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桃花扇》成书与版本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从最初起意、写作初稿，到最终完成，前后共历经十多年，“凡三易稿而书成”。孔尚任在《本末》中对“三易稿”的过程有简要的叙述，但对于有关的时间、地点和影响因素等则有些语焉不详。《桃花扇》的创作、成书过程决定了它的文本面貌，也影响了我们对这部名剧的理解和阐释。借助孔尚任的有关诗文，我们可以对该剧的具体创作过程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在北京完成、问世，一时引得洛阳纸贵，最初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在孔尚任晚年，该剧方得以刊刻，不过很可能他在世时未看到该剧全部刊刻完成。《桃花扇》在清代有多种刊本问世流传，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介安堂刊本，这也是此后其他所有刊本的祖本。多种刊本间在文字、内容方面几乎没有差异，后出刊本仅仅多出刊刻者新写的多篇序、跋。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和兴盛，小说、戏曲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古代小说、戏曲作品得到较大量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桃花扇》是当时出版的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的几部古代剧作之一。这些排印本促进了《桃花扇》的传播，其本身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具有特别的价值。
第一节 《桃花扇》成书过程
孔尚任在《本末》中叙述了《桃花扇》的创作缘起，即秦光仪将他从孔尚则处听闻的“弘光遗事”转述给孔尚任，其中有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作桃花的故事，“《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1]孔尚任在《小引》中说《桃花扇》的初稿是他在“未仕”“山居多暇”时撰写的。[2]他后来又在《本末》中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3]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主持其夫人张氏的丧仪。所以孔尚任从秦光仪处听闻《桃花扇》的本事，应在康熙二十一年秋之前。
孔尚任在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的《小引》中说：“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4]可见《桃花扇》的初稿完成于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期间，即康熙十七年（1678）秋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博采遗闻”应该不仅指从秦光仪处听闻“弘光遗事”，也包括《本末》中所说的“证以诸家稗记”，《桃花扇》卷末所附《考据》中的诸种野史笔记或为其中一部分。孔尚任在《本末》中又称《桃花扇》初稿的创作是“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5]，此与上述《小引》中的自述有矛盾之处。《本末》的撰作时间不详，其中载明具体时间的最后一件事是丙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孔尚任在往来恒山的途中访刘中柱。孔尚任在《本末》中多记《桃花扇》问世后改编上演、受到赞誉的情况，相关的记述文字也显得悠然自得、意气风发。所以对于《桃花扇》的初稿，孔尚任自我评价道“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与其说这是当时实情，毋宁认为这是他的自谦之语。孔尚任写作《小引》之时，《桃花扇》在京城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良好评价，甚至无人读毕全本，孔尚任对此非常失望，创作投入和接受评价间的落差使得他经常“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6]所以，“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应该更接近于《桃花扇》初稿创作时的实际情形。《本末》中载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初稿时，“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
，亦往往及之”。[7]这说明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随孙在丰南下治河前，在京任国子监博士期间，曾与同僚谈及自己作有传奇《桃花扇》，但并未向他们出示稿本。所以《小引》中所说的“今携游长安”，应该指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孔尚任南下治河返京，继续任国子监博士时，也将《桃花扇》的修改稿带到了北京。这时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事传扬于外，开始有人主动借读。但是借读者的反馈仍不能使孔尚任满意，因为一者《桃花扇》是他的心血，二者孔尚任对《桃花扇》的文辞、内容等方面是颇为自信的。孔尚任相信总会有慧眼识珠有如蔡邕者来发现《桃花扇》这张“焦尾琴”。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初，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南下淮扬，疏浚下河海口。康熙为何命令官位低微、仅为国子监博士，且任职一年有余的孔尚任到江南治河，是否有意安排，对此目前文献无征。但在淮扬及金陵四年的任职和游历，使得孔尚任声闻南北，文名远播，特别是被江南遗老逸民、布衣诗群逐渐接纳和肯定，声名藉甚。这应是他返京后，《桃花扇》的“借读者”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顺治、康熙年间，遗老逸民、布衣诗群仍然左右着江南社会的舆论，并主导着江南文坛。“能否得到东南文化士群的承认和接纳，几乎关系到一个文人能否在全国性的诗文词坛上占有地位的问题，这种承认和接纳的关键在那个特定时代又往往取决于遗民逸老的倾向态度。”[8]在孔尚任之前，王士禛曾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四年（1665）任扬州府推官。在此期间他遍交遗逸，广事结纳，经常与江南文士雅集唱和，得到大力的揄扬，声名日盛，为后来主盟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王士禛为江南文士特别是遗老逸民、布衣诗群所接纳、肯定和赞誉，有自己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和文学才能为依凭的话，那么孔尚任的“资本”只有圣裔的身份。可能因为意识到遗老布衣主导江南文坛、操控江南舆论的作用和地位，也可能因为意识到同乡王士禛在江南五载而声名益隆的前例，孔尚任初到淮扬，便积极主动地结交当地名流隐逸。《湖海集》卷一《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后黄云评曰：“先生初至海陵，即过访敝庐，殷勤赠答，高义不减古人。”[9]黄云（1621～1702）字仙裳，晚年“屡辞聘召，益肆力于诗歌，东南持风雅者必宗焉。”[10]在淮扬四年中，孔尚任与黄云父子交游频繁，诗文雅会，酒筵歌席。而且黄云还曾为孔尚任引介遗民隐逸。这使得孔尚任能够更快地进入遗民隐逸的社群圈子。孔尚任为江南遗民隐逸文士群体接纳后，多次举行风流雅集，大会文士，与之酬应唱和。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孔尚任在扬州第一次大会诗人。第二次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暮春泰县署园北楼大会。同年，又有春江社社友雅集秘园。同年十月，孔尚任改兴化拱极台为海光楼，大会宾客。同年十一月，孔尚任又大集名士于维扬琼花观看月。通过频繁的风流雅集、诗酒高会，孔尚任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才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来往酬应中，孔尚任与遗民隐逸也是倾心相交。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孙在丰、孔尚任等治河使臣陛辞于乾清宫时，康熙对之勉励有加。孔尚任抵淮扬之初，也怀着拯溺济世之心，希望救民水火、克日功成。但随着时间推移，治河使臣与地方大员意见不合，人员屡次更易，河工几乎毫无进展，孔尚任逐渐心灰意冷。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孔尚任寓居扬州天宁寺时，作有《待漏馆晓莺堂记》，对自己前后思想情感的变化有详细的表述。由于不断倾赀结纳、宴饮聚会和收藏古玩，孔尚任的生活日渐窘迫，加上远出仕宦、思乡念家，穷愁困苦使得他的利禄之心消退、悲愤之思渐长，他在思想情感上与遗民隐逸更加契合，交往更加深入。此外，孔尚任还以其高义为江南文士所感佩。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著名诗人孙枝蔚（字豹人）去世。孔尚任作《挽孙豹人》五言古诗，黄云评：“先生赐挽言，倡导海内，真吾道之主盟，预感宁止泉下人耶？”[11]同年，孔尚任与龚贤订交，往还亲切。龚贤性情孤僻，绘画不轻予人，而孔尚任所求，大小纵横，无不应允。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龚贤病逝于金陵，时孔尚任适在金陵游赏，“为经理其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书。一时故老，皆感高义，泣下沾巾”。[12]
孔尚任出使淮扬，所结交者多遗民逸老，在诗酒高会、日常交往中应该不免谈及前明遗事、掌故。如孔尚任有诗云：“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13]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1648），故称“其时我未生”，众人“所话朝皆换”应包括明清易代之事。诗后有邓汉仪评语：“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为门外人道。”[14]更可说明孔尚任等谈论的应包括明清鼎革的有关遗事，并且内容敏感。由此也可见遗民隐逸已将孔尚任视为可敞开心扉、畅叙幽怀的同道中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孔尚任渡江游江宁，在扬州登梅花岭，在金陵（今南京），登燕子矶、寓冶城道院、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栖霞山、至白云庵访张瑶星。沿途观赏，皆有诗纪事。这些胜迹及有关人物都被他写进了《桃花扇》中。实地考察，丰富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素材；亲身观览，触发和深化了他一直怀有的兴亡之感。孔尚任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此次金陵之游是为了“览大邦之山河，交上国之人士，稍拓鄙见，为他日读书之助”。[15]联系他在《本末》中所说的“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可以知道，孔尚任此番金陵之游和具体游览地点的选择是有特定的意图和目的的。而在具体的纪游诗作中，孔尚任也多次点明或表达了自己的兴亡之感。在游历金陵的过程中，孔尚任也广事结交，所交游者中既有官僚大臣（如熊赐履），也有隐逸耆旧（如张瑶星），并曾集众诗友于冶城道院，分韵赋诗。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士林名人为之说项。
通过观览有关盛衰兴亡的金陵胜迹，并与遗民隐逸诗酒往还、倾心相交，孔尚任在心灵和思想上与他们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作诗文也便蕴含更浓重的兴亡之感。如孔尚任曾两次至清凉山访王弘撰，写有《过王山史乌龙潭寓舍》，宗元鼎评为“山史先生，命世大儒，此诗能写其高致”。[16]孔尚任就至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事，写有《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诗后宗元鼎评曰：“白云先生心事一一写出，是一篇遗民传。”[17]又如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选载孔尚任诗七首，所附《诗话》云：“《拜明陵》诗，宛然邓孝威、杜于皇一辈人口吻，可见国初风俗之厚。”[18]孔尚任生于1648年，不能算作遗民，但孔尚任所作诗歌宛然遗民口吻，即深具苍凉意味，感叹历史兴亡，而原因不在于“国初风俗之厚”，却在于他与遗民心灵、思想和感受的共鸣。这使得他在创作《桃花扇》时，能够更好地驾驭南明兴亡这一特殊的和敏感的题材，也能够更好地将“兴亡之感”融入其中，能够更好地体察和表现明清易代、历史转折中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特别是剧末柳敬亭、苏昆生和老赞礼于明清易代后在龙潭江边感慨兴亡的情境与言论。同时，也使《桃花扇》的创作意图得以更好地达成，收到良好的接受效果，即《本末》中所描述的“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19]
孔尚任三载的南下淮扬、随同治河和接近半年的金陵游赏，如黄云在《湖海集序》中所说：“虽宦况萧条，所得亦不为俭薄矣。”[20]首先，他为遗民、耆旧主导的江南文坛所接纳和肯定，才华得以显露，文名得以传播。这和孔尚任返京后，《桃花扇》的二稿在北京得到很多人的借读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和后来《桃花扇》在江南一带的上演有关系。其次，孔尚任通过和遗民隐逸接触、交往，应该会了解更多的南明遗事，也了解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遗民隐逸心灵的契合。通过游览金陵胜迹，考察众多见证了兴亡的景观，孔尚任的兴亡之感也更加深化和具体。这都有利于《桃花扇》再创作时剧情内容的丰富、思想内涵的加深和接受效果的加强。
李详（1858～1931）的《脞语》中有“孔东塘《桃花扇》”一则，谓孔尚任南下协助治河期间，曾借寓其祖先李清的枣园中，“时谱《桃花扇》传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21]“映碧”，即李清字。李稚甫在《〈脞语〉前言》的“编校者案”中称：“书中所述，语必有征，非出之臆造。”[22]但就此一则而论，其中所述却与事实不符，存在不少错误。1916年，李详在为刘世珩《增图校正〈桃花扇〉》作跋时又提及此事，但只是说孔尚任借寓枣园时，“携《桃花扇》稿本自随，夜阑按拍，歌呜呜出窗外”，并且说“寒家故老，递传此事，以为美谈”。[23]这应该就是李详得知此事的来源。口耳相传，难免舛误，而且既视为“美谈”，更不免加以粉饰。李详自己没有对这一“美谈”进行查证，后人又可能因为李详是李清的五世族孙，认为当有所据，于是辗转沿袭，以讹传讹。许多论著采纳了这一记述，使本来似是而非的一种传说几乎成了确凿无疑的史料。下面对此进行一些辨正。
首先，李清去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而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初至淮扬，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此时李清已去世近三年。此前，孔尚任也从未到过江南。所以两人绝不可能曾在枣园共赏《桃花扇》。
其次，孔尚任在治河期间所作诗文结集为《湖海集》，其中没有曾借寓枣园的记述，也未提及枣园。
最后，李详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跋中说：“枣园之对岸拱极台，东塘暇登其上，题‘海光楼’榜，与枣园相映带。”[24]其中存在多处错误。第一，对于拱极台，孔尚任不是“暇登其上”，而是曾在其上较长期地居住。他在《海光楼记》中说自己“馆此三阅月”。[25]他有《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初五。黄云注云：“此作乃公驻昭阳之始。”[26]可知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至八月初曾在拱极台居住。拱极台在兴化城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北城上，即元武台故址，元知县詹士龙读书处。明知县傅珮复建，改今名。知县胡顺华为海光楼于上，下瞰海子池，为一邑胜观。”[27]同书卷一又记：“枣园：明邑人李思诚筑，其孙清隐于此。在海子池南。”[28]可见，拱极台和枣园同在城北，隔水而望，相距不远。孔尚任在兴化居住时曾因大水围困拱极台而移寓，有《维扬返棹夜至拱极台辞寓》（作于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记其事，尾联云：“留话邻人答胜友，新移榻具柳南头。”[29]可知孔尚任是暂时移住兴化城南某处，而不是拱极台对岸的枣园。
孔尚任在《山涛诗集序》中说：“予出使三年，居海陵者强半。”[30]《湖海集》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海陵（今泰州）的诗文。可能因此，在晚清民国时开始出现了孔尚任在治河期间居留泰州时创作完成《桃花扇》初稿的说法。这主要见于高尔庚的《井眉居诗钞》、洪揖侯（即洪梅禅，1869～1945）的《海陵杂咏诗》和韩国钧（1857～1942）的《止叟年谱》。高尔庚，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五年（1899）贡生。他的《井眉居诗钞》中的《海陵杂诗》有诗句云：“东塘著述坂
庄，一卷《桃花》独擅场。”[31]并有注云：“康熙年间，曲阜孔聘之尚任以部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海口，羁旅泰州下河之坂
庄，成《桃花扇》传奇一部。”[32]洪梅禅的《海陵杂咏诗》中有一首作：“桃花扇子擅词场，妙笔风流著媚香。曾借松云庵里住，半床风雨孔东塘。”[33]韩国钧的《止叟年谱》记载，1938年，因日寇入侵，他前往武汉避难，4月10日“赴坂
地，距泰城四十五里，水乡也。地僻，可安居。康熙初，云亭山人孔东塘先生随某侍郎奉命疏浚海口，驻节于此，《桃花扇》即于此地成书”。[34]这种说法后被多人采信，如泰州艺术剧院创作室集体撰写的《〈桃花扇〉与泰州》、王耕夫的《〈桃花扇〉的创作经过》[35]和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等。但加以认真、仔细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认定这种说法尤其是其中涉及具体时间、地点的细节是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因而不足信。
孔尚任在未出仕前，已经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可算作初稿。《桃花扇》最终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即《本末》中所说的“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36]《湖海集》中没有他曾在泰州创作或修改《桃花扇》的记述，而且孔尚任在淮扬治河时是到处转徙，即使确有创作《桃花扇》一事，也不可能在一地。高尔庚、洪梅禅和韩国钧距离孔尚任时代已比较久远，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孔尚任曾在泰州创作《桃花扇》的记载，高、洪又同为泰州人，不免使人更加起疑。《井眉居诗钞》的注中还存在错误，即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不是以“部郎”的身份，而是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所以结束治河回京后仍然担任原职。后来的论著不加分析、论证，直接采信高尔庚等几位晚清民国时人的简单记述，是不妥当的。
此外，《湖海集》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今宵又见桃花扇”[37]、《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闲情写在桃花扇”中的“桃花扇”[38]，结合诗意，也都不能理解为剧作。清道光间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卷二载：“红兰主人以通部教其梨园，在淮扬驻节三年，或招之宴饮，席间辄演《桃花扇》，俟其点正疏节。有某伶，善唱《画扇》一折，尤所心喜。”[39]其中的“红兰主人”即爱新觉罗·岳端。此条文字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所记之事未曾发生过，系杂糅孔尚任《本末》中的有关记述而成，不可信据。
孔尚任在《本末》中自述：“《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40]蒋星煜在《〈桃花扇〉研究与欣赏》的序中对孔尚任的以上自述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孔尚任为了应付康熙御览，避免引起康熙的猜忌，在“秋夕”至“午夜”的短暂时间内，对《桃花扇》的二稿进行了一番仓促的删改，主要是针对其中“可能写得太尖锐的地方”。[41]蒋星煜还认为这个经过删改、呈送内府的本子，就是孔尚任所说“凡三易稿而书成”的第三稿，也就是最终的定稿，并且说“所有的传抄之本当然也只能依照此本而删改了”。[42]
蒋星煜的观点属于推测，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而且存在破绽。第一，孔尚任自述“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而内侍奉令索取《桃花扇》是在“秋夕”，在此之前，《桃花扇》已经是“三易稿”而完成了。第二，孔尚任明言仓促之中到处寻觅的是“予之缮本”，即《桃花扇》完成后孔尚任亲手誊抄的本子，所以他才说“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桃花扇》完成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至少在京城的上层社会中已广泛传播。但是辗转传抄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讹遗漏。所以，当时既是当朝皇帝派内侍索取御览，尽管索取“甚急”，孔尚任也不敢以其他一般的抄本贸然进呈，敷衍了事。第三，《桃花扇》既已在京城较为广泛地传播，假设孔尚任临时删改，然后进呈康熙御览，若日后康熙接触到外间流传的不同本子，见出差异，孔尚任岂不有欺君罔上的嫌疑，罪名更大？第四，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应该会预想到如果其中可能有触犯忌讳之处，将来问世传播，很可能为人上告而惹祸上身。康熙帝派内侍向孔尚任索取《桃花扇》，应该是《桃花扇》问世后在京城广泛传播，引起注意，有人向其报告了此事和《桃花扇》的情节内容。蒋星煜指出“大概有人告了密”[43]，这个推测是合理的。所以，孔尚任不会等到《桃花扇》的流传引起当朝皇帝注意，派人向其索阅时，才在仓促之间删改进呈。
蒋星煜还认为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是其上述观点的证据，诗中“许多情节为现在传世的第三稿所无，那就是那天夜里被孔尚任临时删改掉的部分”。[44]这是他对自己以往的推测和观点的进一步肯定。蒋星煜后又根据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见刘中柱《又来馆诗集》卷四《观〈桃花扇〉传奇歌》推测，在《桃花扇》“脱稿”并获广泛演出后，孔尚任又迫于某种压力对《桃花扇》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其中关于“离合之情”的情节和篇幅。[45]为方便论述，以下转引蒋星煜所见该诗全文：
一马化龙南渡江，两星夹日重建邦。金陵王气那曾见，鼎沸中原戈矛撞。
闯献贼哄大事坏，四镇犄角同聋聩。蟋蟀相公晨登朝，鹰鹯君子夕出外。
新主不管帷幄计，后宫行乐专恣肆。乌衣巷里选姣童，桃叶渡口征名妓。
江南钱塞马家口，监纪如羊职方狗。门纳贿赂日千般，至宝带进奸僧手。
又翻逆案收金人，阳台歌舞妙绝伦。春灯燕子闹不已，梨园装束江上新。
太学诸生清议起，阮党闻者侧目视。风鹤遥惊武昌兵，鼓舌柳生走千里。
宁南檄到指奇货，幻蜃妖蟆胆气挫。阁部建牙镇淮扬，酒中密谈廷僚佐。
番山鹞子谁唤来，压寨夫人有将才。黄金坝破浒山败，帐下冬冬战鼓催。
桅竿作声先兆乱，徽垣星昏总堪叹。英雄血洒杨柳堤，衣冠魂葬梅花畔。
龙虎失踞石城破，景阳楼上钟声堕。君王带醉夜半奔，宰相资囊犹满驮。
福运告终城门开，东林复社几人哀。五十余年一回首，父老遗闻安在哉？
云亭山人能强记，谱成好词作游戏。登场傀儡局面新，提起秦淮旧时事。
听吹玉笛拨檀槽，悲悲切切倾香醪。红灯焰冷明月暗，满庭落叶商风号。[46]
此诗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蒋星煜根据此诗中没有论及《桃花扇》中《访翠》、《眠香》、《却奁》、《守楼》、《栖真》、《入道》和《余韵》等出的情节，而是提及了《桃花扇》中没有叙及的一些情节，如“酒中密谈廷僚佐”“压寨夫人有将才”，而认为刘中柱当时观看的是根据与今存《桃花扇》不同的本子上演的戏曲。[47]
蒋星煜在此文中的推测也是缺少文献依据和不合逻辑的，因而不具有说服力。史乘已在其《关于孔尚任〈桃花扇〉的三易其稿——读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48]中做了较详细的辩证，但尚有可增益补充之处。首先，蒋星煜在其文章中并未指出其所见的刘中柱《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史乘在文中称“蒋星煜同志所见康熙原刻初印本《又来馆诗集》”有误。史乘在文中引录了浙江图书馆藏刘中柱后人刘宝楠（1791～1855）选辑的刘中柱《真定集》原抄本中《题〈桃花扇〉传奇》的后十六句诗，以说明《访翠》、《眠香》、《却奁》、《守楼》、《栖真》、《入道》和《余韵》等出在刘中柱诗中都有论及。同时，史乘认为《观〈桃花扇〉传奇歌》创作在前，刘中柱在其中主要是“借题发挥”，以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弘光朝的诸多遗事，对孔尚任《桃花扇》的剧情本身及当时的演出情况反而论述不多。而《题〈桃花扇〉传奇》则是修改后的定稿，修改的重点在诗歌的后半段，主要概述了《桃花扇》的剧情。为便于论述，笔者据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将《题〈桃花扇〉传奇》也全篇转录于下：
两星夹日辉旌幢，楼船冲浪南渡江。金陵王气已销尽，君臣草草重兴邦。
中原鼎沸纷尘壒，战氛只在长江外。半壁金汤据上游，六朝山水开都会。
福王生小解温柔，吹竹弹丝第一流。蟋蟀相公工召敌，蛤蟆天子本无愁。
至宝带进奸僧手，江南钱塞马家口。两邸纷纷日卖官，监纪如羊职方狗。
阉党新翻燕子笺，乌丝云版谱朱弦。阳台歌舞琼楼山，妆束梨园玉帐前。
权奸事迹都如此，太学诸生清议起。幻蜃妖蟆羽檄飞，从此左兵下江泛。
阁部丹忱炳日星，临江流涕望中兴。密谈空对应庭吉，舌战曾劳柳敬亭。
压寨夫人威夺职，四镇鼠牙争角犄。黄金坝上阵云飞，翻天鹞子尤恣肆。
才罢南兵又北兵，帝子夜走将军营。瓜洲渡口楼船下，桃叶山前铁骑横。
西风飒飒牙樯折，孤忠冷照扬州月。岭上梅花拥白云，一坏碧葬苌弘血。
营门战鼓声冬冬，星光黯淡天溟蒙。靖南战死二刘走，福王堪怜一载终。
秦淮流水清如玉，一片平芜葬蛾绿。朱门草没大功坊，孝陵夜夜啼乌哭。
云亭才子写残春，谱出延年法曲新。媚香楼畔清溪曲，种得桃花似美人。
侯郎风调真无匹，樱桃一曲鸳鸯结。却奁从此挟深仇，可怜沟水东西别。
别后风波又几重，含颦无那出深宫。内家散尽君王走，此后归家百念空。
浮云过眼风尘变，栖霞山畔还相见。情禅参破事从虚，千秋佳话留纨扇。[49]
袁世硕在《孔尚任年谱》中说《真定集》为刘宝楠选辑的刘中柱诗歌集，共四卷，《题〈桃花扇〉传奇》在卷三即《兼隐斋续集》中，卷四为《又来馆诗》。[50]此与蒋星煜所言有出入，待考。袁世硕在《孔尚任年谱》中称未见刘中柱的《又来馆诗集》，故没有论及两组诗的差异。蒋星煜没有说明所见《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史乘只说明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真定集》为原抄本。《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140册收有刘中柱《又来馆诗集》清刻本，共六卷，藏于国家图书馆。关于《又来馆诗集》的版本情况，以及刘宝楠选辑刘中柱诗成《真定集》所据的几种诗集的版本情况，尚有待考证，所以现在还不能简单论定《观〈桃花扇〉传奇歌》与《题〈桃花扇〉传奇》两诗创作时间的先后及二者的关系。
史乘在文中说《观〈桃花扇〉传奇歌》中附有刘中柱的十几条自注，主要记述弘光朝的史实和逸闻。如：“弘光入南都时，有两黄星夹日而趋。”“士英开事例有谣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大铖誓师江上，衣帏（按，疑应作“蟒”）[51]玉，见者呼为梨园装束。”“番山（按，应作“天”）鹞子指高杰，压寨夫人邢氏，皆扬州歌中语。”“西长安门上有一对：‘福运告终’云云。”“史阁部所乘船，桅竿每夜作声，祭之不止。”[52]据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和《清诗纪事》，《题〈桃花扇〉传奇》也有刘中柱的十二条自注，用来解释相关的诗句，两书的引文文字略有差异。而蒋星煜的文章则没有提及自注的存在。两篇诗歌中附有刘中柱自注的诗句所叙述的，都是刘中柱听闻的弘光朝逸闻轶事。王源（1648～1710）在《刘雨峰诗集序》中称：“雨峰风流自赏，有庾开府、何水部之遗。未几，一变为悲慨、苍凉、跌宕之调。盖时时与故老、遗民、酒徒为世外交，所谈者多兴亡之事；羁旅无聊，伤心之语，惄然有动于衷而不觉也。”[53]这就可以解释刘中柱自注中体现的他熟悉弘光遗事的原因。刘中柱为两篇诗歌中涉及的弘光遗事添加小注，是因为距离明清易代、距离弘光朝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故老遗民多有去世者，这些遗事可能仍在流传，但在清朝已经平定反抗和叛乱，统一全国，而且人心思定的时候，它们不免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言谈和心间；诗句本身又简洁凝练，所以有解释说明的必要。
《观〈桃花扇〉传奇歌》主要叙述了刘中柱所了解的一些弘光遗事，《题〈桃花扇〉传奇》前面的大半篇幅也是叙述弘光遗事，后半部分概述了《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两篇诗歌中刘中柱的自注都是用来解释说明其中涉及的弘光遗事，而《题〈桃花扇〉传奇》中概述《桃花扇》剧情的部分没有一条刘中柱的自注。这是因为《桃花扇》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搬上舞台，大家对其剧情较为熟悉，没有加以解释的必要。由此可见，刘中柱的两篇诗歌中所叙述的弘光遗事并不是《桃花扇》中的剧情关目，刘中柱在康熙四十年（1701）所观看的《桃花扇》就是据孔尚任在康熙己卯年（1699）六月定稿，而后问世并流传至今的《桃花扇》的本子搬演的，并不存在剧情关目上有较大差异的另一本《桃花扇》。
蒋星煜在其《孔尚任〈桃花扇〉三易其稿之迹象——读〈又来馆诗集〉、〈兼隐斋诗集〉、〈沓渚诗〉的新发现》中还认为刘中柱的《观〈桃花扇〉传奇歌》没有提到《访翠》《眠香》《却奁》《守楼》诸出的情节，而且没有一字涉及侯、李情事，所以刘中柱观看的《桃花扇》演出应是很少描写“离合之情”，而主要在反映弘光遗事、表达“兴亡之感”。《题〈桃花扇〉传奇》的存在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而且即使《题〈桃花扇〉传奇》是刘中柱后来修改定稿的，也不能说明他之前观看的《桃花扇》中并没有“离合之情”的关目。据《本末》，《桃花扇》问世后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康熙庚辰年（1700）的元宵节，是由户部左侍郎李柟组织金斗班排演的。此前，“己卯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54]金斗班排演《桃花扇》的剧本，是直接由孔尚任送交李柟的。孔尚任看过金斗班演出《桃花扇》，并称其“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也”。[55]这说明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题画》一出，并且他很肯定自己剧作的这一出。刘中柱的《观〈桃花扇〉传奇歌》没有叙及《题画》一出的情节，蒋星煜据此推定，刘中柱所观看的《桃花扇》演出的脚本中应该也没有《题画》。但孔尚任怎么会在《桃花扇》首演后的第二年就无缘无故地删去《题画》一出，并得到重新搬演，而且删去的还是他颇为肯定的一出呢？孔尚任在《本末》开篇就明确指出：“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56]《桃花扇》一剧的创作缘起就是侯李的离合情缘。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也说《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57]其中【满庭芳】曲和下场诗均概括了全剧的情节，不仅有“兴亡之感”，也有“离合之情”。从创作起始，在《桃花扇》“三易稿”的过程中，在关目情节和主题思想两方面，孔尚任一直是兼顾“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的。在康熙己卯年六月《桃花扇》定稿问世和佟
捐金刊刻之间，也没有记载表明孔尚任曾对《桃花扇》做过修改。所以蒋星煜所做的推断，即《桃花扇》最初是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所描绘的面貌，着重写政治斗争，后来孔尚任迫于某种压力逐步增加了侯、李二人“离合之情”的情节，是缺少文献支持的。
据《本末》，在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最后阶段，有王寿熙“朝夕过从”，示其以“曲本套数、时优熟解者”，孔尚任“遂依谱填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58]而据张鹏展（？～1840）纂辑的《山左诗续钞》，“按节而歌”的阶段还有他人参与。“《山左诗续钞》卷四选录解瑶诗一首，小传云：‘字琢章，号柳溪，别号孤松居士，即墨县诸生。琢章工古文词，重义气，友交四方，所至为倒屣。孔云亭山人馆之岸堂，《桃花扇》传奇才脱稿，亲为按节终卷。’”[59]周翕
纂辑《即墨诗乘》〔道光二十年（1840）小岘山房刻本〕卷九解瑶小传，林溥修、周翕
等纂《即墨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卷九解瑶小传均转录了《山左诗续钞》中的这一记述。
解瑶为《桃花扇》“按节”一事不见《山左读续钞》外的其他文献记载，孔尚任自己也未提及过，其真实性存疑。不过，孔尚任确曾与解瑶有过来往。解瑶的老师张侗（1634～1713）与孔尚任有较深厚的友谊。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张侗有诗寄赠孔尚任，并委托赴济南参加乡试的解瑶在返程时赴曲阜拜访已罢职居家的孔尚任。同年九月上旬，解瑶乡试下第，过曲阜访孔尚任，孔尚任作有《怀诸城张石民处士寄诗卧象山》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抱膝吟东武，新开一洞天。逃名无出日，乘兴有寻年。古貌诗篇露，深情弟子传。应知携手后，分与种瓜田。”[60]其中的“弟子”，即指解瑶。在解瑶即将离开曲阜时，孔尚任又作诗一首，题作《送解琢章下第还劳山，兼致石民先生》。
第二节 《桃花扇》清代、民国刻本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本末》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61]这是在北京流传的情况，大致是先有孔尚任写定、誊录的本子，而后为他人借抄，广泛传播。《桃花扇》的缮本传入内府，或经康熙御览，但从未在内廷排演过。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搬演的脚本也应该都是抄本。《本末》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北京一地，如其中说：“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62]也包括京外的其他多个地方，如位于湖北西南边地的容美土司、山西真定，这说明《桃花扇》的抄本也曾流传至这些地方。
孔尚任罢职归乡后，佟
曾过访并出资赞助《桃花扇》的刊刻。佟
字声远，号蔗村，别号空谷山人，又号已而道人，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第五参领所属第二佐领。本籍长白，卜居天津，居海河之滨。在佟
的赞助下，孔尚任生前，《桃花扇》已经开雕刊刻，但孔尚任是否曾看到《桃花扇》最终刊刻完成，则不得而知。康熙间介安堂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刊本。此本卷首题辞的末二首为金埴所作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说明此本刻成时孔尚任已经去世。
一 康熙间介安堂刊本
康熙间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刊本，也是其后所有刊本的祖本，同时也最为接近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三易稿”而后定稿的本子。介安堂本刻印精良，误字极少，仅《考据》中“陈宝崖《旷园杂志》一条”将“吴宝崖”误作“陈宝崖”。吴宝崖，即吴陈琰，字宝崖。其中包括眉批和出批在内的批语在数量上较之后来的刊本也最多。这一刊本存世极少，目前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以下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进行介绍和考察。
介安堂刻《桃花扇》，共一函四册，凡二卷，目录分上下本，正文分上下卷。其中第一册所收自试一出《先声》至第七出《却奁》，第二册自第八出《闹榭》至闰二十出《闲话》，第三册自加二十一出《孤吟》至第三十出《归山》，第四册自第三十一出《草檄》至续四十出《余韵》。书名页共分三栏，分署“云亭山人编”“桃花扇”和“介安堂藏板”。版框高16.7厘米，宽12.8厘米，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每出皆有眉批，有出批。卷首依次为顾彩撰《〈桃花扇〉序》、题辞（作者分别署“山薑子田雯”、“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齐州王苹”、“岸堂从学人唐肇”、“琴台朱永龄”、“商丘宋荦”、“钱塘吴陈琰”、“古滕王特选”和“会稽壑门金埴”，末即前述《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末署“金埴小郯氏再题”）、《小引》（末署“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凡例》（末署“云亭山人偶拈”）和《纲领》（末署“云亭山人偶定”）。卷末分别为《砌抹》（末署“云亭山人漫录”）、《考据》（末署“云亭山人漫摭”）、《本末》（末署“云亭山人漫述”）、《小识》（末署“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跋语（作者分别署“桃源逸史黄元治”、“料错道人刘中柱”、“淮南李柟”、“关中陈四如”、“颍上刘凡”和“娄东叶藩”）和《〈桃花扇〉后序》（末署“北平吴穆镜庵氏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介安堂刊本《桃花扇》，原为马廉藏书。马廉手稿《不登大雅文库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凡二册）“第一箱 戏曲”著录了“《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介安堂家刊本”[63]，应即此本。1934年，北平图书馆曾举行过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该馆并在开幕当日编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其中著录了“清康熙介安堂原刊本”《桃花扇传奇》二卷，共一函四册，也注明马廉藏书，为北平图书馆商借展览。[64]马廉，字隅卿，号平妖堂主人，人称雨窗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现代著名收藏家、专力于小说戏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版本学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教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马廉的藏书以明清小说戏曲刊本、抄本为主，故自署书斋曰“不登大雅之堂”，后因收得明刊本《三遂平妖传》，又称“平妖堂”，其藏书称“不登大雅文库”。马廉逝世后，“不登大雅文库”的藏书于1937年2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称为“马氏文库”。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对介安堂刊本《桃花扇》也有著录，具体作“《桃花扇传奇》二卷，阙里孔尚任撰，康熙间介安堂刊”。[65]
金埴《不下带编》卷二载：“四方之购是书（按，指《桃花扇》）者甚众，染刷无虚日。”[66]其《巾箱说》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今四方之购是书者，其家染刷无虚日。”[67]所以，《不下带编》中所记应该也是指曲阜孔氏家族刻印《桃花扇》。两书所记均未说明具体年月，但金埴去世于乾隆五年（1740），《巾箱说》基本按时间先后纪事，末一则记事系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这说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桃花扇》的书板尚藏于孔尚任家中，也可能便是介安堂刊本的书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