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人们在谈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源流和传统时，总是“诗”“骚”并称的。“诗”就是指“诗三百”，也就是我们上一讲里介绍的《诗经》；“骚”就是指以屈原的作品《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都是我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开始。楚辞是战国后期，在中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诗体。这种新诗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也有其文学艺术传统的特定条件。
《诗经》以后，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大约三百年间，社会历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腐朽没落的奴隶制走向衰亡，而新兴的封建制度起而代之，社会阶级斗争复杂多变，十分尖锐激烈。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可以想像，民间歌谣还是在不断地产生，而且数量也不会太少。但由于周室衰微，奴隶制度崩溃，采诗制度也因而被废弃。这些民间歌谣也就没有机会被搜集整理而保存下来。《孟子》里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迹就是
字，“人”即“遒人”，也就是古代的采诗官。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而与此同时，适应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和思想斗争的客观需要，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和以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与此相联系，诗歌的形式也不能不开始产生变化，像《诗经》那样以四言为主的简短的民歌体形式，已不能适应处于这种激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的诗人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抒发自己内心复杂思想感情的需要。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们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往往是通过断章取义的诵诗活动，来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很少自己独立地进行诗歌创作，以诗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将诗歌作为追求实现政治理想而斗争的一种手段和武器来运用了。而到了战国后期，社会政治的变动和激烈的斗争，却产生了以诗歌来表达政治理想和运用诗歌作为斗争武器的需要。“人生的经验已经太复杂地摆在面前，特别是散文的发达就更传播了这些经验，诗歌因此必须面对着人生的忧患，社会的矛盾，通过更复杂的思想感情来表现这一个时代。”[1]社会孕育了新的诗体，社会也孕育了伟大的诗人。追求真理、抱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而同时又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屈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就将诗歌当作抒写自己的怀抱、表现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真理的工具而进行独立创作了。楚辞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和屈原的伟大诗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楚辞产生于中国南方的楚地，也有其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自春秋以来，楚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地处江淮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相当发达。楚国文化发展较早，宗教、艺术、风俗、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而在楚地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再与北方的中原文化交流融合，就为这种新诗体的产生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楚地的民歌为楚辞的产生在艺术形式上提供了基础。在《左传》中有关楚人赋诗的记载不少。《诗经》的《周南》、《召南》中就有采自楚地的民歌，如《汉广》、《江有汜》等。《孟子·离娄》中记载的《沧浪歌》（或称《孺子歌》）就同楚辞的形式很相似：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句末都用了一个助词“兮”字，这“兮”字相当于现代口语中的“啊”字。这种隔句使用“兮”字的形式，正是楚辞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比这更早一点的还有《越人歌》（见《说苑·善说篇》），原是用越国的土语写成的越国的民歌，后来用楚语翻译出来，“兮”字的用法，也是用在单句的句末的。
楚辞的产生还与楚地民间的巫风分不开。王逸《楚辞章句》卷二《九歌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就是祭祀的意思），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也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礼”。屈原的《九歌》就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
此外，楚国的音乐和楚地的方言，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楚辞这一新的诗体，实际上就是根据楚地的方言而产生的一种歌唱形式。楚辞是屈原在学习和吸收楚地民歌的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总之，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也是楚国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习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2]鲁迅先生用“壮采”二字来形容、指代楚辞一体，是十分恰当的。
“楚辞”这一名称，大概是因为这一诗体最早由楚国的诗人屈原所创造，内容和语言又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得来。宋人黄伯思在《翼骚序》[3]中说：“盖屈（原）宋（玉）诸骚（古人以“骚”代称楚辞体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指音乐，即南音，变化曲折，悦耳动听）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但在屈原写作的当时，却还没有这一名称。“楚辞”一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史记》中的《张汤传》，其中有“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的话，是说朱买臣和庄助两人都因为能说楚辞而得到汉武帝的喜爱。据此，在汉初应该就已经有“楚辞”这一称说了。
楚辞这一新诗体，除了上面提到的楚地的种种特色以外，若与《诗经》比较，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值得注意。约略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现了致力于诗歌创作的诗人。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诗经》中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不知名的群众创作的民歌，个人投入精力和感情进行诗歌创作的非常少；而且个人写出的诗歌经过搜集整理和加工以后，个体的情感和风格留下就很少了。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创作成果，却是诗人投入自己的感情和生命创作出来的伟大诗篇，形式上则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提高、发展的产物，因而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适应于复杂社会矛盾的表现和丰富感情的自由抒写，在诗歌的体式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言，楚辞这种诗体是：“凭心而言，不遵矩度。”[4]《诗经》中的诗篇，大部分篇幅比较短，句式以四言为主，内容比较单纯；而楚辞则出现了像《离骚》这样内容博大丰富的鸿篇巨制，突破了四言为主的格式。这样的形式，就能充分地表现出动乱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诗人广阔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诗经》中虽也有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杂用的情况，但却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的节奏是二二；楚辞中长短不齐的句式使用比《诗经》为多，而且更加灵活多变，典型句式是六字句和五字句两种，句中节奏是三三或三二。《离骚》、《九章》基本上是六字句，《九歌》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句，《橘颂》、《天问》基本上是四字句，其余作品则创造了多种句式的结合。这种诗歌形式上的变化，特别是三字节奏的创造，为中国古典诗歌由四言演化为五、七言打下了基础，从诗体发展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楚辞由于受到楚地巫风的影响，有的作品如《九歌》本身就采用了祭歌的形式，内容也与神鬼有关；而《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中，还吸收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充满大胆奇丽的艺术想像，富于浪漫主义精神。这也是《诗经》中所没有的。
四、楚辞的文学语言，一方面比之《诗经》有了更多的锤炼，另一方面又受到诸子散文和战国时期纵横家讲究辞令的影响，因而《诗经》中民歌的质朴面貌，被楚辞绚丽的文采所代替，也就是极自然的事了。
楚辞这一文体，是跟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不但因为这种新诗体由他创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最多也最好，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动人的艺术表现又结合得最为完美。屈原以后，学习这种诗体的人日渐增多，最著名者为楚国人宋玉，其他还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人。西汉人刘向将屈原、宋玉和其他拟作者的作品合为一编，并加上自己创作的一篇《九叹》，题名为《楚辞》。[5]此后，《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专名。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中有作者姓名的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
[1]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2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3] 《翼骚序》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楚辞类》引。
[4]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2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5] 刘向编定的《楚辞》已佚，东汉人王逸的《楚辞章句》，即是以刘向的《楚辞》为底本的。刘向编《楚辞》为十六卷，而今传王逸《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因为其中收入了王逸本人的作品《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