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拟曹雪芹“答客问”
倘若曹雪芹活着的时候，曾经在“悼红轩”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些红学家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曹公！您大作里面那位林姑娘究竟写的是谁？”你想，曹雪芹会怎么回答呢？这倒是颇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可惜，在考证家的著作里我们没有读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曹雪芹访问记》或《和作家曹雪芹座谈纪要》之类的文字。那么，我们来虚构一番如何？我想是可以的。
话说某年月之某日，天气晴好，曹雪芹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当然先有一番“曹老，您好！”以及“久仰久仰”“幸会幸会”的话，这个不必细述。
客人们步入厅内，各各入座，献茶之后，有位红学家便首先发言。他说：
“雪芹先生，您的《红楼梦》不折不扣真是一部奇书哪！鄙人尤其佩服您在人物形象方面艺术构思之新奇。真没想到，您那个林黛玉写的并不是一个女子，却是一个男人，对不对？我看，你写的是纳兰性德所奉十二位上客之一的朱彝尊吧！”
曹雪芹听了觉得很突兀，便问：“何以见得？”那位红学家哈哈地笑起来，显出很有心得的样子，说：
“彝尊姓朱，您就称黛玉为‘绛珠’。朱彝尊号竹垞，您就写林黛玉住潇湘馆。竹垞生于秀水，您就写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您老真是锦心绣口，笔底生花，艺术构思奇妙之至呵！”
这第一位红学家话音刚落，便有另一位红学家接着说：“仁兄读书探幽索隐，见解甚高。不过，据我看林黛玉并不是写的朱竹垞，其实是写的康熙皇帝的废太子胤礽！不然怎的林黛玉的遭际心事跟废太子那样相似呢？曹老，您说是不是？”
先发言的那一位正想答辩，第三位便插上来说：
“二位差矣！《红楼梦》诚然是奇书，但女人终归是女人，雪芹艺术构思再怎么出奇，总不会颠倒阴阳，将男人写成女子吧。我有足够证据可以说明，林黛玉写的必是顺治皇帝的董鄂妃，而董鄂妃，诸位知道是谁？就是早先那个秦淮名妓董小宛！我索性告诉诸位吧，《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个‘情僧’，其实就是因为伤悼董妃夭亡，便去五台山落发为僧的顺治皇帝。此事故老相传，古人岂欺我哉！诸位倘若不信传闻，好在雪芹先生在座，大家可以向他请教。”
曹雪芹听了这些评论，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还没有等到他答话，便又有一位插嘴说：“写林黛玉必是影射后妃，这一点可以肯定。只是她影射何人，还可商榷。我看林黛玉影射的并不一定是顺治皇帝的董鄂妃，而是影射乾隆皇帝的皇后富察氏。”他的话刚说完，便有第五位红学家大声地说：
“诸位，你们把《红楼梦》人物的思想艺术的意义未免都看得忒小了！雪芹先生写林黛玉哪里只是影射一个人？要知道他写林黛玉是用来代表‘亡明’的，就像他写薛宝钗是用来代表‘满清’的一样。否则，为什么把林黛玉写得那样瘦弱，风吹欲倒；而薛宝钗却是那样的丰满，简直是气吹欲化呢？”
这时座中窃窃私议，也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的。对他的发言，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的佩服他读书心细，能发人之所未发，看问题又拎得比较高。反对的说他纯是猜测之词，而且对林瘦薛胖的解释，未免太过离奇、过于穿凿了。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忽又有一位红学家（此君写有关于《红楼梦》的专著，但其实是谣言家）说：
“诸位诸位！且听我说。刚才诸公宏论，其实都是错的。据我研究，雪芹先生写林黛玉并不是写一个生活里的人，而是一本书——《金瓶梅》——里一个女主人公的翻版。贾宝玉乃西门庆，林黛玉即潘金莲。所以关于林黛玉究竟是谁的问题，可说已经解决，你们诸位不必东寻西找。《红楼梦》里的人物，全都可以在《金瓶梅》里找到。林黛玉嘛，没问题，这位贾宝玉的恋人、林如海的姑娘，也就是西门庆的小老婆之一、潘裁缝的女儿。”
他这高论一出，合座哗然。对他这种荒唐而又低级的发言，很有几位面有愤色，正要开口批驳。这时，只见一位并非红学家的来客站起来说：“诸位！我们今天是来访问曹先生，并不是在这里开学术讨论会，各位如有高见，只说主要观点即可。时间不早，还是请曹先生多给我们讲讲吧！”于是，到会的人才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曹雪芹身上。
却说曹雪芹刚才在听那些红学家的提问和发言时，有时只是莞尔一笑，有时又皱起眉头，有时则脸色显得很严峻，心里很不痛快。他觉得刚才多数红学家的发言，虽然不着边际，胡乱猜测，但究竟还不是诽谤攻击，情有可原。惟独那个一派下流胡言的“红蠹”（不知雪芹对此等人如何称呼，姑妄名之），不但凭空污人清白，造谣诽谤贾宝玉、林黛玉，而且简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诬蔑。总而言之，曹雪芹对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的胡猜妄测，实在很不耐烦，不愿意再听下去了。这时便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对大家说：
“我的作品承蒙诸位关注，很是感谢。不过刚才诸位的高论，恕我直言，实在跟《红楼梦》是不相干的，曹某不敢领教。我很抱歉，没有上过大学读过《文学概论》的课程，理论方面讲不出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的关系究竟如何。但我是一个作家，很知道塑造一个文学典型，不通过艺术虚构而只是‘实录’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是不行的。我只能告诉诸位：《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是我创造的，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
曹雪芹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茶。同时心里在琢磨：“‘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光是这句话，这班红学家们能听懂、能接受吗？最好再引哪一位理论家的话来帮助解释一下，也许就更有说服力了。可是，引谁的呢？”
是呵，引谁的呢？高尔基和鲁迅倒是很合适的。高尔基说过，小说创作应当是“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取出他们“最特征”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鲁迅关于自己塑造人物典型，也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可惜的是，曹雪芹当年站在那里“答客问”的时候，高尔基和鲁迅他们二位尚未出世，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和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还没有发表，所以里面有关的话曹雪芹无从引用。否则，他们二位都是创作家而兼理论家，以他们的崇高威望和切身体会，引用他们的论述，毕竟比光是讲那句“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的话要有说服力得多。
那么，高尔基、鲁迅之前，还有谁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呢？其实是有的。曹雪芹毕竟记性是好的，他略一寻思之后，就高兴地说：“有了！”原来他想起了歌德，便转身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来对众人说：
“诸位，我现在把歌德的一段话介绍给大家，他的话可以说回答了刚才诸位所提出的问题。不过，我首先得声明，以歌德的伟大，我不敢跟他媲美；另外，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绿蒂，跟我小说里面的林黛玉情形也不一样。我之所以要向诸位介绍歌德的话，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不会是照搬一个实在的人物，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要去作种种不着边际的‘诠索’。歌德这个说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这段话也就是我对诸位的提问的回答。”
说到这里，曹先生拿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
“其实，不单是林黛玉，再拿贾宝玉来说吧，刚才不是有人说贾宝玉就是顺治皇帝吗？告诉诸位，我可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写贾宝玉时，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顺治皇帝以及顺治皇帝瞒着众人去五台山做和尚之类的事。听说胡适之博士——他今天没有光临——又说什么贾宝玉就是我，请诸位别相信他！诸位想想，我书里明明写贾宝玉十九岁就出家去了，而我自己现在已经痴长到四五十岁，并没有去做和尚呀，这还用得着去‘索隐’‘考证’吗？诸位要说我在书里人物身上写进了一些我所见所闻之人之事之言，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触——自然这一切都不是照搬——那是有的；但说我书里写的人和事，都是实录真实的人真实的事，那实在是一种误会。对于诸君的提问，我的回答到此为止，此外实在也无可奉告了。趁此机会，我很希望诸位，并拜托诸位转告今天没有来访的红学家和读者，此后不要再费心思去作种种猜测，幸甚幸甚！”
说罢，他便打开书，找到歌德的那段话，朗读起来：
“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摹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儿撷采来的。好诠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这样，好些自以为是的绿蒂却使我不胜其烦，因为逢人都想确知真正的人是在哪儿。”
曹雪芹读书的声音是那样地悦耳，那样地清晰、响亮。当他朗读的时候，室内鸦雀无声，人们通过他的声音聆听着歌德的话，而“悼红轩”里的那次聚会，也就在主人那琅琅书声的袅袅余音中结束了。
以上这个曹雪芹“答客问”的故事，当然是出诸笔者的杜撰。譬如曹雪芹那次讲话的时候，胡适还没有出生，曹雪芹怎么会知道胡博士后来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文章，考定小说里的贾宝玉就是小说作者自己呢？又譬如，歌德虽然比高尔基、鲁迅出生得早，但是曹雪芹死的时候歌德也不过十五六岁，假定曹雪芹那一次“答客问”是在他去世以前的二三年举行吧，那时歌德只不过十三四岁。当时歌德的文章就已经翻译到中国来了？如果没有翻译，莫非曹雪芹读的是德文原著？这恐怕也靠不住。所以我写曹雪芹当年从书橱里拿下歌德的著作，也还是杜撰，是“假”的。
但如果说我上面那些文字全是“假话”，没有“真”的东西，那自然也不对。这满纸荒唐言里面，还是有真实的、可靠的内容的。譬如，我所拟的那些红学家的发言，虽然免不了有点添油加醋，经过一点移易取舍，但所述他们的观点，包括那个被曹雪芹斥为“红蠹”的人所说的“林黛玉即潘金莲”的话，并非我随意乱说，实实在在是真的。再说，曹雪芹虽然不可能知道高尔基、鲁迅，歌德的文章当时也未传到中国，但是，歌德、高尔基、鲁迅和曹雪芹本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他们对于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会有共同的体会。如果曹雪芹读过歌德的文章，他是一定赞同的，需要的话是会引用的。从这些来说，上面那个故事却又是“真”的。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会问：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有“真”有“假”，使以前有些红学家都搞糊涂了；你如今又杜撰曹雪芹“答客问”这篇有“真”有“假”的文字，其意安在？我说，其实也不为什么，就为觉得现在“红学”研究里面还有一点“旧”气，正如有些同志所说，旧红学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的影响还未清除的缘故。
近年来，国内国外研究《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红学”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红学”研究总的说来是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向前发展的，这很值得高兴。但是我们也看到，《红楼梦》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一点毛病，有的文章“旧”气横秋，“索隐派”“自传说”的味道颇浓，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揭示《红楼梦》这部“奇书”思想艺术之奥秘，而有些读者也误以为这是什么新发明、新创造。其实，对于那些钩沉索隐的研究方法和悖理违情的“高见”，当年曹雪芹就已经大皱其眉头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曹雪芹当年在“悼红轩”里向来访的红学家发表的一些意见，包括听听他传达歌德老人的劝告，不是有一定的益处吗？
（原载198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专刊）
- 陈康祺《郎潜纪闻》：“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
-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
- 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云：“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为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康熙废太子胤礽封理亲王）。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又云：“全书描写黛玉处，直将胤礽一生遭际及心事，曲曲传出。”
-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又云，董鄂妃者，“实则人人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
- 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第二回云：“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晋进位，后谥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
- 景梅九《石头记真谛》云：“黛玉代表亡明，故写得极瘦弱，风吹欲倒。宝钗代表满清，故写得极丰满，气吹欲化。”又云：“黛玉号潇湘妃子，写亡国哀痛，如亡君。宝钗号蘅芜君，指满人兴于荒芜水草地，而入主中国。”
- 阚铎《红楼梦抉微》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又云：“林黛玉即潘金莲。颦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
- 歌德《自传，诗与真实》，转引自《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
- 歌德生于1749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23岁那年的作品，1774年出版。曹雪芹卒于1763年或1764年。据此，曹雪芹事实上不可能读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他谈到这部作品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