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末日心态”去访学

缘起 “末日心态”去访学

来美国之前,我从未出过国,这次是抱着一种“末日心态”赴美访学的。因为第一,不出国已经“混”不下去了。学校2010年年初传出风声,以后晋升高级职称,必须有一年以上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二,2012年是玛雅人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尽管不相信,但心里还是有点惴惴然。

这种“末日心态”也未必都是负能量,我也知道“末日新生”的道理。如果把每天当作末日来珍惜和努力,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2012年与“世界末日”

2009年春节南方发生特大冰雪灾害,我母亲临终前,不知为什么竟拉着我的手,毫无缘由地说起美国:“你去美国要回来,每年清明节要记得回来看我啊。”她还一再告诫我,钟书(我儿子)将来到美国留学,一定要回来工作。可能在母亲心中,“美国”就是“外国”,或者是最好的外国。

2010年我父亲也年老去世了。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我再没有拒绝远游的“借口”了。虽然也有“人到四十不学艺”的古训,但毕竟现在是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了。年过四十还要漂洋过海去美国,而且必须在那里生活一年,这对我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儿子在旁嘟囔:“为什么非去美国?那么远!日本、韩国不行吗?”

“不。要去就去美国!美国才是最厉害的嘛。”我这样对儿子说,一半是因为母亲的临终“预言”或“预祝”,一半是想以此来坚定自己的决心。

然而“2012”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是个恐怖的数字:美国大片《2012》里充满了海啸、地震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末日景象”。

记得2010年春节之前,我们一家人到港澳旅游,我买了一份《大公报》,上面有篇文章预言2012年美国黄石公园火山将爆发,加之海啸、地震,几乎三分之二个美国将从地球上消失。这张报纸至今被我保存在书柜里,是2011年1月26日《大公报》的C1版,文章题目是《2012末日不是神话:黄石火山蠢动,恐吞三分之二美国》。

英语培训

2010年9月,我来到了广州白云山下,到教育部指定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们常简称“广外”)进行为期半年的出国英语培训。英语,从中学一路学到博士毕业,给我的感受是,作为考场中“PK”(Play Kill)对手的武器,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二十多年的经历,除了每次英语考试比别人高出几分而获得某种机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获胜快感外,英语学习本身所带给我的快乐几近于无。

我们五十几个来自南方不同省市的高校老师,为了相同的目标,期望能在美丽的“广外”,被老师的神奇“魔棒”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立马开启二十年的功力,马上脱口而出用英语交流起来。我们的英语学习,也似乎将从“应考”转为“运用”了。

因为英语成绩一直不错,我总以为自己还可以。结果,在班上第一次用英语自我介绍时,就备受打击。许是好久未张口的缘故,一紧张,本想说我是这个班上“年纪”最大(oldest)的,结果却说成了biggest,变成“外形尺寸”最大的了,显然不符合我这个南方人原本个子不高大的体形特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流行给自己取个英语名字,我不知道英语名字的正确取法,琢磨了很久,给自己起名“Donald Don”,自我感觉还不错。有一天,我的同桌吴迪在课堂上介绍我时,称我为“Dr.Donald Don”,译成中文就是“唐纳德·东博士”。听得大家一头雾水,耳边就只有“当当当”的声音,后来大家干脆喊我“当当唐”。不知为什么,我倒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后来,有个海归朋友说我这不是英语名字,说Donald不是英语中的“名”,Don也不是英语中的“姓”。但据我所知,“麦当劳”(Mc-Donald)和“唐老鸭”(Donald Duck)中的Donald,就分别代表姓和名。还有,“二战”抗日时美国“飞虎队”的那个“唐纳德”将军不也是吗?孰是孰非,不明就里。

及至来到波士顿后,我还满大街去看那些建筑物上刻的人名,因为很多建筑物上有捐赠人的名字。最后发现,那个海归朋友的说法并不成立。再后来到哈佛学英语,看到有同学请老师Mary给自己起英语名字。于是,我又正儿八经请教了她。她告诉我,英语取个名就行,姓还保持中文拼音的原样,就叫“Don Tang”,还说Don比Donald更厚重些,这是后话。

在“广外”的半年,每天早晨,在缥缈的晨雾下,我们对着白云山下潺潺的溪流,大声地朗读。有人开玩笑说,天天听着一拨又一拨被培训的人读英语,连小溪里的金鱼都会说“哈哎呦”(How are you)了。

每次散步,大家都戴着耳塞,经常一听几个小时,听得耳根发红、发痛。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听力单项30分的总分,必须达到20分以上才算合格。而我的英语听力,好不容易从6分提高到18分,最高也就21分。

每天晚上,我不得不练习那枯燥无味、毫无上进的“60分英语作文法”。

英语阅读虽是“传统强项”,但也马虎不得,有时连续几个上午待在图书馆,研究阅读题的高分技巧,我自己把它叫作“奇门遁甲法”。

我们学员努力,老师用心,似乎都是为着最后的结业——“全国统考”。当了多年大学的老师,我们这些“老学生”对这种英语应试教育的“体制性失败”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

也不知道教育部既然指定“广外”等学校进行出国培训,又为什么不授权它们自行考核并发放合格证书,还搞什么“全国统考”?!这硬是把“出国培训”变成了“考前培训”。也许是不信任,也许是善意的强制和哄骗吧。

困惑于一辈子这样学英语,我更想去看看美国的教育。

申请公派

取得了出国英语培训合格证,接下来就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

2011年春着手申请,学校要求最好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说是“最好”,其实就是“必须”。没办法,只好求助于当时正在美国波士顿访学的师兄,要他帮忙弄张邀请函。

因为含我在内,法学院有三个人同时申报,于是请师兄给我们三个人每人弄了一份,但言明以后还得自己联系学校。明摆着,人家学校不可能一下子接收同一个单位同时派来的三个访问学者,只能是走个形式,典型的“中国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中间有个程序上的小矛盾: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先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才能录取批准;而通常情况下,国外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又要求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录取批文后,才同意发邀请函。

第一次申请是国家全额资助项目。没想到纯粹是练兵。也不知道教育部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反正只知道,我们法学院至今只有一人申请成功。我们那批去“广外”培训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这两个“985”大学的十几个同学,也只有一人被批准。

第二次申请是所谓的“青骨1+1”项目,即留学费用由教育部和所在高校各负担一半。对于个人来说,与第一次申请的国家全额资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国家公派,都是访问学者,生活费都是一样的,唯有钱的来源不同而已。

9月申报,12月底才有结果。等待审批的过程有些焦心。同批参加外语培训的人基本都申报了,大家相互打听,互换信息,有点人心惶惶。但最后的结果都不错,除了个别地方院校的“同学”还在联系外,至少我们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的都如期派出了。尤其是我们法学院的三人都去了美国,两人去的是波士顿。

联系

等待教育部审批期间,我有幸参加了湘潭大学组织的中美首届调解高级研讨培训项目,史密斯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培训交流。师兄就推荐我和师弟一起去找他。

史密斯教授是萨福克大学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因之前有过几次交流,加之师兄的推荐,他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答应推荐我们去做访问学者,但要等他们学校同意,所以建议我们同时联系一下其他学校,再做最后定夺。

我所学专业一直是民诉法,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投在恩师何文燕教授门下,所以这次访学,也想跟一个民诉法专业的导师学习。于是我想到了经常用作研究生教材的那本书——《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从历史、文化、实务的视角》的作者,美国东北大学的史蒂文·苏本和玛格瑞特·伍(绮剑)教授。

苏本教授可能年纪有些大了,而伍教授正当年,她不仅是东北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而且是哈佛东亚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网上搜索阅读了大量资料后,我斗胆给伍教授去了一封“伊妹儿”(E-mail)。

我在邮件中请求跟她做访问学者,并附上我的个人简历、研究计划、免冠高清照片和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并且告诉她,我准备了师兄和另外一个同事的推荐信,等我收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最后录取通知,如果需要,再一起发送给她。

邮件发出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师兄电话,说伍教授通过邮件问他,是不是推荐我去跟她做访问学者,并且要我把推荐信发给她。情急之下,我把没经师兄签名的推荐信Word文档,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伍教授,并转发了师兄。没想到,第二天接到师兄电话,我被骂了一顿:“还讲自己研究诚信,连个签名都没有的Word文档发给别人,怎么诚信?!”我这才知道,从此以后凡事不可马虎。每个人在国际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民间外交”,关系中国形象。

随后我和伍教授、东北大学法学院办公室主任詹尼斯(Janis),以及东北大学国际学生学者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Scholar Institution,ISSI)行政副主管梅朵(Meadow)通过往来邮件不断沟通,包括购买保险的注意事项、正式邀请函、“2019”信息表和报到须知等。

有意思的是,我潜意识里不知怎么就把那个办公室主任和行政副主管都当成了“男领导”,邮件里也一直称詹尼斯为先生(“Mr.Janis”),对方也一直未提醒我。直到后来见面时,我才知道“他们”二人都是女性。

我把这种对詹尼斯太太的想象,当着她的面说出来的时候,逗得她哈哈大笑。梅朵是一个漂亮娇小、金发碧眼的姑娘,我当面赞她“so young,so pretty”时,她害羞得脸都红了。

我的正式邀请函有两份:一份是时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艾米丽(Emily A.Spieler)教授亲笔签名的;另一份是东北大学ISSI行政副主管梅朵小姐亲笔签名的。正式邀请函和纸质的“2019”信息表、保险表格等,都是用联邦快递邮寄过来的,没有电子文档。

伍教授的邮件每次不超过三行字,主要是询问进度如何,问我要收到相关文件的最后期限(deadline)等。典型的美国人交往方式,“短平快”的风格。

倒是那个可爱的詹尼斯太太,也许是因为东北大学法学院地处波士顿“亨廷顿大道”(Huntington Avenue),“亨廷顿”(Huntington)的发音与“狩猎”(hunting)有点关联的缘故,在第一次邮件的末尾,竟然特意附了一句非洲谚语:“直到狮子拥有它们的历史学家之前,狩猎的传说总会一直赞美猎人。”

签证

毕竟这是第一次出国,每走一步流程,都有着种种顾虑与担心,办完全部的出国手续,我笑言:相当于重读了一个“博士”。

拿到美方的“2019”信息表,我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面签。

美国大使馆很人性。电话里我提出希望安排我们到广州领事馆面签,一是听说那边办理签证的人少些,二是那里离我们近,能当天往返。工作人员果真就安排我们到广州面签。

特别感谢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他到任后改革,14周岁以下儿童免予面签,只需监护人提交相关资料即可,这就免除了儿子对面签的担心。

之前有个朋友被北京美国大使馆拒签了。为免被拒签,我上网海量地阅读了相关信息,将一个先前签证成功的“广外”同学的“签证成功全攻略”反复琢磨,并和网上的信息相比照,俨然成了半个出国签证的“攻略专家”。

存款证明,房、车证明,结婚证明,单位证明,学习证明等等一一准备好,细致地为一家三口每人准备一个资料袋,并在袋子的外面标明材料的明细目录,以便到时按图索骥,随时递交。

签证时人倒不多也不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到了安检口。都说美国人从“9·11”事件后安检变严了,这次算是见识了。看到前面的人弯腰、蹲地、脱鞋,然后手提鞋子,赤脚走过灰迹斑斑的地板,再穿过安检门,夫人的眉头拧在了一起,觉得美国人不够意思,太不人性化。

过了安检门,男的还必须脱下腰间皮带。看到有的男士,生怕裤子掉下去,手提裤头慌张往前赶的样子,有说不出的狼狈。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先是手忙脚乱地脱鞋、解皮带,过了安检之后,再窸窸窣窣地穿鞋、系皮带。尽管心里不舒服,但看别人也是这样,自己也只得如此了。

到了美国后才知道,不仅机场安检必须脱鞋解皮带,就是去法院旁听也是如此,也就见多不怪了。有次我到法院去旁听,过安检时脱了鞋,忘记解皮带,机器就“叽叽叽”地叫起来,我只好返回,重新解下裤腰上的皮带再通过。

不过,安检时所有的心结在见了面签官后,都释然了。

我们前面的一对老夫妻讲不清楚英语,那个面签官就用中文问他们为什么去美国,不等对方回答,他就幽默地大笑着说:“哦,我知道,你们就是想去看奥—巴—马!”这让我们轻松了很多。

轮到我时,递上有关材料,大多数他看都没看,只简单地用英语交流了下,问了去哪个学校、从事什么工作等。他语调轻快、表情丰富,真是幽默可爱,我不禁被他感染,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看到我夫人在旁边,他随意地问了一句:“Can your wife speak English too?”我捅了一下夫人,示意她回答,夫人忙说:“Sorry,a little,a little。”没想到那个签证官对我说:“她可以不需回答,我在问你呢。”转头又对我夫人说:“你不用对我说对不起,祝你们到美国愉快!”

也许这又是一种美国风格:幽默,但不失认真。

成行

面签一个星期后,我们就拿到了签证。

于是夫人在网上订了美联航她和儿子的机票。我的机票则需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订,我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提出想一家人乘坐同一趟航班,请予满足。留学基金委按我的要求给我预订了机票并让我确认,不过因为订票时间不同,一家人的座位没办法选在一起了。对方还告知我,美联航只能托运一件行李,不像中国航空公司飞美国的航班那样,一张机票可以托运两件行李。

考虑到先前《大公报》上说的“美国末日”,以及对肾结石再度发作的担忧,我明知道不少人到了美国买保险只是走个形式,不会真买。但在成行前,我还是执意要夫人无论如何先买好“出国保险”,前后两次共花了六千多元人民币。以前对买保险一直怀有“偏见”的我,竟然第一次有了如此全新的期待:买保险,买的就是“保证没危险”。

接下来的租房颇让人费神。上网查询了海量的租房信息、租房心得等,还是懵懵懂懂,不知该怎么办。

好在有个曾在“广外”一起参加出国英语培训的同学,广西医科大学的曾麒燕教授,其时正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访学。于是请她务必帮忙,跟她说,无论如何,飞机一落地,第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租房不容易,后来我自己为后到的师弟一家租房时就深刻体会了这一点。

在我们出发前一周,曾麒燕终于帮我们把房子租下来了。尽管美国人出租房子是不带任何家具的,她还是和房东莫莉(Molly)去帮我们买了床,准备了基本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她说到达的当天,会和房东莫莉一起来接我们。

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焦虑的心一下子安定了不少。

然而好事多磨,出发前三天,儿子调皮,中午在托管部打闹推门,整块门上的玻璃掉下来,扎到手腕,血流不止。到医院,最大的伤口缝了五针,周围的小伤口呈放射状散开,当时情景真有点吓人,至今他手腕上还疤痕累累。万幸他当时闪得快,没扎到头。

这件事,让我对即将的远行又多了点忐忑。夫人嘴上没说,估计也和我一样。只有儿子没心事,沉浸在因受伤而受到关爱的享受中,沉浸在大家称赞他勇敢坚强,缝针也不哭的表扬声里。

正值人间四月天,一家人乘火车到柳絮飘飘的北京,前往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参观,去举办过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和水立方游览,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留影,在有野鸭戏水的福海划船。

在留学基金委开了报到证明和预领了1400美元的生活费后,经过两天休整,2012年4月25日,我们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第一次在飞机上见到了这么多老外,而且飞机上所有的语音和电视等,一律用英语。不像平素国内的公共交通工具,播完中文播英语。这架飞机只播英语,那些“空叔”、“空婶”,也都只说英语。这无异于使我这个英语听力不怎么好的人,成了半个聋子。

听不懂语言,不免心里没底,一惊一乍地闹了些笑话。

先是我旁边坐着个中国小伙子和他的美国朋友。那美国人是个五大三粗的白人,脖子和脸上都是红的,手臂上长满粗毛。他俩嬉笑打闹时,大个子老美抓住小伙子的耳朵,一掌剁下去,耳根立马红了一大片。小伙子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是忍住没吭声。

我心里有点发毛。心想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以前在国内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些教授、法官或者律师之类的“高素质美国人”,现在碰到这种一般的“美国老百姓”,还是小心为妙。

我的位置靠窗,只好忍着尽量少上厕所,生怕麻烦那个美国“粗汉”起身,互相之间也客客气气的。

后来趁上厕所的机会,我走到夫人和儿子的身边,他俩都在埋头睡觉。我突然看到飞机下方白雪皑皑的群山,就忍不住兴奋地推儿子:“儿子,儿子,快看!喜马拉雅山!”

儿子睁开蒙眬的睡眼,看了看电视机上的直播飞行航线图,慢悠悠地说:“日—本—吧?!”

仔细一看才发现,真的是日本的富士山,圆圆的山顶上有不少白色的积雪。

真是云里雾里,不辨东西南北。

这样经过13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在旧金山转机,然后又花上5个小时,横贯美国大陆,从西部飞到东部。转机后,飞机上最后好像只剩我们一家中国人了。

这次我的位置在中间,最里靠窗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最外靠过道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超“重量级”的胖女人,像座山一样“堵”在我旁边。

好在她俩都很友善,我和那金发姑娘还有简单的聊天,因为机上消费不收现金,她就很热情地帮我去问能否用中国国内的银联卡(Visa)买东西。那胖女人在一旁,也很友好地对我们说“Yep”。乘务员一声爽快的“Of course”使我的心放松了不少。

只是心里惦记着可怜的夫人和儿子,给他们吃东西也不吃,好不容易我问乘务员要了杯矿泉水,他们也不喝。夫人本想喝点热开水,但老美是不喝热开水的,只有热咖啡,夫人又不习惯。这两人只好一路昏睡到波士顿。

第一次体验这么长时间的“时差穿越”,也好像在做梦。

经历了关山万里、漂洋过海的飞行,从下午到晚上,再到第二天中午旧金山转机,黄昏时分抵达波士顿机场,足足飞行了近20个小时。

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头一天”在北京出发时,是4月25日,“第二天”到了波士顿,竟然还是4月25日?!

机场显示屏和自己的全球通手机显示的日期,却又都是如此。

好在一切都“有惊无险”,行程相当顺利。

当我们平安地站在波士顿罗干机场外的夜幕下,见到来接我们的曾麒燕和房东莫莉时,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

那一刻,什么“世界末日”,似乎都远离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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