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钟明奇

郭豫适先生《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一书2006年9月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作为傅璇琮先生、黄霖先生、罗剑波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第一辑）之一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本书分为上辑“历史篇”、下辑“评论篇”、附辑“访谈篇”三辑。收入在本书中的诸文章有的是从郭先生已经出版的专著中摘录出来的，如上辑“历史篇”就摘自其所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而其他论文与访谈也都发表过，均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反响。郭先生之所以不辞辛苦，从他多年以来出版的许多著述中，梳理、摘编相关内容编成此书，旨在于对前些年红学研究领域里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予以科学的剖析和深入的批判，体现了老一辈红学家强烈的学术责任感。郭先生在本书《后记：从红学索隐派说到“秦学”研究及其他》中说：“出版这本书主要目的是想说明，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非科学的。读者们不要相信这些出诸主观猜测的不切实际的东西，研究家也不要在索隐派之路上继续追求出新，再去搞这种猜谜式的研究了。”

客观地说，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其研究方法，与从前的索隐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郭先生在本书上辑“历史篇”之“索隐派的兴盛与前期代表作”中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史上看，评点派、索隐派都好用谐音法来解释《红楼梦》里的字义，结果自然就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在张新之看来，‘扇’就是‘善’，所以晴雯撕扇，‘撕扇’二字就被附会为‘思善’。但在蔡元培看来，‘扇’就是‘史’，所以石呆子的‘二十把旧扇子’就被附会成‘二十史’。其实晴雯撕扇，跟‘思善’有什么关系？石呆子二十把旧扇子，跟‘二十史’又有什么相干？这些所谓‘关合’或关系，都是这两位红学家强加于曹雪芹、强加于《红楼梦》的，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什么‘隐义’。”

上述这种情形在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那里完全存在。当然，刘先生本人并不承认他是索隐派，他说自己是“探佚学中的考证派”。但他的“秦学”研究，用的其实就是上举索隐派谐音法之类的研究方法。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他有一篇题为《“友士”药方藏深意》的文章（见《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刘先生在该文中说，《红楼梦》第十回中，那个太医张友士之“友士”谐音“有事”，是京里派来的“政治间谍”，其所配的那张药方并不是一般的药方，“实际上是一道让秦可卿自尽的命令”。何以见得呢？这是因为药方里开的是这样五种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刘先生硬把“云苓”隔开，“云”作“说”解，“苓”作“命令”解，这样他就把药方说成是：上面命令秦可卿在熟地自尽。刘先生在文中写道：

那十个字可分为两句读：“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也就是告诉秦可卿为家族本身及贾府利益计，令她就在从小所熟悉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天香楼”中“归身”即自尽。……“人参白术”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倘“白术”理解作“半数”的谐音，则正合十四，而康熙的十四个儿子争位的恶斗一直延续到四子雍正登基之后。

事实上，这里“白术”作为一种中药，“术”当读zhú，是不能读作“数”的；将“白术”谐音成“半数”，这种转换即使从谐音法的运用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他硬说这人参的“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这“半数”“正合十四”，而十四是隐指康熙的第十四子。这样的“研究”，岂不是太牵强附会、太武断了吗？因此，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他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全是索隐派的老一套。”（见本书《后记》）这就是说，刘心武先生的这种研究，与上引前期索隐派张新之、蔡元培用谐音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直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因此，读者如果熟悉《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就不会对刘心武先生的此类研究感到新奇，自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什么是红学发展史上早已被人批评、否定过的“索隐派的老一套”，进而能以比较科学的、健康的心态去欣赏《红楼梦》，由此真正领略到我们民族历史上无以上之的文学瑰宝——《红楼梦》的伟大与精彩。

如果说，本书上辑主要从“史”的角度让广大读者认识到，索隐派红学其实早已存在，且名声不佳，那么，本书下辑的十篇论文，则是从“论”的角度，亦即从学理上让广大读者认识到索隐派红学的非科学性，揭示了索隐派红学终归穷途的必然性，同时也批评了红学研究中其他的不良现象，如红学研究中的“逆反心理”“炒作”与“曹雪芹再生”等等。郭先生在《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中指出：“为什么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述不绝如缕，有时还显得相当热闹，而我们却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终归穷途呢？这并不取决于批评者对它所持的批评态度，而是由索隐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克服的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所决定的。”事实正是如此。索隐派红学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红楼梦》的小说特质，而是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真”的“实录”。正如郭先生在本书上辑“索隐派的兴盛与前期代表作”中阐述“索隐派的观点与方法及其影响”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理解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根本不懂得文学批评的科学的方法”，只是“把文学作品零碎、简单地还原为生活的事实”。这实际上就是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史书，而不是文学作品。因此，他们是在解读所谓的历史，而不是在分析由具象的生活经过作家典型化之后形成的文学作品。他们的那种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批评过的“读小说者，也以考证之眼读之”。学术研究的大前提已经错了，怎么能保证其研究结论的正确呢？其次，他们“根本不懂得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作用”，“把《红楼梦》当作一个‘雅谜’，然后又各自挖空心思地去猜这个‘雅谜’”。那么，这些“雅谜”是怎样出来的呢？郭先生在本辑《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一文中说：“猜谜人自己即是制谜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如刘心武先生解读那张药方，实际上就是在猜“雅谜”，而这个“雅谜”其实就是刘先生自己制造出来的。因此，他认为王蒙先生“没有读懂”《红楼梦》第十回下半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唯有他才能“读懂”。把《红楼梦》当作“雅谜”来猜，这的确满足了不少读者与观众的好奇心态、“探秘”心理——新旧索隐派许多冠以“揭秘”、“大揭秘”或“解码”的著述，之所以盛行，个中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但这与严肃、认真、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毫不相干，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从根本上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必定终归末路。

郭先生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为红学界高度重视。这是因为，该论文除了对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作了科学的评判之外，还对《红楼梦》研究的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作了科学的、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辨别，这是郭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红学研究界，很多事实上搞“索隐”的人，也说自己是搞“考证”的。如前面我们提到刘心武先生就不认为他是索隐派，说自己是“探佚学中的考证派”。一般读者对此不易分别，而郭先生的这篇论文却从四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了严格区分，并能使人读后一目了然。郭先生在该文中说：“首先，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其实都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其次，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事实，在论证过程中，其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理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恰好与考证家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在索隐派的著述中，论证的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他们的论证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减、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再次，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论是比较切实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有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以考证方法所得的结论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而索隐家们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评价甚高，往往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最后，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知识；索隐家们索隐的具体的目的和动机虽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并以此娱人，总之他们最看重的是追求兴趣，满足自己和同好者心理的需要，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圆其说”。《红楼梦》研究中有关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区别的论述，恐怕没有比郭先生此文说得更严密、更科学、更完整的了，可以说是关于此一问题的带有经典性的阐述。而对这一问题如果在学理上未能有科学的认识，我们就难以正确地辨别各种形式的新索隐派红学，从而使《红楼梦》研究回到的正确的科学的轨道上来。这就是郭先生此文的重大学术价值之所在。

本书“下辑”中郭先生其他有关研究红学的论文也写得很精彩，其中有的是较为直接地研究索隐派红学的，如《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论争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一文，就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不但写得较早，而且同样以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索隐派红学的必将终归消亡，是索隐派红学研究史上气势磅礴、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作为本书“代自序”的《拟曹雪芹“答客问”》也极具特色。这是一篇用小说笔法写成的学术论文，模拟曹雪芹的口吻，对《红楼梦》研究中的种种奇谈怪论，包括红学索隐派的诸种谬说，给以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嘲讽。郭先生说，他之所以写这篇学术论文，就是觉得“现在‘红学’研究里面还有一点‘旧’气，正如有些同志所说，旧红学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的影响还未清除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有的文章‘旧’气横秋，‘索隐派’‘自传说’的味道颇浓，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揭示《红楼梦》这部‘奇书’思想艺术之奥秘，而有些读者也误以为这是什么新发明、新创造”。这篇论文发表于1981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报》《文学》专刊，距今三十多年了，但让人感到就是针对当今有关红学研究而写的，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附辑”是“访谈篇”，总共只有六篇文章，且篇幅不长，专门谈《红楼梦》研究的只有两篇。在这六篇访谈中，郭先生明确提出了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风问题、文化遗产研究的思想与方法问题，但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学风问题。毫无疑问，学风问题有关学术研究的生死存亡。郭先生之所以判定各种形式的索隐派红学必然终归穷途，乃在于他们研究《红楼梦》其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其研究方法竟然主观随意，这当然是一种很坏的学风，怎能由此去正确理解《红楼梦》的伟大与精深呢？这注定了这种研究的没有出路。郭先生在本辑第一篇访谈《红楼梦研究要倡导严谨的学风》中说得好：“红学研究大有可为，例如《红楼梦》有些什么好的艺术经验，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有什么启发或借鉴的地方？这些专题就大可研究，我们有的同志为什么不走科学研究的阳关大道，却要去走索隐派的独木小桥呢？”这与他在《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论争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一文中早就指出的“我们研究《红楼梦》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放到《红楼梦》本身上来”完全是一个意思。研究《红楼梦》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放到《红楼梦》本身上来，这不仅仅是郭先生一个人的意见，其实也是老一辈红学家与广大学者用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研究《红楼梦》所达成的共识。

要而言之，郭豫适先生的这本《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不但对红学研究史上各种形式索隐派作了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科学的论析与批判，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明了《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充分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学术担当。

需要说明的是，“访谈篇”中《博学深思 实事求是——郭豫适教授访谈录》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为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一书所无，现收录本书中。