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经》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第四节 《诗经》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诗经》中的作品很多,内容丰富复杂,艺术成就也参差不齐,但从全书的总体看,是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的,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光辉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端,对后世影响极大。这里讲《诗经》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是就《诗经》的主流和精华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诗经》中的民歌,都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思想,极其朴素自然地将自己的劳动生活、爱情体验、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幸命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都反映到诗歌中来,通过生动的生活画面,多方面地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古老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情绪。这是《诗经》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光辉的传统,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第一,植根于对现实生活作真实描绘基础上的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诗人或者说诗中的主人公,他的感情不是抽象空洞地讲出来的,而是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相结合,他所表达和抒发的是有根有源的对现实生活的血肉丰满的真实感受。这是这些距离我们三千年左右的古老民歌至今还能强烈地感染我们的根本原因。

第二,善于以朴素自然的手法,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的描绘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并且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三,在简短的篇幅里,能或者通过抒情主人公内心思想感情的直接倾诉,或者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行动细节的描绘,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第四,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以突出生活的矛盾,构成鲜明的比照,加强感情的表达,使生活画面更加鲜明生动,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灵活多变的句式和重叠复沓的章法

《诗经》中作品的句式,以四言为主,而又富于变化,常常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和感情表达的需要,穿插进二言、三言、五言、六言、甚至七言、八言,参差变化,相间使用,造成一种灵活多变、生动活泼的语句形式。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全诗共三章,每章九句,句式以四言为主(如“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又穿插进六言(如“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兮”)、七言(如“胡取禾三百廛兮”)和八言(如“胡瞻尔庭有县兮”),这样形成多变的句式,最能表现伐木者劳动的节奏,同时也最能表现劳动者对剥削者的怒斥和冷嘲热讽时那抑扬起伏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加“兮”字的四言、六言、七言、八言,实际上是由三言、五言、六言和七言增加一个语气词“兮”字所构成,这样诗的语言就更加接近口语,诗人的语气也更加逼真。思想内容与此相近的《硕鼠》,却全诗纯用四言,读起来同样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可见《诗经》的句式并不是整齐化一,而是不拘一格的,但以四言为主,在四言的基础上穿插变化,显得丰富多彩。这种情况对后世诗歌的形式是有明显影响的,虽然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诗歌的形式逐渐形成以五言和七言为主,但五言和七言是从四言发展而来的,而且在五言诗和七言诗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四言和杂言诗仍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两种常见体式,代有新作。

《诗经》中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由若干章组成,每一章的字句基本相同,略有变化(一般只变化几个关键性的字词),造成一种重叠复沓的结构形式。这一特点,跟《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供歌唱的乐章分不开。歌唱的时候,常常需要在回环往复中再三咏唱大致相同的内容,以强调和突出歌唱者的思想感情。回环往复、重叠复沓的结构形式,收到了明显的抒情效果,构成了《诗经》民歌鲜明的艺术特色。

复沓章法运用中所表现出的各章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相承相续,递进而深。如《召南·有梅》写一个青春觉醒的姑娘,期待着她的意中人来向她求爱求婚,三章基本格式和语言都是一样的,其中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第二句和第四句少数几个字词上。每章第二句以梅子的成熟坠落(“其实七兮”、“其实三兮”、“倾筐之”)来象征姑娘年岁的增长和青春的成熟,而第四句则相应地道出姑娘期待小伙子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谓之”)。这样,诗意就在事物的相续变化中有了发展,而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也因此而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和深沉。又如《王风·采葛》表现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写“一日不见”在他心中的感受和思绪的变化,就用“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和“如三岁兮”来显示,同样是只有一天不见,却感觉到时间是越来越长,这样就自然地在相续递进的关系中表现出思念的强烈和热切。有的则平行相联,却扩大了歌唱的内容。如《郑风·将仲子》,各章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表现的女主人公在爱情追求中内心的畏忌,其对象在三章中逐渐扩大,由“畏我父母”、“畏我诸兄”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有的词语所显示的内容变化并不大,但通过重叠复沓,却使感情的表达更加充分,更加强烈。如《卫风·木瓜》,对方送给自己的礼物,由“木瓜”、“木桃”到“木李”,而自己回赠的,也只是由“琼琚”、“琼瑶”到“琼玖”,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因为反复咏唱,那种“永以为好”的愿望和感情,就表现得非常鲜明和突出。

总的看来,《诗经》中的这种重叠复沓的结构形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有变化,通过这种看来并不太大的变化,却显示了诗意的深化、扩大和强调,因而不但不使人感觉单调,反而显得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三)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前人总结为赋、比、兴三种。赋、比、兴,最早是和风、雅、颂相并列的,被称为诗“六义”(见《周礼》)。关于赋、比、兴的解说,历代各家有多种说法,影响比较广泛而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释。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的确比较简要明晰。按照这一说法,所谓赋,就是铺陈叙述,就是对事物或人物的思想感情作直接的陈述和描写,这种手法在《大雅》和《颂》诗中用得比较多,前面提到的《大雅》中的几篇叙事史诗,就基本上采用的是赋的手法。但在《国风》和《小雅》中也是常见的。如《七月》各章对于不同季节农事活动和人物的内心感情,都基本上是用的直陈其事的手法。其他如写婚姻悲剧的《卫风·氓》,写妇女劳动场景的《周南·》,叙夫妻情爱的《郑风·女曰鸡鸣》等,都使用了赋的手法。总之,直接的叙事,直接的抒情,直接的状物,都可称之为赋。可见赋的手法是用得很广泛的。比的手法是利用不同事物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来打比方,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启发读者的想像,使得形象鲜明,而且可以将诗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加强烈和充分。最显明的是《魏风·硕鼠》中将剥削者比喻为白吃粮食的大老鼠;《豳风·鸱》是一首禽言诗,将摧残迫害自己的压迫者比喻为猫头鹰;《邶风·新台》把荒淫的卫庄公比作令人讨厌的癞虾蟆,强烈地表现出人民对他的憎恶感情。比的手法也常用在正面的描写对象上,如《卫风·硕人》描写卫庄公夫人的美,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来形容她的手、肤、领、齿、额头、眉毛等,由于能引发读者的联想,用笔非常简省,却将人物动人的美貌渲染得淋漓尽致。兴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表现手法,是先借别的事物或景象,用以引入所要描写和歌颂的事物来,所以又称作起兴。一种情况是,用以起兴的事物和下面将要表现的事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能引起人的联想,如著名的情诗《周南·关雎》,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起兴,以引起下文青年男子追求美貌姑娘的意思,就因为洲上的水鸟和鸣就有求偶之意,前后意思有着内在的联系。也有的开头的起兴部分,并没有跟后面歌咏的主体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因物起兴,在表现上委婉曲折,使人有一种触景生情的感受,读起来也就颇饶情致。例如《秦风·蒹葭》写追慕和思念情人,以蒹葭和白露开始,看似写景,实际是起兴,这和后面追想的美人并无直接的关联,却巧妙地渲染出一种气氛,创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是很有利于情感的表达的。在《诗经》中用以起兴的客观事物,大都是与诗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是人们所习见的大自然中的鸟兽草木之类,这也是《诗经》中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而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比较亲切的重要原因。

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不仅构成了《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诗歌创作,在历代众多优秀诗人的继承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富于民族特色的传统的表现手法。

(四)朴素凝练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

《诗经》中的民歌,多采用当时的口语入诗,不求华美,但质朴自然,凝练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诗经》在表现客观事物时,词汇非常丰富,因而表现得十分细致、准确,如前面提到过的《周南·》,三章诗中只用了六个不同的动词,即“采”、“有”、“掇”、“捋”、“”、“”。余冠英先生是这样解释这六个动词的:“‘采之’是泛言去采,尚未见到”;而“‘有之’是见到动手采取”;“‘掇’,拾取”;“‘捋’,成把地从茎上抹取”;“‘’(音结),手持衣襟来盛东西”;“‘’(音挈),将衣襟掖在带间来盛东西比手持衣角兜得更多些”[1]。由这六个相近而只有细微差别的动词,就将当时劳动的情景、劳动的进程、劳动时的紧张与愉快,都生动地传达了出来。余先生的体会是很深细的,这深细正表现了《诗经》用语的精练和准确。刘大杰先生特别注意于《诗经》中语助词的运用,他一气排出了“之”、“乎”等十五个语助词,并引出相关的诗句,以说明“《诗经》中使用多样的语助词,不仅使诗的形式、音律增加了美丽,而且使诗的情感增加真实与力量”[2]。《诗经》的语言还富于音乐美,这种音乐美,一是来源于它的用韵。《诗经》的用韵,自然和美,不刻意追求。有以下几种情况:有一、二、四句用韵者,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双句用韵者,如《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也有句句用韵者,如《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间”、“闲”、“还”是押韵的。《诗经》的这种用韵规律,造成了诗歌语言的自然和美,对后世诗歌韵律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双句用韵,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二是来源于它成功地使用了汉语特有的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双声指组成词的两个字声母相同,如:参差、顷筐、踟蹰、高冈等;叠韵指组成词的两个字韵母相同,如:窈窕、辗转、崔嵬等。这些双声叠韵词的运用,不仅使《诗经》的语言富于音乐的美感,而且也增加了诗歌刻画形象的生动性。

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一基本精神是从《诗经》开始的。后世的优秀诗人都坚持了这一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在反对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时,都是以倡导或恢复“比兴”和“风雅”相号召的,如唐初的陈子昂,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及中唐时期新乐府的倡导者白居易等人都是如此。

《诗经》中的精华,是民间文学中最早开放的一束灿烂之花,这对后世的诗人们重视民歌,从民歌中吸取思想和艺术营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民歌学习,这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也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典范。

思考题

1.《诗经》是什么时代的诗歌?它是怎样搜集编订的?

2.什么叫风、雅、颂?它们是按照什么分类的?

3.为什么说“关心民生,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传统是由《诗经》开创的?在《诗经》的内容中有怎样的体现?

4.联系具体作品,谈谈“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诗经》中是如何体现的?

5.复沓的章法在《诗经》中是如何表现的?有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6.联系具体作品理解《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它们各有什么样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

2.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

3.闻一多《诗选与校笺》,古籍出版社,1956年。

4.闻一多《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

5.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6.余冠英《诗经选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

7.金开诚《诗经》,中华书局,1963年。

8.郭志达主编《国风诗旨纂解》,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1] 余冠英:《诗经选》,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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