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桃花扇》成书与版本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从最初起意、写作初稿，到最终完成，前后共历经十多年，“凡三易稿而书成”。孔尚任在《本末》中对“三易稿”的过程有简要的叙述，但对于有关的时间、地点和影响因素等则有些语焉不详。《桃花扇》的创作、成书过程决定了它的文本面貌，也影响了我们对这部名剧的理解和阐释。借助孔尚任的有关诗文，我们可以对该剧的具体创作过程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在北京完成、问世，一时引得洛阳纸贵，最初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在孔尚任晚年，该剧方得以刊刻，不过很可能他在世时未看到该剧全部刊刻完成。《桃花扇》在清代有多种刊本问世流传，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介安堂刊本，这也是此后其他所有刊本的祖本。多种刊本间在文字、内容方面几乎没有差异，后出刊本仅仅多出刊刻者新写的多篇序、跋。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和兴盛，小说、戏曲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古代小说、戏曲作品得到较大量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桃花扇》是当时出版的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的几部古代剧作之一。这些排印本促进了《桃花扇》的传播，其本身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具有特别的价值。
第一节 《桃花扇》成书过程
孔尚任在《本末》中叙述了《桃花扇》的创作缘起，即秦光仪将他从孔尚则处听闻的“弘光遗事”转述给孔尚任，其中有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作桃花的故事，“《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1]孔尚任在《小引》中说《桃花扇》的初稿是他在“未仕”“山居多暇”时撰写的。[2]他后来又在《本末》中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3]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主持其夫人张氏的丧仪。所以孔尚任从秦光仪处听闻《桃花扇》的本事，应在康熙二十一年秋之前。
孔尚任在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的《小引》中说：“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4]可见《桃花扇》的初稿完成于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期间，即康熙十七年（1678）秋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博采遗闻”应该不仅指从秦光仪处听闻“弘光遗事”，也包括《本末》中所说的“证以诸家稗记”，《桃花扇》卷末所附《考据》中的诸种野史笔记或为其中一部分。孔尚任在《本末》中又称《桃花扇》初稿的创作是“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5]，此与上述《小引》中的自述有矛盾之处。《本末》的撰作时间不详，其中载明具体时间的最后一件事是丙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孔尚任在往来恒山的途中访刘中柱。孔尚任在《本末》中多记《桃花扇》问世后改编上演、受到赞誉的情况，相关的记述文字也显得悠然自得、意气风发。所以对于《桃花扇》的初稿，孔尚任自我评价道“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与其说这是当时实情，毋宁认为这是他的自谦之语。孔尚任写作《小引》之时，《桃花扇》在京城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良好评价，甚至无人读毕全本，孔尚任对此非常失望，创作投入和接受评价间的落差使得他经常“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6]所以，“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应该更接近于《桃花扇》初稿创作时的实际情形。《本末》中载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初稿时，“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
，亦往往及之”。[7]这说明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随孙在丰南下治河前，在京任国子监博士期间，曾与同僚谈及自己作有传奇《桃花扇》，但并未向他们出示稿本。所以《小引》中所说的“今携游长安”，应该指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孔尚任南下治河返京，继续任国子监博士时，也将《桃花扇》的修改稿带到了北京。这时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事传扬于外，开始有人主动借读。但是借读者的反馈仍不能使孔尚任满意，因为一者《桃花扇》是他的心血，二者孔尚任对《桃花扇》的文辞、内容等方面是颇为自信的。孔尚任相信总会有慧眼识珠有如蔡邕者来发现《桃花扇》这张“焦尾琴”。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初，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南下淮扬，疏浚下河海口。康熙为何命令官位低微、仅为国子监博士，且任职一年有余的孔尚任到江南治河，是否有意安排，对此目前文献无征。但在淮扬及金陵四年的任职和游历，使得孔尚任声闻南北，文名远播，特别是被江南遗老逸民、布衣诗群逐渐接纳和肯定，声名藉甚。这应是他返京后，《桃花扇》的“借读者”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顺治、康熙年间，遗老逸民、布衣诗群仍然左右着江南社会的舆论，并主导着江南文坛。“能否得到东南文化士群的承认和接纳，几乎关系到一个文人能否在全国性的诗文词坛上占有地位的问题，这种承认和接纳的关键在那个特定时代又往往取决于遗民逸老的倾向态度。”[8]在孔尚任之前，王士禛曾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四年（1665）任扬州府推官。在此期间他遍交遗逸，广事结纳，经常与江南文士雅集唱和，得到大力的揄扬，声名日盛，为后来主盟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王士禛为江南文士特别是遗老逸民、布衣诗群所接纳、肯定和赞誉，有自己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和文学才能为依凭的话，那么孔尚任的“资本”只有圣裔的身份。可能因为意识到遗老布衣主导江南文坛、操控江南舆论的作用和地位，也可能因为意识到同乡王士禛在江南五载而声名益隆的前例，孔尚任初到淮扬，便积极主动地结交当地名流隐逸。《湖海集》卷一《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后黄云评曰：“先生初至海陵，即过访敝庐，殷勤赠答，高义不减古人。”[9]黄云（1621～1702）字仙裳，晚年“屡辞聘召，益肆力于诗歌，东南持风雅者必宗焉。”[10]在淮扬四年中，孔尚任与黄云父子交游频繁，诗文雅会，酒筵歌席。而且黄云还曾为孔尚任引介遗民隐逸。这使得孔尚任能够更快地进入遗民隐逸的社群圈子。孔尚任为江南遗民隐逸文士群体接纳后，多次举行风流雅集，大会文士，与之酬应唱和。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孔尚任在扬州第一次大会诗人。第二次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暮春泰县署园北楼大会。同年，又有春江社社友雅集秘园。同年十月，孔尚任改兴化拱极台为海光楼，大会宾客。同年十一月，孔尚任又大集名士于维扬琼花观看月。通过频繁的风流雅集、诗酒高会，孔尚任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才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来往酬应中，孔尚任与遗民隐逸也是倾心相交。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孙在丰、孔尚任等治河使臣陛辞于乾清宫时，康熙对之勉励有加。孔尚任抵淮扬之初，也怀着拯溺济世之心，希望救民水火、克日功成。但随着时间推移，治河使臣与地方大员意见不合，人员屡次更易，河工几乎毫无进展，孔尚任逐渐心灰意冷。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孔尚任寓居扬州天宁寺时，作有《待漏馆晓莺堂记》，对自己前后思想情感的变化有详细的表述。由于不断倾赀结纳、宴饮聚会和收藏古玩，孔尚任的生活日渐窘迫，加上远出仕宦、思乡念家，穷愁困苦使得他的利禄之心消退、悲愤之思渐长，他在思想情感上与遗民隐逸更加契合，交往更加深入。此外，孔尚任还以其高义为江南文士所感佩。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著名诗人孙枝蔚（字豹人）去世。孔尚任作《挽孙豹人》五言古诗，黄云评：“先生赐挽言，倡导海内，真吾道之主盟，预感宁止泉下人耶？”[11]同年，孔尚任与龚贤订交，往还亲切。龚贤性情孤僻，绘画不轻予人，而孔尚任所求，大小纵横，无不应允。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龚贤病逝于金陵，时孔尚任适在金陵游赏，“为经理其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书。一时故老，皆感高义，泣下沾巾”。[12]
孔尚任出使淮扬，所结交者多遗民逸老，在诗酒高会、日常交往中应该不免谈及前明遗事、掌故。如孔尚任有诗云：“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13]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1648），故称“其时我未生”，众人“所话朝皆换”应包括明清易代之事。诗后有邓汉仪评语：“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为门外人道。”[14]更可说明孔尚任等谈论的应包括明清鼎革的有关遗事，并且内容敏感。由此也可见遗民隐逸已将孔尚任视为可敞开心扉、畅叙幽怀的同道中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孔尚任渡江游江宁，在扬州登梅花岭，在金陵（今南京），登燕子矶、寓冶城道院、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栖霞山、至白云庵访张瑶星。沿途观赏，皆有诗纪事。这些胜迹及有关人物都被他写进了《桃花扇》中。实地考察，丰富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素材；亲身观览，触发和深化了他一直怀有的兴亡之感。孔尚任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此次金陵之游是为了“览大邦之山河，交上国之人士，稍拓鄙见，为他日读书之助”。[15]联系他在《本末》中所说的“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可以知道，孔尚任此番金陵之游和具体游览地点的选择是有特定的意图和目的的。而在具体的纪游诗作中，孔尚任也多次点明或表达了自己的兴亡之感。在游历金陵的过程中，孔尚任也广事结交，所交游者中既有官僚大臣（如熊赐履），也有隐逸耆旧（如张瑶星），并曾集众诗友于冶城道院，分韵赋诗。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士林名人为之说项。
通过观览有关盛衰兴亡的金陵胜迹，并与遗民隐逸诗酒往还、倾心相交，孔尚任在心灵和思想上与他们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作诗文也便蕴含更浓重的兴亡之感。如孔尚任曾两次至清凉山访王弘撰，写有《过王山史乌龙潭寓舍》，宗元鼎评为“山史先生，命世大儒，此诗能写其高致”。[16]孔尚任就至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事，写有《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诗后宗元鼎评曰：“白云先生心事一一写出，是一篇遗民传。”[17]又如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选载孔尚任诗七首，所附《诗话》云：“《拜明陵》诗，宛然邓孝威、杜于皇一辈人口吻，可见国初风俗之厚。”[18]孔尚任生于1648年，不能算作遗民，但孔尚任所作诗歌宛然遗民口吻，即深具苍凉意味，感叹历史兴亡，而原因不在于“国初风俗之厚”，却在于他与遗民心灵、思想和感受的共鸣。这使得他在创作《桃花扇》时，能够更好地驾驭南明兴亡这一特殊的和敏感的题材，也能够更好地将“兴亡之感”融入其中，能够更好地体察和表现明清易代、历史转折中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特别是剧末柳敬亭、苏昆生和老赞礼于明清易代后在龙潭江边感慨兴亡的情境与言论。同时，也使《桃花扇》的创作意图得以更好地达成，收到良好的接受效果，即《本末》中所描述的“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19]
孔尚任三载的南下淮扬、随同治河和接近半年的金陵游赏，如黄云在《湖海集序》中所说：“虽宦况萧条，所得亦不为俭薄矣。”[20]首先，他为遗民、耆旧主导的江南文坛所接纳和肯定，才华得以显露，文名得以传播。这和孔尚任返京后，《桃花扇》的二稿在北京得到很多人的借读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和后来《桃花扇》在江南一带的上演有关系。其次，孔尚任通过和遗民隐逸接触、交往，应该会了解更多的南明遗事，也了解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遗民隐逸心灵的契合。通过游览金陵胜迹，考察众多见证了兴亡的景观，孔尚任的兴亡之感也更加深化和具体。这都有利于《桃花扇》再创作时剧情内容的丰富、思想内涵的加深和接受效果的加强。
李详（1858～1931）的《脞语》中有“孔东塘《桃花扇》”一则，谓孔尚任南下协助治河期间，曾借寓其祖先李清的枣园中，“时谱《桃花扇》传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21]“映碧”，即李清字。李稚甫在《〈脞语〉前言》的“编校者案”中称：“书中所述，语必有征，非出之臆造。”[22]但就此一则而论，其中所述却与事实不符，存在不少错误。1916年，李详在为刘世珩《增图校正〈桃花扇〉》作跋时又提及此事，但只是说孔尚任借寓枣园时，“携《桃花扇》稿本自随，夜阑按拍，歌呜呜出窗外”，并且说“寒家故老，递传此事，以为美谈”。[23]这应该就是李详得知此事的来源。口耳相传，难免舛误，而且既视为“美谈”，更不免加以粉饰。李详自己没有对这一“美谈”进行查证，后人又可能因为李详是李清的五世族孙，认为当有所据，于是辗转沿袭，以讹传讹。许多论著采纳了这一记述，使本来似是而非的一种传说几乎成了确凿无疑的史料。下面对此进行一些辨正。
首先，李清去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而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初至淮扬，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此时李清已去世近三年。此前，孔尚任也从未到过江南。所以两人绝不可能曾在枣园共赏《桃花扇》。
其次，孔尚任在治河期间所作诗文结集为《湖海集》，其中没有曾借寓枣园的记述，也未提及枣园。
最后，李详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跋中说：“枣园之对岸拱极台，东塘暇登其上，题‘海光楼’榜，与枣园相映带。”[24]其中存在多处错误。第一，对于拱极台，孔尚任不是“暇登其上”，而是曾在其上较长期地居住。他在《海光楼记》中说自己“馆此三阅月”。[25]他有《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初五。黄云注云：“此作乃公驻昭阳之始。”[26]可知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至八月初曾在拱极台居住。拱极台在兴化城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北城上，即元武台故址，元知县詹士龙读书处。明知县傅珮复建，改今名。知县胡顺华为海光楼于上，下瞰海子池，为一邑胜观。”[27]同书卷一又记：“枣园：明邑人李思诚筑，其孙清隐于此。在海子池南。”[28]可见，拱极台和枣园同在城北，隔水而望，相距不远。孔尚任在兴化居住时曾因大水围困拱极台而移寓，有《维扬返棹夜至拱极台辞寓》（作于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记其事，尾联云：“留话邻人答胜友，新移榻具柳南头。”[29]可知孔尚任是暂时移住兴化城南某处，而不是拱极台对岸的枣园。
孔尚任在《山涛诗集序》中说：“予出使三年，居海陵者强半。”[30]《湖海集》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海陵（今泰州）的诗文。可能因此，在晚清民国时开始出现了孔尚任在治河期间居留泰州时创作完成《桃花扇》初稿的说法。这主要见于高尔庚的《井眉居诗钞》、洪揖侯（即洪梅禅，1869～1945）的《海陵杂咏诗》和韩国钧（1857～1942）的《止叟年谱》。高尔庚，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五年（1899）贡生。他的《井眉居诗钞》中的《海陵杂诗》有诗句云：“东塘著述坂
庄，一卷《桃花》独擅场。”[31]并有注云：“康熙年间，曲阜孔聘之尚任以部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海口，羁旅泰州下河之坂
庄，成《桃花扇》传奇一部。”[32]洪梅禅的《海陵杂咏诗》中有一首作：“桃花扇子擅词场，妙笔风流著媚香。曾借松云庵里住，半床风雨孔东塘。”[33]韩国钧的《止叟年谱》记载，1938年，因日寇入侵，他前往武汉避难，4月10日“赴坂
地，距泰城四十五里，水乡也。地僻，可安居。康熙初，云亭山人孔东塘先生随某侍郎奉命疏浚海口，驻节于此，《桃花扇》即于此地成书”。[34]这种说法后被多人采信，如泰州艺术剧院创作室集体撰写的《〈桃花扇〉与泰州》、王耕夫的《〈桃花扇〉的创作经过》[35]和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等。但加以认真、仔细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认定这种说法尤其是其中涉及具体时间、地点的细节是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因而不足信。
孔尚任在未出仕前，已经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可算作初稿。《桃花扇》最终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即《本末》中所说的“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36]《湖海集》中没有他曾在泰州创作或修改《桃花扇》的记述，而且孔尚任在淮扬治河时是到处转徙，即使确有创作《桃花扇》一事，也不可能在一地。高尔庚、洪梅禅和韩国钧距离孔尚任时代已比较久远，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孔尚任曾在泰州创作《桃花扇》的记载，高、洪又同为泰州人，不免使人更加起疑。《井眉居诗钞》的注中还存在错误，即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不是以“部郎”的身份，而是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所以结束治河回京后仍然担任原职。后来的论著不加分析、论证，直接采信高尔庚等几位晚清民国时人的简单记述，是不妥当的。
此外，《湖海集》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今宵又见桃花扇”[37]、《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闲情写在桃花扇”中的“桃花扇”[38]，结合诗意，也都不能理解为剧作。清道光间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卷二载：“红兰主人以通部教其梨园，在淮扬驻节三年，或招之宴饮，席间辄演《桃花扇》，俟其点正疏节。有某伶，善唱《画扇》一折，尤所心喜。”[39]其中的“红兰主人”即爱新觉罗·岳端。此条文字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所记之事未曾发生过，系杂糅孔尚任《本末》中的有关记述而成，不可信据。
孔尚任在《本末》中自述：“《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40]蒋星煜在《〈桃花扇〉研究与欣赏》的序中对孔尚任的以上自述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孔尚任为了应付康熙御览，避免引起康熙的猜忌，在“秋夕”至“午夜”的短暂时间内，对《桃花扇》的二稿进行了一番仓促的删改，主要是针对其中“可能写得太尖锐的地方”。[41]蒋星煜还认为这个经过删改、呈送内府的本子，就是孔尚任所说“凡三易稿而书成”的第三稿，也就是最终的定稿，并且说“所有的传抄之本当然也只能依照此本而删改了”。[42]
蒋星煜的观点属于推测，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而且存在破绽。第一，孔尚任自述“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而内侍奉令索取《桃花扇》是在“秋夕”，在此之前，《桃花扇》已经是“三易稿”而完成了。第二，孔尚任明言仓促之中到处寻觅的是“予之缮本”，即《桃花扇》完成后孔尚任亲手誊抄的本子，所以他才说“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桃花扇》完成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至少在京城的上层社会中已广泛传播。但是辗转传抄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讹遗漏。所以，当时既是当朝皇帝派内侍索取御览，尽管索取“甚急”，孔尚任也不敢以其他一般的抄本贸然进呈，敷衍了事。第三，《桃花扇》既已在京城较为广泛地传播，假设孔尚任临时删改，然后进呈康熙御览，若日后康熙接触到外间流传的不同本子，见出差异，孔尚任岂不有欺君罔上的嫌疑，罪名更大？第四，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应该会预想到如果其中可能有触犯忌讳之处，将来问世传播，很可能为人上告而惹祸上身。康熙帝派内侍向孔尚任索取《桃花扇》，应该是《桃花扇》问世后在京城广泛传播，引起注意，有人向其报告了此事和《桃花扇》的情节内容。蒋星煜指出“大概有人告了密”[43]，这个推测是合理的。所以，孔尚任不会等到《桃花扇》的流传引起当朝皇帝注意，派人向其索阅时，才在仓促之间删改进呈。
蒋星煜还认为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是其上述观点的证据，诗中“许多情节为现在传世的第三稿所无，那就是那天夜里被孔尚任临时删改掉的部分”。[44]这是他对自己以往的推测和观点的进一步肯定。蒋星煜后又根据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见刘中柱《又来馆诗集》卷四《观〈桃花扇〉传奇歌》推测，在《桃花扇》“脱稿”并获广泛演出后，孔尚任又迫于某种压力对《桃花扇》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其中关于“离合之情”的情节和篇幅。[45]为方便论述，以下转引蒋星煜所见该诗全文：
一马化龙南渡江，两星夹日重建邦。金陵王气那曾见，鼎沸中原戈矛撞。
闯献贼哄大事坏，四镇犄角同聋聩。蟋蟀相公晨登朝，鹰鹯君子夕出外。
新主不管帷幄计，后宫行乐专恣肆。乌衣巷里选姣童，桃叶渡口征名妓。
江南钱塞马家口，监纪如羊职方狗。门纳贿赂日千般，至宝带进奸僧手。
又翻逆案收金人，阳台歌舞妙绝伦。春灯燕子闹不已，梨园装束江上新。
太学诸生清议起，阮党闻者侧目视。风鹤遥惊武昌兵，鼓舌柳生走千里。
宁南檄到指奇货，幻蜃妖蟆胆气挫。阁部建牙镇淮扬，酒中密谈廷僚佐。
番山鹞子谁唤来，压寨夫人有将才。黄金坝破浒山败，帐下冬冬战鼓催。
桅竿作声先兆乱，徽垣星昏总堪叹。英雄血洒杨柳堤，衣冠魂葬梅花畔。
龙虎失踞石城破，景阳楼上钟声堕。君王带醉夜半奔，宰相资囊犹满驮。
福运告终城门开，东林复社几人哀。五十余年一回首，父老遗闻安在哉？
云亭山人能强记，谱成好词作游戏。登场傀儡局面新，提起秦淮旧时事。
听吹玉笛拨檀槽，悲悲切切倾香醪。红灯焰冷明月暗，满庭落叶商风号。[46]
此诗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蒋星煜根据此诗中没有论及《桃花扇》中《访翠》、《眠香》、《却奁》、《守楼》、《栖真》、《入道》和《余韵》等出的情节，而是提及了《桃花扇》中没有叙及的一些情节，如“酒中密谈廷僚佐”“压寨夫人有将才”，而认为刘中柱当时观看的是根据与今存《桃花扇》不同的本子上演的戏曲。[47]
蒋星煜在此文中的推测也是缺少文献依据和不合逻辑的，因而不具有说服力。史乘已在其《关于孔尚任〈桃花扇〉的三易其稿——读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48]中做了较详细的辩证，但尚有可增益补充之处。首先，蒋星煜在其文章中并未指出其所见的刘中柱《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史乘在文中称“蒋星煜同志所见康熙原刻初印本《又来馆诗集》”有误。史乘在文中引录了浙江图书馆藏刘中柱后人刘宝楠（1791～1855）选辑的刘中柱《真定集》原抄本中《题〈桃花扇〉传奇》的后十六句诗，以说明《访翠》、《眠香》、《却奁》、《守楼》、《栖真》、《入道》和《余韵》等出在刘中柱诗中都有论及。同时，史乘认为《观〈桃花扇〉传奇歌》创作在前，刘中柱在其中主要是“借题发挥”，以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弘光朝的诸多遗事，对孔尚任《桃花扇》的剧情本身及当时的演出情况反而论述不多。而《题〈桃花扇〉传奇》则是修改后的定稿，修改的重点在诗歌的后半段，主要概述了《桃花扇》的剧情。为便于论述，笔者据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将《题〈桃花扇〉传奇》也全篇转录于下：
两星夹日辉旌幢，楼船冲浪南渡江。金陵王气已销尽，君臣草草重兴邦。
中原鼎沸纷尘壒，战氛只在长江外。半壁金汤据上游，六朝山水开都会。
福王生小解温柔，吹竹弹丝第一流。蟋蟀相公工召敌，蛤蟆天子本无愁。
至宝带进奸僧手，江南钱塞马家口。两邸纷纷日卖官，监纪如羊职方狗。
阉党新翻燕子笺，乌丝云版谱朱弦。阳台歌舞琼楼山，妆束梨园玉帐前。
权奸事迹都如此，太学诸生清议起。幻蜃妖蟆羽檄飞，从此左兵下江泛。
阁部丹忱炳日星，临江流涕望中兴。密谈空对应庭吉，舌战曾劳柳敬亭。
压寨夫人威夺职，四镇鼠牙争角犄。黄金坝上阵云飞，翻天鹞子尤恣肆。
才罢南兵又北兵，帝子夜走将军营。瓜洲渡口楼船下，桃叶山前铁骑横。
西风飒飒牙樯折，孤忠冷照扬州月。岭上梅花拥白云，一坏碧葬苌弘血。
营门战鼓声冬冬，星光黯淡天溟蒙。靖南战死二刘走，福王堪怜一载终。
秦淮流水清如玉，一片平芜葬蛾绿。朱门草没大功坊，孝陵夜夜啼乌哭。
云亭才子写残春，谱出延年法曲新。媚香楼畔清溪曲，种得桃花似美人。
侯郎风调真无匹，樱桃一曲鸳鸯结。却奁从此挟深仇，可怜沟水东西别。
别后风波又几重，含颦无那出深宫。内家散尽君王走，此后归家百念空。
浮云过眼风尘变，栖霞山畔还相见。情禅参破事从虚，千秋佳话留纨扇。[49]
袁世硕在《孔尚任年谱》中说《真定集》为刘宝楠选辑的刘中柱诗歌集，共四卷，《题〈桃花扇〉传奇》在卷三即《兼隐斋续集》中，卷四为《又来馆诗》。[50]此与蒋星煜所言有出入，待考。袁世硕在《孔尚任年谱》中称未见刘中柱的《又来馆诗集》，故没有论及两组诗的差异。蒋星煜没有说明所见《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史乘只说明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真定集》为原抄本。《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140册收有刘中柱《又来馆诗集》清刻本，共六卷，藏于国家图书馆。关于《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以及刘宝楠选辑刘中柱诗成《真定集》所据的几种诗集的版本情况，尚有待考证，所以现在还不能简单论定《观〈桃花扇〉传奇歌》与《题〈桃花扇〉传奇》两诗创作时间的先后及二者的关系。
史乘在文中说《观〈桃花扇〉传奇歌》中附有刘中柱的十几条自注，主要记述弘光朝的史实和逸闻。如：“弘光入南都时，有两黄星夹日而趋。”“士英开事例有谣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大铖誓师江上，衣帏（按，疑应作“蟒”）[51]玉，见者呼为梨园装束。”“番山（按，应作“天”）鹞子指高杰，压寨夫人邢氏，皆扬州歌中语。”“西长安门上有一对：‘福运告终’云云。”“史阁部所乘船，桅竿每夜作声，祭之不止。”[52]据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和《清诗纪事》，《题〈桃花扇〉传奇》也有刘中柱的十二条自注，用来解释相关的诗句，两书的引文文字略有差异。而蒋星煜的文章则没有提及自注的存在。两篇诗歌中附有刘中柱自注的诗句所叙述的，都是刘中柱听闻的弘光朝逸闻轶事。王源（1648～1710）在《刘雨峰诗集序》中称：“雨峰风流自赏，有庾开府、何水部之遗。未几，一变为悲慨、苍凉、跌宕之调。盖时时与故老、遗民、酒徒为世外交，所谈者多兴亡之事；羁旅无聊，伤心之语，惄然有动于衷而不觉也。”[53]这就可以解释刘中柱自注中体现的他熟悉弘光遗事的原因。刘中柱为两篇诗歌中涉及的弘光遗事添加小注，是因为距离明清易代、距离弘光朝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故老遗民多有去世者，这些遗事可能仍在流传，但在清朝已经平定反抗和叛乱，统一全国，而且人心思定的时候，它们不免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言谈和心间；诗句本身又简洁凝练，所以有解释说明的必要。
《观〈桃花扇〉传奇歌》主要叙述了刘中柱所了解的一些弘光遗事，《题〈桃花扇〉传奇》前面的大半篇幅也是叙述弘光遗事，后半部分概述了《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两篇诗歌中刘中柱的自注都是用来解释说明其中涉及的弘光遗事，而《题〈桃花扇〉传奇》中概述《桃花扇》剧情的部分没有一条刘中柱的自注。这是因为《桃花扇》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搬上舞台，大家对其剧情较为熟悉，没有加以解释的必要。由此可见，刘中柱的两篇诗歌中所叙述的弘光遗事并不是《桃花扇》中的剧情关目，刘中柱在康熙四十年（1701）所观看的《桃花扇》就是据孔尚任在康熙己卯年（1699）六月定稿，而后问世并流传至今的《桃花扇》的本子搬演的，并不存在剧情关目上有较大差异的另一本《桃花扇》。
蒋星煜在其《孔尚任〈桃花扇〉三易其稿之迹象——读〈又来馆诗集〉、〈兼隐斋诗集〉、〈沓渚诗〉的新发现》中还认为刘中柱的《观〈桃花扇〉传奇歌》没有提到《访翠》《眠香》《却奁》《守楼》诸出的情节，而且没有一字涉及侯、李情事，所以刘中柱观看的《桃花扇》演出应是很少描写“离合之情”，而主要在反映弘光遗事、表达“兴亡之感”。《题〈桃花扇〉传奇》的存在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而且即使《题〈桃花扇〉传奇》是刘中柱后来修改定稿的，也不能说明他之前观看的《桃花扇》中并没有“离合之情”的关目。据《本末》，《桃花扇》问世后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康熙庚辰年（1700）的元宵节，是由户部左侍郎李柟组织金斗班排演的。此前，“己卯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54]金斗班排演《桃花扇》的剧本，是直接由孔尚任送交李柟的。孔尚任看过金斗班演出《桃花扇》，并称其“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也”。[55]这说明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题画》一出，并且他很肯定自己剧作的这一出。刘中柱的《观〈桃花扇〉传奇歌》没有叙及《题画》一出的情节，蒋星煜据此推定，刘中柱所观看的《桃花扇》演出的脚本中应该也没有《题画》。但孔尚任怎么会在《桃花扇》首演后的第二年就无缘无故地删去《题画》一出，并得到重新搬演，而且删去的还是他颇为肯定的一出呢？孔尚任在《本末》开篇就明确指出：“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56]《桃花扇》一剧的创作缘起就是侯李的离合情缘。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也说《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57]其中【满庭芳】曲和下场诗均概括了全剧的情节，不仅有“兴亡之感”，也有“离合之情”。从创作起始，在《桃花扇》“三易稿”的过程中，在关目情节和主题思想两方面，孔尚任一直是兼顾“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的。在康熙己卯年六月《桃花扇》定稿问世和佟
捐金刊刻之间，也没有记载表明孔尚任曾对《桃花扇》做过修改。所以蒋星煜所做的推断，即《桃花扇》最初是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所描绘的面貌，着重写政治斗争，后来孔尚任迫于某种压力逐步增加了侯、李二人“离合之情”的情节，是缺少文献支持的。
据《本末》，在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最后阶段，有王寿熙“朝夕过从”，示其以“曲本套数、时优熟解者”，孔尚任“遂依谱填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58]而据张鹏展（？～1840）纂辑的《山左诗续钞》，“按节而歌”的阶段还有他人参与。“《山左诗续钞》卷四选录解瑶诗一首，小传云：‘字琢章，号柳溪，别号孤松居士，即墨县诸生。琢章工古文词，重义气，友交四方，所至为倒屣。孔云亭山人馆之岸堂，《桃花扇》传奇才脱稿，亲为按节终卷。’”[59]周翕
纂辑《即墨诗乘》〔道光二十年（1840）小岘山房刻本〕卷九解瑶小传，林溥修、周翕
等纂《即墨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卷九解瑶小传均转录了《山左诗续钞》中的这一记述。
解瑶为《桃花扇》“按节”一事不见《山左读续钞》外的其他文献记载，孔尚任自己也未提及过，其真实性存疑。不过，孔尚任确曾与解瑶有过来往。解瑶的老师张侗（1634～1713）与孔尚任有较深厚的友谊。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张侗有诗寄赠孔尚任，并委托赴济南参加乡试的解瑶在返程时赴曲阜拜访已罢职居家的孔尚任。同年九月上旬，解瑶乡试下第，过曲阜访孔尚任，孔尚任作有《怀诸城张石民处士寄诗卧象山》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抱膝吟东武，新开一洞天。逃名无出日，乘兴有寻年。古貌诗篇露，深情弟子传。应知携手后，分与种瓜田。”[60]其中的“弟子”，即指解瑶。在解瑶即将离开曲阜时，孔尚任又作诗一首，题作《送解琢章下第还劳山，兼致石民先生》。
第二节 《桃花扇》清代、民国刻本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本末》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61]这是在北京流传的情况，大致是先有孔尚任写定、誊录的本子，而后为他人借抄，广泛传播。《桃花扇》的缮本传入内府，或经康熙御览，但从未在内廷排演过。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搬演的脚本也应该都是抄本。《本末》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北京一地，如其中说：“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62]也包括京外的其他多个地方，如位于湖北西南边地的容美土司、山西真定，这说明《桃花扇》的抄本也曾流传至这些地方。
孔尚任罢职归乡后，佟
曾过访并出资赞助《桃花扇》的刊刻。佟
字声远，号蔗村，别号空谷山人，又号已而道人，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第五参领所属第二佐领。本籍长白，卜居天津，居海河之滨。在佟
的赞助下，孔尚任生前，《桃花扇》已经开雕刊刻，但孔尚任是否曾看到《桃花扇》最终刊刻完成，则不得而知。康熙间介安堂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刊本。此本卷首题辞的末二首为金埴所作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说明此本刻成时孔尚任已经去世。
一 康熙间介安堂刊本
康熙间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刊本，也是其后所有刊本的祖本，同时也最为接近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三易稿”而后定稿的本子。介安堂本刻印精良，误字极少，仅《考据》中“陈宝崖《旷园杂志》一条”将“吴宝崖”误作“陈宝崖”。吴宝崖，即吴陈琰，字宝崖。其中包括眉批和出批在内的批语在数量上较之后来的刊本也最多。这一刊本存世极少，目前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以下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进行介绍和考察。
介安堂刻《桃花扇》，共一函四册，凡二卷，目录分上下本，正文分上下卷。其中第一册所收自试一出《先声》至第七出《却奁》，第二册自第八出《闹榭》至闰二十出《闲话》，第三册自加二十一出《孤吟》至第三十出《归山》，第四册自第三十一出《草檄》至续四十出《余韵》。书名页共分三栏，分署“云亭山人编”“桃花扇”和“介安堂藏板”。版框高16.7厘米，宽12.8厘米，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每出皆有眉批，有出批。卷首依次为顾彩撰《〈桃花扇〉序》、题辞（作者分别署“山薑子田雯”、“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齐州王苹”、“岸堂从学人唐肇”、“琴台朱永龄”、“商丘宋荦”、“钱塘吴陈琰”、“古滕王特选”和“会稽壑门金埴”，末即前述《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末署“金埴小郯氏再题”）、《小引》（末署“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凡例》（末署“云亭山人偶拈”）和《纲领》（末署“云亭山人偶定”）。卷末分别为《砌抹》（末署“云亭山人漫录”）、《考据》（末署“云亭山人漫摭”）、《本末》（末署“云亭山人漫述”）、《小识》（末署“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跋语（作者分别署“桃源逸史黄元治”、“料错道人刘中柱”、“淮南李柟”、“关中陈四如”、“颍上刘凡”和“娄东叶藩”）和《〈桃花扇〉后序》（末署“北平吴穆镜庵氏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介安堂刊本《桃花扇》，原为马廉藏书。马廉手稿《不登大雅文库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凡二册）“第一箱 戏曲”著录了“《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介安堂家刊本”[63]，应即此本。1934年，北平图书馆曾举行过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该馆并在开幕当日编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其中著录了“清康熙介安堂原刊本”《桃花扇传奇》二卷，共一函四册，也注明马廉藏书，为北平图书馆商借展览。[64]马廉，字隅卿，号平妖堂主人，人称雨窗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现代著名收藏家、专力于小说戏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版本学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教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马廉的藏书以明清小说戏曲刊本、抄本为主，故自署书斋曰“不登大雅之堂”，后因收得明刊本《三遂平妖传》，又称“平妖堂”，其藏书称“不登大雅文库”。马廉逝世后，“不登大雅文库”的藏书于1937年2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称为“马氏文库”。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对介安堂刊本《桃花扇》也有著录，具体作“《桃花扇传奇》二卷，阙里孔尚任撰，康熙间介安堂刊”。[65]
金埴《不下带编》卷二载：“四方之购是书（按，指《桃花扇》）者甚众，染刷无虚日。”[66]其《巾箱说》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今四方之购是书者，其家染刷无虚日。”[67]所以，《不下带编》中所记应该也是指曲阜孔氏家族刻印《桃花扇》。两书所记均未说明具体年月，但金埴去世于乾隆五年（1740），《巾箱说》基本按时间先后纪事，末一则记事系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这说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桃花扇》的书板尚藏于孔尚任家中，也可能便是介安堂刊本的书板。
二 康熙间刊本及其重刻本
如上所述，当时读者对于《桃花扇》刊本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曲阜孔氏不断刷印。如此，便可能有书坊主或者书贾为射利，而就曲阜孔氏所刷印的刊本进行翻刻或重刻。
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藏有一种《桃花扇》的康熙间刊本，也原属马廉藏书。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第一箱 戏曲”在介安堂家刊本下著录了别一种《桃花扇》，未著录版式和年代，可能就是此种刊本。[68]此本共一函四册，无封面，无书名页，起首即是顾彩序文。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版框高171毫米，宽136毫米。卷首和卷末的附录文字与介安堂刊本相同，目录分上下本，列于试一出前。但每册所收与介安堂刊本不同，其中第一册自试一出《先声》至第十出《修札》，第二册自第十一出《投辕》至闰二十出《闲话》，第三册自加二十一出《孤吟》至第三十出《归山》，第四册自第三十一出《草檄》至续四十出《余韵》。此本存在一个细小的缺陷，即第二出《传歌》文字完整不缺，“求老爷赏他二字”至“（问介）传”为22a，“的那套词曲”至“闲来翠馆调鹦鹉，懒”为22b，即版心所标页码为“二十二”。以下“去朱门看牡丹”至“‘美’字一板”应为23a，“‘奈’字一板”至“可喜令爱聪”应为23b，即版心所标页码应为“二十三”。但此本将“二十三”误印为“二十二”，于是出现了两个连续的“二十二”页。其后一页的版心无误，仍为“二十四”。这一失误并不影响读者阅读，但可能导致了下面的错误。
《续修四库全书》第1776册收载了影印本《桃花扇》，书首的版本来源说明所收是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刊本影印，原书版框高171毫米，宽272毫米。卷首顾彩序文的第一个半页的末一行文字为今人硬笔手写补充，可能因为原书这一行文字漫漶。经笔者查核，《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收载的《桃花扇》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函八册本，此本也刻于康熙年间，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全书有圈点，无封面，无书名页。卷首依次为顾彩序文、题辞（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金埴等撰，以及金埴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小引》、《凡例》、《题纲》，卷末依次为《砌末》、《考据》、《本末》、《小识》、跋语（黄元治、刘中柱、李柟、陈四如、刘凡、叶藩等撰）和《后序》。全剧各出目录分上下本，列于《题纲》之后、剧作正文之前，末署“云亭山人编次”。此本中的出批皆为写刻。其中“玄”字避讳，而第四十出《入道》中“太仆寺丞申佳胤”的“胤”字未避讳，所以当刻于康熙年间。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也收录了《桃花扇》一种，列于第五函第二种，共四册。《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也是上述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函八册的康熙间刊本。此两函八册本中的第二出《传歌》缺失两个半页，即22a/b，自“求老爷赏他二字”至“闲来翠馆调鹦鹉，懒”。缺页前一页的版心标为“二十一”，后一页为“二十二”，再后一页为“二十四”。此处缺失的存在正可证明此种刊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间刊本的重刻本。如上所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间刊本由于版心页码的错误，出现了两个连续的“二十二”页。刻印者在重刻时，误以为重复，于是抽去了没有错误、本为“二十二”的一页，而保留了应为“二十三”、却被误标为“二十二”的一页，即自“去朱门看牡丹”至“‘美’字一板”的23a和自“‘奈’字一板”至“可喜令爱聪”的23b，导致了错误的发生。此外，《续修四库全书》和《古本戏曲丛刊》据以影印的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函八册的重刻本还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剧作正文和眉批多有漫漶，无法辨识。第二，眉批较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介安堂刊本和康熙间刊本有删略。第十一出《投辕》原有眉批二十二条，重刻本只有十三条；第二十一出《媚座》原有眉批十八条，重刻本只有十条；第二十七出《逢舟》原有眉批二十条，重刻本只有九条。第三，个别出的出批也有缺失，如第三十一出《草檄》共有两条总批，重刻本缺失第二条和第一条的部分文字，即“技亦显于武昌。梅村作《楚两生行》，有以也”。
三 西园本及其重刻本
康熙、雍正年间，《桃花扇》又有一种以康熙间刊本为底本的翻刻本，卷首书名页共分三栏，分别为“云亭山人编”“桃花扇”“西园梓行”，可称作“西园本”。西园本，凡二卷四册，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刻“桃花扇”，下刻各部分文字名称（如序、题辞等）和卷数。目录和剧作正文分上下本，有眉批，有出批，而且出批也为写刻，字体与康熙间刊本的重刻本相同。卷首和卷末所附的诸种文字及其编次与康熙间刊本相同。出目下标明年月。西园本后又有多种翻刻本和重刻本，刻印质量参差不齐。其中的一种翻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有眉批，但不全。此本中的《纲领》前有一篇《重刻〈桃花扇〉小引》：
《桃花扇》自进内廷以后，流传宇内益广，虽愚夫愚妇，无不知此书之感慨深微、寄情远大。所憾者，刊本为云亭山人珍藏东鲁，印本留南人案头者有时而尽。后学求观不得，每借抄于友朋，甚劳笔墨。先大人遯叟公慨然念此书不可不传之后人，久欲重刻，以代抄写之苦，而同志绝少，不能计日程功。庚申（乾隆五年，1740）春，大人游淮上，与南道人程子风衣言及此举，程子欣然共襄之。归即刻期示匠人，谓可遂此志。不意是年冬，大人忽弃人世，不能目见此刻之竣。呜呼！天不讱，好事难成，概如是耶？予小子墨绖，嘱工毕事，将一印万本，流于天地，求观者无俟过费笔墨矣。[69]
末署“时乾隆七年壬戌仲秋上浣愚亭居士沈成垣识于清芬堂”。“先大人遯叟公”，即沈成垣之父沈默（1661～1740）。此本卷末的叶藩跋语后，另附载沈默、沈成垣所作跋文两篇。因此，一般称此本为海陵沈氏刊本（以下简称“沈氏刊本”）。程风衣即程嗣立，字风衣，号水南，又号水南道人，贡生，淮安（今属江苏省）人。程嗣立出身盐商家庭，工诗文，擅书画，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但不愿就试。他与其兄程爽林共主曲江园文社，学识渊雅，倜傥逸群，著有《水南诗文遗稿》。
由《重刻〈桃花扇〉小引》可知，沈默、沈成垣父子是知道介安堂刊本的存在的，并且板片藏于曲阜孔氏家中。介安堂刊本曾流传至江南，但数量不多，所以仍有不少读者通过借抄来阅读。乾隆五年，沈默与程嗣立言及此事，儒雅好文、慷慨好义的程嗣立立即表示愿意资助刊刻。但不料同年冬天沈默去世，此事遂辍。沈成垣为完成其父遗志，在守丧期间，即继续刊刻。但所谓“一印万本”，自然是夸饰之语，而且《桃花扇》“流传宇内益广”和它曾传入内廷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由于介安堂刊本和康熙间刊本流传很少，比较罕见，所以沈氏刊本问世后，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需要。沈氏刊本的广泛流传和深受欢迎引起了书贾和书坊主的注意，于是大量翻刻和重刻，急功近利，不重质量，偷工减料，妄加删略，以致刻印粗劣，讹字连篇。这些沈氏刊本的翻刻本和重刻本，大多数的书名页与西园本的元本相同，但字体有差异。国家图书馆藏的一种重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刀法滞拙，讹字较多。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另一种沈氏刊本的重刻本，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书名页分三栏，文字为隶书，内容与西园本相同。此种重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页眉有横栏，眉批在栏内。另有一种沈氏刊本的翻刻本，将沈成垣《重刻〈桃花扇〉小引》篇末题署中的“沈成垣识于清芬堂”改为“沈成垣识于清芬书屋”。
四 嘉庆间刊本
国家图书馆另藏一种清刊本《桃花扇》，原为吴梅藏书。此本一函四册，无封面，书名页题“桃花扇传奇”，白口，四周单边，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卷首依次为顾彩序文、《凡例》、《小引》、题辞（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金埴等撰，以及金埴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卷末依次为《考据》、《砌抹》、《本末》、跋语（黄元治、刘中柱、李柟、陈四如、刘凡和叶藩等撰）和吴穆所撰《后序》。上下卷目录分置于各卷之前。此本的特别之处在于缺失《纲领》，而在题辞后多出一篇写刻的侯方域《李姬传》。《李姬传》后有吴梅手书跋语一则，谓：“余所藏《桃花扇》计有四本：一为西园本，一为姚序本，一为李健父刊本，一即此本，为云亭原刻。卷首有壮悔《李香传》，各本皆无之。四种中以此为最佳。余游京师日，先得西园本，后见此书在宝华堂，遂以洋蚨数枚携归，与西园合璧。以较姚序本，直是天渊之别。健父新刻竟如土苴矣。近贵池刘氏刊本，汇各本之长，亦有可取处，惜未见此本也。戊午五月廿四日雷雨交作，小窗无事，记之如此。”[70]“戊午”为1918年，王卫民《吴梅年谱》将吴梅作《〈桃花扇传奇〉跋》的时间定在1918年7月，则“五月廿四日”当为旧历，公历为7月2日。[71]吴梅所购的此种刊本并非“云亭原刻”，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的《吴梅戏曲题跋（下）》将其定为“清康熙刊本”，也是错误的。[72]此本实际刻印于嘉庆年间，因吴陈琰题辞末所署的“钱塘吴陈琰题”避讳作“钱塘吴陈玉题”，而“宁”（作寧或寕）字则未避讳。此本也存在个别讹误。
五 兰雪堂本
兰雪堂本即吴梅跋语中所谓的“李健父刊本”。李健父即李国松（1878～1949），字健父，号木公，一号槃斋，安徽合肥人，民国间藏书家，博雅好古，藏书数万卷。1940年前后，李国松因家道中落，靠典卖古书和字画度日，藏书归于震旦大学图书馆。
兰雪堂本初刻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初刊本扉页有牌记，题“光绪乙未年九秋兰雪堂重校刊”，版心上刻“桃花扇”和卷数，中部刻卷首或卷末附录文字的题名或每出出目，下刻“兰雪堂”。凡一函五册，第一册为卷首附录文字，首先是“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总目”，其后为《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序》：
《桃花扇》传奇，四卷，前人推许至矣。顾坊间递相翻印，讹谬几不堪寓目。今年夏，有以是书求沽者，虽散佚过半，实为云亭自刻原椠。友人见而悦之，怂恿重刻，以公诸世。爰搜集市肆诸足本，参考互订，追凉之暇日校数页。其序目、题辞诸篇之编次未当者，又复谬加厘正，别为一卷，冠于首。凡三月，而竟事，又阅月而梓成。呜呼！视博弈以犹贤，听新乐则不倦，知我笑我，亦任诸世之君子焉尔。[73]
末署“光绪乙未重阳日兰雪堂主人漫识”，“兰雪堂主人”即李国松。由《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序》可知，兰雪堂初刊本《桃花扇》是根据多种刊本参订而成的。至于所谓的“云亭自刻原椠”是否属实，是兰雪堂本之前的何种刊本，则不得而知。《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序》后分别为顾彩序文、《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纲领》、目录、《砌抹》、题辞和《后序》。其中题辞在金埴《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后新增侯铨题诗二首。兰雪堂初刊本卷首的“题辞”还包括六篇跋语，分别为黄元治、刘中柱、李柟、陈四如、刘凡和叶藩等撰。后四册分四卷，为剧作正文，又分上下本，卷一、卷二为上本，卷三、卷四为下本。卷一自试一出至第九出，卷二自第十出至闰二十出，卷三自加二十一出至第二十九出，卷四自第三十出至续四十出。每卷首页首行分别题“桃花扇传奇卷一上本”、“桃花扇传奇卷二上本”、“桃花扇传奇卷三下本”和“桃花扇传奇卷四下本”，各卷首页第二行皆署“云亭山人编 兰雪堂重校刊”。此外，兰雪堂初刊本还删去了《考据》中自“董阆石《莼乡赘笔》七条”至“王世德《崇祯遗录》”等文字，其后的“侯朝宗《壮悔堂集》十五篇”及各篇篇目也被删去。兰雪堂初刊本有眉批。李国松后又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对初刊本进行了校改重刻，书名页题作“桃花扇传奇 光绪乙未锓板 丁未覆校修改”。“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总目”首页前的空白页上钤有阴文图章一枚，题“合肥李国松健父所刻书”。卷首顾彩序文前保留了《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序》。重刻本的版式与初刊本相同，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重刻本较初刊本，恢复了所删《考据》中的文字，但第十九出《和战》缺“副净持枪骂上”至“那个怕你”，共二十字，第四出《侦戏》缺出批。
六 暖红室《汇刻传剧》本
《桃花扇》最晚的刊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和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暖红室”是其夫人傅春姗的室名。刘世珩辑校、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的起因是他对于前人编刻的戏曲选本多不满意。他指出：“传奇杂剧向无汇为一刻者。《盛明杂剧》始见专集，所录不尽全套；臧晋叔《元人百种曲选》，雕镂甚工，颇有删节；毛子晋汲古阁《六十种曲》，虽是完书，并无绣像。”[74]刘世珩心目中近于完美的戏曲刊本是快雨堂冰丝馆刻印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牡丹亭还魂记》，他评价此刊本“雠校既精，板式亦雅；增补绣像，从旧图重橅，绝工致，可为传奇刊本之冠”。[75]可见刘世珩对于戏曲曲本的刻印，既注重文字内容的完整无误，又注重外观形式的精美雅致，其中他又最看重后者，追求图文并茂。刘世珩校刻《汇刻传剧》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据其为《小忽雷传奇》所作跋文，到宣统二年时，已“搜集元以来传奇三十种，汇刻行世”。[76]此处所谓的“传奇”，包括传奇和杂剧。
刘世珩曾多次亲自或组织校订《桃花扇》，将其列入暖红室《汇刻传剧》中，并且刘世珩对于《桃花扇》的校订精益求精，至其去世时尚未校得一个满意的本子。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选录诸种剧目的具体原因不同，选录、校刻《桃花扇》的原因是此剧“刊本虽多，苦无精椠”。[77]
刘氏暖红室校刻《桃花扇》现今刊刻问世的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刘世珩作有后序，末署“上元甲寅月当头夕，枕雷居士识于海上楚园”。甲寅即1914年，此本当刻于该年。由后序可知，西园本《桃花扇》至民国初年也已较为少见。刘世珩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时，以西园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以《九宫大成》（即《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正曲牌、曲律和曲韵。
刘世珩曾在一封致缪荃孙的书札中，提及以《九宫大成》校勘《桃花扇》：
手教两承。……《贵池先哲遗书》总目附上，亦请拟一总序，即作结束，并附《待访目》一卷，以待后之来者。……《桃花扇》以《九宫》校衬字。傅若无暇翻书，望交下。秋凉自校。[78]
末署“八月十八日”。缪荃孙癸丑年（1913）农历十月六日的日记载当天他撰写了《贵池先哲遗书序》。[79]虽然《贵池先哲遗书》卷首未收录缪荃孙所作序文，其文集中也未见该篇序文，但可以确定“八月十八日”当是1913年的“八月十八日”，说明1913年夏秋间《桃花扇》尚在校勘中，而且刘世珩书札中所说的《桃花扇》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傅若”，即邓傅若，名揖，无锡人，生平不详，1930年2月至8月间曾任无锡国专教授。[80]由上引书札可见，刘世珩自己也可能参与了《桃花扇》的校勘工作。
况周颐（1859～1926）也曾参与校勘暖红室《汇刻传剧》。刘世珩在《汇刻传剧自序》中提及的多位“复勘者”中的第一位便是“临桂况舍人夔生周颐”。[81]况周颐还为《汇刻传剧》撰写了一篇长篇骈体序文和三首题词，载于《汇刻传剧》卷首。况周颐参与校勘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时间大致在1913年至1914年重阳节前。[82]他所校勘的曲本中包括《桃花扇》。《暖红室校刻传剧资料丛辑》中有况周颐致刘世珩的二十余封信札手稿，其中有三封涉及《桃花扇》，其一云：
支款逾分，歉仄之至。今日勉强能在床上起坐，将未校毕之《传灯录》一册校毕，此书三函，已毕一函。便中饬人来寓取去。此上葱石先生。周颐卧书，十八日。再能稍久坐即校《桃花扇》。[83]
从第一封信札可看出况周颐校正包括《桃花扇》在内的《汇刻传剧》中诸种剧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校正成果的自信。
1915年，刘世珩又组织了对《桃花扇》的重校、再订工作，成果为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三十种本《桃花扇》，此次的校订工作由吴梅、李详负责，书名改题为《增图校正〈桃花扇〉》。卷首附有吴梅作《校正识》和李详作《校定本跋》。吴梅《校正识》末署“乙卯季冬”，即1915年。李详《校定本跋》末署“丙辰三月”，即1916年，此本或当刻于此年。但此本为单行本，当时并未列入第二次集中刊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剧》中，所以《桃花扇》在其中是有书无目的。此本后来又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在1979年校定重刻。
刘世珩又曾于1923年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基础上重刻了《桃花扇》，吴梅的《校正识》和李详的《校定本跋》均被移置书末，并新增了刘世珩作于1923年的一篇跋语和张美翊（1856～1924）所作的两篇跋语。此本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有藏，原为傅惜华藏书。在此本刊刻之后，刘世珩仍未完全满意，又以此本为底本再加校订。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此本卷下的封面有刘世珩墨笔题写的校刻手记，如“修改过了”“补字写就粘上”“十、九号已另写成，重刻因加字推行”等。页眉多有“加线”“加点”及批改字样，全书中还有不少挖补之处。在叶起元所作跋文后，刘世珩还补写了一篇题识。[84]
刘世珩校刻《汇刻传剧》，对于古典戏曲剧本及相关文献的保存、传播确实颇有贡献，价值很大。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但其中也不无缺陷和不足。以《桃花扇》而论，刘世珩要求精益求精，先后多次校订，其中字词绝少错讹。但《汇刻传剧》本《桃花扇》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多处文字不仅与介安堂刊本不合，而且与其之前的诸种刊本均不同，且不明其所据为何本。其中特别突出的即第一出《听稗》中柳敬亭所唱五段鼓词，较此前诸本改动很大，有臆改妄增之嫌。
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并将《桃花扇》列为丛书正集的末一种，是有深意存于其中的。《汇刻传剧》卷首题辞中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第四首作“传奇五十种眉分，荟蕞三朝绝妙文。扇底桃花无限恨，多情好事却输君”。[85]第三句后自注云：“《汇刻传剧》以《桃花扇》终，先生别有怀抱。”[86]冯煦在《〈汇刻传剧〉序》的文末也说：“予桑海余生，饰巾待尽，往往击高渐离之筑，碎汪元量之琴，其烦冤孤愤有可言，有不可言者。于葱石是编，时复遇之，爰举声音之道之发乎情通之政者以复葱石，葱石当知予别有怀抱也。”[87]
吴鸣麒所谓的刘世珩“别有怀抱”，指的是刘世珩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室倾覆后，心系前清、不忘旧君的遗民情怀。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记述和描绘了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和弘光一朝的兴亡始末，该书在问世之初、被搬上舞台时，即使得“故臣遗老”在“灯炧酒阑”之后，“唏嘘而散”（《本末》）。清代和民国的兴亡隆替的性质虽不同于明清易代，但对于清朝遗民来说，则没有多少区别。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并不能减弱他们对于清朝的依恋和怀想，而且民国之初，社会动荡，政局未稳，各方势力你争我夺、纷纷攘攘，仍呈现一派乱象。《桃花扇》描绘明亡清兴的历史场景，崇祯和弘光两朝，朝内朝外的将相官员多数不管社稷安危、只顾争权夺利，清朝崛起、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仿佛是应天命而顺时势。因此，《桃花扇》既使清朝遗民由明而联想到清，由明亡而及清亡，感慨旧朝故国的逝去，又使他们怀想一个曾经的强大国家和辉煌时代，望其背影而唏嘘不已。
第三节 《桃花扇》现代排印本
一 《桃花扇》民国排印本的类型与价值
《桃花扇》在清代的流传以刊本为主，进入民国后，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随着西方书籍形式和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广，该剧的版本形式更加多样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优势，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促进了该剧的传播、接受和对它的研究。
民国时期《桃花扇》的版本多由位于上海的出版机构印行，这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些版本多采用现代装订形式；依其出版形式，可分为刊本和其他形式两大类。刊本即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曾经历多次校订、刻印，最早的《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刻印于1914年。其他形式的版本依其印刷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石印本和铅印本，但这些版本间更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标点（圈点），所以本书主要以此为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论述。
无标点本指剧作本文中既无传统圈点，又无现代标点，主要包括上海海左书局本、上海锦章图书局本和上海进步书局本等，以上皆石印。其中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封面题“桃花扇传奇”，进步书局本封面题“传奇小说绣像绘图桃花扇”。这三种版本皆翻印宣统元年（1909）传奇小说社印行的《绘图桃花扇传奇》，字体、版式相同，剧作正文首页（即“卷一”或“上卷”）下皆署“石潭居士校正”，“卷二”或“卷下”下皆署“云亭山人编、砚云主人重校”，锦章图书局还在封面特别标明“石潭居士校正本”，每出出目下刊本原有的干支年月都被删去，卷首皆有插图数幅，但各不相同。传奇小说社印行的《绘图桃花扇传奇》每页12行，行37字。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则同为每页13行，行37字，进步书局本每页20行。“石潭居士”“砚云主人”的姓名、身份均不可考，他们的“校正”“重校”在书中也没有体现。这三种版本卷首皆载录刊本中的序跋、题辞、凡例等文字，皆保留了刊本中的眉批和出批，卷首插图的每幅空白处标明对应的出名。其中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除封面、书名页和版权页外，其他部分完全相同。曲文大字，说白小字双行，曲白接排，序跋等未分段，排版不太紧密，字迹较为清晰。进步书局本卷首的插图与前两者不同，而且一页四幅，排版太过紧密，文字尤其是说白的文字过小，难以辨认，严重影响阅读。卷首另有一篇《〈桃花扇〉提要》。
标点本包括两类，一为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二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版本。前者如世界书局本，平装，全一册，竖排楷体，美观清晰，每页17行，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卷首依次为顾彩序、孔尚任《小引》、田雯等的题辞、孔尚任的《凡例》和侯方域的《李姬传》。世界书局本主要使用传统圈点符号中的点号来断句，具体符形为“·”，标于字之右下角，用来标示语气停顿或语意停顿，而不论语气、感情的差别和语意是否终止、完整。又如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精装，全一册，卷首文字及次序与世界书局本相同。每页10行，说白小字双行，也是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顾彩序等文字和曲文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之右下角，说白和批语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的正下方，占一个字的位置，具体用法和世界书局本相同。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虽然断句，但是符号单一，既不能表现词句的语气和感情，也不能表现句子内部的层次和逻辑关系。因此，这种形式不利于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对于《桃花扇》的阅读、理解和接受，也不利于《桃花扇》的流传。于是，有了新式标点本的出现。
我国的传统标点符号以句读、圈点符号为主，从殷商时期的萌芽期算起，有三千余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和完善，为文人学者所接受，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种类虽多，但比较繁杂，在形式上没有比较统一的规范，在使用时也比较混乱、随意。最大的缺陷即如上文所述，基本只用来断句，而不能反映词句、文本的语气、感情和内部诸层次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传统标点符号对于阅读效率、书籍传播和文化普及具有一定的负面限制作用。清末，西方书籍大量传入和流通，维新变革思潮涌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西方的标点符号得到认识和重视，旧式标点符号的缺陷也在与其的对比中更加凸显出来。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陈望道、鲁迅等倡导，也因为社会生活、阅读实际所需，以我国传统的句读、圈点符号为基础，同时借鉴、移植西方标点符号的形式和用法，加之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形成了一套新式标点符号，为广大作者和读者逐渐接受和使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改变了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阅读习惯。1919年11月，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和胡适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将之作为第53号训令公布，题为《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虽然颁布之后的推行工作并不顺利，但标点符号的使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统一、正式的规范。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使用对于白话文运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证明和彰显新式标点符号优势的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将之施用于文本中，特别是旧籍的整理上。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旧籍整理中较早和大量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就是小说、戏曲，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又促进了白话文运动的进行，两者相辅相成。其中引领风潮的就是亚东图书馆的一系列标点本小说。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原放标点的《水浒》，首开标点传统小说的先河。这与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式标点符号和《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颁布有一定的关系。之后，亚东图书馆又先后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多部标点本小说，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以新式标点符号整理旧籍还包括分段和使用新的版式，如胡适提倡“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意思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三大要项，就是所谓‘整理过的本子’了。”[88]随着汪原放标点、整理的小说一纸风行，有不少出版社跟风、仿效，标点的文本也不再限于小说，但质量参差不齐，如鲁迅在《望勿“纠正”》中所说的：“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地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89]
《桃花扇》作为传统名剧，也有多种新式标点整理本出版。其中最早的、影响较大的是陶乐勤“重编”、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年初版的“中国名曲第一种”本《桃花扇》。平装两册，竖排繁体，分上下卷，将原剧的闰二十出《闲话》改为插一出《闲话》，将续四十出《余韵》改为补一出《余韵》，删去原有的加二十一出《孤吟》。卷首有陶乐勤所作《新序》，主要评价了该剧的情节、人物，这符合胡适所说的“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的第三项要求。他尤其赞赏该剧的艺术笔法：“《桃花扇》的作者笔法，描写悲欢离合，直令人可歌可泣。其于社会的效能，在我看，实驾出近日所介绍西洋名曲如《华伦夫人职业》之上。其谓我中国的艺术不及西洋者，实未尝致力于国曲而得其奥者的盲评，不足为训。总之一出有一出的精彩，一人有一人的神情，忠勇节义，奸雄讹诈；热闹冷静，幽雅雄武，无不文中有物，纸中有人，可说：‘叹观止矣！’就中《却奁》、《拒媒》、《闲话》、《守楼》、《骂筵》、《逃难》尤为出色；可令奸雄丧胆，正士壮气。”[90]之所以称“重编”，是因为这一本子具有不同于其他标点本的几个特异之处：一是以原剧中生、旦、小生、副末等角色名所代表的人物的姓名或者身份代替这些角色名；二是在每出的出名之后有“布景”说明，主要介绍该出剧情发生的地点和场景，遇有场景转换的，则在剧中另加“布景”说明，这应是借鉴自翻译过来的西方剧作的文本形式；三是曲牌或词牌位于每首曲子或词的最后。如试一出《先声》的“布景”作：“赞礼之庭院。赞礼闲步庭中，同事自后入。”[91]之后是“赞礼：‘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思更吃人参果！’——（蝶恋花）……”[92]这一版本没有保留刊本中的批语，每出出名下删去原有的干支年月。“布景”的文字和曲文均为每句一行，说白则每句间接排，同一人物既有曲文，又有说白的，曲白不接排。“布景”文字和曲白的首行与“布景”和人物的姓名、身份间有一个字大小的空格，其他行与首行平排。下场诗为一人所说的，两句一行；每人一句的，每句一行。同时，每行之间间隔一行的空间。以上所说的版式使得这一版本的页面显得疏朗美观，字迹清晰，没有其他版本特别是石印本由排版过密所造成的缺陷。
陶乐勤在《新序》的最后对自己的整理原则和方法也做了说明：
校正这种旧名曲，手段各有不同。现所通认为是的，将独白割去，旁白删除。起初我也以为如此方合科学的作品。然细考以后，这种办法，实在未能苟同。因为各出都可独立，非有独白，断难使读者观者知其人物前后线索；这创造中国戏曲者的苦心思索得者，也是创作精神的结晶。至于旁白，尤不得删除；因为歌曲中的词句，有接旁白而成的。倘使删除了，那歌曲不免成了断简阙文，所以我完全不易。至于科目，因表现一种神情，是剧中要件，尤不可不详，所以特别留意，非可删者，万不可妄去；其有错误者，亦经添改。
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还望阅者匡政（正），俾便再板之时，加以订正。其中尤易错误的，则为旁白与词曲合在一气；而旧本未加分别，均用大号字表之。现今统为分别，凡词曲均加以﹃﹄号，以醒眉目；然犹不免相混。曲牌名用六号字，附记于词曲之末；这是我的创格。[93]
就实际而论，在传统戏曲剧作的标点整理方法和形式上，确有他自己的创造。他后来还以这种形式“重编”、标点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此外，陶乐勤还标点、整理过《宣和遗事》《谐铎》《聊斋志异》《花月痕》《儿女英雄传》《两般秋雨庵随笔》《论衡》《文史通义》等书籍。有人认为：“自从汪原放标点了《红楼梦》《水浒》，为书贾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于是一些书店掌柜及伙计们大投其机，忙着从故纸堆里搬出各色各样的书，都给它改头换面，标点出来，卖之四方，乐得名利双收。而尤以昆山陶乐勤对这玩意儿特别热心。”[94]但整理戏曲剧本不同于整理白话小说，在断句、标点时还需注意曲牌的规定和曲文的韵脚等，因此难度更大，对标点整理者的要求更高。而陶乐勤明显不熟悉古代戏曲文本，也不具有丰富的与戏曲相关的知识，所以他标点、整理的戏曲文本中存在不少错误。刘大杰曾经撰文指出陶乐勤整理的《董西厢》中的错误，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有几句话要敬告陶君的，就是古书有古书的价值，实在是用不着我们后来的人来替他重编和改削。假使重编没有错误的时候，当然不能说减少了原书的价值；要是像陶君这样随便的重编古书，那就不仅是欺骗自己，确实是自欺欺人——一般的青年——了。欺骗了自己，当然不关紧要；欺骗了一般无辜的青年，那就可以说只想出风头、不要良心了。”[95]
就陶乐勤标点、整理的《桃花扇》而论，曾有人撰《示众》一文，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小错处”和“大错处”，认为“小错处”在书中“指不胜指”，并批评陶乐勤“不问自己懂不懂就乱七八糟的胡闹”。[96]文中所举的“大错处”确实已经到了文义不通、读来拗口的地步，其中某些错误明显是整理时疏忽大意错行造成的，其实是谨慎认真、稍加注意就完全可以避免的。如第九出《抚兵》中的【北石榴花】曲：
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粮草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好一似薨薨白昼闹旗拿；那督师无老将，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这军粮又蜂衙！[97]
鲁迅在《示众》一文的“编者注”中说，“原作举例尚多，但还是因为纸张关系，删节了一点”，并指出“但即此也已经很可以看见标点本《桃花扇》之可怕了”。[98]陶乐勤在《新序》中说：“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但书中的很多错误明显是因为他自己不够谨慎、认真而造成的，而且是越改越错。就如鲁迅曾经批评他在标点、整理《花月痕》（上海梁溪图书馆1923年印行）时对小说文辞的“纠正”：“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99]
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出版时也采用了和陶乐勤的标点、整理本相似的版式，也在每出前有“布景”说明，并新增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即本出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出场的主要人物，其实相当于将陶乐勤本的“布景”进行了细化、分列。《桃花扇注》也将原剧中的角色名改为该角色代表的人物的姓名或身份，每出下也没有干支年月，曲白也分排，曲文每句一行，曲牌名位于每支曲子的最后，说白则每句接排。但《桃花扇注》在断句时使用的还是旧式圈点符号。梁启超在卷首的《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桃花扇》曲文时，也是每句一行，曲牌名位于每曲的末尾。《桃花扇注》的版式明显受到了当时新式标点本的影响，但因为它的初版是1936年被列入《饮冰室合集》中的，当时梁启超已经去世，在出版时又先经过了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的整理，所以梁启超最初是在什么本子上做批注，为何在出版时选用这种版式，这是梁启超生前自己的意愿还是梁廷灿在整理时的选择，因为相关文献记录的缺失，已经很难考证了。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每出之首所列的“人物”中是先列剧中人物的姓名或身份，然后标明对应的扮演该人物的角色，如“老赞礼——副末”“侯方域——生”，在每出的正文中则只使用人物姓名和身份或者其简称。这种不同于古代戏曲文本的形式的更改方便了读者，使我们在阅读剧作时，能够将曲白、科介和人物直接对应，可以大大提高阅读效率。凤凰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在保留了《桃花扇注》原有的每出前新增的几项说明的同时，又将剧作正文中的人物姓名、身份或其简称改回了对应的角色名，反而不方便读者阅读。而且，该版本中错别字很多，标点也有很多不妥之处，还不如《饮冰室合集》本方便读者使用，此不赘述。
《桃花扇》的新式标点本除了陶乐勤标点、整理本这一系统之外，还有其他版式的本子。如上海广益书局1933年初版的《（新式标点）桃花扇》，平装，全一册，竖排繁体，版权页标明“标点者”为“南汇朱益明”。这一标点本与陶乐勤本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卷首有多篇文字，如顾彩序、吴穆《后序》、沈成垣《重刻〈桃花扇〉小引》、朱太忙《标点〈桃花扇〉序》《〈桃花扇〉考证》、田雯等的题辞、黄元治等的跋语、孔尚任的《小引》《凡例》《纲领》《砌抹》《考据》《本末》《小识》，偶见错误，如“淮南李柟”误作“淮南李相”；第二，保留了刊本中的眉批和出批，但条目不全，眉批未加标点、断句；第三，剧作正文文字除删去每出出目下的干支年月外，其他与刊本全同，曲白以字号大小区分，曲文和说白分排，多个人物、角色的说白接排。题辞中除刊本原有的篇数外，最后又增加了近人味芩和丹徒李吟白所作的几首。味芩所作原载录于《民权素》，题为《读〈桃花扇传奇〉》，广益书局本收录时删去了最后一首：“几人遗臭几留芳，名节长存壮悔堂。劫后秣陵重吊古，渡江桃叶又归王。”[100]李吟白所作原载录于《春柳》，题为《题〈桃花扇〉院本》，广益书局本收录时删去了第一首：“艳说秦淮水一钩，媚香楼胜顾迷楼。诸君也自耽声色，争怕官家不解愁。”[101]《〈桃花扇〉考证》包括多种笔记、曲话类著作中评论《桃花扇》的文字。
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4年翻印了广益书局版的《（新式标点）桃花扇》，封面题“言情词藻 传奇说部 桃花扇”，版权页上的书名为“新式标点桃花扇”，标点者为朱益明。1935年再版时，版权页上又删去了“标点者”一行。
以上所提及的版本尤其是标点本多数在一年或数年内多次重印，可见《桃花扇》的受欢迎程度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新式标点整理本后出，而版本更多，重印次数也更多，可见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大势所趋，同时也促进了《桃花扇》的传播和接受。其中有多个出版社先后印行过无标点本和新式标点本，如广益书局1920年曾印行《桃花扇》无标点、铅印、平装一册。本书所提及的《桃花扇》的民国版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也可说是优点：第一，多数保留、载录了刊本卷首和卷末的文字篇章，即序、跋、题辞和孔尚任所作的《小引》《凡例》《纲领》《砌抹》《考据》《本末》《小识》等；第二，绝大多数保留、载录了刊本中的眉批和出批，虽然条目不全，多数是为了表示该版本收录完备，用以招徕读者，促进销售。这两点使这些版本保留了原刊本的面貌，序、跋等文字和批语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桃花扇》的创作过程、创作主旨和艺术构思，以及更好地、更细致深入地阅读、欣赏、理解剧作。王季思等的校注本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最为流行的《桃花扇》整理本，这一版本为普及之用而删去了原刊本中的批语，这尚且可以理解，但删去包括吴穆《后序》在内的跋语和孔尚任的题辞、《砌抹》，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和缺陷了。《桃花扇》的民国版本也有缺陷，主要就是没有收集多种刊本并进行仔细、认真的校勘，有些版本标明经过了“校正”“校阅”“重校”，实际上应该都没有进行这些工作，至多只是就一种刊本改正自己认为的不妥之处或错别字，然后印行。
《桃花扇》的民国版本尤其是标点整理本促进了该剧在当时的流传和接受，促进了当时对于该剧的评论和研究，也促进了这部蕴含“兴亡之感”、爱国情怀的名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积极的激励人心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桃花扇》在民国时期的出版印行也是其接受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评论、研究的开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 《桃花扇》现代校注本的得失
20世纪至今，为普及、传播和开展研究之用，研究者对《桃花扇》进行了校注，出现了多种校注整理本。其中重要者有：《桃花扇》的最早注本贺湖散人的《桃花扇传奇（详注）》、王季思等注释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本、刘叶秋注释的《孔尚任诗和〈桃花扇〉》和徐振贵主编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本。这些校注本对《桃花扇》的流传和接受做出了贡献，但各自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
贺湖散人详注本是现存最早的《桃花扇》注本。笔者所见该书的版权页显示为民国十三年（1924）6月初版。据梁启超民国十四年（1925）8月16日与长女梁思顺的书信中所说“到北戴河以来，顽的时候多，著述成绩很少，却已把一部《桃花扇》注完”[102]，可知梁启超的《桃花扇注》要比贺湖散人详注本成书晚。而且梁启超的注本在成书后至1936年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出版之前，不曾有过单行本。贺湖散人，真实姓名及生平不可考。该书书首依次为《序》（贺湖散人）、《凡例》、题辞、《小引》、《重刻〈桃花扇〉小引》（沈成垣）、《纲领》，书末依次为《后序》、《砌末》、《考据》、《本末》、《小识》和跋语。跋语中有两篇为海陵沈默和沈成垣所作，题辞中无嘉定侯铨诗，试一出《先声》出目下无“癸未二月”的纪年。根据这些特征，又经笔者将剧作正文与《桃花扇》诸种刊本进行对照，可以确定该注本所用的底本是乾隆间海陵沈成垣刊本。全书采用传统句读符号，保留了刊本中的批语，分别排于相应位置。贺湖散人的详注对象包括剧作正文、书首各项中的《凡例》、题辞、《小引》和书末的《后序》。注释主要指向重要词语和典故，注明最早出处，并引原文或相关的诗文，内容准确恰当，条目也多于后来的各本，故现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此本所据仅一种刊本，正文和批语又多有错误和缺略。该注本1924年6月初版，一个版本显示同年11月即再版，而另一版本的版权页显示1928年3月再版和1929年4月三版。可见该注本的印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或因出版较早等，鲜见有人提及。
新中国成立至今，学界对《桃花扇》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桃花扇》刊本的整理校注和影印出版。前辈学人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季思等整理、注释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本《桃花扇》，在众多的整理、校注本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该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鉴于它的印数和影响，应该指出和更正这些问题。下面以该书1959年4月北京第1版、1984年11月湖北第8次印刷的版本为考察对象，展开论述。
一是体例问题。该书《前言》中说明校勘最初根据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和梁启超的注本互校，择善而从；后来又据康熙戊子刊本校正了个别讹字。可见该书没有一定的底本，将梁启超的注本列入参校本也是不合适的。该书为普及之用，没有出校勘记，所用各底本、校本的原貌、差异如何，读者也无从得知。此外，该书还缺收了刊本中原有的题辞、跋语、《后序》和《砌末》等重要附录文献，《考据》中脱漏了33条篇目。
二是就普及而言，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其中存在多处错别字，多个注释存在引文错误或误引出处；个别当时认为“未详”“待考”之处，表现了注者谨慎的学风，现在也都可以认定和辨清。以下就各类错误略举数例。
（1）错字别字。应多为手民误植，多数比较明显，读者自能辨别，这里只指出几个容易忽略之处。《前言》第2条注引《明季北略》，“攀号”误作“呼号”[103]；引《复社纪略》卷二，“刘士斗”误作“刘士年”[104]。刘士斗，《明史》卷二百九十五有传。第二十九出《逮社》第17条注，“红叶题诗”的典故有多种不同出处，此处引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所载张实撰《流红记》。但该条注中前作“于佑”，后又写作“于祐”，应统一写作“于祐”。第三十五出《誓师》第10条注，“昴宿”误作“昂宿”。
（2）引用名物典故的出处原文时擅自改动。第五出《访翠》最后一条注引余怀《板桥杂记》，其中文字与原书的两个版本系统——《昭代丛书》本和《说铃》本都不同，而且未对删略做说明。注引《板桥杂记》下卷文字在康熙刊本《说铃》中分别作“丁继之扮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卢，朱维章扮武大郎，皆妙绝一世”，“沈公宪以串戏擅长，同时推为第一”。[105]第六出《眠香》第29条注中说香君诨名“小扇坠”，误。据《板桥杂记》，应作“香扇坠”。[106]而且此出后文也说香君是“香扇坠”。第十出《修札》第26条注解释“柳毅传书”，引《异闻录》，对原文理解有误。原文明言柳毅是在道旁遇到龙女的，而不是在湖滨，文中龙女也对柳毅说：“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难通。”[107]
（3）误引出处，强做解释。《小识》第8条注说：“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数句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诗意，不确。原文此处是糅合了崔护谒浆、人面桃花故事和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意。第四出《侦戏》第4条注解释“步兵爱酒”为阮籍不满当时现实，经常借醉酒来避祸，不确。原剧中阮大铖说自己“恰合着步兵爱酒”，只是说自己与阮籍同姓，没有其他含义。而且“步兵爱酒”以及阮籍被称为“阮步兵”是因为《晋书》阮籍本传所载的“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108]第六出《眠香》第31条注解释“玉倒”时引用李白《襄阳歌》“玉山自倒非人推”，易使读者认为李诗为典源。最好注明“玉倒”的出处：《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09]第二十一出《媚座》第28条注引俞文豹《吹剑录》：“柳郎中词须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原书作：“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110]第二十四出《骂筵》第30条注解释“客羞应斩美人头”时，引《史记·平原君列传》所载平原君杀美人谢躄者故事，不确。而且转译原文“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为“稍稍散去”，欠妥，易使读者产生误解。类似故事尚有《世说新语·汰侈》所载石崇杀行酒美人事。《晋书·王敦传》卷九十八言杀美人者为王恺。[111]此故事的背景与《骂筵》一出的情事更为相合，所以孔尚任应是将两个故事糅合化用。第二十八出《题画》第26条注“旧桃花刘郎又拈”，本用上述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典故，而王注本误作刘晨遇仙天台山事。第二十九出《逮社》第19条注“故人多狎水边鸥”，本用《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故事[112]，而王注本误引杜甫《客至》诗。同一出的第21条注解释“长安棋局”，未说明出处，应是暗用杜甫《秋兴八首》其四的首联：“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113]而且应将“长安棋局不胜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又，同一出第22条注解释“冠盖几猕猴”为当时公卿“虽然表面上戴冠围带，实际跟猕猴一样”，不够详细、确切。“沐猴而冠”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又见《汉书》“项籍传”，颜师古注曰：“言虽着人衣冠，其心不类人也。”[114]
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刘叶秋注释的《孔尚任诗和〈桃花扇〉》。据刘叶秋《前记》，其中的《桃花扇》是以兰雪堂本为底本，用梁启超注本对勘，并参考了王季思等的注本，订正字句，标点加注。该书也没有校勘记，每出正文末保留了刊本中的出批，第四出遗漏。卷首收录了大量的附录资料，依次为顾彩序、《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纲领》、《砌末》、题辞和后序。该本注释繁简适中，准确恰当，但也偶见错误。如第三出《哄丁》第20条注言相传康海所作杂剧《中山狼》的本事缘由，却错将该剧归于马中锡名下，实际上马中锡所作为文言短篇小说《中山狼传》。同题材戏曲有王九思《中山狼院本》、陈与郊《中山狼》和汪廷讷《中山救狼》，皆为杂剧。除了所用版本不多、缺略眉批，该书还有多处手民误植导致的错别字。如题辞的作者之一王特选误作“王诗选”。《桃花扇》卷首的题辞，诸种刊本中暖红室本较其他刊本增加了嘉定侯铨所作的两首七绝，即：“青盖黄旗事可忧，钟山王气（暖红室本误作“起”）水东流。碧桑眼底伤心泪，付与词场菊部头。”“胭脂井畔事如何，扇底桃花溅血多。长板桥头寻旧迹，零香断雨满青莎。”刘叶秋注本中前一首的第一句作“青盖黄旗事可哀”，“哀”字误，不叶韵。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七侯铨名下，此两首诗题作《题〈桃花扇传奇〉》，并且字词与暖红室本稍有差异，其中“事可忧”作“事可羞”、“碧桑”作“沧桑”、“零香断雨”作“零香断粉”[115]，《清诗别裁集》所载为是。
2004年10月，齐鲁书社出版了曲阜师范大学徐振贵教授主编的《孔尚任全集》，首次全面汇辑孔氏著述，并对所收做了注释，对孔尚任研究助力良多。编者未在前言中说明其中的《桃花扇》据何版本，《凡例》中也仅有“以善本为据”一句笼统的话，只在书首有一页暖红室本的书影。该书也没有列校勘记。注释主要串释文义，很多地方为此不注单字单词，略显矫枉过正。书首只有顾彩序、《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和《纲领》，缺略尚多。刊本批语全部排入注释中，也不便查阅。此外，该注本存在较多文字错误和注释错误，分类略举于下。
（1）文字错误，或讹或倒或脱。如顾彩序第38条注，《集异记》作者为薛用弱，误作“薛用若”。《本末》中的“楚地之容美”，误倒作“美容”，《本末》第45、47条注存在相同的错误。《凡例》第28条注，“九方皋”误作“方九皋”。《考据》中余怀的《板桥杂记》“曲中狎客”条误作“曲中狭客”，钱谦益《有学集》中的《为柳敬亭募葬引》中的“募”字误作“墓”。第四出《侦戏》第3条注，阮大铖别号圆海，误作“园海”；颜延之传在《宋书》卷七十三，误作《南朝史·宋书》卷七十三。第八出《闹榭》第6条注，“剧孟”误作“剧蒙”。第十出《修札》第19条注，“挥麈”误作“挥塵”；第12条注，石崇的金谷园两次误作“石谷园”。第二十一出《媚座》第1行中的“袁弘勋”误作“袁宏勋”，原剧作“宏”是为了避讳，整理时最好改用本字。第二十五出《选优》第7条注，“潞简王”误作“路简王”；第三十二出《拜坛》中又将潞简王的姓名“朱常淓”误作“朱常芳”。第二十三出《寄扇》第12条注，将回文诗的作者“苏蕙”误作“苏惠”。第二十九出《逮社》第5条注，“萧史”误作“箫史”。
（2）年代错误。顾彩序第12条注，1605年为明万历三十三年，误作“万历十三年”。《本末》第2条注，明思宗年号（1628～1644），误作“（1628～1643）”。第三十一出《传檄》第2条注存在相同的错误。第二十四出《骂筵》第2条注中将1645年误作“弘光二年”。朱由崧即位于1644年，次年改年号为弘光，所以1645年是弘光元年。
（3）注释错误。第一出《听稗》第6条注，明末复社领袖张溥为江苏太仓人，误作“云间人”。第二出《传歌》第9条注将原剧中杨龙友所唱的“一拳宣石墨花碎，几点苍苔乱染砌”，译为“我画的一拳宣石点染着苍苔，就像是打碎墨花再砌成一堆”，有误。前文明言拳石乃蓝瑛所画，杨龙友是写兰于石旁；第15条注释，刘晨、阮肇天台遇仙故事见于刘义庆《幽明录》，误作《世说新语》，第十一出《投辕》第13条注和第十二出《辞院》第6条注存在相同错误。第十八出《争位》第9条注解释“鹤背飘”时引殷芸《小说》，将原文转写作“昔有三人，各言其志，一曰欲为扬州刺史，一曰欲有金钱上万，一曰腰缠十万骑鹤下扬州”，有误。原书作：“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116]两相对照，正误判然。加二十一出《孤吟》第5条注，荆轲事本载于《史记·刺客列传》，误作《史记·游侠刺客传》。第二十二出《守楼》中的“天上从无差月老，人间竟有错花星”，上下句对仗，“差”“错”同义。而注释将前半句解为“天上从来没有派遣过月下老人”，明显理解错误。第三十六出《逃难》第9条注解释原文“三千界”为“三千个世界”是错误的。“三千界”，即“三千大千世界”。佛教说明世界组织的情形时，分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和大千世界，一千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因为大千世界中有小、中、大三种“世界”，故又称“三千大千世界”，一般指广大空间。
鉴于上述几种整理校注本的缺陷和错误，全面汇集《桃花扇》现存重要刊本，重新进行整理、校注，成一更趋完善的本子，便既亟须，又必要。这一新的本子，应该既注意吸收上述各本的优点、长处，又要尽量避免它们的错误，来供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
[1]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2]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3]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4]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5]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6]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7]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8] 严迪昌：《清诗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397页。
[9] 黄云：《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一，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08页。
[10]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五十三，《（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二）（同治）续纂扬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24页。
[11] 黄云：《挽孙豹人》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二，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48页。
[12] 宗元鼎：《哭龚半千》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60页。
[13] 孔尚任：《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97～898页。
[14] 邓汉仪：《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评语，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98页。
[15] 孔尚任：《答王安节》，孔尚任《湖海集》卷一三，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264页。
[16] 宗元鼎：《过王山史乌龙潭寓舍》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32～1033页。
[17] 宗元鼎：《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83页。
[18]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90，第1498页。《拜明陵》，即《拜明孝陵》，见《湖海集》卷七。
[19]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20] 黄云：《湖海集序》，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692页。
[21] 李详：《脞语》，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93页。
[22] 李稚甫：《〈脞语〉前言》“编校者案”，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85页。
[23] 李详：《校定本跋》，吴梅、李详校正《增图校正〈桃花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24] 李详：《校定本跋》，吴梅、李详校正《增图校正〈桃花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25] 孔尚任：《海光楼记》，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40页。
[26] 黄云：《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注，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85页。
[27] 梁园棣修，郑之侨、赵彦俞纂《（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2页。
[28] 梁园棣修，郑之侨、赵彦俞纂《（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5页。
[29] 孔尚任：《维扬返棹夜至拱极台辞寓》，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09页。
[30] 孔尚任：《山涛诗集序》，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67页。
[31] 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2] 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3] 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4] 韩国钧：《止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第46页。
[35] 载于《戏曲艺术》1983年第4期。
[36]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37] 孔尚任：《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43页。
[38] 孔尚任：《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10页。
[39]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齐鲁书社，1993，第75页。
[40]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41] 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42] 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页。
[43] 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44] 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页。
[45] 蒋星煜：《孔尚任〈桃花扇〉三易其稿之迹象——读〈又来馆诗集〉、〈兼隐斋诗集〉、〈沓渚诗〉的新发现》，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第173～181页。
[46] 转引自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第175～176页。
[47] 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176～177页。
[48] 载于《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第3版。
[49]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第302～303页。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四册“顺治朝卷”中“刘中柱”名下也收有《题〈桃花扇〉传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233～2234页），但未注明出处，其中字句也与袁世硕《孔尚任年谱》所引有较多差异。《清诗纪事》篇末多“离合悲欢梦一场，凭将儿女谱兴亡。坐中亦有多情客，莫向当筵唱断肠”。
[50]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第147～148页。
[51] 本书中的按语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为笔者所加，余不赘。
[52] 史乘：《关于孔尚任〈桃花扇〉的三易其稿——读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第3版。
[53]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刘雨峰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影印道光十一年（1831）读雪山房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10～211页。
[54]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20页。
[55]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56]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57] 孔尚任：《桃花扇·先声》，康熙间介安堂刊本。
[58]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20页。
[59] 张鹏展辑《山左诗续钞》，嘉庆十八年（1813）四照楼刻本。
[60] 孔尚任：《怀诸城张石民处士寄诗卧象山》，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三册，齐鲁书社，2004，第1546页。
[61]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62]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63] 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69页。
[64] 《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1934年2月18日编印，第42页。
[65] 孙殿起录《贩书偶记》卷二十《南北曲之属》，中华书局，1959，第559页。
[66] 金埴：《不下带编 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第39页。
[67] 金埴：《不下带编 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第135页。
[68] 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69页。
[69] 沈成垣：《重刻〈桃花扇〉小引》，海陵沈氏刊本《桃花扇》卷首，国家图书馆藏。
[70] 吴梅：《〈桃花扇〉跋语》，嘉庆年间刊本卷首，国家图书馆藏。
[71] 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附《吴梅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第530页。
[72]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吴梅戏曲题跋（下）》，《文献》1982年第4期，第89～90页。
[73] 李国松：《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引》，《桃花扇》兰雪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刊本卷首。
[74]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8/a。
[75]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8/a。
[76] 刘世珩：《〈小忽雷传奇〉跋》，戴胜兰、徐振贵校注《小忽雷传奇》，齐鲁书社，1988，第263～264页。
[77]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9/a。
[78]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737页。
[79]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644页。
[80]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第102、107页。
[81]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1a。
[82] 参见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195～196页。
[83] 转引自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208页。
[84] 参见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195～196页。
[85] 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3b。
[86] 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3b。
[87] 冯煦：《〈汇刻传剧〉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7a。
[88]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258页。
[89] 鲁迅：《望勿“纠正”》，《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1页。
[90] 陶乐勤：《新序》，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4页。
[91] 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1页。
[92] 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1～2页。
[93] 陶乐勤：《新序》，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4～5页。
[94] 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5] 刘大杰：《〈董西厢〉上面的错误——告重编者陶君乐勤》，《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第23期，第16页。
[96] 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7] 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8]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示众〉编者注》，《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56页。
[99] 鲁迅：《热风·望勿“纠正”》，《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2页。
[100] 味芩：《读〈桃花扇传奇〉》，《民权素》1914年第3期，第4页。
[101] 李吟白：《题〈桃花扇〉院本》，《春柳》1919年第6期，第615页。
[10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052页。
[103]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48页。
[104] 陆世仪：《复社纪略》，《幸存录·东林与复社》合订本，周宪文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第68页。
[105] 余怀：《板桥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3册，齐鲁书社，1995，第914页。
[106] 余怀：《板桥杂记（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8页。
[107] 鲁迅：《唐宋传奇集》，《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30页。
[108] 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1360页。
[109] 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609页。
[110] 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38页。
[111] 房玄龄：《晋书》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74，第2553页。
[112]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第67～68页。
[113]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3册，中华书局，1979，第1489页。
[114] 班固：《汉书》第7册，中华书局，1962，第1808页。
[11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553页。
[116] 殷芸：《小说》，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0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