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创新,也有要社会责任感

——李椿萱院士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7年5月25日

采访地点:李椿萱办公室

被采访者:李椿萱(以下简称李)

采访者:胡懋仁(以下简称胡)

[访谈者按]结识李老师的经过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老师经常对学校工作和学生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直率和尖锐的批评。1989年的6月初,国内形势有些动荡。当时李老师在国外的亲友纷纷给他打电话,希望他离开北京出国。李老师回答说,北京很安全,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离开这里。这个回答也给我很深的印象,也让我由衷地钦佩李老师。

李椿萱院士简历:李椿萱,1939年11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广东新会人。我国空气动力学、航空航天飞行器设计、高速碰撞力学专家。1963年毕业于台湾省成功大学,获学士学位,1967年、1972年分别毕业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前在美国洛克希德导弹及空间公司从事航天飞机及导弹的型号及预研工作。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计算流体力学(CFD)实验室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一、参加保钓运动与回到祖国

胡:谢谢您接待我。上次跟您提到,我想听您谈谈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您大致的经历,您的学科研究方向、内容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您认为值得一讲的事,还有对当前整个教学、治学、科研方面的想法。我要求的是不是多了一点?

李: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可谈的。

胡:我觉得您的经历还是比较特殊的,国内像您这样的情况不是太多。

李:我在抗战期间出生在昆明,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到印尼生活、上学。在我上高二时,印尼排华,我们全家回到台湾。高中毕业后考上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工作了两年,然后到美国留学,197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便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回国。由于当时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我的申请一直没有回音,只好留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实现了我回国的愿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一次次地学习我国近代史,再三背读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许这也是我出国留学但并不准备待在国外的原因之一吧。能把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和积累的工作经验带回国,为自己国家做点事,我便满足了。

胡:您具体哪一年回国的?

李:我是1980年回来的。回来后一直在北航工作。1987年,“863计划”开始实施时被选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国家航天高技术发展的规划。可以说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海归”,能够赶上用粮票排队买食品的岁月的末班车,成为这30年天翻地覆变化的参与者,我感到相当欣慰。30年来在人才培养、航空航天技术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也感到一些遗憾,因为我还可多做一些。

胡:和您同时在国外的那些人,因为都受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环境,您怎么想起要回来,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李:前面已经提到,中国近代史对我人生观形成的影响很大。我在台湾、美国生活了20多年,在20世纪70年代也参与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和“统一运动”,看了不少社科人文书籍,对西方式民主和社会主义有我自己的认识。虽然在美国工作的收入远比国内高,生活富裕,但总觉得是在为人作嫁衣裳。总之,我没法剪断自己同祖国的纽带,所以就回国了[1]。

70年代,在海外工作、学习的华人专家和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港、澳和东南亚,各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认同,要面临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制约,对于去留自然会有不同的安排。这种多元化思想在西方应该说是很正常的。我想,是“保钓运动”和“统一运动”促成了部分具有类似思想和理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回国,但也有部分决定留在海外继续为祖国的统一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胡:有些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像“保钓运动”,当时我们看报纸,看《参考消息》也知道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就不太清楚了。好像是1972年美国正式交给日本的。

李:对。但海外是在1970年日本宣布要和美国在琉球“归还”谈判时便知道了。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了关于台湾宜兰县老百姓对他们世代鱼场可能在美日私下收受中被掠夺而表示愤慨和关切的消息。虽然台湾当局很快便把这一消息封锁,但是已引起海外一些华人和留学生的震动。年底海外“保钓运动”正式爆发,从1971年初到1972年间,先后在美国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以及欧洲一些城市举行了多次大型游行示威。同时,许多地区纷纷出现了手抄的保钓刊物。随着美国在1972年正式将钓鱼台列岛的行政权移交日本以后,海外的“保钓运动”便转入了“统一运动”。

事实上,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你看,巴基斯坦和印度、中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麦克马洪线……,不都是拜这些殖民主义者之赐吗。

胡:1971年日本首相是佐藤,1972年换的田中。

李:对。1971年,在华盛顿游行时,在日本驻美大使馆前焚烧的就是日本国旗和佐藤的纸糊像。

二、对科研与教学的认识

胡:您那时候学的什么专业?

李:我们那个系叫工程科学系,我的专业是航空航天工程。

胡:哪个大学?

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胡:航空航天本身不是有好多具体的专业吗?

李:按国内的体制是对的,但国外高校的专业设置没有这么细。比如,我的博士论文是流体力学的课题,但在选课上必须至少包含相当于北航五系的所有专业的基础和专业课。事实上,我们系当时是一个交叉学科,包括航空航天工程、核工程、工程科学和生物工程四个专业。所以我涉及的专业面比较宽。

胡:您回来以后,主要在哪些方面做工作?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李:我开展的工作比较宽,包括空气动力学、等离子体、磁流体动力学、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和原子氧、紫外辐射与空间材料相互作用等。主要还是在飞行器空气动力学方面。

胡:您被选为院士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李:我想,工程院对院士的当选主要是考虑他在工程系统上的成就吧。我也说不清楚。

胡:不是需要您报什么材料吗?

李:报材料就是把自己所做的代表性工作如实写出来。我想也许是“863”那十年的技术科研组织、管理和大型设备建设工作,加上自己的一些科研工作,还有在美国的工作成果吧。

胡:您对咱们现在的教学方面有什么意见?

李: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学仅仅是整个教育的一个环节,而问题涉及整个教育。教育的问题相当复杂,也不是今天可以全面谈的。近年来,“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两会期间,“教育行政化”也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也许可以把这些作为切入点。我国将面临国民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但是教育行政化与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目前,教育行政化体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行政机构的过分膨胀,以及过多且缺乏科学的指令和各种指挥棒,不仅占用可观的、本可用于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资源,一些因噎废食的规章制度往往还束缚了创新力的培养。例如,为了防止个别不尽职的导师,不知何时把研究生培养计划表中原为研究方向的一栏变成了论文的题目栏。几年后当学生完成论文的题目哪怕只改了若干与几年前培养计划表中填写题目的同义字,都要导师写个说明。事实上,几年的培养,不排除学生的研究进展可以超越原拟计划,甚至是新方向上的突破。学生论文的学术水平自然有论文评阅和答辩委员会的学者、专家来把关。对于个别不称职的教师尽可根据学生培养计划、论文的评审等进行处理。这类因噎废食的规章例子很多。

美国高校博士生需要完成一定学分的选课,在进校一年左右要进行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开始进行论文课题的选定和研究工作,在论文研究进行到一定时候要再进行预备“preliminary”考试。博士资格考试的范围比国内博士生的入学考试大,淘汰率高;虽然各校的预备考试标准和内容未必一样,但除作论文研究进展报告外,还可能包括关于学科的口试。学校对课程考试成绩、抄袭造假等有严厉的规章,系里对领取助教资助的学生有一定的规范,除此之外,行政部门对学生的科研工作并无任何干预。美国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淘汰率很高,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流动也很正常,除非涉及法律或职业道德问题,一般在再就业、再入学上都不会受到歧视。教育行政化往往体现在利用规章保证其行政范围内的事务得到“落实”,堵住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其结果却往往是“捂”住了负面,堵住了可以获得更大成绩的机遇。我不清楚小学语文课是否还有关于夏禹和他父亲鲧的治水故事的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