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之行
●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邓小平满意地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提出创立经济特区
1984年1月的深圳，鲜花盛开，到处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
1月24日早上，邓小平一行的专列，徐徐到达广州站。
当广东省负责人梁灵光等同志，到车上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深情地对梁灵光说：
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这个决策作出以后，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建设一直十分关心。有关经济特区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他也时有耳闻。
“百闻不如一见”，邓小平决心实地看一看，实地调研一次，看一看这条“血路”杀出来了没有。
那还是在1979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特区的主张。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人们开始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设置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这些经济性特区，一般都是从本国（地区）内划出一定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投资，以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
这些经济性特区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形态，主要包括：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过境区、出口加工区、科技工业园、自由边境区等。
在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
对广东省委负责人的这一重要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
就在当天，邓小平即安排与广东省负责同志谈话，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王全国也参加了。
邓小平说：
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随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在“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中提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提出，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中央指出：
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
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当时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后采纳相关人士的建议，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同意会议“纪要”，从而也就认可和正式确认了“经济特区”这个名称。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至此，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指导特区的发展
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
早早盼望着邓小平他老人家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荣耀，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什么！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
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拥来，共同开创着深圳的未来。
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以看到步履匆匆的行人。
市长和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地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
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一条条马路。
在“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沓而至，“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与日俱增，人们看好了这片发展中的热土。
经过几年的建设，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初具形成。
一时间，深圳的名声大震，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怀疑和指责。
对于办特区，尽管许多人逐渐认识了它，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有人提出疑问，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赶走了外国资本主义，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好不容易才建立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为什么又专门划出一块地来特区，把外国、华侨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这符合马主义基本原则吗？办特区会不会变成新的“租界”、“殖民地”？
针对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或“殖民地”的疑问。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福建两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时，明确指出：
这些疑问是没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好形式。
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人们对特区的命运在担忧，除了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以外，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也开始出现了种种的猜测……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场与对外开放的窗口，受到了更大的非议。
一些人在不同的场合，对经济特区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望着，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
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
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
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
“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拍板道：
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一晃几年过去了，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究竟对不对？
现在，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他要将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开。
1月24日12时30分，邓小平等人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
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相互问候。
老人家慈祥的笑脸，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特区的热土。细心的人发现，老人似乎有些急切，在驶往迎宾馆的路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撩开车窗的纱帘，眺望窗外一座座崛起的大厦和沸腾的工地。
直至1984年1月29日，在邓小平视察了深圳之后，为深圳特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当年，《人民日报》称：
深圳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筑史上的奇迹。
听取深圳领导汇报
邓小平在下榻的深圳迎宾馆6号楼，认真地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工作汇报。
深圳市领导站在深圳特区规划图前，把深圳特区5年来，在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改革推进等情况，都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汇报。
深圳市领导说：
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
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
深圳市领导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问到：“深圳现在流通多少种货币？”
一个多小时的汇报，邓小平自始至终，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不时地插话询问。
深圳市负责人说：“我们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尤其是离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希望相差甚远……大家早就盼望您来看一看，今天总算盼到了。”
汇报结束时，深圳市领导再也憋不住了，说道：“我们请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邓小平则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说道：“到外面看看去。”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没有表态。
16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刘田夫、梁灵光等人的陪同下，乘旅行车巡视市区，参观了一些建设工地。
此时，整个特区简直就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一辆辆各种型号的载重卡车川流不息；一部部挖掘机、推土机在隆隆操作；一幢幢正兴建的厂房上空，吊机伸开巨臂来回转动，指挥的哨音此起彼落，到处呈现一派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
邓小平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一幕幕的建设场面，问随行的同志，这是什么工地，那个高楼是准备干什么用的。
16时5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生机勃勃的罗湖开发商业区。
随后，邓小平一行，登上了罗湖区国际商业大厦22层高的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
邓小平登上国际商业大厦天台时，这时夕阳斜射，寒气逼人。但是，此刻的光线最合适看景象，因为斜射光更能呈现物象的立体感。
邓小平在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委书记的陪同下，顺着这座高层大厦天台的围墙，从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和南面，时而凭栏远眺，时而鸟瞰近景，尽情地饱览了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
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度。80岁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
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
深圳市领导介绍说，国商大厦脚下两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目前已有63幢大楼动工，其中18幢已竣工。部分商业大厦已营业。电讯、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远处宽阔的街道、宏伟的厂房、林立的高楼大厦、秀丽的天色尽收眼底。
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
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两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3天一层楼的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荡溢在老人的眼睑，他满意地对身边介绍情况的梁湘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邓小平在天台上，默默地站了20来分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不久后，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传遍了全国。
巧的是，到8年后的1992年的春天，当邓小平第二次来到这里，再次登临的就是他曾经凝望过的那座国贸大厦。
17时许，邓小平等人从国商大厦下来。
此时，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已经将大厦围个水泄不通。一见小平，人群中便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邓伯伯！
邓伯伯！
……
特区人的真情和希望，感激和爱戴，全都凝聚和融会在那一声声的呼唤之中。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渐渐散去。
此时，国商大厦已建成两年，没想到这座仅20层的楼房，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就提到了这次登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
只是，令他老人家没想到的是，8年后，在他再次南巡时，当年周围的那些工地楼盘，已经迅速矗起，并将国商大厦埋进阴影里。
当时著名的“第一高楼”天台，现已变成了一个小“天井”了。
视察中航电脑公司
1月25日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了南巡的第一家企业，即深圳上步工业区的中航电脑公司。
这个公司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计算机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公司。
邓小平一行先是参观了车间，听取了当时尖端科技的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汇报。接着，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
在观看时，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呢！”
邓小平说着，望了望大家，充满信心地指出：
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
吴国芬是当年为邓小平开电梯的电梯班班长。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显得特别的兴奋。
吴国芬回忆说：
当时，中航电脑公司有个电梯班，负责水电和电梯安装工作，我就是班长。
小平是1984年的1月25日来的，我记得在前一天，公司领导突然要求我，明天穿戴整齐，打上领带。
当得知我们敬爱的小平要来参观时，我心里真是很激动。
吴国芬说：“当天，我认真检测了几遍电梯，确保没有问题后，才回家。”吴国芬接着回忆说：
第二天，我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来到公司，等待小平的到来。
早上9点多，小平一行到了公司，当他从车里出来的那一刻，我心情激动得无法形容。激动之余，我还有点紧张。
在打开电梯后，小平和一些领导一起上到了三楼，之后小平一行到公司里面视察，我就一直呆在电梯口待命。
视察深圳渔民村
1月25日10点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也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万元户村，了解当地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个深圳河畔的渔村最先受惠，生产大发展，生活大提高，家家盖新房，一时富甲全省，因而吸引了海内外许多参观者。
当听到邓小平要来村里参观的消息，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早早便来到了村口等候。
看见盼望已久的邓小平终于来到了，吴柏森高兴得热泪盈眶。
他立即迎上前，扶住邓小平，说道：“邓伯伯好！欢迎您，欢迎您。”
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几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他们利用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优越地理位置，依靠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
到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超万元，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个万元户村，居全省农村之冠。
吴柏森激动地握着邓小平的手，一再感谢中央的好政策，并陪同邓小平一行，参观了配有空调设备的文化馆。
接着，吴柏森请邓小平一行，到他家里做客。
新春将到，只见吴伯森的家里一派喜庆景象。陈设精致的客厅里，两盆果实累累的金桔，增添了无限欢乐的气氛。
早在1983年2月，胡耀邦曾到吴伯森家里做客，看见老支书身穿旧式唐装，脚踏凉鞋时，胡耀邦说：“你也应该穿漂亮些嘛！”
今天的吴伯森，身穿崭新的呢大衣，脚登乌黑发亮的皮鞋。同邓小平一起，坐在客厅里的软沙发上，聊着村里过上的好日子。
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
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在1981年统一兴建起来的。
随后，邓小平参观了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双层小洋楼，房内有冰箱、彩电、洗衣机、组合音响……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
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您为我们制定好政策！”
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接着，邓小平又一一地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
吴柏森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之后，又向邓小平汇报了全村的情况。吴柏森汇报说：
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户户是万元户。一个普通劳动力，每月收入可达400多元到500元。
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人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
这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告诉父亲：“比你工资还高呢！”这句话引得众人大笑。
走出客厅，邓小平参观了吴柏森家里的卧室，走进厨房，观看了那全套精致的不锈钢炊具和电子煤气灶，以及院子里的各种花卉，并愉快地同老支书吴柏森一起，在门口，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
临别时，邓小平说：“全国广大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邓小平的言语中，充满了渴望与期待。
听蛇口工业区汇报
l月26日，阳光明媚。8时30分，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迎宾馆，朝蛇口工业区方向驶去。
位于深圳市西30公里的蛇口工业区，是香港招商局主办的一个新兴工业城，也是深圳特区最早动工建设的地方。
蛇口工业区虽然只有4年多的历史，但宽阔的道路却绿树成行，现代化的标准厂房，鳞次栉比。
在经过即将兴建的深圳大学路段时，深圳市领导指着深圳湾畔的一片荒草地，向邓小平介绍说，这里将兴建深圳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第一批学生将在今年9月正式入学。
大家举目望去，只见几处稀拉的工棚，连地基的桩子都还没有打上。
当年的9月，深圳大学的第一批新生，果然如期入学。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一进入蛇口工业区地界，便见路口的标语牌上，赫然写着两行红色大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内地来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标语，似乎觉得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接触到了一种新的观念。
邓小平一行，来到濒临深圳湾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走进了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
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
蛇口曾是深圳宝安区东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与香港一水之隔。
袁庚汇报说：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
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袁庚还介绍说，已建成的47个独资企业，已有30个开工生产，10家开始盈利。已拥有5000多名职工。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
听罢，邓小平微微颔首。
袁庚谈了一些情况后，觉得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
邓小平说：“没关系。”又让袁庚继续讲了20多分钟。
袁庚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
说着，袁庚把36岁自学成才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
邓小平高兴地要乔胜利到他身旁坐下，问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消费等情况。
邓小平说：“要鼓励青年人挑重担，多干实际工作。”
邓小平的话，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关心青年干部成长的急切心情。
邓小平听完汇报，走到窗前，指着一片繁忙景象的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
袁庚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不失时机地向邓小平请求说：“首长来工业区视察，是蛇口工业区全体员工的愿望，这幸福的一天终于盼到了。由于广大员工不能和我们分享这份幸福，我请求首长和全体接待人员合影留念，使全体员工得偿所愿。”
应袁庚的邀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高兴地与工业区全体接待人员合影留念。
邓小平边看工业区全景模型，边听袁庚汇报工业区的建设情况。袁庚又简要地汇报了工业区几年来进行经济体制、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制度、用工制度及住房政策改革的情况。
当袁庚介绍说：“我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
邓小平说：“对”。
袁庚在回忆这次向邓小平作汇报时的情景时，还清楚地记得：
当时，我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曾用自问自答的语气，问邓小平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
蛇口工业区党群工作部沈文建部长回忆说：
蛇口工业区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提出了后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提出了一些发展思路。
然而，这些口号和思路却存在着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开始视察蛇口工业区。
在视察前，邓小平还提出了“三不”：一不喝酒，二不题字，三不表态。
然而，在听完蛇口负责人汇报工业区发展情况之后，邓小平的心情开朗了很多。
邓小平在这次南巡结束后，回到北京。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邓小平提到：
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可见，邓小平十分赞赏深圳人民的这种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拼搏精神。
沈文建感慨地说，邓小平当年对蛇口工业区的肯定，不仅让蛇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国的改革大浪潮也从此掀起。
提出人才的选用
时任工业区董事长袁庚相信，在全面推动蛇口工业区向前飞驰发展方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超过了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
就在这一年，有关工业区的争论结束了。
几天后，在向工业区干部传达邓小平视察蛇口情况的会上，袁庚坦率地说：
就像我们在大海上漂浮了很久，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小平的到来对我们的意义重大。
1月26日22时30分，袁庚带着乔胜利，走进了海景咖啡厅。
当服务生在他们面前点燃一盏小小的蜡烛灯时，再一次把袁庚乐观的心情照亮。
“小乔，你干得很出色！”听到领导表扬，乔胜利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袁庚用近似安慰的语气，继续说道：“小乔，我有个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读一读书。两三年后，回来继续为蛇口效力。”
乔胜利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的领导：天哪，哪有时间啊？
袁庚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去大学重新学习学习，但是，参加工作后，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现在，连工作的时间都不够了。”袁庚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要不然，我真想回到学校去读书。”
乔胜利的头垂得更低了，说：“好的，袁董。”
1985年9月，就在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的一年零八个月后，在袁庚的帮助与建议下，乔胜利脱产，赴北京大学学习经济管理课程。学制两年。
为了减轻乔胜利的生活负担，袁庚将自己在北京西苑调查部的公寓房，借给乔胜利住了两年。
乔胜利完成学业后，回到深圳，用自己的所学，再次投入到深圳的经济建设中。
人才，是袁庚十分关注的问题。袁庚后来回忆说：
人才问题让我们伤透了脑筋。我们在全国率先进行人才招聘，那是遵照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早在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人才问题。
邓小平说：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能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
袁庚敏锐地捕捉到了邓小平讲话的关键：要破格，不能按老规矩办事。
然而，如何破格？人才从何处引进呢？袁庚决定采用香港“公开招聘”的办法。
但是，“公开招聘，要不要组织考核？受聘者原单位工作受到影响怎么办？用错一个人给事业造成损失，谁能负责？”一时间，议论、疑虑很多，让人踌躇不前。
1980年3月26日这一天，谷牧在“广东福建两省汇报会”的小结讲话中，专门谈到用人问题。其中一段，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
择优招雇聘请。
谷牧指出：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劳动指标和技术力量可以不受限制，按实际需要，择优招雇聘请。
谷牧对袁庚说：“你们要把蛇口工业区先办好，就可以取得一些经验。”
袁庚不失时机地插话说：“我们要求中央、广东省加强领导，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否则就要卡住了。”
袁庚马上起草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专门写上了一条：
对各应聘应考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予支持鼓励，不要加以为难。
谷牧批示道：
我同意。据此同有关方面交涉。各方均应支持你们。
得到批示后，袁庚底气十足地开始四处网罗人才。派出人员，奔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采用组织推荐、自荐、公开登报招贤等方式，并通过笔试、口试和组织考察等方法，确定人选。
两年后，在1982年3月28日，谷牧率领一批高级干部到蛇口视察，特意问到袁庚：“人才招聘时，有没有遇到抵制的？”
袁庚答道：“有。有的报考者考试得分高，条件较好的‘尖子人物’，原单位就是不放，所以招聘工作也是困难的。我们将送上一个报告，请中央组织部支持我们各种专业人员，包括招聘蛇口工业区区长和副区长的报告，请谷牧同志批一下。”
午饭后，袁庚把随身带来的报告，送到谷牧案头。谷牧又一次及时地作出批示：
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线，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试行，请酌。
袁庚当即派人飞赴北京，将谷牧的批示和报告，一起送到中央组织部。
一个月后，中组部以干部调配局名义，向有关部门发出一封信。信写给北京、上海、湖北、四川等省市委组织部，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及教育部的人事部门。
信中说：
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近年来发展很快，但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比较缺乏，请求从内地商调。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应予支持。
请根据本单位干部实际情况，尽量予以推荐人选。
人才社会化，还是人才单位私有化，几经较量，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参观华益铝材厂
1月26日，在听取蛇口工业区负责人汇报结束之后，邓小平一行，又来到了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进行参观。
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
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走上前去，细细看了木箱上的英文字，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地说道：“很薄，很光。”
在邓小平到华益厂视察的消息，公开报道之后，引起了各界的良好反响。
工人们打消了为外资老板打工的种种顾虑；外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合资企业，极为的关注、极受鼓舞，他们有如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在结束了对铝材厂的视察之后，邓小平一行，登上微波山，从山顶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
同时，邓小平还向企业负责人，了解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后来，铝材厂成品包装部的班长马文卿说：
小平来过我们厂，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誉。现在，我们厂发展得挺好的，技术也更进步了，我们员工的待遇也提高了。
而业务发展部的倪晓雷则自豪地说：
每天在办公大楼的大厅里，看到这些照片，浑身就有一种力量在激励着我们。1984年，小平视察我们厂，说明我们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团队，我们相信在小平思想的指引下，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
华益铝材厂经过多年来的稳步发展，效益一直很好，员工的薪酬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海上世界题字
1月26日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一行到“海上世界”做客。
当时，出任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潮梁，陪同邓小平缓步登上明华轮，进入C甲板咖啡厅。
邓小平此时的心情极好，步出咖啡厅，想登高看看。他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来到了顶层甲板上。
站在甲板上，遥望对面香港，若有所思。
即将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是一艘法国建造、戴高乐曾乘坐过，后来由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的退役客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
邓小平一行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大家都有点累了，陪同人员劝邓小平到“总统房”休息。
但是，邓小平的精神特别的好。邓小平一会儿望望蛇口工业区，一会儿转身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一会儿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豪华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
王潮梁后来回忆说：
其实，直到见到小平同志之前，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领导要来我们“海上世界”。当时“海上世界”还正在紧张地筹备开业。
24日，蛇口工业区领导袁庚找到我，要我加紧准备，有重大接待任务。
25日晚上，袁庚来检查时，也只是说要接待中央首长。
王潮梁问袁庚：“能不能请中央首长给我们题字。”
袁庚说：“恐怕不行，上面有明确规定，首长这次来，只看、只听，不讲话、不题词。”
最后，袁庚又说：“你们随机应变吧。”
这下可忙坏了王潮梁，他赶紧叫人去买文房四宝。可当年蛇口商店很少，文化商店更是没有。
最后，还是在公司一位平时爱写写画画的员工家里，借到了笔墨纸砚。可首长究竟能不能留下墨宝，当时谁心里也没有底。
王潮梁后来回忆说：
到了“海上世界”，小平同志先是在咖啡厅里休息、听取汇报。
后来，到龙凤餐厅吃饭。席间，小平同志兴致很高，连喝了三杯茅台酒。
我感觉气氛上来了，就走到袁庚身边悄声说，我们要请首长题字了。
袁庚说，你们看着办吧。我就找来了公司副总经理赵艳华。她是个女同志，性格又比较泼辣。
只见赵艳华走近小平同志，凑到他耳边大声说：“请首长为我们题个词。”
没想到小平同志一听，就站起来了。
大家赶紧簇拥至事先准备好的题字桌边。小平同志拿起笔问：“写什么？”这时，省、市领导的目光都转向王潮梁。
王潮梁脱口而出：“海上世界”。
邓小平当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挺拔的大字。
写完之后，小平同志正准备放下笔，王潮梁赶紧大声说：“请首长签个名，不签名不值钱。”
小平同志笑了笑，又在题词下面写下名字及日期，全场一片欢腾。
邓小平离开“海上世界”时，自发而来欢送的人群热烈鼓掌，深情的注视着邓小平一行的车朝蛇口港驶去。
在蛇口工业区，王潮梁被称为“黄埔一期”，也就是说，他是招商局1983年，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的干部。
王潮梁说：“在原来的单位，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应聘来到蛇口，我是一步到位，直接当了‘海上世界’的‘一把手’。”
王潮梁坦率地说：“奉命接待小平同志，我上任还不到三个月，连党员都不是。”
王潮梁表示，这一切，如果没有改革的春风，没有工业区领导开放的心态，过人的胆识，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抚今追昔，王潮梁感慨万千：当年的“海上世界”，还只是停在蛇口六湾荒凉海边上一艘等待开业的旅游项目。
而今天的“海上世界”几经改造，建筑总面积达5500平方米，周边国际风情酒吧、高档商业、高级会所、豪华酒店一应俱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及深圳市民来此观光休闲。入夜时分，“海上世界”更是灯火辉煌，一派盛世繁华。
如今的“海上世界”，已成为深圳国际滨海观光长廊的起点及核心，成为与美国旧金山渔人码头、香港兰桂坊、上海新天地齐名的休闲娱乐中心，并依靠西部通道跨海大桥，融入了香港迪士尼乐园国际旅游大商业圈。
为深圳特区题字
1月26日14时45分，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着珠海经济特区驶去。
深圳市领导在码头上不断地挥手，目送邓小平一行远去。
人们从邓小平脸上的微笑中，解读出“满意”两个字。因为邓小平有言在先，“暂不发表意见”。因而，深圳的领导也没敢恳请他题词，留下些肯定和鼓励一类的话语。
过了几天，当得知邓小平已经为珠海题词后，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
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
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坛，而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深圳。
今天，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老人家也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民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啊。
深圳人多么希望总设计师，能对5年来的特区建设予以公正的评判啊！
此时，深圳的领导再也坐不住了，经过开会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立即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张荣是在1月29日深夜，接到市委秘书长邹尔康打来的电话的。
邹尔康在电话里说：“小平同志已经给珠海题词了，市委刚刚开过会，考虑到你与警卫人员和小平的家人都比较熟悉。决定让你去广州，设法让邓小平同志为深圳题个词。”
张荣问：“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内容呢？”
邹尔康说：“常委们要求不高，也题深圳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放下电话，张荣连夜赶往广州。30日一早，张荣便到达了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
邓小平派人回话说：回北京再题吧。
张荣听了很着急，赶忙说：“到北京那得等多长时间呀？请你们再帮忙说说。”
于是，随行人员把张荣送到了邓小平的房间。张荣进房后，见只有邓楠在。
邓楠感到很奇怪：“大年三十，你怎么不回去过春节？”
张荣道出了缘由，说：“完不成任务，我回不去呀。”
于是，乘这一空隙，邓楠和张荣赶快准备好纸墨，等待邓小平散步回来。
此时节，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
早饭后，邓小平便照例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里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其实，最了解他心思的，还是小平的家人。
邓小平散步回来后，一进门，便看见女儿邓楠等人已将笔墨纸砚，铺放在大厅的方桌上。
邓楠上前扶住老人家，说：“深圳来人，请您给写几个字呢。”
邓小平说：“不是让他们先回去吗？”
邓楠说：“您不写字，人家这个年可不好过呀。”
邓小平笑了，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呀！”
邓小平先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
此刻，张荣非常激动，一边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一边说：“随首长吧，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略略看了看草拟的题词稿，随即把它推到一边。
而后，他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墨池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气呵成，语语铿锵作响，振聋发聩，字字苍劲有力，浑然一体。
这时候，张荣顺手拿了照相机，把邓小平写字的镜头照了下来。但邓小平在写落款时，写的时间是1月26日，那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
此时，极度的欣喜，使张荣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的礼节。
张荣拿到题词后，疾步冲进电话间，向领导报喜：“题了！题了！”
市委领导急忙问：“题的是什么？”
张荣说：“比我们想的要好多了。”于是他把邓小平的题词在电话里念了一遍。市委领导听了万分欣喜。
放下电话后，张荣立即起程回深圳。17时，张荣把题词交给了邹尔康。
大年三十的午后，路上行人、车辆稀少。张荣小心翼翼地护持着题词，直奔深圳。
不到17时，张荣就到深圳了。这时候，市领导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当市领导读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举杯庆贺。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
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第二天，恰是干支纪年新一轮的第一年——甲子年大年初一。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和大家见面了。
10时，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
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尤其是一河之隔的香港人，对深圳的发展变化看得最清楚。今天，他们为深圳人而骄傲和欢欣鼓舞，是很自然的。
香港招商局的干部员工沸腾了。有人打电话告诉袁庚，在蛇口以及深圳市区有投资项目的香港工商界人士拍手称庆。
袁庚笑着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有人还笑眯眯地到招商局来拜年，说鼠年抱金鼠了，发财发财！
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啊！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