树叶掉光后，才能感觉到州政府确实是处在一个山坡上。它的周围，到处都是房子，一派都市景象，已经感觉不到历史上“山”的痕迹了。但州政府前面的路牌上仍然写着“灯塔街”（Beacon St.）。
去波士顿公园游玩的时间多了，才发现州政府旁边和后面的街道，确实很陡。有一次我们去找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爬上这个街区，又翻下那个街区，一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才感觉到确实是在“爬山”。
站在“勿踩草坪”牌子上的小松鼠
路边草地上的野鹅
我住房的周围，不少居民的房子就修在以前的山坡上。路牌名称也大多与山有关，如“高山街”（Alpine St.）、“高地大道”（Highland Ave.）、“山地大道”（Mountain Ave.）、“岩石街”（Rock St.）、“雪松街”（Cedar St.）、“常青藤路”（Ivy Road）、“橡树林”（Oak Grove）、“枫树街”（Maple St.），等等。树木葱茏和青绿草坪的斜坡上，掩映着红白相间的小楼。
“马萨诸塞”最初是指“在蓝色的山上”，当时在马萨诸塞海湾，可以看到波士顿南部的不少山峰。
除了历史上多山的特征外，波士顿作为“山巅之城”，还有另外一番人文精神的意蕴。
将近四百年以前，第一个从英国来定居的神职人员，来到这个当时被印第安原住民称作“绍穆特”（Shawmut），早期英语称作“三山”（Trimountain）的地方，修建了自己的小屋。这里后来被称作“灯塔山”，即现在波士顿公园的斜坡。除了保留一些土地自用之外，他把剩下的都卖给了后来的定居者。
几年后的1630年，从英国过来的清教徒们，七百多人，随着他们在前一年推选的“麻州湾公司总督”（Governor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一个名叫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人，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在灯塔山下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后来，一批又一批，成千上万的清教徒陆续来到这里。
“清教徒”是早期殖民者的敌人称呼他们的名字。这些被称之为“清教徒”的人，受到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的迫害，被指控企图“纯化”或“澄清”英国国教，他们认为英国国教已经腐朽和无知到了极点。
温斯洛普其时已经41岁了，原本是不想来波士顿的。在那个人均寿命普遍较低的时代，他已算得上是个“老人”了。何况作为律师的他，有自己的庄园，又受人爱戴，小日子过得不错。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大家的盛意，他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带队的首领。
这个温斯洛普，就是后来这个殖民地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温斯洛普在从英国开往北美大陆的船上，也许是考虑到此去风急浪高的困难，就重申了清教徒的一种信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和”（commonwealth）。
他强调大家必须承受相互的苦难，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只顾自己的苦难，而“必须紧密相连，就像一个人”。他说：“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在温斯洛普他们到达后的几个月，刚成立的法院就发布法令，将这里改名为“波士顿”（Boston）。它原本是温斯洛普这批人在英国的故乡林肯郡的一个地名。美国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殖民者的故乡英国找到影子。他们要么直接使用故乡的地名，要么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如新英格兰、新罕布什尔等。
温斯洛普在波士顿这块天高皇帝远的殖民地上，建立了最初的民主。他废除了“大教主（Archbishop）—教主（Bishop）—神职人员（Parish Clergy）”这样的一种层级模式，而代之以“教区居民”（Parishioner）或曰“会众”（Congregation）制。
从此，每个清教徒都可以直接和上帝进行“心灵的对话”。遇到重大决策，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依靠集体的智慧来作出决定。这种理念和制度，影响了美国至今的民主原则和政府架构，比如废除世袭制、建立两院制，等等。
直到去世之前，温斯洛普在波士顿的19个年头里，有12年当选为总督，有3次当选为副总督，还有几次落选。可见，人们爱戴他，但不盲从他。
温斯洛普来波士顿途中那段关于“山巅之城”的船上训话，充满了最为励志的正能量，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美国人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站在“山巅之城”，目光不断地越过“海浪波涛”，寻找“新的陆地”。
当在波士顿出生长大的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后来就任美国总统时，就重温了温斯洛普的那句名言：“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我们要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We must always consider that we shall be as a city upon a hill—the eyes of all people are upon us.）
肯尼迪没有食言，他在任职总统期间，签署实施了登月计划，有力推动了《民权法案》，尤其是前者，让美国人眼看航空技术落后于苏联而心陷沮丧时，重拾了信心。
波士顿作为新英格兰的中心，在最初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无疑是“蛇头”。如果说现在的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纽约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波士顿则无疑是美国的学术中心和历史、文化、教育中心。
波士顿的其他昵称，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它的人文地理特色，而且含义相当丰富。
1．Hub。本地的很多报纸和书籍，一般都直接以“Hub”来指称波士顿。这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交通就像一个车轮的轮毂，向四周发散。波士顿老城区的道路，不像其他城市呈四方形的“豆腐格”，而是有很多的单行道。开车一不小心错了路，就很难拐到别的路上去。步行则相对较好，毕竟波士顿城区不大，而且有很多适合步行的道路设施，所以经常被媒体同时评为全美“最适合步行的城市”之一与全美“堵城”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麻州州政府那个闪闪发光的金半圆屋顶，曾被诗人誉为“太阳系的中心”（the Hub of the Solar System）。艳阳高照的时候，最能体会这种形容是多么的恰到好处。
2．自由的摇篮、美国的雅典、美国革命的发源地等。这些昵称，与波士顿的早期革命活动、民主文化和发达的教育有关，也可以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全世界的影响，以及波士顿市内那条地上标有红线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名胜古迹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体会。
3．豆豆城（Beantown）。本地产的豆子很出名，波士顿市内很多旅游景点都有炒好的五颜六色的豆子卖，所以得名。
4．美国步行之都（America’s Walking City）。因为公共交通非常方便，波士顿是全美少数几个适合步行观光的城市，所以得名。
5．清教徒之都（the Puritan City）。因为最初来到波士顿的欧洲殖民者都是清教徒，所以得名。
6．大学城（City of Universities）。因为这里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众多大学，所以得名。
每个昵称都反映了波士顿的一个侧面和形象。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不同的波士顿。也许要把所有这些昵称和印象加在一起，才算一个完整的波士顿。
哈佛：孕育和培养美国的大学
要想熟悉一个城市，先要熟悉它的公交，尤其是地铁。
波士顿的地铁，不是用数字标注的几号线路，而是分成橙、红、绿、蓝、灰五种颜色，来代表五条不同的线路。每条线路上的机车车身、站台建筑和地上的标示等，都被漆成本线路的颜色，使人一目了然。
红线地铁上的哈佛站（Harvard），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地铁站的出口有三个：一个是哈佛广场（Square）；一个是教堂（Church）；另一个是哈佛园（Yard）。
从教堂出站口出来，抬头可见一座老教堂，教堂的墙上写着“剑桥第一教区”（First Parish in Cambridge）。人行道上三三两两的人不断走过，倒不像中国校园内清一色的“学生模样”，有不少游客和路人，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人。车道上车来车往，但都安静有序，一点也没有喧嚣嘈杂的感觉。
前面不远处，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十字路口和红绿灯。
教堂的旁边是墓地，年代相当久远。说是墓地，其实就是一块大草坪，上面竖着一些薄薄的石碑，也有几座四方台柜或者尖顶式的墓碑。墓地围栏的下方，有块铜制的铭牌，上面刻有文字说明。
墓地正对面，横过马路，是两座类似学校大门的建筑，上面有雕饰，是哈佛园以前的老门，权且把它当作哈佛的“校门”吧。哈佛是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并无我们在国内常见的学校“大门”，整个这一片市镇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园。哈佛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墓地往前，走过交叉路口，是一大片空地。阳光从婆娑的树叶中照射过来，在草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剑桥公园（Cambridge Common）。最初在1630年代，它也与波士顿公园一样，是个放养奶牛的地方。邦克山战役后，华盛顿带领的“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就驻扎在这里。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向美国独立战争的“八年抗战”的。
空地中间有几座雕塑，其中有座人像群雕是表现“饥饿”的。还有一座很高的纪念碑，好像是纪念阵亡将士的，上面有林肯的站立像，林肯像的上方还有一个站立的人像。
纪念碑四周刻有很多英文的说明文字。但因那些文字的颜色，与碑墙的颜色都是大理石的白色，不仔细借着光线去认，很难看清。马路上的阳光越强烈，整个纪念碑就越显阴暗，字迹越不好认。
继续往前走，又可看到一个学者模样的站像雕塑。斜对面又是教堂，旁边还有一些矮的白色房屋和一些大楼。
那些白色的矮房子，据说就是当年奥巴马读书时，编辑《哈佛法律评论》的小屋。而那些大楼呢，就是哈佛法学院了。
再回头看墓地对面的“校门”，其实是两个类似拱门的通道。每个拱门的铁栅门，平时都只开半边，供人出入。拱门的上方，刻有哈佛的校徽，就像摊放着的三本书：上半部的两本书上分别刻着“VE”和“RI”；下半部的那本书上，刻着“TAS”。因为不是彩色，要仔细打量，才能看得清楚。“VERITAS”在拉丁语中，是“真知”的意思。大门两边的墙上，刻有文字介绍和古罗马风格的人物浮雕。
没想到一进哈佛，首先看到的不是“某某大学”的牌匾，倒是一些教堂、墓地、雕塑和“烈士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两道砖墙的拱门也很古旧，没有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范儿”。这里也没有国内大学上下课人流高峰时，那种人头攒动和拥挤不堪的景象，总之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大学或“单位”，倒像一个清新的小市镇，远离喧嚣，又不显偏僻荒凉。偶尔传来教堂悠扬清脆的钟声——“当——当——当——”，更平添几分宁静。
看到哈佛园里参天的大树和大片的草坪，不由得想起林语堂在回忆自己当年哈佛求学经历时讲过的一段话，大意是：大学就要像个丛林，不仅要给猴子们提供任意攀爬的机会，而且要凭它们自己的本性，去选择要吃的果子。
哈佛校徽
哈佛的砖房以红色居多，体现的是哈佛的主打颜色——深红（crimson）。波士顿是个注重颜色标志的地方，不光地铁，哈佛大学也是如此。
进到哈佛园里没走几步，就可看到前面一栋灰白宿舍的窗边，近一人高的台柱上，有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姿铜像，那就是“哈佛先生”。经常有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还有哈佛学生的免费讲解。
走近一看，暗红色的基座上方，哈佛先生坐在椅子上，膝上摊着一本打开的书，右手轻按着书，左手靠在扶手上，好像是在思考，又好像是看书累了放松一下眼睛，很随意地看着前方。
哈佛先生两只鞋的鞋尖，早已被游客们摸得发光，尤以左边的那只为甚。也许是这个高度正好适合拍照留影的人把手放在上面摆pose（姿势），也许是摸了他的左脚会给人带来好运。
哈佛铜像下的基座正面，刻有三行字。下面两行需要斜着身子，仔细借着光线，才能看得清楚。最上面一行字最大，是“JOHN HARVARD”；中间一行大概要小一半，是“FOUNDER”；最下面的一行字倒不小，但较分散，不易看清，是“1638”。
据说这三行字都不准确，都在“撒谎”，因此得名“三谎雕塑”。
首先，这尊塑像并非“John Harvard”（哈佛）本人。哈佛本人是一个年轻的牧师，31岁就因肺病而死，死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遗嘱和照片资料。他死后大约二百五十年，即1886年，哈佛大学为了“四分之一千禧年之庆”（quarter millennial celebration），想给他塑像，但又苦于不知他到底长什么模样，于是就请了一个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大四帅哥作模特。这尊塑像其实是那个学生的，而非哈佛本人的。那个学生名叫Sherman Hoar。
其次，哈佛并非哈佛大学的“Founder”（创始人）。哈佛大学建校的那一年，哈佛本人还在英国，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严格说，哈佛大学并无一个所谓的个人“创始人”。因为它的修建，是由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议会和法院通过和决定的。
最后，哈佛大学并非建校于1638年。哈佛大学官方承认的建校时间，一直是1636年。哈佛校庆也一直以此为准。因为正是那一年，官方决定建校并为之拨款。“1638”只不过是哈佛大学第一次招生的年份，也是哈佛先生去世并捐赠的年份。
哈佛“三谎雕塑”
2012年，哈佛大学举行建校375周年纪念活动，印证了哈佛建校于1636年
哈佛卫德诺图书馆
哈佛园秋景
据说如果在哈佛没做过三件事，就不算真正的哈佛人，这三件事是裸奔、从查尔斯河的桥上跳下去、在哈佛铜像旁“撒野”。哈佛的学生有时会用“裸奔”的方式，来发泄、解除学习和考试的压力。学生毕业时，有人会从桥上跳入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的河心，以此来见证走入社会的开始；也有人在哈佛铜像旁，偷偷地撒泡尿，以作纪念。
哈佛园分为“旧园”（Old Yard）和“新园”（New Yard）两部分：从拱门进来，到哈佛铜像这边是旧园；从哈佛铜像靠右，再往里走，就是新园。
迎面就是林语堂当年“常以为家”的那个“卫德诺”（Widener）图书馆。对于当年的穷小子林语堂而言，卫德诺就是哈佛，哈佛就是卫德诺。
图书馆的对面是一个有大圆柱子的教堂，春夏季节往往因为树叶茂密，必须走到跟前，才能仰望它的高耸，远处根本看不到它的全貌。
图书馆的左侧，浓密的树叶间，可以看到一栋楼上刻着“PHILOSOPHY”，可能是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吧。
图书馆的右侧，是可以通往外面街道的小路和旧门。
这里有一块巨大的乌龟驮碑，很有点中国元素。碑上的字迹因与碑体颜色一样，虽然清晰但并不好认，借着斜光，才知道它是很久以前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在校庆时送给学校作纪念的。
说到哈佛与中国的关系，不光有这块乌龟驮碑，有林语堂等，还有燕京学社、东亚法研究中心等。哈佛书店里，也有中国作家的书在卖，不过都是英文的，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
哈佛广场的燕京小酒馆门上，还用中文写着“燕赵豪情一杯酒”。用中文写着“常熟”的自助餐厅，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哈佛大学里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道路和建筑很多，如温斯洛普街、肯尼迪街、艾略特街、奥斯丁大楼、兰戴尔大楼等，就是分别以第一个殖民地总督、肯尼迪总统、哈佛前校长、前法学院院长等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校园还有专门纪念温斯洛普和肯尼迪总统的小公园。
肯尼迪纪念园位于查尔斯河边一片巨大的草地中，周边古木参天，经常有成群的野鹅在这里吃草、游玩，也经常有人坐在草地边的长椅上看书或休息。
徜徉在公园或者森林般的哈佛校园，冷不丁一想，哈佛大学的历史竟然比美国建国还要早近一百五十年！一个大学比自己国家的历史还要悠久，恐怕也只有哈佛了。
可以说，没有波士顿，就没有哈佛；没有哈佛，就没有美国。
哈佛大学是当初的清教徒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寻梦者，为了摒弃当时英国宗教的腐朽和无知，想要培养属于他们自己的神职人员，从而模仿他们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而建的。当时把准备建校的这一大片地方，命名为“剑桥”（Cambridge）。
至今哈佛校内的路牌上，仍然标着剑桥街、牛津街等英国的地名。
美国的许多理念和制度，包括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及当今的很多文化潮流，都是经由波士顿、哈佛，到新英格兰，进而扩散到全美国的。
从文化和教育上说，是哈佛孕育和哺育了美国，并且将继续哺育美国。
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感叹当初落户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的思想和文明时，不无激情地写道：
“新英格兰的文明，像高地燃起的大火，除烤暖了周围地区之外，还用它的光辉照亮了遥远的天边。”
麻省理工：钱学森的母校
大波士顿地区拥有一百多所大学，超过二十五万名大学生在此接受教育，很多中外闻名的历史人物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教育。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读过书，宋美龄、冰心、希拉里·克林顿都曾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亦译“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学生，钱学森当年则在麻省理工学院读过硕士，很年轻时就被校方聘为正教授。
其中，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毗邻，都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位于波士顿红线地铁上相邻的两个地铁站。哈佛、麻省理工和威尔斯利，这三所大学有着很多的学术关联，而且还有异常搞笑的奇闻趣事。威尔斯利的女生可以修麻省理工的学分，哈佛、麻省理工的男生也可以去威尔斯利做实验。有趣的是，威尔斯利的女生还曾在哈佛先生的铜像上套上带有“W”标志的威尔斯利校服。这三所大学之间公共交通非常方便，为这些才子佳人提供了类似“哈佛的男生约威尔斯利的女生一起去麻省理工开派对”的便利。
出红线地铁的“Kendall/Mit”站，走不到一两百米，就是麻省理工的校园。
作为理工科大学的世界第一，麻省理工的建筑风格和校园氛围与哈佛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教堂，没有死难纪念碑，也没有人物雕像。大楼以现代风格的方形和银灰色为主，很多都有落地式的蓝色大玻璃，与哈佛校内的红砖楼、小窗户形成了鲜明对比。雕塑也多以几何形状为主，体现的是机械、物理、太空等“理工”元素和“科技”含量，不像哈佛那样突出“人文”。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草如茵的广场中央，一座红色角铁制成的“抽象派”雕塑：一根长长的横杆两头，挑着两个正反三角形和一些奇形怪状的角铁组合。这个红色“一肩挑”的雕塑前有栋建筑，方不方、圆不圆的，还有很多三角尖顶和屋檐，是典型的“混搭”风格。据说它在全美算得上排名“前十”的著名建筑。
沿着这栋混搭建筑旁的台阶走上去，有个两间房大小的平台。平台旁边有部电梯，电梯的对面是一个透明玻璃的实验室，里面经常有正在被组装的机器人。
从平台继续往前走，顺着宽阔的过道下到地面，墙上写着“某某中心”的名字。前面路边的草坪旁，有一堆石头，上面冒着泉水。涌泉石头的左边有座桥，桥边有块说明板。桥下无水，但土壤湿漉漉的，生长着很多花花草草。
记得第一次我们一家人来这里游玩时，惊起桥下一只可爱的兔子，我赶紧喊：“儿子，兔子！”儿子赶忙跑过来看。那小家伙一身鲜亮的棕色体毛，比一个小玩具熊大不了多少，竖着两只小耳朵，显然受了点惊吓。它站立了一会儿，连忙几跳几跃，就钻进花草丛中不见了。
原来这里是一个露天的“雨水实验室”。说是实验室，其实就是石头围成的一个狭长土坑。土坑大约长五十米。坑的中间故意堆放了一些碎石与泥沙。土坑的边沿，都用箍着铁丝的大石头砌成。离桥很近的这头是涌泉，离桥较远的那一头有几棵树，以及不少的巨大石头。从说明板的示意图看，大概是雨水从这条沟渠渗透到土壤中，经过地下几层泥沙的沉淀、过滤后，便从那眼泉里再冒出来。
从雨水实验室往外走，我们看到并排摆放的两个太阳能垃圾桶，每个上面都有太阳能压缩处理垃圾的原理说明。儿子不由感叹道：“麻省理工真牛啊，连垃圾桶都是高科技的！”这时，草坪边的小树上，一只鸟儿飞掠而过。儿子眼尖，发现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枝丫上，浓密的树叶间居然掩映着一个鸟窝。鸟窝触手可及，三只小鸟的嫩黄嘴巴大张着露在外面。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敢高声，屏住呼吸好奇地看着这光秃无毛的三个小家伙，生怕惊吓了它们。
之后我们继续往里走，到了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座黑色弯板组合而成的雕塑——整个形状有点像巨大的酒樽。走到下面一看，板上有一些突出的圆点，好像是象征太空之类的东西。之后的路上，我们还看到一座同样形状但比这个黑色弯板组合要小一半多的雕塑。在我们眼里，还有一些雕塑，根本就看不出是什么，奇形怪状的，要么像是钢铁炉里熔化得不成形的铁坨坨，要么像歪七扭八的钢带子。其中有座雕塑，立在墙边，有马的头、鸟的翅膀、蛇的身体，整个儿一个“四不像”。
移步换景，不知不觉就到了查尔斯河边。河岸和学校只隔着一条马路，路牌上写着“Memorial Dr.”。天气晴好的时候，河中白帆点点，经常有不少人在划桨游玩。沿着马路靠校园一侧溜达，身边是一片片绿色草坪和教学楼，只见一座大楼上以较大的英文字体，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上方还用稍小字体，刻着开普勒、牛顿、伽利略等世人耳熟能详的科学家的名字。随后所见的一栋楼上，也以与“亚里士多德”同样大小的英文字体，刻着达尔文的名字。达尔文名字的上方，同样以相对小一些的字体刻着一众科学巨人的名字。这就是以前的亚里士多德楼和达尔文楼。
这两栋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庭院往里，越过草坪和个把人高的四季青“过道”，走上大概一百米，是一个圆屋顶的主建筑，即被视为麻省理工学院标志性建筑的大穹顶。绿树丛中隐约可见圆屋顶的下面，刻着大写的校名——“MASSACHUSETTS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这里被当作麻省理工的正门。没想到在哈佛大学和东北大学都没找到一个像样的校门，却在这里“得来全不费工夫”。
站在这个庭院，放眼波光粼粼的查尔斯河，越过绿树青草，隐约可见对面波士顿市区的都市风光，尤其是那座高大的长方体蓝色玻璃大厦和周围的高楼。那座蓝色玻璃大厦是波士顿市中心最打眼的建筑，叫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是为纪念波士顿的美国独立运动先驱——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而命名的。约翰·汉考克是签署《独立宣言》时的大陆会议主席，是《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者，后曾多次担任麻州州长。
有段时间我经常来这里的达尔文楼，与一群中国学生和学者举行周末聚会，于是对麻省理工越发理解和亲近起来。
以前麻省理工的教学楼，都是以达尔文楼、亚里士多德楼等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二战”以后，就以1号楼、2号楼等数字序号来标示了。我们经常去的达尔文楼就是1号楼。
与哈佛相比，麻省理工的学生更为搞怪，校园里到处都是奇思怪想的脑瓜子。并且，这些学生的恶作剧具有很多的“技术含量”。“黑客”（hacker）这个词，在大量运用到计算机领域之前，早在1950年代就在麻省理工被用于喻指那些恶作剧者了。刚才提及的那个大穹顶，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黑客艺术的“作案现场”。据说学生们曾在1962年万圣节时，将这个大穹顶装饰成了一个大南瓜；在2月大雪天的时候，竟然有人在上面堆起过雪人；还有学生曾将充气的大塑料奶头装在屋顶上，把它装扮成“知识大乳房”（Giant Breast of Knowledge）。同样是在万圣节，有一次有人不知怎么弄的，居然把牛排店前一头真牛般大小的塑料奶牛弄到了这个圆屋顶上，校方最后只好动用吊车才将其移走。真是很奇怪，这些家伙是怎么把一些奇奇怪怪的巨大东西弄上这么高且危险的圆屋顶的。
麻省理工的弯板组合雕塑
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摔钢琴实验照片和钢琴残骸
此外，麻省理工的博物馆里还有一组展览，展示一群师生当初把一架钢琴抬到几层楼的高处，然后摔下来的照片，以及那架被摔烂的钢琴残骸。旁边还特意附有这次“摔撞实验”的文字说明。麻省理工学子的恶作剧和奇思怪想，不禁让人想起国内的大学教育，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反观我们国内现在的教育，小升初拼的是奥数分和学区房，中考拼的是全优（A）和优加（A＋），高考拼的是总分，大学拼的是保研和“公务员考试”。而这一切，先是分数，然后是资源和关系，与科学上的奇思怪想或创新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相反，人际关系或者权力腐败上的绞尽脑汁、花样迭出，对培养科学人才百害无益。功利和分数至上的校园，只剩灌输的“一言堂”，没有插嘴的学生，也没有对学问充满激情的老师，当然也就没有创新的兴趣、动力和氛围。
当大学只剩下功利和循规蹈矩的时候，缺少创新，“冒”不出杰出人才，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不能一边喊着创新，一边嘲讽那些只凭兴趣做学问，或者不为考试去学习的“死脑筋”。尽管在现实中，名利上的“好处”总是与他们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