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真实的摄政王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年幼时往往会由皇太后、亲王或者大臣赞襄朝政。等皇帝成年后,再将权力转交给皇帝。“摄政王”的出镜频率并不高,但在大清朝偏偏出现了两次。
大清朝第一个摄政王是多尔衮,第二个是载沣。
多尔衮纳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指挥着八旗精锐横扫大顺政权和南明势力,奠定大清帝国长达260余年的中原统治,可谓武功赫赫。
载沣登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也一度雄心勃勃,力图重振朝政。最终还落得个力不从心,勉强支撑三年,便在初冬萧瑟中黯然去位,退回藩邸。后来甚至为了避祸,被逼无奈躲到天津一段时间,可谓是失意之至。
在喜欢稗官野史的看客眼中,大清朝的崩溃乃至亡国是载沣一人的责任,其人无一丝可取之处。在他们看来,载沣阴差阳错摊上出使德国的大事,被一群迷了眼的人错当开明亲善年轻有为的亲王,然后被昏了头的老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毫无建树可言。
在当权者眼中,载沣的上台与其说是恰逢其会,当不如说是天意弄人。
溥仪眼中,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载涛心里,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忠厚”无用;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勉强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其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所托非人。
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奕劻、载泽、铁良、溥伟、溥伦等皇亲国戚各有自己的派系,肆意地瓜分权力,还有诸亲贵之上的隆裕太后也时常出来左右人事任免。载沣没有摆平纷争的能力,政局被皇族搞得乌烟瘴气。
周总理认为,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慈禧太后满以为天寿久长,有能力掌控一切,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安排。等到死期将至,想改变命令,却回天乏术。无奈之下,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妇人,只好拟下一个极其荒唐的规矩——朝廷大事需要遵从隆裕太后的懿旨。
从民国开始,舆论对载沣的评价就一直不高,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改变。
载沣真的就如此不堪?真的如众人所说?
在一群只会遛鸟唱戏的八旗子弟中,载沣已经是个特例。作为第一位出使外国的亲王,载沣对西方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给臣民留下了谦虚好学、正直开明的印象。
作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是皇族中最为亲贵的王爷。慈禧太后做主让他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载沣与所谓的后党建立亲密的关系,为弥合戊戌政变之后政治裂痕的首选人物。他的子嗣有着得天独厚的皇位继承权。载沣不爱财不爱色,对应酬和排场毫无兴趣,私德无可挑剔。
不幸的是,载沣没有那个时代执掌全国权柄所必需的杀伐果断。他处理国家事务总是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完全没有康熙、雍正、乾隆的大略,也没有摄政王多尔衮当年的雄才。
历史的发展常让人感叹命运无常。
多年摄政,多尔衮驾驭群臣,游刃有余,当世无可匹敌,死后却一片狼藉。先被削去爵位,后被掘开坟冢,子弟眷属遭无情清算,直到乾隆时才被平反。
载沣缺乏驾驭群臣的能耐,做不出前瞻性的调整。但是退位之后,却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孙中山前来拜访,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敬重有加。日本人没有过分为难,共产党以礼相待。余生可谓安乐平顺。
载沣像他的父亲奕譞一样,一生都在自保,急于保住自己和家族的性命。下台之后,载沣基本与政治绝缘,对政治冷眼旁观。1915年,袁世凯称帝,载沣说了两个字“胡闹”。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还是两字评语“胡闹”。
载沣最在意的东西根本不是政治,而是性命和家庭。他见过太多的风起云涌,看过太多的头颅滚落,多少低贱的人爬上高位,多少尊贵的人瞬间跌倒。
政治人物最大的本事是玩弄政治,政治生命的终结代表着他事业的终结,而非个体生命的终结。载沣骨子里不像一个政治人物,没有殊死抵抗,没有隐忍和伺机而动,也根本不在意执掌什么天下大权。
载沣是一个中才之人,是一个忠厚之人。他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政治中所必备的才智、机变和权谋,而他下台之后,完全恢复了性情本色。
失去权力,对载沣来说不是祸患而是福气。至于大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已经足够,谢幕时也非常体面,没必要为一个注定的结局搞得血流成河,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